BY 祁淑英 魏根发

第四卷 冬天里的春天

打倒了“四人帮”，科学的春天重回祖国大地，科学事业再次充满了勃勃生机。对于将要步入古稀之年的钱学森来说，在他的面前又出现了人生的另一个里程碑。
一个人的一生，如同大自然的四季。少年时代，象征着播种希望的春天；青年时代，则象征着发育成熟的夏日；壮年时代，进入收获的秋季；那么老年时代，似乎就是人生的严冬了。1977年，钱学森已经66岁。由于祖国迎来了科学的春天，在钱老的人生冬季里也降临了明媚的春天。
孔老夫子说：“七十而从心所欲，不逾矩。”这话是很有哲理的。一个人在经历了几十年的风风雨雨之后，已趋于老练成熟，有了丰富的经验，做起事来可以获得更大的自由，不会违反客观规律了。
回首几十年的匆匆光阴，在同风雨的搏击中，不少人被无情的浊浪淹没了，而能劈波斩浪冲到彼岸的，能有几人？钱学森可以说是其中的佼佼者。人们都知道钱学森是成功者，他是从奋斗、拼搏中走向成功的。他的双脚沾满了泥水，浑身披着厚厚的大漠沙尘，手中握着同死神决斗的长剑。他像追日的夸父，攀越了无数的高山。每当他登上一座新的高峰时，他又望到还有无数的高峰在前一方，在远方，在向他召唤。于是，他顾不得喘息，又朝着前方的另一座高峰登攀。
如今，祖国科学的春天来了，他耳旁似乎又响起了战马的嘶鸣，号角的高奏。老骥伏枥，志在千里，他又踏上了新的征程。他以激动的心情对身边的年轻科技人员说；
“当今世界上有60多个国家投资发展航天技术，有170多个国家和地区应用航天技术。美、苏以及西欧航天技术的开发与研究成绩卓著；日本。印度、巴西等国正在快速赶上。我们的航天大国、军事强国的地位，正在面临严峻的挑战。我们应有紧迫感，应当下决心。千方百计保持航天事业发展的势头。”
1977年9月18日，中共中央、中央军委决定：集中力量，突出重点。大力抓好洲际导弹、潜地导弹和通讯卫星的研制、试验。这个决定提出的任务，被简称为“三抓”任务。
这是中央为争取国际尖端技术的新突破而做出的重大决策。这项决策，在国防科技战线产生了极大的号召力和凝聚力。钱学森积极响应，立即行动。在近古稀之年重新“挂帅”出征了。
研制洲际导弹是周总理生前定下来的任务。钱学森不由地忆起了周总理对这项工程的亲切关怀——
早在1965年8月，在一次周总理主持的中央军委会议上，当听取了钱学森等人关于发展中国的洲际导弹和建立海上编组测量船队的汇报以后，便决定由国防科委提出具体计划。但是，由于不
久就开始的文化大革命的风暴，迅速席卷全国，周总理要求的这份“计划”被搁置了下来。
1967年，尽管中国的时局依然处在大动荡之中，但周总理并没有忘记发展洲际导弹和建立远洋测量船舶工业的这件大事。同年7月，国防科委邀请总参谋部、国防科委、海军、中国科学院以及有关工业部门和有关研究机构，对这项工作进一步作了研究论证，尔后，提出了远洋测量船舶的研制计划，并上报中央。
1968年6月，毛泽东主席、周恩来总理批准了这个计划。
197O年12月，周总理主持中央专委会将发展远洋测量船舶工程作为重点任务列入国家计划，并批准成立有关部委及军兵种的领导组成远洋测量船舶工程领导小组，以加强对工程研制的领
导和统筹工作。但是，由于文化大革命的干扰，使已经拖了近5年的研制工作，进展十分缓慢。
1972年4月，军委常务副主席叶剑英受周总理的委托，召开军委办公会议，听取了工程进展情况的汇报。张春桥在这次会上发难，提出“上海地区承担大部分船舶的建造任务有困难。”叶剑英则针锋相对，寸步不让，强调指出：“下马不行，要硬着头皮搞。”
经过斗争，会议作出决定：测量船舶的研制工作要坚持下去。并将第一期工程的规模调整为5个型号12艘船，大部分在上海地区建造。
1973年，重病之中的周总理，详细审阅了测量船研制工程报告，并听取了钱学森关于发展洲际导弹的设想。周总理进一步明确了指导思想，规定了各系统分工，决定远洋测量船工程领导小组由国务院、中央军委直接领导，周希汉任组长，钱学森、余秋里任副组长。从此，各型号船舶相继开工建造。
如今，“四人帮”被粉碎了，干扰被排除了，钱学森鼓起更大的干劲，决心抓紧研制洲际导弹的有利时机，全面推进各项工程的进程。
1977年9月，张爱萍、钱学森在上海主持召开协调会议，要求加快测量船的研制和建造进度。
1979年10月，张爱萍、陈彬、钱学森以及各有关研制单位的领导人，在上海检查了洲际导弹工程研制的进展情况。
198O年1月，洲际导弹的研制和试验准备工作取得了良好进展。导弹经过测试质量合格，陆上首区（发射区）已具备了进行发射试验的条件；从陆上到海上的控制、通信准备工作基本完成，通讯指挥系统联络畅通；海上落区已经选定，航区安全确有保障；水文、气象调查已经完成；护航编队已由海军作出部署。
198O年2月，国防科委在北京召开了洲际导弹全程飞行试验工作协调会议，经过各方面的努力，各项协作任务全部得到落实。
这时期，由于张爱萍和钱学森亲临检查、督促和及时协调，远洋测量船舶的建造工作加快了速度。到2月中旬，已经建造了“远望一号”、“远望二号”测量船。与此同时，“向阳红1O号”调查船、打捞救生船、援救拖船、油水补给船各3艘共5型12艘船的研制任务全部完成。
198O年2月12日，中央召开专委会议，听取了国防科委、海军的汇报，审议了洲际导弹全程飞行试验的准备情况及实施计划，批准了国防科委提出的试验实施方案。并决定，由国防科委负责整体试验的统一指挥，由海军负责海上指挥。
198o年3月初，张爱萍、李耀文发布洲际导弹全程飞行试验进入实施阶段的动员令。3月中旬，中国政府分别向澳大利亚、新西兰、日本、美国通报了中国即将进行的试验，随后，新华社授权发布了公告。
1980年4月，远洋测量船队在海军副司令员刘道生、杨国宇率领下顺利启航。中共中央、国务院、中央军委表示热烈欢送，并进行了亲切慰问。
在海上准备工作紧张进行的同时，陆上首区的工作，也在有条不紊地进行。
198O年5月5日，张爱萍、李耀文、郑天翔以及钱学森等人一起奔向大西北的酒泉发射基地，参加了运载火箭全面试验动员大会。钱学森在会上发表了讲话。他说道：
“2O年以前，我们着手试验第一枚近程导弹时，陈毅副总理曾经对我说过这样一句话：‘你们的导弹上去了，为国争了气，我这个外交官出去，腰杆也就硬。’六十年代初，我们的近程导弹上去了，为祖国争了气；今天，我们的远程导弹也要上去，为祖国再次争光。洲际导弹掌握在帝国主义手里，便会成为他们称霸的资本，掌握在中国人民手中，便会成为世界和平与安全的保障。
“从这个意义上讲，我们每一位参加研制、生产、试验的科学工作者，工程技术人员、工人以及解放军指战员，都是世界和平的保护神！”
钱学森的讲话，赢得了台下一阵阵热烈的掌声。他从台下千百张充满青春活力的面孔上，看到了祖国航天事业兴旺发达的希望和未来。
发射前的这一天，钱学森再次来到他所熟悉的火箭发射架下，独自站了许久。他从1956年4月起，担任了中国火箭、导弹和航天
中心的技术领导职务，勤勤恳恳地工作在导弹研究院院长、七机部副部长、国防科委副主任的岗位上，为祖国的国防尖端科技事业，默默地奉献着，转瞬间，他自己已近古稀之年。在古人眼里，7O岁是人生的一个大限，所以才有“人生七十古来稀”之说。可是，在钱学森看来，“七十岁”不应成为人生的终点，他个人觉得“人生七十”是 一个新的开端。他不能停下来，他要竭尽全力抒写人生，努力创造人生中一个新的春天。

198O年 5月 18日。
钱学森早早地来到发射基地的指挥中心，静静地坐在指挥台后排的座位上。指挥厅的调度话筒里，不断传出无线通讯器材那特有的声响。
“发射准备完毕！”
“测控系统情况良好！”
“‘远望号’测量船队进入指定位置！”
“......”
电视监测屏幕上，各种参数闪烁着、变换着，勾勒出了这枚远程火箭的飞行轨迹，标示出了各活动站的位置及各种测量数据…… 顿时一幅奇妙的网络图呈现在眼前。
指挥大厅弥漫着一种决战前夕特有的紧张气氛。
钱学森熟悉这里的一切，也适应这里的一切。我国每一次大型飞行试验，几乎都留下了他的足迹。这种节奏明快、程序严谨、忙而不乱的工作方式，正是钱学森工作作风的体现。
钱学森目不转睛地凝视着电视屏幕，他永远忠于职守，忠于事业。
当运载火箭在祖国大西北腾空而起的一瞬间，远隔重洋的“远望号”测量船，立即收到了火箭起飞的信息。在中心电子计算机的控制下，各种测量仪器和设备都朝着火箭即将飞来的方向严密地搜索着。火箭刚刚飞向海平面，舰船上的跟踪雷达立即准确地抓住了它，自动引导和调动其他设备捕捉目标。
仪表上各种信号均匀地闪现着，荧光屏里显示的目标清晰地移动着。
指挥大厅里，已经爆发出热烈的欢呼；
“好，太好了！”
“我们成功了！”
“我们胜利了！”
操纵员情不自禁地淌下了欢乐的泪水。
为了今天的胜利，许多科技工作者在漠漠荒原献出了青春和才华；为了今天的胜利，年近古稀之年的钱学森，风尘仆仆出征大西北……
只见钱学森依旧凝视着电视屏幕。他目不转睛地看着那只远渡万里重洋的火箭在太平洋上飞速下落，在洋面上激起了高大的水柱，恰似一条巨大的蚊龙出海，腾空而起，十分壮观。啊，这是使中华儿女扬眉吐气的奇观！
同一时间，在首都北京，华国锋、邓小平、胡耀邦等党和国家领导人，在国防科委的指挥大厅，观看了发射现场传来的试验实况。
一位科技人员不时在一旁解说道：
“看！我国自行研制的洲际导弹在大西北酒泉导弹发射基地发射升空了！”
“导弹飞行正常！”
“快看，导弹在预定海域溅落，全程飞行试验获得圆满成功！”
就在导弹溅落的时刻，数据回收舱从弹头内弹出来，并很快张开降落伞，徐徐下降，最后溅落在海面上，溅起一股强大的水柱。与此同时，远洋编组测量船队的工作紧张地展开了。
航测飞机首先发现了导弹下落的方位，立即向测量站“远望一号”发出了信号。正在附近警戒的海军驱逐舰立即飞驰而来。早在空中盘旋的打捞直升机，当听到航测机的呼叫信号后，立即调整好方位，穿云破雾，向着导弹溅落区飞去，停留在数据舱坠入海面的上空。这时，年轻的潜水员，从直升飞机放下的软梯上跳入海中，仅用了5分ZO秒，便把沉入海底的数据舱打捞上来。
“我们成功了！”
“我们胜利了！”
战斗在太平洋上的中华儿女，看到我国洲际导弹发射得如此成功，而且首次担负测量、打捞、回收任务的解放军指战员、科技人员干得又是如此干净、漂亮，人们情不自禁地高声欢呼着，与咆哮着的海涛融为一体，变幻为美妙、雄壮的交响乐章。
入夜，太平洋上空繁星灿烂。海面上，一艘艘巨型远洋测量船的灯火倒映在海水中，恰似神话中的水晶宫殿。在辽阔的太平洋上，组成一幅壮丽的图景。
我国的第一支远洋舰船编队，远航万里，在浩瀚的太平洋上，圆满地完成了我国第一枚洲际导弹全程飞行试验之后，高奏凯歌，胜利返航了。
这支威武雄壮的船队，向全世界庄重宣告：中国已是世界上继美、苏、法之后，第四个具有海上跟踪测量能力的国家了。

198O年6月10日，北京人民大会堂。
中共中央、国务院、中央军委举行盛大集会，庆祝我国第一枚洲际导弹发射成功。胡耀邦代表中共中央、国务院、中央军委在会上发表讲话，向参加研制、生产、试验和远洋测量、打捞、回收任务的全体科学工作者、工程技术人员、工人、解放军指战员表示热烈祝贺，向在这次试验中做出重大贡献，为国立功的同志们致以崇高的敬意。胡耀邦说道：
“在我们刚刚跨入八十年代，祖国大地春意盎然的时节，你们试验成功，捷音首传，这对各条战线、各个地区所有向四个现代化进军的人们，是一个巨大的鼓舞，也是一个巨大的启示。你们的光辉成就鼓舞和启发一切想为四个现代化出力的人们，使他们开动脑筋想一想，如何才能脚踏实地的为四个现代化做出更好的贡献。你们的成就还鼓舞和启发一切想为四个现代化做出贡献的领导机关和领导干部，使他们开动脑筋想一想，如何才能更有效地完成自己领导的部门、地区和单位的四个现代化任务……”
我国向南太平洋发射洲际导弹的消息，在大洋彼岸的美国产生了轰动效应。198O年5月ZO日，美国合众社向世界播发了记者罗伯特·克莱伯撰写的一篇专稿，标题非常醒目：

中国导弹之父——钱学森

文章写道：

主持研制中国洲际导弹（远程运载火箭）的智慧人物是这样一个人：在许多年以前，他曾经是美国陆军上校，美国政府
由于害怕他回归中国，把他扣留了5年之久。
他的名字叫钱学森，今年69岁。在这个名字的背后，有着一段任何科学幻想小说或侦探小说的作者都无法想象出来的不寻常的经历。
五十年代，美国海军次长金波尔对钱学森博士的才能的高度评价，已经被1955年钱学森获准离开美国回中国大陆以来的事实所证明。
正是因为有了钱学森，中国才在197O年成功地发射了第一颗人造地球卫星。现在，由他负责研究的火箭，正在使中国成为同苏联、美国一样能把核弹头发射到世界上任何一个地方的国家。
本星期四，是钱终生事业中的一个里程碑。在这一天，中国宣布，它成功地向新西兰和澳大利亚周围海域，发射了一枚洲际导弹火箭......

佛家说：种什么因，得什么果。钱学森是一位在科技王国里耕耘不辍的勇士，他播种了“科技兴国”的种子，他所收获的是一个又一个高科技的丰硕果实。

研制反舰导弹，也是周总理生前的遗愿。
反舰导弹是从水面、水下、空中和岸上发射的导弹，是用以攻击水面舰船的飞航式导弹。它包括舰舰、潜舰、空舰、岸舰等四个类型的导弹。由于反舰导弹具有机动灵活、命中精确度高，突破能力强，爆破威力大等特点，已经成为现代海上作战的重要武器。
钱学森与他的助手梁守维，早在五十年代末期，便开始研制反舰导弹，曾经历了仿制舰舰导弹，改型设计和自行设计岸舰导弹、空舰导弹以及研制第二代反舰导弹等几个阶段。在技术上，从亚音速发展到超音速；从液体发动机，发展到固体发动机和冲压发动机；从单项制导，发展到综合制导。直到八十年代，钱学森和他的助手们研制的第二代反舰导弹，在主要的战术技术性能上已经接近或者达到了当时的世界先进水平。
1984年1O月1日。庆祝中华人民共和国成立35周年的盛大阅兵式，在北京天安门广场隆重举行。
伴随着隆隆的轰鸣声，一辆辆军车上载着各种型号的导弹通过天安门，格外引人注目。 在导弹群中，一种漆着蓝颜色，体型像利剑般的导弹，在观礼台上引起躁动。真是“外行看热闹，内行看门道”。几位黄头发的外国人几乎同时发出惊叫：
“啊，‘飞鱼’？”
“怎么，中国也有‘飞鱼’！”
提起“飞鱼”，中国人也不会陌生。在人们记忆犹新的1982年英国与阿根廷的马岛之战中，阿根廷空军用法国制造的“飞鱼”导弹，一举击沉了英国著名的谢菲尔德号驱逐舰。使英国人大吃一惊，也使世人为之瞠目。
从此，世界上许多国家争相出重金刺探这种反舰导弹的秘密。
这一年的国庆节过后，法国驻华使节很快将中国“飞鱼”的情报报告巴黎。法国当局竟然紧急追查是什么人将研制“飞鱼”的机密泄露给了中国。
这当然是法国当局自作多情。中国参加国庆检阅的反舰导弹，完全是中国人自行设计制造的，是百分之百的中国货。其外貌与“飞鱼”有些相似，但在性能上却大大优越于法国的“飞鱼”，它的代号是“鹰击8号”。
中国的反舰导弹，在周总理的关怀下，经历了仿制、改进、自行研制，取得成功之后，具备了发展新型反舰导弹的能力和条件的情况下，总设计师梁守??提出了探索发展小型多用途反舰导弹的设想。
然而，研制多用途的火箭发动机，必须将液体火箭发动机，改为使用方便的固体火箭发动机，并且采用超低空超音速飞行。这种技术是长期以来无人突破过的世界性的难题。
于是，反对意见纷至沓来。理由是：这是一个连美国人都不敢接触的课题。美国的科技界对这项技术望而却步了，难道可以指望像我国这样一个科学技术比美国落后一大截的国家，能够突破这些难以突破的课题吗？
“美国人没有干成的事，我们为什么不能干？”梁守??在众多反对意见面前，并没有却步。
梁守??是钱学森创建老五院时最早的助手之一。他早年毕业于北京清华大学，后留学美国，在钱学森曾经就读的麻省理工学院获硕士学位。1956年，钱学森首任导弹研究院院长时，梁守??是他下属的发动机研究室主任。
钱学森是当今世界公认的空气动力学权威，喷气技术的权威那时，又是七机部副部长。他认真地听取了梁守??的汇报，觉得梁守??的设想符合我国国防战略需要。尽管进行这项研究的风险极大，他还是毅然决定支持梁守??的意见。
1977年9月，国务院、中央军委正式批准了“中国飞鱼”的研制方案，并命名为“鹰击8号”导弹。
在“鹰击8号”导弹研制过程中，钱学森在技术问题上给予了许多重要的指点。
这种导弹在性能上有一个重要特点，就是它既能作超音速、超低空飞行，又要保证一定的射程。为此，必须研制一种小推力，且能长时间工作的巡航发动机。当时，我国研制固体火箭发动机虽然取得了突破性的进展，但属于研制“鹰击8号”导弹所需要的那种小推力、长时间工作的固体发动机还是空白、同时，国外也未发现这种资料。突破固体火箭发动机长时间工作的技术关，就成了“鹰击8号”研制的关键。
1977年1O月，在钱学森的支持下，组建了固体火箭发动机研究室，充实了研制队伍，创建了试车台。钱学森与研制人员一起，通过反复试验研究，首先解决了发动机长喷管喉部烧蚀，点火延时过长等关键技术；而后，又改进了推进剂的包复工艺。严格工艺规程，严格质量控制——这永远是钱学森的科研作风。这样，使得发动机压力及推力逐渐平衡。一部小推力、长时间工作的固体火箭发动机的研制工作，终于圆满完成了。
从此，中国式的“飞鱼”便具备了世界一流水平的心脏部件。
以后，钱学森扶植下的“中国飞鱼”获得了可喜的成功，为我国国防尖端武器库中增添了新的成员。“中国飞鱼”出现在国庆阅兵行列里，使世界同行大吃一惊。
有一位作家曾经写过这样一段话：

生命不完全是追寻快乐，但也不是要追求痛苦，而是要致力于严肃的事业。

这位作家的这一段话，也许算不上什么至理名言，但至少是一部分人的生活信条。钱学森就是其中的一员。他终生致力于严肃的事业，无怨无悔。

古稀之年的钱学森，越来越觉得要做的事情很多、很多；而自己所能支配的时间，却感到越来越少。许多该做的事情，或者没能如愿完成，或者，还在计划之中。

钱学森是一个永远严格要求自己的人，紧迫的使命感永远支配着他，所以他很少想到自己的年纪。他时刻把握着世界高科技迅速发展的脉搏。他常对年轻人说：

“突飞猛进的世界，日新月异、蓬勃发展的科学，瞬息万变。我们只有自强不息，急起直追，才能赶得上历史前进的步伐。我们绝不能因一得之功而沾沾自喜，也不因一孔之见而踌躇满志。总之，不能因为我们是第三世界国家手中掌握了一些现代化的战略武器便故步自封，裹足不前。”

致力于“科技兴国”的钱学森，他的最大满足是发射出世界上最先进的火箭，增国力，壮国威，为民族争光。因此，他以古稀之年，再度着手提高火箭的运载能力，核潜艇水下发射运载火箭的事业，潜心构筑祖国的海上“长城”。

导弹核潜艇是以核反应堆为推进动力源，可长期潜伏在水中，具有比常规潜艇远为优越的作战性能和更为广阔的活动范围。在这种潜艇上装备导弹仓，用于完成反潜、反箭和对陆地目标实施攻击等多种使命，具有陆基战略武器无法比拟的优点。所以，人们称它为“第二核打击力量”。

发射导弹核潜艇，是周总理生前批准的我国国防科技科研三项重大工程之一，钱学森牢记从周总理的嘱托，他时刻不敢怠慢。

我国导弹核潜艇水下发射火箭的实验程序，在钱学森的指导下，创造出了我国独有的特色。

美国、苏联以及其他西方国家在研制导弹核潜艇时，往往要经过多层次的间实验阶梯，才能进入核潜艇水下发射。

我国研制的固体燃料潜射火箭，越过了单级火箭发射阶段，也越过了陆上基地发射阶段，采取了经陆上发射台、发射筒考核以后，直接进行潜艇水下发射试验“台——筒——艇”三步试验阶段。这样，便为我们这个尚不富裕的国家节约了大笔的试验经费。

然而，采取这样的程序，并不是一帆风顺的。这其间，钱学森发挥了别人无可替代的关键作用。

按照美国的做法，潜地导弹下海之前，必须首先在内地深水湖舶中做系留实验，而后，方可进行海上水下发射试验。有人主张照搬美国的程序。然而，这种照葫芦画瓢的方案，在我国是行不通的。因为，中国的深水湖舶，大都在江河的中下游，人口密集的地方，不便保密。为了保密起见，方案的提出者又提出在人烟罕到的地方，用人工挖掘一个巨大的深水湖泊。其耗资之巨，是可想而知的。谁料，这个方案竟然被某些人批准了。在文化大革命那个荒唐的年代，做出这种荒唐的决定，是不足为怪的。

这时，周总理在重病之中。钱学森的处境也很困难。虽然，他受到了周总理的特殊保护，造反派不敢对他轻举妄动。但是，张春桥等人一天也没有对他罢手，尤其是在总理病重之后，他们整天制造舆论，旁敲侧击，使他的心境不得安宁。

然而，在钱学森的心目中，祖国的利益是至高无上的，总理的嘱托是神圣无比的。“忧于天下，乐于天下，”是他的行动准则。面对潜地导弹试验中出现的这种荒唐的举措，他不能坐视不管。

于是，钱学森冒着风险找到了军管会，面对当年国防科委的这个权威机构，他慷慨陈词：

“难道不这样不行吗？”

“不这样做，又怎样做？”那位权威人士一幅不屑讨论的神气。

“依我看，进行超越常规的科学实验室是可以考虑的。”钱学森提出了一个大胆的设想。

“超越常规，你知道这是冒险！”那人自己先吓了一跳，且用“冒险”相威胁。

钱学森镇静了一下说道：

“用超越常规的方法搞科学试验时间，是要冒险.但是，不根据我国的国情，完全照搬外国的做法，也是不可取的。我们应该开动脑筋，大胆突破，摸索出一条适合于我国国情的路子，找出中国的办法来。”

接着，钱学森又详细地讲了可以省略人工湖水下系留的道理，并提出了改进方案的设想。

由于钱学森的身份和他在科研方面的权威地位，在任何年代，在任何人眼里，毕竟与众不同。加上军管会对那个已经开发的人工湖可能出现的严重后果，已有所顾忌，因而对钱学森的意见不能不表示给于考虑。

后来，钱学森的建议终于被采纳了。

正在施工中的黄土高原上那个人工湖工程，也不得不停工了。

于是，在那里至今还残留着一个偌大的干涸的深深的大坑。还可以说是那个荒唐年代的产物，也是钱学森忧国忧民、忠于科学、忠于职守，大胆抵制错误决策的见证。

钱学森的建议，不但为国家挽回了几个亿的损失，更重要的是，在他的鼓励与指导下，我们的火箭专家大胆创新，硬是超越了美国人的模式，终于走出了自己的研制导弹核潜艇的道路。

然而，就是这条利国利民的道路，恰恰是一条风险之路，它把古稀之年的钱学森推向了这个风险的前沿。

1980年，中国已经建成了远洋测量船队，具备了对运载火箭进行海上测量和打捞的能力。由于潜地导弹未经内湖发射实验，而是直接进行深海水下西向的发射，这便存在着影响沿海城市安全的问题。怎么办？为了保证沿海城市的安全，只好改变射向。这样一来，随之又产生了新问题，这就是难以满足实验所需的测控和测量工程设施的要求。为此，钱学森和他的助手们，经过两年的努力，克服了许多难以想象的困难，终于完成了各项实验的准备工作。

1982年9月28日15时14分，某潜艇发射了我国第一枚潜地导弹。

导弹发射正常，但点火后不久，导弹失控翻转，在空中自毁。

实验结束后，国防科工委、海军、航天工业部，中国船舶工业总公司、电子工业部等有关单位，召开了一系列故障分析会和专题研讨会。钱学森和导弹总设计师黄纬禄一起组织有关技术人员，认真参加了研究和分析。钱学森指出，这次实验虽未获成功,但证明潜艇总体和发射动力系统工作正常，并获得了比较完整的数据和资料，对于进一步研究导弹的水下力学环境，具有极重要的价值。接着，他们根据查出的故障因素，分头进行解决。航天工业部结合分析工作，安排了复现实验任务中出现故障现象的模拟实验，弹上仪器力学环境承受力模拟实验，仪器舱振动实验，尾罩水下分离缩比实验等。此外，经国防科工委和海军批准，还安排了第二次导弹核潜艇实施水下发射模型弹实验.经过上述一系列的工作，基本统一了对故障原因的认识，并对下一步的定型实验采取了有效的综合治理措施。

当摸清了第一次潜艇水下发射运载火箭失败的原因之后，随即对第二枚火箭采取了相应措施，最终完成了第二次发射。

至此，中国第一代潜艇水下发射运载火箭获得了圆满成功。这是八十年代我国国防科研专线三项重大工程之一。它的成功，不但标志着我国战略导弹已经由液体向固体、由固定发射向机动发射的重大转变，而且大大增强了我国国土与领海的防卫能力。

钱学森说过这样一句话：“想想看，人生能有几多微火，几多炽焰？以一生积累的热量，能够点燃几盏灯？”

然而，就是古稀之年的钱学森，又以他身上的微火和炽焰，点燃了中国导弹新家族一盏光耀于世的明灯！

钱学森在接受一位外国记者采访时说过这样一段话：
　“我国文化经济落后，但并不是经济文化所有方面都落后。而且，我们并不甘心落后，我们可以从落后转化为先进。”
自1956年10月８日，中国航天事业的奠基人聂荣臻元帅宣布中国第一个导弹火箭研究院正式成立，并同时宣布钱学森为首任院长以来，中国航天事业经历了非凡的里程。钱学森与他众多的助手一起，靠拼搏奋斗建立和发展了具有世界水平的航天事业，使中国终于成为了世界空间强国之一，充分显示了中华民族自立于世界民族之林的豪迈气概和强大能力。
在有关中国火箭发展的资料库里，我们可以查到这样两组令人振奋，且又发人深思的数据——
一组是：中国是世界上第五个用自制火箭发射本国卫星的国家；
中国是世界上第五个能独立发射同步卫星的国家；
中国是世界上第四个掌握一箭多星技术的国家；
中国是世界上第三个拥有氢氧发动机在失重条件下两次点火技术的国家；
中国在重型运载火箭技术方面，仅次于美国、苏联，与法国并列第三，超过日本；
中国的卫星返回技术是世界一流的。美国卫星返回在海上，苏联卫星返回在沙漠，而我国敢于把有些卫星的返回地选择在四川省这样一个人口最密集的地区，这是世界上任何国家未能做到的。我国的返回式卫星已发射数十次，百分之百的回收成功，却从无伤人纪录。
另一组数据是：美国每年用于航天事业的投资达一百多亿美元；前苏联每年的航天投资约二百亿美元；而中国近三十年的航空事业投资的总和不超过一百亿美元。
法国“阿里亚娜”火箭的研制费花了十亿美元，而我国相等水平的“长征三号”火箭的研制费不足一亿美元。法国人用2.5美元办的事情，中国只用了一元人民币就办成了。
如果我们将上述两组数据简化，就可以得到一个不同寻常的等式：
人均国民生产总值世界排名第125位左右的中国=世界排名第四的航天大国的中国。
这就是当今世界的奇迹！一位外国人对中国航天事业的迅猛发展惊叹地说道：
“你们中国人是善于创造奇迹的！”
不错。中华民族是一个善于创造奇迹的民族。而每一次奇迹的背后，都有一代代“万虎”式的人物在献身。当代中国写在太空里的一桩桩奇迹，就是由这样一批人创造的。钱学森则是他们的排头兵，是他们之中最富有牺牲精神的杰出代表。
1986年4月初的一天，钱学森在全国政协会议礼堂会见香港记者时，就曾就中国航天科技工作者的牺牲精神，说过一段很动情的话，他说：
“作为科技人员，中国科技人员什么难题也不怕。国家、人民交给什么任务，都保证完成……只要任务来了，他们便夜以继日，废寝忘食地奋斗，甚至为此而损害健康，一直到他牺牲，他也不会泄气的。”
回想五十年代中、后期，我们国家的工业技术，科学发展还处在很初级的阶段。当党中央下定决心发展国防高科技时，刚回国不久的钱学森，二话不说，全身心地投入到导弹、火箭的研制工作中去。他几乎是白手起家，率领着一批刚来到科技战线的青年人，在科技难关面前，冲锋陷阵。
为了选择发射基地，他离开温馨的家庭，离开娇妻爱子，闯戈壁，战风沙，一走就是几个月。
为了发射试验，他不顾生命危险，亲临一线，坐镇指挥，度过无数不眠之夜。
为了周总理的嘱托，史无前例的文化大革命中，他排除派性干扰，冒着极大的政治风险，与两个超级大国争时间、抢速度，拚命干，一项一项地实现着总理的遗愿。
如今，他已逾古稀之年，依然风尘仆仆，挂帅亲征，攻克了一个又一个新的技术尖端。到现在，我们不仅拥有数量庞大、品种齐全的导弹火箭家族，而且拥有包括十三个研究所、七个工厂、2.7万工程技术人员的完全配套的研究、试制、试验及生产火箭、导弹的体系，承担着各类运载火箭及其他高技术产品的研制和生产任务。总之，从昔日的是几十间旧房，百十个科技新兵，到今天的庞大完整的配套体系；从昔日仿制外国的初级火箭，到自行设计、研制、生产出世界一流的大推力火箭；从昔日设备简陋的发射试验测控手段，到今日高度现代化装备的陆地和海上测控网，哪一项不渗透着钱学森的心血？那一步不流淌的钱学森的汉水？那一处不铭刻着钱学森的牺牲和奉献？
如今，我们国家已经拥有３个具有世界水平的航天发射中心。它们同样记载着钱学森的丰功伟绩。
酒泉卫星发射中心，1960年９月建成，投入使用。它开始时担负我国近程、中远程地地导弹的发射试验任务，后来，成为我国科学卫星、技术试验卫星和运载火箭的发射试验基地。1980年５月18日，从酒泉发射中心向南太平洋海域发射了我国第一枚洲际导弹。自1970年４月24日成功发射我国第一颗人造地球卫星“东方红一号”后，到1993年底，已成功发射了14颗返回式卫星，回收率世界领先。
太原卫星发射中心，1971年初开始使用。是发射我国试验卫星、应用卫星和运载火箭的发射试验基地之一。1971年3月3日发射成功“实践一号”卫星，1988年９月７日和1990年９月３日，我国在这个基地用长征“长征４号”运载火箭成功地将两颗“风云一号”气象卫星送入太阳同步轨道。这个基地还进行了一系列运载火箭的飞行试验。
西昌卫星发射中心，1983年建成投入使用，是我国以发射地球静止卫星为主的航天发射基地。主要担负着通信卫星，广播卫星、气象卫星以及其它应用卫星的发射任务。1984年４月８日发射我国第２颗实验通信卫星，获得成功。后来又发射过多次实用广播卫星及实用通讯卫星。十多年来，西昌上空还升起了不同国籍的十多颗人造卫星。
这些卫星的发射上天，完全依靠我国研制的大型运载火箭。而钱学森和他的助手们，正是为研制这些不同型号的火箭，耗费了三十多个春秋的心血。
三十多年来，钱学森如同一颗钉子，牢牢地钉在使火箭腾飞的岗位上，巍然不动。他头上曾经带了许多头衔，闪烁着一层层光环。但是，不论他的地位，他的处境如何变换，钱学森总是一脸的自信和坦然。就是在这种自信和坦然中，１枚枚赶超世界先进水平的火箭，从中国的大漠腹地，从晋北的山窝，从川藏高原，挟时代风雷，频频射入蓝天……

就是在1986年４月初那一天，钱学森对香港记者还说过这样一番话：

“……从前几年开始，我们国家决定，把军工部门的强大的科研力量，除了保证现有的、计划当中的军事技术发展之外，大量转到民用方面去。从“六五”期间我们已经开始这个工作，而且取得很大成绩……但是整个力量还没有完全发挥出来。譬如说：我们现在可以为客户发射卫星，这就可以使人们的力量发挥以下……”

在这里，钱学森作为我国的航天事业的先驱，正式向世人宣告：中国的航天事业已经走向成熟，并且已经发展成为我国国民经济的先导产业。

众所周知，古代中国贡献给世界的“四大发明”之一就是火药，中国是举世公认的火药的故乡。但是，近百年以来，火药在他的故乡，在军事和科学方面的运用，远远地落在了世界发达国家的后面，并且为此受尽了凌辱，付出了血的代价。八十年代初期，中国第一个火箭考察团出访美国时，美国一家卫星公司的老板，送给了中国代表团一张漫画，画面上是４的啤酒瓶组成的“发射架”，“发射架”上挂着一串又粗又长的中国式鞭炮……

后来，当钱学森看到这张漫画以后，气的脸色发白。他对美国人的傲慢是早有领教的。但是，这件事反映的，已不单纯是美国人的傲慢，而是含有某种狂妄和无知。新中国已经屹立在东方三十多年了，中国的航天技术在许多方面已经达到了世界先进水平。随着改革开放，中国的影响正在扩大。但是，在航天领域我们还没有迈出国门。是时候了，应该让世界了解我们在这个领域的实际能力，航天事业要走向国际市场，要参与国际市场的竞争。

1984年4月8日，中国自行研制的“长征３号”火箭把我国第一颗地球静止轨道通信卫星送上了太空，立即在国际上引起了震动。钱学森欣喜地对朋友们说：“我们把通讯卫星放入地球同步轨道，这是一种信号，它意味着我们进入了太空的‘世界杯’决赛圈。中国航天人正在走向世界。”

于是，已经开始迈向世界的中国，把睿智的目光瞄准了国际市场。

1985年10月27日，中国正式向世界宣布：中国自行研制的“长征３号”和“长征２号”火箭，将投入国际市场，以优惠的价格，承揽国外卫星发射业务。

应当说，中国人迈出这一步时，是很幸运的。一项关照西方的上帝，此时犯了糊涂。美国的“挑战者”号航天飞机升空后粉身碎骨；紧接着，美国的“大力神”、“法尔塔”火箭和美国的“阿里亚娜”火箭相继发射失败。美法作为军事高科技强国，在四个月内四次火箭发射失败，使世界运载火箭发射市场一时出现了真空。就是在这个时刻，横空出世的“长征３号”运载火箭，立即吸引了全世界的目光。在短短几个月的时间里，先后有二十多颗外国卫星客户，向中国长城公司派来了谈判代表。1987年１月，美国特雷卫星联合公司最早与中国签订了发射合同，并支付了“定座费”。

这是中国航天产业的第一笔“国际收入”。许多航天人为这笔不大不小的收入感到欣喜。但是，钱学森却对此沉默不语。因为他知道，中国作为一个默默无闻的后起者，要想在航天大国垄断了二十多年的国际市场上去分享利润，谈何容易！还因为他对这个竞争的对手太了解了。他的政府绝对不会对这笔交易坐视不管。

果然，不出钱学森所料。就在特雷公司同中国长城公司签订合同不久，一双双无形而微妙的手悄悄向特雷公司伸来——美国的几家大银行纷纷拒绝为特雷公司贷款，保险公司拒绝为其作保……顷刻间，特雷公司被挤压得倒闭了。

特雷公司刚刚倒闭，美国泛美太平洋公司又找上门来。这家公司的总经理是位美籍华人。当中国代表提醒这位总经理有可能会重蹈特雷公司的覆辙时，这位总经理慷慨陈词：

“就是因为特雷公司失败了，我才要接着干下去。我要向世界实践证明，中国的火箭能够发射美国的卫星！”

这位美籍华人的“中国心”令人敬佩。但是，他想要证明的东西，恰恰是他的政府所不允许证明的。结果，泛美太平洋公司还是没能逃脱特雷公司的命运。当这位炎黄子孙不得不中止合同时，竟老泪纵横。

中国航天企业刚刚迈出的步子，触雷了。于是，中国在中国航天人的面前，又出现了一段艰难的历程。

在那段时间里，七十多岁高龄的钱学森再度与众多航天人一起经受着精神上的煎熬。他勉励大家不要相信命运，要相信自己的实力。中国已经走向世界，并全面参与世界事务，这是大势所趋。而且，商战的规律是不因某些人的意志为转移的。某些干预，可以一时起作用。但是，“物竞天择，适者生存”，毕竟是不可抗拒的。不错，中国有举世公认的“航天之父”钱学森，有卫星通讯专家任新民，有远程火箭专家屠守锷，有固体火箭专家黄纬禄，有战略导弹专家梁守磐，这些国际航天界的巨擘，他们所代表的中国航天技术是世界一流的。他们要继续向世界证明自己的实力，让世界有识之士进行比较和选择。

于是，在那段时光里，中国用自己研制的“长征”火箭，又数度发射各类卫星升空，成功率超过了以稳健著称的法国“阿里亚娜”火箭，。世界航天界的目光不得不再次转向东方，转向中国。凝固的局面，再次被打破了——1990年１月间，中国长城公司终于和香港亚洲卫星公司签订了一份合同，中国将用“长征３号”运载火箭，发射一颗美国休斯公司制造的通信卫星——这是中国自行研制的运载火箭与美国制造的卫星首次联姻。

1990年4月7日晚，中国西昌卫星发射中心排山倒海般的一声巨响，震撼大地。中国自己研制的“长征３号”运载火箭携带着由美国休斯公司制造的“亚洲一号”通信卫星拔地而起，扶摇直上，以“世界之最”的精度，把“亚星”送入预定轨道。

按照发生合同，允许发生偏差为一百公里，但是，这次发射实际偏差只有９公里。

“亚星”发射在香港进行了电视转播。当人们鼓掌欢呼的时候，某国空间公司亚洲开发部的一位雇员，悄悄地回到驻地，给他的总部发回一封电报：

今晚中国“亚星”的发射成功，将美国、法国垄断的商业发射的局面变为过去。中国正以不可阻挡之势挤入这个领域。

与此同时，赶来西昌卫星发射基地观看“亚星”发射的全国人大常委会副委员长荣毅仁、香港知名人士李嘉诚以及一些国家的驻华使节等中外来宾，同在场的发射人员，相互握手，高举酒杯，表示热烈祝贺。

亚洲卫星公司首席执行官薛栋先生，怀着激动的心情，向在场的记者介绍了“亚洲一号”卫星。他说道：

“‘亚洲一号’是第一颗为亚洲地区服务的区域性通信卫星。重1.24吨，由二十四个D波段转发器，分南北两个波束，将定点于东经一百零五度赤道上空。覆盖面积可达亚洲三十多个国家和地区，能为东南亚、朝鲜半岛和中国部分地区的二十五亿人口提供先进的通信服务。

“这颗卫星是美国休斯公司制造的静止轨道通信卫星，是香港亚洲卫星公司购买和经营的第一颗卫星，使用寿命为十年。卫星80%的功能用于电视转播，其中40%的功能用于各国政府电视台，40％为商业电台服务。其它20％的功能将用于通信网络，包括长途电话、图文传真、数据传输等功能。”

薛栋还怀着成功的喜悦心情，向在座的新闻记者表示：

“亚洲卫星公司，将通过‘亚洲一号’卫星为今年９月在中国北京举办的第十一届亚运会，免费提供３个卫星转发器（一个卫星转发器可接一个电视频道，可传送五百多门电话”），进行‘亚运会’电视实况转播。”

在同一时间的北京，钱学森怀着同样喜悦的心情，对记者表示：

“‘亚洲一号’的发射成功，表明我国已经具备发射国际商用卫星的服务能力。我们的国家将同外国用户建立更加广泛的联系。我们有能力为国外用户提供更多更好的服务。”

其实，更能说明航天人业绩的，是“澳星”。“澳星”当时是世界重量之最，“澳星”的发射，使中国航天人饱尝了苦辣酸甜。

“澳星”合同的签订比“亚星”还要早一些。早在1988年11月，美国休斯公司慧眼识珠，与中国长城公司签订合同，选用“长二捆”运载火箭为该公司发射两颗澳大利亚经营的卫星。然而，合同是非常苛刻：火箭必须在1990年预定时间完成试飞。如果失败，合同无效，而且还要赔偿高额罚款。条件尽管苛刻，中国航天人还是承诺下来了。

“澳星”属于大能量的新一代卫星，就卫星转发器来说，已经从过去的二十四个增加到四十——八十个。因此，卫星的重量便大幅度增加了。当年，可以提供这类卫星发射服务的，只有美国、苏联和法国。日本则计划在1992年发射重型运载火箭，印度也表示要加入这一发射行列。可见，在这样的形势下，中国如果不尽快将新一代大推力的运载火箭搞出来，就难以进入国际市场。那么，中国航天人驰骋的天地就会变得越来越狭窄。

然而，当签订那份很苛刻的合同时，这个被命名为“长征二号E”的重型运载火箭，还只是摆在中国航天人面前的几张草图。从1988年12月到1990年7月正式发射，只有十八个月的时间。要在一年半时间里研制出新一代大推力的“长征二号”捆绑式火箭，对于中国航天人的压力之大是可想而知的。

已近髦耋之年的钱学森，此时已无力在第一线与年轻人并肩“挑灯夜战”了。但是，强烈的民族自尊心和自信心，使他不能袖手旁观。他知道，只要他和大家在一起，就是一种激励和鼓舞。他的话，给了年轻一代航天人以信心和力量。他对新一代航天人讲过一个意味深长的话题。他说道：

“也许是因为我们的国家整体经济水平还比较落后，所以国内外有人对我国超前发展起来的航天业，也就寄予了超常的希望。这从某种意上说，我国航天事业几乎成为我国国力的象征。特别是当我国航天业走向国际市场以后，它既是国际间高科技的竞争，又是高效益的产业。尽管这种高效益的产业，风险重重，但我们一定要向成功走去。

研制新一代“长征二号”捆绑式大推力火箭，按照新的图纸，将面临七千多项生产任务，需要几十道工序。光是大大小小的零部件，就有近几十万个。而每一项生产，必须经过严格的工艺审查，每一个部件，都要经过严格的工艺检验。其生产工艺难度之大，可想而知。我国新一代航天人，与千千万万个普通的技术工人相结合，经过五百多个日日夜夜，向他们灵巧的双手和艰苦拼搏的精神，终于生产出了我国最先进的大型运载火箭“长征二号”。

1990年7月16日上午。

西昌航天城发射基地。

当中国第一枚大推力捆绑式火箭，带着震天动地的轰鸣声慢慢离去时，当火箭的最后一丝火舌从人们的视野中渐渐消失时，当成功的喜讯传来时，共和国航天史册上，永远记下了这不平凡的一天——

我国航天人，在激烈的竞争中已经无可争议地闯入了国际市场；

我国航天人，继续保持了中国作为航天大国的国际地位；

我国航天人，为研制运送载人宇宙飞船技术，奠定了可靠的基础；

最重要的是，是中国航天人已经顺利地完成了新老交替的历史使命！

火箭排空上九重，
惊弦霹霍震长空。
甘年踏破关山路，
风霜雨雪数英雄。

当“长征2号”捆绑火箭飞天以后，张爱萍将军怀着激动的心情，书写了上面的诗句、这首诗生动地沤歌了中国航夭人的英雄气概和照人风采。
至此，酉方舆论公认，“中国航天工业已从试验性阶段进入商业时期。”“中国航天工业正在顺利地成为世界上为数不多的航天国家中一个值得认真对待的竞争者。”
然而航天科技事业，是一个高风险的行业，中国火箭事业的发展道路并不平坦。
1992年3月22日，中国研制的“长二捆”运载火箭发射另一颗“澳星”时，意外受挫。这次事故，由于聪明的中国航天人紧急关机，没有发生箭毁星碎的严重后果。事发后，尽管外方及国际保险界并不认为这是一次失败尽管在这高风险的行业中，这种偶发事件很难避免，但是，火箭毕竟未能起飞。
通过电视实况转播观看“澳里’发射的国人，为之震惊，情绪激昂；而一时沉闷了的国际竞争对手，似乎抓住了把柄。开始了新的游说。上下内外的眼睛，此时都在盯着中国的航天界。
这意外的挫折，给中国的航天事业蒙上了一层阴影。这时，钱学森发表了自己的看法。他说道：
“我还是那句老话不要以为受到挫折便是坏事。科学家往往与百千万次的失败结为伴侣。不要以为鲜花、掌声、赞扬是科学家的生活。依我看，从事航天科技最不惧怕的应当是失败。因为，人类的航天事业正是在成功伴随着失败这合乎逻辑的规律中进取开拓的。想想看，前苏联的航天水平在世界上当属一流。人类第一颗人造卫星就是苏联最先扔到天上去的。然而我们也许都记得那次震惊世界的发射大爆炸。1960年10月，在苏联哈萨克加盟共和国境内的拜克努尔发射场——由于故障，随着一声巨响当时的导弹部队司令、国防部副部长涅杰林元帅和苏联武装部队副总参谋长巴甫洛夫斯基将军以及杰出的原子科学家叶夫连莫夫等百余名军事科学家葬身于火海。
“美国早期火箭发射，失败也相当惨烈。‘雷神’火箭于1957年1月25日连续3次发射遭到失败，或者爆炸，或者自毁；‘先锋’号火箭在1957年底和1958年初两次发射，均告失败；美国的‘大力神’火箭也同样未能逃脱失败的厄运，1958年初次发射便遭败绩；尤其是1986年，‘挑战者’号航天飞机大爆炸，7名宇航员血溅太空，可谓震惊寰宇。
“法国的（阿里亚娜）火箭，一向以稳健著称于世，但仍然是在劫难逃。198O年5月，首次试验失败；1982年9月第一次投入商业发射又遭失败，两颗卫星作废，直接经济损失88O0万美元；1986年5月，第18次飞行时又告失败；199o年2月又惨败一次，致使两颗日本卫星坠毁，经济损失高达6亿美元。
“就是我们的国家，也曾有几次失败，总成功率为85％。
“这种失败首先是同火箭结构的复杂性分不开的。一枚火箭有几百万甚至上千万个零件组合在一起，要使得火箭的可靠性达到99 9999％，也就是说，抽取IOO亿个零件，不可靠的不能多于
一个。如何达到这样的精确度？这是很难预料的、其次，人的因素更是复杂的原因，也更难以预料。1976年美国进行导弹试验时，由于操作员少拧了半圈螺丝，导致飞行失败。1980年，法国的“阿里亚娜”火箭第二次试飞时，由于操作员不慎，将一商标枢纽堵塞了燃烧室喷嘴，导致失败。1989年美国用‘法尔塔’火箭发射卫星时，由于加注人员疏忽，少加了26磅推进剂，导致两颗卫星未能进入预定轨道......
“所以说，航天事业就是一项高风险的事业。成功时常与失败相伴，辉煌与挫折相随，这就是航天人应当面对的现实。”
钱学森喜欢看电视银屏上的冰上舞蹈。他还用冰上舞蹈运动员不怕失败的精神鼓励大家，他说道：
“我之所以喜欢冰上舞蹈，是因为从中受到了启迪。冰上舞蹈运动员登上冰场，迅即投入滑行，自然而流畅。偶有失误，跌倒了，立刻站起来，继续她（他）们的滑行．旋转、跳跃，保持优美的舞姿。他们这种纠正失误的风度常使我赞叹不已。
“与冰上运动相比，科学研究中出现偏差和失误的时候自然更多，重要的是不要害伯，不要气馁。要迅速查找失败的原因，立即纠正错误，也像冰上舞蹈运动员那样，干脆利落，毫不拖泥带水。”
钱学森的话语是平和的，他要讲明的道理，也是航天人早已熟知的。但是，这话是钱老的叮嘱，所以人们听得很耐心，很认真，从而受到深深的启迪。
于是，中国航天人在短暂的痛苦之后，又开始了新的拼搏。
国人不需要眼泪！市场不需要眼泪！年轻的航天人不需要眼泪！于是，他们夜以继日地查找原因，寻找疑点。经过17天的检查、测试，问题终于真相大白。紧接着，他们连续奋战1OO天，一枚新的“长二捆”火箭重新挺立在西昌卫星发射中心的发射台上。中国新一代航天人，再创航天史上的新纪录。
1992年8月14日，“长征2号E”火箭呼啸而起，以超过“亚星”的准确度，终于把第二颗“澳星”送上太空，履行了合同。
经过一次又一次艰辛的拼搏，如今中国的航天工业已渐次步入辉煌。中国航天人参与国际市场的竞争，举世瞩目。中国为澳大利亚和美国先后发射卫星，并接受了瑞典、巴基斯坦委托的卫星发射任务；还利用返回式卫星，为法国、德国搭载了微重力装置；为瑞典卫星发射提供了重要部件；为巴基斯坦卫星进行了空间环境模拟试验。“亚洲一号”在西昌发射基地腾空之后，美国洛克希德——马丁公司的“亚洲二号”通信卫星又从西昌卫星发射基地直冲云霄。
中国长城公司向世人宣告；于2000年以前．中国将为海外用户发射3O颗卫星、其中包括用最先进的“长二捆”火箭为国际通信卫星组织发射一颗大容量卫星；并宣告，中国航天人愿意与世界各国携手开发太空资源，造福人类。
航天技术作为一门新兴的世界产业，体现了一个国家的综合国力，它带来的社会效益与经济效益是不可低估的。不久以前，我国曾作了一次统计，目前全世界直接从事空间事业的人数已经超过了1O0万。美国直接参与空间技术的人数是1O万，其投资额为10O亿至20O亿美元，而投入与产值比为1比14。如此高额的投入与产出的比例，便为航天事业的飞速发展提供了契机。前苏联每年
的投资额高达35O亿美元。如今，苏联虽然已经解体．但航天的投入部分毫未受到影响。当前，就连一些小国家都在研制自己的火箭，力图跻身于世界航天市场。特别是，目前世界一些服务性应
用卫星已经商业化，每年直接获得的经济效益可达1O亿美元。预计到本世纪末，可增加到1OO亿美元。所以说，航天事业是大有希望的事业。
不久以前，中央军委副主席刘华清在一次讲话中指出；
“我们必须在抓住有利国际形势的同时，努力加速国防现代化进程，走‘精兵强国’之路不动摇，开创航天事业更加灿烂的未来。”
我们欣喜地看到，共和国火箭、导弹、航天领域里，活跃着千军万马。但是，祖国人民不会忘记这一伟大事业的奠基人，不会忘记为了这一伟大事业拼搏一生的钱学森！
当人们从电视屏幕上注视着火箭腾飞的壮丽场景时，祖国人民似乎感受到了钱学森那颗怦怦跳动着的赤子之心！
钱学森那一双天才的大手，托起了共和国值得骄傲的天梯！