BY 祁淑英 魏根发

人们记得，钱学森有过这样一段感人肺腑的谈话：
“如果一个科学家的生命属于科学，就应把自己的生命过程使用得更有效力，更精细，更有韧劲。一个科学家的生命当说已经不属于自己，他应该属于创建科学的巅峰。不妨把科学家的生命看成是前人创造者的继续。科学家总是登着前辈的肩头攀援，而自己，往往又成为后人的人梯。”
钱学森用了几十年的精力和心血，开创了我国航天科技事业的前进道路，推动了我国火箭、导弹事业的迅速发展。钱学森是我国航天、火箭、导弹事业的拓荒者和奠基人。他在为中国的航天事业创业、奠基的同时，又哺育和培养了一代又一代的航天英才。然而，这并不是他的全部工作。钱学森不仅是一位有着惊人智慧的科技翘楚，而且也是一位富有独创性的伟大的科学理论家。他在自己的科学实践中，创立、丰富、完善、发展了许多学科的理论。这其中特别要提到的，是他完善并发展了系统工程的理论与方法，并将这一理论与方法应用于全部知识领域的研究，从而创立了系统科学。
钱学森创立的系统科学，具有世界影响。由于这一学说的创立以及他在航天、火箭、导弹方面做出的辉煌贡献，双壁联珠，使他荣获了国际“小罗克韦尔”奖章。
现代社会分工和专业化高度发展，经济、文化联系错综复杂。生产、流通、交换、分配的规模越来越大。科学技术越来越发展，反映这些发展情况的信息量和信息交流，也随之大幅度增长，而且越来越在社会生活中占据重要位置。
有一个统计数字表明，自六十年代以后，科学知识的信息量，每年以1O％以上的速度增长。
一个科学家即使夜以继日地工作，也只能阅读有关他自己这个专业的出版物的一小部分。于是，大量的信息被闲置和浪费掉了。而这些信息，对于每个人所从事的专业来说，看似无关紧要，实则是非常重要的。这种状况，不仅使科学家，也使不同岗位的决策者，都感到惋惜和无措。人们在呼唤一种新的科学，帮助解决这一矛盾。
系统科学，便在这样的时代背景下应运而生了。
系统科学可以帮助人们面对纷繁复杂的主客观世界和浩瀚的知识海洋，提纲挈领、纲举目张地认识世界和改造世界。这一科学理论，对于人类知识的积累与运用具有普遍指导意义。
钱学森对系统科学的创建与发展，可以追溯到五十年代初。钱学森在美国遭软禁的黑暗岁月里，他便开始了对系统科学的研究，并在那里出版了他的专著《工程控制论》。1955年秋天，钱学森回国时，同许国志一起，把运筹学的“种子”从它的发源地美国带回了
中国。1956年，钱学森创建了我国第一个运筹学研究组，并把这个研究组作为他负责组建的中国科学院力学研究所的组成部分。钱学森与许国志一道通过这个研究组，奠定了运筹学为我国社会主义经济建设服务的发展方向。钱学森作为一个有远见的科学家，他已预见到运筹学不单要研究现有武器装备的运用，而巳更要研究未来战争武器装备的规划与运用。因此，钱学森在国防部第五研究院创建了我国第一个军事运筹研究机构——“作战研究处”，开辟了系统科学面向我国武器装备规划的新领域，也可以说是我国国防系统运用分析研究科学的起源。
与此同时，从大洋彼岸传来了信息——美国将“计划协调技术（PERT）”运用于北极星导弹核潜艇的研制工程，使研制生产周期缩短了将近三分之一。
这使得钱学森深受启发。
“计划协调技术”是系统工程的理论与方法之一。它通过计划流程图，较形象地反映事物的内部规律，可以帮助人们事先了解计划执行过程中的张、弛程度，以便于采取有效措施；它可以预计各项工作计划的确切日期及其把握性；并且能够及时提供计划网络中的“临界路线”（也称为短线），以便于及时提醒人们抓住主要矛盾。
1962年，在钱学森院长的积极倡导下，国防部五院开始探讨尖端技术科学管理。在研究美国这项技术的同时结合我国实际情况，提出了试验报告。
钱学森参照美国的“PERT”，提出计划管理部门应结合我国具体情况，试行计划协调技术。
在钱学森的倡导下，许多计划和工程部门的墙上，挂起了按照技术上和组织上的各种时序联系和逻辑联系的“苹果树”挂图，或者叫作计划流程图，运用数学方法进行计划和工程的分析预测，分清主次，明确关键，寻求人才资源和物资资源利用的最优方案。
在导弹研究院，以远程火箭制导系统地面计算机制造过程为对象，进行协调技术管理方法（即系统工程）的试验，原来凭直感认为是短线产品的铁芯体，却并非短线。而原以为很容易过关的电源问题，恰恰是设计制造的短线。于是，钱学森与他的助手们及时采取了调整措施，结果，使整个计划提前一个月完成。
系统工程的技术管理方法运用效果极佳，使许多科学家大开眼界。于是，系统工程的管理技术手段在国防部五院全面推广开来，大大推进了火箭导弹技术研制与试验工作的进程。
在研制火箭导弹的繁重工作中，钱学森对于系统工程的研究，始终抓住不放。他把这项研究同火箭、导弹的研制工作结合起来，在实践中研究，在研究中实践，从而，推动了我国火箭、导弹研制工作的大步前进，也提高了系统工程研究的质量。他在实践和研究中撰写了一批很有分量的论文。可以说，钱学森以他在总体、动力、制导、气动力、结构、计算机、质量控制等领域中的丰富知识，以他在组织领导共和国的火箭、导弹和航天器的研究、发展工作中的丰富实践，一方面为我国的航天事业做出了巨大贡献，同时，也为发展系统工程科学做出了卓越的贡献。
世人都为中国的航天事业发展神速而惊讶。究其原因，固然同党中央的重视、关怀分不开，同整个航天战线上的一代航天人的拼搏奋斗分不开。但是，钱学森提出的系统工程的技术管理方法的应用、功不可没。
在“580”（洲际导弹工程代号）工程指挥部的墙上，悬挂着巨幅，“苹果树”；
在“781”（远洋测量船研制工程）工程调度室的墙上，也悬挂着巨幅“苹果树”；
在“331”（地球同步卫星工程）工程的总工程师工作室的墙上，同样也悬挂着巨幅“苹果树”。
这一棵棵“苹果树”，成为了指挥参谋人员、计划调度人员和总署设计师们掌握研制情况，预测工程进度，分析处理工程中的问题，须臾不可离开的法宝。
由于系统工程技术在国防科研系统的推广与应用，促使八十年代国防科研战线著名的“三大战役”取得了空前的成功，获得了前所未有的最佳科研与试验效益。

我们再来看看另一个战线。
1985年3月。
在北京西山，中国人民解放军最高学术研究机构——军事科学院幽静的大院内。全军模拟作战经验交流会正在这里举行。
当时，正值我军模拟作战手段由传统作战方式向现代化转轨时期。
钱学森在这次会议上发表了重要讲话。他竭力倡导把作战模拟纳入军事系统工程的范畴。他提出了一系列新的概念，从而使得军事学术研究领域更为广阔，层次更加清晰，面貌为之一新。
钱学森在这次讲话中，阐明了这样一个观点：
“在人类的全部实践活动中，没有比指导战争更强调全局观念、整体观念，更强调从全局出发、合理地使用局部力量，最终求得最佳效果的了。所以，指挥现代化的战争，应该科学地应用系统工程的协调管理方法。”
他向人们讲述了一个很好的范例。
在军事行动中，最早使用系统工程方法的是美国。在第二次世界大战后的冷战时期，美国国防部长马克纳马拉提出的全球战略，后来被称之为“马克纳马拉战略”，是运用系统工程科学制订的最成功的全球战略。
六十年代初，美国国防部长马克纳马拉为了改变美国在战略核武器方面落后于苏联的状况，运用系统工程的原理和方法，对美国的战略方针、组织机构、预算规划、武器管理提出了系统改革的方案。这个方案被批准实施后，果然很快扭转了美国的被动局面，取得了良好的成效。
钱学森深入地研究了美国的这一成功经验之后，便积极建议我国军事部门将系统工程原理和方法，作为我军不断向现代化迈进的重要手段。他提出了应用军事系统工程的广泛领域，诸如：
武器装备的研制与管理；
作战模拟，战术模拟，技术模拟；
军事后勤的组织与管理；
作战指挥；
战略抉择与作战方案的确定；
等等。
钱学森的建议被我军采纳。于是，军事系统工程这一现代化科学成果，迅速在我国军事部门各个领域大放异彩，极大地推动着人民军队的现代化进程。这不能不说是钱学森对于我国军事现代化所作出的又一重大贡献。

再看另一个领域。
《红楼梦》是一部奇书。自从问世以来，不仅读者甚广，研究它的人，又何止万干？以致形成了一门学问——“红学’”。尽管投入了那么多人，进行了近百年的研究，然而，由于对这部古典名著的研究还是传统的研究方法，因此，仍然有许多解不开的谜、例如，林黛玉究竟是几岁到贾府的？这个问题就曾长期困扰着红学家们。
但是．系统工程理论一巳进入这个领域，情况就不同了。
由于钱学森的倡导，江苏省镇江市科委的科技工作人员彭昆仑，大胆地运用系统工程的技术与方法，借助于电子计算机，将这个百年未解之谜，轻而易举地解开了。
彭昆仑得出了合乎逻辑的结论：林黛玉到贾府的年龄应为9岁。

系统工程的理论与方法，又来光顾历史学。
历史学，这是一门古老的社会科学。如何使它赶上现代社会生活的步伐，为改革开放大潮中的现代中国服务？彭昆仑在“红学”研究方面的突破，也给了历史学家们以启示。
历史，是一个十分复杂并充满矛盾的“有规律的统一过程”。怎样把千头万绪的历史素材连结成为一个“统一过程”，这是一项非常繁杂的工作。尤其是，其中还要将几千年的历史记载考证核对，去伪存真。工程之浩繁，是可想而知的。因此，只凭历史学家的大脑来运作，靠历史研究工作者的手工操作．是远远不能胜任的，是不能解决连结成为“统一过程”这个课题的。
钱学森为比撰写了一篇题为（用系统科学方法使历史科学定量化》的论著，为传统的历史科学研究开辟了新的途径，从而，给这门古老的科学注入了现代科学的活力。
运用历史模型进行定量研究，这在西方国家已经日益推开。然而．钱学森并没有跟在西方国家后面，亦步亦趋。他有自己独到的贡献。
与西方国家不同的是，钱学森把系统工程的技术、方法作为马克思主义哲学的普遍联系原理更加具体化，更加深化了。钱学森将研究的注意力集中于各种事物和现象的相互联系和相互作用上。他注重对各种事物的发生、发展和消亡以及它的历史、现状和未来作动态性的全过程考察，并从理论与实践的结合上达到高度的综合。这就使得钱学森较之西方的科学工作者站得更高，看得更深、更远。
钱学森为促进运筹学、系统工程、系统分析在我国的推广应用与发展，做出了巨大的努力。他以古稀之年，先后在北京、成都、昆明、长沙等地发表了一系列关于系统科学的学术演讲。有了系统分析、系统工程、控制论、运筹学和作战模拟，通过现代科学技术体系的认识思考，系统科学的概念就形成了。
在钱学森所著的《论系统工程》一书中，罗列了以下系统思想与系统工程——社会系统工程，军事系统工程，信息系统工程，科学系统工程，农业系统工程，计量系统工程，标准系统工程，人才系统工程，环境系统工程，行政系统工程，法制系统工程，以及科学学、思维科学、人体科学、社会科学、哲学和自然辩证法。
钱学森晚年以科学家的开拓精神，几乎将人类全部知识系统化了。他对系统科学最重要的贡献，就是发展了系统学和开放的复杂巨系统的方法论。
由于钱学森对系统科学坚韧不拔的研究和坚持不懈的倡导，不过几年时间系统科学便为中央和全国各行业、各阶层人士所接受、所应用，不仅是科技工作者，一般行政管理人员，乃至党和国家领导人，都在运用这一崭新的科学理论和方法解决着面临的各种问题。
在钱学森的倡议和指导下，在八十年代初期，运用系统科学的理论与方法，对我国的经济建设计划与社会发展作出了科学的预测和研究。这项研究是由国务院经济技术社会发展研究中心会同国家计委、国家经委、国家科委、中国科协、中国社会科学院等部门，组织了1OO多个单位的4O0多位专家进行的。工程规模浩大，涉及到国民经济的方方面面，以及科学技术、教育及智力开发、国防事业、国际交往、外贸旅游和文化艺术等诸多领域。这一巨型系统工程，对于2000年中国社会的全面预测，具有重大意义。这对于认清国情，探索具有中国特色的社会主义现代化道路，从而高瞻远瞩地制定我国的经济、科技以及社会发展总体战略及具体规划，具有不可低估的划时代意义。
钱学森的科学研究，是完全自觉地在马克思主义哲学的指导下进行的，他在一篇题为《尽早建立系统科学的体系》一文中，这样写道：

辩证唯物主义的认识论教导我们，客观世界是不以人们的意志而独立存在的，人可以通过社会实践逐步认识客观世界，而且当人们掌握了客观世界的运动规律之后．又可以能动地利用这些规律来改造客观世界．在实践中检验我们认识的正确性。我提出发展系统工程，尽早建立系统科学体系的论台，是不是符合马克思主义的认识论呢？这是很值得思考的一些问题......我们应当力求把稳发展方向。

钱学森在一次学术讨论会上．还说道：
“建立系统学的科学体系，要发挥我们的优势，这就是在马克思主义哲学的指导下，遵循正确的方法论，既广泛吸收各个学科的成果，加以融会贯通，又要联系我国的实际问题，从中获得正确的动力并得到检验。”
一个人做对了事情（包括科学研究），符合了马克思主义哲学所揭示的客观规律，是一回事；而像钱学森那样，自觉地学习马克思主义哲学，自觉地运用马克思主义哲学的立场、观点、方法去指导自己的科学工作，则是另一回事。这后者，对于一个自然科学家来说，的确是难能可贵的。
钱学森在探索和研究自然与社会各学科系统的过程中，将系统科学不断地补充、完善，使之理论化、系统化，从而确立了系统科学的理论体系。他是当今世界上第一个将系统科学的范畴与概念明确化、理论化的科学家。因此，中外诸多科坛的宿将与元老，都一致公认钱学森是系统科学的创立人。
系统科学的创立，具有十分重大的意义。钱学森从来不把这件事情只记在自己的名下。他在一次系统学讨论会上，号召所有参与研究系统学的同行们说：
“我们若是把这件事做成了，将会是震动世界的，在科学史上的意义将不亚于相对论和量子力学。”

早在1956年2月1日，钱学森回归祖国3个月的时候，他曾经应邀出席了毛泽东主席举行的宴会。席间，毛泽东曾勉励钱学森要致力于为国家建设事业，多培养青年科技人才。
40年以来，钱学森始终牢记毛泽东的嘱托，以培养科技新人为己任。这不仅表现在他担任导弹研究院院长时．亲自为刚刚走上这个岗位的科技新兵们投保，当老师，还大量地表现在日常的科研工作中。因此，他赢得了科苑辛勤园丁的赞誉。他用满腔热血浇灌出了满园春色，为中华民族增添了光彩。
在中国科技界流传着这样一段佳话——
1982年2月，全国优秀科技图书发奖大会在北京民族文化宫西厅隆重举行。钱学森与宋健主编的《工程控制论（修订版）》名列获奖图书榜首。然而，在欢快的乐曲声中，走上台来领奖的只有航天工业部科技委副主任、自动化学会理事长、中年科学家宋健，却不见钱学森的身影。
主席台上，写着“钱学森”名牌的座位一直空着。
钱学森哪去了？他为什么没来领奖呢？会场上许多人投来询问的目光，而采访大会的新闻记者，更是急不可耐地要问个明白。于是，《北京晚报》的一位记者采访了这本书的另一位主编——宋健。
宋健颇有感慨地说：“从钱主任（当年钱学森任国防科委副主任）提出修订原书，到今年获奖，经历了2O年。”接着，他谈了这本书的写作过程。
《工程控制论》这本书的原版是钱学森在美国用英文写作出版的。它的问世，开创了工程控制论这门新的技术科学，被公认为是一本奠基性的权威著作。工程控制论的创立，推动了电子技术革命、核能技术革命、航天技术革命和光子技术革命的发展。控制论与相对论、量子论，这“三论”被认为是二十世纪的三项伟大业绩。以后，这本书陆续翻译出版了俄文版、德文版和中文版。
1962年，钱学森感到，随着科技的发展与研究的深入，需要对原书加以修订和补充。于是，他向年轻学者宋健谈了修订这部书的设想。
宋健当时从苏联留学归来不久，分配在国防部五院工作。在科研工作中初露头角的宋健，得到钱学森的赏识与扶持。宋健在苏联留学期间．便读过钱学森《工程控制论》这部著作。他非常钦佩钱学森的学识与为人，始终以学生的态度师事钱学森。
宋健接着对记者说道：
“1962年钱主任委托我修订原书。当时，我工作很多，时间有限，便组织了一个小组，由几位同事帮助我一起修订。初稿完成以后不久，文化大革命便开始了，送到出版社的全部插图和一部分原稿都丢失了。1978年，出版社提出重新出版这本书，在钱学森的主持下，我们才开始新的工作。”
说到这里，宋健有些激动地对记者说：
“有一件非常感动人的事情。十年动乱开始后，有一天，我收到一份邮局寄来的材料。打开一看，是我们写的部分书稿。寄书人的名字不记得了，是素不相识的，肯定是一位好心人。我收到书稿后，很快转给了钱主任，他又交给了当时的秘书王寿云。王寿云冒着风险把尚存的原稿妥善保存了十多年，不容易啊！”
“四人帮”被粉碎了，控制论终于恢复了名誉。
在钱学森的指导下，还是由宋健、于景元、唐志强等人重新修订这本书。
修订好的《工程控制论》，从原版30多万字扩大到13O万字。但它保留了原书的几乎全部内容。对修订稿，钱学森亲自逐章、逐节、逐句、逐字地作了审查与修改。
新书出版时，钱学森把宋健和参加写作工作的于景元、唐志强等人找了去，商量署名问题。钱学森非常恳切地说道：
“我要谈的第一个事情是这本书不应署我的名字。我没做什么工作；
“二是，应署宋健同志主编。应打破中国传统的讲资历、讲等级，在这点上我们要学习周总理。”
一提到周总理，钱学森的眼睛湿润了。他一直是时时处处自觉地以周总理为榜样，严格要求自己。
钱学森的态度，使得宋健和于景元等人一时不知如何是好。他们根本没有想到钱老会提出这样的问题。
“不，我是您的学生。”宋健真诚地说，“作为学生，帮助老师，替老师做点工作，这不但是我的责任，而已是一种最好的学习与提高。我们在您的指导下，通过对这本书的修订工作．已经得益很大了。这名字应当由您来署。”
可是，钱学森的态度同样十分真诚。为了取得妥协，他退一步说道；
“如果你们一定要署上我，那就只能这么署：原著钱学森。”
这时候，于景元提出了一个建议．他说道：
“钱老是这门科学的奠基人．也是这次新版图书的奠基者，署上钱老的名字是理所当然的。宋健是我们这一代人的杰出代表，署上他的名字也是理所当然的。”
但是，钱学森坚持不署自己的名字。
商量没有结果，只好由出版社来决定。最后．出版社拍板了，署名是：钱学森、宋健。
对于这样处理，钱学森依然感到勉为其难、其内心是不同意的。为了表明他的真情．他为该书写了一篇很长的序言。序言中写道：

他们，尤其是宋健同志，带头组织并亲自写作定稿，完成了工作量的绝大部分，是新版的创造者。有他们这一代人，使我更感到实现四一现代化有了保障。对这一新版，我是没有做什么工作的......

钱学森为什么那一天没去领奖？宋健深情地说道：
“钱老把荣誉和奖励让给了我们这些中青年。他总是希望更多的年轻人走上领奖台。”
是的，钱学森心甘情愿地做一名科技园地里的园丁，扶掖后人，赶上前人。他挺直腰背，让后来的年轻人踏着自己的肩头向高峰攀援。
钱学森培养人才不拘一格。他不仅善于发现和培养崭露头角的科技新秀，而且热心扶植许多被泥土埋没的幼苗。他与山西省一位普通的农业科技工作者张沁文的交往，就是一个生动的例证。

1957年，张沁文蒙冤被戴上一顶“右派分子”帽子，从南京林学院来到山西省塞外高原的右玉县接受“改造”。尽管政治偏见者把这个有识之土弃之荒野，可是，他却像是一颗生命力极强的种子，同恶劣的气候和干旱作斗争，在贫瘠的黄土地上扎根发芽了。从1957年至1972年的15年间，张沁文作了大量的物候观察和记载，写成了《右玉县自然地理》一书。文化大革命开始以前，他已经在全国性的报刊上发表了7篇论文和调查报告。1978年冬天，张沁文在研究农业发展客观程序的基础上，受到钱学森提出的系统学理论的启发，写出了《农业系统工程·农业学》初稿，于1979年3月1日，以书信形式寄给了他所景仰的科学家钱学森，以求得指导。
两个月以后，张沁文收到了钱学森亲自写来的热情洋溢的回信。对张沁文研究农业系统工程的基本指导思想给予了肯定，并且提出了深入探讨这门科学的途径，对书稿提出了改写意见。
从此，这素不相识的两代人，便结下了不解之缘。他们经常通过书信往来，交流观点，研究学问。
后来，由于钱学森的推荐，张沁文被调到山西省农业区划办公室，专门从事研究工作。
198O年3月9日，钱学森赴太原卫星发射基地路过太原市，
在太原迎泽宾馆会见了张沁文。钱学森以近古稀之龄不耻下问，主动提出与张沁文合作，为中国科协和中央电视台举办的系统工程普及讲座撰写《农业系统工程》一讲的讲稿。老中两代人坐在一起，大科学家与无名小辈坐在一起，无拘无束，侃侃而谈。从观点的阐述，材料的选择，到文稿的层次结构，进行了认真的研究。
这一天，钱学森在太原市逗留的时间包括用餐在内，总共只有3个小时，而与张沁文的谈话，就占去了1小时45分钟。
而后，张沁文日夜兼程，于3月28日写完了初稿，送交给了钱学森、下面是钱学森于4月7日写给张沁文的亲笔信：

一、我认为来稿是可以的，表达了我们讨论中的论点。这些论点虽然有些新颖，但我看是对的，至少直到今天还看不出是错误的。那就提出来吧，让实践去验证吧！
二、题目改为“农业系统工程”，简明些。
三、我坚持署名是你在先，我在后。说明问题是你最先提出的，而我只是后来同意了而已。文稿是你写的，我对稿子只作了删节，并未加添新意。第一讲的字数约 800O字。
四、现把文稿寄给你，希望你再仔细看看，观点有无不妥之处？数字准不准？要改就改在稿子上，不要再找人抄了。请于月底以前再退给我，我再看一遍。最后我这里打印，比较方便。

这就是一位科学巨擘与一位普通科技工作者，在最普通的书信来往中，述说的最普通的话语。从中，我们似乎窥见了这位“伯乐”的火热心肠。
《农业系统工程》在钱学森反复修改及热心支持下，定稿了。钱学森又写信给张沁文，信中依然坚持将他的名字署在张沁文的名字后面。信中写道：

你的名字还是放在前面，也算是以姓氏笔划为序。当然还有以下理由：
一、发明权主要是你。在前信已经谈过。
二、我对于我们国家现在流行于科技界的“老头子制”颇为反感！用这个机会表示一下，也是抗议这一不合理的东西。
三、以你我年龄而论，你应居第一线．而我还有别的事，不能当农业系统工程的主力了。我希望你能够迅速前进！前次面谈，要你学外文，学运筹学，也是此意。当然，我将尽力相助。另封寄上我收集的一些报刊，供你参阅，也是此意。

1980年，张沁文应邀去天津讲学，钱学森再次约他顺路到北京面谈。这次，钱学森是在自己的办公室里，与张沁文作了长时间的谈话。《山西日报》记者作了这样的报道：

这实际上是一位科学前辈和一人后来者举行的的交接仪式——钱学森将自己从五十年代开始收集的有关农业科学的57份报刊资料寄给张沁又之后，又把自己收藏的43套农业科学书籍送给了张沁文，期望他刻苦攻读，潜心探索，勉励他“写出农业系统工程和农业学两部专著。我们条件好多了，用15年该行了。以此作为你60岁的目标吧！能早日实现就更好了。总之，我希望你能下决心，下狠功夫！”

198O年10月5日，经钱学森推荐，张沁文在中央电视台播讲了《农业系统工程》那篇他二人合作的文稿。原计划这次讲座由钱学森来播讲，但是，钱学森几次写信要张沁文赴京播讲，钱学森在给张沁文的信中写道：

……《农业系统工程》一讲，还是请你来录像，已告电视台同志了．我是有意赶你“上架”，让你锻炼讲解的本领。有科学成就的人，其素养之一就是讲解要有吸引力。

由于钱学森的热情关怀和悉心扶持，张沁文终于在农业系统工程的研究中，成为一个有作为的科学家。
一位记者曾经向钱学森提出了这样的问题：
“钱老，您在火箭、导弹、航天技术领域里，已经是桃李满天下了．为何还要化气力在农业战线收留‘弟子’呢？”
钱学森笑微微地回答这位记者说。
“因为我们的国家现在还是一个农业大国，我们党的政策是以农业为基础么！更何况，我们自己吃的粮食，穿的衣服都来源于农业呢！我自己尽管把生命的大部分时间给了火箭导弹及航天事业．但是我内心深处始终惦记着农业，惦记着农业革命。目前，我能做到的事情，也只有在农业战线多交几个青年朋友了。因为中国农业革命的未来，将属于他们。”
一席话，道出了钱学森“以天下为己任”，甘当“人梯”的博大襟怀！
埋头于科研的同仁和后生，多数是名不见经传的小人物。然而，钱学森却格外于以关照，视为知己。对此，新华社记者郭玲春曾有过这样一段记述：

钱学森曾三次致函江西一位讲师，赞扬她在智力工程理论和实践中所表现出的开拓精神；他把云南个旧市一位中学教师当作“同志式讨论问题的伙伴”，将自己的论文初稿寄去，征询意见；他支持上海《自然杂志》两位致力于人体科学研究的中年编辑的工作，偶尔在一起开会时，这位热情的长者会通过一张字条，殷切地嘱咐他们要学习马克思主义，学习自然辩证法......如此事例，不胜枚举。

（断章：大声疾呼：教育要改革－－晨雪注）

1986年4月11日，中国人民政治协商会议第六届第四次全体委员会，增选钱学森为副主席。当大会宣布这一选举结果时，全体委员热烈鼓掌，欢迎钱学森重返政协。
原来，钱学森曾于1955年10月回到祖国不久，参加了全国政协二届二次会议，补选为委员。1959年，他当选为第二届全国人大代表，便离开了政协。时隔27年，钱学森又回到了政协。
这一年，钱学森已是75岁高龄了。他一身戎装，满面春风。在他的下榻处，热情接待了《人民日报》记者张书政和新华社记者薛建华的采访。
记者一开始便问道：
“钱委员这次重返政协，有何感想呢？”
接着，便是钱老的一席长谈。他说道：
“我这次重返政协，有喜，也有思。喜的是回到了‘老家’，喜的是形势。
“我在政协里，有许多老朋友，老同学，老同事。所以，我这次重返政协就像回到老家一样，感到亲切、喜悦。
“我听了政府工作报告，几天来参加科技组的讨论会，我把现在的国民经济形势和政协工作的情况同27年前作了对比，感到我国经济和社会面貌发生了历史性的变化，人民政协有了很大发展，政协工作正处在一个黄金时代。形势好，人们的心情必然好。我在小组会上一次发言结束时说了这样一句话：‘我要在今后尽一切可能，为人民服务，不辜负党和人民的托付。’
“我之所思，除了希望科技人员站得高、看得远、做得实之外，主要是一件事，即把系统工程的科学引进到政协工作中来，以便充分发挥政协‘人才库’的优势。
“邓颖超主席在讲话中说：‘政协组织拥有密集的、多学科的、高水平的、经验丰富的人才，是综合性的人才库。这些人才虽在所在单位都各自起到一定作用，但其作用属于个别独立的、条条专业的局部作用。按系统工程学观点，局部功能的总和小于整体功能。因此，政协人才库的优势，目前还远远没有充分发挥出来。’我是宣传系统工程的，一听这段话，高兴极了。按照邓颖超主席的意见，委员们个人的建议是‘零金碎玉’，如何汇总出一项项科学蓝图，有长
远的，有近期的，供党中央和国务院决策时参考，这是很大的事。政协把这事办好了，就更能发挥智囊团的作用。我现在所思的，就是这样一件事。”
说到这里，钱学森向记者讲了一件事——
长期以来，国家一直对粮油购销差价，实行内部补贴的政策，国家每年需要投入几百亿人民币。这种政策，使国家背上了沉重的包袱。为此，在一年多以前，国务院就考虑如何解决这个问题。为研究分析将供应城镇居民的粮、油、肉“倒挂”的钱，由“暗补”改为“明补”的可能性，国家有关部门曾邀请一些专家座谈。这些专家多从自己所接触的角度发表意见，因此，座谈中各执一词，使主管部门莫衷一是。再加上各位专家所谈的意见多是定性的，但不定量，这就使得国家不好拍板。后来，国家体改委决定运用系统工程的方法，把这些专家的意见合拢在一起，具体工作由航天工业部信息控制研究所，运用系统模型与大型电子计算机，对专家们的意见进行
定量分析。经过反复验证，终于得出正确的结论：提价可行、这份非常明确的结论报告，送到了正在北戴河开会的中共中央书记处的成员手上，立刻引起了决策者们的重视，并很快采纳了报告中的意见。后来，这份报告受到了国务院的表扬。
钱学森从始至终参加了这项工作的全过程。他为国家这项重大决策的出台，花费了心血，作出了贡献。这件事情，使他看到了，将系统工程科学推广到国家政治、经济、文化决策的各个领域中去的可能性。
所以，钱学森重返政协后，“所思”的大事就是尽快地把系统工程学引进到全国政协工作中去、他认为，政协参政议政，提供给党中央和国务院的意见和提案，不应只作定性分析，更重要的是要有定量分析。他说：“有了全国两千多位委员，从各个角度提供的意见，最怕的是不能综合，不能作定量的分析。而在我们这个拥有10亿人口的大国里，所提供的决策方案好一点和差一点，差别大极了！要把这项工作做好，必须应用系统工程的科学。”
钱学森毫不讳言，建立治理国家的科学确有难处，其中包括理论表达上的困难。但是，他表示：“目前，我们在这方面的人才和设备条件以及智力程度都已达到了，只要条件具备，就有这样做的可能性了。当然，从可能到实行，还有大量工作要做，我们要努力促其实现。”
当年很多政协委员，听了钱学森这番谈话以后，都表现出极大的兴趣。他们称系统科学为钱学森创立的“治国科学”。
新华社记者薛建华，听了钱学森在政协会上的这番谈话之后，怀着激动的心情，写下了这样一段话：

……五十年代美国海军次长丹·金波尔曾这样说过，钱学森“无论在哪里，他都值5个师”。
如果这位次长还活着，钱学森的昨天、今天和明天的业绩当使他为对钱学森的评价不足而感到后悔：无论在哪里，钱学森何止值5个师！

钱学森终生抱定了这样的信条；“一个出色的科学家必须对社会作出更加实际的贡献，进而成为改变社会现实的积极因素。”
回首往事，钱学森一生中几次大的转变，都是他自己的抉择。他不在意自己的抉择是否完全正确，但是，他总以为，应当竭尽一己之力，并且努力取得成功。
就在钱学森当选为全国政协副主席两个月之后的1986年6月，他又当选为中国科协主席。
钱学森是继李四光、周培源之后的中国科协第三任主席。他在致词中说道：
“......在担任中国科协主席这一重要职务之后，要团结科技人员，同愚昧、迷信、落后作斗争；同时，还要继续以高科研工作，为祖国经济建设和祖国现代化作出贡献......”
对中国三大尖端国防科技——战略导弹、洲际导弹和人造卫星作出重大贡献，在科技界深孚重望的钱学森，当选为中国科协主席，是众望所归。消息一经公布，许多记者涌上前去采访。面对众多记者钱学森从容地说道：
“我就是这么一个人。回到祖国后．领导要我搞科研组织工作，做得还不够。现在担任了科协主席职务，只能虚心地学，向同志们请教，做好这项工作。”
一头白发，一脸微笑，一身朴素的戎装，这就是钱老；没有一句豪言壮语，全是平淡无奇的实在话，这就是钱老。面对我国国防科技战线上的元勋，他那惊人的成就，他那富有传奇色彩的曲折经历，自然是新闻记者追踪采访的热点。然而，记者们却一次又一次地失望了。因为，钱老从来不谈自己，更不愿谈自己的贡献。

一年以后，钱学森出访英国。
1987年3月22日，钱学森在伦敦为部分中国留英学生作了一次内容生动的报告。他报告的题目是；
《建国百年之际，中国必然强盛》
这既不是学术性的，也不是一般的时事报告。但是，钱学森的这次报告在留学生中引起了非常强烈的反响。
那正是国内资产阶级自由化思潮泛滥的年代。这种思潮也辐射到了国外——而那里，也正是制造这种思潮的源头。一时间，怀疑共产党的领导，怀疑社会主义道路，否定马克思主义、竟成了时髦货。面对这种令人触目惊心的恶劣气候，钱学森逆风而上，在老牌资本主义的土地上，大讲只有共产党领导，只有社会主义才能救中国，才能建设中国的道理。这决不是钱学森一时的心血来潮，而是他对自己半个多世纪亲身经历和体会的总结。
钱学森在报告中回顾了中国从十六世纪中期（明代末年，资本主义制度已经在欧洲建立）以来310多年的历史，列举了许多知识分子为中国的强盛寻找出路而屡遭失败的事实。他用丝毫不容置疑的口吻对中国留学生说道；
“中国30O多年的历史证明，不可能有其他的道路。只有一条道路——这就是马克思列宁主义的科学社会主义道路。从明末到1921年中国共产党成立就是30O多年了。中国用了300多年，才从没有一打出路‘没有一点希望的悲观状态中走了出来，终于找到了自己的出路。
“五、六年以前，北京大学有几个学生嚷嚷说：‘为什么不能试试资本主义？”过了一年多，我去这个学校，找到了这几位同学，我间他们：‘还试不试资本主义？’他们说：‘不试了。’我问：‘为什么不试了？’他们说：‘我们以前不知道中国这几百年走的是一条什么
路，后来，学校教了近代史，才知道资本主义这条路在中国走不通，早试过了，不行啊！”’
讲到这里，钱学森以激动的心情说道：
“在中国共产党的领导下，全国人民团结起来，为建设社会主义而奋斗。现在的问题是怎么建设我们的社会主义。我们不仅要看到现在的2O世纪八十年代，还要看到本世纪末。这还不够，因为到了20O0年，我们人均生产总值还落后于世界上发达国家，要到21世纪中叶才行。从现在算起来还有6O年至7O年，我们要争取有个和平建设时期，抓紧这个机会，把我们社会主义建设搞上去。到了建国100周年（2049年）的时候，国家人均产值能够接近当前的世界先进水平。
“要达到这个目的，具体应怎么个做法？问题很多，我觉得首先不能脱离现实看问题。中国有那么长的封建社会的历史，100多年半封建半殖民地的历史。由此，造成了经济非常落后。经济落后又影响了人们的思想意识，文化水平不高，限制了认识和改造客观世界的能力，这是历史条件造成的。你别怨天尤人，你要改变这些东西，你必须改变背后影响它的、造成它的原因。”
钱学森还就我国党和政府在国家经济建设和社会发展方面，为什么必须坚持“四项基本原则”问题，结合自己的体会向留学生们讲述了很好的意见。他十分诚挚地告诫大家说：
“我们国家领导人制定的方针是合乎客观实际情况的。走社会主义道路，坚持四项基本原则，这是历史的经验。同学们无论在攻什么学位，对这两个大问题一定要搞清楚。这是大的方针原则。”
关于为什么必须坚持用马克思主义哲学来指导科研工作？钱学森说道：
“当今科学技术对世界影响是非常大的。目前科学技术的发展比以前要快得多，其规模要大得多。到下个世纪科学技术将是主宰社会发展的一个最核心的力量。所谓智力战，就是你要比别人聪明，或者说你改造客观世界的能力要比另外一个国家强。你比别人弱，那你就完蛋。中国人是很聪明的，真正是拼命于的。这一点诸位别泄气，咱们是行的，咱们要有这个志气。我觉得用正确的哲学来指导科技工作非常重要。你是唯心论，还是唯物论？是机械唯物论，还是辩证唯物论？这个关系重大。
“有人心里也许会想，资本主义国家没有马克思主义哲学，科学技术不是也搞得很好吗？有意思的是，资本主义国家许多有名的科学家，有的得了诺贝尔奖金，在他的工作中，实际上是用了马克思主义哲学的，不过他自己不知道就是了。现在是信息社会，我们必须用正确的观点和方法注视科学发展的道路和趋向，抓住主要问题，这是最重要的事。把重要的问题扔了，去拣芝麻，是不行的。”
最后，钱学森勉励留学生们说：“你们应该多想想，如何使我们国家在总的方针政策指导下，科学技术搞得比那些同我们竞赛的国家高一等，让我们共同为祖国的科技出力！”
在远离祖国的异国他乡，留学生们能听到一位科技伟人的报告，是十分幸运的。他们敬仰这位科技伟人的光辉业绩，也仰慕这位科技伟人的高风亮节。但是，过去只知其人，不谋其面。今天，这个伟人就站在自己的面前，与他们侃侃而谈。在这位慈祥的长者面前，他们每个人感慨万千。留学生都尊称钱学森为大师。他们说：大师毕竟是大师。我们要以大师的风范来约束自己，激励自己；以大师的为人和严谨治学的准则，来砥砺自己。
事后，很多留学生来到钱学森下榻的饭店，与钱学森促膝谈心。他们向钱学森提出了许多问题，要大师回答。诸如：怎样才能成为一个真正的科学家？科学家的人生意味着什么？科学家怎样努力拼搏才能获取辉煌的成果？当年你为什么选择了回归祖国这条道路……等等。
钱学森尽管有繁忙的学术交流和考察访问活动，但还是耐心地逐一解答着年轻人提出来的问题。他说道；
“首先，我要说的是，科学家的果实靠苦干去摘取。在科学这条道路上，每一步都要走得实实在在，稳稳当当。有时也许走得慢些，有时，路也显得长一些。路虽长，走得虽慢，但却不是白走的。因为，一路上你会撒下种子。有些种子落在荒地上死亡了，有些种子则是落在泥土里生长了，这就是一个科学家走过的道路。
“科学家的人生也许与普通人的人生没什么两样。有人说，人生像是一条溪流，从丛山中流出，途经崇山叠石，最后流到平坦的地方。但不同的是，小溪是顺山势而流，人则可以主动地选择未来的方向与道路。虽然道路也许是崎岖难行的，但走过之后，会有一份充实的成就感。会像农民那样．为自己一生播种，获取丰收的粮食而感到欣喜。
“至于我为什么要走回归祖国这条道路？我认为道理很简单——鸦片战争近百年来，国人强国梦不息，抗争不断。革命先烈为兴邦，为了炎黄子孙的强国梦，献出了宝贵的生命，血沃中华热土。我个人作为炎黄子孙的一员，只能追随先烈的足迹，在千万般艰险中，探索追求，不能顾及其他。再看看共和国的缔造者和建设者们，在百废待兴的贫瘠土地上，顶住国内的贫穷，国外的封锁，经过多少个风风雨雨的春秋，让一个社会主义新中国屹立于世界东方。想到这些，还有什么个人利益不能丢掉呢？”
这重如千钧的话语，这滚烫的赤诚，早已使一个个海外学子，心潮澎湃，感激涕零了！

那些留英学生之所以向钱学森提出关于回归祖国的选择问题，事出有因。据说在海外少数留学生中，流传着一种非常偏狭的说法，认为，就钱学森的智慧和能力，如留在国外，在科学上将会有更大的成就。

对此，钱学森早有耳闻。他总是不屑于一辩，而付之以淡淡的嗤笑。在他看来，一个人最重要的不是干了什么，而是为谁去干。是为社会？为他人？还是为祖国，为人民？这其中大有区别。因此，他对自己归国的抉择终生无悔。他认定，他的一生能为祖国和人民做一些事情，就是自己最大的幸福和光荣。

八十年代中期，在我国知识分子中，曾出现了“出国热”。一些学有成就的人纷纷要求出国谋生，一些已经出国留学的学生，学成后也不愿意回归祖国。这种情况，一时成了某些对中国不怀好意的西方人，攻击社会主义中国的口实。从而引起了海外爱国华人和侨胞的关注。就是在这样的背景下，香港记者也向钱学森提出了这个问题，请他谈谈自己的看法。

钱学森确有自己的看法。他高瞻远瞩的回答，使记者们耳目一新。他说道：

“中国现在还穷，条件还不如发达国家。但是，我们要相信，中国正在发展，正在发生变化。所以当前人才外流问题不要怕，以后就会有变化。

“现在我们送出大量留学生，去美国就有一万多人，他们很多没有回来。对此，也有些人很生气，就不客气的批评他门。我说，你不要批评。现在我们这么一个情况，即使他马上回来，也发挥不了作用。我们的大企业还没有搞活，他发挥不了作用嘛！在美国朋友的帮助之下，继续搞一下研究工作，有什么不好呀？到1990年，等到我们的情况变了，我看他们都会回来。我相信，因为他们也就是钱学森嘛！钱学森也就是回来的嘛！这个信息，也请朋友们传给他们。我对他们寄托了希望，我完全相信他们。我不责怪他们，我相信再过几年，他们学成归国，为祖国效劳，是毫无问题的。因为他们会看到中国的前途。”

钱学森对一些青年知识分子的“出国热”所持的有远见的态度，一方面表现了他对祖国未来前途的坚定信念；另一方面，也表现了他对这些青年人的信任。他们毕竟还年轻，对有些消极、落后的东西的改变需要时间，缺乏信心。一旦情况变化了，他们的认识也会转变，会将自己学到的知识报效祖国。

与此形成鲜明对比的，是他对某些反对中国共产党的领导，反对社会主义制度，对新中国充满仇恨，挟洋人以自重的民族败类，所表现出的坚定立场。

有一段时间，我国社会上曾出现了一股鼓吹“全盘西化”的邪风。其代表人物就是方励之。

钱学森听到方励之公开宣扬的那一套谬论后，非常气愤，怒不可遏。在1987年党中央、国务院春节团拜会上，钱学森在发言中指名道姓的批评了方励之。

那一段时间，钱学森经常同身边的年轻科技工作人员谈心，诚恳地劝诫他们说：“不要以为美国人这样行那样行。其实，中国人比美国人更聪明。我们中国人是拚命干的，特别能艰苦奋斗，外国人也承认。

“我们从前在美国，老是气美国人：‘中国人就是比你们美国人聪明，不信咱们比试。’那时候，中国人在国外声誉很高。最近不少事实也证明，我们到国外深造的许多学生，都获得了很优异的成绩。

“我以前说过，中国科技人员是了不起的。他们能够艰苦奋斗，甚至为此而损害健康，一直到他牺牲，他也不泄气。有了这种精神，我们就不怕落后，不怕困难多，我们一定能赶上去！”

这些话，在青年科技人员中产生了一定的积极作用。

后来，在北京发生了那场历史令世人震惊的动乱。“六·四”之后，在中国科协召开的会议上，身为科协主席的钱学森，旗帜鲜明的批判了科学界的民族败类方励之参与策划这场动乱的卖国主义罪行。

他认为，方励之的言行，玷污了我们的祖先，玷污了我们的革命先烈，玷污了我们的民族和社会主义的新中国。他说：“方励之是一个忘亲灭祖，是一个对祖国母亲妄自菲薄的人，是一个对祖先耕耘出来的故土缺乏感情的人。”

他在痛切批判方励之谬论的同时，对科协工作也进行了“反思”。他感到之所以出现“方励之现象”，原因固然是多方面的，但是，其中重要的一点，是政治思想工作薄弱。因此，他在科协召开的一次各协会领导干部会议上，提出了一定要加强政治思想工作的要求。他说道：

“我这几天，老是在考虑，我们科技知识界能做些什么。在科技界，大致上说，不同年龄层次的人是不一样的。这一点很重要。

“大概在六十岁以上这层次的特点，是经过旧中国新中国这两个历史阶段，其中不少人在资本主义国家也呆过，认识资本主义是怎么回事。我们这些人大概对“美国之音”不会相信，看问题心里有一个第儿。

“其次大约是四十岁左右的人，虽然说不上经过旧社会，但是，他们经过“文化大革命”，他们吃过动乱的苦头。这一点，他是清楚的。

“在我们科技知识界里面，在这场风波中最需要帮助的，恐怕是二十岁左右的人。他们受到资产阶级自由化影响比较多，容易相信“美国之音”。

“我们中国科协是否要考虑，动员六十岁以上，四十岁左右的人来做二十岁左右的人的工作……

“总之，我们中国科技界，应该团结一致，在中国共产党的领导下，把中国科协的工作做好，为建设我们社会主义中国出力！”

中国有一句古话，叫做“疾风知劲草，板荡识诚臣”。钱学森敬仰历史上那些在大风大浪面前坚贞不屈的仁人，更崇敬那些在民族患难，国家动荡之际挺身而出、力挽狂澜的爱国志士。在他身上，我们可以看到中华儿女的优秀品质。但是，钱学森的爱国视野要比前人开阔得多。因为他胸中装有马克思主义，装有一个壮丽的共产主义大世界。

“八十年代末期，一位友人曾给钱学森一“咏竹”的条幅。条幅上写道：

未出土时先有节

待到凌云更虚心

钱学森很欣赏这两句话。他向这位友人诚恳地表示：“这两句话把竹子的风骨概括得很深刻，应该成为我的座右铭。”那位朋友却真挚地说道：“我送给你的不是座右铭，而是钱老一生的写照。”

1989年初，国际科学技术协会主席塔巴致信我驻美大使韩叙，信中称：

中国著名科学家钱学森获1989威拉德·罗克韦尔技术杰出奖，钱学森的名字已正式列入《世界级工程、科学、技术名人录》，并同时授予“国际理工研究所名誉成员”的称号，表彰他对火箭导弹技术、航天技术和系统工程理论作出的重大开拓新贡献。

……

钱氏作为加州理工学院学生时，冯·卡门教授就因他在喷气推进和超声速飞机设计方面的才智而对他宠爱。冯·卡门在有关火箭设计的研究工作中，为发展喷气推进，他引入了钱学森公式。钱学森长期担任中国先驱的火箭和航天计划的组织者和领导者。他对航天技术、系统科学和系统工程作出了巨大的和开拓性的贡献……

“ 威拉德·罗克韦尔技术杰出奖”，也叫“小罗克韦尔奖”，是国际理工研究所于1982年设立的最高奖赏。每年至多授予３位在国际理工界有极高声誉的科学家，同时入选“世界级”科技与工程名人录。这是现代理工界所能入选的最高荣誉等级。到目前为止，世界上仅有16名现代科技专家获得这项荣誉，钱学森是其中唯一的中国学者。

1989年与钱学森一起获得这项荣誉的，还有美国的爱德华·泰勒博士和法国的罗伯特·克拉皮施博士。

1989年6月29日，纽约的贾维茨会议中心，国际技术与技术交流大会“罗克韦尔浆”的授奖仪式，在这里隆重举行。

中国科学家钱学森没来领奖。代替他领奖的是当时的中国驻美大使韩叙。

钱学森何止是这次没有亲自来领奖，1979年，他的母校加州理工学院授予他“杰出校友”称号，他没有出席领奖；1986年6月，南加州华人科学家工程师协会对他授奖，他也没有参加。总之，他自从1955年离开美国后，曾去过世界上许多国家，却再也没有去过美国。这究竟是因为什么？

钱学森自从1955年离开美国后曾发誓：今生今世再也不踏上美国的领土。是什么原因使钱学森如此绝情呢？

钱学森对美国人民、科技美国科学家同行，怀着十分友好的情感。因此，他的这个决定显然不是针对美国人民的，不是针对他的同行，他的母校的老师和同学，更不是针对华人科学家工程师协会的。从这件事上，我们可以窥见钱学森把民族情感、民族气节看的重于一切的高尚情操。

就拒绝到美国领取“小罗克韦尔奖”的这件事情，钱学森曾给国务院领导同志写过一封信。信中对此作了十分坦诚的回答。他写道：

我本人不宜去美国……事实是我如果现在去美国，将“证实了”了许多完全错误的东西，这不是我应该做的事。例如，我不是美国政府逼我回祖国的：早在 １９３５年离开祖国以前，我就向上海交通大学、地下党员戴中孚同志保证学成回到祖国服务。我决定回国是我自己的事，从１９4９年就做了准备布置。我认为这是大是大非的问题，我不能沉默。历史不容歪曲。

就在美国颁发了１９８９年“小罗克韦尔奖”后两个月，同年的８月３日，在国防科工委办公室大楼会议厅会议室，由国防科工委和中国科学院联合召开座谈会，庆祝钱学森获得“小罗克韦尔奖”。

主办单位按照钱老的意思，座谈会开得十分俭朴。桌上清茶一杯，如同他的主人一样，清淡而高雅。

7 8 岁高龄的钱学森，面对一起工作多年的老朋友、老同事，面对着金光闪闪的“小罗克韦尔奖”章，打开了他那扇心灵的大门，坦露了他一颗忠诚于党和人民，热爱社会主义祖国的赤子之心。他说道：

“国际技术与技术交流大会、国际理工研究所授予我奖章和称号，说是表彰我‘对中国火箭导弹技术、航天技术和系统工程理论’方面所做的一些工作。我想这里面‘中国’两个字是不可缺少的，是非常重要的——

“回想起来，我从1935年去美国，1955年回国，在美国呆了20年。20年中，前三,四年是学习，后几十年是工作。所有这一切都是在做准备，为了回到祖国能为人民做点事。我在美国那么长时间，从来没想过这辈子要在那里呆下去。我这么说，是有根据的。因为在美国，一个人一参加工作，就要把它的一部分收入存入保险公司，以备晚年退休之后用。在美国期间，有人好几次问我存了保险金没有，我说一美元也不存，他们听了感到奇怪。其实没什么奇怪的，因为我是中国人，根本不打算在美国住一辈子。

“1950年，我得知新中国成立，认为时机到了，应该回到祖国去。但是美国统治阶级与中国人民为敌，制造了种种麻烦，阻止我回国，使我多待了５年。我清楚的记得，1955年8月1日，驻美大使级会谈在日内瓦开始，王炳南大使代表中国政府参加会谈。他按照总理的指示，与美方代表进行了交涉和斗争。于是，我于8月5日接到美国政府的通知，说我可以回国。当然，我是作为美国的犯人，被驱逐出境，押送回国的。一路上，我不能下船，因为一下船，美国政府对我的安全又不负责任了。这一段历史，我决不会忘记。它使我深深懂得了什么叫帝国主义，我也领教了美国的‘民主’和‘自由’，深知美国的‘民主’是什么样子。所以，我是对中国共产党怀有深厚感情的……

“回到祖国以后，我感到欢欣，希望早日投入工作。但领导让我先到各地看看。开头是去东北，到哈尔滨参观了军事工程学院。当时的院长陈赓大将专程从北京赶回哈尔滨看我，他问我的第一句话是：‘中国人搞导弹行不行?’我说：‘外国人能干的，中国人为什么不能干?’陈赓大将说：‘好！就要您这一句话。’谁知这一句话，决定了我这一生从事火箭导弹和航天事业的生涯。

“现在回想起来，当时我冒说一句可以搞导弹，但是真正干起来，困难真多呀。因为新中国成立不久，从经济到技术、各方面条件与现在相比，相差是很远很远的。然而，这项尖端技术终于被我们攻克了，而且是以很快的速度搞成的。原因何在？我认为最重要的使用，是党的领导。具体的说，就是周恩来总理的亲自领导和聂荣臻元帅的积极组织。我们在座的同志都怀念那个时代，按照我的体会，周总理、聂老总就是把他们过去在解放战争中，组织大规模作战的那套办法，有效地用到科技工作中来，把成千上万的科技大军组织起来了，所以尽管我们在经济、技术上有许多困难，但由于组织领导有方，还是很快搞成了。

“回顾这一段历史，我觉得个人只是做了一点应该做的工作，那是很有限的，首先要归功于党的领导，再就是广大科技人员的努力。个人的贡献与党的领导和集体力量相比，那是非常渺小的。

“周总理、聂老总给我这个任务，我的办法就是依靠集体。记得那时，每个星期天下午，我就把任新民、屠守锷、黄纬禄、梁守、庄逢甘等几位总工，还有林爽同志，请到我家去议事。有什么问题，大家提出来，共同解决研究。不同的意见，要尽量发表。但议定的事情都要执行。执行中发现有什么差错，要尽快改正。我们中国的导弹，这是这么干出来的。所以，成就是集体的……因此，今天给我的奖，说是第一个中国人得此奖。我说，要紧的是“中国人“这三个字。这个‘中国人’，应包括成千上万为此做出贡献的人……”

在这次座谈会上，国防科工委主任丁衡高，也怀着兴奋的心情，向钱学森表示祝贺，他向与会的同志全面地介绍了钱学森。他说道：

“……钱老获得的这一崇高荣誉是当之无愧的。这不但是他本人的光荣，也是我国航天事业的光荣，是新中国一切爱国知识分子的光荣。因为，几十年以来，钱学森同志一直把社会主义祖国的繁荣富强作为自己在攀登科学技术高峰上的道路上顽强奋斗的崇高理想。即使在美国进行学习和从事研究工作的二十年间，它也只是把这作为返回祖国报效祖国的一种准备……正如钱老多次指出的，在极其困难的条件下，新中国在尖端技术方面取得的每一项重大成就，就是广大知识分子和全国人民在中国共产党领导下团结奋斗、顽强拼搏的结果。所以，从这个意义上讲，国际上对钱学森同志在中国火箭导弹技术、系统科学方面所做的重大开拓性国际贡献的肯定与奖励，也是对我国航天事业成就的肯定和奖励。钱学森同志这次获奖是新中国一切爱国科学家的荣耀，是社会主义中国的荣耀。

“钱学森同志在1955年放弃了国外优越的生活条件，冲破了重重阻力返回祖国。回国前他已被公认为本世纪流体力学研究的开路人之一，与冯·卡门齐名的卓越空气动力学家，现代航空科学与火箭技术的先驱，工程控制论的创始人。他在著名的麻省理工学院和加州理工学院任教授期间，应该说待遇不可谓不优厚，如果按照另一种价值观和世界观，他在名利、地位方面已一帆风顺，满可以照着原来的方向走，升得更高。然而，他和许多当时在国外的科学家为什么一定要回国呢？这是因为新中国吸引了他们，祖国的前途和命运召唤了他门。伟大的爱国主义精神，民族自尊心和自豪感启示他返回家乡，报效祖国。

“钱老一生的经历，具有非常典型的说服力。他成长在半封建半殖民地的中国，1935年赴美留学，在资本主义社会取得了许多重大科研成果。但他却要返回社会主义中国。他曾用自己的亲身经历多次告诫青年人，只有社会主义才能救中国，只有中国共产党才能领导中国走向繁荣富强。尽管他在国外已功成名就，但他向来以回到祖国为社会主义现代化服务为自己的最大荣耀。‘我的事业在中国，我的成就在中国，我的归宿在中国’。这就是他多年的理想和愿望。”

丁衡高勉励参加座谈会的中青年科技工作者，要虚心向钱学森等老一辈科学家学习。学习他们顽强拚搏、刻苦攻关的奋斗精神，学习他谦虚谨慎，一丝不苟的治学态度，学习他不为名、不为利、一心为祖国，、一心为人民的高尚品质和共产主义情操。

《人民日报》一位记者，在采访了这次座谈会后，写下了这样一段文字：

于此我想，如果我为钱老写传记的话，我宁愿把他看作一棵参天大树。

——纪伯伦有言：“如果给一棵树立传的话，那么它的历史犹如一个民族的历史。”

——一世情缘，根深叶茂，它的名字便意味着一串阳光灿烂的日子。