BY 祁淑英 魏根发

钱学森的同辈人、声学家汪德昭说过一个很有趣的比喻。他说：“钱学森的脑子里好像有一个‘传感器’，能够跟踪最新现代科技的发展。”
的确，钱学森总是站在科学发展的峰巅上，瞩望未来。丰富的思想，灵敏的判断，使他感受到大千世界有无数饶有趣味的学问，值得他去探讨。在马克思主义哲学普遍联系准则的指导下，钱学森成为许多交叉科学的倡导者。
1985年，一次重要会议的休息时间，钱学森同经济学家薛暮桥坐在了一起，进行了一次非常有意义的对话。
对话的题目是如何使自然科学家的方法与概念，逐渐深入到社会科学之中，成为社会科学的重要手段。
现代科学技术的高度分化又高度综合的发展趋势，使得自然科学与社会科学之间的渗透和融合在不断加强．当今世界，已经没有哪一个学科能够独立地解决现代社会所提出的任何复杂的问题了。
因此，自然科学家与社会科学家之间的对话，便成了一种历史的必然。
短暂的休息，自然不会使两位科学家把这样一个重大的话题说透。但是，他们都表示了一种趋向，那就是自然和社会这两大类科学的各个学科之间，既独立又融合，已经是它们自身发展和推动社会进步的动力。
事实上，钱学森早已开始了这方面的研究和探讨，并取得了一定的成果。
1988年，钱学森在一次报告中，正式提出了运用“定量和定性相结合的系统方法，促使社会科学与自然科学联合。”
钱学森在这次报告中说道：“通常在人们的观念中，说科学技术，好像不包括社会科学，好像社会科学理论是独门独院，自然科学与社会科学是分家的，这说不通。自从马克思主义的世界观——辩证唯物主义创立以来，大家就认识到，所谓科学就是对客观世界的规律性进行考察、整理，成为理论性的东西。客观世界，包括自然界，也包括社会，所以，我们不能使两者分割开来。研究社会主义初级阶段理论，光靠现在的社会科学机构是不够的，要促进社会科学
与自然科学的联盟。
“大家都知道，所谓近代科学的研究，是把现象分割，进行单项实验。工程技术如导弹的研制，都是先分解开，而后再综合。自然科学取得这么大成就，就是用这个方法。但这个方法用于社会科学行不通。因为这里研究对象是人类社会，而人类社会不能切块。现在社会科学的文章，你说一大套道理，他说一大套道理，常常是概念术语上的纷争。死抠书本，在字眼上转来转去，属于思辩，这不行。说明社会科学还没有一个科学的研究方法，类似牛顿以前没有微积分一样。
“所以，科学发展了，自然科学与社会科学必须联盟。我们以系统工程为例，系统工程既要用自然科学的一套东西，如数学、电子计算机，同时也要用社会科学的成果。因为系统工程就是要研究怎样在最短的时间内，以最少的人力、物力的投资，最有效地利用科学技术的新成就，来完成某一项科研或建设任务。这就涉及到了社会科学。
“再从社会科学本身的发展来看，现在已不能停留在定性的论述，还要定量，要用数的概念来分析社会现象。例如，目前大家都在讨论我们国家经济体制问题，谈论经济结构问题。在讨论时，遇到一个很大的困难，就是统计数字不够。我们要处理大量的数据，找到它们内在的关系，把数学的理论、方法，运用到具体的经济计划管理当中去。由此看来，促使社会科学现代化，我们找到了一个方法，这就是‘定量与定性相结合的系统方法’。
“中央领导同志在重要报告中多次提到，改革是复杂的社会系统工程。什么叫复杂的系统工程？人本身也是复杂的，社会更复杂。社会是由人组成的，有人的主观因素的作用；知道了消息之后，还要思维判断，这叫社会系统。搞清社会系统很不容易，描述它有几百个、上千个参数。倘若只有十几个、二十几个就简单化了，这样更容易加进主观想象的东西。
“运用系统方法，已经有了成功的例子。例如航天部710所运用系统工程方法对国民经济发展形势的年度预测分析以及粮油（购销价格）倒挂问题的测算。对那次测算，中央领导同志曾给予充分肯定，评价很高。当时710所的同志们，一是依靠了各方面经济专家们的知识、经验；二是周密收集了有关数据、信息；三是由此确定了理论模型，运用计算机计算。有了这三个要素，结果很成功。数据是实实在在的，又加入了人的智慧、经验、判断，这就是定量与定性相结合。这种方法，我认为是符合马克思主义实事求是精神的．可以说，这就是社会科学的‘微积分，，这才是真正的软科学。软科学就不是硬碰硬，软就软在人的智慧、经验起作用。
“现在我们有了大型电子计算机，数学模型，技术上能解决这个问题。社会科学与自然科学组织起来，这么去干，用这个方法来考察世界的变化，考察国情，制定战略方针，面向21世纪。”
在钱学森看来，自然科学与社会科学都是为人民服务的科学，都有其社会作用。自然科学必须与社会科学相结合，才能满足人类的需要；自然科学与社会科学如果有计划地加以利用，就可以大大改善人类的命运。
正因为这样，钱学森的倡议得到了党和国家领导人的重视与支持。目前，这项工作已经在经济管理部门广泛开展，并取得了积极成果。国务院关于《Z000年的中国》课题的研究报告，便是自然科学与社会科学相结合绽开的奇葩！

科学的生命在于创新。科学家的不朽声誉来自于他们所创造的不朽业绩。
钱学森主张，“一位出色的科学家应该经常探索前人不曾触及的课题，或者是别人尝试过但未成功的课题，并通过自己不懈的努力，闯入‘禁区’获得成功。”
如果我们观察一下钱学森在科学领域的足迹，不难发现，这位获得巨大成就的科学家探索的课题是非常广泛的。特别是到了晚年，他在广阔的科学天地里获得了更大的自由。凭借着他那睿智的大脑，丰富的经验和广博的知识，向着众多的科学领域进军。他时常是在某些不被人们注意的学科，或者是久攻不下的难关面前，提出一个崭新课题，抛出一个很超前的思想，引起人们的广泛注意，变成了科研的热点。他有时也亲自涉足某个领域，向“禁区”发起挑战，引发出更多人的兴趣，然后退居二线，负责组织、谋划，扶植年轻的科技工作者，去夺取科研成果。
由于钱学森主张自然科学与社会科学相结合，因此，他研究的对象便突破了自然科学的圈子，深入到社会科学的某些领域。对此，一些持有传统偏见，或受苏联凯洛夫教育学影响，习惯于单一、专一模式，将自然科学与社会科学严格分家的某些学者，则多有微词和非议。
然而，钱学森是个不怕非议的人。为了科学发展和社会进步，他敢冒一切风险。他总是坚定不移地向着新的领域，向着“禁区”发起冲击。
在探索自然科学与社会科学的结合点上，钱学森提出了社会主义法制和法制学能不能注入现代科技成果而使之现代化的问题。
这个课题，是钱学森看到了我国改革开放以后，法制建设大大滞后的现状而提出的。他知道，这是一个很敏感的课题。
法律、法学，历来是一门阶级性极强的社会学范畴。按照我党的传统观念，它是“阶级斗争的工具”。而自然科学、工程技术、数理化、电子计算机等，是没有阶级属性的东西，如何使这两者结合？又怎样使社会主义法制和法学现代化呢？这是一个崭新的课题，其难度之大也是可想而知的。
钱学森以古稀之年，开始了在这个新领域的拼搏。他奔走呼号，以引起人们对这个问题的重视；他著书立说，阐明自己的观点。在中央高级党校的讲坛上，面对来自全国各地方的党政领导，他大声疾呼：必须引进现代科学技术机制，才能加速法制建设和法制工作。他说道：
“社会主义制度是从古到今最先进最完善的社会。但人类还要前进，还要走到共产主义社会。就在我们国家，旧社会遗留下来的落后的思想意识和外来的腐朽思想意识都有影响。因此，为了绝大多数人民的利益，为了使每一个人能够按照全体人民的利益去行动，一要靠思想教育，二要靠管，管就必须有社会主义法制。这无疑是社会主义建设中的大事。我在这里谈一谈如何充分利用现代科学技术的新成就，特别是新技术革命来促进我国的法制建设和法治工作……”
但是，预想中的阻力，很快出现了，一些人议论纷纷。
一种意见认为，用电子计算机从事法律审判和咨询，会束缚人的手脚，会变成“机器统治人”，或者会引来司法机关和群众之间的矛盾对立。
还有一种更为激烈的批评意见认为，所谓“法律工程”、“法律控制”充其量是资产阶级社会法学派早就提出的破烂货，其目的在于加强对劳动人民的剥削与罪恶统治。
面对这些吓人的大帽子，钱学森毫不却步。毕竟是改革开放的年代了。打棍子、扣帽子、揪辫子的时代，已经一去不复返了。
钱学森理直气壮地说道：“……先进的科学管理是没有阶级性的。把电子计算机用于法学是否会产生机器统治人？是否会束缚无产阶级的手脚？这要看怎样用法。站在马克思主义的立场上，把电子计算机当作一种工具，为建设现代化的社会主义服务、不但不会束缚无产阶级的手脚，相反会使无产阶级的广大人民的手脚伸得更长，更灵活，更敏捷，更有效。”
接着，钱学森阐述了使用电子计算机和系统工程来完善我国法制的依据和方法。他说道：
“要利用现代科学技术来促进社会主义法制建设，必须结合我国的实际来考虑：
“首先是我国法律与法学队伍底子薄，人少质量也不高。我国的人口多，关系复杂，要处理的问题多。以律师来说，我国10亿人口（80年代初期的统计）只有律师4万人，包括兼职律师在内。而英国，只有5000万人口，却有3．5万名律师。我国由于律师奇缺，许多司法人员学历低，缺少专门知识，法律知识不普及，人民群众欲学少路，欲间少门的情况严重存在。这就产生了客观需要与主观力量的尖锐矛盾。据了解，有的省，法院系统一年内受理信访41万件，有的律师一年代人写信2万多件，解决这些矛盾，如借助于电子计算机来武装我国的法学与法治，就有可能事半功倍。这是其一。
“其次，从立法要完善、周密、准确来说，要检查整个法律系统是否完善，单纯用人工的办法，也许要成千成万或者上百万件的典型事例和案件，一件一件地对照检查，这个工作量大极了，而且太慢。如果采用电子计算机不仅准确度高而且速度快。因为这完全是一个逻辑的处理。这个逻辑处理完全可以编成程序输人电子计算机，那么，计算机便可以按程序高速度地完成这项检查工作。
“其三，从法治过程的综合治理来说，也可以采取系统科学与系统工程的理论和方法，对法治系统进行分析和综合，作出系统处理。建立起青少年犯罪综合治理工程等等。
“其四，从普及法律知识，方便咨询来说，一个省应建立一个法律咨询的电子计算机处理中心。每日处理成千上万件群众来信，解决各种常见而较简单的纠纷，提供开展业务的法律指导。这样的中心还可以接受各企业事业等单位的聘请，作为集体常年法律顾问，满足聘请法律顾问的需要，补充律师的不足。当然，不是不要律师。这样，我们就可以跳过西方资本主义国家片面培养律师的那条老路，开创出一条新路。
“其五，从提高法院审判、检察院检察来说，只要各设上一个终端，检察员、审判员可以随时向‘中心’索要有关资料，提供参考，最大限度地减少主观因素上的误差，提高办案效率。
“总之，切勿以法律的阶级性强，而将电子计算机和系统工程的方法拒之于门外 ......”
钱学森把自己的演讲稿与诸多法学家共同探讨、研究之后，写成专著，以《社会主义法治与现代科学技术》为题，在《法制建设》上公开发表。更加鲜明，更加准确地阐述了自己的观点。
在这篇公开发表的文章中、钱学森以充分的有说服力的理由，论述了我国法律界引人现代科学技术的重要性与必要性。他认为，把系统工程的理论与方法应用于法制与法治，在资本主义国家做不到，在我国却可以做到。他在文章中写道：

我国的法治，是广大人民在工人阶级领导下发挥法的功能，协调一致，通力合作，以实现对社会和国家的最佳治理为目的的事业。这一性质决定我国社会主义法制和法治有可能和需要采取多系统综合治理的方针，而不能像国外那样，只依靠司法机关一个系统的少数人统治。他们的法制本质决定了他们不能把“违法犯罪”灭于未然，甚至不能治其已然，而我们恰恰可以做到这一点。

钱学森对于社会主义法律和科学技术研究得很细。他敢于打破传统法律的框框。他提出，现行的民间调解治保系统，起着自觉保障法律实施的广泛作用，是社会主义中国所独有的一大特色。我国有90多万民间调解组织，据说，每年这个系统可能解决70O万起民间纠纷，这是一个了不起的组织。钱学森认为，应将这个组织纳人全部法律与法治活动，进行电子计算机的现代管理运行，这便使我国的社会主义法律与法治系统的结构更合理，内容更充实。
关于怎样按照系统工程理论构筑法制，最终建立马克思主义法制科学？钱学森也有很好的构想，并作了明确描述，我国法学界对此引起了极大兴趣。国家有关职能机构很快根据钱学森的观点与方法，购置电子计算机，培训人才，建立起法制与法治的系统工程模式，从而大大加快了我国民主与法制建设的步伐。
“钱学森究竟是学什么专业的？他的本行该是什么？为什么他又研究起法学来了？”
某些好事者，对钱学森此举表现了极大的不理解，而且多有非议。新华社记者胡士弘撰文对此议论进行了批驳。他写道：

作为才华横溢的人才，钱学森绝非囿于一域。他既是一个专才，又是一个通才。他在漫长的人生之路上，左冲右突，上下寻觅，从科学真理的大义出发，从民族利益出发，他在火箭、导弹、航天技术领域取得了一个又一个的辉煌胜利，他又开拓了许多新的科学研究领域，创立了今人耳目一新的诸多科学......

另一位记者则很风趣地写道：

看《三国演义》，我一直感慨：不知道诸葛亮是学什么专业的。你看他，进可以扶保贤能、力挽狂澜，退可以躬耕垄亩，吟诗作对；上至天文，下至地理，大到外交军事，小到机械制造， 他都精通。
要论人才，诸葛亮堪称奇才。这个奇才的突出特点除了传统意义上的“智慧”，还有他的实用性；他以计谋见长，以弱克强，为蜀汉积攒了抗衡吴魏的实力；战事稳定时，他以管理见 长，内修国事，外结盟好，安抚四邻，屯田兴利，为日后出奇兵奠定了厚实的国力基础。
......看《三国演义》，我最爱看的是那位足智多谋、能把手头活干得极漂亮的诸葛亮——不管他是学什么专业的......
总之，诸葛亮是一个胸怀坦荡、开放，极富“时代感”的奇才！
现今社会，太需要这样全面的奇才了！

这位记者很有见地。的确，时代呼唤着才华横溢的奇才、通才！

钱学森在父亲钱均夫的影响下，自幼就对祖国的优秀文化传统有浓厚的兴趣，并受其熏陶，注人自己的实际行动之中。晚年，他不止一次地向社会呼吁；要正确对待祖国历史文化传统。 1987年，他访问英国、德国回来，更加感到这个问题的重要性。他在多次讲演或撰写的文章中，反复申明重视祖国传统文化的重要意义。他说道：
“我在英国访问了10天。后来到西德去了慕尼黑，参观访问了德意志航空航天研究中心的一个研究基地。在那里吃午饭时，他们的副主任施罗德博士，谈了如下一段话：
“他说他去年访问中国时，发现中国的青年人在学习西方的科学技术的同时，也接受了西方的文化。中国有自己的优良文化传统，应该保持。”施罗德博士还说；
“‘在第二次世界大战之后，德国不少青年感到第一次世界大战德国打败了、第二次世界大战德国又打败了，德国还有没有前途？德意志的文化有没有价值？感到茫然。于是，学美国，想当美国人；学法国，想当法国人。后来，我们教育青年，一个国家要有立国之本，立国之本就是本国的文化传统。德国人决不能丢了德国的文化传统。这样才解决了青年人彷徨迷失方向的问题。’”他还说：
“‘我认为学习外国的科学技术可以促进本国的科学技术进步，但解决不了社会问题．社会问题还要靠优良的文化传统来解决。’
“我觉得施罗德博士的这番话的意思是诚恳的，是友好的。这里谈到的是青年人如何正确对待自己的祖国的历史文化传统的问题，这个问题很重要。我们的国家具有举世瞩目的优良的历史文化传统，我们应当认真学习和继承。同时，要认真学习马克思主义哲学。
“我个人认为，一是要正确对待祖国历史文化传统，一是要认真学习马克思主义哲学。这应该成为我们国家‘立国之本’。”
对于祖国的优良文化传统的继承，在钱学森身上最为突出的，是他在处理人际关系、家庭伦理以及社会道德等方面，均带有儒家思想的深深烙印。
钱学森认为，儒家思想中有关伦理道德方面的某些部分，是很有道理的，是合乎人情的，因此，是应该继承和发扬的。对于“修身、齐家、治国、平天下”的有关经世济民之说．他认为是符合一个人的成长和立业逻辑的、因此，他总是身体力行。钱学森很注重“修身”，他认为这是做人的根本。他严格践行“孝梯”之规，对父母善尽孝道；他是个独生子，无法履行兄长之责，但他视朋友为手足，对于妻子，他则是一个典型的好丈夫，与蒋英互敬互爱，忠贞不渝。
钱学森是个有名的大孝子。从懂事后的幼年开始他对父母就一直是十分尊敬的，从来没有在父母面前发过脾气，更没有出口不敬之举。长大之后，尽管他对许多事情有了独立的见解和主张，但是依然十分尊重父母的教诲。后来，他为了成才报国，也是为了完成父亲的宿愿，远离家乡，走出国门，一去20载。但他一直心系祖国，心系父母。所以，他根本不想留在美国，成为一个美国的公民。回国后，他常为自己长期滞留国外不能在父母身边尽孝而感到深深内疚。回国以后，只要工作允许，他便守候在多病的父亲身边，尽一个儿子的孝心。每当父亲的生日，他一定为父亲祝寿。父亲去世之后，偌大年纪的钱学森悲痛不已。他想到，倘若没有父母亲自己怎么能来到这个世界上；倘若没有父母亲的悉心爱护和谆谆教导，那有自己健全的身心。自己如果说还有一些聪明，那是继承了父母的基因。父亲敬惜字纸，他才爱书如命。父亲教他科技救国，他才
义无反顾地在崎岖的科研之路上攀登。他每逢看到父母的遗像，总是肃然起敬。他想到父母给自己留下的精神财富许多许多，终生受用不尽，自己也应该给后代留下更多的东酉。
钱学森对于母亲更是怀有一种特殊的感情。幼年时代妈妈教他的儿歌古诗，一直牢牢地记在心里，像甘泉雨露滋润着他的心灵。他永远忘不了妈妈为他绣制的荷花和枫叶的手帕；忘不了他出国时，躺在病榻上的妈妈那慈爱的眼神和他一步一回头的惜别情景。那是他最应该留下的时刻，但是他走了。以致。他再也没有见到母亲的慈颜，未能尽到自己的孝道。他感到亏欠母亲的太多了，永生永世也不能偿还。为此，他多次到母亲的墓地扫祭，与母亲作心灵的交谈，以寄托他的哀思。不知从什么时候起，钱学森对《妈妈再爱我一次》那首歌特别喜欢。每当他思念母亲时，便不由地哼唱，或在录音机里反复播放这首歌的录音带。此时，他仿佛回到了母亲的怀抱，感受到母体的温馨。心底默默地重复着几乎是儿时的吃语：“妈妈，再爱我一次吧！”
每当注视着母亲的遗像，和母亲一起生活过的杭州市小巷故居便浮现在眼前——故乡小屋旁，伴有一留梅花，每每到了严冬季节，窗前总是浮现出朵朵笑梅，溢出阵阵清香。于是，母亲便用那甜美的声音将那优雅的诗句融进西子湖的黄昏里；

疏影横斜水清浅，
暗香浮动月黄昏。
......
人间蓬莱是孤山。
梅绽之处好凭栏。

梅花是千古不变的诗，梅花是千古不变的爱，梅花是伟大母亲的象征。
每当他怀念父母时，他总要重返北京儿时居住的那个小胡同里，茫然地看着那个已经破旧了的四合院，久久地向里窥视着。尽管他是个无神论者，可是，他还是祈盼着父母的身影出现，他痴想着，如果能够看到二位老人的身影，该是多么美好的瞬间啊！他明明知道这是不可能的。但是，他却是痴痴地在心头默默地祈祷着，这时，思亲的泪水早已模糊了他的双眼......

钱学森珍视友谊也是有口皆碑的。他视朋友为兄弟，情同手足。他与青少年时代交下的朋友，一直保持着交往。即使在花甲之年，古稀之年，乃至耄耋之年，年年春节赶往海淀探望他儿时的同学张维，探望他青年时代的朋友傅承义。他说：“年轻时的朋友是最忠实、最持久的朋友。挚友得于少年时。青春时期是坦诚相待、彼此亲近的岁月。所以，我对青年时代的朋友倍加珍惜。”他还说；“真正的友谊无论痛苦和欢乐时刻都会给你以支持。欢乐时刻得到朋友的支持，使得心灵深处备感甘甜，同时也让朋友分享这种感受；不能与人分享的欢乐，算不上什么欢乐。遭遇不幸和挫折的时候，一个人又难于独自承受，也需要朋友与你同舟共济，携手度过难
关。因此，要珍惜青少年时代的友谊，直到垂暮之年。”
他时常告诫年轻人说，青年时代得到的一切真挚情感要爱如珍宝，切不要任意挥霍这一笔宝贵的财富。
钱学森在处理人际关系上，一贯倡导“人和”。他说：“人和不仅是事业成功的保证，也是人本身作为高级动物的一种象征。”他进一步解释说：“人作为高级动物，通过与他人的和睦相处，人的高级需要得到了满足，那么人与人之间便会处于高度和谐状态，使神经系统的兴奋水平，处于最佳状态，往往便会事半功倍。”
他认为：“人和”的核心是与人为善。为此，要时刻注意正确认识自我，尊重他人。与朋友，与同事，要坦诚相见；对朋友，对同事，要忠，忠于朋友，忠于事业往往是一致的。
钱学森还认为，在中国的传统文化观念里，“人和”占有相当重要的地位，正如人们常说的那样：天时不如地利，地利不如人和。“和为贵”，人与人和谐相处，往往是事业取得成功的重要保障。

钱学森运用马克思主义哲学的基本原则，对祖国传统文化中人的伦理道德行为规范进行了研究。剔除了其中的封建糟粕，提出了在社会主义条件下建设新的行为科学的问题，并就行为科学的体系，提出了富有建设性的意见。1985年5月中旬，在中国科协召开的交叉学科讨论会上，他大胆地提出了在现代科学技术中还要增加一个大部门：行为科学。这个问题一提出，引起了与会许多同志的兴趣。会后，他撰写了《谈行为科学体系》一文，发表在《哲学研究消年第8期上，为这新的学科的研究和建立奠定了基础，也为发扬光大祖国优良文化传统做出了贡献。

在祖国的优良文化传统中，中医学不仅有悠久的历史，且包罗了传统文化中诸多的内涵，有许多至今仍然解不开的谜。由于它的神秘性和封闭性，影响了人们对它的研究，也影响了它自身的发展。如何促进祖国中医学的研究，促进中医向现代化方向发展，使祖国这一医学珍宝大放光芒，也成了钱学森所关注的文化热点。
1980年国家卫生部中医局局长、中医专家吕炳奎就中医学研究问题写信给钱学森。钱学森对这封信提出的问题很感兴趣，于1980年8月份复信给吕炳奎。在这封信中，钱学森比较了西医和
中医的两种不同的研究事物的方法——分析法和综合法，指出了西医研究中的弊病，大胆地提出了“医学的方向是中医的现代化，而不存在什么其他途径。西医也要走到中医的道路上来。”这令人耳目一新的观点，在中医学研究上是破天荒的第一次。
钱学森提出中医现代化是祖国医学的发展方向，是有依据的。他认为：
第一，西医起源和发展于科学技术的“分析时代”。在那时，为了深人研究事物，把事物分解为若于组成部分，一个一个地去认识。这有好处，便于认识。但也有坏处，把本来整体的东西分割了。西医的毛病也就在于此。然而，这一缺点早在一百年前恩格斯就指出了。到了大约二十年前，终于被广大科技界所认识，要恢复“系统观”，有人称为“系统时代”。人体科学一定要有系统观，而这就是中医的观点。所以医学发展的方向是中医，不是西医，西医也要走到中医的道路上来。
第二，当前存在的问题是，现有的中医理论尚不能同现代科学技术联系起来，而科学技术一定要联成一体，不能东一块，西一块。解决这个问题就是中医现代化，实际上是医学的现代化。
......
后来，他这封信在新华社1980年9月19日出版的《内部参考》上发表了，谁知这篇文章竟然在医学界引起了不小的风波。一位中医学院的同志写信给卫生部某领导，信中质问钱学森；“你钱
学森算什么！你又不懂中医，你在那里大放厥词，该当何罪！”
对于来自不同方面的意见，钱学森认真进行了思考。开始，他以为自己的话是不是太冒失了。但是，当他用马克思主义哲学的观点，对传统中医文化作了反复的分析、比较之后，当他多次同中医学专家进行了探讨之后，他不但没有退缩，相反，却更增加了他坚持这一观点的勇气和根据。在1983年1月21日由中华全国中医学会举办的迎春座谈会上，钱学森发表了题为《用马列主义哲学阐述中医理论》的讲话。他向中医学界的朋友们回顾了1980年8月给吕炳奎的信发表后，听到的一些不同意见。他说道；唉呀！可不得了，得罪了许多人?”“这一下倒是对我很大的帮助、很大的教育。我才知道原来这里头真是复杂啦。”钱学森还讲了他对中医文化的认识过程。他说道；
“原来是一股子热情，不了解情况，想从现代科学技术的角度去阐述和解释中医，现在看恰恰相反。中医要是真正搞清楚了以后，要影响整个科学技术，要引起科学革命，这些认识这几年我越来越深刻......
“现在我可以说，我觉得我一点也没冒失，我还坚持不改！但是我也觉得这个问题是非常大的一个问题，我们不能性急。”
为了推动中医现代化的研究，钱学森在百忙之中撰文，宣传自己的观点。他在《大自然探索》杂志上发表了《马克思主义哲学的结构和中医理论的现代阐述》一文。钱学森指出；

中医还不是现代意义上的科学。中医必须现代化，现代化 就是科学化。

钱学森在这篇文章中还深刻指出：

中医现代化的第一步，应该用全部马克思主义哲学的结构体系，去总结阐述传统的中医理论。这样，才能使中医理论最后脱离“自然哲学””变成一部人和环境相互作用的唯象科学。

这一见解是超越前人的。只有充分把握了现代科学体系的脉搏，才有可能提出这样的见解。这一见解，为中医文化在现代科学大厦的构建中找到了一个合适的地位。

在现代中国自然科学史上，钱学森大概是谈论马克思主义哲学最多，并在自己的科研工作中运用马克思主义哲学最自觉的一位自然科学家。
钱学森以他那渊博的学识和一个自然科学家特有的眼光，对马克思主义哲学有着深刻的领会和理解。他在许多文章和讲话中，对马克思主义哲学的地位和作用，马克思主义哲学的核心和体系，马克思主义哲学研究的对象以及马克思主义的深化和发展等问题，都有许多精辟的论述和卓越的见解。而且，敢于同违反马克思主义原则的言论进行不妥协的斗争。
1987年春天，钱学森出访德国。当年我驻德国大使郭丰民请钱学森向使馆人员和留德学生发表谈话。钱学森欣然应允，以《正确对待祖国历史文化传统，认真学习马克思主义哲学》为题，讲了他的看法。
钱学森在讲话中，针对国内一些青年人在看待现实生活的思想方法上的片面性，以及把改革开放与坚持四项基本原则对立起来的情况，明确指出，这是一种机械唯物论的思想方法。我们应该是辩证唯物主义者，应该用马克思主义的哲学指导一切思维方式。他讲道；
“那么，什么是马克思主义哲学呢？什么是辩证唯物主义呢？我认为马克思主义哲学，辩证唯物主义是人类一切知识的最高概括。近代科学的一个特点是把事物一段段分开来研究。如果搞不清楚，就再分细一点。这么一层层分下去，研究得很仔细。从近代科学发展到现代科学，就是这样一个过程。牛顿的力学是考虑整个太阳系、地球的宏观现象，后来觉得还要进一步研究，就细一点到了分子。分子还不行，再细一点，到了原子，以后到了原子的结构，原子核、电子云。原子核是怎么一回事呀？进一步研究就到了中子、质子。还不行，继续分下去，现在又到了基本粒子。就是这么一层层
没完没了地解剖下去。”
钱学森接着又列举了生物学的研究，也是走的同样道路。然后他指出：
“这种只讲分不讲合的研究方法、就有点机械唯物主义的东西在里面了。这样分的越细就越看不到全貌了，你只见树不见森林嘛！我们中国古代对于研究客观世界有一个优点，就是从整体看问题。这又恰恰跟近20年来发展的最新科学，即所谓系统科学有相似之处。什么是系统科学呢？就是发现单从分解事物这样做下去，问题越搞越糊涂。生物学家都搞到分子生物学了，但是生理现象到底是怎么回事还是说不清楚。那么就发现从近代科学到现代科学用的这些分解方法，即所谓还原论的方法是不能解决问题的，必须用另一种观点来补充，即系统观点，整体观点。也就是说，完全是整体不行，那就回到中国古代去了。完全是分解越来越细也不能解决问题。那么，唯一的办法是把现代科学与我国古代的哲学思想两者结合起来。而这样一种结合，就是局部和整体的低层次和高层次的辩证统一。恰恰是马克思主义哲学，是辩证唯物论。”
那么，马克思主义哲学本身还要不要发展呢？对此，钱学森做了肯定的回答。他说道：
“我这样说是不是马克思主义哲学就不要发展了呢？好像是一本圣经，照着文本去用就行了呢？那不行，那非栽跟头不可。因为事物是发展的，马克思主义哲学既然是人类知识的最高概括，那么人类知识有新东西产生了，马克思主义哲学也必须要发展，要吸收新的科学成果。”
怎样发展呢？钱学森提出了一个现代科学技术体系的构想作为答案。这个现代科学技术体系可分为九个部门——自然科学、社会科学、数学科学、系统科学、思维科学、人体科学、军事科学、行为科学和文艺理论。这九个部门的划分是以研究或看问题的不同角度为依据的。他说：“部门之分并不在于学科研究对象之不同，而在于研究者看问题的角度不同；对象只有一个，即整个客观世界，人也是客观世界的一部分。”
钱学森根据研究问题的不同角度，把科学分为九个部门，他这种划分方法，既说明了科学的各个部门都是以客观世界作为研究对象，它们是相互联系的；又注意到了各个学科部门是从各自不同角度来研究客观世界的，它们又是互相区别的。
科学的九个部门，除文艺理论外，其他八个部门都有基础科学、技术科学和工程技术三个层次：前者是基础理论，后者是实际技术，中间则是应用科学。这种部门的横向结构，是全部现代科学技术共有的，是共性，是整体结构。
钱学森认为既然九大部门有着共同的层次结构，因此，关于科学技术体系分九大部门的构想是合理的，是站得住脚的。当然，这九大部门的现代科学体系不能看成是不可变动的。事物是发展的，人的认识也是发展的。他说道：
“我所设计的这九个部门都有各自的概括。”钱学森接着说下去，“比方，自然科学的概括是自然辩证法。社会科学的概括是历史唯物主义。最后集中起来到了最高的殿堂吧，就是马克思主义哲学。
“从这样一个结构可以清楚地看到随着科学研究知识的扩大，马克思主义哲学当然要受影响，要补充，要深化，要发展。所以，马克思主义哲学不是死的东西，但是你必须用它来指导工作。因为这是证明了的人类最高智慧，你不用它，太傻瓜了！
“这些话，我跟国内许多青年同志都讲过，我看青年同志不怎么接受。我上了年纪，他们怕面子上不好办，不敢批评；反正看表情就知道了（笑）。他们大概在想：‘那些发达的西方国家的科技人员并没有马克思主义哲学指导工作，也搞得不错嘛！’大概是这么一句话吧。但是，我也有一句话：‘假设你用马克思主义哲学指导工作，那就如虎添翼比他还厉害。’恐怕在座的同志都知道我们中国人在国外的声誉是挺高的。中国学者不笨，而且真拼命干。所以，我说中国学者再加上马克思主义哲学就更了不起了。事实就是这样，从我个人的经历最后得到的就是这样一个认识。
“所以，我回答一位热心的德国朋友说：我们中国是有办法的。因为我们用马克思主义哲学来指导我们的工作，同时又用我们工作中的经验不断去丰富马克思主义哲学。我们用这样一个办法，就把世界上人类智慧包括古代的、现代的、中国的、外国的都集中起来了。这是中国建设社会主义的一个方向。”
钱学森的这次讲演，以他精辟的创见，博得我驻德使馆人员和留学生的普遍赞扬。
哲学家对待理性思维的态度是怀疑的，批判的。这种怀疑和批判正是人类认识发展的内在动力，推动着认识的不断发展。从这个意义上讲，科学家不崇拜任何偶像。
这是1988年秋季的一天。
在首都一所重点大学的阶梯教室里，一位颇有声望的哲学教师正在讲授恩格斯的《自然辩证法》。
听众席上有一位年迈老人当场对位哲学教师讲的课提出了异议。老人彬彬有礼地问道：
“老师，我想提一个问题：恩格斯《自然辩证法》是1886年写成。他和马克思总结了19世纪中叶自然科学发展的成就。但是，100年来，科学有了巨大的发展，好多恩格斯180年前讲的事情，已经不是那么回事了，还能照着书面上的字去理解吗！”
提出这个问题的老人，便是年逾古稀的钱学森。
钱学森对于恩格斯的《自然辩证法》已经研读过不知多少遍了，后来，他还结合阅读了恩格斯在写作《自然辩证法》前后给马克思的信件。这些认真的学习和研究，使他受益匪浅。他自觉地将自然辩证法中许多哲学原理用于自然科学和社会科学的研究。但与此同时，他也反对将恩格斯著作中一些过了时的断语与结论奉为圣经，从而束缚人的手脚。
当钱学森向这位哲学教师述说完自己的看法以后，这位教师
无可奈何地回答说：“书本上怎么说的，我们就应该怎么理解，你不能那样提出问题。”
显然，很多人把本来是活生生的科学理论，变成了使人望而生畏、读而生厌的精神枷锁。
“历史变化了，认识前进了，马克思主义哲学必须发展。”这是钱学森反复强调的观点。在许多场合，他公然阐明自己的思想。他说道：
“恩格斯概括了100年前的自然科学成果，恩格斯所讲的东西，在那个时代是对的，是没有问题的。但现在就有很多间题了。我们就要到21世纪了，我们不能光限于现在看到的这本《自然辩证法》。我们要根据现代新技术迅猛发展的巨大成果，努力编写21世纪的自然辩证法》！”
他甚至很大胆地说过；“我们要继续前进，肯定是要‘离经’的，我们不能抓住经典著作不放，一字一句照着做。马克思和恩格斯在1OO年以前，没有看到今天社会主义的新中国，我们怎么可以一切老靠着经典著作呢？所以，我们要发展。要发展，就要有新的东西。有新的东西，就离开了经典著作。但离经却不能叛道。我们对马克思主义的基本原理是不能离开的、我认为，马克思主义是指导我们一切工作的。这就是离经不叛道。”
哲学家胡昌善对于钱学森的哲学思想进行了长期研究，撰写了《钱学森哲学思想评述》一文，发表在1987年7月23日出版的《江汉论坛》上。其中，对于钱学森关于马克思哲学的发展，作了如下评述：

钱学森主张对待马克思主义哲学，要树立发展的观点。要发展，首先就要吸收、反映、概括科学技术的新成果。在钱学森看来，发展的概念总是同创造性分不开的。发展意味着一种创新。而创新，就必然在某个方面有所否定，有所受革，有所前进。如果什么都没有改变，那就谈不上发展。对哲学的发展来说，当然是指理论上的创新。理论的创新自然就要表现为理论的内容或形式的变化。钱学森同志正是从马克思主义哲学的内容或形式上去探求变革的。他的这种创新精神，正是发展马克思主义哲学所需要的。

然而，如果把钱学森对于马克思主义哲学的创新和发展观点，看成是对马克思主义哲学的全盘否定，那就大错特错了。
人们不会忘记，当年我国社会上特别是在青年人中，争相阅读美国人托夫勒著作的《第三次浪潮》的情景——
托夫勒把人类历史上开始发展农业，建立封建制度称之为“第一次浪潮”；把产业革命、建立资本主义制度称之为“第二次浪潮”；把当前西方，尤其是美国出现的“新的高科技革命”——计算机、航天技术等新科技的广泛应用，称之为“第三次浪潮”。在托夫勒看来，由于西方发达国家计算机发展速度和应用范围的惊人扩大，将使整个生活迅速变化，农业将不需要用土壤来种植农作物，农业生产的全过程可在工厂里，而且可增产10—15倍。
在托夫勒看来，似乎马克思主义已经不灵了，已经过时了。因为马克思主义是在“第二次浪潮”中出现的，马克思没有看到“第三次浪潮”。
托夫勒的《第三次浪潮》在我国青年中造成的思想混乱，是非常严重的。
马克思主义真的过时了吗？这是一个关系到我国社会主义事业指导思想的理论基础的大是大非间题。对此，钱学森的观点是十分鲜明的。他在许多场合发表演讲，一针见血地批驳了托夫勒在《第三次浪潮》散布的有害观点。他说道：
“酉方有人认为科学技术正在出现很大的变革，即所谓‘第三次浪潮’，可以改变资本主义、帝国主义的命运，解决经济停滞、通货膨胀、失业上升等由资本主义制度带来的一切危机。从马克思主义的观点来看，这些论调是完全错误的。
“在我看来，影响人类社会发展的最根本的东西，是生产的发展，它带动生产关系的变革，最后经济基础变了，上层建筑也要变。旧的社会制度束缚了生产力发展，有不可克服的矛盾，所以必然会有变革。这一条马克思主义的真理，始终没有变。今天，资本主义社会的矛盾，是由制度造成的，靠科学技术的发展。是救不了命的。”
讲到这里，钱学森把话锋转向了对现代新科技的认识，他说道：
“我们决不是说可以不重视科学技术发展，在我国的社会主义现代化建设中，决不能不看到现在世界科学技术出现的许多新的发展。托夫勒在《第三次浪潮》中提到的计算机、航天工业，海洋开发、遗传工程等新兴技术，确实对国家生产力的发展具有重大的意义。我们应该研究怎样充分利用这些新的技术，加快和有效地实现我国现代化建设。从长远看，这是非常重要的问题。
“我们在中国共产党的领导下，建设新中国，走社会主义道路，全世界都在看着我们。若干年后，比如到了21世纪中叶，到了建国1OO周年，假如我们建成的社会主义中国，生产力还非常落后，按人口平均还比小康之家好不了多少，全世界人民就会责备我们，说我们没有干好工作，有负他们的期望。所以，我们一定要用现代科学技术来武装自己，这是关系到国家、民族命运的大事。在制订规划、考虑设想的时候，应该看得更广一些，看到现代科学技术领域内的新发展。当然，我们不能只抄袭外国的东西。但是，不去考虑这些新的科学技术，以致可以拿来用的，我们却没有用上，那我们就失职了。”
在钱学森看来，重视现代新兴科技的发展，绝不能成为全盘否定马克思主义哲学的理由。他说道：
“我们所讲的推进马克思主义哲学的发展，决不是也决不能把马克思主义哲学当作所谓‘过时的旧哲学’而加以抛弃，另外去创造一种什么非马克思主义的‘新’哲学。他非常严肃地申明；“我们是社会主义国家，只有坚持马克思主义哲学理论的普及和应用，才能坚持哲学发展的正确方向。”
在钱学森看来，在我们这样一个人口众多的社会主义大国，应当用马克思主义统一人们的思想意志，特别是要普及马克思主义哲学。他说，“马克思主义哲学是人类智慧的结晶，是法宝，是尚方宝剑，你不要这个东西是要吃亏的。”因此，他强烈呼吁：“要从高中开始进行马克思主义哲学的教育，在高等院校除了深化马克思主义哲学的教育外，还要讲现代科学技术体系，使学生开扩眼界，能高瞻远瞩，也就能够更好地领悟马克思主义哲学。并巨，要把这方面的教学放到打基础的重要位置上。”
为此，钱学森算了一笔帐，他说道：
“我以前估算过，到20O0年，我国初中以上在校学生将逾400O万，再添1OOO万继续教育的对象，一共500O万学生接受马克思主义哲学和现代科学技术体系的教育。如果每200名学生有一位这方面的老师，那也要25万老师。不小的教师队伍呵！当然，还有教学计划和教材问题，因此，必须早日动手搞！
“我以为，如果我们大致按上述的建议去培养青年，那我们就比西方国家的那套什么人文科学教学制度高明得多。”
我们可以想象，按照钱学森的设想，用马克思主义哲学和现代科学技术体系教育出来的人，一定是最富有智慧的人。正如钱学森所殷切期望的那样：
“一个有智慧的人，是懂得大道理的人，是有社会主义和共产主义理想的人，因而也是一个有道德的人。也因为他懂得大道理，‘事理看破胆气壮’，他也一定勇于改革创新，不怕艰难挫折。他不会去贪图安逸，更不会去同流合污，他懂得：‘平楚日和憎健翮，小山香满蔽高岑’。”
钱学森向往造就这样的人才，而他自己一直在朝着这样一个高尚的境界攀登。钱学森对马克思主义哲学的信仰和追求，从青年时代就开始了、在美国留学和从事科研工作的20年时间里，几乎没有间断过对马恩著作的学习。回国后，他更是把学习和工作更紧密地结合起来。当我国社会主义建设遇到西方自由化思想侵袭，一些人对社会主义方向，对共产主义信念，对马克思主义的正确性，对党的领导产生动摇时，钱学森却像一棵苍劲的青松，挺直腰身，正气凛然。他对党、对社会主义的信念万劫不泯，且愈信念坚——因为，他就是一个有智慧的人，是懂得大道理的人，是有社会主义和共产主义远大理想的人，也是一个有道德的人。

钱学森在现代科学技术方面取得举世瞩目的辉煌成就，与他有个和谐、温馨的家庭是分不开的。他与妻子蒋英彼此相爱，他们之间的感情终生是甜甜的，浓浓的。在这个现代家庭里，艺术与科学技术相得益彰，理性与感情完美结合。他们依靠这种结合，在国外度过了艰难的岁月。回国后，又创造出惊人的业绩。到了晚年，他们依然生活得富有倩趣，非常充实。
钱学森是一位不服老的老人，也是一个闲不下来的人。他以80多岁的高龄继续担任全国政协副主席，担任着中国科协的名誉主席和国防科工委的高级顾问。有些职务虽然看似虚职，但是，钱学森却做的是实事。他几乎每天都坚持到国防科工委大楼上班，因为诸多社会工作和高科技课题，还需要他的参与和亲自处理。
一天晚间，忙碌了一天的钱学森步履蹒跚地走在回家的路上。此时，周围是一片寂静。猛然间，他想到了自己生命历程上的那个重要的数目字——他已经是耄耊之年了。尽管这是一个无法改变的现实，但他心中难免有些许感慨。突然，一串他熟悉的女高音的歌声，天籁般地从自家的窗口飘到身边。它是那样富有魅力，那样虚灵而妙不可言、这歌声顿时溶润了他的心田，平添了青春的活力，使他的步履变得急促而矫健起来。40多年以来，这美妙的歌声，成了他们爱情永驻的媒体。
40多年了，无论钱学森置身于何地，荡迹于何方，唯有蒋英的歌声是永恒的。他以为，蒋英那美妙的歌声，是对他们彼此真挚爱情的祝福；那歌声，饱含着对她钟爱之人的崇仰之情；那歌声，是对智慧、勇敢和成功的赞颂。总之，那歌声将世间真善美尽都包含其中了。
因此，每当听到蒋英的歌声，他总能感到一种美好的赐予。于是，他自豪地对自己说：我该多么有福气啊！他甚至总想对人们高呼一声：让科学与艺术联姻吧，那将会创造奇迹的！
夜晚，是这对老夫妻从音乐艺术中获得最大满足的最佳时刻。他们或依偎在沙发上，或躺在床上 ，聆听着从立体声音响中传来的世界名曲。莫扎特的最后一部交响乐《第四十交响曲》在室内飘荡，他们似乎看到了蓝色的海水．听到了海水静静地冲刷沙滩的声音，那是人心与天籁的融和，是超越时空的豪迈预言，天地间回响着那永口的潮汐，无穷无尽—…·
于是，老夫妻又开始了音乐的对话。
蒋英说道：“莫扎特离开人世时，两袖清风，一无所有，他甚至没为自己留下买棺材的钱。在一个风雪弥漫的夜晚，他被不相识的人埋葬在了谁也不知道的地方。以致于后人无法在他的墓地献上一束花”
钱学森说道：“莫扎特没有给后人留下金钱和坟墓，但他却为后人留下了不朽的乐章。”
莫扎特、贝多芬创造的美妙音乐是钱学森和蒋英这两位老年知识分子相随相伴的奇妙知音。这奇妙的音乐始终沟通着这双伉俪的两颗高尚的心灵。
钱学森对蒋英说道：“当然，真正的天堂是没有的。所谓天堂，那是梦的幻境；可是，我觉得美妙的音乐可以比作天堂的声音。每当我浸沉在这美妙的音乐之中时，就仿佛走进了天堂的入口处。我觉得音乐会把我们的灵魂带到人间看不到的神奇世界中去、那里有旖旎的风光和斑斓的色彩，任你怎样夸张想象，都不会过份。”
蒋英见丈夫说得那样动情，便有些调皮地说道：“你说的好极了。正是因为生活中有这样一个用音符建造的天堂，而且距离我们井不遥远，所以，我才得以天天带着你到天堂里去游览一番，你说对吗？”
钱学森笑了。笑得那样天真、单纯。他并不把蒋英的话当成是开玩笑。
“你说得好极了。”钱学森点点头说道：“4O多年以来，正是你给我带来了音乐艺术，正是这音乐中所包含的诗情画意和对人生的深刻理解，才丰富了我对世界的认识，学会了艺术的思维方法。或者说，正因为我受到了这些艺术的熏陶，所以，我在思考问题时才能够避免死心眼，避免机械唯物论，想问题能够更宽一点，更活一点。”
与蒋英比较，钱学森更喜爱贝多芬的作品。尤其喜爱贝多芬的第三交响曲《英雄》。每次听完这部作品后，钱学森总要感慨万端。他对蒋英说道：
“贝多芬好像专门是为了创造音乐艺术才到人间走一遭似的。一个人为了一项使命，有意识地来到这个茫茫的尘寰搏击一生也是一种幸福。”
蒋英幽默地回答说：
“难道你不是为了创造火箭、导弹技术才决心到人世间走一遭的吗？”

钱学森接过话茬问道：“难道你不认为应当再补充一句吗？”
“补充什么？”蒋英一时被丈夫的突然袭击搞蒙了。
钱学森笑微微地说道：“我来到人世间，除了研制火箭、导弹这项使命之外，还有一项使命就是……”
不等钱学森说完，蒋英突然明白了，忙抢着说：“陪陪我，对吗？”
说罢，这对老夫妇都开心地大笑起来。
贝多芬的《英雄交响曲》还在室内回响着。钱学森深有感触地
说道： “事业和爱情使我的人生有了支点，有了依托。所以，我始终感到幸福和充实。当然，音乐也是我生活中不可缺少的一部分。”
他停顿了一下，接着说道：“一次，有人问爱因斯坦，死亡意味着什么？你猜，这位伟大的科学家的回答是什么？他的回答出乎人们的意料。他说：‘死亡，就是意味着再也听不到莫扎特的乐曲啦！”’
听到这里，蒋英小声地笑了。
“其实，”钱学森继续着他的话题，“爱因斯坦这个物理学家，对于莫扎特音乐这种生生死死的酷爱与眷恋之情，我是很理解的。因为，莫扎特这位伟大的音乐天才努力揭示的自然界中那万事万物相和谐的神秘性，也正是近代理论物理所追求的最高层次的审美境界。
“想想看，一个人来到这个世界上要经受的坎坷和磨难之多，有时令人难以承受。倘若这个人没有几件生生死死为之眷恋和酷爱的事物，那么，他的存在，似乎失去了支点，失去了依托。没有支点和依托的人生，是多么的不幸！”
的确，爱因斯坦对莫扎特音乐生生死死的酷爱和眷恋之情，与钱学森对于贝多芬音乐的酷爱是多么的相似。钱学森无论早期只身滞留美国，还是后来被美国软禁期间，只要听到贝多芬的《D大调小提琴协奏曲》、《第四钢琴协奏曲》或钢琴奏鸣曲《悲怆》，他的心便会为之颤动，为之共鸣，便会受到一种崇高审美力量的激励和催动。就是在这壮美音乐的的激励下，他领悟了人的尊严，人的价值和他此生此世的使命。所以，钱学森时常向人们提起这样的话题：
“贝多芬的音乐时常启迪人萌生‘自我意识’。”
回国以后的年代里，严良 指挥中央乐团演奏的“贝多芬第九交响曲”，只要钱学森在北京，无论工作多忙，他都要去听。因为“贝九”所包含的巨大精神力量，他感受得最为直接，最为深刻。
晚年，蒋英时常听到丈夫轻声哼唱勃拉姆斯那支有着四个严肃主题的套曲。对此，蒋英自然心有灵犀——因为，勃拉姆斯是与贝多芬齐名的伟大作曲家，在世界音乐史上通常被列为“三B之
一”。他又是19世纪最后一位古典作曲家。他花费了十六、七年时间，写了那部套曲，套曲由“悲怆”“田园”“英雄”和“帕萨卡利亚”四个主题组成。勃拉姆斯的这组套曲包含着人类对于生与死的认识和理解。从某种意义上讲，在这个音乐世界里蕴含着一种情感的超越和一种境界的升华。
钱学森进入晚年以后，行走有些不便。他便有了更多的时间与蒋英一起研究西方古典音乐，研究诗歌、书画和历史。登门来访的朋友不由地交口称赞他们生活内容的丰富多彩。钱学森自有自己的解释。在他看来音乐和其他文化艺术走进他的生活，绝不是一种点缀，更不是为了刻意美化人生。他认为，只有如此丰富生活，才是生活的本身。
科学、艺术和哲学这些都是可以使人脱去胸中尘浊和庸俗境界的灵丹妙药。因此，钱学森和蒋英决不把艺术当做生活的点缀品。他们不只是一般地欣赏音乐艺术，而是对音乐艺术都有较深刻的理解。他们对音乐家的世界观和艺术观，以及音乐家的作品内涵，音乐作品的本质等，都进行过讨论和研究，例如：
“贝多芬的音乐艺术为什么能够如此传达人类的心声？为什么能够如此深刻地表达‘世界之本体’？”
“贝多芬的音乐艺术为什么能够容纳如此广大、如此精微和复杂的人类胸怀？”
......
对于这些艺术领域的深刻话题，这对老年夫妇都曾经进行过细致的探讨。
尽管钱学森不是从事音乐专业的，但是，他的科学家的头脑，他把握的马克思主义哲学帮了他的忙。因此，他对这些很深奥的音乐专业中的问题，仍然可以作出精辟的回答。
在钱学森看来，贝多芬不是一个单纯的作曲家，在本质上，贝多芬是音响诗人，是音响哲学家。他说：
“音响哲学家，当然是通过他的音乐作品引导人们去窥视一个独特的深层的世界。从这个意义上讲，贝多芬不仅是一般意义上的哲学家，而是广义上的文化哲学家。
“贝多芬的最大成就，就是让音符述说哲学，解释哲学，使音乐成为最富于哲学性质的艺术。贝多芬总是用音符寓意托情，启迪人类灵性，感发人类道德和良心。”
钱学森夫妇称贝多芬是人类文化艺术史上创造最高层次艺术品的英雄。他们时常陶醉在贝多芬的音乐世界里．也同时被贝多芬的英雄气概所感染。
至此，我们就不难理解，钱学森绝非一个单纯的科学家，就如同爱因斯坦并非一个单纯的物理学家，贝多芬并非一个单纯的作曲家，梵高也并非一个单纯的画家一样。