叫记者太沉重
带三个表 @ 2005-12-04 01:48

每个星期，至少接到三四次这样的电话，就是新闻发布会的通知电话。通常，我会跟他们讲明白，我不会去。原因很简单，第一我不爱跑会；第二我去了也不能给他们发稿子，浪费一个名额不好，我知道有很多媒体可能要打破脑袋想参加一个会，还是留给他们吧；第三，我要在电话里问清楚，有没有车马费，如果有，对不起，别请我，拿了车马费也发不了稿子，还是把它送给能发稿子的媒体吧。不是我高风亮节，也不是我有多清高，因为我实在不喜欢这种猥锁的交易。您那要真是条新闻的话，不给钱也会扑上去的。

我这个想法大概是20年前做记者脑子里想的，现在早就改变了。记者很大程度上是靠车马费活着的，你可以想象，一张办得很烂的报纸，一本办的很糟糕的杂志，记者不是靠这个活着，还能靠什么活着，如此恶性循环。

车马费，又叫红包，好处费，是一种灰色交易，现如今已经成了媒体的潜规则、钱规则。我刚进入媒体的时候，正赶上这股歪风盛行，我当时在一家报纸工作，我曾经听到一个部门领导在打电话，对方是我国著名歌星，80年代走红，上过春节晚会，还出过事，曾经销声匿迹过，后来又复出。这个领导说得很直接，给一万块钱，写一整版，5000块钱，半个版面。后来，真的就写了一整版。

我大概也是在这个时期第一次拿到红包。当时是一家大报的朋友带我参加一个新闻发布会，吃好喝好之后还发了一个手提袋，里面有些资料、唱片什么的。回到家里，把资料唱片拿出来，听了之后觉得没啥可写的，就扔到了一边。没几天，人家公司的人就电话打过来，问什么时候发稿子，我说没价值，发不了。过了一天，那个大报的朋友打电话给我，劝我把稿子发掉，我不明白，这篇稿子有这么重要么？非追着我发稿，我实在不明白。

过了好几天，收拾东西的时候才发现，原来那个手提袋里面还有一个信封，打开一看，有200块钱，这时我才恍然大悟，为什么人家死乞白咧地追着我要发稿子。这200块钱我放在抽屉里一直不敢花掉，因为说不定他们会打电话把钱要回去。

这件事让我感到很烦，心理上从此就觉得好像每次拿到红包后就像做了贼一样，与其说为了这一两百块钱贪点小便宜然后整天被人追着发稿子心里难受，不如一开始就别碰。所以，能不去的新闻发布会，我坚决不去。我算了一下，如果我坚持参加各种新闻发布会，这种灰色收入要比我在三联拿的工资还要高。有时候，搞发布会的公司直截了当地说，来吧，发不发稿无所谓。这样的企宣老板应该解雇他。

我曾经对记者讲，如果你无法避免必须拿到红包的话，你就当帮人家进行一次资金流通，不要感到内疚，如果实在不踏实，就把钱给人家还回去，别在稿子上做文章。

常有新闻发布会骚扰电话，我就告诉对方：“你肯定没看过我们杂志，你看看哪个栏目可以给你们发通稿的？把我们当成《娱乐信报》了吧？就你还做公关呢？”类似《三联》这样的媒体现在有很多，在这类媒体工作的记者收入的确会比报纸记者少很多，但是心里踏实。

前几天，有个朋友从外地来北京，给某著名歌星搞了一次新闻发布会，后来，跟这朋友聊天，他对我讲述了媒体记者拿红包现象，让我大吃一惊，真想不到，今天的记者已经到了这般田地：

——说某电视台记者参加新闻发布会，先是摄像来，领一份钱走了，之后是编导，领了一份钱走了，再之后是记者，领了一份钱走了，最后是摄像、记者和编导再签一次到，再领一份钱。
——说某记者参加新闻发布会，到了之后把名片递上去，主办方说，邀请名单里没有你，所以就意味着没有车马费。这时，该记者立刻拿出另一张名片，主办单位说，还没有，于是记者又拿出一张名片，主办方说，也没有……
——还有个某杂志记者，新闻发布会去晚了，就找到主办方负责人，说红包怎么不给我。负责人说，现在艺人正在采访，我先在里面接待一下，等完事后给你。几分钟后，该记者推门进去，说话声音很大：“红包怎么还不给我？”负责人赶紧把她拉到门外，小声说，采访完了就给你，稍等。没一会儿，该记者又推门进去，大声说：“怎么还不给我？”负责人又只好把她劝出来，如此反复三次。
——某电影新闻发布会，一名没有受邀请的记者闻讯前往，试图得到红包，主办方说，您的名字没有受邀之列，所以没有。该记者大怒：“怎么可以这样？这涉及到我的尊严问题。”我操，您还有尊严么？
——台湾某歌星在上海开新闻发布会，结果某报社去了两砣记者，在发布会领红包处不期而遇，于是两人怒目而视，其中一个说：“谁让你来的？”另一个说：“谁让你来的？”两个人便在现场舌剑唇枪地骂了起来。很明显，这家报纸只有一个红包的名额，却来了两砣记者，只好现场PK，残酷而又丢人。
——某次演唱会，有个《现代某某周刊》记者问演出方工作人员，为何不请他，演出方的同志说，没有列入邀请计划，于是该记者通过发短信的方式知道了发布会地点，直接杀过去，结果发现没有红包，便赖着不走，把这位工作人员骂了一顿。不仅拿着手机里的短信给同行看，还把短信给该公司的负责人看，说请了他又不给红包，结果，公司的这名工作人员被老板骂了一顿，直到他拿到了红包才算风平浪静。

我向胡淑芬总书记保证，上面的段子都是真的。

在我刚刚进入传媒的时候，看过胡舒立同学写的一本书《美国报海见闻录》，里面有段话让我印象很深，就是美国记者在采访的时候，连一把钥匙链都不能收，因为如果这样，被老板知道了，或是被同事知道了，会被鄙视的，所以，一个好记者，一定要洁身自好。说真的，我看到胡舒立写的这本书，挺佩服人家美国记者的，这叫荣誉感。在中国，就算是我们可以把荣誉感的标准降低到跟采访对象吃饭喝咖啡，也不能杜绝红包现象。

当这些当事人给我讲述这些红包记者的嘴脸时，我有点不相信自己的耳朵，今天的记者真的作贱到这种地步了？可是，这个行业就是这样，到处都是这样的钱规则，于是我们就可以堂而皇之地出现“红包记者”、“红包新闻”。你想想，中国媒体的新闻本来做的就够烂的了，空间本来就已经够小的了，再充斥一些“红包新闻”，这报纸还能看么？

区区几百块钱，重重地压在记者的身上，叫记者太沉重。