蔼可说的很对，如果没有某种蓄意的政治因素，在一个多民族国家中的民族和睦民族大团结并不是天方夜谭。

　　我有不少民族朋友，念中学时有回族同学，玩的最好的小名叫做“蟑螂”，他家养着一大群鸽子，在他家阳台上看鸽子放飞和回巢是很有意思的。

　　大学时民族同学就多了，班里有壮族的、苗族的，但与我玩的最好的还是维族同学阿不都热依木。

　　阿不都是我们班最俊的小伙子。三大球玩得好，是当然的班队主力队员之一。学习也很刻苦，一股不到长城非好汉的劲头。一次查疟疾，全班６０人，只有有数的几个才镜检发现血样中的疟原虫。也巧这几个查疟高手全都姓“耳东陈”，同学们自我解嘲，说是：只有姓中有“耳”的，才能在耳垂取血的样本中查获疟原虫。阿不都急了，要从新查一遍他读过的片，说是他的那个“阿”也有“耳朵”。有会说戏话的接着就是一句：你这个“阿”后面可还有一个“不”啊。大夥笑成了一团。

　　在球场、在教室、在医院、在宿舍，在男生侃大山的人群中，我特爱听他那没升调降调的语音。一次有人说阿不都是全班男生中说话最卫生的。有一不知趣的主说，这是因为他不知道汉语中的脏话。阿不都冲这讨骂的就是一句：ＸＸＸＸＸＸ。口齿特清楚，语调特悠扬顿挫。

　　同学们戏话，班上男生有些奇人。有见不得学生指导员的，有见不得漂亮女同学的，有见不得死尸见不得血的，而阿不都是见不得酒的人。

　　他的酒量极大，但这极大的酒量对他毫无意义，因为一旦他与酒打了照面，其结果就是不是“酒尽”就是“人倒”，用他的话：不醉，喝酒还有什么意思？

　　但阿不都对酒很有定力，轻易不喝，我只见他醉过一回，不过那次醉的确别有洞天。

　　那是我们在闵行中心医院的内外科实习的最后一个晚上，除了铺盖和洗漱用具，所有行李都已捆装完毕，等第二天学校来车，便打道回府。爱喝酒的男生买了几瓶七宝大曲从食堂打了饭菜聚在宿舍下想找个千杯少的感觉。等我与病房中值班的护士告别后，在那正在乾杯的宿舍里是一片热气、酒气、欢笑……，很难再找到一席之地了。　　

　　凌晨，副班长把我叫醒，说是阿不都不见了，我心底当时就是一沉：醉鬼别出了意外。

　　天亮了，该找的地方都找了，该报告的部门都报告了，阿不都还是一片汪洋都不见。在这一片忙乱中，我们很不人道地没有发现除了阿不都外，我们班还少了一个同学，他是贵州都匀来的小个子邓和。这也不能完全怪我们，邓和是那种最不容易引起注意的，在任何场合多他一人或少他一人都不会有任何波动。但在那个特定的夜晚对阿不都来说，有没有邓和，其差异可就太大了。

　　邓和和阿不都同一宿舍，当阿不都摇摇晃晃地推门出去时，只有邓和一个人醒了，他心细，怕阿不都出事，披上棉衣就跟了出去。

　　阿不都出了医院走着走这就上了沪闵路，邓和有点着急，上去拉阿不都。喝醉了的阿不都一脸凶相，“跟着我干嘛？回去！”

　　邓和很有耐心，不回去也不去拉阿不都，与阿不都保持一段距离，阿快邓也快，阿停邓也停，阿不都回头撵邓和，邓和就往回退，一派“敌进我退，敌退我进”的战略战术。最有意思的是，阿不都到路边的民房敲门敲窗，问屋里有没有病人，他是大夫。

　　邓和急了，后来他给我们说，他怕屋里的人听了这种没腔没调的夜半“歌”声，会给吓得睡不着觉的。阿不都敲门，他就到窗口去喊话：千万别开门，这是精神病院跑出来的病人。

　　在那个寒风朔朔的冬夜，阿不都在沪闵路上走了足足３小时后才一头倒在地上，呼呼大睡。小个子邓和咬着牙把阿不都拖进附近的扳道房里，自己也象喝醉了酒一样瘫倒在地。　　　　　　

　　阿不都在学校的小灶吃清真菜，其口味与大灶有天壤之别，他知道我馋，常为我多打倒一份菜。毕业前夕，我让母亲为阿不都准备了清真菜，阿不都有点犹豫。我说别担心了，我妈专为你买了一口新锅。那个星期天阿不都离开我家时，给我留下了他的维吾尔匕首，虽然简陋，但寒气逼人。
　　
　　去年，公司来了新人，也是新疆卫生系统来的，我问起阿不都。她说，阿不都热依木是你的同学？人家现在是卫生厅科研处长了！我开玩笑地问：“腐败了没有？”回答是：“没有，没有，挺好的。”

　　蔼可说，她想有一天能再回去看看拉萨和她的藏族朋友。我也是，希望有一天能和阿不都热依木、与邓和、与所有的同学再欢聚一堂，喝个千杯少、醉方休。