轻与重

进了大学，郁闷成了挂在人们脸上的面具。邻床在梦中又一次大喊：“我曾经如何如何……”不只道我们在用过去的时光在抵抗着什么。但如果真让过去一次又一次地重复上演的话，会怎么样呢？我的大脑超频了。
赫拉克里特说：“人不能两次踏入同一条河流。”他的学生更狠：“人一次也不能踏入同一条河流。”我们自以为豪的事，只能发生一次，然后就随着赫拉克里特的河流消失或远离，像影子一样毫无分量。
那么我们的曾经又以为着什么呢？也许我什么也没写过，只是自以为写过；我从未爱过，只是自以为爱过；我什么都没做过，只是坐在门口等待着撞入匾箩的鸟雀。
在餐桌上，邻座的同学忽对毛泽东的时代大加赞赏与怀念，大概是对如今的政府的某些行径颇为不满。如果毛泽东的时代永无休止地上演。我不只道他是否依旧津津乐道。正是因为那个亩产万吨野有饿殍的年代将永不复返，只剩下一些苍白的文字，语言和一些茶余饭后的谈资而已。正是它变得像菜汤里的韭菜叶子那样的轻，那位仁兄才会津津有味地怀念它。
历史一旦成为历史，便是微不足道了。历史课本这么写历史，我们便背；倘若历史书上所有的句子都反过来，我们依旧会深信不疑地背。它可以任凭人们的需要来捏成无数个 花样，也可以轻松地像扔掉一张糖纸似地遗忘，把它丢道无尽地虚空中去。
于是现代人活下去的前提是从历史的垃圾堆里翻出需要的，扔掉没用的。我们可以对高尚轻蔑，对卑劣认可，对残酷默许或微笑。
那位同学慷慨激昂的怀念，使我产生了一种难以置信的荒诞感。曾有多少人在那所谓美好年代里变成野鬼，已经无足轻重，这些人的丧生又算是什么呢？
历史的沉重终于在扭曲和遗忘中渐渐消解，一切都预先被原谅了，一切都被可笑地允许了。我微笑地把一碗热汤泼在那个人的脸上。在他惊异的目光中，我说：“发生过一次的事情等于没发生，你大可不必把这件事放在心上。”
在高中里挣扎的学D学M们羡慕我的自由，在大学里飘荡的我羡慕他们。他们说他们承受着无法承受着的重，把他们压在地上喘不过气来。他们想飞。我说当人们真的轻得像大气一样终日飘来荡去，反而会渴望贴近大地，感受真切与实在。
然而是轻是重我们已经无法选择。
也就是说，在这个世界，我们必须先学会道德的沦丧和堕落，而且要基本功扎实，理论结合实际，灵活掌握，注重应用能力。
十七世纪末，路易十五对行刺者波.达米安处以惨目人睹的肉刑。胸脯，胳膊，大腿，小腿的肌肉被烧红的铁钳撕裂。他那曾经持刀拭君的右手被硫磺焚炙。那些被撕裂的部位浇以熔化的铅水，沸腾的热油，滚烫的树脂，尔后四马分尸。
这个故事不时地出现在我的脑海中，如今施暴的现象已经不复存在或被隐藏起来，但我却一再经历又同样意味的事情。它们在一次又一次地重复上演，重演着一个意味深长的道理：生命可以像逝去的时光一样，轻得不能再轻。
“曾经的重让人难以承受，而如今的轻同样让人窒息。”
我不知道自己是否属于这个民族，这个民族有着极强的地域属性。
我在众多的大学里选择了一所离家千里的大学，我以为这是我自觉的选择，我选择了流亡。
流亡是一个谁也不愿轻易尝试的词语，它意味着人在承受了巨大的对现实的不满足感，断裂了与现实联结的纽带。过去的一切，都将逝去。
长达20年的岁月里，我一直小心翼翼地潜匿于深海，像一条惯于生存在高压的深海鱼，我搭上了北行的列车，面临的是浮出海面，面临的是将承受无限的轻。我不知道我是否能承受突然的低压。
九月初，我来到北方的一个小镇上，夏日的流火还未褪去，就像我对大学的热情还未褪去一样。这所大学的挂羊头卖狗肉并没有削弱我对大学的兴趣，正如低压并没有阻止我浮向海面。
我天真的相信，低压甚至无压的环境中存在着对生命的尊重。
尊重的前提是什么？是源于陌生，源于陌生而产生的畏惧。正如党中央进北京时，没有一个人会因为他们是外地人而嗤之以鼻。相反，北京人是怀着尊重甚至是崇拜的心情将他们迎进京城的。
而我面对的是一个陌生的国度。我的话言不由衷，形形色色的学生团体都企图利用我。我终于体会到，流亡不是一条通往胜利和光明的征途，而是使自己终生苦役的开始。我不是可以日复一日地忍受苍鹰叼走肝脏的普罗米修斯。在轻蔑与反抗中，我知道我不可能留在这里。轻是流亡的前提。
我曾经对自己宣布轻视生命和不平等是我的死敌，但我过于认真了。轻视与自我的尊捧只是一个谁也不愿识破的谎言。轻视他人的人在心虚地轻视着。被他人轻视的人也在心虚地承受着。尼采一生都在追求超人，但没有一个人可以强大到完全逃避这个轻视地法则。
轻视源于人们对自身生命地不珍视。
但生命存在地基础又是什么呢？上帝？物质？竞争？也许是承受轻视。
在整齐划一地军训中，我体会到被彻底轻视的感觉，没有一个人可以是人，要想生存下去，首先得当作一颗棋子。由教官任意摆布，把什么都扔掉背上轻视生命的命令，来换回一点尊严。这是一桩可笑的买卖。
“进入这里，你们首先是一个军人。处处得以军人的标准要求自己。”只是教官头子的一番话。
我在休息时不止一次想起那个行刺者的结局，被捕后的他生命已是无足轻重。只是用来泄愤和展示国王的威严。法国大革命的帷幕落下之后，如今对肉体的惩罚仿佛已经变得漫不经心，但控制人的灵魂却乐此不彼。而这一套思路戴着仁慈，博爱，人性的面具，打着培养高素质人才，为XX 主义建设而服务的旗子。暴力与血腥缺席之后，另一种惩罚像鱼网一样网住了所有的人。
我们所做的，只是在鱼网中做好一条垂死挣扎的鱼，认认真真。找到自己的位置，做自己应该做的，承受着对自己无限的轻视。
领导们沉浸在这种整齐划一的阵势中，沉浸在这种备受蔑视的生命所秀出的美中。他们连声叫好。这正是社会所需要的人才，正是法大所需要的学生。于是一张张浸透着耻辱的奖状与锦旗发下来，递上去。哪些白痴们咧着嘴傻笑地欣欣然做着秀。我无话可说。
那个夜里，我做了个很奇怪的梦。在军训场的门口，教官们 手持枪，一个个问我们，是想死还是想活。同学们一个个庄严地 微笑地回答无所谓。于是教官们冲着他们地额头放一枪，都印上 了合格二字。然后送他们出了们。轮到我了，我回答说想活。教 官脸上一沉，朝我额头开了一枪。我看到绯红的液体流了下来， 像蜿蜒的小蛇爬了下来。教官问我为什么不死？我说并不痛。他 说：照纪律你必须死了。
然后我就醒了，我知道这这是个梦。梦意味着子虚乌有，
轻得像根本没有发生过一样。但我却吓得发抖。牙齿紧紧地咬着 毛巾被，冷汗不停。好象体会到绑在刑架上地受刑者的那种感觉。
人们是以怎样的心情去看明史看奥斯维新集中营看古拉格看文革的？我想不过是想体会一下恐怖的刺激和愤怒的快感。吓 得喊两声：“竟然还有这样的事情！”然后满意地走开。人们的 观看与看毛片基本无异。无非是追求感官上的快感。死难者的生 命他们根本没放在眼里，因为他们知道这些已经过去，已经过去。 没有任何意义。所有的鲜血变得比鸿毛还轻。吓不了谁，只需爽 过之后忘记就可以了。
如今，我却感到历史是会重演的。这些惨剧，无一不是建立在对生命的轻视之上，而这样的轻视，时刻在我身边发生。
在食堂窗口，炊事员眼中的我不过是待饲的牛羊；在澡堂门口，收票员眼中的我不过是待洗的土豆；在医院里，医生眼中的我不过是一具活标本；他们可以时而把我当作人，时而抱以对待阶级敌人的态度，时而双眼空洞地望着，毫不理会。
我不太有忍耐地德行，这可能与我的A型血有关。于是我决定轻蔑地对待一切。
9月的一个阳光灿烂的日子里，小镇上有着湛蓝的天空，温和的风。而我在偶然的机会下，得到一个消息：妍妍走了。
那天南方的一架开往新西兰的飞机几乎拉走了我的整个世界。消息来得如此之突然，也证明了我在妍妍心中之轻。
很快，我感到了天空的矫情，风的窒息。这时她走了过来，象征性地安慰了几句，问我下午是否翘课去校后的军都山。
我感到了一种莫名其妙的滋味，很不习惯。
我该不该答应呢？我害怕人，害怕被人轻视的感觉，害怕认认真真地与人相处。所以我宁可与仙人掌和冰冷的文字在一起。
或者我不该答应，这样也许会免去很多麻烦。
他即非情人，也非朋友。她只是顺水飘来的一个椰子，充满着生机和笑声。而我却是一个在灰暗和轻视中不停挣扎的半死的生命。她像是那天的阳光。我静静得讲着往事，仿佛自言自语。尽管我的内心一直在责问自己我这样做对吗？
是爱吗？妍妍走后留下的真空还在激荡。在这以前，我仅仅见过她一面。
如果不是，我为什么能向一个陌生人倾诉如此之多？
我望着山下在风中摇曳的荒草。它们摇出层层波浪。知道自己无法回答这一切究竟是出于疯还是爱。
我生自己的气，我不该如此地相信一个人。她静静地听，究竟出于什么呢？我怕是爱听戏地人们在听祥林嫂讲阿毛的故事。
我嘲笑自己。
在初识的日子里，一切都充满了反讽。我不停地在嘲笑自己。我有个原则：把每次恋爱都当作是最后一次。在S之后，其实我已经不想也不敢再认认真真地爱一个人。可能正是因为无法承受甜美的生命之轻。因为没人能承受我的感情之重。我知道我和她不过是一场大雨中偶然相逢的两滴雨。迟早会回到各自的轨道。让人痛苦的是，我一直是这样一个人：看得比谁都清楚，但又束手无策。任凭灾难的渐渐来临。
在密云水库的雪夜里，我静静地在彻骨的寒夜里守了一夜。那一夜我的心里却是充满了绝望。我明知守不住却还是在继续倔强地守着，就像我在球场上的位置。我不知道自己当初为什么会选择守门员的位置，其实是在体会一种必败的悲凉感。明知守不住却还是要守，守是否还有意义。既然守不住。那么守岂非成了无限的轻。如此说来，我自以为是最认真和在意的事，正是无限的轻。轻得像逝去的岁月飘去的云彩吹去的和风落去的枯叶，毫无重量。
我终于在恩雅的音乐中听到了一种从未体味过的感觉，在听《维也纳的灰尘》和《石斧》的时候。我竟听出了同一种意味：音乐停止的一瞬间，无论那维也纳微小的灰尘还是代表了一个文明的石斧都会消逝成无限的轻。
尽管我难以接受，但我还是明白：生活中的爱情是一种轻飘失重的东西。如果连爱情也是如此，我还有什么可以拥有的？这种N年前的感觉又泛上心头。
如果爱情可以重演，那么彻骨的绝望也会重演，那么将是多么可怕的事。于是我又又一种想守的感觉。我拼命地会回忆往昔的故事，想做未防守的资本。但只是一回想，就撕来了心上的伤口。
其实我们什么也不是，我们的感情并不像很多人那样深沉。只是一种如天花板上落下的灰尘那样的轻。灰尘在我的心口上划下，轻也可以划出一道深深的伤痕。
当我在灯下，静静地看着四盆小小地仙人球。它们有着柔弱的刺。我感觉着刺在手上划过的那种轻柔的痛。我喜欢仙人球可能是因为它们太像自己。
在一个风很大的傍晚，我回到寝室，看见它们躺在了地上，地上有着潮湿的泥土和碎裂的花盆。还有一个白痴正咧着嘴傻傻地冲着我笑。我连忙把它们捧到了花坛（不过是断墙旁地一片泥土而已）挖出两个坑，把它们栽了下去。我是那么地慌张，以至于没有发现它们地异样。
第二天，它们已经死了。带刺的仙人球已经垂了下来，软绵绵的。我不知道在生命的最后一刻它们是怎么样的。它们死得是那么地无助，无声无息，轻到了及至。
我呆呆地看着它们，一直盯着。它们的孤独和悲凉正是自己生命的反照。它们死了，什么也没留下。
那个白痴说，会赔我两个花盆。在他的眼中，花盆之重胜过生命之轻。
我把死去的仙人球们写进《与十月无关》，她看不懂。在她眼中，生命的逝去也是如此的轻。
在大风肆虐的日子里，我一次有一次地站在军都山上，我听到红楼传来长长的钟声，那钟声一直悠悠不绝，延拓着，回旋着，盖过了街衢众生的嘈杂而冲向昏黄的天空。然后这声音渐渐减轻，轻得融入风的怀抱。
所有的事情都逝以重开始，以轻消逝。哪怕它诞生时再引人注目。
VV有这么一句话：“初唐的花注定在盛唐没落。盛唐的花注定在晚唐没落，唐没落了，宋没落了，元没落了，明没落了，清没落了。”
这一系列曾经辉煌，曾经美丽，曾经灿烂的名字轻轻地消逝，消逝得只剩下一个隆起得虚空。
正如那个宁静的夏日，她出其不意地走来的那天，看着她，我不禁想到的是一个椰子，顺着海流飘到我的面前。
这种幻想使我终于体会到了轻的无可奈何。轻是我对世间一切的态度，一切都是充满了轻而产生的荒诞感。
于是我对那些政客党棍位万世开太平的豪言壮语从憎恨变为了轻蔑。
我不敢像一个看客一样看着三十年前的灾难离去。因为我怕它再次重演。罪恶的政府里并非全是恶魔，而全国都是狂热的理想主义者。他们确定了通往天堂的唯一通道。如此真诚和英勇地捍卫这条通道，可以为它处死很多人。后来人们热情减退——因为根本没有什么天堂，只是热情的人们成了凶手。然后他们就希望过去的事可以像赫拉克里特的河流一样永远逝去。所有的人都说：“我们不知道！我们也是受难者！我们心中充满了无邪的理想！”于是在遗忘之中，灾难真的轻盈地被抹去.事、是那么地轻。轻得像几千万逝去的生命。
我得出的结论是：他们不是真的不知道也不是故意遮人耳目，只是生命在他们的眼中实在太轻太轻。
《笑忘录》开篇描写的是捷共诞生的那天的历史细节：捷共领袖哥特瓦尔德顶着漫天大雪向群众发表演说，它的战友，善良体贴的克来芒提斯摘下自己的皮帽，戴在哥氏头上。数年后，克来芒提斯被指控为叛国罪而送上绞刑架。于是当年的照片全被宣传部门处理过：哥特瓦尔德身边只剩下的光光的宫墙。这样克来芒提斯留下的一切，只有那顶戴在哥氏头上的帽子。
面对这样的历史，我不知道是哭还是笑。正如我看着狱中刘少奇的照片：头发尺来长，苍白而浮肿的脸，虚弱到及至的“工贼”，我也不知是哭还是该笑。
历史不过还是未被遗忘的涓涓溪流，被引向已经被遗忘封冻的冰山之中。数百年在此漫没，数百年的绘画与音乐，数百年的文明与书籍，数百年生命和鲜血，先是缩成一堆毫无意义的文字和符号，甚至连这些也没有，直接在人们有意识或无意识的遗忘中消逝为无限的轻。
所以我对电话中S的陌生与冰冷之至的声音一点也不奇怪。
鲁迅先生说：二十四史不过是帝王将相的家谱，但即使二十四史成为工农商学兵，它便迫于真实，免于蹂躏与遗忘吗？
高中时认为学着一堆文化垃圾终日在两点时奔忙的生活不是真实的生活，但充斥着自由与爱情的轻下的生活就迫近真实吗？

挂在风车上的堂.吉柯德证实了近代的可笑；
用工农商学兵的历史代替帝王将相历史换来的是现代的可笑；
用自由与爱情之轻来对抗悲惨之重构成如今的可笑。

表达这些可笑，有时是用眼泪，有事是用鲜血，却极少是用笑声。
所以我觉得生活未必可笑。生活被两条线局限着，一边是悲惨的重，一边是及至的轻。我们便在两条界限中飘来荡去，没有重心。时而感到的时无法承受的重，时而感到的是无法承受的轻。
我面对的已不是一个绝对的方式，而是一堆相对的路标。由重指向轻，由轻指向重。然后抛进无限的遗忘中去。
当我在冠以“中国”二字的大学里渐渐感受到它的腐烂，当我在摇晃的椅子上翻着半个世纪前的参考书，当我在破旧恐怖的医院里数着滴下的药水，昨天的希望与今天的实际产生了奇特的不对称。这是一种被抛弃与轻视的感受。而到了明天，这份凄厉的痛苦和酸切的悲哀又会使轻的感觉被柔和的时光所削弱。
在学委会带领下的反抗200电话运动也在遗忘中不了了之，还是会又许多人会主动交上电话费，收费的人一遍遍地清点，仿佛嘲笑着这所谓地反抗。反抗？反抗像当时黑板上地签名一样消逝而去。
粉笔地粉末随着时光静静地落了下来，那些花花绿绿的或愤怒或幽雅的签名渐渐淡去，无限的轻。
当我在昏黄的台灯下，写下这一切的时候，我知道它也会变成无限的轻，尽管它带这我沉重的感情。
醒着的人在轻与重之间挣扎，睡着的人也在轻与重之间挣扎。
相对于睡，醒也不过是一种无限的轻。