文革中我们难以承受的初恋苦果:双重性格的我在文革初期的内心挣 |
送交者: 芨芨草 2021年11月19日05:46:25 于 [恋恋风尘] 发送悄悄话 |
文革中我们难以承受的初恋苦果 刘会远 双重性格的我在文革初期的内心挣扎 我的双重性格应该是在小学四年级第二学期转入八一学校後形成的。那是困难时期,母亲全身浮肿,被医生勒令停止工作入院治疗。医生还把我父亲批评了一顿。父亲很内疚,但他也确实没有时间管我们这些调皮捣蛋的孩子。便紧急向老领导、老战友求援,请求帮助解决孩子们的住校问题。于是我进入了八一学校,不久四弟刘宪远入学也跟着我到八一,而三弟刘历远则跟着邻居叶林叔叔的儿子叶翔宇到有住宿条件的冶金部子弟小学。 我初到八一学校非常不适应,与原来就读(坐落在百万庄的)展览路第一小学相比,家长们的文化水平要低不少,甚至有倒着拿孩子的作业本“检查作业”的笑话。而同学则比较尚武。 不适应归不适应,在父母的教育下我也明白:这些同学的父辈都是打江山的功臣。虽内心还保留着自己的秉性,但基本做到了与同学打成一片。困难时期的八一学校留给我印象最深的是校长在大会上讲的一段话:不要以为我们是北京军区的子弟学校,就能被划拨军粮。军区给我们的支持仅仅是送了我们一些自己生产的蔬菜。 正是靠着天天喝菜粥,我们度过了困难时期。1962年能吃饱後恢复了体育课,63年恢复了田径运动会,我居然表现出了运动才能。 64年考入北航附中後,我的第一个社会职务是学生会体育部副部长(部长是高三同学肖继民,一个田径场上投掷类运动的高手),1965年7月放暑假前改选团支部,我当选为642班的团支部书记。我身上的正统性使我能完成校党支部和团总支交代的各项任务,但同时也和校内的一些干部子弟保持着松散的“扎根串联”关系。这两方面也一直没有发生重要的冲突。其实当时大家的思想普遍比较左,我们隔壁教室643班团支部的活动比我们更活跃,也常受到团总支的表扬。他们高一时的团支部书记是孙武民(著名作家孙犁之子),他着力培养了王双双(她父亲也是老干部,曾被打为党内右派),改选时,王双双成了支部书记。 他们常搞忆苦思甜,这不算新鲜,比较出奇的是,他们班的班长不叫班长,而叫排长(表示这个班就是一个民兵排),由马小冈担任。有趣的是,校方对这种班长称谓的改变也未制止,可能是怕给这种“革命化”泼冷水後招引麻烦。但不称马小冈班长後,他的角色实际被弱化了。後来文革中孙武民、王双双是北航附中红旗战斗队(与北航红旗有密切联系)的负责人,在全市中学基本掌握“革命委员会”大权的“四四派”中,也有较大影响。而马小冈则是红卫兵的铁杆,特别是在北航附中红卫兵整体参加联动反中央文革小组(因而一度几乎被解散)之後仍保持旺盛的斗志,经常与孙武民等辩论。 官方的历史“无产阶级文化大革命”从1966年“五•一六通知”开始。但对于我们中学生来说,真正“停课闹革命”是从半个月後人民日报头版刊出北大聂元梓等《宋硕、陆平、彭佩云在文化革命中究竟干些什么?》大字报之後。北京各大、中学的学生都放下了手中的课本,开始关注和思考自己学校的校领导有没有问题。 我前面交待过北航附中集合了一批立志献身航空事业的青年人,全校的学习风气比较浓。所以转向比较迟钝。我记得第一张大字报是低年级同学(似乎是初中的同学,作者本来就不被大家所认识的)贴出来的,水平较低。接着呼应的几篇水平也不高,而且有的显得动机可疑。我主观上想积极响应党的号召投入无产阶级文化大革命,可是由于校长安丰均、党支部书记孙炳来都是兢兢业业的老干部,一时也难以找出他们有什么严重的问题。 我父亲在谈起土改等政治运动时曾常跟我们说:最初的积极分子很可能是流氓无产者,如果给予重用,反而会失去大多数群众的信任。我就是以这样一种心态看这些大字报。有一次正好遇到了孙武民,两人看法比较一致。我和孙武民调动了642班、643班两个团支部的力量,组织抄写了一些可疑的大字报。这应该算作一件标志性的事情。也就是说作为早期红卫兵领导的我和後来成为四四派的重要领导人的孙武民都不是运动初期造反大字报的作者。其实如果後来有人追究,我们两个班的团支部组织抄写可疑的大字报,可被划入保皇行为。据我所知後来我们都没有利用这些大字报抄件向工作组汇报(起码我这一边没有),从而伤害同学。随着运动的发展,大家很快分道扬镳了。 6月8日,我校高三的岳小东,接到了铁道部大院邻居张小滨——清华附中红卫兵负责人之一——求援信,立刻组织了平时保持着“扎根串联”关系的一批干部子弟赶到清华附中去声援。张小滨、卜大华等因为给校领导贴了大字报,随之遭受了校领导组织的同学们的围攻。很快保持着“扎根串连”关系的各校的干部子弟纷纷赶来声援被围攻的张小滨、卜大华等。除了海淀区离得近的学校外,远在西城的男四中等也来了不少人,其中有我认识的薄熙勇、薄熙来。而清华附中校领导组织的校卫队则想尽办法阻挡援军•••••• 我想,清华附中“六•八事件”所展示的全市干部子弟“扎根串连”因而可以“紧急动员”的力量,一定让各级领导特别是很快派到各校的工作组的领导感到震惊和困惑。 形势发展很快,工作组进北航附中了。这是由团中央派的工作组,成员都是从在农村的四清工作队抽调回来的。他们进校一开始没有轻易表态,同一些老师和同学有接触,接着宣布6月14号这天举行全校大会。在这个大会上工作组组长和教化学的任家生老师一唱一和,说咱们学校有一个裴多菲俱乐部,经常开秘密会议••••••他们的眼睛是红的,他们要杀人,现在要把他们一个一个揪出来•••••• 真没想到工作组就这么个水平,有些平时对干部子弟有意见的同学有所响应,但谁也没敢揪人。虽然工作组的权威性造成了一定的恐惧,但他们在拙劣的煽动中所描绘的形象毕竟太离谱了,大会陷入了一种尴尬的沉寂。 任家生老师是何许人?为何工作组偏偏相信他?後一个问题我到现在也找不到答案。可能是因为跟那些教数学和物理的右派老师很难比才气,所以化学老师任家生在政治上比较积极。而且客观地说,他在文革前的表现还是比较优秀的,曾经在化学实验室为保护同学英勇灭火,因而被评为优秀青年教师。他还积极参加各种社会工作,兼职做足球队的教练,与足球队长老A有比较大的矛盾。 这里老A是一个化名,他就是我要叙述的初恋三角关系中的另一位男主角,是高三的同学,也是干部子弟“扎根串连”圈子里的骨干。 也许任老师这种跳梁小丑式的表演,是因为自己满腔热情做足球队教练时受了队长老A的不少气。但此时出来应战的并不是老A,却是高三的另一个同学岳晓东。 他从容地走上台,并准确地抓住了工作队及任老师的丢分之处:“同学们,我就是被他们监视的经常聚会的同学之一。我们这个松散的圈子今天被安上了裴多菲俱乐部的罪名,但其实我们碰头只是探讨该如何在学校里开展文化大革命而已。” 岳晓东是个学习成绩不错的好学生,又是运动会中的200米冠军,有较高知名度,人缘也不错,他人往那一站任何谎言立刻显得苍白无力。他接着说:“别怕,跟我有过交流的同学们都站出来,让大家看一看,我们像是要杀人吗?!” 第二个走上台的是刘平东、第三个是张志平。我也跟着向台上走去。刘平东的爸爸刘白涛是我父亲的老战友,抗战时期我父亲在山东抗日根据地滨海二地委任地委书记时,刘白涛是专员。而张志平的父亲则是我父亲当主任的国家建委属下建筑研究院的党委书记。我必须跟他们站在一起•••••• 走上台的同学越来越多,大家手挽着手唱起了国际歌„„最後的结局可想而知,当天晚上这个工作组就仓皇撤走了(不久由国防科工委派驻北航的工作组又向附中派了分工作组)。 我曾经很长时间想不通,我们学校出身好的这些同学其实是按四清工作队“扎根串连”的经验联络起来的,为何由原四清工作队成员组成的工作组进校,会把我们当敌人呢?只有一个答案,那就是:“扎根串连”必须是党领导下的“扎根串连”。 清华附中“六•八”事件时,去声援的同学曾经声称我们是北航附中红卫兵,但这个旗号一直没有在校内打出过。究其原因“裴多菲俱乐部”成员担任团干部和学生会干部的太多了,这些精英不挑头,其他人也不便于出面。 然而人家整到了我们头上,而且在这场拙劣的斗争中逼得我们纷纷站出来(实际上是按家庭出身划线)之後,正式成立组织就提上了日程。但本来威信就比较高,也有较强工作能力和组织能力的团干部和学生会干部们仍然激进不起来。後来这批人被称为红卫兵内部的鸽派。时势造英雄,和平鸽色彩的人不挺身而出,自然有别的人站出来。在筹备会上不少发言者对鸽派的保守提出了批评,而最慷慨激昂的就是老A。他说:“过去我们出身好的同学常被指责有自来红思想,我们有不少同学也因此而特别注意加强改造。而现在我们落後于其他学校(成立红卫兵),恰恰证明了我们被这些批评束缚住了。现在要甩掉这些包袱,我们就是自来红••••••老A的发言迎来了热烈的掌声。 结果高三的老A以高票当选北航附中红卫兵总指挥,我和同属高二的王青、张小亮,还有一位高一的同学当选为副总指挥。以我团支部书记的身份,以及我文革初期并没有什么动作,我本来应该被视为鸽派的。之所以当选跟我来自八一学校有关系,我校八一的同学比较多,军人子弟一般要激进一些,大家把我和张小亮一样,都当成了来自八一的同学的代表。还有一个重要原因,“裴多菲俱乐部”的同学们长期以来把我在642班团支部的“夺权”当成了一个经典战例。这就造成了同一个班有我和王青同时当选的特例(酝酿候选人时,本来大家强调过应考虑广泛的代表性)。 但其实以第二高票当选的我很想哭,我感到以老A当时演讲的风格来领导这个组织,很难做出理性的决定。 红卫兵刚成立,北航的赖瑞瑞就来找我了。他父亲赖际发当时是建筑材料工业部部长,也属于我父亲任职的国家建委领导。他说希望加入我们附中红卫兵。我说老大哥别开玩笑了。他强调这是真的,说他和孙茜琳(孙大光部长之女)等因为给校领导贴过大字报,现在正在遭受批判和围攻,希望能得到我们的保护和支援。我建议他成立北航红卫兵,并拿出附中红卫兵成立时的文件及清华附中红卫兵骆小海起草的《三论造反精神万岁》等供他参考,还帮他做了一些案头工作。北航红卫兵的旗子一打起来,他们很快摆脱了困境。 |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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