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两个世界”的交叉

叶维丽、马笑冬

无形的墙

叶：在地里干活的时候，十六七岁的小後生经常问我们：“你们在城里看电影吧？溜马路吗？”想象城市的生活是他们永不疲倦的话题。他们想象城里人吃饱饭了没事干，穿得干干净净的，男男女女挎着胳膊，在大街上走来走去。这就是农村青年心目中的城市生活：“体面”，有闲。年纪大一些的老乡只是听，什么也不说，他们似乎已经不向往什么。我不记得我是怎么回答的，可是小後生们想象的城市生活画面留在了我的记忆里。每天顶着太阳弯着腰、锄着叶子已经开始剌人的玉茭，城市生活距离我也很遥远了。

马：城乡差别大概是我们每一个插队的人最强烈和最直接的感触。你有没有想过为什么农村会这样穷？

叶：我有好多疑惑：为什么老乡不热爱集体，反倒老想办法占集体的便宜，干活的时候能偷懒就偷懒；为什么越干越穷？“受”了一年，还是吃不饱穿不好？为什么干部和群众的对立情绪那么大？我已经感到公社制度不能调动人的积极性。但是对这些问题，我没有去深想。当时听说有些爱思考问题的知青冬天回到北京，凑在一起，交流各地的情况，讨论这些问题，他们还看些理论方面的书籍，形成了自发的“地下沙龙”，这些都成为後来中国农村改革的种子。我很敬佩他们，但是我们村知青中没有这样的人。

马：听你讲起来，你们和老乡的关系还不错啊。

叶：个人都还可以，每个知青在村里都有自己的“朋友户”，逢年过节老乡到知青院叫我们去“吃请”的喊声此起彼伏。很多知青都学会了讲当地话，我说得最不好。刚去的时候我大概只能听懂60％左右的话，还得连猜带蒙。後来大家都学，成了风气，我们全县都是这样。前些年，我跟几个知青回村，在村口遇到第一个村里的人，他问我们是什么人，一个女生脱口用雁北话说：“忘球啦？”（把我们忘了？）我听了又想笑又想哭，当年的感觉一下子就回来了。

但是作为一个群体，我们和老乡之间存在着一道无形的墙。去山阴县插队的学生是女附中和男四中的——当年北京两所最好的中学。我们村的知青里不但干部子弟集中，而且高干子弟集中。有人开玩笑说在我们同学的家长中，能找到中共从一大到八大的中央委员，就是没有九大的。老乡们知道我们的家庭情况後说：“净是大疙旦”（大官）。我不喜欢这样一个组合，我那时已经十分不认同干部子弟那一套了。

马：那你怎么跟着这些人去了？

叶：是学校分的，除了一个“老初三”的，我和别人都不认识。下乡的高干子弟都是家里有问题的，没问题的很多都去当兵了。我们村一开始去了20多个知青，後来陆续又有来投亲靠友的，最多的时候有30几个人，其中好几个是“弟弟”。那时候一个家庭分散在几处太平常了，有的家长就尽可能让孩子们到同一个地方去插队，好互相照应。我弟弟的学校是去晋南，我爸爸妈妈让他跟我到雁北。有一阵我们家5口人在3个地方：我和弟弟在雁北，我爸爸在山西南部永济的新华社“五七干校”，我妈妈和我妹妹在北京。当时中国城市几乎家家“四分五裂”。我妈妈因为腿残废，没去干校，在北京给我们保住了个“窝”。我们村里有些同学在北京就没家了，还有的同学家长被关起来，多年没有音讯，生死不知。我们插队那几年，有个男生的父亲在干校突然死亡，至今闹不清是自杀还是他杀。我爸爸在干校打井，几乎被突然倒下的井杆砸死。这就是当年中国城市家庭的写照。由于我们村知青的背景，“家破人亡”的情形更加突出。

因为尽是些落难的“公子小姐”，大家普遍的心情是压抑和不满的，从一开始就没有接受再教育的心，反正也没别的出路，只能插队，就来了。第一年年底我们村知青中就有人走了，是去当兵，这是当时家里问题解决了的干部子弟通常的出路。这么一来，大家明白早晚有一天都能走，在农村插队无非是权宜之计。冬天地冻得硬梆梆，营生很少，很多人就回北京，一住几个月，春耕了再回来，像候鸟一样。

村里干部不“左”，从来不找我们的麻烦，和我们的私人关系也不错。我内心很希望我们村的知青是一伙做事的人，能够参与村里的事务，为老乡们做点儿事。我在黑龙江插队的同学和老乡相处得那么融洽，参与屯子里的公共事务，她们成了我心目中的榜样。在我们县别的一些村子里，知青有的当了队干部，有的当了会计、教师和赤脚医生。有个村的知青在村里几乎“夺了权”，大队小队的干部都有他们，在老乡中威信很高。而在我们村，除了个别男生，我们大多数人都没有融进村里的生活，也无意进去。有一度我认真地想要转到“干事儿”的村子去，但最终也没走。一想起在黑龙江的同学，我就惭愧不已。我恨自己无力冲破那堵无形的墙，有时恨？浑身燥热，但就是冲不破。

有个例子可以说明“墙”的存在。有一次两个知青要结婚，他们年龄都比较大了，在北京就是朋友关系。听说他们两人要在村里结婚，老乡们都很兴奋，觉得可以热闹红火一下了。结果没一个老乡被邀请，连村干部都没请，完全把门关上了，知青们自己开了一个party(聚会)。我想老乡们一定很失望，他们还准备“听房”呢。那两个知青结婚的时候我们已经到村里一年多了，认识很多人了，也不知道是谁决定不请老乡的。

马：有人提出异议吗？

叶：没有，我心里很不舒服，可什么话也没说。我们这些人里还有人号称要“解放全人类”呢。“解放全人类”是四中老红卫兵组织，男生中有几个人曾经和这个组织有关系。他们在自己的锄头上刻着“解放全人类”，每天上工扛着这么个锄头，我觉得特可笑。

到村里後不久，知青就分为两派。这种派系之争特别无聊，而有人却把它叫做“两条路线斗争”。两派知青的家庭背景相同，两派之间没有任何有意义的分歧。我想是有个别男生权力意识特别强，习惯了“文革”中的派性斗争，就把它带到农村来了。两派都以男生为主，女生依附男生，我哪派都没参加。在很长一段时间，我“外人”的感觉非常强，既不是老乡中的一员，也不满意某些知青的拉帮结派，成了“两个世界”之外的人，一个人很孤单。

每派在一起最常做的事是“打平伙”，把从北京带来的挂面香肠之类凑在一起，再从老乡家买些豆腐、鸡蛋，做一顿好吃的解馋。我们平时的伙食干的是玉茭窝窝，稀的是玉茭糊糊或小米粥，粥里有时放山药蛋。雁北地区蔬菜种得少，老乡很少吃鲜菜，一年到头吃用洋白菜丝和胡萝卜丝腌的酸菜，叫“烂腌菜”，我们也跟着那么吃。刚吃的时候很不习惯，总觉得有一股酸臭味。刚去的那年吃不饱，有的男生吃完了自己的一份就在伙房门口等着，向女生要吃不了剩下的。後来能吃饱了，但是没有油水。第一次在村里过年，伙房吃羊肉饺子，有的人先吃一轮，然後到外面去走路“帮助消化”，回去再吃第二轮、第三轮，没人把肠胃撑破了真是万幸。不知为什么，小米“养”女生，第二年以後女生都红润了一些，男生还是又黑又瘦。但就是这样，我眼看着我弟弟的身体一点一点往上蹿，撑破了一双又一双从家里带来的袜子，补他的破袜子是我的事。

每天吃饭的时候，大家端着玉茭糊糊碗就开始“精神会餐”，聊吃过的美味，还互相打赌一次能吃多少鸡蛋什么的，我记得一个男生说他能吃20个。我当时最想吃的是北京的芝麻烧饼夹油条。其实在家时早饭也不吃这个，可能这种最普通的北京早点代表着一种已经失去了的日常生活吧。插队让我们知道了最基本的物质生活的重要性，是真正的“唯物主义”教育，比任何说教都有力。咱们这代人在“文革”初期口出狂言，颐指气使，不知天高地厚。农村的生活，不管是在云南还是山西，让咱们实实在在地落在了地上。後来中国经济改革最初的动力，大概和我们每个人肚皮的感觉有关。

两派“打平伙”的时候，我没地方去。在村里过第一个中秋节的时候，和我同住在一个老乡家的女生去“打平伙”了。我一个人在家，望着天上的一轮满月，想起李白的诗“举杯邀明月，对影成三人”，感到特别孤独。你提起在火车上过18岁的生日，我记得在村里过20岁的生日。那天中午下工回来，我没有去大伙房吃饭。那时候我们知青还分散住在老乡家，我把我弟弟叫到我住的家，屋里有个连着炕的大灶。我倒了几瓢水，添上一把柴，拉风箱把水烧开，下了一把挂面打上两个鸡蛋，姐弟俩每人吃了碗鸡蛋挂面，算是给我过生日了。那天就是想借机吃顿好的，心里没有什么感触，不伤感，也不想抒什么情，下午照常出工。