BY 林达

我们的老朋友弗兰西斯，是天主教最严格的西多派修道院的修士。一天，我们突然收到修道院仪典的邀请信，弗兰西斯要当修道院院长了。

天主教修道院严格要求纪律和服从，以前弗兰西斯出来和我们吃顿饭，都要预先得到许可，这是现代社会罕见的古风。可是，修道院长的职位，却又是按照民主的方式，由修士们定期投票选出，同一程序，在修道院里已经实行了上千年。修道院是稳定的，他们曾经是中世纪漫漫长夜里，保存制度文明火种的人。

最近一次改选，弗兰西斯正式被选为院长。那既是是修道院也是我们朋友圈里的一件大事。星期天举行隆重的就职仪式，由天主教亚特兰大教区的主教亲自主持。弗兰西斯还来了一个电话，告诉我们，他的亲友都会从各地赶来。想到将和一些老友们见面，我们难掩兴奋之情。

修道院一反往常的冷清，汽车停上了大草坪。修道院的大教堂，全部坐满。修士们穿起全套行装。仪式庄重肃穆，拉丁语的圣歌，在教堂穹顶下久久回荡。仪式结束，弗兰西斯手执神杖、一袭长袍，带着特制的帽子，随队退场，我们不禁和大家一起热烈鼓起掌来。

中午有七百人就餐，修道院开放了平时紧闭的修士餐厅和内花园。弗兰西斯来了，又恢复了往常黑白两色的修士装。这一刻他最忙，却很自然地照料着不同方向来的亲友，甚至惦记着最近不太顺的山德尔，一圈圈地在找他。

山德尔和弗兰西斯年龄相仿，都经历过二十世纪六七十年代的嬉皮士思潮。现在，一个是天主教修士，一个却是激进的自由派，并且是个有强烈的民族宗教意识的犹太人。天主教和犹太人有过一些沉重的历史恩怨，他们对这样的话题也从不避讳。

山德尔姗姗来迟，加上弗兰西斯，我们终于一起在树荫下吃喝聊天，我问他，你去哪儿了，怎么仪式上没看到你？

他说：“我来了，却又溜出去，独自坐在湖边。说实话，身处一大群虔诚基督徒之中，我无法不想起六百万犹太人被纳粹杀害的惨剧，那是我的同胞，而当年在欧洲，是同样虔诚的基督徒，轻松地把犹太男女老少交给了纳粹，送进了毒气室。为什么在文明世界，会发生对一个民族大规模的灭绝屠杀，为什么看上去和平善良的人，一边在星期天的教堂里赞颂上帝对人类的普遍之爱，一边却允许这样的事情发生？”

那是六十多年前的历史。我说，并非所有人都是纳粹帮凶，在以色列浩劫博物馆，记载着很多救助犹太人的义士。山德尔说，那时唯一对犹太人打开大门，提供庇护的城市，是上海。有几万犹太人，因上海开放而虎口得生。上海比世界上任何一个基督徒城市都慷慨大度。而欧洲历史上的反犹排犹，却和宗教狂热难以分解。这是山德尔的特点，容易过激。熟读历史的他，竟没注意到，当时的上海是日军统治下的沦陷区，日本占领军没有及时彻底履行德国要求的排犹政策，有着东西方文化隔阂的复杂因素。另外，在美国，由于二战中期和后期对犹太人的大批接纳，以致美国的犹太人比以色列的还多。

山德尔问道，在奥斯维辛以后，这些虔诚的信徒们，怎么还能轻松地聚集在一起，谈论无阶级差别的普遍的爱？我发现，尽管在怎样看待犹太人浩劫的问题上，我们没有大的差别，可是谈论的时候，却似乎是在互相说服。一个根本的原因是，山德尔是犹太人。每个犹太人，都有家人亲友被杀死在毒气室的故事。浩劫虽是全人类的悲剧，是否有切身体验、切肤之痛，却永远是不一样的。

回家的路上，我想到，我们的民族也经历过浩劫，作为一个历史教训，我们可曾有过像山德尔一样不舍的追问？另一方面，汲取历史教训的同时，我们又是否有能力卸下历史重负，以更超越的眼光，来看待和建设今日的世界？