BY 洪晃

7,纽约空降红小兵

我十二岁那年，北京外语附校的期中考试提前了，考得好的学生被拉到离学校挺远的医院去体检。大概过了两个月，学校才宣布有十几个被外交部选中做小留学生，将被派到国外去学外语。我真的不记得我当时是不是特别兴奋来着，但是我想即使是高兴得要跳楼，在当时情况下也要压着点情绪。这跟旧社会女孩子出嫁差不多，越喜欢这男人越要哭得伤心，真流露出愿意嫁出去，说不定这门亲事就黄了。人定下来之后，外交部好像给我们开过一个学习班，讲了什么我真一点儿也想不起来了，只记得当时告诉我们出国的目的是为了传播毛泽东思想，支援世界革命。这使我们二十八个孩子立刻感到我们像二战时空投到敌区的先遣部队，任务非常艰巨，但绝对光荣。临走之前，外交部发给每人700块人民币服装费，在1973年，这简直是一笔财富。我们一起来到只给高干做衣服的红都服装店。二十八个孩子挑的都是一模一样的料子，全是蓝的、灰的、黑的，每人做了一模一样的衣服。我们协商要穿一样的衣服，为的是将来我们分手到了美洲、欧洲资本主义大本营，也会想到在另外一个遥远的战壕里，有一个小战友，穿着一样的衣服，代表中国儿童正为解放世界上三分之二生活在水深火热中的人民而奋斗，心里一定非常温暖。

　　就这么着，我和三个去美国的小朋友在上海登上了法航，路过巴黎去纽约。法航的空姐微笑地欢迎我们，我们克制住强烈的好奇和兴奋，板着一副严肃的面孔迎接新的生活。

　　在巴黎我们住在大使馆，所以什么都没看着，到了纽约我们被接到中国驻联合国代表团，三天没出门，讲外事纪律。第四天学校开学了，我们早早地起来，穿好笔挺的制服，喝了一大碗豆浆，坐着代表团的一辆黑色林肯去纽约格林威治村的小红房子学校就读。

　　一进学校我们就呆了，这美国人怎么这样！所有学生都穿破破烂烂的蓝色劳动布裤子(后来才知道这叫牛仔裤)，在膝盖那儿还有两个大窟窿，上身就是一件小衬衫，都印着英文字(后来才知道这叫T恤衫)，不三不四的。老师比学生还糟糕，一点没有中国老师的尊严，老跟学生嘻嘻哈哈，成何体统！开学典礼在一个大礼堂里，所有学生都席地而坐，一点组织纪律性都没有，说话、打闹、嘴里还老嚼着跟橡皮差不多的东西(后来才知道这叫泡泡糖)。

　　最可怕的是所谓典礼上，就只有一个披头散发的男人，拿着个破吉他，破口琴，没音没调，既不说话也不是唱歌在台上大声哼唧了十分钟，台下的美国孩子跟见到毛主席他老人家似的那么激动，后来才知道这人叫鲍勃·迪伦，他女儿是我同班同学。

　　在学校里的头三个月一晃就过去了，我们四个孩子的英文一点长进都没有，每天早上“林肯”把我们送到学校，老师开始讲课，我们就开始打呼噜，小红房子学校属于那种进步学校，很随便，学生上课可以爬在地上，把脚放在桌子上，还可以吃糖，所以睡觉根本算不了什么。何况老师知道我们听不懂，怪可怜的，睡就睡吧。

　　可是代表团的领导们不干了，每个学期中国政府为我们交二千多美金的学费，真是学不好，大概有不少大人的乌纱帽要搬家。那时候主管我们的是张希生，唐闻生的母亲，老太太年已花甲，但非常灵，她想出个鬼点子，让四个孩子全住到美国人家里去。我是第一个被送出去的。我住的那家叫加恩，父亲是美国一家医药公司的职员，母亲是自由职业者，专给杂志和图书画插画。家中有三个孩子，吕贝卡、维多利亚和克里斯托弗。两个大的是女孩，最小的是个男孩才五岁。大女儿吕贝卡是我的同班同学。选家庭时，代表团也使用了“文革”手段，查三代。这家被选中是因为加恩先生的父亲老早老早当过美国共产党，在美国查三代不能要求太高，沾点“红”就可以了。

　我住进美国人家的第一个感觉是美国人真他妈不把外宾当回事儿！试想这要是在中国，70年代谁家住进来个黄毛丫头，那还了得，事事都有特殊待遇，就是今天，外国人在中国也是被另眼看待的。我进了美国佬的家门，刚刚安顿下来，头一件事就是学着干家务。这家人喜欢动物，养了一条狗，两只猫，一只鸽子。我在那儿住了三年，每年动物人口都有递增，一直到三条狗、两只猫、一窝子老鼠、一条蛇和一只二尺多长的南美蝎子。孩子们负责管理这些动物的日常生活，遛狗，一日三次，上学前一次，放学后一次，睡觉前一次。换猫粪箱，每日一次。换鸽子笼子，每周一次。还有其他与动物无关的家务：洗碗、倒垃圾、做中午吃的三明治。我本着学雷锋的精神，积极抢干比较脏、累的活儿，比如上学前遛狗和换猫粪箱。吕贝卡和她妹妹拍手叫好，说没想到家里来了个大傻瓜，专干没人愿意干的活。过了很久，当我早就把雷锋是谁都忘得一干二净的时候，吕贝卡告诉我，刚开始她们觉得我傻，挺好欺负，后来看见我“不怕脏、不怕臭”换猫粪箱时那种先进工作者的嘴脸，他们觉得我不正常，有病，而且我的作为都有点假惺惺的感觉，后来我不干了，天天跟她们下棋，谁输了谁干脏活，她们反倒觉得我正常了。

　　我正常了的第二个迹象是开始表达自己。这是美国人给我上的第二课，加恩一家住在离学校不远的华盛顿广场村。公寓面积不小，但是只有两个卧室，所以我们四个孩子都挤在大卧房里。吕贝卡是老大，所以有自己的床，维多利亚和克里斯托弗睡上、下铺，我有一个折叠床，每天晚上拉出来睡觉，每天早上再放回大女儿的床下面，睡觉的地方有了，但是东西没法儿放，所有的柜子都塞满了，基本上一开柜门就跟雪崩一样：衣服、玩具、书劈头盖脸地倒出来。

　　怎么办？加恩家不是有钱人，又不好意思跟中国代表团要钱，所以就为我买了一个简易、用硬纸壳做的小柜子，是深蓝色的，我最喜欢的颜色，有六个小抽屉，还配了一个小蓝台灯。柜子搭起来之后我心里非常高兴，但是想到使馆曾教育过我们，收外国人礼物的时候要不卑不亢，千万不得过分感激，好像中国什么都没有，有失我大中华的威严。因此，当加恩先生将他辛苦了一早上的小蓝柜子放在我面前时，我以一个中国部长视察工作的方式看了一眼，说了一句“不错”之类的不阴不阳的话，然后接着看书。据说这一举动把加恩全家的鼻子都气歪了，他们背着我开了个全家会议，差点儿把我送回代表团去，后来还是加恩先生心软，说算了，送回去还不知道代表团里怎么整这个不争气的小丫头。他后来告诉我，他看了好多讲苏联斯大林时期的书，特别是Solghenitsin的《Ivan Densovitch生活中的一天》他怕我因为做错了事情，被送到中国的西伯利亚去。至于我什么时候开始坦率地表达自己，我实在说不清楚。人的意识的转变永远是悄悄地，潜移默化地。直至后来我回国以后，我的团委书记说我说话不走大脑，我才意识到我真的变了。

　　在美国我还学到两样东西，其一会给我的后代带来幸福，其二毁了我一辈子的财运。第一件事是因为我和吕贝卡的一次争吵。孩子们在吵架的时候是可以说出恶毒的话的，特别是敏感、聪明的孩子。吕贝卡就是这样一个女孩。吵架的起因早就忘了，我只记得她恶狠狠地对我说：“就是因为你不可爱，你爸爸、妈妈才不要你，把你送到美国来，我们真倒霉，还得收养你。”

　　我也不依不饶地说：“你懂个屁，只有中国的人尖子才能出国，别的父母想送还送不成呢，我将来是当外交部长的料，你八成是纽约街上的垃圾工人。”

　　吕贝卡反驳道：“我父母绝对不舍得让我离开他们，我再没出息他们也爱我，我是他们的女儿，你要是再没出息就更没人要了。”我哑口无言，像吃了个苍蝇。至今，我还能清晰地听到吕贝卡的伶牙俐齿。我要是有孩子，我不想也不让他十七岁漂洋渡海求个学业，我一定把他搂在怀里，紧紧不放。我头脑很清楚，我母亲为我做了一切她所能做的，但我心里摆脱不了一种被抛弃的恐惧，因为吕贝卡的话我会在梦里听到。

　　其二是我们几个孩子在美国的经济状况，当时我们虽然不愁吃不愁穿，但是口袋里没有一分钱。代表团从来没有发过零花钱。我们学校外面有个卖意大利冰的小摊，天热了，孩子们午闲时都去排队买意大利冰吃。我只好看着，别人要请我吃，我还要面子，说不喜欢。有一次学校组织春游，去中央公园，大家都在街上买吃的，我实在感到委屈，居然在一边掉眼泪。我的班主任是个中年妇女，她过来问我怎么回事，我在她怀里痛诉了一番。她笑了，拉着我的手到中央公园里的动物园去了，在那儿我能亲手喂羊、喂马。等我们回来同学都吃完了，我也把事情忘了。回家的时候班主任又过来问我玩得开心吗？我说开心，她笑着说：“明白了吧，开心跟钱没关系，得自己找乐子。”

　　1995年我去美国最有名的高盛投资银行应聘考试，有一个比我小七八岁的资深副产品交割员死活看不上我，理由是我没有“饥饿感”，就是说我对钱的欲望不够旺盛，使我立刻意识到我十二岁时班主任把我带坏了，十五分钟动物园就让我一生没有了饥饿感。到末了，高盛真的没要我，就是因为我不饿。

　　现在想想当年小时候洋插队，一半是童话，一半是噩梦。可惜的是我们去了四个孩子，只有一个现在在外交部做事，其他的又都跑出去移民了，国家钱白花了。

8,上一代交给我的一些我不想要的东西

我29岁生日那一天一个人在纽约，早上起来有了个突发奇想，我要和我已经离异多年的父母在一个房间里吃一顿饭。算一算，已经有二十多年没有在一个空间看见他们两个人了。他们分开的时候我太小，我几乎记不得任何只有我们三个人的场景。那天，我有点预感我和陈凯歌的婚姻不可能维持下去，我特别想叫我的父母都坐在我面前，和所有其他家庭一样，安慰他们的女儿，告诉我，我这辈子还是会找到我爱，也爱我的人。我请他们两个一周后到我这里吃晚饭，但是没有说明任何理由，装着是闹着玩的事，结果是阴错阳差，他们两个都觉得这样不好玩，我也没有办法再找回去说，我又要离婚了，来陪我说说话吧，所以这顿饭就没吃。

　　我至今不明白我为什么不能跟我父母直说：“我又要离婚了，来陪我说说话吧。”

　　离开纽约之前我决定去看一个心理学大夫，这不是有病的行为，在纽约几乎每个正常人都得看心理学家。我那时候在德国金属公司工作，人事部经理是我的朋友，她知道我要调回中国之前跟我说：“你有一千多块钱的心理学治疗从来没有报过。”我就本着中、美、德通用的“不用白不用”精神去看了一个心理学大夫。

　　我是被这个心理医生“挤”进来的一个正常人，他实在太忙。纽约正常人太多。我坐在他办公室外期待着我能狂说我自己的45分钟。在我之前，一个西服革履的男人昂首挺胸地跨入医生的办公室，浑身充满了只有投资银行家才有的“宇宙主宰者”感觉。半个钟头以后，这个人擦着眼泪、缩着背从里面走出来，变了个人。我想：“WOW，心理大夫真是神仙。该我喽。”

　　我很失望这个大夫没有我电影里老看见的可以让病人躺着说话的那种长沙发。我被安置在一个单人沙发里面，虽然很舒服，但是还是没有达到我的期望值。

　　“你知道你为什么在这个办公室吗？”大夫问。

　　“我又要离婚，有点不知道我为什么维持不了婚姻。”

　　“你多大了？”

　　“29岁。”

　　“这是你第几次婚姻？”

　　“第二次。”

　　“嗯。”大夫好像感觉到我的困惑了，“我们先说说你的家庭吧，你爸爸妈妈是……”

　　“我爸爸妈妈也离婚了。”

　　“啊，”大夫记了个笔记，“那他们的父母哪？”

　　“我的外祖父有三个老婆，第一个是个知识分子，他们过不到一起，所以就分开了，有三个孩子，一个自杀了，一个疯了，还有一个也是半疯，他认为希特勒还活着，而且藏在中国。”

　　大夫看了我一眼：“是同时有三个老婆？”

　　“是”。

　　“在那儿？”

　　“在中国。”我心里说，你做梦吧你，你没戏，在纽约娶三个媳妇。

　　他好像看出来我想什么了。“我觉得一个就够受的，你的外公真不是凡人。第二个老婆呐？”他问。

　　“第二个老婆是我的外婆，带我长大，但是好像原来是青楼里的，我妈妈是抱来的，因为我外婆不能生孩子。”

　　我看了大夫一眼，他开始疯狂地记笔记。“第三个老婆原来是一个上海黑手党青红帮的头头杜月笙的情人，我外公是黑手党的律师，他们在重庆的时候互相换了情人。我到十二岁才第一次见到他。”

　　大夫还在写，头也没抬道：“接着说。”

　　“我爸爸的爸爸有两个老婆，但是我才三岁的时候他们就过世了，我爸爸有七个兄弟姐妹是同父同母，还有四个是同父异母。”我看了大夫一眼，他还在狂记“我爸爸和我妈妈在我九岁那年分开了，我妈妈后来的丈夫是中国前外交部长，我爸爸后来的老婆是个美女演员，有金花的称号”。

　　“你妈妈的亲生母亲你见过吗？”大夫问。

　　“噢，对了，”我在他的提醒下想起来，“我妈妈的亲生母亲是原来上海的交际花，外号叫‘康克林西施’，我妈妈是私生女，所以让别人领走了。后来这个漂亮女人又嫁了人，而且有四五个孩子。”

　　大夫摸了一下头上的汗珠，我头一次看见写字也能让人出汗。“你怎么知道这些的？”他问。“有一年大地震，地震第二天瓢泼大雨，我妈让我去火车站接‘外婆’，可是那年我外婆已经死了六年了，还说我有一个表哥叫平平，一个表妹叫罐罐，他们会在火车站的大钟下面等我。我以为我妈给震糊涂了，家里瓶瓶罐罐碎多了，就说胡话了。我说我不去，下这么大雨，接个死了六年的外婆，还要在大钟底下找瓶瓶罐罐，这纯属于瞎胡闹。我妈说，你别闹，快去吧，别让你外婆等。”

“后来呢？”

　　“后来我就去了，大钟下面瓶瓶罐罐举着伞，见了我就喊我小名，看样子认识我。”

　　“那后来呢？”

　　“后来我们进了火车站，接到了一个有严重风湿关节炎的老太太。”

　　“然后哪？”

　　“然后就回家了。”

　　“她漂亮吗？”大夫已经不记笔记了，我心里很不是滋味，这明明是我给他说故事来了，为什么还得付他两百美金？！

　　“不漂亮。”

　　“一点都不漂亮？”

　　“可能年轻时候还行吧，看得出来有点妖气。”我不在乎地说。“你不喜欢她？”他试探道。

　　“谈不上。我不认识她。”我说。

　　“我听出来你不喜欢她。”他坚持道。

　　“那就不喜欢吧，她也不喜欢我，她不是我外婆。”

　　“你父母什么时候离婚的？”他改了话题。

　　“我十二岁的时候。”

　　“你怎么想这件事情？”

　　“大概是应该的吧，我的记忆中没有他们在一起高高兴兴的时候，都是在吵架。”我开始有点难受，头一次意识到，我父母离婚是我不喜欢谈论的一个事情。

　　“你父母后来又结婚了吗？”大夫问。

　　“我妈嫁了外交部长，我爸娶了一个大美妞电影演员。”我回答道。

　　大夫看了看我，说：“你不是在编故事吧？”

　　我笑了，有点觉得这个大夫怪可怜的，像我这么乱七八糟的人连纽约都是少见的。我摇摇头，继续给他讲：“我12岁就被送到美国来了，16岁被送回去，因为我妈和她的丈夫下台了，被办了学习班。”

　　“什么叫学习班？”大夫问。

　　“就是被软禁了。”我解释。

　　大夫又吃了一惊。“中国下台的部长都被软禁吗？那你怎么办？”

　　“现在不，但是那时候软禁就算是照顾了，有好多都在监狱里面。”我不知道如何向大夫解释当时中国的政治斗争和其株连九族的可怕特征，这故事太复杂了。“就这么说吧，”我把事情简单化了一下，“我两年没见到我妈。”

　　“那你父亲哪？”

　　“我爸找了个新老婆，跟我不对付。”我叹了口气，这些都是我最头疼讲的事情，但是既然来了，还付了钱，就说吧。“我那时候挺惨的，我的老师提醒我，我大概不可能上大学，因为在中国上大学需要有比较干净的政治背景，我的一个亲戚告诉我，我后妈已经发话，就是我考进大学，她也不愿意让我爸出这份钱。我就一气之下没在中国上大学，去工作了。”

　　“你最难受的时候是什么？”

　　“我最难受的时候是我16岁刚从纽约回到北京的时候。正好是冬天，又是春节，但是我父母都不在身边，只有一些在我们家看着我继父的人，大年三十让我去给他们买菜，把我关在外面，差点没冻死。”

　　“那时候你最想谁？”

　　“最想我外婆。”我觉得嗓子眼有点堵，难受。

　　“你想你外婆时想什么？”

　　“想她死的时候头发有些乱，是我给她梳整齐的。”我终于哭了，像小时候受了委屈要跑到我外婆身边一样，哭得特别伤心，我觉得我身边就站着一个拿着紫砂茶壶的老太太，她在轻轻地抚摸我的头，说：“嘘……乖妞……不哭。阿婆给你讲故事……”

　　我是会撒娇的孩子，为了让她多摸我一会，使劲地哭，没完没了的哭……

　　我不知道哭了多长时间，大夫递给我一盒纸巾，说：“时间到了，我觉得效果很好，下次我们再谈谈你最近要离婚的事。”

　　我把脸擦干净，说了谢谢就出去了，大概也是哭哭啼啼，缩着背。

　　我出了办公大楼才发现，天已经黑了，可是感觉舒服多了。

　　尽管如此，我再也没有回去，有些事情我最好还是别再去想了。这种自怜偶尔一次就够了，多了不知道会出什么事。

朱伟

现在回头看，洪晃历史烙印中还有重要的因素是“童年缺失”。与我们这一代人普遍的“童年缺失”——在童年没有足够的玩具、足够的母爱与父爱、足够的游戏环境不同，洪晃则在幼年太早又经历了“情感缺失”。12岁，她刚刚懂得父母对自己存在不同意义的时候，就经历了父母离异。她说：“从小时候就老觉得他们俩要分手，老觉得要出事，从小就是那种很恐怖的感觉。小时候最深的记忆就是我躺在床上假装睡着，听我爸我妈往死里那样地喊着打架。等我一推门进去，两个人的感觉就是话已经说完了，有一个在哭。这是我惟一的父母在一起的记忆。其实从照片上，我看到我爸我妈和我一起去过公园、划过船，但在记忆中这些一点没有。”她记忆中最清晰的是父母离异的那一天。“那是一个最不好的五一节，我爸把我带到北大的宿舍里跟我谈话，这之前他们其实已经分开了，但我爸还装装样子，有时候还在史家胡同住。这次我爸就对我明说，以后史家胡同就不回去了。那天我爸陪我从北大坐332到动物园倒111路，一直送我到灯市口，然后我就在马路边，看着我爸过马路到马路北边坐111路回北大，我就觉得我爸特惨。而我妈当时处理问题的方式是回避，她不知道这时候应该怎样处理一个小孩的感情。当天晚上，她带我看马戏去了，那时候马戏的票多难弄呵，那是外交部招待外宾的票，就在主席台后边。我记得黑灯瞎火的，我偷偷哭了一整场。回家我一个人一间屋，躺在那儿还在哭。”

　　三个月后，洪晃带着情感与心理的裂痕就去了美国，当时她是28个被精选出来的小留学生之一，之所以能成为28个“小布尔什维克”，自然多少因为章含之乔冠华的背景。从大红门“脱胎换骨”后，一下子又给戴上了高干子弟的光环。“先是我妈的大红大紫，我在学校，每天大操场广播里毛主席接见外宾都有我妈，老师也就开始对我剧好，我也就觉得我妈特牛。那时我妈能出国，我就让她给带点扑克牌贿赂贿赂老师，那时候国内没有扑克呀。”1974年到美国时候是人上人——乔冠华章含之每年到联合国参加联大，所有人都围着他们转，他们的孩子自然成为28个中最被宠爱者。但不到三年，外交部长迅速成为被审查对象，她从“高干子弟”又一下子变成“可教育好子女”，28个孩子都跟着她一起提前结束学业回国。回国时，她的行李被检查，在美国买的《福尔摩斯探案》及其他一些书被抄没。在机场，别的孩子都被家长接走，却没有人来接她，最后被乔冠华专案组拉回史家胡同。70年代末的中国还是个高度政治化的社会，章含之在外交部受审查，乔冠华在后院隔离，父亲又不知去了哪里，洪晃一人在前院门房，也让她交代检举父母的问题。从美国回来时候正是春节前，洪晃这样描述过她的惨状：“大年三十傍晚，专案组让我上街买东西做饭，说让我到东风市场买点凭本供应的虾。我到那里虾已经卖完，只买到一些虾皮，怕回去不好交代就不敢回家。大年三十傍晚，街上已经没多少人，我只有一个人在街上溜达。最后还是街坊邻居接纳了我，让我到他们家过了个年。”

　　可能正是史家胡同给洪晃童年带来太多幼小心灵的磨难，才养成了她外表什么都浑不怜，内在又特别渴求亲情的个性。