BY 洪晃

(发表于《世界都市》I Look 2001年3月号)

　　所谓“女强人”是指能干的女人，但是不包括做家务能干的女人。“女强人”只是指在社会上靠自己的本事混得非常不错的女人。

　　“她是个女强人。”一个人这么跟我介绍她的老板，“那天晚上万人体育馆里人都挤


满了，就是为了看她一眼。她出场的节目是用八台大轿抬出来的。”

　　“她得有五十了吧？”我问。

　　“那有什么，她可嫩了！那天晚上她可真有毅力，上台之前她哭着跟我说，你知道吗，我七个小时之前接到美国长途，我丈夫在纽约和别人上床了。”

　　“她老不回家可不是要出这种事。”我没有近距离接触过故事里的“女强人”，所以没有什么同情感。“那后来呢？”——我只有好奇心。

　　“后来她还是登台表演啊，这么多人都等着她，轿子把她抬出去的时候她换了装，挺高兴的样子，谁也看不出来她丈夫刚把她蹬了。”

　　女强人问卷一：当丈夫在地球的另一端与别的女人睡觉时，女强人的反应是：

　　A.追到地球另一端

　　B.冻结他的银行账号

　　C.打长途骂死他

　　D.在这一端的万人体育馆里坐八抬大轿

　　坐在我对面的女孩是来应聘“秘书”职位的。她长得很大方，像50年代电影里的人物，比如李双双什么的。我按照招聘手册一个接一个地问她面试的问题：

　　“你的理想是什么？”

　　“当女强人！”她响亮地回答道。

　　我吓了一跳，马上抬头看看这个姑娘。“女强人是什么样子的？”我问。

　　“就是你这个样子的呗！”

　　我一下子没坐稳，差点从椅子上掉下来。“那我是什么样子的？”

　　“老板！”

　　“女强人都是老板吗？”

　　“那倒不一定，反正都挺成功的，像《时尚》杂志里介绍的那些都是吧。我特爱看《时尚》，那里面全是女强人。”

　　“那这本呢？”我狡猾地将一本《I look》推到她面前。

　　“没见过。”她不在乎地摇摇头。

　　我没录取她，我当然不会录取她！！

　　女强人问卷二：如果你的理想是当女强人，你应该：

　　A.告诉你的老板

　　B.在家悄悄练

　　C.看《时尚》杂志

　　D.在面试时把对方吓一跟头

　　女强人是中文说法，但是洋人里也有很多“女强人”的楷模。我的第一个老板，自己做了一个咨询公司，与很多大公司签了很赚钱的合同，也和最大的投资者睡过觉，还有不少小伙子追着求婚，日子特别红火。只是不幸终于来临，大投资者的老婆对其丈夫和女强人的深层接触有所耳闻，所以大投资者访华，她也就跟着来了。

　　女强人先是要我使调虎离山计，把大投资者的老婆带到西安，推到兵马俑的坑里去。我没干。后来她又用了其他招数，都没见效。所以老婆就留在北京了。可是女强人和大投资者的感情按捺不住，终于被大投资者老婆抓住。结果在一个有副总理出席的宴会上，老婆狠狠地扇了女强人一个嘴巴子。

　　女强人问卷三：女强人应该如何对待大投资者？

　　A.睡

　　B.不睡

　　C.睡

　　D.不睡

　　我不给你答案了，你配不配当女强人，自己琢磨吧。

　　我最讨厌的字眼就是女强人，恐怖。但是经常有人这么说我，还真的是想夸我，非常郁闷。在我眼里，女强人就是年纪大一点的COSMO GIRL。

时尚包袱

(发表于《世界都市》2001年4月号)

　　这篇文章可能太沉重，因为一个同行，朋友的朋友过世了。也因为她还年轻，正当年，所以特别可惜。我不认识她，只是打过招呼。有个朋友说：“也许，她在那边更幸福。”我想，如果那边不用时尚，大概我们都会觉得在那边更幸福。

　　不知道从什么时候起，我开始感到时尚是个包袱。永远的鸡尾酒会和派对，无休止的穿着打扮，化了妆再卸妆，再化再卸。我们都是为了不落伍，别人不会在我们转身的瞬间说：“她不如谁谁谁。”我们盲目地在赶时尚的集市，好像我们靠这个市场来确定我们的自我价值。

　　其实，生活比时尚要美得多。我最好的记忆是十几岁的时候在新泽西的海边抓螃蟹，我们穿的都是从中国带去的，难看无比的泡泡泳衣，与三点式相比，其不时髦无法比喻，美国人肯定会因为这些泳衣联想起中国的落后。可是我们那时候是孩子，没有世上的意识，只知道玩，高兴。过了两年，知道什么是时髦的款式，我们在海边反而不自如了，不像以前那么洒脱，因为我们知道我们的泳衣很难看，别人会说我们土，是“红中国”来的土孩子。

　　我们经常骗自己，说我们打扮是为了自己。其实不太现实，因为几乎所有好看的东西都不太舒服。我知道我的身材和面孔不理想，却非要不择手段地否认这个事实。我们最不能接受的是自己外表上的缺陷，这是不是很成问题？

　　我买过所有的收腹产品，包括内衣、丝袜、运动器械，甚至一套法国的减肥药膏和塑料薄膜，认真地按照没看明白的法文说明书，把自己的腹部好好地捂了两个多钟头，结果是长了一肚皮的痱子。

　　我得了鼻炎，一直懒得去看，后来发现我的鼻头发红，实在怕别人以为我是酒糟鼻子，这才去医院。想一想，真是惭愧，我已经成了时尚的奴隶。

　　还有就是“比”。只要你想时尚，你会发现所有的东西都可以比。父母、职业、银行存款、男朋友、丈夫、情人、衣服、首饰、包……连内衣、内裤都可以比。我记得一个女孩，因为加入了一个大酒店的健身房，特意去买了几套新的内衣内裤，为了在更衣室里也时尚。我想放弃时尚，再好好地找一找自我。

　　我想试一试这样去想问题：穿衣服是为了舒服地表达我自己，化妆是为了我的皮肤健康，瘦是为了我的身体健康，背的包是为了装东西。我发现我开始买Agnes B.的衣服，Vichy的护肤品，有“绿色”字样的食品。包嘛，还是得有LV这两个字母。

　　不离开这个世界，大概就不会彻底离开时尚。我当然觉得放弃时尚活得轻松些更好，但是我做不到。

　　我们总是这样，放不下时尚的包袱，哪怕生活因此变得不美好了。

　　这是在我听说《时尚COSMO》的主编高晓红过世以后写的，那时候正好I Look改版，我也在调整我自己对主流文化的态度。高晓红是中国第一代外刊的编辑，我只是在一个活动上碰到过她，没有多交谈。因为在一个行档里面混，所以总是有点耳闻。我听说她是一个非常严厉的主编，不是特别好处，她过去之后，又有传她曾经有压抑症。我不知道这些事情是否属实，但是如果是真的，这是对时尚最大的讽刺。时尚的人真是太可怜了。

老情人

　(发表于《三联生活周刊》2001年第16、17期合刊)

　　也就邪了门儿了，天一暖和，三妹子的老情人像雨后春笋一样都冒出来了。

　　“要一个Grand Laitte，在这儿喝。”三妹子约了我在星巴克说说对付老情人的策略。没事她就泡在星巴克。“你要什么？”她问我，“给你来个Mocha吧。”我们拿着饮料找了


一个沙发座，我发现从柜台一路过来，三妹子东张西望，六神无主。坐下，喝口咖啡，三妹子深叹了一口气，小身条在沙发里凹进去，还带着点牛奶沫的小嘴，抿着都笑到耳朵根儿了。老情人的出现让三妹子年轻了好多，那样子就像刚得了巧克力的孩子。

　　我们这圈朋友都公认，三妹子不是个漂亮女人，但绝对招男人喜欢。她也喜欢男人，特别是长得好的男人。说白了，三妹子是个好色的女人，我和她一个公司的时候，一个星期里她至少迟到三天，脸上经常带着一夜的快乐就来上班了。

　　“说吧，哪个又冒出来了？”我问。

　　三妹子满脸坏笑，眯着眼说：“有一个发小，从小就爱我，其实他也有家了，就是现在想把他和我的感觉解决一下，以后真的就当朋友，他也可以不想别的了。”

　　“也就是说让你友情出场一夜，是吗？”我得问清楚。

　　三妹子咯咯地笑着点头。

　　“还有吧？”

　　“还有一个是大花匠，但是我们俩的确配合得最默契。”

　　“他想再和你配合一次，是吧？”我真不敢相信这个不起眼的女人怎么招了这么多男人，“还有？”

　　“我一个朋友的原来的男朋友，他们分手后不到一周，我在飞机上碰到他，我们都是出公差，去广交会，结果什么买卖没做，我们在酒店里没白天没黑夜地过了五天。”三妹子眼睛的焦点虚了，她已经又回到那个不见天日的小屋子里。

　　“后来呢？”我把她叫回来。

　　“后来？”她不看我，只看窗外的行人，“后来我们6年没来往，直到昨天晚上我们吃了一顿饭。”她叹了口气，接着说：“我们都在想，如果他不是我的朋友的朋友，也许就不一样了……”

　　我不想让她再说下去，三妹子现在有老公、有孩子，过得很好，但是看得出来，这个原来朋友的朋友让她动心了。

　　“洪姐，我生孩子以后就再也没有过那种感觉了。”三妹子认真地看着我说，“可我还没到那年龄，昨天晚上我是多少年来头一回有了一种冲动——我想跟那广交会走。”她停了一下说：“那种感觉真的太好了。”

　　“行。”我斩钉截铁地说，“咱们安排一下，把三个都办了。”

　　“你不想劝我啊？”三妹子惊奇地问。

　　“这种事拦不住，”我站起来，“咱家老公和孩儿呢？”

　　三妹子的样子有点恍惚了：“老公出差了，孩子在我妈那儿。”突然，她的态度转变，兴奋地说：“行，正好，我也生活一下。”她站起来，“走，陪我买东西去”。

　　出了星巴克，就在国贸里面转了一大圈，三妹子说，要买漂亮的内衣，一套黑的是和广交会，一套红的是和发小，还有一套白的是和比较默契的花匠。买完东西就已经是傍晚了，我说了声当心，就和她分手了。

　　两个星期过去，三妹子什么动静都没有，我以为她和广交会私奔了。打个电话到她家，她老公说她出差去广州了。我也没敢多问。

　　昨天晚上三妹子打电话来，约我去她家吃饭。一进门就看见一派热闹、温馨的家庭生活，老公抱着孩子，三妹子在炒菜。酒足饭饱后，老公去哄孩子睡觉。我悄悄地问：“事儿都办完了？”

　　三妹子笑了笑，拿出一包东西塞到我手里。说：“给你吧！”

　　我看了看，原来是几个星期前我们一起买的内衣，标签都还在。

　　“我还有这点冲动就够了，做不做，大概不重要了。”

　　话音刚落，孩子在里面哭了，三妹子转身进屋哄孩子去了。

　　这篇“三妹子”就有点近乎我想写的ANAIS NIN类的东西，大概应该性成分再多一点，三妹子至少要意淫一番才能算有点“性情”和ANAIS NIN的感觉。我这种“配料创作方式”我妈妈极看不惯，我总是和她开玩笑说我要给她当编辑，给她的文章“撒点胡椒面”。

小女人的福气

　(发表于《三联生活周刊》2001年第18、19期合刊)

　　打小时候起，我们家人就教育我当大女人：要独立，要大气，要自尊，要善良。我尽量按照他们的教导活了半辈子，才发现这只是女人很多种活法之一，不太实惠，在小事上经常吃亏。下辈子我应该试一试小女人的活法，说实话，我很羡慕她们。

　　大女人最吃亏的地方是男女关系，她们根本不知道男人要什么，大女人不会讨男人的喜欢，她们在注意自己的修养，不重视男人的需求。

　　我曾经问过好几个男人们他们喜欢什么样的女人，几杯扎啤后他们都比较一致地表示，男人喜欢那种比较Available的女人。我听人家讲了一个故事，有个男人借住在一个女人家里，女人睡觉时没有把自己卧室的门关紧，留了一条小缝，男人认为这是女人给他的暗示，大为欢喜。我想，所谓Available的女人就是睡觉时留门缝儿的吧。

　　小女人非常善于向男人传递各种信息，并且有极妙的手段——有中国文学作证：眉来眼去，打情骂俏，暗送秋波等等，当然还有留门缝等比较现代的方法。在80年代中我曾经有一位特别能干的小女人当助手。她原来是文工团的舞蹈演员，由于生活所迫，下海到外企当秘书。刚到公司的时候，大家都有些看不起她，认为她打扮得太妖艳，英文又不好，不会有什么大出息。后来发现她有一大本事，我们约不出来的处长，只要是男的，她都能约到。该小姐有一头乌黑的头发，有一次和几个潜在客户一起坐火车，她慢慢地梳了两个多钟头的头发，嘴里嚼着口香糖，还哼着小调，足足地向客户发了一回电，果然，客户就到手了。

　　我做买卖就没学会用女人的优势。首先，我不会在电话上撒娇。语气不仅不柔软，有时候还似乎有点生硬。我总想以自己的聪明和知识让男人服我，让他们把我当一个严肃的对手看，这样他们就会喜欢和我打交道，因为我很职业。约不出来处长时，我总是安慰自己说，这些土包子，哪里能够欣赏像我这样独立、自主，又喝过洋墨水的女人。但是我坚信我的事业会蓬勃发展，因为我的老板是一个哈佛商学院毕业的美国人，他一定知道我是多么努力和专业。但不久之后，老板就给文工团小姐加薪进职了，她不再是我的助手了，是和我平起平坐的业务员了。

　　我还问过男人他们怕什么样的女人，他们在毫无酒精影响，十分清醒的状况下确认，最怕能闹的女人。也就是说小女人在搞到男人后，其大闹天宫的本事可以留住男人。

　　我认识一个知识型的“大女人”，会说七种语言，普林斯顿大学毕业的。她爱上了一个中国男人，并且在事业上帮了这个男人很大的忙。男人虽然对她也不错，但终究受不了“大女人”天天孜孜不倦的教诲，没完没了的高谈阔论，在外面和一个高中都没毕业的小女人开始有关系了。我们都鼓励会七种语言的“大女人”用每一种语言向这个男人表示她的伤心，她的嫉妒，让他回心转意。可是这个“大女人”一口拒绝，她强调她是个独立的人，没男人也可以对着墙说七种语言。就这样，“大女人”的男人就和小女人过甜蜜生活去了。

　　如果小女人知道自己的男人在外面有外遇，那是绝对不可能放过的。我家原来有个老外邻居，老婆是罗马尼亚人，知道老公有了中国女朋友，千里迢迢从巴黎赶来，先是骂了旅馆的经理，问他如何执行的外事纪律，为什么让中国女人进入外国人居住的场所。然后又去了老公的公司，跟老板要赔偿，还要求把老公马上调回法国。我们左右邻居也被她臭骂一顿——为什么看着她男人犯错误不管？都闹完了，就是不骂老公，反而天天在家给他做好吃的。不到一周，这个男人就被彻底摆平了。

　　所以，当小女人是女人的福气，赢得自己想要的男人的成功率比大女人高，还能有把握地留住自己的男人，大女人就是吃亏。

　　有关门缝我还要作些最后的解释：并不是只有小女人睡觉才留门缝，有时候大女人为了卧室空气流通也会这么做。我刚才故事里的女人就是大女人，结果当那个借住的男人半夜溜进她的卧室时，就被她骂出来了。可男人去理直气壮地质问她：“那你干嘛不把门关好？”至于文工团小姐，她在被提升3个月后，和“哈佛商学院”私奔了。

　　我曾经和伊伟在I Look上面作专栏搭档，他写“大男人小男人”，我写“大女人小女人”。改版之后，我、小雪和伊伟都觉得专栏和新的I Look定位不太吻合，我也根本没时间写东西了，天天去拉广告，所以就停了。我那时候还嚷嚷着要和伊伟一起出书，这次作了一个叛徒，把自己的东西先发了。这篇实际上是命题作文，扣着“大女人小女人”的栏目标题写的，刚开始是想好好把小女人毁一番，但是越写越觉得小女人真是非常占便宜的事，所以就改调子了。

当代寓言

(发表于《三联生活周刊》2001年第27期)

　　从前，在北京皇城根的一个大杂院里有一个美丽、聪明的姑娘，她家的门口是一个垃圾堆，每天傍晚，她都能听到垃圾车欢乐地唱着《十五的月亮》。姑娘漂亮得让人不敢看，她有妖娆的身材，滑嫩的肤色和一双会说话的眼睛。姑娘的父母是有钱人家的服务人员，早出晚归。姑娘有时候也去帮忙，她洗过水晶酒杯，烫过缎子床单，知道冰水里要加柠檬。每


天当垃圾车路过她家门口的时候，她暗自发誓，她一定要走出这个贫民环境。

　　高中毕业后，姑娘就开始在有钱人多的地方活动，她给自己编了一套又一套的小故事，时而她是书香门第，时而是音乐之家，有时候还是将军的侄外孙女。姑娘还学了几件乐器，又学了点画，经常以音乐学院的学生、艺术院校的进修生，或者新生代女作家自居。

　　姑娘还是年轻浪漫，混了不久就找到了一位用法文接手机的小伙子。他说他是画家，在巴黎有大收藏家买他的画。小伙子一表人才，说着一口流利的法文。可是姑娘是聪明的，她发现别人请客时小伙子总是点法国香槟，而该他付钱的时候小伙子就叫一些酒吧里没有的酒，笑话一下老板没有文化，不识货，然后要一杯有柠檬片的冰水。姑娘知道他不是最有钱，但是她真的爱上了他。两个人一起住了不到一年，小伙子就走了，原来巴黎的收藏家是他的同性恋情人，一旦发现他和姑娘在一起，买画的预付金就没有了。小伙子只好又找了一个中年女演员，去和她一起拍电视剧。走之前，他送给姑娘几句话：“生活是艺术，艺术不是生活”，“永远是暂时的，只有暂时才是永远的”，他还说，“爱情不是最重要的”。

　　姑娘刚开始哭得死去活来，她把自己关在房间里。她想不开，那个老女人哪里比她好，本来她和小伙子要开一个咖啡馆，地方都找好了，她想不明白小伙子怎么可以对未来这么没有信心，而她，只是对过去没有信心。但是小伙子说得对，她的悲伤只是暂时的。分手的时候，小伙子给姑娘介绍了一个四十几岁的法国情人。刚开始姑娘不习惯，后来倒觉得满有意思的。法国人有老婆，所以不会占有她全部的时间，她还有自己的空间，看书，画画，给自己编个新故事。法国人回国了，美国人来了；律师走了，会计来了。惟一不变的是他们都是有妇之夫，都四五十岁，都有孩子，有个小小的啤酒肚子。姑娘不收钱，但是这些男人都愿意给她买她所有想要的东西，带她去周游世界各地，因为姑娘给他们的东西太珍贵了，她给了他们青春的幻觉。

　　一晃四五年过去了。姑娘开了自己的小咖啡馆，里面都是她最喜欢的东西，她的爸爸、妈妈辞去了正式工作，假装是她的工作人员。由于他们有上好的训练，所以小咖啡馆能够招揽来全城的佼佼者，姑娘的生意越做越好，一天的流水上万，再加上姑娘很会偷税漏税，收入相当可观；而小伙子还是徘徊在法国香槟和柠檬冰水之间。

　　终于，在一个寒冷的冬天，一个投资银行家爱上了姑娘。他愿意抛弃一切，妻子、孩子和他长年积累的财产的一半。他真的是个将军的侄外孙，哈佛大学商学院的毕业生，一个名副其实的雅皮。为了讨姑娘的惊喜，他把纽约两百万美金的房子给了前妻和孩子，辞去了工作，自己一个人在一个暴风雪的夜晚搬回了北京。他说他要和姑娘一起开公司，让姑娘把小咖啡馆做成连锁店，一年之内国内的点比星巴克还多，两年之内在欧美开店，三年之内上市。这将是他们两个人的事业。

　　姑娘连想都没想就把他赶走了。走的时候送给他几句话：“永远是暂时的，只有暂时是永远的”，“爱情根本不重要”，“生活是艺术，不是上市公司”。

　　北京原来有个小地方，叫紫云轩，现在拆了。老板娘是个美丽、神秘、说话极刻薄的姑娘，我和她认识，但是不太熟，虽然已经被她讽刺挖苦无数次，但是还是像朝拜一样带着人去享受饮食文化，交银两。我对她的身世一无所知，但是看着她如鱼得水地在男人生活中穿梭，随便为她杜了一个野撰.

特殊人材使用说明

(发表于《三联生活周刊》2001年第32期)

　　我在猎头公司做事的时候经常看到客户要求我们帮他们寻找符合以下规格的人才：上好的人品和职业道德，优秀的专业知识，强烈的团队意识和(与前者完全相反的)个人奋斗精神。

　　我每次都是打着灯笼满世界找这种人，经过多年反思，虽然已经不做猎头了，还是要推荐两种特殊人才，让找人的CEO们意识到，人无完人，只要用人之长，避人之短就行了。

　　类别：靓女

　　规格一般都在1.68米以上，看的书少一些，用的化妆品多一些，说话的声音柔一些，穿的裙子短一些。

　　靓女的问题在于其功能最好不要在内部使用，如果用靓女作任何公司内部管理都是风险比较大的，特别是对中年男性CEO之类的管理人员，更要格外小心。比如使用靓女为总经理秘书或助手，其“靓”就会攻内不攻外，经常在公司内部引起纠纷，给公司带来损失。有的私人老板在用了靓女秘书之后，众叛亲离，最后只好娶了靓女，丢了半壁江山。

　　靓女的使用寿命非常短，如果在财务报表上呈现靓女的价值肯定是在低质易耗一栏中。

　　类别：搅屎棍

　　规格：长不到1.60米，基本上是圆形的，话特别多，闲事管得特别多，零食吃得特别多，厕所里聊得特别长。

　　使用方法：搅屎棍是煽动力和沟通能力非常强的人，喜欢在办公室里搞点政治，CEO可以有限使用。搅屎棍的信息非常多，是个一流的包打听，谁在偷偷上人才网，谁说了对公司不满的话，连谁吃什么避孕药她都知道。搅屎棍对刚刚上任的新老板就有用。

　　搅屎棍的问题有两个，一是她提供的信息质量很低，大部分是道听途说，甚至自己瞎编的，这类信息只有参考价值；二是如果管理人员不能有效地使用搅屎棍，她会因此煽动雇员闹革命，充当工会主席的角色，这也是非常烦人的。

　　搅屎棍用完了就一定要扔掉，不能留。有经验的高级管理人员不会在自己公司里雇用搅屎棍，他们会请外面的搅屎棍，这些人的学名叫管理咨询人员。他们到一个公司，上上下下打听个遍，谁跟谁跟谁跟谁，都弄得非常清楚。然后把工作报告(就是小报告)给新上任的CEO，再出点鬼点子，就完事走人了。

　　不用说，这是I Look和《乐》改组时候的感想。I Look原来有一个搅屎棍，话特别多，特别爱管闲事，非常喜欢挑拨是非，总是给我很多小道消息，我也被搞糊涂了。把这个搅屎棍请走之后我们就安静多了。《乐》原来有个靓女，坚持要做中、英文对照的内容。我问为什么，她说：“反正有英文就显得档次高一些。”我再问她读不读英文，她说不读。我鼻子都快气歪了，狠狠地说：“那就说明你没档次，是吗？”我实在不明白怎么到今天还有这种崇洋媚外的毛病，我以为这是80年代的传染病，现在已经不流行了。靓女后来也走了。

大家都来讲英文

(发表于《三联生活周刊》2001年第35期)

　　早就该让北京人每人说100句英文了，特别是郊区。要不然一开奥运，不知道有多少外国旅游者会因为找不着路对中国不满。我就深有感触。比如吧，我和老外去门头沟找法海寺。明明是老外眼拙，把车停在一个写着“法海寺左拐”的牌子下，非下车问大爷法海寺怎么走，大爷笑嘻嘻地看他半天，什么话也不说。老外又使劲问了几遍，大爷乐呵呵地摇头说：

“哈喽，矮东弄。”

　　这时候老外一抬头，看见那块牌子，气就上来了。“为什么他不告诉我法海寺在那儿？”老外气冲冲地上了车，横冲直撞地开到法海寺门口，花了两个钟头把法海寺看了个透，还用一个自带的手电筒照了半天壁画，一边看一边说，古代中国人怎么怎么有文化，言外之意，现在的中国人没文化。我在旁边一言不发，搓火。

　　进城路上，老外终于开始全面对老头的“矮东弄”事件开始发表言论：“你说，这个老头不告诉我，是不是因为我是外国人，他排外？”“不会吧，”我说：“排外的中国人不说‘矮东弄’，他们就说‘弄’。”这是第一个回合。

　　“那就是他是文盲，他看不懂他头上的牌子上面写的字。”老外的脸上堆满了阴笑，“我真奇怪，离北京这么近的地方有文盲。这在美国绝对不可能的，能想像曼哈顿旁边有文盲吗？”“你说什么哪？”我也皮笑肉不笑地从牙缝里说，“曼哈顿区以外全是移民，没一个识字儿的。”这就算二比零，老外沉默了一会儿，开始第三次进攻。“有没有可能他根本不知道法海寺在哪儿？”他狡猾地问。“你什么意思？”我很警惕地反问。

　　“现在的中国人真不注意自己的传统，这个老头住在法海寺旁边，但从来不去。我保证他去过麦当劳，但是没去过法海寺。”

　　老头我不敢保证，但我有点怀疑门头沟的中学生们可能是这样的。老外说到我的痛处了，只有大声嚷嚷地反攻：“就因为这老头不说洋文，所以中国人要不然是排外，要不然是文盲，要不然是没文化？”老外也不让人，呱呱呱开始用洋文和我吵架，一个好好的周末就这么给毁了。

　　所以我特别赞成全北京的公民在奥运之前每人说100句英文，这里特别奉献几句能指路，又能弘扬我们民族文化特色的英文句子：

　　法海寺以自文丝某克啊微富浪木黑二=法海寺离这儿只有一袋烟的工夫。

　　法海寺以自啊扑腰啊自=法海寺就在你屁股后面。

　　谢谢!

　　这里面的老外就是琼，这就是我认为我们无法生活在一起的原因，天天为这种鸡毛蒜皮的小事情争论得天翻地覆。他是一个非常认真的左翼欧洲知识分子，对所有商务的东西都持批判态度，这篇文章纯属于气出来的。

12,廖文

我对中国当代艺术的认识是廖文教出来的，在我眼里，她和小雪一样，是一个中国女人中的例外。在美国的大学里有女学系——Women's Study,在中国女学的概念经常和女权混杂在一起，让很多人认为女学就是女权，这是非常错误的。廖文是我认识的惟一能够交流的女学家，对女人的历史，不管是中国还是外国，都非常有研究，我特别喜欢她的对比研究，永远在两个文化中把参照点找得非常准，我非常佩服这个有学问的女人。我也见过其他的和妇女有关的人，都不如她。学院派的女学家太学术，说的话我听不懂；妇女机构的人更关注赚


钱，给我的印象是“三八”要下海，而且有点要哪吒闹海的感觉。总之，我个人认为多几个廖文这样的女学家对中国女性没坏处。

　　1998年那会儿，廖文还没有结婚，只是有个十几年的老相好，就是老厉。廖文自己的家我很喜欢。这是一个不大的两居室，一进门就是一个餐桌，餐桌后面的书架上摆着各种各样的透明玻璃瓶子，瓶子里面有各种可以用来沏茶的干花，她把最大的一间房间留出来作书房，那里有她写东西所需要的全部，电脑、扫描仪，打印机，地上有一块旧地毯，上面有几个舒服的靠垫。她书房的整个一面墙上都是书，这可能是她全部财富的重要部分，而每本里面都会有一些小纸条，她都用过。我也有一墙书，但是大多我都还没看过。她是个自由撰稿人，靠写东西为生，这其实是我上大学时候的理想生活方式，做个不慌不忙，不穷不富，有学问又有情调的女作家。她的状态让我永远想起一首Lenard Cohen的歌，叫《苏珊》。歌词如下：

　　苏珊把你带到

　　她河边的地方

　　你可以听到船的声音

　　你可以在她身边度过夜晚

　　你知道她有时候神神叨叨

　　但这正是你要的

　　她会喂你茶和橙子

　　都是远道从中国来的

　　而正当你想告诉她

　　你没有爱情献给她

　　她会让你踏上她的频道

　　她让河流回答你

　　你永远是她的情人

　　你要与她远行

　　你要盲目地随着她

　　你知道她相信你

　　因为你的思想

　　已经抚摸过她完美的身体

　　我总是有个感觉，廖文就是她男人的苏珊，她有点仙气。我每次在她家就是喝着茶，剥着橙子，听她讲各种各样的艺术观点和艺术家的故事。我闲着的时候容易心血来潮要干事情，而和廖文聊多了，我就突发性地有个冲动，要把中国的当代艺术在中国普及。而特别巧的是我刚刚结识的大地公司的总经理马惠东，他已经开始收藏中国当代艺术的作品，而且想把事情做更大，我们几个一拍即合，都在大地当代艺术博物馆任了职，廖文当策划人，我当了董事。

　　我们办过三个画展，《两性之间》、《芬苯乙烯》和《艳俗》。主要的工作都是廖文或者厉宪庭做的，钱是大地公司出的，我的角色是最丑陋的“账房先生”。其实我最不会管钱，我们公司里没人敢让我管钱，沈老师，我们公司的内务总管，一般不把我问个底掉，绝对不支给我现金。我们两个在合作中各所扮演的角色也为后来廖文去了纽约一年不理我打下了基础。

　　其实我没有和廖文拌嘴，而是跟她老公吵了一架。老厉是个非常有才华的艺术评论家，他的评论造就了几批中国艺术家，可以说今天中国艺术在国际上如此站得住脚和老厉的文章有直接关系。我看过他写的东西，而且好像还翻译过一篇，有点意识流的感觉，但是比其他我所看过的评论思路要清晰得多，没有太多要我查字典的词汇。他有一个特别牛的本事，能够从不同的角度分析一个中国艺术现象，把根本没有系统的东西归纳出一个流派。看了他的评论，不懂艺术、不懂中国的人都会明白道：“噢，这就是政治POP，泼皮是这么回事。”而其他的评论经常会让人一头雾水，读者只能甘拜下风地承认：“我俗，我怎么能懂艺术。”曾经有个外国人形容老厉是中国艺术家的教父，廖文和老厉好像都对这个称呼反感，不爱听，我个人认为挺确切。任何行当在刚开始的时候都会有教父类人物出现，比如华尔街就曾经有摩根。教父和CEO都是权威人物，但是教父更牛。一个CEO的权威是寄托在一个机构上面，机构没有了，CEO的权威也就消失了，但是教父的权威是无形的，是精神的东西，无处不有，完全靠个人魅力。

　　当教父的人就有教父的习惯和脾气，我和老厉拌嘴就是因为我在印刷《芬》的画册时候作了点妥协，把有可能有争议的东西回避了一下，然后又雪上加霜地拒付印刷费，因为有些图片的颜色走偏了。《芬》还没缓过来，我们又开始《艳俗》，这回我差点和大地的人吵架，主要是因为大地派两辆车到北京拉人参加展览的开幕式，我坚决要求他们拉大学生，特别是艺术院校的，这是我做所有这些事情最根本的理由，可是大地最后决定只派两个大巴士，把北京有头有脸的艺术家拉过去，开幕式变成了艺术家派对。开幕式那天我没什么情绪，自己坐在展厅门口卖画册，来了一个男的，浑身的动感都在说“我牛X，我牛X”。走到我面前随手拿了一本画册，我不知道他是谁，所以跟他收款，他从牙缝里蹦出来几句话：“你不知道我是谁吗？我是XXX，还要付钱吗？”我这才知道他是XXX，是参展的艺术家，应该有一个免费画册。我当然不敢收钱，给了他一本画册，不用说，他转头就走，这种大艺术家怎么会跟前台卖书的道谢。其无礼和傲慢是我在中国大腕身上都没有见过的。就在那一天那一刻，我恍然意识到这个画画的把自己当歌星卖了，而我刚开始办画展的理想主义像气泡一样不声不响地消失了。

　　《艳俗》之后，廖文就和老厉去纽约了，我从其他朋友那频频听到他们的消息，但是她从来没有和我直接联系。我不知道是不是因为我与老厉拌嘴难为了她。可是回来以后又和以前一样来往，只是没有那么平凡了，我也是办杂志忙得不可开交。

　　现在想起闲着的日子非常留恋，想朋友，想这种随着性情走的日子，但愿将来还会有，我会更加珍惜。

廖文说

为洪晃的自传凑数洪晃打电话说要出自传，一听直咋舌：才40岁就出自传，虽说与当下的自我包装拍卖时尚很合拍，但颇有些佯装大尾巴狼的味道，与洪晃平日里张口闭口“你大爷”的风格大相径庭，再说，才40岁就卖自传，老了还能卖什么？接下来听说是要为她的自传凑数，随便写，不拆封，骂也行，十分诚恳，一如她每每有求于人的口气，心中不禁暗笑：原来骨子里依然是狡猾加泼皮，这恰是我喜欢洪晃的基本点，自然应诺。又想：洪晃周围的朋友大约有一些人要不得安宁了。

初次见洪晃，大约是很多年以前，大约是一个与老外有关的场所，有人很程式化地介绍，我们很程式化地点头，几乎连话也没说过。洪晃的模样倒是很有印象：狡黠的小眼，刻薄的片嘴，偏偏配上有点儿性感甚至有点儿朴素的圆鼻子，很幽默。还有，洪晃的身材好，匀称，是男人女人都喜欢的那种。

　　真正认识洪晃，是几年前的一个春节，大年三十，难得的我一个人，难得的清静。一个好心加热心的朋友李冀偏偏怕我寂寞，硬要拉去洪晃家吃晚饭，还特别说是去她妈妈家。与洪晃几乎形同陌路，本来就发怵，又听说她妈妈是个朱门美人，“朱门”、“美人”都是从小就怕的，更是心生恐惧。李冀说，她妈妈只有洪晃这么一个女儿，逢年过节洪晃一定要陪她妈妈，可又舍不下朋友，于是就把朋友约去她妈妈家一起热闹，再说，吃过年饭，她妈妈一睡觉就是我们的天下了。听是“孝女”，我的心已软，最后一句“你和洪晃肯定合得来”的热话一出口，便彻底动摇了。按图索骥找到史家胡同51号院，果然是朱门，保存完好的老四合院，现在已经不多见了。随着开门人穿行院中，庭院深深，雕梁画栋，红灯高悬，疑是一脚踏进了半个世纪前的故人家。走到最后一进院子的堂屋前，又随着开门人跨到屋里，豁然开阔，温暖融融，灯火通明，仿佛被人一下子推到了戏台上，来不及适应，隐约觉得有几个人靠在沙发里，发木时刻，一声“廖文呀，好久不见啦”的幕后叫板，洪晃不知从哪一下子冒出来，完全像是救场。“看见我妈了吗”，洪晃往对面一指，我定睛一看：沙发里依偎着的美人妈妈，淡淡的，软软的，远远的，果然是美人，风韵犹存。回过神来和美人妈妈见过礼，这也才看清了，周围沙发里是一些穿戴整齐、彬彬有礼的中青年男人，身子微欠着，嘴角微翘着，正和美人妈妈聊天，很松散很舒服的样子。天哪，好好的一出“众星捧月”，被我呆头呆脑一脚错登台，被洪晃大声大气一通乱救场，彻底给搅黄了。

　　晚宴的餐厅里一样的灯火通明，美人妈妈优优雅雅坐在上首，男男女女的来人在桌子两边长长地排下去，洪晃在另一端打横，像个句号。冷眼看去，长长的两排中间，很有一些不安分的人，但此时都是很有教养样子，只有一个身份不明的中年男人，穿戴名贵，弄了根雪茄三级片似的舔来舔去，宫廷小丑一类。老栗在家时，年三十也会有许多人来我们家吃饭，总是些不富裕回不去家的外地艺术家，几十个人，衣冠不整，吃相不雅，很壮观地吃掉上千只饺子，很多年，年年如此。洪晃家这种排列有序，穿着时髦，举止文明，不是为了吃饭的晚餐排场，对我而言过于华丽，很快就倦了。后来我知道，洪晃导演的这类晚宴，一年之中总要在美人妈妈家上演几次，既愉悦了美人妈妈尽了孝心，又笼络了各类朋友浓了情谊，洪晃自己还可以过把端盘子送菜的干瘾，很是划算。几乎是在我感觉倦了的同时，美人妈妈也倦了，起身告辞说要去休息。偷眼看看，美人妈妈精神正好，并非真的倦了，只不过是给那些不安分的年轻人解禁罢了。果然，美人妈妈一走，灯光骤暗，长长的两排就现了原形，千姿百态起来，这种场景是我从小就在《西游记》里读熟和喜欢的，抓瓶酒找个旮旯坐下来放松地看着，惬意如躺在被窝里读志怪小说，一时如鱼得水。那场戏难得的好看，一步步卸掉面具的“体面”人，一点点发散出心底的气味，很真实也很抽象。失去了时间和空间的实在感，我只觉得灯光越来越暗，酒意越来越浓，人影越来越少，最后的几个意犹未尽，又说好改天换个地方重聚。酒精使我的脑子弥满了雾气，失去了正常的判断，不知道为什么在最后，也成了嫡系，反正几天以后，“最后的几个”又聚在一个什么山庄了。

　　是九华山庄，北边郊区，一个新兴的消费娱乐场所，我很陌生。难得一切被人伺候着，不用动脑子，傻乎乎地跟着就行。(这也是后来我多次和洪晃一起玩的大好处，她会把一切都替你安排好，至今如此。)以我的标准，山庄的消费贵得没有道理，不禁为扬言请客的洪晃肉疼，其他的几个都是洪晃的熟人，笑说不用担心，这点钱对洪晃不算什么。我想了想，有美人妈妈又有钱，不属穷客，于是收起了同情心，恬不知耻地加入了宰洪晃的行列。那一夜，“最后的几个”一起走马脱缰，滑丝松扣，大醉不休，惟一不醉的是没喝酒的小雪，清醒地见证了一切，使我们大醉方醒时抵赖不得：洪晃不知死活地在冰箱上手舞足蹈，小平惊天动地地摔散了一个床头柜，郭芳坐在地上举着高跟鞋傻笑不止，李冀对空中伸着手大唱“抱呀抱，抱呀抱”，最可笑的是我，一遍遍搂着洪晃，一遍遍地说“洪姐，你的鸟语比鸟人说得好……”而疯狂的程度只有第二天醒来才知道，我只要一抬胳膊就是搂人的姿势，一开口说话就是“洪姐”。洪晃其实和我同年只大一个月，这“姐”叫得实在有点冤，可这次集体大醉，是我有生以来最彻底的一次放松，叫“洪姐”权作怀念。

　　那之后的一段时间，洪晃好像很闲在(要不然就是醉上了瘾)，几乎每个星期都约人在她琉璃厂的家小聚，除了“最后的几个”，有时又有个别对我而言的新人，随便的、好玩的。酒是必不可少的，下酒菜除了一种洪晃从法国带来的被命名为“表妹的屁股”的熏肠，就是洪晃的滑稽模仿，李冀满嘴跑舌头的热话，还有我酒酣后看手相的胡言乱语。李冀的拿手戏是把世界名人说得和自己的脚趾头豆儿一样熟，我的灵感是半醉着说洪晃是网状思维，小平是空白，李冀是意淫，酒醒时就全忘了。最精彩的还是洪晃的滑稽模仿，都是周围的人，平常的事，无论你认识不认识，在场不在场，只要被洪晃摇头晃脑、挤眉弄眼地一模仿，都会大笑不止之后印象深刻。幸亏洪晃没有心肠演小品，否则那些小品演员根本没戏。那简直是天才，我无论如何描述不好，还是等有机会看原版吧。

　　现在有点记不清了，我那时为什么那么闲在，那么无聊，后来他们搬去了北边郊区一个叫上苑的村子，我这个“大灯泡”居然又跟着点到了那里。房子是自己盖的，很大，我最喜欢的是那个开放的厨房，翠绿色的餐桌正对着操作台。总是洪晃在操作台乒哩乒乓地做，我坐在餐桌旁稀里哗啦地吃喝，嘴里乱七八糟闲聊着。好玩的是，洪晃是吃洋饭长大的，而我是看中国古书中毒的，知识结构完全不同，相互新鲜很容易。洪晃觉得随便给我点吃喝就可以听到一些有趣的典故，很划算，我觉得随便掉点儿书袋就可以换吃换喝换轻松，很值得，总而言之都觉得赚大了。我想，洪晃的许多熟人，那时都看见过我这个半路杀出的程咬金，在她的家里肆无忌惮地大吃大喝，胡说八道，家里人似的，而洪晃几乎是愉快而纵容地为我提供放松的可能。朋友多的时候，洪晃的滑稽模仿又成了娱乐的泉眼，有一次演绎她老爸年轻时的风流逸事，所有的人都笑瘫在沙发里。后来，我也是在上苑的这个家见到过他老爸，胖乎乎，笑眯眯，以不变应万变的样子，这种态度对于女人完全是一张撞上就无法逃掉的网。洪晃指着我对老爸说“这是咱们家二闺女”的时候，我已经喝掉了许多罐黑啤酒，醉意正在全身弥漫，看老爸像看洪晃的滑稽模仿：蜘蛛老爸这辈子就这样漫不经心地网到过许多女人吧。

　通常我也会在上苑住上一夜，第二天和洪晃、小平一起，或游泳或爬山，洪晃说她的让人羡慕的好身材就是这样保持的。他们村后的那座小山，没有一棵像样的草，没有一块像样的石头，蓬头小厮一般，很难看，爬起来实在没有滋味，我们就找一些话题来提神。有一次不知怎么说到乔冠华，我于政界名人十分生疏，名字虽耳熟其实没有切实感觉。为了不显得太过无知，我挖空心思搜罗脑子里与乔冠华有关的信息，辛苦了半天，只记起我爸爸曾说过乔冠华很有才气，嘴上说出来，心里并没有接通联系。到了山顶坐下来休息，我忽然想起曾在什么地方看到一个政界名人晚年又新结了婚，大约是乔冠华，脱口说：“乔冠华后来是不是又娶了个老婆？”洪晃吃惊得嘴张得老大：“廖文，那不就是我妈吗？”要死，完全搞错了！洪晃和小平笑得几乎滚下山去，洪晃说着“得告诉我妈”，拿起手机就给美人妈妈拨电话。那天正是中秋节，美人妈妈在电话那边大笑，非但没生气，还要我们一起回她家过节。闹了这么大的笑话，窘得无地自容，可听说有螃蟹和黄酒，还是厚着脸皮和洪晃去了美人妈妈家。这次是吃便饭，没有什么外人，美人妈妈仿佛从画中走了下来，悠闲地说笑，令我吃惊的是，美人妈妈的鸟语居然也说得很漂亮。临走时，美人妈妈装了一瓶黄酒泡的醉蟹给我时，我觉得美人妈妈几乎像普通妈妈那样亲近了。

　　最服的还是洪晃的鸟语。且不说她为我翻译的几篇文章，老外读起来如同用英文写的，只说一个六月天，洪晃和小平约我一起开车去锡林格勒草原，原来洪晃和另外一个香港小子合伙在那里买了一个牧场，每年夏天都去骑马。上了车才知道，那个香港小子是个黄皮白瓤的“香蕉人”，中文只会说，你好，请坐，谢谢，和我的英文水平相当，完全无法交流。一路上要开十几个小时的车，小平又是个只管开车不善言谈的人，如果任洪晃一路和香港小子说鸟语，我不是要闷死了，就使劲在他们的鸟语中捣乱。洪晃无奈，说帮我们翻译，我们说什么，她翻译什么，于是我们人语加鸟语一路嬉笑怒骂，前仰后合，乐不可支。“那小子”大名叫梁国辉，我听起来和一个香港电影明星差不多，他说那个明星叫梁家辉，他是“国”别人是“家”，是他的大，而且他的屁股比梁家辉的好看。我说没看过怎么知道，他说你总看过梁家辉的(《情人》那个电影里)，我说没有比较还是不知道……我们完全忘了有语言障碍，洪晃翻译了语义，更传递了语感，等到了锡林格勒草原，我和“香蕉人”在互相的眼中都生动起来，老熟人一般，洪晃的鸟语不由得你不服。晚上我们在一个大蒙古包里吃烤全羊喝酒，说起我们做展览找钱很难，说得很严肃，有点不好玩了，洪晃和梁国辉就联手攻击我，说搞钱的事不可太清高，必要的时候也可以像妓女一样卖点什么。我说自古“笑贫不笑娼”，这方面倒没有什么道德障碍，只是做妓女也需要有技巧，梁国辉说做妓女不需要技巧，张开腿就行了。洪晃把这句话翻译过来的一刻，我的拳头已经打到了梁国辉的背上，他俩得意地大笑不止，我最终说不过这两个混蛋，只好认输。洪晃说这是你第一次认输吧，这一来，他俩就更得意了。尽管认输并不等于我认同他们的价值观，我必须承认，他们有他们的道理，所以他们有他们的游戏规则，有他们的成功和失败。

　　第二天骑马，真正的跑马，洪晃和小平是老手，我是第一次，而梁国辉有朋友骑马摔死的惨痛经历坚决不骑，还摇头晃脑地说我疯了。洪晃怕我摔着，给我挑了一匹老实的母马，又把她的头盔给我戴上，她给我系头盔带子的瞬间，我忽然体味到“姐”的感觉，一丝暖意从心底缓缓升起。洪晃和小平的马都骑得很好，只是小平的酷有点外在，跑起来神采飞扬还频频挥手，像当时满街的“万宝路”广告中的西部牛仔。洪晃几乎和马融成了一体，只见身影不见表情，像个特技替身，帅得很含蓄。我的马很慢，一路小跑，完全像散步。梁国辉始终步行，最后走得大汗淋漓，脱了光膀子，显得很健壮，后来我们一直叫他“香港马”……那种玩的感觉想起来真是神清气爽。

　　后来，洪晃接管了《世界都市》杂志，开始忙了起来，吃喝玩乐的时间越来越少，洪晃偶尔给我打电话也总是说杂志的事。洪晃的脑子很灵活，常常有很多新奇的点子，雄心勃勃地想把这本时尚杂志做得不流俗些，所以也约我这种不时尚的人写稿，给我很高的稿费，并一再叮嘱要通俗。我应了几回景，很吃力，才知道通而不俗原本是件很难的事。再后来，洪晃的公司越做越大，洪晃做了什么O，洪晃的能量很大，而且是网状思维，一心可以多用，几十个头绪一起上也忙而不乱，统领一个公司应该不成问题。问题是洪晃忙得见不到人影，偶尔给她打电话，总是秘书小姐客气地说洪晃在开会，洪晃出差了种种，越来越不好玩。最近，洪晃自己开始抱怨如此忙碌实在没意思，住在上苑，每天往返几十公里太累，于是又在城边租了一处大厂房，做成了新家。在美国文化里长大，住厂房改造的LOFT是梦想，如今40岁，梦想成真，洪晃无限感慨。小平是装修设计的高手，这个家的味道很特别，像是一个专门为朋友聚会创造的前卫、好玩、宽敞、舒服的环境。于是洪晃开始在家里大搞聚会，我自然又坐到洪晃家的餐桌上蹭吃蹭喝，渴望昔日相聚的美好感觉重新流回到心中。

　　这么多流水账，大约也看明白了，我和洪晃最愉快的相处方式都是这些吃喝玩乐的琐事，很像人们通常说的“酒肉朋友”，不同的是，我们交换的是许多不实用的精神层面的东西，诸如忘记身份，不装孙子种种。我们大多数的相聚发生在洪晃的餐桌上，看熟了她的聪明、幽默，甚至温柔散发出的独特魅力，偶尔在公司看到洪晃小眼吧差也没有胡子还对别人吹胡子瞪眼，深感陌生。尽管我知道事后道歉是洪晃惯用的手段，或许统领一个公司需要一些非民主的方式，又或许我这个为了不被人管甘冒没饭吃的风险自我放逐十年的自由职业人，已经不能了解管理者与被管理者的苦衷，但打一巴掌揉三揉不厌其烦地使用很容易失效，颐指气使被情绪支配也毕竟不是上乘的驭人之术。不愿在公司看到洪晃，在我的潜意识里，大约是回避有可能不喜欢的洪晃的一些方面，我知道面对朋友我并不是一个宽容的人，尤其是看重的朋友。从这个意义上讲，我和洪晃的朋友关系是不完整的。我们也曾试图扩展其他的关系，比如一度合作过，很失败，最终又都退回到原处。洪晃大概嫌我太死板，没有配合的机动和默契，而我不能容忍她为什么放着朋友的优惠不用，却用些旁门左道的歪招。或许，生活环境、教育背景乃致气质性格的不同，并非交友的大碍，但要超越不同的价值观亲密交往，恐怕只能退守到没有实用性质的酒肉朋友的底线。然而，洪晃这个酒肉朋友给我带来的放松、愉悦、舒服、亲密，还有相互欣赏的快感，是其他人无法替代的，对此我心中充满温情和珍视。

　　顺便说一句，我见过的洪晃的朋友中，最喜欢刘索拉，聪明、幽默、率直、不装孙子，当可视为同类。六千多字，超额完成任务，可以交差了。

13,母狗制作

刘索拉和宁瀛

今年春节我去拍电影了。

　　开拍之前我以非常轻松的口气，满是“无所谓”和“凑热闹”的态度向每一个认识和不认识我的人宣布了这个消息，虽然我表面有点搞笑和瞎胡闹，可是我心里却非常严肃地意识到:也许，我离“出门就得戴墨镜”的生活不太远了。

在公司的年度总结会上，我已经心不在焉，只是在管理人员卡拉OK聚会时有意识地多唱了几首歌，我说不出来为什么，但是觉得这和我未来的职业可能有关。开拍的头一天我非常认真，按时来到现场，第一天只有我一个演员的戏，其他演员还在家里过春节。这是我和导演沟通的好机会，我为此在脑子里存了几个小帖子。

　　导演终于来了，看了我一眼，说：“来啦，别愣着，快去化妆。”

　　为了让非专业演员(就是我)更容易地找到戏的感觉，导演决定按照剧情顺序拍摄。第一场戏是我起床。我穿着舒服、宽松的睡衣躺在床上，傻呵呵地看着周围一堆人忙来忙去，这时，导演过来跟我说：“你闭上眼睛，找找感觉。这场戏很简单：你醒了，没睁眼，先摸一下身边，发现丈夫一夜没回家。”

　　“嗯。”我很乖地答应着，然后把眼睛闭上，开始蕴酿情绪。

　　不知过了多长时间，我听到一声怒吼：“你怎么睡着了？！还打呼噜！”

　　★

　　是点点介绍我认识的刘索拉，索拉介绍我认识的宁瀛，我们三个人第一次聚会到半夜一点多，第二次到凌晨4点，大概不到第五次就决定要作一个???? Production，所有的事情我们三个????包了。

　　我本来以为就是这么一说，艺术上的很多事情，出点子的过程是最有意思的，一旦到了执行的时候大家都打退堂鼓，太麻烦了。所以我参与的这种讨论大部分就都停留在想法阶段。我没有想到宁瀛是这么认真的人，做事特别麻利，在我们瞎胡闹到天亮以后没多长时间，她的故事梗概、拍摄计划、场地、人员就都搞定了。宁瀛作决定的速度和信心是我非常佩服的。我是那种优柔寡断，三分钟一个主意的人，大部分时间我真的不知道我要什么。宁瀛完全相反，我介绍她用我妈妈家作场地，她去看了一回就说史家胡同51号如果不拍电影就糟蹋了，然后就拍板定了。我和妈妈都被弄得措手不及，剧组是个有强大破坏能力的团体，我一不留神带回家了。

　　索拉的风格和宁瀛完全不一样，她没有任何计划、秩序，只有用不完的、上好的灵感。我没有见过任何艺术家比她的感觉更加到位，其数量、质量和速度都是惊人的。看她发挥的时候，我有被一架B-52轰炸的感觉，灵感劈头盖脸就过来了，让你无法躲藏她的智慧。我向来认为我是个聪明人，别人说什么我都接得上茬，只是到索拉这儿我有点紧张，她太快了。不管在生活还是艺术上，索拉是一个非常大方的人，她把自己的艺术灵感可以毫无保留地为朋友的项目全部奉献出来。我参加过一些策划会或者类似的艺术家聚会，大部分人都是有保留地参加，他们都很在乎自己的灵感，怕别人偷自己的创意，特别是朋友。索拉根本没有这个意识，对于她来讲，这不是奉献，这就是她的生活。

　　拍摄的准备工作似乎很顺利，而最后碰到的难题是演员自己。宁瀛的理念我能够理解，她认为40多岁中国女人的经历是这个世界找不到的，因为她们在前半生感受了别的国家几百年的变迁，电影的故事梗概不过是个骨头架子，而其血肉是我们四个人的经历。对我们所有人来讲这是个难题，什么时候我们是自己，什么时候我们是角色，两者如何吻合，这种技巧对于专业和非专业都是挑战，不管谁都会有心理障碍。我们的一些伤感和困惑正是我们想隐瞒和忘却的，在摄像机前面演自己和脱光了没有什么两样的，一个暴露的是躯体，另一个是灵魂。

　　“你头再抬一点。”导演说。

　　“这样吗？”拉拉毫无感觉地摆了一个姿势。

　　“不行！你给你自己脸上找点光！”

拉拉随便晃动了一下自己的身子，脑袋又往影子里面钻了两寸，然后嘻皮笑脸地看着导演说：“是这儿吗？”

　　导演几乎绝望地离开监视荧屏，深呼吸、咳嗽、叹气、想办法、用意大利文骂娘。

　　拉拉一点不明白导演为什么着急，调皮地小声问：“她怎么了？我做错啦？她干吗不拍了？”

　　导演忽然转身，冲着拉拉说：“你说，你觉得你想摆什么样的姿势？”

　　“这样好看吗？”拉拉懒洋洋地作了个幽灵般的动作，然后说：“我觉得我就应该是这个状态的。”

　　导演看了看她，看了看摄像机，又看了看她：“那行，你就在这儿。”然后对剧组人员说：“换机位，调灯光。”马上，屋子里的人都动起来，导演也去帮忙调光。我们四个人在那儿小声聊天，不知道谁又说了个笑话，拉拉笑得前仰后歪，正在这时候，导演回来了，机位刚挪好，灯光刚调完，拉拉却在大摇大摆地笑着。

　　“我X你大爷的，索拉刘，你他妈怎么又动了！！！”

　　拍电影是工作，真的不好玩。宁瀛来回地告诉我们，电影就是把生活解构了，变成技术上可以处理的镜头。我也发现演电影和话剧是两码事，电影就是无数次的排练，对演员来讲话剧最终总有两个钟头是完全属于演员的，而电影是属于导演的。由此推测，演床上戏可能是最痛苦的工作，永远不可能有任何享受。

　　电影拒完之后我们三个人几乎有意识地三个多星期不来往，我们需要缓一下，特别是宁瀛和索拉之间。她们俩从互相欣赏到互相折腾、争持，需要重新认识自己的友情。不见面是非常明智的。我自己是最怕这种友情被破坏了，和朋友合作不成功的阴影永远让我难受。她们两个是我认识最杰出的两个女艺术家，我和她们在一起高兴，我怕以后就没以前那么好玩了。

　　上个月我过生日，朋友给我开了一个惊喜派对，我看见索拉和宁瀛又像原来一样嘻嘻哈哈，谈笑风生，这就是我最好的生日礼物。

　　刘索拉说

　刚到美国时我曾听说过洪晃，但是一直不认识。在一个杂志上见到她的照片，笑得特开心，过得挺得意，是党培养的红色留美学生。对于我这种自认姥姥不疼舅舅不爱的破落户来说，一看到她那得意模样我就翻页，内容不要读。后来回国后通过点点才见到洪晃，一见面，被她的大笑大骂声吸引：笑骂中缠着自嘲和嘲讽，中、英、法文齐上的独角戏表演，笑起来眼睛和嘴巴都齐向脸部中央的那个大鼻头聚去，难怪她在任何照片上都止不住不笑。北京胡同里的粗话她能连串地往外喷，正喷着一个北京大妞的爱情故事，突然主人公用伦敦英文说起话来，故事一下就转出去半个地球，登时显得矜持保守，还带了些英国的冷幽默；正听得出神，她又换成了法文，马上主人公变成了一个狐媚子。一个故事她能讲出几国的花儿来。怎能不使听者动情。她怎么没去演喜剧？！幕布拉开，台中央放一把椅子，让她就坐在椅子上，大说特说，台下的观众全能被吸引住，比那些毫无语言游戏的庸俗喜剧好看得多。我马上开始煽动她去演喜剧，说一部有文化的喜剧是提高观众文明教养的教科书！后来我见到宁瀛，又开始煽动她，鼓吹洪晃表演才能，乃致宁瀛举机，这是后话。我甚至于曾希望能煽动出一个电视频道来由洪晃主持。能陶醉于女人的才能中，赛观花赏月。聪明的女人真正是世间的尤物！

　　洪晃喜欢拿她的私生活当笑料。我刚认识她的时候，她正忙着处理两个关系的交叉，不可开交，但并不隐讳，每次见到朋友，都笑着自我介绍说自己是个不轨无德之人。我周围的朋友各色都有，对爱情关系的处理也各有千秋。人们习惯了面对隐晦，而不习惯于迎面的坦诚。对于洪晃的开诚布公，很多人都需要至少一秒钟的愣神儿，然后或称道或谴责或沉默或羡慕。她其实是一个喜欢挑战和挑逗的人，所以在她的杂志里常会有一些挑战和挑逗性的文章或照片。但那些杂志毕竟要顺从市场，所以她的“二挑”才能不能完全发挥在工作里。我记得有一次她把她的那种挑逗性放在一些时装和化装照片里，马上被杂志社的编辑们给否决了。现在市场还是喜欢无挑战式的挑逗，或无挑逗的挑战，二者不能共存。洪晃只好把她那种“二挑”兼备的才能肆无忌惮发挥到私生活里去。经商和演奏古典音乐倒有共同之处，就是每个人要在一个集体中担任小螺丝钉，与集体一起转动，否则乐曲就散架。这使古典音乐家处理私生活和摇滚音乐家很不一样。音乐会下面的古典音乐家常更不拘小节和反叛，更喜欢放浪不羁，主要是因为在台上没得发挥够，顾忌太多，又要看谱子又要看指挥，还不能越位。而摇滚音乐家在台上狂轰滥炸，下了台后筋疲力尽，私生活倒简单朴素，一个老婆两个孩儿，图个安稳。洪晃的过剩精力似乎不能只在商业场中发挥完，她需要刺激性的浪漫生活来使她睡觉安稳。

　　我们只有过一次工作合作，就是为卡迪亚举办情人节演唱会。为了使这个音乐会合乎一般情人们的胃口，洪晃和我每天在曼哈顿与北京之间沟通。我的音乐大多数都不够通俗，现在的音乐更是弯弯绕儿。我们决定把我以前的那些老歌拿出来唱。为了转录那些老磁带来听，我把两个磁带录放机都搞坏了，可见那些磁带已经老得长牙了。我回到北京前，洪晃已经基本把前期的工作都做完了。我到了北京就开始排练，洪晃来“审查”节目，每听一首就在旁边作揖，说千万口下留情，别太复杂。我只要一张嘴要加花变奏，她就作揖。她生怕观众听不懂我的音乐，卡迪亚那边也给了她压力，怕我是个没人缘儿的怪物。可怜的洪晃夹在我和卡迪亚的中间，希望大家都高兴。我必须说，在组织这场音乐会的时候，她显示出一个出色的演出制作人的本能，有专业代理人那种精确和敬业精神。据说在演出前的一天，她还和主办者抗争了一夜，才争得我的舞台不被广告遮盖住。除了敬业，我想这还有哥们儿义气在里面，否则她不值得这么为我争执。到了关键时刻，她的北京胡同大院的大妞作风就占了主位，白在美国学了这么多年功利主义。临了，我终于上台，发现台后墙壁的铁板把声音反弹回来，音响师因此不能调高麦克风，台上的乐手们全都听不见互相的演奏，我必须在台上来回走动才能听见他们都在干什么。音乐会后记者朋友们来向我祝贺，天生的悲观性格使我想起的第一件事就是抱怨音响，说????这种音响真是要了我的命！过了很久以后，和洪晃聊天，她开玩笑地说曾为了我说的那句话大哭了一场！我到现在也不知道这是笑话还是真话。我知道我出口伤人，但不知道她那么“痞”的人也会被我伤害！

　　其实洪晃的外表和她内心几乎是南北东西之差。我们看到的洪晃是整天在全世界各地飞来飞去，拉广告谈生意。去年上海那边的办公室出了事，她一个人赶过去挽救僵局。似乎她干的都是需要体力和胆力的事。拉钱拉出来了惯性，她说话喜欢摆出经商架势，动辄谈市场价值观，加之爱嚷嚷，谁都不能想像她其实不是一个算计之人。与其说她是商业脑袋，不如说她是专业脑袋。她是“专业”的奴隶，只要她答应下来的事情，就敬业，无论商还是文。这是我同她一起做宁瀛电影得出来的印象。一但答应的事情，绝不反悔，也不在乎自己的形象和角色，这种素质是任何事业的最佳搭档。这是一种没有目的性只有专业性的人格，当她走出商业场回家后，就专心一致地做饭，谈情说爱。也是敬业。

　　洪晃似乎没有什么明确的目的性，而重感情。人们看到她追求某种成功时不过是敬业而已，她必须百分之百忠实于她的搭档。她的家庭背景和经历用不着我写，这种背景和经历不仅使她一生下来就已经拥有许多人要奋斗一生也得不到的东西，但也使她比很多人更早地经历了人生的大起大落，使她会感到人生最重要的不是那些虚浮的功名，而是真正的感情。她不会像艺术家那样去宣泄情感，而是很固执地去寻找，很固执地去保护它。她是独生子，在得到所有的宠爱之余还有对长辈的义务。而长辈们已经被社会给予的各种评价而变成了社会公众形象，家长的社会形象会使孩子产生很多问号。在得宠和尽孝之余，怎么才能从那些问号中寻找和保护那些最基本的家庭感情？这些都会使洪晃对感情，对人，有着一种特殊的敏感。加之从小就学会应付社交场合使她不会轻易地喜怒形于色，但心底对感情的重视会使她毅然抛弃或选择一种感情方式或一个感情对象，毫不以社会意义为标准，比很多人要固执得多。

　　我所熟悉的洪晃私生活，当然是她和杨小平的关系。不知道这是否应该在此议论，仅摘一段我最近为小平的室内建筑设计所写的一篇速写来展示一下小平的风采：

　　小平喜欢充当工人的角色，而不当艺术家。他的人生观是活得随意，不刻意追求，只要能伸展，地方大，当拣破烂儿的也行。他说：“有时候，能在废墟里找到很漂亮的东西，也是很快乐的事情，我没有什么钱，但是喜欢好看的东西，所以得去找，其实穷人买东西自有自己的乐处。”(此话摘自某杂志对小平的采访，我怀疑这原话被编辑过了，不像小平的平日口气，文气了。)不过他爱捡破烂儿是真的，还喜欢去拆迁的地方买古董，回来擦洗。破烂儿，古董，加上他的新设计，“五步宽，六步深算是一间房”的农民盖房法则，中国硬木茶几配上西洋大软沙发，壁炉烧得热烘烘，在其中舒服成一团，有吃饱喝足脱鞋上炕之感。

　　……他的建筑没有什么刻意的建筑追求，只是追求天下所有可以信手拈来的舒服。从农民家买来的喂猪食的石槽子在院子里变成装饰，果树，葫芦架，开放式厨房，法式木餐桌，欧式粗木房梁，建在房间里的四合院月亮门，仿清代雕木门窗……所有舒服都建立于对舒服的精确感，而不是在重复建筑和装饰风格。

　　小平在他新重建的厂房里画了一组油画，泼油彩而成。虽然是泼出来的，油彩的颜色搭配，色调处理，颜色之间的运用，画面的结构都有自己的规律。很像他的建筑和装饰，不结构的结构，顺手拈来，却顺理成章。他还喜欢做“玩具”，一不小心就可以管它们叫“雕塑”。“玩儿”，是小平的创作基点。

　　小平在众多人前不爱说话，偶尔和人交谈，总喜欢把话头一拧，就变成了一个笑话。他为人重情感，轻功利，和洪晃受的教育正相反，连汉语拼音都没学完。

　　洪晃和小平的关系暴露出她性格中最真实的一面。这个经历多次感情风波，仍充满孩子气的“女强人”追求的是一种朴素、诚实和热情、完全放松而有童心的爱情关系。小平喜欢雕塑一些奇奇怪怪的小人儿，小人儿们显示出洪晃和小平之间那种嬉闹、亲昵、无所谓的大孩子气生活。多年前他们曾一起照过一个合影，充满公社社员结婚照的风采。

　　在我的一部音乐作品里描写的是杨贵妃醉酒后的千媚百态。在现在这个时代，女人不用醉酒就有千媚百态生出来，使情人误入歧途。很多女人喜欢在关键时刻装淑女，到了家里就露出母夜叉或榆木脑袋活僵尸的本相来。女人常常是掩盖本相的高手，男人刚绕了一个弯儿，女人已经绕了十个，绕完了马上装单纯。见多了这种女人，就觉得洪晃更可贵。这位大妞死活不会装嫩，反而是要在公众面前扯开大嘴，骂骂咧咧，刁言浪语，吓死良家男子，母夜叉也收兵。她只要一见人，就来疯，扫射般的语言，冒失的举止，搅得人犯心脏病，不知她是哪路神仙。正转脑筋琢磨，她已经回家换成另一个人。另外那个洪晃是有着懒散、性感、撒娇、易被感动的、昏天黑地的浪漫情结……

　　洪晃虽是做服装杂志的，但她并不注意穿衣服，还很为不修边幅而得意。她的着衣风格杂乱无章，有时是北京式的混不论；有时是美国式的大汗衫加运动装；有时也穿些欧洲人喜欢的异国情调中式小衫；有时突然穿上性感的欧洲时装，居然有了些颓废气；最糟的是她的女商人形象，把自己装在套装里，好像吃错了药，得了痴呆症。好在无论她穿什么，征服别人的都是靠那个飞快转动的脑瓜子和那个很灵敏的舌头。

　　洪晃拼命推销化妆品，自己坚决反对化妆。她一化妆就过敏。我们在一起拍“电影”——或说“电影”“拍”我们的时候，她必须每天化很浓的妆，脸上起了一层疙瘩。她那种化过浓妆的样儿，像30年代的上海电影明星，有了种严谨规矩的刻薄样儿，没了她的气质。也许是看惯了她脸上的那个大圆鼻头儿，如果它突然变成细长的，就不是洪晃了。每天随着大圆鼻头被化妆师画成细长之后，洪晃就没了，电影里的洪晃说不出笑话来，就是因为大圆鼻头没了。一切都取决于那个大圆鼻头，没了它，洪晃就不是洪晃而是什么梅啦娟啦之类的人物。大圆鼻头在脸的中央决定着她的命运和内心，她耸耸鼻子，就有笑话要冒出来；绷绷面孔，鼻头就像一个图腾。人的鼻头是为人排解一切灾难的中心控制台，怎么可以把它的周围画上黑影以改变它的形象呢？以后再有化妆师要给洪晃化妆，千万记住别把她的鼻头变形，你把它变成细长，洪晃的思维就会跟着变形，我们就会丢了一个聪明女子。这世上美女万千，尤其是在有了普及化妆品的时代，制造美女是很容易的。但是聪明女人是制造不出来的，而是世间奇物之一。保护聪明女子的办法之一，就是保护她们的天然。

　　说了半天，都是闲话。有一次，洪晃病了，在饭桌上突然虚脱，我把她送回家，然后给小平打电话。小平在乡下，一路赶回来，又遇上大雾，路不好走，他心急，求我把洪晃送医院。说着，小平大哭。这边，洪晃没有小平又死不去医院……后来两人对着电话哭说爱情，酸不忍听。我想起在我生病的时候，我先生最爱说的话：这回又装什么呢？就急着打电话呵斥他要向小平学习。我又把此事宣扬出去，惹得所有女人都去质问丈夫，闹了半天，小平的态度是女人们的共同追求。但反过来想，洪晃肯定不是那种爱生事的女人，难得一病当然能得到小平拼命的关注。要是她没事就以病威吓，那小平肯定宁可去雕塑小人儿。当然啦，我也不是那种没事就装病的人，但比起洪晃来，肯定还是少了几分朴实。有时一个人闹病太频繁，并掺杂着情绪波动，不能不使人怀疑有隐藏的威胁他人的动机。而洪晃，傻大姐一个，病了就是病了，和心理学没有关系。似乎她平时健壮如牛，如果说病了就是真有病了。有这种傻大妞，固然就有痴二哥。

　　洪晃一次自言自语：等我退休，第一件事就是去旅游和写作。去什么地方？好像她说是尼泊尔之类的地方。

　　左写她像个嬉皮，

　　右写她像个嬉皮，

　　别让她把我给骗了，

　　她就是个嬉皮！

　　正写到这儿，一个女朋友穿着一个没裤裆的长筒袜来找我，说是今年的流行款式。我笑着说这是做爱专用袜，不是公司经理袜，再说她的裤衩也没穿对地方。她哇哇大叫着把袜子脱下来，说关于袜子的学问完全没有，为什么时装杂志上没有说明？为什么时装杂志上没有说明？问洪晃。

　　字数够了，打住。

　　写在后面的话

　字数没到，也打住，话说完了。

　　写回忆的东西跟去看心理医生的感觉差不多，哭哭笑笑的。我每次要写东西的时候就听一盘Lenard Cohen的音乐。他的一首歌词放在这里结尾最合适：

　　已经没有勇气站在我应该站的立场上

已经没有性情去帮谁一把忙

　　但不知什么驱使我大声说：

　　但愿有一天，

　　富饶土地的灯火能够把真理照亮。

　　因为有无数财富抛弃的人

　　因为我还有残余的信仰

　　我不得不大声说：

　　但愿有一天，

　　富饶土地的灯火能够把真理照亮。

　　我知道我和你有个约会，宝贝

　　在百货商店前的广场上

　　但是我没兴趣再去采购

　　采购这老一套

　　我要大声地嚷嚷：

　　但愿有一天，

　　富饶土地的灯火能够把真理照亮。

　　(完)