邓治权：隔窗而观

我在20岁之前，家里连一个窗子也没有。
那时候我住在广东一个城镇里，所谓家，其实是一间废弃的仓库罢了，它只有三面有
墙。左右两边有邻居的房子夹着，后面很低矮，都开不了窗子。前面没有墙，我父亲
用竹竿木棍搭了个厨房把虚空堵住一大半，再在檐下挂了几片席子，用来遮风挡雨。
所以在“下乡务农”的时候，我并没有感觉到生活有什么不同，只不过是从一个仅有
三面墙的地方搬到一个竟有四面墙的地方罢了。
把户口迁到农村，我住在一个贫农的家里。这是一间起码有百余年历史泥砖与青砖混
搭的老屋，厅是泥地的，房东老婆婆养着一只母猪，每天就在厅里打滚，把泥地滚出
一个很深的坑。空气里混杂着浓厚的猪粪尿和十多只猪仔产生的气味。
厅后是一间小小的房间，有五、六平方米的样子，这就是我的天堂：因为我竟然破天
荒拥有一个私人的空间了。更妙的是，小房间有一个窗子。这个窗子的历史大概可以
追溯到清代：它既不是镶嵌玻璃的，也不是用整块木板做成的，而是由两层间隔相同
的木栅组成。用手推时，两层之间可以错动，当两层木板重叠在一起，便有一半的地
方可以见到光，如果要“关窗子”，只需要把其中活动的那层木板左右推动一下，房
间里便漆黑一团了。
即使是只能见到一半的光，也比完全没有窗子好太多了。于是我常常在劳作之余，通
过一半透光的窗子看外面的风景。窗外是村子的后头，朝北，很僻静。有一条小河
涌，上面有一条摇摇晃晃的独木桥，桥头有一棵高大的芒果树，树旁有几个干稻草
垛。窗前偶尔会有一两个农民匆匆经过，敞着胸膛，戴着笠帽，扛着锄或者牵着牛；
农妇常常会用背带背着孩子，手里提着竹篮，里面盛着刚从地里摘回来自家种的菜。
下乡不久，自己便被村里安排到乡中小学校当民办教师，和农民虽然认识，但很少联
系，隔着窗子打个招呼，只是点头而已。我在一半透光的窗子里看书，写字，做着自
己喜欢的事；而窗外是春耕夏种，秋收冬藏。看外面的世界虽然很近，但总觉得不够
真切，好像只看到外面景致的一半似的，所以我戏称这是“半观”。
此后我到过不同的地方，在不同的窗子下工作和生活过。然后我来到了北美，先是在
贫民窟肮脏的楼上单间里住了十年，打开窗子，吸食大麻的气味便时时飘进家来，晚
上站街女郎就在窗下招揽生意。我那时为谋生驱驰，每天天还未亮就起床出门，深夜
才回家，窗外早已黑透，窗子只是一种摆设罢了。
20多年前我搬进了一间有明亮窗户的共管公寓（Condo），华人常随音译称之为“共
渡”，尽管空间不大，我还是在窗前截出一小块地盘，放上一块画板，于是我史无前
例地有了自己的领地。家务事不少，竟还能涂鸦，抽出一点闲暇，泡上一壶随便什么
茶，向窗外看看。
我意外发现三藩市不少居民的窗子和我乡下陋室的窗子有异曲同工之妙。邻居们窗子
也都是百叶窗。窗子的叶片挡住一半阳光，留下一半罅隙，恰和我在乡下隔窗而观的
情景相仿佛。只不过我乡下陋室窗户木条是竖的，而现在的百叶窗叶片是横的罢了。
窗外是宽阔的人行道。各种肤色各种阶层各种年龄的人不时匆匆从窗前走过，去附近
的超市买东西，或者上学，或者上班，或者回家。人行道上有一列树木，小而稀疏，
因而可以见到树木后面的马路，马路上左右奔驰的各色汽车。我感觉这个世界离我很
近，我能看到，但又觉得这个世界离我很远，我只是它的一个旁观者，他们是什么
人？他们为什么如此匆匆？他们在做什么、想什么？我一点也不知道。
我的观感也和在乡下时相似：外面的世界虽然实际上离我很近，但我总感觉看得不够
真切，仿佛只见到一半，还是在“半观”。我明白了自己和这个世界始终隔着一个百
叶窗；而百叶窗竟镶嵌着双层玻璃，更连声音也听不真切了。世上的人其实大多也如
我一般，在彼处看到世界的这一半，在此处看到世界的另一半，而看到的往往只是其
中的碎片。
我真佩服那些把世界看得很透彻的人。偶然和他们对坐，看到和听到他们侃侃而谈，
畅快淋漓地把世事分析得明明白白，结论下得斩钉截铁，顿觉茅塞顿开，相见恨晚；
但回来坐在自己的百叶窗前观察这个世界的时候，却又只觉得此亦一是非，彼亦一是
非，看到的只是隔窗而观，甚至一鳞半爪，竟是模棱两可，无从判断了。这就是所谓
糊涂吧。
最好的人生，还是在涂鸦之余泡上一壶不拘什么茶，隔着百叶窗，透过那些遮挡了一
半的叶片，静静地眺望这个世界。窗内的我在涂鸦，在阅读，在啜茶；窗外的世界按
照它的轨迹在运转，川流不息，波澜诡谲。你不求甚解只是观望，带着一份敬畏与好奇。

作者简介
邓治权，笔名邓治。现为美国华文文艺界协会理事。创作以随笔诗歌为主，擅国画花
鸟。作品“衷中参西，亦工亦写”。曾在美国米尔布雷市、山景城、旧金山等城市和
广州华侨博物馆等地展出与收藏。