在萧红为数不多的照片里，我对那幅拍摄于鲁迅家门前的照片特别留意，众多萧红的作品选集几乎没有使用这一张。照片收在端木蕻良的侄子曹革成所著《我的婶婶萧红》一书里（时代文艺出版社2005年1月版），估计是一直为端木所拥有，自然也只能在侄儿的书里才可重见天日了。黑白照片里的少女，双手抱膝，在强烈的直射光线下寂寞独坐，有着俄罗斯韵致的布拉吉，携带着从寒冷地带跋涉到十里洋场的风尘，只以模糊的褶皱予以呈露。她刘海清纯，辫子上扎着白丝带，表情楚楚，有一种暗生植物突然临光的停滞，仿佛还无法从幽暗的梦境毅然起身，而来自山阴路的斜照已经把自己的影子与霓虹灯叠放在一起，她无法好好稳住身躯。
几年前读过李振声主编的《我是鲁迅的学生——关于萧军》（北京广播学院出版社2000年1月版）以及秋石编著的《聚讼纷纭说萧军》（学林出版社1997年4月版）和反驳曹革成《我的婶婶萧红》的长篇文章，很为往事的纷纭而感叹。如今，再回过头来翻读骆宾基的《萧红小传》（上海书店1947年7月版）、端木后妻钟耀群的《端木与萧红》（中国文联出版社1998年1月版）等书，就发现记忆中的事情还在进一步复杂化。这种情况并不出乎我的意料。大凡一当成为历史的焦点性人物，如果他只是一面光洁如一的镜子，恐怕他恰恰成为不了焦点性人物。这面镜子固然可以反照，但它上面的尘土和污垢、破损的裂纹、缺失的水银、人为损毁之处，正是真实与假象交相辉映的地带。起当事人于地下，恐怕也是无及于事的。这在于有些恩爱情仇，一开始就是不确定的，它们就像流云，在事主的感情水面匆忙投射下暂时的影子。一旦河流远去，影子早被揉碎，独留后人在茫茫天地间揪心而跌足，逝者如斯，只剩无边的萧索供人痛饮。
让我惊异的，是瑞士女作家赵淑侠1986年为萧军、端木蕻良、骆宾基拍摄的合影。这是一张貌合神离的合照，尽管拍摄于主角们的晚年，正如赵淑侠在文中所述那样：“萧军在外观上看来粗犷刚烈，说话直来直往，内里面却有一颗十分慈祥柔软的心。”而“骆宾基看上去形容枯槁面目黧黑，他的外型使我联想到为传道沥血、天涯独荡的苦行僧。”但“与萧军和骆宾基相比，端木蕻良很明显的属于另一个典型，他较萧骆两人细致，外貌也比他们潇洒帅气，有诗人和艺术家那种文采风流的气质……”上天的赋予以及经历的忧患一当混合，其实，一个人的内在就很容易呈现为一种可深可浅的表达，很难遮蔽。只是，他们的晚景表达里，已经找不到被一个特殊女人深深改造的痕迹了，我看不到被犁铧翻耕的土埂。剩下的，是老年人的孤淡、松懈、善意和病厄。
看完这张照片，我产生了一个颇为冲动的念头，很想探究李洁吾、汪恩甲和萧红的表哥陆振舜的长相。颇费了一番力气，可惜未能完全如愿。显然，我缺乏“考证”功力。比如，我见到一个“考证”资料，说“萧红与陆振舜是恋爱，并没有同居的夫妻关系。”连这样的被搁置在时间尘土里的细节都可以被考证出授受不亲的“纯洁”，就至少反证了我不是做学问的料。有关汪恩甲的描绘，“据与萧红年龄比肩的小姨梁静芝晚年回忆，汪恩甲‘也算相貌堂堂’。”（《我的婶婶萧红》，38页，时代文艺出版社2005年1月版）有关李洁吾的文字描绘，倒是偶然在胡辛所著的《陈香梅传奇》（二十一世纪出版社2005年6月版）里找到了。李洁吾曾经是陈香梅女士的级主任和国文老师，“在孔德小学，李洁吾是最出众老师。一年四季，一袭蓝布长袍挂下来，秋冬加一条灰色长围巾，常常往肩后一甩，这样的装束有种中国知识男人的萧寒的美。”书里说，“半个世纪以后，陈香梅偶读中国现代女作家萧红的传略，读到萧红从呼兰河到北京一所小学找她的男友——李洁吾的名字跳了出来，她不禁吓了一跳，是同时代的同姓同名者？还就是她的老师李洁吾？不过她想，她的李老师倒是值得萧红爱的，只是李洁吾的妻子对萧红很不友好，这未免太让人难堪。后来，陈香梅又翻阅到另一部评传，得知，李洁吾乃是萧红第一个恋人的朋友，他帮助萧红，但引起妻子的误会。陈香梅想，这考证颇合情理。只是想要证实这点时，李洁吾老师却已去世了。”
按理说，后人本不应该对过往的情爱恩仇探究过细，尤其是对萧红这样的女人，事情一当细致化，对她就是一种残忍。应该说，老作家聂绀弩最得个中三味，其名作《在西安》就标举了观察者的仁义风骨。冰中观火，棉里裹铁，灵意飞动，点到为止。聂绀弩删除了花香，只把花放逐到文字深处，读着读着突然心痛，颓然意懒，我索性把书扔了。
一个被“烟士披里纯”完全笼罩的女性，出尘与入尘、飞翔乃至湿淋淋的委顿，均不过是必然的灵魂出窍。就像抽烟从不使用烟斗的萧红，为了拍照，一时兴起，叼起了相馆桌子上的烟斗，做思想家状，留给了我们一幅“学习鲁迅”造型的门生照。烟雾在她周围沉降下去，宛如雾气在水面铺开，由于无法观察自己的倒影，她就必须从环绕于身体的男人那里，看清自己的位置。这种被男人环绕而无法目睹大地景致的感情状况，使她进入到一条无尽的情爱构成的迷宫廊道，每一步都是探险，每一次化险为夷都成为下一次峰回路转的依据，久而久之，她对这种氛围的依恋，与吸烟一样注定成瘾。因此，萧红的确没有成为与美少年纳西索斯完全重合，她在挪移，但她每一次迈步，从一个蒙胧的男性身影里走向另外一个陌生的形体时，手在空气里摸索和问候，脚却陷入了无法预知的硬刺与泥淖。
她在雾天呼出来的道道白气，在男人胸前吹气如兰。
这种纸上的推论能够成立吗？如果能够成立，历史就如白开水了，红颜均是白骨，恩爱情仇就是加减法了；如果不能成立的话，事后那些大相径庭的说法，岂不是在痴人说梦么？但有一点我是清楚的，那就在于，如果我们不用成王败寇的直线思维来观察往事，如果我们还明白，有些感情是不能讨论对与错的，那么，事情也许要好办一些。
如果说，这个世界有些人本就是为了战斗而降世的勇士，那么，有些人则注定是为情而来。他们演绎个人的剧本，留给后人，然后离开——所有被他们染指的人与事，其实并没有按照剧本的安排僵定如初，而是按照一个神秘的运势，开始了他们的继续革命。萧红在用日渐枯槁的血编织文字的同时，她其实还用她的身体，在几个胴体之间，低回出了一个干净的迷宫。所谓干净，是指事情清楚；所谓迷宫，是说包裹事情的氛围难以详定。我敢说，没有哪个作家，甚至哪个女人，能够在怀着“他者”的孩子之余，两次开始与下一个接力者恋爱；再没有这样的一批男人，可以在拥抱她娇弱的身躯时，也接纳了她肚皮里的孩子。再没有这样的接力赛了，再没有这样的接力者了。往事已经灰暗，天空正在老去，人影晃动的火焰，已经把自己烧得褴褛，一但靠近就血流不止。
即使没有那个因为战争而出现的医疗意外，我想，萧红仍然会按照她的秉性，继续在情爱的迷宫长廊里寻找自己的形象。她的清水镜像不能够叠映清水。也许，那会进一步带出更多悲剧。她其实没有顾及到，她已经带动了一个巨大的运势。而能够带动一个运势的女人，注定就要付出自己难以支付的激情，并一直延续到火焰被黑暗断然收割的一刻。这个判断，丁玲在1942年写的《风雨中忆萧红》就予以了重申，她对作家白朗说：“萧红决不会长寿的。”单纯而又一心拒绝世故，高蹈而又嗫嚅于强烈的光照。滋养她的呼兰河是毫无污染的，是女性之河，自然不会浮载“妻性”的秩序和仪态的脂粉。问题在于，清水永远无法在另一泓清水里，获得自己的形象，涌现于清水的幻象，不过是清水的外翻或内旋。呼兰河的水显然与赫利孔山的灵泉一脉相承，那些情欲的液体已经把烛光与倒影像手里的花瓣被彻底揉碎，萧萧落红下，萧红就是一根笔走龙蛇的鹅毛，字写在水上，永远灿烂了一条无名的大水；但性别的折光，又让亮羽回归为闺房梳妆台上的一茎金枝，这个时候，她却找不到长发。于是，卡在水里，目睹自己在流逝，身体正在被水洞穿，在被庸医切开气管之前，她已经唤不回自己了……
弘一大师圆寂之际，早已经进入凡人难以体谅的境界，但是他还是说，感到“悲喜交集”。萧红是一心想生的，她没有把生与死的转换，看作是从一座花园转到又一座花园的眼界，她热望活着。我老是在想，1941年1月13日，她首次切开气管时，她几乎就不能说话了。那些写在纸上的哀求与痴望，是怎样艰难实现着声带的努力？而到了18日，第二次手术更换喉头呼吸管时，她即便想让全身的血从喉管喷射出来，也要讲一句她必须托起来的话，但血不但没有听从她的命令，血还在冷凝。目睹自己手臂上的血管像蜡一样开始透明，她，什么也喊不出来。这很自然地让我联想起她在《沙粒•三十四》里的高峰体验：“什么最痛苦，/说不出的痛苦最痛苦。”
萧红逝世的消息传至延安，已是1942年4月。5月1日，延安文化界在文艺界抗敌协会作家俱乐部举行萧红追悼会，萧军作了感人发言，内容不得而知。但这么重要的事情，在王德芬具有编年史意义的回忆录《我和萧军风雨50年》（中国工人出版社2004年1月版）里，却被“忽略”了。会场里的丁玲说，我“把眼睛扫遍了中国我所认识的或知道的女性朋友，而感到一种无言的寂寞，能够耐苦的，不依赖于别的力量，有才智，有气节从事写作的女友，是如此其寥寥呵！”
金枝是《生死场》里的一个关键人物，她的命运几乎暗含了萧红的亲情记忆、爱情观和东北地域体验。在不自觉之中，金枝成了她的全在代言者，诉说着萧红的血。金枝在命运之水里摇晃，羽毛的萧红不得不返回到纸上，书写金枝的橙亮的沉默和突然哑灭的苦涩。
我一直承认，那些男人中，的确不乏优秀者，但是，如果没有了萧红，或者萧红远远绕开了他们，我还能阅读他们的作品么？难道不是因为萧红，我才特别留意他们的文字吗？我甚至希望能够在他们余生的作品里，进一步感觉这个娇弱的女人的体位与抽烟的姿势。但她刻意将发亮的刘海和辫子上的白蝴蝶朝向往事而盛开。在鲁迅为意象飞动的“烟篆”而写下“烟篆在不动的空气中飞升，如几片小小夏云，徐徐幻出难以指名的形象”之时，萧红却努力将烟雾进行了性别化描绘，在《回忆鲁迅先生》里，她总共写下了29个“烟”字；她更在《鲁迅先生记》里描述：“那烟纹的卷痕一直升腾到他有一些白丝的头发稍那么高。而且再升腾就看不见了。”在后来的岁月里，这道烟雾，篆字一般盘绕在她的刘海上……然而，这一切正在追随雾气而去，成为了雾气的一部分，将萧红进一步漫漶，漫漶为黑白照片上的衰弱，直至漏气，严重走形。
男人们追随在石榴裙左右，将她的德性与自己的人生目标合一，一直是初恋中男人的狂想曲，她已经被贝雅特丽齐的华丽道袍包了个紧实。女人可以激发男人的雄心壮志，优秀的女人却可以平息男人的野心，她们是觇标，可以把男人的灵魂提升到距离躯壳很远的地方，再让男人们成功地独自返回，成为不完整的自我。但羸弱的萧红提不动这些，她的觇标时隐时显，她白蜡的手臂，连笔也抓不住了。
惊心动魄的美总是陌生的。比如，地铁站上的那位女孩有着一张令人屏息的绝色面庞，这样的女人你一定是不认识的，也是不能靠近的。这就是艾滋拉•庞德的名诗《在地铁站》的来历。他只写了两句——“这些面庞从人群中涌现，湿漉漉的黑树干上花瓣朵朵”。这些陌生的面庞，像一缕光，不但把美照亮了，也被寻找的眼睛镀上了一层光晕。它们彼此“互证”的历史，构成了寻美者内心的巅峰。这种女人是让人一见面就无力忘怀的。这并不在于她们的外表有摄人心魄的力量，也不在于她们自己都难以控制的逼人气质，而是让人感到，她们好像从来就不曾生活在芸芸众生之间。因此，固有的审美、道德规范显然是与之绝缘的。因此，不要企图与这种女人亲近，因为人们既把持不了自己，更把握不住命运。于是，男人们“遗弃”而逃，或者“游击”而去，并与李玛丽、汪林、陈涓和“密友的妻子”暗度陈仓，或者“突围”而走，而眼前剩下的世界，正觊觎着残剩的烛泪……
所以，失败不是指被异性击败，而是指被感情覆盖着的无边忧郁所淹没。犹如一个伟大的梦幻破灭的时候，那种痛苦也是伟大的。被浓重的悲剧意识浸透的灵魂，是穿行于人类感觉最深层的灵魂，知道爱是一种完美的假定，但仍肯为一个伟大的梦想历尽艰辛。正因为有过一次这种体验，成熟的人才能直面后来风尘中的男女。
聂绀弩在另一篇文章《忆萧红》里记载了萧红的一个重要观点，萧说：“我觉得我不配悲悯他们，恐怕他们倒应该悲悯我咧！悲悯只能从上到下，不能从下到上，也不能施于同辈之间。”这也应验了她在《呼兰河传》里高挂起的北方的天空：“满天星光，满屋月亮，人生何处，为什么这么悲凉？可是当这河灯，从上流的远处流来，人们是满心欢喜的，等流过了自己，也还没有什么，唯独到了最后，那河流到了极远的下流去的时候，使看河灯的人们，风心无由地来了空虚。”然而，我没有在作品里看见河灯，只看见这拒绝浮起的一茎亮羽，弱得无法被水带走，举着悲悯的火焰。而作为女人喻象的金枝，则已经被水泡软，消融，不知去向。萧红曾经对骆宾基说：“筋骨若是疼得厉害了，皮肤流点血也就麻木不觉了。”这自然意味着，我远没有悲悯的高慢身份来看待这个女人的身世，真的，只有悲凉和心死如灰，然后，在死火重温的另一个时间下，让那些疼痛回到身上。
然而，悲剧从来不会因为时间的流逝而逆转为喜剧。悲剧只能继续。1996年端木蕻良逝世后，其妻钟耀群携带部分骨灰来港，洒于圣士提反女子中学的花园。骨灰企图进入骨灰。萧红临终最大的愿望，是希望自己能够在鲁迅墓边相守，这个看来几乎永远无法实现的愿望，又因为烧成灰也认得之人的强力加盟，进一步阻断了她的北望。一个人命运的苦痛，看来真是“绵绵无绝期”了。
萧红对自己的总结是——“我最大的悲哀和痛苦便是做了女人。”准确地讲，她是想做不愿行走、但也不希望飞得太高的女人，这既是自况，也是谶语。就如同她在诗作《苦杯（之十一）》的所感叹的，结束之处，仍是无尽的迷惑和哀痛——
说什么爱情！
说什么受难者共同走进患难的路程！
都成了昨夜的梦，
昨夜的明灯。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