BY 庸人

北京市区也称四九城，以前管理京城治安的叫九门提督，早年间有个说法“富西城、贵东城，穷崇文、烂宣武”。西城富商多，东城王府多，那一带的胡同多半都带些贵气，院子也大多是前檐后脊、饿狮把门的，解放后迁到那一片的人也是有些身份的。至于宣武、崇文则是明朝后期建的外城，基本上是旧时贫民窟，除了八大胡同的红灯区是达官显贵经常光顾的场所外，没什么好去处。而居民大多是拉洋车的苦力、卖艺的把势匠、以及小商小贩，要是住在城墙外又不是当地的菜农的话基本上就属于盲流了。而大杂院也是崇文、宣武的特产，北城出现大杂院则是知青返后的事了。解放后市民的居住格局虽然有所改观，但南北城收入和社会地位上的差距一直存在，北城人一直把南城人看作半个乡巴佬。我们家就在南城，而且在护城河外，如此算来就属于四分之三个乡巴佬了。
南北城的差距是历史造成的，但我们小时候还有一群家伙同样耷拉着眼角看人，他们算不得正经北京人，却小母牛坐飞机，牛到天上去了。这些人是军队大院的子弟，动不动就挥着军帽吓唬人的家伙，一般都是成群结伙的，打起架来成编制的上。在我家附近就有这么个军队大院，大楼特气派，据说用料是修大会堂剩下的。那里住的孩子一般都穿四个兜的军便服，把我们住的排子房叫鸽子窝，很少和我们交往，打群架应该是我们唯一的交流方式了。

我家住的排子房规模相当大，方圆有几百米，人口密度更是高得出奇，少说也有几千户人家。住在排子房里的大多是附近小工厂的工人、建筑公司的壮工，职业最好的是第一排住的几家小学老师。老师家平时不太和我们走动，只有收水电费的时候才打招呼，其他老师我已经记不清了，但大家最瞧不起任人不理的张老师，他自己傲得像只猴，可儿子是傻子，大鼻涕总在腮帮子上挂着，忒儿搂起来跟抻面似的特别恶心，我们都管他叫豆子。

其实傻人也有傻人的妙处，豆子人虽傻，可做起事来却非常执着，有股不撞南墙不回头的狠劲儿。有一次我上学时看见他蹲在家门口洗衣服，拽着衣裳领子玩命地搓。可放学回来人家还没洗完呢，最可笑的是那个衣领子已经搓出窟窿来了。小时候我们变着法地叫豆子为我们干活儿，什么洗袜子、跑腿儿、买东西、给二头家的狗望风（那阵子流行打狗队），这傻家伙兢兢业业，比劳模自觉多了。有一次玻璃球滚到臭水沟里去了，我们便找豆子来摸，他脱鞋就下去摸，结果一口气摸上来三个球，其实我们只丢了一个。

狼骚儿家就在前排，他爸爸是锅炉工，鼻子边总有一道黑印。每到冬天他爸爸就会用自行车往家里驮烟煤块儿，街坊们没煤了就会到他们家去搬。单位的烟煤没掺土，蓝火苗半尺高，烧的时间还特别长。为这事我的父辈们没少和煤厂工作的街坊们拌嘴，他们说掺土是国家规定，要不蜂窝煤做不出来。大人们可不管那一套，有几个聪明便放出风来，五分钱收购一大块烟煤，于是到煤场去偷煤成了胡同孩子们冬天的一项游戏。本来我和狼骚儿并不是很熟，但上学后我们在一个班，街里街坊的不久便混得很瓷了。狼骚儿除了尿炕外也没别的大毛病，这小子鬼点子挺多，放屁都带调儿。

二头家比较远，与我们那趟街足足隔了四五排房子。我爸爸说他们家根儿上可能跟水泊梁山有点儿关系，几乎每代人都会被判上一、两个。二头的父亲倒是个老实人，见了人不笑不说话，可他弟弟大竿儿却是我们这一带最出名的痞子。据说他的成名作是在沙子口和丰台铁路局宿舍的一伙子弟约架，大竿儿挨了三管儿叉还在浴血奋战，对头被他的声势吓晕，当时就认栽了。那回大竿儿身上缝了三十多针，人家根本不稀罕到医院去拆线，几天后自己拿着把剪子就把线头剪了。后来他夏天光着膀子在街上走，我们都以为这家伙养了条蜈蚣呢。二头是老二，家里还有一兄一妹，爹亲叔大，三个孩子的性格都随了大竿儿，没一个踏实的。他哥哥大头四岁时就拿煤球把同伴的脑袋打漏了，妹妹卫宁虽然长得文静，可说起话来像喝了镪水，二头本人就更别提了。.

二头家是这一带的刺头，警察想起他们家来头都疼，可他们和我家的关系不错，不知道的还以为我们是亲戚呢。其实这事多少有些无奈，压缩定量那几年我奶奶接济给他家十斤白面，从此他们便认准了我家是好人，逢年过节肯定提着点心匣子来做客。到了我们这一辈儿，都成了发小儿，关系就更不一般了。有一段时间，二头的爸爸老出差，二头就跟粘在我们家似的，吃喝不算，一高兴就和我睡在一张床上。

还有个儿时的玩伴也得提一下——山林。山林从小就特英俊，星眉朗目，齿白唇红，爱人肉长得满脸都是。据说在托儿所里哪个阿姨都喜欢他，特别是怀了孕的阿姨天天把山林抱在自己怀里，就盼着生个跟他一样的漂亮儿子。但他有一个地方不好看，嘴角边有一个小肉洞，又黑有深，笑起来时像个酒窝。但山林笑的时候很少，平常从远处看，这个小坑就跟脸上长了个痦子似的，特别是他生气的时候，那肉洞就出奇的凶狠。
山林的家境是我们几家里最惨的，据说他们家祖上是地主，解放时被镇压了。那时候四类分子的子女找工作比母鸡打鸣都难，山林的爸爸在60年代就蹬起了三轮，一干就是二十年，他小腿肚子梆梆硬，像挂了两个棕色的铁球，喝起酒来就跟喝白开水似的。那时私人蹬三轮属于投机倒把，他父亲天不亮就出去找活儿干，小偷似的东溜西窜，惟恐碰上多管闲事的老太太。后来红卫兵横空出世，山林父亲再精也没这帮孩子精神头大，他们家常常揭不开锅，文革没两年山林他妈就死了，很多人都知道她是饿死的，却没人敢说。我们一直没弄清楚山林这家伙为什么那样傲，他从不拿正眼看人，嘴里最常说的是：“全是傻逼！”

山林和我最谈得来，前几年他在和别人飙车时被撞死了，后事都是我打点的。如果狼骚儿还算是活人的话，他是我们哥儿几个里最短命的。

我上的那所小学离家不远，走着也不到十分钟。很多人年纪大了都掩饰不住对母校的感情，可我毕业后就再没回去过，其原因还是我们这些胡同里长大的孩子不招人带见，上五年级时这种感觉就更明显了。

我们这几个人里最爱惹事的是二头，他从小就有暴力倾向，而且大多数情况不是因为自己。

有一次我在家写作业，二头不声不吭地溜了进来。他是家里的常客，谁也没拿他当回事，二头坐在我后面的床上，屁股跟开水烫了似的，老欠着身子往外看。我家的住房条件在当时算是不错的，三口人住一间十五平米的房子，还外加一个小厨房，那天我老爸正在厨房里做饭。“你看什么？屁股上长蛆啦？”我实在看不得他魂不守舍的劲头，作业根本写不下去了。

“你妈今天回来吗？”二头问。

“不知道。”那时我妈在通县上班，经常不回来。

“我想住你们家。”二头又向外看了一眼。

“你家来客人啦？”

“我把一个小子打开瓢了。”二头生怕别人听见，趴在我耳边轻轻地说。

我也情不自禁地看了眼窗外：“谁呀？”当时我们在学校里也打过架，但那大多是同学间半玩闹的事，头天打完，第二天又凑在一起了。就连我和二头都对捶过几回，鼻青脸肿地回了家，发誓不再和对方来往，可没三天又一块儿下河游泳了。但把别人打开瓢的事还是头一次碰上，我当时也有些慌了。

“就是东边楼上住的，比咱大一届，在初中部。他老在咱们教室门口晃悠，你应该认识？脑袋上有两个旋的。”二头惶恐不安地掰扯着自己的手。

我琢磨了半天也没印象。

“咳。”二头嗔怪地摇摇头：“反正是把他开了。”

“为什么？”

“丫仗着自己个子大，欺负狼骚儿，我就给了他一砖头。”二头拼命搓自己的手，一条条黑泥都小虫子似的给搓了下来，二头执着地搓着，似乎手搓干净刚才的事便与他无关了。“我没使劲，他脑袋也太不结实了，就一下！”他双手比画个圈儿：“砖头就这么一小点儿，他脑袋就漏了。你说丫不会找派出所吧？”

“听说现在打架就送工读学校，远着呢，一个礼拜才回一次家。”我惊慌地把窗帘拉上了。“现在怎么办？”

“我也不知道。”二头倒在床上，眼睛望着房顶发呆。“没准我哈巴（爸爸）正找我呢？”

“那小子死没死？”我问。

二头鼻子里哼哼了几声：“死不了，丫一边跑还一边骂我呢。”

“要不你去少林寺吧？”当时电影《少林寺》特流行，社会上传说犯了罪出家当和尚就可以免灾。

“少林寺在哪儿？”二头一直喜欢打打杀杀的东西，总拿着根棍子在学校操场上耍咕。“可当和尚不能吃肉。”

“听说有带发修行的，还能娶媳妇呢。”

二头听到这儿，腾地坐了起来：“少林寺远不远？怎么走？”

我仰头想了想：“听说是嵩山，要不我去问问我爸。”正说着，门口突然传来纷乱的吵闹声，我和二头立刻竖直了耳朵。

“就这儿吗？你要敢说瞎话我就找你们老师去！”一个中年女人的声音气哼哼地问。

我们突然听见了狼骚儿的声音：“就这儿，他保证在。”

女人突然闷声吼起来：“李二头，你给我出来，跑了和尚跑不了庙，你们家我都去过了。打了人有种别跑哇，整个一个三青子……”

这时在厨房做饭的父亲推门走进来：“你们俩惹事了吧？”

二头赶紧说：“没东子的事，是我把人打了。”

父亲无奈地看了二头一眼：“你小子是不是吃枪药长大的？这趟街就数你能折腾，三天两头地给你爸惹事，真要走你叔那条路哇？”
二头盯着自己的脚不说话。

中年女人在街口骂得更厉害了：“李二头你个有人生没人养的东西！老老实实出来，还等我去揪你呀？今天你小子要是不出来，我骂你八辈儿祖宗……”

父亲拽住二头的脖领子：“走吧？真等人家来揪你呀？”

二头看看我：“别忘了给小欢子喂食。”小欢子是他养的一条板凳狗，好几次打狗队来都幸免于难，大人们都说这条狗上辈子肯定是大官。

父亲扑哧一声笑了：“走吧，你当不了烈士。”

二头像只被拔掉钳子的螃蟹，他躲在父亲后面，还时不时地看看我。不知怎么，我当时竟有一种热血沸腾的感觉，似乎全身的血都涌到了手指上，指尖已经微微有些颤抖了。我不由自主地抓住裤腿儿，使劲捻，手指都捻热了，好象不这样就得找个东西打几下。

我们走出胡同口，就见狼骚儿正被一个肥胖的中年女人薅着脖领子，女人后面有个獐头鼠目的孩子，脑袋上包了块白布，似乎刚哭过，脸上是一道儿一道儿的黑印儿。狼骚儿灰头土脸的，眼睛不住地向上翻。他嘴里哼哼唧唧地说：“我真不认识他们家是哪个门，这不是二头的家。”那女人突然扯着嗓子又喊起来：“李二头，你个小噶畚儿的，有种打人，没种出来，是你妈养的你就给我出来！”

“行啦，大姐，歇会儿，歇会儿。”父亲笑呵呵地走过去：“哪儿那么大火气，也不怕伤了身子。”

女人立时不说话了，她瞪圆眼睛，眼珠车轱辘似的打量起父亲来，也许是父亲还算长得气派，女人竟嗽了一下嗓子。后来她看见了我和二头，奇怪的是她一眼就盯上了二头，她指着二头道：“这就是李二头吧，瞧你那三角眼就不像个好东西。”她转过脸问父亲：“他跟您什么关系？”

“他是我侄子。怎么啦？两个孩子掐起来啦？”父亲拉过被打的孩子，掰着脑袋看了一阵儿：“还疼不疼？多大口子？”父亲顺手拍了几下他的肩膀，回头瞪着二头道：“你这小兔崽子，手上就是没轻没重，你看看，还不向阿姨陪不是？”

二头跟木桩子似的站在那儿，他眼睛恶狠狠地瞪着地面。

“瞧他一脸横肉的，长大了也不是个好东西。”女人咬牙切齿地说：“我们家孩子多老实，你凭什么欺负他？把我们孩子打成这样，你还有点儿人心没有？”她越说越激动，身子竟向二头靠了过去。

父亲赶紧过去用身体挡住了女人的去路：“不过是小孩儿打架，大人上手不就成护犊子了吗？”说着，他凶巴巴地对二头发起了狠：“怎么回事？你怎么动手打人哪？人家怎么招你啦？”

二头楞瞌瞌地一手指着狼骚儿，一手指着挨打的小子：“他欺负他。”

父亲故作郑重地问狼骚儿：“是吗？二头是不是说瞎话？”

狼骚儿回头瞪了挨打者一眼：“我在厕所里撒尿，他说我跟他犯照（挑衅的对视）来着，要打我……”

“胡说！”中年妇女横着蹦了起来，腰上的肉呼呼直颤，她夸张地抡着胳膊，漫天都是肥大的膀臂。女人大叫道：“照你们这么说我们家孩子成流氓了，我们挨了打倒成活该啦……”

此时胡同口已经聚集了几个看热闹的邻居，大家说什么的都有，有两个起哄驾秧子竟说二头打得轻了。眼看中年女人就要躺下撒泼了，父亲赶紧上去劝住她：“大姐、大姐，别跟小孩子一般见识。”他回手给了二头后脑勺一巴掌：“狼骚儿没动手，你拔什么横？就你能葛儿。”然后他从口袋掏出十块钱，塞给中年女人。“行了，您别跟孩子一般见识，这是医药费。您放心，呆会儿我去找他爸爸，非好好揍这臭小子一顿不可！”

女人看见这张大团结，脸色立刻缓和下来。“您不知道，他爸爸是技术员，咱不能跟一般的家庭比，我们特重视孩子的教育。现在的学校里什么人都有……”
父亲赶紧笑着说：“是、是，您的孩子以后能当工程师。”

女人听了这话脸上居然露出了笑容，她挤眉弄眼地说：“今儿是冲您，要不我非给他弄派出所去不可，胡同里的孩子就没好样的！”

此言一出，还没等父亲说话，看热闹的邻居先骂了起来。“嘿，你说什么哪？找死啊？”“胡同里全是大流氓，你晚上回家有本事别从这儿走。”“就她爷们儿，我认识，一身咸带鱼味儿，还技术员呢！”“弄个橛子把她那崽子的屁眼儿堵上！”“你们家不就住四楼上吗？砖头能砍上去……”后来几个年轻人居然嚷嚷着要把女人的舌头剌下来。

女人意识到自己说错了话，她下意识地往父亲身后躲。父亲铁青着面孔对女人说：“二头的叔叔在青海背盐呢，他要是听见您这句话，非把您的宝贝儿子骟了不可。您的儿子比二头大一届都挨打了，以后他要是天天挨打我可管不了，您还想不想让他上学了？”

女人被吓得直喘粗气，她几乎是惊恐地抱住自己的儿子，此时她儿子脑袋上那块白布已经向外殷血了。

小学生活没给我们留下任何好的印象，如果不是那帮小学老师太过势利眼的话，也许我成不了痞子。但时世难料，成不了痞子当了流氓也说不定。
我们的小学离家很近，那是一座普通的三层楼，50年代盖的，据说那时的水泥质量好，水泥地板总是黑亮黑亮的，光线好的时候能当镜子用。以当时的标准看，学校的设施、环境还是不错的。只是小学的生源比较复杂，家长社会地位的悬殊巨大。物以类聚，兽以群分，学生们爱扎堆儿，学校里俨然存在着几个小帮派。我们当时岁数都小，闹不出什么大事，顶多是课间休息时相互撞几下，几年中倒也相安无事。

生源主要分成三大块儿，胡同排子房的、附近楼群的，还有一群学生是军队大院的。楼群孩子的生活条件相对好些，但他们终归是地方杂牌军，不在组织，平时也比较分散，对我们没什么威胁。后来楼群面积扩大到整片菜地，方路家搬来了，但十几年后我们才认识，两伙祸害总算是没有会师。

军队大院可不一样了，他们人多势众，装备精良，这群孩子是我们的死对头。大院门口有哨兵站岗，一副戒备森严的样子，我二十岁之前就从没进去过。军队大院的孩子最牛，他们穿的军装都是四个兜的。老妈攒一个月钱为我买了个军挎包，他们硬说颜色不正是废品，我回家跟老妈吵了一架，老妈气得两天没吃下饭去。这群孩子是天生的群居动物，走起路来总怕掉队，而且保证是一臂间隔。他们觉着自己高人一等，我们平时更是懒得跟他们来往。

我们四五年级时的班主任是个女的，姓刘，个子矮得不像样子，四肢如缩在身体里，伸不出来，狼骚儿便给她起了个外号叫小个刘。听说小个刘是军队大院里某个营级干部的老婆，这女人平时的样儿可大了，眼睛只看房顶，脖子上一道道的青筋总是立着的。

小个刘模样差劲倒也罢了，这女人会变脸，技艺高超。上课提问时对军队大院的孩子总是百般呵护，一道题她能掰开揉碎了讲上好几遍。可要是换了我们，保证是横眉冷对，一言不发，此时教室里的宁静简直让人觉得恐怖。

有回放学时她把山林留下了：“你的作业是怎么回事？谁给你写的？”说着小个刘将作业本重重地摔在桌子上，颧骨上立刻红了。山林正要说话，此时一个男同学走过来：“刘老师我走啦。”小个刘整张脸都红了，她笑得面若桃花，呵呵直喘：“回家问许参谋好，路上慢着点。”

小个刘太招人恨，平时我们没少扎她的自行车胎。大家都盼着她能住几回院，可这女人的身体出奇的好，有一次下雪她摔了个半死，可第二天依然精神抖擞来上班了。不过那回开家长会，小个刘的人可丢大了，这事多亏了狼骚儿他爸。

那次的家长会是五年级是期中考试的总结，全班同学都站在后排罚站，家长坐在我们的位置上。其实也难怪小个刘生气，班里成绩表的后五位全是胡同里的孩子。小个刘越叨唠火气越大，最后她突然蹦出一句：“胡同里的孩子就是没好样的，升学率都让他们带下去了……”

这句话就像扔进茅坑的砖头，教室里嗡的一声就炸了。要知道屋里至少坐了一半胡同里来的家长，狼骚儿的父亲第一个跳了出来。他有三件看家本领——烧锅炉、喝酒、侃大山，不喝酒时是胡同里第一大贫蛋，邻居们都叫他哨爷。

“刘老师，您是姓刘吧？”他费劲地从学生桌里钻出来，一直走到讲台前。“您是姓刘吧？是不是刘邓陶的刘？”他居高临下地看着小个刘，讲台上像是一对相声演员在进行表演。

小个刘点点头，她已经意识到自己说错话了。

“您什么出身？”狼骚儿爸爸色咪咪地看着她，看得小个刘直扭屁股。

“我们家贫农。”小个刘说这话时底气很冲，那时成分论的遗毒还很重，动不动就会有人站出来说自己是贫农，应该如何如何。

“贫农出身怎么当老师了？”

“我考的师范。”

“那你们家以前住哪儿？”

小个刘张着嘴，她连眨了几下眼：“这位家长请您回到座位上去，我们在开家长会。”

“咱今天得把话说清楚，人民群众的优秀子弟怎么让学校教成这个样子了？咱得挖挖思想上的根源，看看错到底在哪儿？对不对？”

下面立刻有几位家长大声应和着：“对！得刨刨根儿。”有个人小声嘟囔着：“上梁不正下梁歪，坏老师能教出好学生？”

狼骚儿的爸爸一脸得意，他接着问。“贫农怎么住大院里去了？”

“我爱人是营级干部。“小个刘的脸色很难看。

“你爱人是军人，是人民的儿子，那我们是谁？”狼骚儿爸爸看着下面的家长：“我们是谁呀？”

“我们是人民。”胡同里的家长跟着起哄道，那时我们在后面的已经笑得不成样子了，二头更是挤眉弄眼、洋相百出。

狼骚儿爸爸手指着小个刘：“您看看，您看看，胡同里的人民是最基本的群众，是无产阶级，是革命的，老子英雄儿好汉，我们的孩子怎么到了您的手里就成脓包了？我估计您父亲住的地儿还不如胡同呢？您说胡同里孩子没好样的，这么说您和你爹就更不是好人了，对不对？胡同里真没好样的？那东子怎么考了第三呢？他不是胡同里长大的？”他抬手指着我，那次我的确考了个第三。

小个刘一个劲咽唾沫，她的手指死命地抠住讲台。可事到如此她还是不甘心认错，眼珠拼命往窗外翻。

哨爷本来想说几句就算，可人家没给他台阶下，于是越说越恼：“您还不服气是不是？养不教，父之过；教不严，师之堕。我们把孩子交给学校是希望他们能学好，可现在的老师素质太低，人民拿钱养活着你们，人民拿钱养活着军队，可你们说什么胡同里的没好样的。这是什么阶级观？党是怎么教育你们的？胡同里没好样的你们吃谁喝谁哪？天上能掉下粮食还是能掉下来钢铁呀？我看你们这些老师首先得好好端正一下自己的思想，干部掉过来念是不干，你们思想成问题了你们，校长呢？把你们校长叫来……”
那天小个刘是哭着跑出教室的，第二天，另一个老师来到教室，他成了我们新的班主任。新班主任的第一件事是率先走到狼骚儿的桌子前：“以后再开家长会，让你妈来就行了。”说着他扑哧一声笑了出来。

家长会虽然罢了小个刘的官，却并不能改变胡同学生在老师们眼中的地位，大院同学依然优越，依然是老师们的宠儿，三好学生一直是他们的专利。可能是看他们屁颠儿屁颠儿的样子生气，二头、山林背地里拿抢他们的军帽当成了乐子，可他们的军帽似乎抢不完，越抢越多。我则较着劲地学习，一心想在成绩上压过他们。

期末考试，学校规定考试成绩平均分在95以上的，可以作为年级学习标兵参加夏令营。听说那个夏令营是一个同学家长联系的，到北海舰队参观军舰，还能跟着军舰出海呢。期中考试时我平均考了93分，为了参加夏令营我便玩命学习，结果期末考了个平均96分，在年级里排第二名。可后来夏令营的名单里没有我，几乎全是大院里的孩子。我找到班主任讲理，他根本没用正眼看我：“你主要是副科分数高，语文、数学的平均分才94.5分。”

“可学校并没说主副科。”我当然不服气。

班主任本来想发火，可看到我愤怒的表情不得不把脸色缓和下来：“你是有进步，可还不到学习标兵的标准。成绩好只是一方面，上回教室的玻璃是不是你砸的？没事你们就在外面踢球，张老师的眼镜还是你们踢碎的呢，对不对？你呀就是没把心思用到正道上，参加夏令营不是目的，考试就是为了去夏令营？所以我说你的思想有问题。”

“不是评选学习标兵吗？又不是三好学生。”我知道自己不配当三好生，也从来没动过那个心思。

班主任把嗓门提了起来。“标兵是什么？那需要表率作用，你平时总捣蛋，同学们也不答应啊……”

后来年级里安慰性地让我当了班学习标兵，但夏令营还是没我的份儿。听到这个消息时，指尖又有了充血的感觉，我气得在操场上转了半天，嗓子眼跟塞了块木头似的，难受极了。那天我狠命地抠书桌上的木皮，整整抠了一上午，最后书桌面儿竟被我抠空了一块。前些年在广州我才第一次见到军舰，但小时候想起军舰就心潮澎湃的感觉早就没了。那时我只是木然地看着它缓缓离港，舰尾螺旋桨卷起的阵阵白浪居然让我一点儿想法都没有。

转过年来，我们该考中学了，当时流行考重点，孩子要是上了重点中学就跟中了状元差不多，我们那片排子房还没有一个孩子上重点中学呢。父母都没什么文化，快报名时，他们叫我多问问老师。

有一天，我终于鼓起勇气找到班主任商量报名的事。那阵子找班主任当参谋的家长特别多，我排在一个当兵的后面，班主任和他谈了半个小时，轮到我时已经有些不耐烦了。“你家长怎么没来？”他问。

“他们都上班了。”我挺老实。

“是不是报名的事？”

我点点头。

“你的成绩还可以，但考重点够戗。这样吧，你报个市重点，万一考上了更好，区重点就算了，没那个必要。”班主任突然看到一个胖子来到门口，他赶紧笑着迎过去：“许处长，您也来啦？”

我按老师的意思报了名，分数下来可傻了眼，我的分数离市重点只差0.5分，却比区重点高出了一大块。但我根本没报区重点，只得就近分配了。那天我到学校找老师告别，刚走到办公室门口就听见班主任正说话：“我早就说过，胡同里的孩子没戏。张东怎么样？还是不行吧。”另一个老师嘻嘻哈哈地说道。“就他们家住的那片排子房，出的全是痞子，成绩好也是蒙的。”班主任说：“校长说张东是排子房的小秀才，我看不见得。这孩子看什么都不顺眼，没事就跟老师顶嘴，以后能好得了……”

我突然感到一阵晕旋，眼前竟成了一片血红色，腿都软了。我迷迷糊糊地跑回家，趴在床上痛哭起来。

二头和山林来了，他们不用担心升学的事，反正是就近分配。漫长的暑假这哥俩都没兴趣再玩儿下去，老盼着开学。他们看到我的样子大为奇怪，我把事情的原委告诉他们，边说边诅咒，恨不得把班主任他们家人全剁碎了喂狗。

“全是傻逼！”山林恶狠狠地说。“咱们去把他们家玻璃砸喽。”二头摸摸脑袋：“听说他们家住北城呢。豆子他爸也是老师，要不咱打豆子一顿，出出火得了。”我腾地从床上跳下来：“走。”

我们跑到街上，找了半天才看见狼骚儿正拉着豆子，在胡同旮旯里敲三家呢。山林跑过去骂道：“跟他玩牌，你吃多了撑的？”

狼骚儿冲他摆摆手，然后煞有介事地把扑克往地上一摔：“你输了，喝！”我们互望一眼，狼骚儿扔在地上的扑克牌毫无章法，三四六就敢往出甩，那明明就是骗人嘛。豆子瞪着黄豆似的小眼睛，满脸迷茫地看着他：“我，我又输啦？”他的发音器官也不太正常，瓮声瓮气，跟往暖瓶里吹气似的。狼骚儿嚷嚷道：“可不是又输了，别耍赖啊，赶紧喝。”他指着地上的一个装满凉水的大水碗，那个碗比豆子的头都大。我们这才看出豆子坐得笔直，肚子比平时已经大了不少。豆子正色道：“谁耍赖？谁耍赖谁是孙子。”说着他郑重地端起水碗，脖子上那个小硬壳上下晃了几下，便抿着嘴喝起来。
二头过去拉他：“豆子，我们找你有事。”豆子一把甩开二头，恼火地说：“别，别闹，我还没喝完呢。”说着他捧起大碗咕咚咕咚喝起来。

狼骚儿冲我们使个鬼脸，此时豆子的肚子咕噜咕噜长起来，不一会儿一大碗凉水又灌下去了。豆子放下碗时竟撑得翻了个白眼，他张了下嘴，一大口凉水顺着嘴角流下来。此时山林再也憋不住了，他蹲在地上哈哈大笑，豆子看到我们笑也跟着傻笑。

突然二头抓住他的脖领子，抬手就给了他一个大嘴巴，豆子一时被打呆了，他捂着脸，嘴唇哆嗦着，眉毛拧成了一条儿。

“说。”二头声色俱厉道：“你爸爸是干什么的？”

“我爸爸？我爸爸？”豆子茫然地看着我们，浑然忘却了刚才的恼怒。

山林使劲捅了我一把，我当时又感到十指充血，浑身哆嗦，那块堵在嗓子里的木块像子弹一样要往外喷，我低吼一声，接着飞起一脚踢在豆子肥肥壮壮的屁股上。豆子被踹了个趔趄，他前冲几步，一张嘴，凉水如瀑布般喷了出来，二头几乎被他喷了一身。等他喷完水，我拽住他的后背抡圆胳膊就是几巴掌，豆子被打得“嗷嗷”直叫。

山林在一边恶狠狠地说：“你说，老师是孙子，你爸爸也是孙子。说，不说打死你！”

豆子已经被我打倒在自己喷出的那滩子水洼里，他翻了翻眼睛，然后高声叫起来：“老师是孙子，你爸爸也是孙子。”

狼骚儿笑得原地转了个圈儿，山林过去照他肚子就是几脚：“说，豆子的爸爸是孙子！”

豆子又喷出一口水，他声嘶力竭地喊：“豆子的爸爸是孙子，豆子的爸爸是孙子。”

我看着自己已经打红了的手，一股由衷的快感叫我浑身舒畅起来，一时连考学的事都忘了。

那个暑假豆子成了我们的出气筒，没事我们就会揍他一顿开开心。山林为此发明了个词，把这种例行公事般的游戏叫“抓汉奸”，几乎每周胡同里都会响起几次抓汉奸的吆喝声。弄不清豆子是真傻假傻，他开始时避难是往家跑，后来我们便事先堵死他回家的路。不久这家伙又开始往学校跑，有几次竟站在补课的教室外，当着老师的面儿气我们。不过豆子的确是个人物，他特要面子，挨了打从来不说。即使张老师问他，豆子侠士也坦言是自己摔的，我们也从没为豆子的事挨过家长的揍。

前两年听说豆子死了，当时我竟感到一阵难过，似乎我们童年生活的唯一纪念品也就此丢失了。