粘一屁股屎
我窝窝囊囊地上了中学，总觉得自己上了贼船，老师都是大灰狼，成绩不错的同学都是不共戴天的敌人。

中学也在我家附近，学生基本上都是附近几所小学连锅端上来的，二头、山林几个还和我一班，日子算过得挺自在。那时学生里流行着“一中土，二中洋，三中全是大流氓。”的说法。我们的学校是四中，我上学后就在顺口溜后面又加了一句：“四中都是大屎蛋。”毕业后这句话便随着我们的离去失传了。

不久我又成了学校里的第一名，老师爱惜人才，让我当班里的学习委员，可没当半个学期就被撤了。撤换的直接原因是我写了四个人的作业，更重要的还是我们这哥儿几个没一个省油的灯。每想起这事我就埋怨二头，这小子纯粹是个惹事精，要不是他到处惹事，我的干部还能多做几个月呢。

二头本来比我们大一岁，这家伙五年级时蹲了一班，初中是和我们一起上的。小时候二头是我们几个人里个子最高的，和其他孩子打架时，他都是冲锋在前，对方往往在他一顿乱划拉中先丢了士气。可近年来这家伙光长脑袋了，结果脑袋比一般人大了两圈儿，身高却驽足了劲也没长到一米六。最可笑的是二头的头发，又黑又硬，像不受地心引力约束似的，拧着劲往上长，远远望去他的脑袋整个就是个大得出奇的刺猬。我们常拿这事挖苦他，山林的话最损：“你叔叔一米八几，你哥哥也不矮，怎么你长得总跟小学生似的？简直就是个狮子头。”

“我就不爱长，我就不爱长，长那么高干嘛？”二头很不服气。“做衣裳费布，打仗还暴露目标，一枪就让人家撂了。”此时我便会接口道：“你这样的军队不要，不知道还以为日本鬼子又来了呢。”

别看二头个子小，走起路来却和他脸上的肉一样，横着。那时这种做派叫晃，谁在街上晃得厉害就离挨打不远了。

开学不到一个星期，二头就惹了事。那天做课间操时，他和初三的领操员犯起了照。二头在队伍前列，据说他是看那家伙在头发上抹油不顺眼，我估计他是对人家一米八几的个子有意见。二头台下一个劲地吐舌头唾唾沫，二拇哥还冲人家搂了几下扳机。当时我们几个都在队尾，谁也不知道前面是怎么回事。做完操，我和山林、狼骚儿搭伴去厕所了。

据说课间操的结束铃刚响，身高马大的领操员就大步流星地冲过来，他揪住二头的领子骂道：“瞪着俩小逼眼儿，你瞅什么？再看我把你俩眼珠子扣出来。”

“领操的事都是女生干的，你一傻老爷们儿在上面瞎蹦什么？谁爱看你呀？”二头不拿正眼看他，一个劲儿瞧他的下三路。

“你这蘑菇精，你活够了啦？”说着领操员揪住二头的脖领子，想把他原地拎起来。

二头就势身子后仰，街着照领操员的劲照他裆部狠踢一脚，脚尖还死命向上挑着。领操员“嗷”的一声，他两条腿立刻夹在一起，人像个皮球似的在地上蹦来蹦去。二头不管三七二十一，照领操员脑袋上就是一顿老拳，老远听着就跟敲墙似的。这时领操员的几个同学聚了上来，二头便与他们在操场上展开了血战。等我们赶到战场时，二头已经抱着脑袋趴在地上了。

领操员走了，我看着趴在地上的二头，只见他眉目青紫，双眼紧闭，脑袋上坑凹不平，摸着就跟没长好的老倭瓜似的。当时我以为二头已经死了，说话都带了颤音：“二头，二头，你醒醒。”

二头突地跳了起来，这一来险些把我吓个半死。“六个人打我一个，你们知道吗？！六个人打我一个，他们丫还是初三的呢。”二头揉揉满是灰土的脸，那神情中竟有一丝骄傲。

山林左手拿着根棍子，不住地掂着，眼睛四下搜索：“现在咱们就去，把他们丫教室砸喽。”

“我看还是等放学吧，咱们在学校外猫着，出来一个打一个。”我当时对打架这种事还不太感兴趣，想起来不禁有点腿软。我琢磨着即使动粗也一定要确保万无一失，在校外跑起来容易些。

二头怪笑一声：“现在就去，这口气出不来非把我憋死不可。”说着他开始满地找砖头。

狼骚儿抹搭抹搭眼皮，吸着气说道：“我听说他是初三的团支部书记，他爸是师级的。”

山林围着他转了几圈儿：“你知道得可真清楚！打就打师长的儿子，我给丫揍成马弁你信不信？”
狼骚儿不理山林，自言自语地嘟囔着：“他们本来就比咱们高两届，人又多，我看还是找大头吧。”

没想到狼骚儿这话起了作用，二头突然拍了下脑门，他一拳砸在自己手掌上：“对，我哥就在高二，他那帮兄弟天天去我们家喝酒。”二头哈哈笑着跑了。

大头是二头的哥哥，就在高二，从小我就认识他。狼骚儿提到大头时，我的心也跟着忽悠了一下，大头一出手这事就小不了。

大头是排子房当时最大的玩儿主，他彻底继承了大竿儿的衣钵，从小就有股啸聚山林的气概。大竿儿曾经偷过一台小车床，自己把自己培养车熟练的车工。这家伙没事就在家车管儿叉，一做就是几十把，卖管儿叉是他的副业，平时身上总挂着两把。大竿儿被判刑后，大头就成了排子房痞子的代表人物。

如果光看脸面大头兄弟简直就是一个模子里刻出来的，同样的小眼儿巴差，同样的一脸横肉，同样的一副猪耳朵，但大头却足有一米八高。初中开学时我就在学校门口见过他，这家伙一身军绿，长发齐肩，一嘴黑绒毛煞是吓人。听说大头是高中的痞子头，老师都不敢招惹他，平时来上课算是给老师面子。

第二节课二头没来，下课时我就看见二头在操场上向我们招手，我和山林、狼骚儿跑过去，发现大头正大摇大摆地朝我们走来。“那小子刚进厕所。”二头说。

大头的形象的确不是好人，他斜着肩膀，双手揣兜，一条腿翘在半空当啷着。大头瞥着小眼睛道：“几个人？”

二头兴奋得直搓手：“就他一个人，咱们进去攒丫一顿。”

“还用得着你们？在门口好好瞧着，谁也不许上。”大头说着便摇摇晃晃地朝操场边的厕所走去。

我们一窝蜂挤到厕所门口，只见大头径直朝走到那个蹲着的家伙身边。

“呦，您也来了。”那小子正是领操员，他看见四周无人，赶紧拿出盒翡翠烟，讨好似的说：“您来一根尝尝。”

大头神色傲然地低头看看，一把将整盒烟都抢了过来。“原来是大庆，我还以为是谁呢？”大头一脚踏在厕所的水泥台上，他弯着身子道：“听说最近你名儿越来越响了，绳子去崇文门抄人都叫上你啦？驴槽子改棺材，快成人啦你。”

“再怎么着都是您兄弟，有事我还得求您照着呢。”大庆可能是便秘了，他边说边痛苦地攥着拳头较劲。

“咧嘴干嘛？拉不出来？”大头似乎很关心他。

“上火了。”大庆干笑着，笑声里一点儿水分都没有。

“那得给你去点火呀。你看看我这是什么？仔细瞧瞧。”大头张开五指，把手举到大庆眼前。

大庆一脸迷惑地注视着他的手：“这是，这是……？”

“再仔细看看。”大头的手越举越高，突然他狠命打了下去，手背正好砸在大庆眼眶上。大庆“嗷”地叫了一声，眼睛立刻睁不开了，他一屁股做在茅坑的水泥台上。大头却跟打铁似的，抡圆了胳膊，一下一下地往下砸。他边打嘴里边骂着：“我叫你知道知道，我叫你知道知道。”最后大庆的半个身子竟被凿进了茅坑，他屁股上粘满了黄屎，双手捂着脑袋，只剩哼哼的份儿了。

大头可能是打累了，他使劲甩了甩胳膊，喘着气问道：“我今天是叫你知道知道，知道吗？”

大庆捂着脸：“知道了。”

大头照他后脑又是一巴掌：“知道什么呀你？”

大庆哭丧着脸：“大哥，我错了，我真错了。”

“谁他妈是你大哥？”大头本来想踹他一脚，可看到大庆满屁股屎，脚抬到一半又收回来了。

“我真错了，我真错了，赶明儿我给您赔礼。”此时大庆已经看见了门口的二头，明白了。

大头这才摇摇摆摆地走出来，他站在厕所门口，大拇指挑着里面说：“看见没有，下回他再叫板，你们就照这样给我揍，往死了打，出事我兜着。”

回到教室，狼骚儿笑得前仰后合，他向每一个路过的同学讲解刚才的事件。而我则整节课都没说话，大庆一屁股屎的情景叫人恶心，而他张口求饶的德行则让人想再揍他一顿。整节课我都是神不守舍的，有股沸腾的血液一直在周身游走，我的指尖再次感到了震颤。

下午放学时，我们在学校门口竟又碰上了大庆。他已经换了身衣裳，额头上起了个大包，眼眶和嘴唇肿成了一片丘陵。他站在那儿，左眼泪光闪闪，稍微活动一下脑袋，鹅黄色的眼屎便一层层地往睫毛上糊。二头和我们对望一眼，他率先走过去：“要不是你们六个打我一个，我是不会找我哥的，你要是不服，咱们胡同里单练。”说着他把书包扔给了我们。
大庆一把将他拉住：“兄弟，我可真不是那个意思，谁知道你是大头的弟弟呀。”他又拿出盒烟，一下塞到二头手里。“我是跟你赔不是来啦。”

山林在我身边“呸”了一口。

大庆装没听见，他接着跟二头说道：“兄弟，今天实在对不起了，你要是没解恨，再打哥哥一顿都行。”

二头无奈地砸砸嘴：“我就是看你领操不顺眼。”

大庆单指一挑，似乎下了多大决心：“你放心！明儿我就让他们干，走，我请你们喝汽水儿。”

“算了，算了。”二头推辞着，他有点儿脸红了。

“走吧，就喝瓶汽水儿，东边的商店新来北冰洋了，玻璃瓶的新包装，特少见。”大庆拉住他不撒手，他扭脸向我们说道：“小哥儿几个一块儿去吧，以后咱们都是好兄弟，大家有事就支应一声，没问题。”

二头被他拽着走，我们也只好在后面跟着。山林瞧了狼骚儿一眼：“这就是师长的儿子？”

狼骚儿很认真地回答：“他爸爸是师级干部，不信你问去。听说人家住三居室的楼房呢，家里有的是钱。”

山林把窝了沿儿的军帽拉到眉骨上：“以后让丫给咱们进贡帽子。”

此后大庆成了我们的后勤部长，不是送烟就是请客，还能搞到国外的画报呢。有一回他真找来一顶呢子贝雷帽送给二头，二头端详了许久：“好象是《渡江侦察记》里国民党兵的帽子。”

“得了吧你，文化大革命前我爸爸带的帽子。”大庆特兴奋：“那时候他是中尉，两个豆呢。”

“什么两个豆？”二头不大明白。

“真不知道？”大庆惊讶得瞪圆了眼。

“知道还问你？”山林一把将帽子抢过来，斜扣在头上。他戴着帽子在我们面前转了几圈儿，那样子跟猫头鹰（电影《桥》里的一个人物）似的。

大庆扫兴地叹了口气：“你们不是院里长大的，那是军衔。”

“不就是一毛二吗？谁不知道似的。两毛三是上校，党卫军的才值钱呢。”我挖苦着他。

大庆使劲拍了下大腿：“我爷爷就是上校，可惜他死了。有机会你们见见我姐姐，听我爸说她跟我爷爷长得特像。”

“你姐姐喇不喇？”山林突然问了一句，我们和大庆一时都没搞清这句话的意思，大庆琢磨了半天也没说什么。

不久班主任单独找我谈了一次话，我班干部的身份就给取消了。老师说我的成绩不理想，期中考试只考了第二。
“张东，知道你这回考试的成绩吗？”班主任是个四十多岁的女老师。

“挺好的。”我装傻。

“你就没想过还能考得更好吗？”其实班主任是个挺慈祥的半大老太太，她对我是又恨又喜欢。

我装出一副无所谓的样子：“好能好到哪儿去？”

“现在的孩子也不知道怎么了，拿什么都不当回事。”班主任痛惜地摇摇头。“前几次测验你都是第一名，这次你是第二名，成绩为什么下降？”

我低着头不说话，其实我心里挺窝囊的，班里的第一名是个叫精卫的小丫头，平时看不出什么来，却聪明透顶。我们私下在成绩上较劲，却谁都不愿意明说。“时也，运也，命也！”这句话跟从我嘴里溜出来似的。

“什么？什么？”老师没听清楚，她睁大了眼睛问。

“学成什么样算什么样呗。”我眼睛望着窗外，脑子里全是空白。一只小家雀站在窗台上“嘣嘣嘣”地啄着玻璃，它似乎想飞进来，两条腿跟装了弹簧似的蹦来蹦去，它歪着小脑袋不住地向我看，神态特别可爱。

“要说聪明你是班里最聪明的，可你根本没把心思用在学习上，看来我得找你家长谈一次。”班主任说起这话来异常严厉，最后竟有点儿咬牙切齿的劲儿了。

“我，我怎么了？”我给气笑了，没听说过考第二名是请家长的理由。

“怎么了？怎么了你还不清楚？你跟他们不是一类人，老跟他们混在一起早晚得把你毁了。前一阵子你们还敢打高年级的学生，这样下去还了得？”班主任面目通红，嘴唇颤抖。她的手向指着外面，一副痛心疾首的样子。

我顺着她的手望去，小鸟已经给她吓跑了，窗外是淡淡青天，操场中上体育课的高年级学生正在踢足球。“他们？您说的是谁呀？”我壮着胆子问她。

“山林、二头他们，跟他们在一块儿你能学到什么？”老师无奈地摇头。

“我们从小就在一起。”我老老实实的说。

老师叹口气，她若有所思地说道：“我知道你们从小就在一起，可这并不能成为不学好的理由。按你的成绩将来是要考大学的，他们呢？他们——”班主任歪着头想了想措辞。“他们将来的事就不说了，最近我收到了不少家长、同学反应的意见。”她指了指自己的抽屉。“他们在外面成帮结伙地打架，连高年级的同学都敢打，还到别的学校截女生。我担心这里面也有你的事。”

我使劲梗了下脖子，打架常有，截女生的事不清楚。“谁说的？”

“谁说的你别管。”班主任瞪了我一眼。

“有人就是爱扎针儿，没劲。”我小声嘀咕，眼珠子一个劲地往上翻。

“呵！你还挺不服气？什么叫扎针儿？那是向老师反应问题。”班主任一下从座位上站了起来。

我豁出去了，反正脸已经撕破了：“保证是大院里的孩子打的小报告，当官的毛病还遗传吗？”

班主任被气得原地转了一圈儿，她揍我的心都有了，手指哆哆嗦嗦地没地方搁：“你脑袋里尽是些什么东西？明天把你父亲请来，学习委员先让精卫代理。”我转身就走。“站住。”班主任大声喝着，她走到我身后：“我这是为了你好，将来你长大了就会感谢我了，现在的社会风气太乱。你是要考大学的，只有考上大学才能成为有作为的人，看看你们家那片排子房，有出息的都是考大学考走的，总共才几个？可考走了人家就不回来，这是为什么你得好好想想。”

“有没有作为管什么用？”我转身问她。

“年纪轻轻怎么学会玩世不恭了？”班主任的调门又提了起来。

到初二时我们仗着大头的淫威和小哥儿几个的不懈努力，在初中部呼风唤雨了。那时学校里形成个不成文的规矩，所有的同学见了我们，不管认识不认识都要主动点头，毕业后班主任听说这事后惊得差点背过气去。
第二学期，狼骚儿突然变得阔绰起来，隔三差五地请客吃饭，十块把块的从不皱眉。这小子还把我们的烟给承包了，那时年轻人常抽的烟是凤凰和友谊，叼着凤凰烟在街上溜达，就跟近几年揣着万宝路在女朋友面前显白似的。再后来他竟不知从什么地方找来了一块板儿砖（国内最早的录音机）。

有一次他特神秘地把我们集中在附近工地的水泥管子里。“你要拉屎也得找个干净点的地方吧？”二头看看水泥管子附近的一滩滩大便痛苦地说。我也特不满意：“有陪绑的，还有陪拉的哪？你恶心不恶心？”狼骚儿神秘地拍了下自己的书包。“给你们弄点新鲜的看。”

“你也有新鲜的？”我指着他的鼻子骂道。“这狗东西上回在这儿拣了一个用过的避孕套，还腆着脸的给我看呢。你呀！顶多弄两本手抄本，《少女的回忆》我早就看了，你要拿不出新鲜的可不行。”

“这回可是好东西，你知道我费多大劲才弄来吗？”说着狼骚儿摆好板儿砖，从口袋里套出一盒磁带。“瞅瞅，邓丽君。”我们几互相看了一眼，磁带上的字是手写的，一看就知道是翻录的。二头疑惑地说道：“邓丽君唱的不都是黄歌吗？”山林腮帮子上的肉洞抖了一下，他不耐烦地挥挥手：“什么黄不黄的，听听再说。”

磁带效果不好，刺刺拉拉的，我们只好挨个把板儿砖举在耳朵旁边听。那是邓丽君早期的几首歌，什么《夜来香》、《月亮代表我的心》，还有几首已经忘了。

邓丽君是那个时代的魔女，她用女人特有的雌性特征折服了所有男人，大老爷们儿和我们这些半大孩子，大多是从她的声音里才清楚女人的真正含义。

当邓丽君柔美似水的声音第一次叩响我们心弦的时候，我竟觉得世界的另一扇门突然打开了，于是紧张得满脸肿胀，手心全是汗。那穿透力极强的声音顽强地从破磁带里钻出来，像无数根绣花针，不时地刺穿着我的脚心，我竟感到自己的身体随着那幽怨而略带凄凉的旋律，飘到了不知名的远方，那温柔的感觉叫人难以形容。那时我不自觉地想起了精卫。

其实刚上初二时，我和精卫的冷战就开始了，别人的早恋不过是小儿科的玩笑，可轮到我们时，我俩却把它演绎成了另一种惊心动魄。

自从我们分手后，就像盖房缺了根主梁，我怎么也不能把自己整个架起来。可笑的是我老人家屡建屡塌，屡塌屡建，就是不死心。

精卫和我是初中的同桌，后来第一次听到《同桌的你》时，眼泪差点流下来。当年她是个快乐的女孩，脸上总浮现着天然的笑容，皮肤黝黑而光滑似锦，两个浅浅的棕黑色酒窝嵌在油滑发亮的皮肤上，别提多动人了。精卫是天生的尤物，她总能成为人们视线的中心，那苗条的身材、欢快的步履，明媚得像阳光般的微笑，无时无刻不在我心中荡漾。更让我气恼的是，一旦我们相遇就会生出许多不愉快来，甚至反目成仇。

大约是初一时的体育课上，体育老师让我们走队列，女生在前男生在后。我走着走着，一斜眼发现前排队列里，有两条黑油油的辫子在阳光下闪着亮，它们随着队列的前进晃来晃去，马尾巴似的发梢活泼可爱，生机四射，又透着股倔强。我忽然对那两条长辫子产生了非常浓厚的兴趣，我强烈地预感到自己和这两条辫子有某种联系，而心在那一刻突然不知所在了。两条辫子似乎拴住了我的目光，不知不觉中我走错了步点，连踩了好几脚前面同学的鞋后跟。体育老师怒气冲冲地踹了我屁股一脚：“看什么哪你？”

从此我的视线就再没有如此清晰而专注地凝视过其他东西。

每节课我都有意无意地瞟她几眼，她的笑如草尖上欢快的晨风，她紫红的嘴唇异常鲜艳，这辈子也不用买口红了。有几次我正提着笔发呆时，竟看到女孩儿正在看着自己，天生的一双笑眼似乎向我挤了挤。

这就是精卫，一个曾让我梦绕魂牵过的名字，当时很多同学常拿这个名字开玩笑，狼骚儿则干脆叫她味精。可我却知道，“精卫衔微木，将以填沧海。”红嘴的小神鸟儿有着令人发指的坚强。

精卫很出色，一直是三好生和干部的当然人选。她不仅成绩好而且还特招人待见，几乎每天都有关于她的“美谈”被老师、同学四处传扬着。我的爱人肉估计是长在脚后跟上了，成绩虽然不错，却一直不稳定，偶尔还和山林他们闹出些新闻来！老师们想起我来就烦。他们将我安排在精卫身边，多少也有点以善抑恶的味道。精卫和同学们的关系都挺好，却偏偏经常和我常吵嘴。年代久远了，现在也记不起因为什么吵，反正好玩儿得很。

“起立！”
有次数学数学老师进屋，大家像平时一样离楞歪邪地扭在当地，数学老师为人随和，学生们自然登鼻子上脸，狼骚儿还趁机伸了个懒腰。

“行了。”面对这场面，老师早就麻木了，可他还是是想说几句：“自行车轱辘不圆得拿隆，你们都欠拿拿隆。坐下，坐下。”

“轰！”的一声，教室里像涌进一群苍蝇，老师话音未落就坐下了四五个，似乎再站片刻就会有人横尸当场了。我习惯性地一伸腿便狠狠坐下去，屁股刚撅到一半就知道大祸临头了。可我的腿已经撑不住了，于是屁股如断了线的风筝，撞在楼板上。太狠了，我觉得嗓子眼里冒了股青烟，眼珠子蹲得上下直跳。

连数学老师也跟着笑起来，教室里跑进来只黑猩猩，顿时炸开了窝。有几个同学做着鬼脸跑过来，嬉皮笑脸地查看我摔坏没有，有人甚至拉住我的脚使劲往上抬，似乎我已经半死了。我单手撑地一扭腰就跳了起来，像足球裁判似的，弓着身子四下张望。开始我以为是二头的恶作剧，可这家伙早笑得不能自制了。教室里只有精卫没乐，她手举课本幸灾乐祸地瞟了我几眼，意洋洋地翻了翻白眼。我立刻想起，前几天曾将精卫的辫子系在椅子上。那次精卫给气哭了，这回轮到自己，也只好认栽。我们就这样相互捉弄，无论闹得多厉害，也从没急过眼。

那年去颐和园春游，我们被同学们起着哄地拥到同一条船上。

春光明媚，天空象刚刚用筛子过滤过，清澈如兰。湖水碧绿、几朵白云压在低低的小山丘上，满山都是亭台楼榭。那时的颐和园比较简洁，厅堂的大漆墙面还有不少破损，看起来颇是古朴。

“从没有听说过你会划船。”精卫极不信任地把桨递给我。

“划船有什么难的？是人就会。”

后来我再不敢动过船桨了，好在船桨已经没什么大用场了。不过，我还是不明白为何每桨下去都会溅起那么大水花，变换了好几个姿势都不管用，船还没到湖心大家就淋成了落汤鸡。

“卿卿我命，悠悠君手！”精卫一边擦脸上的水，一边弯着腰过来抢我的船桨。“你真行！让小女子划几下好吗？”

“反正我老不会游泳，你们掉下去与我无关。”我嘴里不服，可还是老老实实地让开了。我忽然觉得意犹未尽：“看你下回还敢不敢撤我的椅子？”

“你别美，我会游泳。”精卫歪着眼看我。

“对！把他推下去。”另外几个同学扑过来七手八脚地拽我，我赶紧趴在船舱里求饶。咳！现在我已经三十多了，还是个旱鸭子。说来可笑，我这样的笨蛋居然在轮船上干了两年多，老天爷真是不长眼。

此后精卫再没撤过我的椅子，但每个礼拜都有新的故事，捉弄和提防捉弄成了我们生活的一部分。实在想不出新花样，大家便相约出去，看电影、滑旱冰，逛公园。每到周末，我们都像要丢了魂似的在课堂上默默对视，一天的分别似乎相隔万世。

暑假前夕我偷偷写了张字条，塞到她文具盒里，大意是约她去天坛，单独的。我明明看到她发现了字条，可精卫没有任何表示，她一直在低头玩儿铅笔。而我则像长了虱子的公猴，抓耳挠腮，浑身刺痒。那天晚上我平生第一次失眠了，闭上眼就是精卫怒目横眉的训斥，后半夜还没睡着。

第二天我决定碰碰运气，在约定时间赶到公园门口。很远我就看见精卫了，她正躲大门阴影里看书呢。那一刻我觉得自己要飞起来了，上前拉住她就往天坛里跑。在公园转了很久，我居然没说出一句整话来。一直走进那片核桃林，我才意识到该说点儿什么：“我给你摘个核桃吧！”此时我终于找到交流对象，一口气连摘了四五个核桃。“小心！”精卫本想拉住我，可我像吃了兴奋剂似的，动作出奇的快。“看看。”我一手攥着两个核桃，傻乎乎地跑回来。

“你跳得真高！怎么运动会的时候你不上？”

我咽了两口唾沫，赶紧转移话题道：“我问你，为什么这儿的核桃是绿的？见过绿核桃吗？”

精卫仰头想了好久，最后不得不说：“我不知道。”

“也有你不知道的事？”我纵着鼻子，嘿嘿笑几声：“告诉你吧，这核桃没熟。傻蛋！”我扶着树干，笑得腰都直不起来了。

精卫没搭理我，她气恼地向前走去，脖梗子都气红了。我赶紧收拢笑容，哈巴狗似的在后面跟着。

天坛的树林是北京市内最大的林区，树木以松柏为主，长绿如翠，林子是又密又深，几搂粗的大树到处都是。那年北京的夏天出奇的干旱，已经一个多月没下雨了，地上到处是旱死的枯草，密密麻麻的松枝上挂满尘土，树林呈现一片雾状的青色。每走一步，尘埃都会“朴朴”地冒起来，即使在林间小坐，也会感到呛鼻子的土味儿。鸟鸣阵阵，一群群大鸟在天空盘旋；凉风渺渺，它轻柔地于林间穿行，像任性而柔弱的头发在额上舞蹈。

我们走累了，便背对着背默默坐在一块大青石上，以前我总盼着能单独和她出来玩儿，可凑在一起又实在想不起该说什么。我轻轻地把腰向后移了移，精卫没动，我们的后背靠在了一处。虽然隔着衣服，可我依然能感觉到她“咚咚”的心跳。那时我激动得有些坐不住了，手心冒汗，身体膨胀，紧紧的内裤里居然有点儿阴湿的感觉。

在林子里几乎看不到天空，我仰头盯着树叶间溜过来的阳光，那一点点地跤跃着的光茫是纯白色的，稍稍闭目，眼前立刻出现一大片紫红色，它由浅到深，慢慢的也变成了花的。渐渐我的神志有些恍惚了。不久，隐隐感到有点什么东西在动。不，那绝不在身上，好象是身下那块石头在动，那似有似无的感觉像来自大地深处的暗示。后来我认定，可能是同步的心跳产生的共鸣。
二头他们没少拿我和精卫的事开玩笑，二头甚至说我是专门拉三好生下水的流氓。可凭心而论，在和精卫的几年交往中，我连她的手都没敢拉过一下。

刚上初二我就觉得精卫一直闷闷不乐，问了几次她都懒得开口。后来我又几次约她出去玩儿，精卫都没答应，如此一来我的情绪也逐渐低落了。不久狼骚儿偷偷找到了我，他煞有介事地说道：“嘿，你知道吗？精卫不是什么好鸟。”

“你是好鸟？”看着他表情丰富的脸，真想揍这小子一顿。有时狼骚儿的德行实在叫人恶心，可这家伙偏偏什么都清楚，可能他的耳朵的构造有常人吧？

“我本来就不是好鸟。可我看透了，尖子生脑子里更复杂。咱班就你们俩学习好，怎么样？一对儿坏种。”狼骚儿嘻嘻哈哈地笑着。

我脑袋嗡了一声，是不是我们在天坛的事被人知道了。可转念一想，知道又怎么了？我们又没干什么。“你丫就恨天下不乱，人家惹你啦？”

“人家哪稀罕惹我呀？早让外边拍婆子的给拍走了。”

“什么？什么叫拍婆子？”我还是头一次听到这个词。

“你真傻逼，就是磕妞呗。”狼骚儿很不耐烦。

“你才傻逼呢，你小子就知道尿炕。”我光顾了回骂狼骚儿，一时没反应过来。说完话我的头“轰”地又响了一下，四肢瘫软，身上竟没着没落的，连说话都没力气了。“谁？”

狼骚儿干笑了两声：“真急啦？我也不认识，听说是左安门内的。”

我知道精卫的家也在那一带，狼骚儿这么一说我倒不怎么信了：“兔子不吃窝边草，精卫也不是那种人，你的嘴里能吐出象牙来？上回你还说有人要抄二头呢，我们等了三天也没见到人影。”

“行，行，你嘴里能吐出象牙来。”狼骚儿朝地上呸了两口。“这次我可是亲眼看见的。谁脑门子上也没写字，你知道她是哪种人？聪明的女人最危险。”虽然狼骚儿说的是气话，可我倒认为这句话是他一辈子里最精辟的名言了。“不信，放学在咱们楼的后窗户看看，大高个，每礼拜都来，保证能碰上。”

我没再说话，一股极度的自卑浓雾一样在我身体里弥漫着，四肢百骸里全是暴怒的快要燃烧的气体。那天我常常无缘无故地发恨，甚至把自己手指剁下来的心都有。放学时，书桌的桌面已经被我用铅笔刀挖了个窟窿，手指都磨黑了。我按狼骚儿的指点，偷偷趴在教学楼的后窗户上往下看。

西沉的太阳如一只巨大的蛋黄，明亮而乏力，那昏黄的光芒给街道罩上了一层黄纱。西落的太阳是调皮的，它一跳一跳地从云间慢慢划下来；划下来，一直落进挂满灰尘的大楼丛中。其后，仍不断有一道道笔直而逐渐放大的金色光柱从视线之下，射上来，为云朵镶上灿烂的镜框，射上来，为天空标明无数个走向。街道于阴影中伸向八方，而天空却辉煌得近乎杂乱。这时同学们三三两两的出来了，他们在校门聚聚散散、唧唧喳喳，活像一群河里的鸭子，成群结对又毫无规则地游着。

突然我看见精卫走出来，她低着头，急匆匆地在路边走。这时学校大门对面的胡同里，几个骑着自行车的外校学生冲了出来，有一个高个子一涮把将车停在精卫身边。精卫停下来，跟他说了几句，然后继续走。骑车的孩子推着车在她身边像个催巴儿似的跟着，他穿着军衣，肥大的裤腿儿像个面口袋，远处看，整个人活脱脱就是条大黄瓜。我的心一个劲儿下沉，眼里像进了沙子，干涩得厉害。

“怎么样，我说得没错吧？我知道你肯定会来看的，咱们哥们儿什么关系？”狼骚儿突然出现在身后，他叹着气拍拍我的后背。

“丫是谁？”我不动声色地问。

“麻疯，和大庆特熟，听说在右安门那一片儿特煽。”狼骚儿咂着嘴，“孳孳”声活象鸟叫：“听说他爸是外贸局的副局长。”

“跟大庆好的都是吃屎的货。”我狠狠地说。

狼骚儿塞给我一盒烟：“那可不一定，三月份麻疯在花市把小六儿他们平了，听说他带着人一直追到东侧路，最后把小六儿扔护城河里了。够意思吧？人就得在外面扬名立腕儿，光在学校里混有什么出息？……”

我点点头，步履沉重地回家了。

第二天我见到精卫时是早自习，她向我要昨天的数学作业，我粗暴地挥挥手：“忘了，忘了。”精卫不满道。“你就是数学成绩拖后腿，还不写作业？”
我不理她，低头抠自己的指甲，把一个指甲里的泥倒到另一个指甲里，然后对准前面同学的脑袋“啪”的一下弹出去。

“真恶心，以前你不这么讨厌，怎么这样？不写作业还……”精卫尽量把脸扭到另一个方向。我冷笑着，声音低沉而阴冷：“我不写作业你应该高兴呀，本人的数学成绩要是再好一点儿还有你什么事？三好生应该是各方面都出色才行，我这是给你三好生的资格做贡献呢。”

“你什么意思呀你？”精卫腾地转过来，脸上全是惊异。

“你不就是学习委员吗？屁大的官！还挺当真？到老师那儿告我去，要不找个男的揍我一顿。”我两条腿伸得老远，身子几乎躺在了椅子上。可不知怎么我的眼睛一直不敢正视她，心简直跳成了一个响儿。

“你怎么这样？”精卫吃惊地望着我。

我呵呵冷笑：“我这样怎么了？不顺眼也没让你买票。”

精卫气哼哼地走了，从此我们再没说过话。

早自习下课时，我把二头、山林叫到了操场篮球架子下面，这地方背人，平时我们常来抽烟。“听说右安门的麻疯最近特玩儿。”我一边儿杠悠篮球架子，一边儿试探着问二头。

山林突然“呸”了一声：“两个月前，他还在饭桌上给我敬过酒呢。他爸是个干部，家里有俩骚钱儿就不知道姓什么了。”

“你们怎么认识的？”实际上当时我很少参与他们的活动，二头他们一般也不叫我。

“我们跟大头一块儿去花市，就是想给小六儿填填堵。麻疯也跟着去了，不知道他跟谁熟。”山林说。

我嘿嘿笑了几声：“我怎么听说小六儿是麻疯平的？”

“胡说！”二头狠狠啐了一口，结果痰没吐干净，一条细线挂在嘴角上直逛荡。他急忙用手去擦，最后那点儿玩意儿都抹到了篮球架子上：“是我哥的事，好象是——好象是他先动的手吧？”他看着山林，有些拿不准。

山林点点头。

“这么回事！真以为这小子挺煽的呢。我最近手突然痒痒，要不咱弄这兔崽子点儿钱花。”我尽量说得轻松些，可话到最后声音还是有颤抖。

二头使劲拍了下大腿：“上个月叫你跟我们去一中开开眼你不去，那是什么阵势，有上百口子。今儿怎么想开了？”说着他站起来：“走吧，麻利儿的。”

“放学吧。”我已经后悔了。

山林腮帮子上的小坑儿突然鼓了出来，他低声说道：“你还是别去了，咱们几个里就你成绩好……”

“放学肯定去，谁不去谁是孙子。”我白了山林一眼，转身便走。

我就跟中了魔似的，整天都心不在焉。历史课上老师问谁解放的南美洲，别人都不知道，问到我时我竟恶狠狠地说：“谁解放的揍谁。”历史老师抬手飞过来一只粉笔头，我眼睁睁的竟没躲开。

下午放学后，不到半个小时就赶到了右安门，山林说麻疯家就在附近一个小院里，可我们找了许久也没找到。我不禁烦起来：“你们不是说麻疯特有名吗？怎么问谁都不知道，我可不想打一个窝囊废。”二头哈哈笑起来：“对了，你尽问老头儿老太太，人家能认识他吗？”他伸手拦住一个和我们年龄相仿的骑车学生：“麻疯住哪儿？”

学生歪着眼瞅我们：“胡同里第三个门，你们是哪儿的？”

山林揪住他的车把。脸几乎贴到了人家鼻子上：“少问，你管得着吗？再说把你牙撬下来。”

学生点点头：“得，得，你们横，你们横。”

山林气哼哼地放开他，这家伙一溜烟儿地跑了，跑出很远还不住地回头看。我们几个来到麻疯家门口，正要敲门却见两个年轻人从院里走出来。山林走上去，指着一个家伙的鼻子道：“麻疯，听说你最近煽大发了。你小子还认识我吗？”

我终于意识到这就是在学校门口截精卫的那个兔崽子，原来离近了看也那么回事。此时麻疯站在台阶上，他弯腰看着山林，犹豫不定，满脸疑惑。“你是，你是谁呀？”

山林怒气冲冲，脸上的黑坑越来越深：“瞧你那操性，一个月不见就把朋友忘了，不是欠揍吗？我们几个瓢了，借点儿钱花。”

麻疯脸上立刻闪现出一股惊慌，他本来想笑笑，可忽然像意识到什么似的，脖子立刻硬了起来。二头一看势头不对，突然原地跳起来，用手背照着麻疯的脸就抽了下去，嘴里还高叫着：“打就打这窝里横的，叫你丫扎毛儿！”

麻疯被打了个措手不及，他捂住脸倒退了几步，身子靠在影壁墙上。山林冲过去，在他腿弯儿里狠狠踹了一脚，麻疯腿一软便坐在了地上。我和二头像踢木桩子一样，没头没脸地照他身上踹去。周围顿时陷入了一片安静，天地间似乎只有我们踢人的“嗵嗵”声和嘴里发出的闷哼。我们的动作太快，麻疯除了抱着胸口，眼睁睁地看我们踢他外，竟半天也没想起来叫一声。这时我瞥眼看见和麻疯一起出来的家伙像兔子一样，沿着墙边跑了。

我们猛踹一顿，山林的片儿鞋都踹开口了。突然二头支着耳朵听了听：“快，赶紧撤。”他转身就跑，我和山林跟着跑出来。此时只见不远处的胡同里，几十个当地痞子抄着砖头、木棍，号叫着冲过来。我们看到这架势立刻就准备跑，山林、二头直奔自己的自行车，山林边向车上窜边喊：“颠儿（跑），快着！”
我知道事情不妙，脚下生风拼命向山林后车座上窜，可身子还没离地腰竟被人紧紧抱住了。原来被打得半死的麻疯已经缓了过来，他一把抱住我的腰，脑袋死死顶在我腋下，嘴里高叫着：“快点儿，别让他们跑了！”

我拼命挣了几下，麻疯这家伙抱得很紧，两只手跟上了锁似的，山林他们已经紧张得大叫了。此时我突然发现地上有块砖头，离手也就一米多远。我像疯子似的大叫一声，拼足力气一弯腰将砖头拣起来，然后照着麻疯顶住我的脑袋就敲了下去。“咚咚咚”几下，我的胳膊上立刻湿了一块，麻疯也像块抹布一样翻着白眼儿瘫下去。我抬腿正要上车，突然看见麻疯家隔壁的门开了一条缝，精卫露了半张脸正吃惊地看着我们，她满脸惊恐，嘴角上竟挂着一颗泪珠，我脑袋“轰”的一声，人像挨了一棍子似的，呆了。

此时山林破口大骂道：“你丫找死呐？你丫找死呐？”我马上反映过来，立刻向山林车后座蹿去。我刚离开，一块半头砖就飞了过来，差点砸到我脚跟上。麻疯冲上的同伙离我们已经很近了，山林、二头的自行车像疯了似的，我只觉得两个耳朵贴在了头皮上，后面的砖头雨点似的追着我们。

我们跑出了很远，才听不到后面的叫骂声了。二头把车停下，手扶着电线杆子喘气。我也下了车，胳膊下殷红一片，我赶紧把军绿外衣脱下来，卷成个筒，夹在后座上。“这是哪儿啊？”我茫然四顾，跑得太匆忙，连方向都找不到了。

“哎呦！”二头惊讶得四下瞧瞧：“咱们这一猛子都扎过长安街啦？”

山林哈哈笑了两声，他刚要说什么，却跟被孙悟空使了定身法的小妖似的突然怔住了，只见他大张着嘴，一脸似笑非笑的表情。我和二头顺着他的目光望去，不禁吓呆了。远处大马路上嘈杂得像开了锅，上千辆自行车组成的车队占满了整个马路，车队浩浩荡荡地向我们驶来，路过的汽车不得不停进小胡同。自行车队群情激昂，人们大呼小叫着，有的人还举着棍子一样的东西不停地挥舞。

“这回咱们跑不了了。”二头喃喃地说。

夕阳灿烂，大地被铺成一片耀眼的明黄色，柏油路上几个呆立的影子像剪纸一样滑稽。我突然产生一股荒诞的感觉，难道世界和我们一样都疯了？此时车队离我们近了些，原来那些挥舞的棍子都是报纸筒，人们高叫着却不是骂人。“古广明，牛逼！沈祥福，好样的！”“球王，荣志行！”

“咳！”二头长出口气，他一屁股坐在地上：“我还以为咱们死定了呢，原来是帮疯子球迷。”

此时游行队伍来到我们近前，车流如潮水般汹涌。有人对我们叫着：“小哥儿几个，别愣着啦，走哇！”

“去哪儿？”山林问。

“天安门，大家伙天安门聚齐儿。”球迷叫着。

二头摸摸脑袋：“有什么事？”

几个球迷异口同声地骂道：“你真傻假傻？3：0，揍科威特一个3：0。荣志行就是牛逼！”“我操，咱揍冠军一个3：0！”

山林向我们一挥手：“走，天安门聚齐儿！”