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北京爷们儿 (7)
送交者: 庸人 2006年11月15日16:13:10 于 [恋恋风尘] 发送悄悄话

BY 庸人

结局来得似乎太快了,二头作为斗殴的组织者被判了一年劳教,山林不知去向,狼骚儿在工读学校倒是挺踏实。最让我啼笑皆非的是精卫,我甚至还没来得及问她去的是哪所学校,急风暴雨般的争吵又让我们反目成仇了。
我突然感到了一股难以形容的孤独,好象一切跟我有关的人都走了,只剩下我在坚守着学业,继续着与老师的战争。大概有几个月的时间,我在学校里表现特好,老师都准备把我发展成当团员了。为这事教导主任特地找我谈了一回。“张东,你的表现不错,快中考了,你先写入团申请书吧。”其实教导主任私下里挺喜欢我的,她总跟别人说自己是恨铁不成钢。我站在她的办公桌前面,手揣在口袋里,腿顶在桌子角上:“我可不够资格,再说马上要考试了,我没时间。”

“写一百多字就行,耽误不了多少时间。”教导主任示意我坐下。“你的成绩一直挺好,就是周围的环境不好,沾染了一些坏习气也不能完全怪你。现在好了,可以安心学习了,这回中考学校就指望你了,一定要争气。”她笑得很开心。

“我要是入了团,考重点学校就有把握啦?”看着她阳光般灿烂的脸,我竟可怜起教导主任来。快四十的人了还这么幼稚,她真以为我本质不错呢。

“关键还是看你的成绩,但在分数相同的条件下,人家肯定考虑团员。”教导主任突然站起来,她走到窗口,操场上有不少同学在踢球。“快毕业了,你们都应该好好考虑一下自己的前途,人这一辈子混什么?不就是出人头地吗?千万别拿自己的前途开玩笑。”

我点点头,实在懒得理她。这时旁边的数学老师走进来,他已经是校长了。这人不错,上回麻疯到学校抄我们的事,他是唯一知情的老师,后来事情没闹大,数学老师也就没支声。“跟他说这些没用。”说着他照我腰上踢了一脚:“坐好喽,坐着还把半个屁股撂在外面。”

我朝他做了个鬼脸:“您直接骂我是牛不就完啦。”

“你不是牛,对牛弹琴没用是因为牛听不懂,可你小子是什么都懂,就是不爱听。”他指着我的鼻子说道,“我知道你小子是怎么想的,现在我人单势孤了,千万别惹事,这几个月一熬就过去了,好歹也得给家里一个交代。对不对?”他眼里充满笑意,甚至有些赞赏的意味。“这叫识时务者为俊杰,对吧?”

我被他逗乐了:“您说得不对,我这叫儿媳妇怀孕,装孙子。”

数学老师哈哈大笑,教导主任却气红了脸。我收敛笑容,然后向教导主任深鞠一躬:“您就没打我主意了,现在入团了,将来等我活过来他们就得开除我,那样不更惨吗?”说完我便离开了教师办公室,后来教导主任再没提过这件事。

毕业时我到学校领成绩单时又碰上了数学老师,那时我们说话更随便了。“你怎么知道我当时的想法?”

“文革刚开始时,他们说我们家出身不好,要批斗我。但是我也想忍忍就过去了。”数学老师笑着说。“跟你说的差不多,装了好长时间的孙子。”

“那后来呢?”

他四下打量一下,附近没人注意我们。“现在我不是还在装孙子呢?装到退休算完。”突然他眉毛拧成了个疙瘩。“你们这种孩子的心理我明白,可不明白的是我当时情况特殊,装装孙子也就算了。你们瞎蹦达什么?”

“我们也是受迫害的,从小到现在一直受挤兑。”我想起小时候的事就恼火,特别是势利眼的小学老师。

数学老师不解地看着我,他使劲摇着头:“不知道你们的小脑袋里在琢磨什么,再过些年你就明白了,社会永远是不公平的,再过五百年都一样。”

其实中考并不难,成绩公布后我就放心了,高出了重点分数线一大块。但那个暑假太漫长了,我常常有些无所事事的在街上转,偶尔也去回天坛,我从来没买过天坛的门票,翻墙进去就行了。然而我逐渐开始讨厌天坛了,在那密不透风的树林坐上一会儿,记忆便会突然回潮,好象总有人在自己后背狠狠敲着,那悲从中来的感觉,十分不舒服。
有一次我在街上溜达时,竟看见了大庆和卫宁在一起,他们迎面走过来。大庆以一种胜利者的姿态向我笑着,我的确发现他的食指不见了。“张东,听说你考上重点学校啦?”他穿了一条九寸口的的确良喇叭裤,喇嘛镜上还贴了块白商标,球鞋上的大白擦了三两多。大庆满脸笑容地走过来,很亲热地拍着我的肩膀。我发现卫宁在旁边很不自在地扭着脖子,自从二头被劳教后就没怎么见过她。

“混个去处。”我依然看着卫宁,她的脸一阵红一阵白,眼睛一直瞥着旁边。“卫宁,你怎么不回家?”我知道卫宁成绩很好,却偏偏看上大庆了。

大庆用身体挡住我的视线:“我们刚看完电影,一会儿我请她去老莫吃西餐。”说着他把手伸到口袋里,紧接着我便听到钞票摩擦时发出的“嚓嚓”声。

我上下打量着大庆,一个人说话总有些没底气:“你真出息了,哪儿来那么多钱?拣到金子啦?”

“我姐跟二秘结婚了,知道吗?婚礼就是在珠市口教堂里办的,特提气!”大庆使劲揉了揉鼻子。

“不对呀?我听说你姐都有孩子了。”

大庆一把将我拉到一边,神秘地说:“人家美国人开放,抱着孩子照样举行婚礼,哪像咱们似的,没劲!我姐说了,过两年就把我接美国去。”

“你去美国干嘛呀?”此时我看见卫宁小脸通红,她眼睛一直在大庆的后脑勺上转悠。

大庆想了想:“管他呢,先去了再说。”

“你真要去美国?”卫宁终于忍不住了。

“那——那肯定带你一块去呀。”大庆很尴尬地看了我一眼。

我的手直哆嗦,恨不得把卫宁抓过来狠抽一顿。“卫宁,你赶紧回家吧,快开学了,你哥再过几个月就回来了。”

“你又不是我哥,你管得着吗?”卫宁狠狠白了我一眼。

我斜着眼看大庆,嘴角不住地哆嗦:“他哥早晚得回来。”

“那又怎么样?”卫宁一下躲到了大庆身后。

“东子,我可够仗义的,是他哥先打的我,你看见啦对不对?那次你还给了我一拳呢。”说着大庆不自觉地摸了摸耳根子。“后来派出所的来调查,看在卫宁的面子上,我可说了他不少好话,要不没准他得判三年。”

我头发根里痒得厉害,手指着大庆闷声说:“这么说我得替二头谢谢你啦?怎么你就没给抓起来?不是你约的架吗?”

“我是受害者。”大庆举着那只少了个指头的手给我看。“再说,我们院里去了好几十口子呢,抓谁呀?有本事派出所把军长的儿子抓走。”

“你小心另外那几个手指头吧。”说完我转身就走。路上我气得坐在马路上缓了好久,不知识卫宁吃了什么迷魂药,更想不出二头回来会闹出什么事端,最近听说他爸的病越来越重了。

不久我便离开了那一带,正像老师们预言的那样,考上好学校就会离开排子房,虽然我家仍住在那排子房里,但很多人私下里已经叫我大学生了。

我高中那两年过得很平淡,重点学校的学生似乎跟我们是两个世界里的生物,他们傻得可爱,很多我眼里天经地义的事在他们看来简直是神话。有一次我无意中说家里粮票不够用,老得朝邻居借。几个同学当时就笑了起来,第二天就有人拿来三十多斤粮票,说是家里根本用不着。他特奇怪为什么他们家粮票富裕,拿粮票的同学说多吃点肉粮票不就剩下了吗?后来我才发现班里的同学绝大部分是干部和知识分子家庭的,我们家的排子房倒成了稀罕物。

还有一件事让我非常难过,无论我怎么努力,成绩再也不可能排到前几位了,实际上我成了那里的中等生。重点学校的生活太平淡,以至我连一个象样朋友都没找到,倒是初中同学的身影令人怀念。

有天放学,我急急忙忙想回家。秋深了,落叶飘零着,满街都是枯黄的树叶。
刚出校门就看见狼骚儿带着几个人拦住了一个女同学,他嬉皮笑脸地要把人家往胡同里堵。那个女生叫柳芳,和我是一个班的。她高高的个子,有两条修长的腿,平时我们没什么交往,在班里至多是点点头。狼骚儿的哥们儿张开手,把柳芳堵在胡同口:“盘儿挺亮的,一块儿看电影吧,想看什么?”

“《大屠杀》不错,是非洲的,全是黑人。“狼骚儿指手画脚地说。

拦住柳芳的家伙摆摆手:“没劲,就名字挺招人的。还是去看《神秘的黄玫瑰》吧,有个姑娘跟你长得差不多。“说着他竟伸手去抓柳芳的头发。

柳芳跳出好几没米,她满脸通红,头发都立起来了。那几个家伙哈哈笑着扑过去,把她围在中间,有的拽头发,有的干脆揪柳芳的裤脚,狼骚儿则一个劲抹自己的嘴,他把脸凑近柳芳的脸:“让我亲亲吧,就一下。”柳芳吓得用手乱摆,结果一下子打到了狼骚儿的脸上,“啪”的一声脆响,在场的人都呆了。

狼骚儿摸着脸站了一会儿,逐渐这小子脸上居然出现了怒气:“不就是重点学校的吗?牛什么?”他指着自己带来的几个人道:“告诉你他们都是群流氓,他们的事我可管不了,你要是不跟我去看电影,我可想不出他们还会干什么。”狼骚儿抱着胳膊,像欣赏自己的杰作。此时马路上有不少我们的同学,可他们大多像没看见似的急匆匆地走,有几个想发作,却只能站在远处瞪眼。

我走到了狼骚儿后面,抬手在他后脑勺上狠狠敲了一下:“大白天的,你也太无法无天了。”狼骚儿恼怒地地抡起军挎向后面打过来。我一把攥住他的军挎的带子:“你真牛,装着菜刀呢!给我一刀。”说着,我把脑袋伸了过去:“照这儿砍,剁不下我的脑袋来,你可不是人养的。”

狼骚儿看到是我,尴尬地笑道:“我知道你在这所学校,带几个哥们儿给你拨份儿。”这时那几个家伙停手了,可柳芳还是被众人困在中间。

“我用你拔份儿?这学校的人放屁都不带响儿,你就是觉得这个学校的孩子老实,找便宜对不对?”我松开他的军挎,此时柳芳看我的眼神跟垂死的大熊猫见到科考队似的。

突然狼骚儿的朋友里有人站了出来,他很不耐烦地说:“你谁呀?”

狼骚马上用手向下压了压:“他是张东。”

“你是东子?听说你练过武,学习还特别好。”那家伙的气焰刹那便熄灭了。

我苦笑了一下,没想到自己在街面上还有些名声。“都是朋友瞧得起,其实我就是见到怂人压不住火。”

那家伙瞪着眼想了想,便蹲到旁边去了。

狼骚儿指着柳芳,眉毛眼睛挤在一处:“怎么着?看上啦?”

“去你大爷的,我们一个班的,我没看见也就算了。要是看见不管,我还怎么混哪?你瞧你那点儿出息,专门到这种学校来闹,有本事你带人把旱冰场平喽。”我向柳芳挥挥手,示意她快点儿走。

“我不是想在重点学校磕几个妞吗?在这种学校拍婆子多提气!你就成全我一回吧。”狼骚儿说这话时竟眼冒红光。

“人家不愿意,你也差不离儿就得啦。”我一把将他口袋里的烟掏了出来,指着柳芳道:“我要告诉你,我真看上她了呢?”

无论怎么说狼骚儿都是发小儿,他当时就带着自己的兄弟走了。第二天我舍身救美的事迹就在学校里传开了,很多不相识的同学见面就点头,可不久我便发现传说有点儿走样,什么张东是护城河外第一大玩儿闹,派出所抓过我三次,我在右安门耍板儿砖,一回就拍趴下五个。我越听心里越不是滋味,实在听不下去了便在操场上找到柳芳,让她为我辟谣。柳芳竟坦然承认了,这些话都是她说的。

“你这不是陷害我吗?”我大惑不解,女人的心思真是怪。“咱们班有个大流氓值得自豪吗?”

柳芳靠在一棵树上,眼睛一直看着自己的鞋。“你本来是好人。”

“我本佳人,误入贼圈,可这种话传出去,好人也变成坏人了。”我搞不懂她是怎么想的。

“当坏人又怎么了?你怕当坏人?”柳芳突然投来极富挑战意味的眼神。

我一呆,是啊,当坏人又怎么了?坏人、好人有什么区别?

“你愿意保护我吗?”柳芳走上一步,她几乎跟我差不多高,说话时目光根本不用向上抬。

“我不想当保镖。”我准备走。
“我是说,我们在一起。”柳芳的口气竟有股斩钉截铁的味道。

我浑身一哆嗦,脚下一软,身子竟向前栽出了几步。“这要在外面叫倒磕,你懂吗?很丢人的。”

“我懂了,我做的事叫倒磕。”柳芳的那双妙目一直盯着我,似乎要从我脸上找出点儿东西来。

我脑子里全是精卫的影子,一股心酸的感觉涌上来,眼眶都有些湿润了。

我到底会有几个女人?我不知道,正如这满操场的落叶,谁又能数清楚呢?它们或飘到河里,随流而去;或落进树坑里权充肥料;或干脆被扫地的老太太堆在一块儿烧掉,化成灰烬,什么都没剩下。可在树上坚持到最后一刻的究竟是哪一片?又有没有呢?我忽然想起一篇法国小说,主人公是个病入膏肓的小女孩。她久病不治,岁数不大就开始伤感秋风无情,把小命儿押在窗外老树的最后一片树叶上。医生断定此女没救,病人的邻居是个善良得有些迂腐的穷画家。他为了不让病人的求生希望随落叶飘零,在风雨之夜把一片画好的树叶挂到了树上。不久,女孩痊愈,画家却得了风寒,一命呜呼。

此后我经常和柳芳出双入对,偶尔也跑到公园去玩儿。高中时老师们对学生谈恋爱的事已经见怪不怪了,大多是睁一只眼闭一只眼。

有一回我们跑到了陶然亭,春天降临,碧波如锦,杨柳扶岸,花木争风斗艳、姹紫嫣红。我们躲在树林深处的一个长椅上,边聊边吃冰棍,我特能吃红果的,三分钱一根儿,状态好的时候能干掉一盒。那回可能是天气刚转暖,吃猛了,刚吃三根太阳穴就疼起来,疼得我趴在长椅上直哼哼。柳芳吓坏了,她抱住我的头拼命摇晃却不知该怎么办。好一会儿我才缓过劲儿来,可这时我的确不愿意挪动了,趴在女孩怀里的滋味真舒服,我假装疼痛地耍起了赖。

不久我便听到了柳芳砰砰的心跳声,我长出一口气,索性一把将她搂进怀里,柳芳的鼻子里发出曼妙无比的轻吟,那声音就像刚出生的小猫,偎在老猫怀里轻柔的叫唤。我们热烈地拥抱着,浑身的骨头节啪啪做响。我们相互摸索着,探寻着,终于炙热的双唇碰在一处,那原始而充满野性的冲动涌上来,我艰难地吻下去,像接受一次崭新的洗礼。仰起头,我突然发觉脑袋有点儿晕,像坐久了的人猛地站起来发昏一样。恍惚中,我依稀看到有什么东西在柳芳眼里转了几圈。此时她似乎无法承受自己的体重了,身体不知不觉中已靠在我肩上。我看见柳芳的脸已经发白了,手也在不住地颤抖着。

我们在长椅上重复那古老的游戏,像两个动作僵缓的木偶,苦苦搜索着对方的目光,热烈得像寻觅久已逝去的童年梦想。可那目光刚一接触,便立刻分开。那眼神炙热得似云层里突然崩现的阳光,期待而无法承受、拥有却总是陌生。渐渐我汗津津的手沿柳芳的小臂慢慢攀上来,它艰难而倔强向上摸索着。有种异样的感觉让柳芳浑身颤栗,每一处毛孔都炸开了。她渴望着、迎合着,身体像一张拉开的弓,她在尽量显示自己的存在。而我温柔的手指则像一个初入江湖的少侠,他在游历、在惊喜、在探询。现在柳芳就是那双手探询的一处风景,这儿有山川大河,有峰峦叠嶂。此刻她终于开放了,而游客就是那个刚刚还头疼欲裂的家伙。

突然有人在树林外叫了起来:“干什么呢?干什么呢?”

我顺声望去,只见一老一少走来两个人,他们胸前都带着公园管理员的小白牌,径直向我们走来。我和柳芳对望一眼,周围好象再没有别的人了。

“看什么呢?说你呢。”年轻的管理员是个瘦子,他扯着破锣嗓子喊。

我偷偷把弹簧刀塞到柳芳口袋里,我担心他们是联防队员:“怎么了?”

“腆着脸还问呢?”瘦子瞪着我们胸前的校徽道。“学生不张罗好好上学,跑这儿来搞对象。”

“今天是星期日……”柳芳还想说下去,被我一把拽到一边去了。“拉屎蛋动,你们这俩多事精!”我的怒火一下子撞到了脑门上,两个混蛋!

“那——那……”岁数大的管理员有四十多岁,不知他是真结巴还是觉得理亏。“那你们也不能在公园里搞。”

“我又没去你们家搞你闺女,老不死的你管得着吗?”我指着他的脸骂道,老管理员差点被我骂哭喽,他眼巴巴地看着瘦子。

瘦子也没想到我这么横,他眨眨眼睛,壮起胆子说道:“你们搞对象还有理啦?我抽你小崽子信不信?”说着他大摇大摆地走了过来。

我手指柳芳,说话的声音都发颤了:“你赶紧走,别在这儿碍事。”

柳芳强忍住眼泪,她点点头:“我在外面等你。”

此时瘦子走到近前,眼睛一直瞟着柳芳远去的影子:“别走哇,搞对象还知道难为情呐……”

我趁他不备,突然揪住他的头发向下一拉,膝盖拼命向上顶,就听见扑的一声,瘦子立刻就跪在了我面前。他双手捧脸,鲜血从指缝里流出来,袖子立刻就红了。我不再理他,转身就奔老管理员去了。他张着嘴,表情滑稽地看着我,似乎不相信这是真的。我冲到近前这老家伙还没反应过来,我狞笑着跳起来,全身的重量和气力和集中到了右拳上,照准他的腮帮子就是一下。老管理员像风筝似的左右晃了几下,然后枯通一声摔倒在地。

我撒腿就向公园大门方向跑。天快黑了,公园里游人很少。没几分钟我就跑到了陶然亭东门,远远我就看见柳芳正在大门外向公园里张望着。我刚跑到大门附近,就听见后面传来了杀猪似的叫唤:“抓住他,打死人啦,抓住他……”我回头一看,瘦子正在后面追呢,他满脸是血,表情狰狞,鼻子叮楞当啷地左右甩着。这时公园大门边蹿出几个人,他们吆喝着:“谁呀,怎么啦?”瘦子边叫边指着我。“就是他,穿喇叭裤的,别让他跑喽。”

此时我已经冲到了大门口,那几个家伙见状便一起堵在门口了。“别动,我们可是联防队员,专门抓小流氓。”他们嘻嘻哈哈地笑。
我低着头,加快速度拼尽力气向其中一个撞过去。他惨叫一声,皮球似的滚出去好远,再没见他起来。我也跟着滚出去了,站起来时,柳芳就在面前。“你赶紧走。”我冲着她大叫。这时不知谁重重给了我后背一拳,我站不住,冲到了柳芳身上,两个人一起倒下了。等我坐起来时,已经被公园的人包围了。瘦子钻了进来,他摸了把脸上的血,鼻子彻底瘪了:“你跑哇,你再跑一个我瞅瞅,今儿我非拔了你的皮不可!”

“怎么档子事?”旁边有人问。

“俩小崽子搞对象还不服管,把许大爷都打了。”瘦子咬牙切齿地说,可他一使劲粘稠的红色液体便从鼻子里流出来,糊得满嘴都是。

“打!打折他的腿!”“送派出所,拘留他。”“对,连这姑娘一块儿送。”周围人嚷嚷着。我冷笑一声,身上像被火烤着一样难受:“我死得了吗?你们要是弄不死我就一个都别想活!”

他们相互看了一眼,瘦子狠狠向地上啐了一口血:“就打他这嘴!”说着几个人向我扑来。我正要起身,突然觉得手里多了样东西,原来柳芳把弹簧刀塞过来了。我大指一扣向外一甩,明晃晃的刀尖“刷”地露了出来。这时所有人脸上都呈现出极度的恐惧,有的人反应快拔腿就跑。我一手撑地,另一只手的大拇指压在刀背上,向冲在前面那人的大腿上就挑了下去。那家伙“嗷”的一声就坐在地上,我挥舞着弹簧刀站起来,瘦子来不及收腿,已经冲到了面前。我把刀向前一伸,还没扎到他身子,瘦子就大叫起来,我照样在他肚子上挑了一下。瘦子叫得已经不成人声了,他双手捧腹,站在当地闭着眼睛大叫。

其他的人就跟变戏法似的,刹时全不见了,只剩下瘦子、我和柳芳,连地上躺的那个家伙都不见了。我跟泥塑似的盯着瘦子发呆,他一直在叫唤,脸上的肌肉都快撕裂了。我竟开始奇怪起来,人的表情怎么会如此复杂呢?那不就是几块肉吗?怎么就像孙猴子似的千变万化,神通无穷呢?

正在我茫然而不知所措时,有人跑过来,拉住我和柳芳就往马路对面的胡同里跑。后来我一直纳闷,已经打红了眼的我怎么没给他一刀呢?我曾问过他,他的回答极富哲理:“你没在我这儿感觉到敌意。”

这个拉我跑的人是山林。我们一口气跑了几里地,连转了七八条胡同才停下来。山林靠在墙上喘气,柳芳已经蹲在地上起不来了,我则傻忽忽地瞪着俩眼四下张望。“没,没事了。”山林咽了几口唾沫才把这三个字说完。

我点点头:“都是挑着扎的,他们都死不了。”

“放心,就是死了也找不到你。天都快黑了,他们保证连你的模样都没记清。”

山林过来拍了我一把。“二头呢?”

我大喘几口气,心跳终于正常了。“他还没出来呢。”

“不就判了他一年吗?”山林揪住我的脖领子。

我还是精神恍惚,说话有气无力,索性任凭他抓着:“加刑了。他在里面闹事来着。你这一年多干什么去了?”我一直在打听他的下落,可山林这家伙一年多来竟像人间蒸发了一样,谁也找不到他。

“我在南方跟一个老板倒烟呢。”他指了指柳芳:“她是?”

我走过去把柳芳拉起来:“你没事吧。”

柳芳面无表情地看着我,她突然扑过来搂住我的脖子,哇哇大哭起来。我一边安慰她一边向山林苦笑。

当天山林请客,我们在家小饭馆里坐到十二点。原来山林在护城河之役后跑到了河北,在那儿他碰上了一个倒卖进口香烟的老板,老板看山林仗义就把他带在身边。山林做了一年多马崽,钱没挣到多少,世面却见多了。

“那你怎么回来了?”最后我问他。

“老板折了,听说给判了十年,我好不容易才跑出来,一年多的辛苦算是白受了。”山林沮丧地说。

柳芳皱着眉问他:“你以后干什么呢?”

“我想在附近摆个烟摊,烟这玩意儿真挣钱,张东就是上学,要不我都想叫他一起干了。对了,红玉现在怎么样?”山林转向我。

我张着嘴想了许久:“我真不知道,自从你跑后我就没怎么见过她,她现在高三了吧?”

山林失望地看着屋顶:“以后再说吧。”
第二天我特地去剃了个头,剃得非常短跟秃瓢差不多,到学校时柳芳险些没认出来。我提心吊胆了好一段时间,陶然亭一直到现在都没敢去过,后来山林说这种案子太小,根本不值得派出所兴师动众。过了几个月我和柳芳还在谈论这件事。“你反映真快,要是没那把刀咱们俩就完了。”有一次我这样夸她。

“宁肯捅死他们,我也不能进派出所。”柳芳捧着脸说。

“真死了,咱们也完了。”我又摸了摸自己的腰,已经不敢带刀了。

不知为什么,那阵子突然流行起读朦胧诗来,“忽如一夜春风来,千万诗人下凡间。”我们学校更是疯到了几乎人手一本诗集,大家全装出副愤世嫉俗的样子。等我知道这种时尚时,本人已经落伍了。
第一次看朦胧诗还是柳芳拿来的,自从陶然亭那次生死与共后,柳芳就像换了个人,她把全部心思都用到了我身上,甚至偷她老爸的烟给我抽。有一次他拿着一本诗集说:“看,朦胧诗,他们的思想真深邃呀!你就会瞎贫嘴。”我不置可否地笑笑,随手翻看才看了五六页,便哈哈大笑起来,连鼻子都笑歪了。“你笑什么?”柳芳被笑糊涂了。

“诗?这叫梦呓,也就蒙蒙你们这些傻人。”我一甩手把诗集扔在地上。

柳芳赶紧跑过去拾起来:“你怎么这样啊?看不明白就说看不明白,也没人笑话你。”

“你以为你明白啦?连作者都说不明白的事你怎么可能明白?”我嘴里一个劲的吁着。

柳芳呸了一声:“不要诋毁文化!”

“这种东西也配我去诋毁?这种东西也叫文化?纯粹是茅坑里的东西。我一天能写出八首来,不信你试试。”我叉着腰说。

“要写不出来呢?”柳芳死命地瞪我。

“现在就写。”我找了支笔,学着诗集里的口气写了起来,也就十分钟的工夫,一首像模像样的朦胧诗就出笼了。柳芳拿着诗,读了半天,边读边诧异地望我。“怎么样?没骗你吧?要不你让其他同学看看。”柳芳真拿着给其他同学看了,她倒聪明,没说是我写的,说是让同学们猜猜它的作者是谁。有人说是西岛的,有人说是江水写的,有人甚至说这是现代诗鼻祖波德莱尔的手笔。

柳芳把结果告诉我时,我笑得一个跟头折了出去,最后不得不使了一大卷卫生纸才把鼻涕擤干净。“我说是骗你们的吧!”

“也许是你有写诗的天赋。”柳芳很认真地说。

“我还是老舍转世呢。对了,老舍去世的第二年生的我,你说这是不是有点儿巧合?”我假装惊讶地问她。

柳芳摸着自己的脸:“你说有转世吗?”

“有,肯定有,要不我写诗的才气哪儿来的?”说完我再也忍不住了,一个响屁把柳芳吓了一跳。

我所在的高中是市重点,集中了全区的尖子生。我拼死拼活,除了语文成绩突出外剩下的科目都稀松平常,平时老师们也注意不到我。其实高一时我就对学习失去了兴趣,原来我是学校的尖子,拼命学多少有点逞能的意思。到了重点学校,这个动力也就没了。有一次我还是被教导处请去了,而且毫无理由。高中的教导主任是个男的,生就的一副娘娘腔,听他说话得使劲提臀收腹,要不肠子里那点东西就有向外喷的欲望。他坐在办公桌后面,上上下下仔仔细细地端详了我许久:“你就是张东?我倒是早听说过你,你初中的教导主任是我的同学。”

我咬住嘴唇才没笑出来,这家伙看来当不了地下党,没动刑就全招了。

“你的好话我听了一些,坏话嘛……”他的眼睛眯成一条缝,一个劲在我脸上扫描着。偏偏我长了张猪脸,面对老师时更是脸蛋子一耷拉,睫毛都不带动一下的。“坏话也有。”说着他拿出个信封向我挥了挥:“有人寄来一份关于你的材料,你以前的事我可是了如指掌了。”

“我以前的事挺多的,小学时我自己组织人办了个学雷锋小组,专门帮教工大爷打扫卫生,等我们毕业时老头都感动得哭了,学校还给我们发了个奖状呢。您可不知道,那时学校的活儿都是我们干的,老头那几年的工资跟白拿一样……”我唾沫横飞地侃了十来分钟,把我这辈子干的好事全部总结了一遍。

最后教导主任不耐烦了,他双手捧住脸,鼻子纵成一团。“没有了吧?”

“我初中时参加区物理竞赛,路上……”

他双手向下一按:“就到这儿吧,就到这儿行吗?”

我傻笑着点点头。

教导主任无聊地叹口气:“揭发信总不会是什么好事,我也不一定全相信。”

“您圣明,有人要是说二战是我挑起来的您信吗?背后扎针的都是小人,他们保证是干部子弟,我们这些双职工的孩子不懂这套……”

教导主任继续摆着手,他甚至痛苦地咽了口唾沫:“行啦,我不会当回事的,你回去好好上课吧。不过我们学校的学生可从没一个人敢用这种口气跟我说话,你年轻轻的怎么油嘴滑舌呀?”

“人家是干部子弟,出身好,谁敢得罪他们?我是胡同里长大的贫民,想怎么捏就怎么捏。”我从始至终都用一个口气说话,连眼睛都没眨过。

教导主任的脸腾地红到了耳根,他歪着嘴示意我出去。我笑着离开了他的办公室。后来我一直想知道揭发信是谁写的,写了什么,可总没机会。也许人生的很多事都是这样不了了之的,但我相信那次给教导主任的印象极其不好。

高二时二头出来了,我特地请了半天假和山林一起去车站接他。二头下车时差点没认出山林来,他险些用书包把迎上去的山林抡开。直到山林开口说话,他才恍如隔世地大笑起来:“你这个脑袋可真有学问。”他指着山林的发型:“这是怎么弄的?”

山林烫了个爆炸式,可他头发太硬,发花没卷起来,头发却跟立着似的根根向上。我大笑着问二头:“你看他像不像个狗尿苔成精?跟你差不多了。”
山林把我推开,他接过二头的包,神色有些忸怩:“我跑了一年多才回来,现在还不敢住在家里呢。”

二头叹息着,拍拍他的肩膀:“幸亏你跑了,要不得判三年,听说挨了你一枪的那个孙子光整容就花了一千多,就这样还一脸麻坑呢。”

山林颇有些感伤地攥了攥拳头:“走吧,今天去我那儿。”

我们一起来到山林的住处,他在花市附近找了间平房,据说是个朋友的产业。这地方简直是个猪圈,墙上贴满了半裸的美女和香烟招贴画,连顶棚上都刷成了三五的藏蓝色。地面根本无处下脚,全是废烟盒,我们不得不坐在烟堆上。

“你这买卖不错呀。”二头一进屋就晃脑袋。

“挣不了几个钱,偷着卖,一天也走不了两条。要是玩儿上批发就牛了,我以前那个老板一年能挣一百多万。”山林狠狠地说。

“鬼子烟儿全是走私的吧?”我问他。

山林哼了一声:“不走私怎么挣钱呀?”

这时二头打开一条烟,他拿着烟盒翻来覆去看了半天:“这是什么烟?”

“伦敦的。”山林拿出另一条烟,包装是金黄色的:“抽这个吧,这烟不错。”

我也拿过一盒来,吃力地拼着那几个字母:“头一回见这烟,西——西——”

“希尔顿,美国烟,挺冲的。”山林道。

二头拍了下大腿:“人家美国没法不发达,瞧人家的烟盒,看着就气派。”

“要不那么多人想出去呢。”我点上一只烟:“这两年北京人就跟耗子搬家似的,全往出跑。我们那个学校,全是好学生吧,可凡是英语学得好的没一个不想出去的,现在的事!谁要是有个外国亲戚,他们一家人都跟长了尾巴似的,都他妈是贱民!”

二头低头不语,山林却手指着我:“你是吃不着葡萄。”

“我挺爱国的,谁要是在我面前说外国这好那好,我真不爱听,揍丫一顿的心都有。对了,你知道日本人怎么进来的吗?”

山林笑着摇头。

“汉奸太多!谁要能发明一种药,全国人民都吃,好人吃了没事,汉奸吃了就死,那我给发明家磕头。”

山林大笑着指我:“没准连你也死了。”

我们正笑着,二头突然说话了:“大庆那孙子没死吧?”屋里顿时安静下来,我静静地数着自己的心跳,最后几乎都看见自己的鼻子眼了。

山林默默抽着烟,好久他才开口:“你是问他姐吗?听说真嫁美国去了。”

“我是问他和卫宁还来往吗?”二头面无表情地盯着我们俩。

我一直没抬头,其实我已经在街上碰上他们好几回了:“他们来往好几年了,没准大庆是真心……”

“真个蛋!”二头嚷嚷起来:“他他妈会有真心?那孙子一直想报复咱们,我们在拘留所里单独谈过一次话,知道山林改试卷的事是谁报告的吗?”

山林仰起头,一丝阴影在他脸来回闪着:“是他?”

“我当时跟卫宁聊过这事,她当个笑话似的跟大庆说了,这孙子使阴招。”二头使劲扯着自己的头发。

“他告诉你的?”山林不动声色。

“可不是?他美着呢。这孙子说:‘你们这群胡同串子早晚都是监狱的料,我是谁,我爸是高干,连你妹妹都喜欢我这样的……’”

山林狂暴地跳起来,他翻开床板露出好几把刀:“我宰了他!”

我一下把他扑在身下:“不一定今天宰吧?”

“你起来,我今天非宰了他不可!”山林在我身下怒吼着。

二头坐在原地没动:“宰了他有什么了不起,一刀就完了。”

我和山林同时回头看着他,这家伙好象在深思。“你什么意思?有更好的招儿吗?”山林被我压得喘不过气来,他边说边向起顶我。

“这两年我算是想明白了,什么最重要?咱们哥们将来靠什么?钱!就是钱大爷!”二头疵着牙,眼珠子都立起来了:“只要有了钱,全国人民都是你儿子,信不信?早晚是这么回事。等我有了钱,让大庆给我舔屁股,他都得干。”二头使劲拍着大腿:“到时候我睡他妈都行。”

“这不是废话吗?你到底什么意思?”山林还没明白。

“挣钱呗。”二头揪了把自己的鼻子:“明天我就到菜市场卖菜,我就不信我挣不到钱!”说着二头站起来,他对山林道:“先借我二百块钱,我们家已经欠一屁股债了。”

没几天二头就托狼骚儿在菜市场找了个摊位,开始卖菜了。狼骚儿自从工读学校毕业后就在农贸市场倒腾水产,已经卖了一年多,据说他尿炕的毛病吃生鱼治好了。不过狼骚儿自己却说时运不济,最近又添了两个新毛病,一个是脸上起牛皮癣,一片一片的跟鱼鳞似的。另一个毛病更可笑,他无论走到哪儿,后面都跟着一群野猫,死了妈似的叫唤,不少人都认为他是偷猫的。山林依然在东躲西藏地倒卖香烟。我还在上学。
转过年我高三了,一点儿看杂书的工夫都没了,我们像头驴一样天天趴在桌子上背课文。重点学校就是这样,似乎每个人都有心计,有个家伙硬说有一道题高考必考,可他就是不告诉别人,结果这个家伙高考的前三天抽开了羊脚疯。

柳芳忙着收集各所大学的简介,最后我们决定一起报考天津大学,一来离北京近,二来好歹算个重点,我们的成绩也差不多。

离高考只有两个月了,我感觉自己和白痴已经没什么区别了,看见白纸黑字就恶心得想吐。山林和二头找过我几次,看见我的样子无不幸灾乐祸,二头甚至说:“你小子简直就跟一棵烂白菜似的,幸亏我学习不好。”

那次山林又来了,他说搞到了两张球票,世界杯外围赛的,中国对香港。他死活要我一起去散心。那时老师们宣布:大局已定,以后你们最好的复习是给自己放松心情。我想想反正这样了,索性去疯一把。

其实我本来就是个球迷,自从中国队3:0干掉科威特后,我就一直关注着国内足球的发展,上回曾雪鳞拿了亚洲杯亚军后我兴奋得半夜没睡着。这次冲击世界杯,应该十拿九稳。香港队不过是我们前进道路上的一碟小菜。可惜前几场比赛父母和老师跟看贼似的盯着我,不然我早去了。

那天我们是骑车去工体的,路上就觉得人流如潮,群情激昂,似乎所有人都是去看球的。到了工体,那场面就更不一般了,人们挥舞着几百面红旗,体育场周围简直成了红色的海洋。有一个家伙提着面耍猴的铜锣,在人群里一边跑一边汀汀镗镗地敲,锣声清脆而急促。有人问:“什么讲究?”那人大笑着喊:“好好耍耍香港队呀!”还有些年轻人,他们骑着自行车围着体育场转,每辆车后座上都站着一位。自行车在人群中穿行,后座上那几位居然稳如泰山,没一个掉下来的。他们边骑边喊:“几比几?”人群中马上有人接口道:“5:0”

“热闹吗?”我们把自行车存好,山林笑着问我。

“前几场你都看了?”我感到耳根发麻,胸腔里有股热气一个劲往上漾。

山林点点头:“前几场气氛可差远了,对手全是傻逼!这才叫看球呢。”说着他一下把上衣脱了下来,光着膀子在前面走。

“等会儿,我买几瓶汽水。”我高高兴兴地跟在后面,不远处的汽水摊已经人满为患了。

我们几乎是被人流推着进去的,走进体育场耳朵便什么都听不见了,就像无数只马蜂在耳边飞舞。人声如潮水般狂哮着、嬉戏着、欢呼着。似乎什么都能成为庆祝的借口。每个看台都有几个人带头指挥,喊声嘈杂,根本听不出他们在叫什么。大部分人都脱了衣服,他们把衬衫捆在胳膊上,拼命地挥舞。上层看台更热闹,有人举着红旗竟把大半个身子探出来了,我真替他们捏了把汗。

我们身边坐着一位鬓发斑白的老者,他兴奋地问我:“能赢几个?”

“最少三个。”我说。

“对,在香港让他们蒙了一回平局。小伙子,张宏根、年维泗的时候我就看球了,先农坛跟印尼2:2那场我就在,那时还没你们呢。这回肯定能冲出去。”老者边说边拍着大腿,跟音乐老师打拍子似的。

这时国家队出场了,我所在的看台离通道很近,我清楚地看见国家队的球元们一个个表情麻木,动作僵硬,有几个走路都成一顺边儿了。倒是先出场的香港队嘻嘻哈哈的,格外轻松。

“你估计能赢几个?”山林趴在我耳边喊。

看着那些在场里热身的队员,我突然有种不祥的预兆:“反正踢平就出线。”我大声嚷嚷着,但在挤满八万多人的体育场里,我的声音还没蚊子声大呢。

几分钟后,球赛开始了。

多年后很多人都说那场比赛的压力太大了,运动员们在如此压力下焉能发挥出正常水平?结果国家队自此落了病,见了老鼠都当老虎打,在老虎面前几乎就没力气折腾了。这都是后话,当时我们是真着急。
比赛开始后,国家队的爷们一个个如铁甲机器兵,他们拼命向前冲,甚至连弯儿都不会拐。而他们每次拿球都会引来排山倒海般的呐喊声,人们撕叫着,玩命跺着体育场的水泥地面,全场像打雷似的轰轰声,我看见不少维持秩序的警察也跟着咬牙切齿地较劲。

突然意外发生了,香港队先进了一个球,那个球纯属意外,而且是香港队的第一次射门,全场立刻陷入了死一般的沉寂。

老者在我身边小声嘟囔着:“怎么都不会传球了?古广明,往里切呀!老想一脚把人家踢死!”我紧紧攥着汽水瓶子发狠,有两次国家队射门未进,我差点把瓶子甩出去。

中场休息是在令人窒息的宁静中来临的,大家抽烟的抽烟,喝汽水的喝汽水,要不就聚在一起小声嘀咕着。没一个人离开看台,大家期待着奇迹,像死刑犯在等待最后的特赦令。

下半场比赛开始了,国家队一如既往犯臭,甚至连拿球的勇气都没了。虽然一直压着香港队打,可足球就跟安了弹簧似的,高来高去地在空中转。

看台上的嗡嗡声越来越大,有人已经开始骂街了。这时我们后面两三排的地方,突然站起来一个中年人,他表情亢奋,两只眼睛几乎挤到了一处,这家伙振臂高呼道:“打倒资产阶级走狗,打倒……”附近看台上只有他在大叫着,我们回头看着,那一刻我感到一种荒诞的滑稽。他独自叫了几声,可能那种万人皆醉我独醒的感觉太恐怖了,他的声音越来越小,最后竟张着嘴不敢说话了。

“傻逼!傻逼!”山林冲他高喊着,这两个字立刻感染了周围的人,大家笑过几声后便跟着骂起来。“傻逼”声在周围响起来,顿时把其他看台的嘈杂声压了下去。几秒钟过去了,整个体育场里响起了震耳欲聋的傻逼声,其实我们周围的人知道这句话是骂中年人的,到后来全场观众却把这两个字送给了全体队员。北京的球迷们真应该感谢山林,他是把这句地道的京骂奉献个球场的第一人,此后那彻地连天的京骂经久不息,至今不衰。而他的缔造者山林已经不在了,正所谓“始作俑者,其无后乎!”

可能是山林那声工体第一骂起了作用,李辉终于耍起了醉八仙,他左突右冲,好不容易在乱军中扳回了一个球。

山林比谁反应都快,他嗷嗷叫着将衬衫扔了下去。看台如炸响了一颗惊雷,人们欢呼着、雀跃着,无数碎报纸片四处飞扬。老者一下子抓住我的手:“好哇!好哇!保平就行,保平就行!”

旁边看台有人扯着嗓子喊道:“李辉,北京人!好样的!”于是全场又叫开了李辉的名字。

“妈的,北京人就是见过世面,哪跟那帮土老改似的,人一多就晕菜。”山林冲着我的耳朵大声嚷嚷。

但地方主义的狂热没过两分钟,球迷们的野心就开始膨胀了。于是“2:1”、“3:1”的叫声不绝于耳,有的看台甚至高唱起了“五星红旗迎风飘扬,胜利歌声多么嘹亮……”。场上的队员们再度进入亢奋状态,他们围着香港队猛攻,连后卫都上去了。

曾鳞辉!所有中国球迷都要记住这个名字,正是他第二次洞穿了国家队的大门。在破门的一刹那,我身边的老者也跟着“哎呦”了一声,他一歪头就坐在那儿不动了。我和山林被吓得手忙脚乱,赶紧抱住他。老者口吐白沫,目光迷离,他的手拼命地指着上衣口袋。山林反应快,他立刻掏出老者兜里的药,就着我们的汽水给他送了下去。几分钟后,老者睁开了眼:“扳平了没有?”

“没有。”我说。

“送您去医院吧?”山林揪住老者的胳膊就要往外扶。

“不行,不行不行,我得看看,你们不懂,最后一分钟都能进球。”老者双脚勾住水泥台就是不起来。

我无奈地向山林摊开手:“看完再说吧。”

此时离比赛结束已经没几分钟了,国家队站桩似的在中前场围了大半个圈儿,足球一直现在他们头顶飞来飞去,而香港队是得球就往看台上踢,那时每场比赛只有一个球,球上看台就得耽误很长时间。有一次足球径直向我们看台飞来,有个球迷突然从看台上飞身跃起,一脚将球踢了回去,周围几个拼全力才把他抱住。大家顾不得为他的壮举鼓掌,因为球赛还没有结束。

比赛在凝重的气氛中一分一秒地进行着,空气已经炙热而令人不安了。最后几分钟我已经喊不出来了,嗓子里咸咸的,太阳穴疼得厉害。

终场哨响起时,国家队球员一个个扑倒在地,我身边的老者顿足捶胸地大哭起来,香港队还没出场看台上已经号啕成一片了。

我们所在的看台离运动员出口非常近,终场哨一响香港队就跑了过来。此时老者的哭声如一把小锥子,刺痛我的心,怒火再也无法控制了。我抄起汽水瓶子向迎面跑过来的香港队砸了下去,瓶子旋转着飞出,正好砸在一个队员的肩膀上,玻璃茬子啪的溅了一地,他捂着伤处诧异地向看台上寻找着。我索性把剩下的瓶子全扔了下去,出乎意料的是竟有上百支汽水瓶子雨点般飞去,刚才还在痛哭流涕的人们这时已经疯狂了。他们攀着看台的栏杆,声嘶力竭地漫骂着,他们把手里一切能扔出去的东西都倾泄到了场地上,有人甚至想从看台上跳下去。
“打倒曾雪麟!打倒年维泗!”“把香港队的车烧喽。”

人们红了眼,他们顺着所有出口向外冲,一切能砸烂的东西都被砸烂了。我和山林也领着一伙人冲到了外面,在看台出口迎面碰上两个警察,他们戴着红袖标,正揪住一个球迷的领子吵吵呢。看见我们红着眼冲出来,其中一个警察大叫:“告诉你们,别找不自在!”

我怒目横眉地跑过去,警察本来想抓住我理论几句,可我冲到一半却伸出了拳头,他眼睁睁地看着拳头飞过去,正好打在脸上,警察没动地方,他似笑非笑地看着我们,似乎觉得不可理解。我二话没说,下面一腿就蹬在警察肚子上,他一个屁蹲就坐在地上了。山林在后面高叫道:“警察打人啦!警察打人啦!”人群立刻如脱缰马队,他们“嗷嗷”叫着扑过去,两位民警立时挨了无数拳脚。他们拼命招架,但胳膊如倒下的密林,一排排地向他们压来。我们离去时,两位警察已经倒在地上,遍体鳞伤了。

我们来到工体门外,天哪!硝烟弥漫,烈焰升腾,我似乎闯进了二战的战场。满地狼籍,不少警察被打翻在地,一顶大盖帽正在我脚下滚着。人影如魅,球迷们撕叫着,暴走着,他们甚至把垃圾桶摆到了马路中间。前方几十个球迷围住了一辆警车,他们把住警车一侧,大声喊着号子:“一、二、三,走。”轰的一声警车四轮朝天了,接着有人把车座子点着了,挺新的丰田车立刻冒起了黑烟。我四下望去,原来已经有不少警车着火了。

“山林,事闹大了,咱们赶紧回家吧。”我说了两声,却没听见回音。原来山林已经不见了,我猜想可能是出体育场时被冲散的。当时我便清楚,再呆下去必然倒霉。于是径直向存车处跑去,到了存车处我哭的心都有了。几千辆自行车全倒了,铺满地面的车身如荆棘密布的灌木丛。我徒劳地转了几圈,自行车叉在一起,模样都一样,看来只有走回家了。

我对工体一带并不熟悉,只好顺着马路向南跑,心道只要一过东大桥就没事了。可没跑出三百米,大队警察迎面开了过来。路灯下黑压压的都是大盖帽,他们手提警棍,面色铁青,排着队冲过来。我后悔得差点坐在地上,这地方连条胡同都没有,只好硬着头皮往路边躲。

我向钻到路边的绿化带里,等警察过去再说。可脑袋刚往小松树下一钻,屁股就被人狠狠踢了一脚。我被踢得原地跳了起来,回头一看两个警察正朝我瞪眼呢。“跑哇,你再跑一个?”

“我是学生,我什么都没干。”我抱着脑袋趴在地上。

“别理他,闹事的有不少学生呢。”警察薅住我的脖领子,把我从绿化带里拽了出来。

我高举双手站起来:“我什么也没干,明天还要上课呢。”

“少废话。”警察揪着我的领子,把我拉到一辆大轿车旁。

“我真什么也没干,明天还上课呢。”我急了,拼命想从他手里挣脱出来,可这家伙手上很有劲,稍微一用力,我就喊不出来了。

“干没干到里面说去!”说着警察另一只手抓住我的皮带,我跟一扇木板似的脸朝下就趴在车里了。

车厢里很黑,我的脸贴在冰凉的地板,别提多难受了。突然车厢里有脚步声走近,我机警地蹲起来,背靠着车厢壁。

“终于有做伴的了,你哪儿的?”有个男的问我。

“我南城的。”

“我也是,没跑了吧,真废物!”那声音里充满了幸灾乐祸。

我冷笑一声:“你精,你精怎么比我还早班呢?”

“我他妈抽你。”那人要急了,他凑到近前,几乎能感觉到他呼出的粗气。

“你试试。”我把拳头提起来,准备随时打出去。

这时外面传来一阵嘈杂声,车后门又开了。六七个人又被扔了进来,车厢里一下子就满了。我趁开门的机会怒视了对方一眼,他正惊奇地看着我呢。真是怪了,这家伙我肯定见过,只是一时想不起在哪儿见的。

新上来的人把我们隔开了,一开始大家在拼命地诅咒着,漫骂着,有的人甚至还在捶打车厢壁。但不久人们的精力便耗费得差不多了,大家开始探讨以后的事。而我则独自蹲在角落里,我倒是不怕被判刑,可两个月后的高考怎么办呢?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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