重读一遍《天外有天》，摘录其中一些句子：

她的异样聪明，委实令人感到吃惊。

指望父亲在官署中出入头地，简直是无稽之谈
。
也不知是什么缘故，我只要一学起棋来，从来都是忘我痴迷、不知疲倦。

中国最上等的棋子是云南石，棋盒属紫檀木的最为珍贵。

母亲为了使父亲多活几年，向神乞求并许．愿道：“让三个男孩的寿命各缩减五年，将那十几年赐给他爹吧！”接着，母亲为了请神能“听”到她的祈祷，向诸神苦苦地哀求过、然而，得到的神谕却是“前世因缘，无可奈何”。

段祺瑞这位将军对围棋非常喜好，常常允许北京的围棋高手出入他的公馆.

记得有一天早晨，我有事来到姨父家。恰巧姨父夜出晨归，刚刚进门不久。众人见姨父满面春风，喜气洋洋的，一问才知道昨夜与张作霖及其部下打了桌麻将，整整输了五十万元。我觉得姨父的话真是气量太宏大了！

山崎有民先生在北京经营美术商品，与獭越宪作先生很熟。他热情地劝我赴日留学。有关徙居日本之事，他作为我们一家的代言人，和濑越先生之间书信往来多达五十多封，就连在日本的生活保证等细节条件，也由他那个窗口来作决定。他对我们的帮助真是无微不至、不遗余力，是我们永世难忘的恩人之一。

夜幕降临，万家灯火。终局后，名人的评论一结束，桥本字太郎便带我到面馆去吃面，那顿面条真是香喷喷的，令人终生回味。

于是我和木谷实在棋院过夜，我们谈棋话志直至黎明。那时可以说是我初次与他结识。总之，我来日后两年之间，常常是执黑也不能胜他。到我的段位追上了他，与他平起平坐之时，已花去了将近四年的时间。

昭和五年（1930），十六岁的我终于参加了盼望已久的棋士升段的大赛。　现在回顾起来，来日之后我最热心学棋的时期，是从初抵日本的昭和四年开始到昭和七年为止。那以后，为了学习宗教而过多地占用了时间，因而并不像人们想象的那样钻研棋艺了。

由于我们只顾着争论了，不知不觉地过了一整夜。打开窗门，方知天已大白，在寒风凛冽之中，迎来了新年的早晨。

因我当时正处在用新布局下棋的颠狂时期，所以一开局，我就将1、3、5着按照三三、星、天元的顺序打了出来。这并非是为了哗众取宠而标新立异。

上海名菜繁多，我们此行真是口福不浅。遗憾的是我滴酒不沾，见到那“酒浸小蟹”，虽然馋涎欲滴，却只好逊谢了。记得还有一道菜是用活蹦乱跳的小虾沾着佐料汁生吞人口，更是别有一番风味。

不过，随着身入高段，对局时间亦相应延长，真是此一局未完，又一局亟待，连续奋战。心灵深处仿佛顿时出现了无底的空洞，在难以解救的寂寞中，度日如年。

绝对安静的状态对一般健康的人可谓寂寞难熬之事；然而对我来讲，好不容易才从残酷的胜负世界中逃脱出来，难得能如此享受清闲的宝贵时光，因此，我毫无苦感。

可惜如此倾国倾城的美人，独自守着一座空房。丈夫在外花天酒地，似乎把她忘了。

出院后，从翌年的二月到三月之间，我与木谷实进行了三番棋的对局。这次对局是东京日日新闻的计划之一，观战记者仍然是川端康成。中间休息时，和川端夫妇同去伊豆旅行，给我留下了美好难忘的回忆。

重整旗鼓、再次争霸的机会微乎其微，因此，“擂争十盘棋”可说是一场悬崖上的决斗。

自昭和十四年与木谷实进行的镰仓十盘棋以来，我连续激战十五年，到昭和三十一年对高川本因坊的十盘棋为止。这在长达十五年之久的十盘棋的擂台上力挫群雄、独霸鳌头的出色表演，竟冷冷清清、毫无结果地谢幕了。我就是带着这种无限惆怅的心情参加了第一期名人战。

假若在棋士生活与信仰之路二者中只能选择一样的话，我会毫不犹豫地选择信仰之路

我的大脑因车祸受到了影响，出院后经常头疼。各种后遗症使我非常烦恼，车祸的厄运使我的棋士生命骤然缩短了。

据妻子讲，医生们都很惊奇，说像我那样病情急剧恶化的例子本来就很少见，恢复正常如此之快的病例更是绝无仅有。

“神驰纵横猜妙手，石落黑白揭阴谋”。

　母亲到了台湾以后给我来过几封信，告诉我她的近况。每封信都有这样的内容：“我的墓地和寿材都已准备好，不必担心。我死后，你是否来送葬，要视情况而定，不必勉强。最重要的是好好照顾家人，注意身体。” 看来，母亲对我在日本、中国大陆和台湾的复杂关系中的微妙处境不仅非常理解，而且也很担心。

尽管如此，我还是时常这样设想：如果散居在日本、中国大陆、台湾、美国的兄弟姊妹趁着健在的时候能欢聚一堂，该有多好啊！可惜，在当前的国际形势下，这个想法只怕是镜花水月，可望而不可即。

　　众所周知，围棋的发祥地是中国。据说围棋最早出现于太古时代，尧帝受仙人赐教之后，又 将围棋传给了太子丹朱。然而，围棋发祥之初并不是为争夺胜负，而是为了观测天文。在尚无文字的时代，棋盘与棋石只是观测天体运行。占卜阴阳的工具。围棋到底何时成为胜负之争的竞技呢？至今尚无定论。但可以确定，围棋成为竞技的历史已有几千年了。

目前所知最古老的死活题作品集《玄玄 棋经》，大约著于六百多年前的元代。

公平而论，中国目前的棋力与日本的一流棋士相比，贴 三目尚且不及。这是职业棋士们的共同看法，中国方面也不否认。依我个人之管见，中国要想提高这贴三目的棋力确实不是容易的事情。中国要赶超日本；唯一的捷径是派有才华的年轻棋手赴日留学，不断与日本一流棋手对局，迅速增强棋力。这是我一贯的主张。

听说日本棋院只承认聂卫平、吴凇笙为五段，其余的入最多视为二段或三段。中国方面认为段位评价太低，因而十分不满。

我刚到日本的时候，靠对局费维持生活的人屈指可数。若从今日棋界的繁荣昌盛来看当年的贫困，简直是无法想象的。说它有天壤之别、隔世之感，也不为过。

围棋——这种深奥莫测、趣味无穷的竞技，应成为全世界的爱好。但是，从当前围棋的国际普及形势来看，可以说非常令人失望。

我认为，在围棋的国际化问题上，只要实行如下两点，就会使普及速度明显地加快。 　　
　　首先，将围棋传授的重点放在女性一方。妇女懂得围棋后，不仅可以教自己的朋友，还可以教丈夫和孩子。　第二点，要改革围棋规则，使之合理和通俗易懂才行。

盘角上的定式本来就和没有一样。其证据是，综观一流棋士的对局，可以说没有一个人是按书上写的定式下棋的。如果说我真的创造了许多“新定式”的话，那是因为本人对历来的“走式” 毫不重视才引起的。

因我并非大权威的门徒，不受既成观念的束缚，可以自由地思考。我的学习环境可谓无比优越、得天独厚。

我向来是我行我素，对秀哉名人的对局中，也一视同仁地打出了三三、星、天元的布局，这本来并非蓄意向本因访门的权威挑战，只是觉得可以这样打才毅然打出来的。

可是，遇到难解的定式时，职业棋士也同样容易被定式束缚。如我在“大雪崩”定式中，首次打出向内拐头的新手时，据说在隔壁房间里研究的职业棋士们顿时骚乱起来，纷纷叫嚷：“吴先生搞错定式了！”

如此浩繁的定式，就是职业棋士也未必全能记得住。更何况业余棋手那种生吞活剥式的死记硬背，不但枯燥无味，而且毫无意义。

总之，先生不仅多方照应我，而且从无束缚弟子之意，对此我真是感恩不尽。可以自豪他说，濑越先生不仅是棋坛的名师巨匠，也是举世难得的一流人物！

棋坛巨星木谷实先生是一心一意献身于围棋的故人。也许就因为他也对世俗琐碎一无所知，酷似于我，所以我们才那么情投意合。我一直把他作为我的兄长，与他的关系亲密无间、谊深似海。

为了将用新布局下的棋复盘推敲，我俩废寝忘食，不知在西园寺先生家里流了多少汗水。虽说当年的汗水犹如酿造玉液琼浆的酒曲，散发着一些憨痴的霉味，但随着光阴的流逝，汗水已成为新布局浪潮的源头了。

我年轻时与木谷实对局次数最多。记得每到午休打挂时，他就去打台球，而且最热衷于和前田陈尔对打。我总是一旁观望，从来不去试手。我看木谷实的样子总想笑，他每击一球都要用四、五分钟。击球杆往往在他的手里上下持七到八次才能定下往哪儿打。谁知刚要打，又缩回手来，正一正眼镜，然后再摸几下球杆。就这样，欲打又罢，反复斟酌。总之，击一球要摸三、四十下球杆才真的下手。难怪对手早就等得不耐烦了。打麻将也是如此。一手、一手地苦思冥想，半天也舍不得出牌。他从来都是长考了再长考，毫不吝惜时间。

我从一开始就认定了：人非圣贤，无论怎样计算都算不尽、计不清。

本谷实的“棋风突变”非常有名。实不相瞒，我的棋风也属于变化无常之类，但比起木谷实来，仍然是小巫见大巫，望尘莫及。

他从战后的饥荒年代开始周游全国，凭其伯乐之慧眼，发现了许多有望之童,作为家传弟子而精心指教，结果培育出许多一流棋士。据说木谷师傅在平家既养山羊、又把几百坪的院子垦为耕地，自给自足地养活了一大群徒弟。据统计，木谷实培育了共六十人的问生，家中徒弟最多时曾达到二十六个孩子排队吃饭。看起来，这可不是一般人能轻易效仿的。因此，从某种意义上说，木谷师傅固然伟大，但木谷夫人更加伟大。

身体乃天之恩赐，我将在可行的范围内敝帚自珍，休息养生。其余的事，干脆听天由命。

我认为，社会生活中的各种事务大体可分成文、武两道。因此，在人类社会的构成因素中，二者缺一不可。武道是对身体和意志的锻炼，是塑造人格的必需。而文化是维持和平与丰富精神世界所不可缺少的。因此，对我来说，胜负与信仰，如同人离不开水与火一样，缺一都不可。

我今后也决不作为贪私欲而辱清名的事。我决心经常不断地反躬自问，走遍天涯海角也要永保廉正、无愧终生。

经一生的磨练，在棋中悟“道”，在宗教中达“理”，修成文武双全、人格和谐，性灵与日月同光。