因为年轻，所以不可避免地，他们崇高的激情使他们成为这个城市最为孤独、最为偏僻的人，像微小的晶盐和水滴，稀释在浩瀚的人海里，让人无从觉察。在仔细描述他们之前，我必须阐明：他们与任何所谓的新潮一族无关。为此，我不得努力作出鉴别，把他们从众多矫情自恋的伪诗人、浮躁疏陋的伪前卫艺术家、以及层出不穷的佩戴真理面具之伪理论家和假道学中筛选出来，一一呈放在公众的面前。他们如此脆弱的生存和如此坚毅的人格同样令我们们内心震颤、令我们在茂密的物欲之中紧紧保持、反躬自省。在至真至善的精神王国与喧嚣的世俗之间，他们奋不顾身地选择了前者，这并不是说，他们试图拒斥社会，正相反，他们秉持着忧患和悲悯、秉持着充盈内心的神秘理想，试图以自身的高度和速度为人们寻求迷途中的人文之路，寻求永恒的福祉。

　　我不知道这个日趋发达的都市文明带给他们究竟是幸福抑或不幸。我只知道，他们只是游离在边缘，无从介入；他们只能孤独地漫游在自己的哲学和人格精神构筑而成的日光朗照的世界里，既不沉沦、也不放弃。

　　作为一个乡村教师，一个视诗歌为生命的人，施的生存能力是极其低下的。在崇明的西北角，在浩荡的江水和大海的抱合之处，在一个名叫新平的小小的村落里，他喃喃自语地活着，写着震撼人心的诗篇和美文。　　关于他的生活经历，我不想过于繁冗地叙述。他毕业于复旦，然后回乡执教。大约在八十年代末，和我一起参与了名闻一时的“新生代”诗歌运动，因不满其过分的浮躁与参差不齐而退出。后沪上一杂志邀请他出任编辑，他自度难以适应都市生活而婉拒，至今仍生活在由农业和大地构成的王国里。一条江流蜿蜒着绕过他的身边。　　关于他的生存状态，我似乎难以用语言进行细致的描述。这是一种独特的，被理想和真理之光笼罩的，充满形而上色彩的精神游历；是和世俗生活保持距离的完全木讷又完全自由的生活方式。在他给我的来信中，我可以时时感受到这种因高度的生存质量穿透而出能量和光：“......我现在埋头于诗歌史，在浩瀚的汪洋中寻找先师们的灵光。从荷马开始，我沿着品达、萨福......的道路一路写来，完成了十余篇纪念性的东西，这可能是唯一可以聊以生计的工作。我享受着他们的醇酒，......我现在所写的只是对一种东西的最真实和最激烈的记录。”（信札九一年九月六日）在我最为艰难的日子里，他来信道：“......人为着自己的阴影而活着，这阴影或许就是信仰，你我都一样。”（信札九零年一月六日）“你我两个人，接受了别人在这个时代放弃的东西：美、美德、羞怯、脆弱，这是我的悲哀。”（信札九零年十月一日）作为诗人，他心灵的支撑点或者说君临他生活的导师正如他信中所写：“......我越来越真切地感受到有一个形而上的国家，那是日光朗照真理之境，她由农业支撑，并向前喷薄。”“......我的生活不需要小说，而诗歌不同，但我宁愿只为我的国家写诗，而不去做这个国家的诗人。”（信札九零年九月十六日）他并不是一个自命不凡者，为了自己的诗歌理想，他从不放弃最基础的努力：“......我们总以为是诗歌打开了我们，但我们毕竟不是天才，我们充其量是个技艺的挑剔者、梦境的漫游者，充其量是诗歌的开采者，写作应该是我们不间断的工作，这样才对得起诗歌，才能发现点什么，告诉别人点什么。”（信札九三年十月十七日）。

　　我希望人们通过他的信札中片言只语能看到些东西，这比我的描述更为有力。他的这些文字带给我巨大的反省的压力，其精神内核在辐射中又不断自燃，给予我们持续下去的愿望和勇气。对于公众而言，这一切都是陌生的，除了读书和写作，他的生活是如此谦卑。我想说的是，他们存在着，在视野之外，在更高更远的地方，存在着。

　　和施君和沉思与哑默相反，耿君是一个爽朗健谈的人，但我至今仍无法确切地描摹其大致的面目：朋友众多、交游广阔，而在内心又是一个极孤独的人。作为一个睿智的人，耿君很好地融合了上述两个不同的侧面。他称自己不仅是一个理想主义者，而且更是一个理想家。因为他无时不刻地在为自己构筑精神上的理想王国，并不懈地为这阐述和努力。　　从复旦大学哲学系毕业后，耿君进入了某局职大任教，闲适的工作节奏为他提供了钻研学术的宝贵时光。他在饱览了中外典籍之后开始了笔耕生涯，然而由于他独特的文字处理方式以及特立独行的哲学观念使他的文字只能在同仁之间传阅，无法付诸于公众。其间适有种种商潮席卷上海。他的朋友劝其共谋商途，并许以高于其原收入两、三倍的薪水。耿君拒绝了，因为他不想打破自己沉湎思想的环境和节奏。为了有使用自己的方式进行言说的机会，他开始考研，但是在考分颇高的情况下，却遭人陷构，只能以自费名义就读，每年还需多缴数千元的学杂费。　　为了有更多的同道与朋友，他和一些哲学艺术方面的同仁们组织了一个沙龙，不定期地聚会，相互探讨哲学和艺术中的至上之境。每每到了深夜或凌晨，他们都会有一种充盈之后的无上愉悦，使自己脆弱的生存在朋友的鼓励下得以支撑。　　在他简陋而困顿的小屋里，我依稀记得他这样说过：“很多事情总要有人承当，我们即使达不到那无上的高度，即使尚无力改变什么，又有什么关系呢？一切是从我们执著于理想的那一天开始注定的，我们天性如此，谁也无法改变。”

　　这种对于全体和个体的刻骨忧患构成了他们推卸的使命。我发现：他们理想的花环是如此真切地闪烁着，在这个苍茫都市的霓虹背后，神圣、美丽，而又单薄。我不知道有多少人和他们一样，保持着年轻的探求真知的勇气，我只知道孤独者依旧孤独，漫游者还在漫游，在这个心智渐趋渺茫的年代里。

　　我即将描摹的陆君，平和、寡淡、谦逊。作为明炀法师的记名弟子，陆君过着工整而又拘谨的生活，并不从理论上对自己的理想进行完整系统的勾画，然而他的践约状态却无疑令人心生同样的崇敬。　　在逼仄的职员生涯中，他只是行善，从内心深处尽着自己最勤勉的本分。回家，则有着自己每天必做的功课：阅读和修持。他总是为自己凝滞的思维而懊丧，也为自己的有所得而欣喜快乐。这样的快乐有种形而上的美，让远离他生活状态的人也禁不住为之动容。他总觉得自己时间不够，为此，他甚至每天只维持一餐。我并不是说他们为清贫而清贫地活着，而是说他们对于神圣存在和彼岸世界的迷恋达到了如此的高度。，以至于忽略了太多世俗和肉体所应关注的东西。　　陆君告诉我：“我这个人有点悲。”我理解他的悲，是“悲悯”、“智悲双运”、“大慈悲”；是他从个人的隐痛向为众生和宿命祈祷的过程；也是他为那理想中的至善之境而奋不顾身的动机和动力。　　在他远离都市中心的不大的居室里，围侍的书籍和一只薄团保持着和周围不甚谐调的洁净。印度奇南香的袅袅余息在弥散中发出古老的、充满彼岸意味的、慑人心魄的气味和暗示。我甚至怀疑，在这个繁华都市的其它角落，是否也存在着同样的心灵和地域。

　　“我无法向末流的人讲述，这种高度是不具有这种高度的人所不能达到的高度。”我看见他们默默无闻地作息于人群之间，孤零零地仰望天穹，全身谛听，廖廓、苍茫、永无止境。这种对理想、对神圣存在的充满“经典意味”的献身方式，很有可能是我们这个时代最后的壮烈景象，这一景象常常令我面对骆一禾的诗句情不自禁，难以自已，这诗句是：“为什么我们看见了朝霞？”　　是的，为什么？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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