放映间不大，傅索安没几步就退到墙壁了。查基亚尔随即也逼到了跟前，她突然感到浑身无力，脚下无力，膝盖一软便栽倒了下来。查基亚尔伸出双手拉住她，轻而易举地把她抱了起来，朝屋角的一堆幕帘那里走去。傅索安下意识地挣扎着，但她那东方女性的身躯在巨人般的查基亚尔的怀里，几乎就像一个儿童在大人怀里一样，根本无法挣脱那种野蛮的搂抱。
查基亚尔把傅索安抱到屋角，放在幕帘上，然后马上动手解她的衣服钮扣……一阵野性十足的疯狂之后，查基亚尔像一头得到满足的野兽那样，喉咙深处发出一种低沉的怪音，脸上浮现着得意的笑容，朝傅索安点点头，出门而去。
傅索安躺在幕帘上，感受着身上的一阵阵疼痛，她的眼睛在流泪，她的心也在流泪。在查基亚尔施暴的十来分钟里，傅索安就像上了一堂课，她以自己的身心感悟到了八十年前八国联军侵犯北京，三十多年前日本军队侵占中国时，那些被强暴的妇女所受的痛苦和耻辱。可是，时过境迁，当时的受害者的受害是由于外界因素造成的，而她呢——是自找的！傅索安想到这一点，心灵深处泛起一阵悔恨。
当天晚上，傅索安又一次辗转难眠。她在为自己的遭遇痛惜之后，思绪定格在一点上：但愿这是一次开始，而又是一次结束。
希望查基亚尔在达到目的之后，从此把她忘了。如果以此来结束这场灾祸，尽管代价花得极大，但她还是无可奈何地能够接受的。
但是，事情真的结束了吗？
15
傅索安做梦也没有想到，她竟会
在谍报学校里碰到一位中国教官！
……第一次杀人，傅索安一扣扳机，
那个大汉像是被一只无形的巨手推
了一下，朝前仆倒了。
傅索安毕竟还年轻，在查基亚尔问题上考虑得过于单纯。一方面，她还不了解查基亚尔作为一名苏军高级将领的子弟所拥有的能量，即使在特维尔谍报学校这样的环境中，他仍旧可以呼风唤雨，变相的为所欲为。另一方面，她不了解年龄虽不大但涉世很深的查基亚尔本身所拥有的智慧和手段。因此，傅索安在被查基亚尔强奸后，认为今后只要特别小心，不单独行动就可避免再次遭受强暴。当然，另一方面，她则无奈地希望查基亚尔能“迷途知返”。
对她不再感兴趣。
但是，情况和傅索安所希望的恰恰相反，查基亚尔在首次占有她之后，那种原始的欲念不但没有得到遏止，反而恶性膨胀起来了。他感到整天被“意犹未颈的想法所困扰，渴望再次占有傅索安。因为有了第一次的胜利，查基亚尔不必再担心来自傅索安一方的阻力，在行为策略上有了一种肆无忌惮的顺畅。
查基亚尔在接下来的一星期里，三次强奸了傅索安——第一次：他买通了餐厅的一个在烧东方菜的苏联厨师，在傅索安进餐厅用餐时，该厨师以向她请教一道中国菜的烧法为名，把她骗往厨房。结果，查基亚尔就在灶下强奸了傅索安。
第二次：傅索安在上完晚自修课，和玛莎一起走回寝室。途中，两个学员叫住玛莎，请她去一边说几句话。傅索安自然不便跟过去，又不敢独自先走，就在原处等着。就在这时，查基亚尔从旁边的树丛里蹿出来，捕兽般地把傅索安抱进了树林，实施了强奸。
第三次：查基亚尔买通了士兵，干脆乘和傅索安同寝室的越南学员不在的机会，悄悄闯进她的寝室行事。
傅索安无法忍受了！她最主要的倒不是无法忍受生理上或者心理上的伤害，而是理智方面的。理智告诉她，如果任凭查基亚尔这样一而再、再而三的对她的强暴，那么有两点肯定是很不妙的：一是如此作为，肯定会被校方察觉，如何处理查基亚尔她不知道，但对她的处理却是显而易见的，她现在对苏联人已经有所了解了。
二是即便在查基亚尔毕业离校前不被校方发现此事，也肯定有这一层担忧——怀孕！查基亚尔显然不会考虑这一点，他三个月后将离开这里，但她却无法逃避这个现实。
傅索安因此而考虑：如何摆脱这个色鬼的纠缠？现在，傅索安不是在中苏边境苏军第36号地区边防营的禁闭室，也不是在克格勃特别调查处的牢房里，她面临的选择比那时多得多。她可以选择自杀，特维尔谍报学校有的是手枪、冲锋枪、自动步枪、轻机枪及子弹，还有匕首、毒药、绳索、电流、高建筑物这些都可以成为通向死亡之路的阶梯，但是她没有这个勇气。当初她跳额尔古纳河的视死如归的勇气不知怎么的早已消失殆荆她也可以选择报仇的方式来了结面临的困境，用手枪把查基亚尔击毙或者打伤，然后公布真相，看苏联人怎么处置她。但她已经缺乏这方面的泼性了。
叛逃来苏半年，环境教给了傅索安过多的理性，而理性向来是排斥泼性的。
傅索安思来想去，决定采用不显山不露水的办法，巧妙地避离这种境况。这种巧妙，在于决不会影响她的前程，也不会影响她的名誉。她相信，既然查基亚尔想得出对付她的办法，那么，她也想得出对付办法的办法！这个办法在查基亚尔还未第四次对傅索安下手时，终于被傅索安想出来了：自伤！
克格勃招募特工，虽然在身体方面进行了严格检查，但不可能查出潜伏在人体内部的所有疾玻所以，这么多特务学校的学员中，难免在入学期间有人生病，或者在训练中受了伤。出现这种情况时，校方一向都是认真对待的，如在学校医务所不能治疗的，则转往就近城市的大医院去治疗，由克格勃承担全部费用。该学员恢复健康后，只要在住院期间未曾违反克格勃的纪律，比如向外界泄露身份等等，都是仍回原来的特务学校，继续完成学业。当然，这个学员的毕业时间也相应推迟了。傅索安来特维尔谍报学校后，就亲眼见过有一病一伤两个学员被送往特维尔和莫斯科的大医院去接受治疗，一个已经回校，一个还未出院，学校曾组织学员代表十余人驱车前往探视。现在，傅索安决定把主意打在自伤上，她要搞一次自伤。伤得还不能轻，这样就可以住进医院去，避离色鬼查基亚尔的魔掌。
其时，傅索安所受的格斗训练已经到了“空手夺刃”阶段，她决定来个“稍一走神”挨上一刀，那就笃定可以住医院了。
克格勃的特工训练专家一向认为：格斗课是特工技能培训的基础课，它不单本身是一种每个待工都必须掌握的技能，而且还能锻炼体能，培养机敏素质和挑战困难、勇往直前的气质，所以，每年特务学校的格斗教官班子都是所有课程中人数最多、阵容最强的，当时，苏联军队的一部分优秀的技击专家、各加盟共和国的角力、摔跤运动员的尖子以及民间的技击、格斗高手，都被克格勃网罗进来，担任特务学校的格斗教官。特维尔谍报学校的格斗课程，由十六名教官轮流分组执教，共分体能、拳击、摔跤、柔道、器械、角力六个小组，通常每组设两名教官。
这天上午，傅索安和十多名男女学员来到训练常他们刚排好队，就看见两名教官从而道上慢慢地走了过来。学员领队一看，马上小声道：“注意！今天是巴兰诺夫担任主教，大家都认真点！”
巴兰诺夫是一个三十来岁的瘦高个子，典型的斯拉夫人种脸形：长而宽阔的额头，大而深陷的眼睛，挺拔笔直的鼻子和厚厚的嘴唇，坚实下凸的下巴颏。穿一条克格勃军官穿的马裤呢裤子，裤腿塞在皮靴里，上身穿一件咖啡色皮夹克。据学员中传说，巴兰诺夫是特维尔谍报学校全部格斗教官中格斗技术最强的一个，他曾经在学校举行的格斗教官选拔赛中击败了包括教官组长在内的全部人，获得了代表特维尔谍报学校参加克格勃总部在莫斯科举行的克格勃内部技击大赛，也得了一个什么奖，为特维尔谍报学校争得了一份荣誉。为此，校长还专门请他吃饭，并奖励他一块金表。
但不知什么缘故，巴兰诺夫始终只是一个普通教官，校方并没有任命他担任教官组长、副组长的意思。巴兰诺夫执教非常严格，一般只要发现学员有做动作不称他的心，不合他的意，马上会严厉责罚，轻则体罚，重则拳打脚踢，似乎这些学员都是他的仇人一般。
所以，领队学员看见是他担任主教官，一颗心马上吊到喉咙口，忙不及向大家发出警告。
巴兰诺夫和他的助手来到学员面前，领队学员一声令下，大家马上立正，向教官行注目礼。巴兰诺夫点点头，说了几句话，无非是说器械课的重要性，而白手夺刃则是器械课的一项重要内容。
说完，他便让助手给学员讲解白手夺刃的技术分解动作。
助手讲完后，便是示范。巴兰诺夫手持一把匕首，向助手实施进攻，助手用刚才所讲解的技术动作把巴兰诺夫手里的匕首夺了下来。巴兰诺夫示范后，向学员讲解匕首为何被夺的原因，要学员在练习时予以注意。然后，便是学员对练了。
“白手夺刃”这门课已经是第三次上了，前两次练习时用的是木头匕首，这次使用的是未开刃的匕首。虽然是未开刀口的，但式样和真正的军用匕首无异，刀尖能刺入人体。所以，巴兰诺夫一再关照大家要特别留心。他和助手也站在旁边认真观察，不时给予指导，纠正错误动作。
傅索安的搭伴是一个个头高大的苏联男学员，他很有男子汉的气度，让傅索安先进攻。傅索安已经打定主意利用这个机会制造自伤，因此不想白白耗费这些力气，说还是让她抓紧记住教官的讲解，先来夺一下试试。那男学员同意了，于是手执匕首朝傅索安进攻。
这时，一直站在远处的巴兰诺夫忽然走到了傅索安这个圈子旁边来了，双手交叉抱在胸前，目不转睛地注视着两人的动作。那个男学员举刀刺下，傅索安侧身闪过，随即伸出左腿去句对手的脚踝，竟把他勾了个趔趄。男学员可能认为自己在巴兰诺夫面前失了面子，有些恼怒，一个急身，飞快地举刀刺过来，傅索安见是个机会，脚下假装一滑，竟朝那把匕首刺下的方向扑去。她已经分析过教官所讲解的动作，知道这样一来，对手肯定要改变匕首所刺的方向，免得真的刺中她的头部、颈部，但她却将腹部挺上去，匕首将正正地刺中她的胃。这是重伤，但不致命，住上两三个月医院当然是不成问题的，她的目的就达到了。
男学员见傅索安动作失误，果然避让，但匕首直直地朝傅索安的上腹部扎去了！说时迟，那时快，一直注视着他们两人的巴兰诺夫好似离弦之箭一般地从旁边朝前蹿出，以肉眼难以觉察的速度飞起一脚，把男学员的匕首踢飞。男学员不知自己并未失误，只道险些问下大祸，捂着被踢痛的手腕，眼神怯怯地站在那里。傅索安没想到有这一着，心里对巴兰诺夫恨得咬牙切齿，表面上却不得不装出一副胆战心惊的样子，怔怔地望着巴兰诺夫。
巴兰诺夫睁大眼睛，刀子似的目光在两人脸上轮流扫视，最后指指不远处的两棵树，下令道：“一人一棵，去底下站着！”
傅索安哪敢抗辩，乖乖地和陪绑的男学员一起走到树下，以立正姿式站在那里。他们一直站到下课，这才被获准离开。但是，巴兰诺夫有话：“你们听着：我还要找你们的！”
果然，中午傅索安从餐厅出来时，巴兰诺夫已经站在门口等着她了。傅索安料想来者不善，却不得不硬着头皮上前去打招呼。
巴兰诺夫低声说了句“跟我来”，拔腿往前就走。傅索安吃不准此去会不会受到和查基亚尔打交道的相同遭遇，但特维尔谍报学校并无不许男女教官学员间单独接触的纪律，所以纵然内心惴惴，却只好乖乖地跟在后面。
巴兰诺夫把傅索安带到了足球场，那里，有几个精力旺盛的男学员正在草地上踢足球，巴兰诺夫在场边站下：“听着，傅索安，我要跟你谈一谈！”
傅索安一个立正：“是！”
巴兰诺夫沉着脸，两道目光如剑直射傅索安的眼睛，低声问道：“上午，你在训练场上是怎么回事？”
傅索安垂下了眼睛，小声道：“我……我动作失误了。对不起！”
“是动作失误吗？”
“真的，是动作失误。教官，请相信我！”
巴兰诺夫冷冷一笑：“我是猎手出身，我这双眼睛捕捉住的景象从来没有欺骗过我！你别以为我没看出来，你根本不是什么动作失误，而是想自伤自残！我一开始就注意到你了，你的眼睛告诉我你心中有事，有不顺心的大事！”
傅索安身子一抖，连连摇头：“不！挥械氖拢?
巴兰诺夫说：“傅索安，你可以否认，但这肯定是事实！你有什么事，可以对我说，也许，我可以帮助你的。这不是一个教官帮助一个学生，也不是一个男子帮助一个姑娘，而是一个同胞帮助另一个同胞！”
傅索安大惊：“同胞？教官，您是……”巴兰诺夫突然改说起了汉语，不过不大稔熟：“我跟你一样，是中国人！”
啊？！简直石破天惊！傅索安最初一瞬间的思维完全定格在这一点上：苏联人对我的审查还没结束！她愣了一愣，结结巴巴道：“教官，您……您这是什么意思？”
巴兰诺夫说：“我知道你是今年五月从中国游过额尔古纳河越境叛逃来苏联的。所以，我对你特别留心在意。你们学员都不知道，其实我是中国人，不过现在已经加入了苏联国籍。”
傅索安定了定神：“那么您的脸形怎么和苏联人一模一样？”
这时，足球被一个学员踢歪，直向他们这边飞来。那学员飞快地朝这边奔过来，巴兰诺夫迎上前去，飞起一脚把足球踢了回去。
对方见是巴兰诺夫，连忙远远地打着手势表示感谢。巴兰诺夫走回来，在傅索安面前站定，说：“我是中国俄罗斯族。俄罗斯族，知道吗？”
傅索安知道中国有这个民族，点点头：“知道，在新疆的。”
“对，我的祖祖辈辈都是新疆的。”
傅索安有点相信对方了，抬脸望着他：“那您怎么过来了？”
巴兰诺夫低声道：“我是在‘伊犁事件’中逃过来的。‘伊犁事件’听说过吗？”
“伊犁事件”是发生于1962年4月下旬的一次震惊世界的边境居民集体叛逃事件。这次事件是由苏联国家安全委员会根据时任苏共中央总书记的赫鲁晓夫的指示一手策划、指挥实施的。事先，克格勃派遣大批特工，以探亲访友、贸易谈判为由渗入中国新疆地区，和潜伏在新疆伊犁、塔城、阿尔泰、博尔塔拉地区“苏联侨民协会”的特工一起，为这次事件做了大量准备工作。克格勃特工的工作，甚至一直做到当时担任中国人民解放军新疆军区副参谋长、俄罗斯族少将祖龙泰耶夫和新疆军区伊犁军分区司令员、俄罗斯族少将马尔国夫身上，拉拢这两名中国人民解放军少将帮助他们为发动“伊犁事件”做工作。1962年4月22日，这起震惊全世界的边境居民集体外逃事件开始实施。由克格勃操纵的叛乱分子首先在伊犁地区首府伊宁市制造骚乱，他们在大肆砸抢商店、殴打平民，并围攻中共伊犁地区党委机关、州人民委员会（即州政府）及伊犁军分区司令部后，鼓动大量边境地区居民强行冲关，越境逃往苏联。几乎是同时，新疆阿尔泰地区、塔城地区和博尔塔拉地区也发生了相同的事件。在4月22日、23日、24日这三天之夜，这四个地区的二十几个县，共有数万居民逃往苏联。
这就是当时西方国家和苏联新闻媒介大肆鼓噪的“伊犁事件”。当时，中国国内没有报道这一消息，直到近年来才有出版物提及。
傅索安在中国时，并未听说过“伊犁事件”，直到叛逃到苏联进入特维尔谍报学校后，才在学校图书馆看到了一本介绍这一事件的书，当然，观点全是苏联方面的。她没有想到，眼前这个特工教官竟是“伊犁事件”数万越境边民中的一个！
傅索安望着巴兰诺夫：“我过来以后才听说了‘伊犁事件’。没想到您也是中国人！”她在一瞬间突然明白了巴兰诺夫为何本领超群而始终当不上格术教官组负责人的原因。
巴兰诺夫苦笑：“正因为是中国人，所以……”他欲言又止，稍停突然冒出了一句：“你看到我穿过国家安全委员会的军官服吗？”
傅索安给他一提，猛然想起她确实从未见过巴兰诺夫穿过佩戴克格勃军人衔章的制服，不禁一怔：“您是苏联国籍了，又是教官，难道也不畏克格勃的军官？”
“我不是克格勃军官。”巴兰诺夫摇摇头，把话题一转，“现在，你可以说说你的事情了吗？”
傅索安已经完全相信巴兰诺夫是中国人的一番话语，不知怎么的，就像见到了自己的亲人，鼻子一酸，眼泪夺眶而出，哽咽道：“我……我……”巴兰诺夫大概生怕被踢足球的那几位看见，马上转了个方向，小声道：“你脸朝着我！”
傅索安转了个身，背对着足球场，强迫自己镇定下来，把从和马力德的感情纠葛开始，一直到被查基亚尔几次强奸以及自己的担心原原本本说了一遍，临末道：“所以，我为了躲避查基亚尔这个毒蛇，决定自伤，好住进医院去。”
巴兰诺夫听了，沉思了一会，低声叹息道：“唉！你不应当来苏联哪！不但你，就说我吧，如果让我重新作一次选择，我也不会逃过来的！你来苏联，进了克格勃，多半是凶多吉少。苏联人……唉，不说了！查基亚尔的事，你倒不必担忧，由我去处理就是了。
克格勃内部，你不能和任何人交朋友，更不能谈恋爱。这一点，你干万要记住！”
傅索安感激涕零，若不是在公开场合，她真想扑上去，抱住巴兰诺夫，叫着“大哥”，痛痛快快哭上一常她强忍感情，连连点头：“嗯，嗯，我知道了！Ｖ懒耍?
巴兰诺夫又说：“以后，有什么处理不了或者疑难不决的事，你可以来找我。平时，就没有必要联系了。我们的关系，只是同胞关系。”说着，他转过身子就走。
傅索安望着巴兰诺夫的背影，心里好似放下了一块石头，顿时轻松不少。但是，当她在回寝室的路上，想起巴兰诺夫后悔自己逃来苏联并说她不该来苏联的一番话语，心情又沉重起来。但是，此时她已经身不由己了，别说苏联方面不可能放她回中国，就是能回国，也决没有好果子吃的。从此，傅索安只要一想到这一点，心里就调怅不已。
但是，傅索安眼前却得到了解脱，巴兰诺夫不知用了什么办法，竟制止了查基亚尔想继续占有她的念头。自从这次谈话后，查基亚尔一次也没来找过傅索安，有时碰到她，也不过点点头，说一声“傅，您好”而已。这一点，傅索安从心底里感激巴兰诺夫。后来，她从特维尔谍报学校毕业后，曾被派遣海外执行间谍任务，得到过丰厚的奖金，想回报巴兰诺夫，但却无法和他取得联系，因而成为终生憾事。
傅索安接下来什么都不管，只是一门心思学习特工技能。她天性聪慧，悟性很强，此时俄语又大有进步，所以学起来并不特别费劲，考试成绩都是“优秀”，得到多名教官的赞扬。校方把她的学习表现详细记载在档案里，后来她能去另一所新办的特务学校担任教官，与这些记载是大有关系的。
转眼，进入1969年。元旦那天，傅索安想起去年此时尚在天津和父母弟妹欢聚，今年却是天各一方，永远不能相见，不禁唏嘘不已，课也没能好好听。不久，严冬过去了，查基亚尔毕业离校，傅索安终于完全放下了心里的铅砣。查基亚尔临走前，曾由玛莎陪着来找过傅索安，和她道别，并送给她一块金表。傅索安恨透了这个衣冠禽兽，查基亚尔一走，她就把金表丢进了小河。
这时，特维尔谍报学校开始对博索安这个组的学员进行轻火器射击考试。特工学员受训的轻火器是：手枪、冲锋枪、自动步枪和轻机枪。这项课程也和格斗课一样，是入校伊始就开始练习的。
特务学校对学员的要求是实弹射击成绩必须达到苏联红军中的“优秀”射击标准。为使学校在短时期内达到这一标准，除了教官讲授射击要领、弹道轨迹等外，射击靶场是昼夜开放的，学员随时可以去那里借用枪支，进行实弹射击，所耗子弹不限量。所以，学员的射击水平提高得很快，一般都在考试前都已达到“优秀”标准。
当然，射击课的内容不仅仅在于打得准，还要求出枪快，知晓弹道轨迹变化，能在各个环境下射击等等，这些都被列入考试范围。
轻火器考试进行了一天，傅索安这个组的十二名学员全部达到标准，傅索安和两个苏联男学员成绩特别优秀，被教官誉为“神枪手”。傅索安心里对此并无如何强烈的喜悦感，因为她想起巴兰诺夫的“进了克格勃，多半是凶多吉少”的告诫，寻思：成绩优劣实际上是一样的。她很快就发现这天的情形和平时有些两样：平时打靶练习或者其他课程考试，也有进行一整天的时候，但是午餐都是去餐厅吃的，即使路程很远，也必有汽车接送，但这天的午餐却是在现场吃的，由餐厅用汽车送来。考试及现场讲评结束后，应当回去了，但教官却宣布：为表示对全组学员通过考试的祝贺，今天晚上学校在教员餐厅举行筵席款待学员。宣布毕，一辆中型客车已经开过来停下，众人上车，直驶教员餐厅。
一路上，傅索安对这个情况总觉得有些异样：如果纯是表示祝贺而设筵席款待，那么，应当先回寝室，让大家洗过澡换上衣服后再去餐厅。就这么一身汗一身土，灰头尘脸地赶去吃饭，算什么名堂？难道此举背后另有文章？她还没想出个结果来时，汽车已经进了特维尔谍报学校的教官生活区，在餐厅前停了下来。此时天色已暗，教官们正在餐厅用餐，傅索安一行被引着从另一扇门走进了一间独立的小餐厅。
学员们坐下后，餐厅服务员送上毛巾让大家擦脸，又等了一会才上菜。菜肴都是俄式的，很是丰盛，一个苏联学员说若在莫斯科的饭店里，这样一桌莱要花去一个中学教师的半个多月工资。但是，只能喝啤酒、葡萄酒，而且限量，啤酒、葡萄酒各一杯，再喝就只能喝饮料或者茶了。这一点、使所有学员都感到奇怪。接着，有人又发现一个情况：说是校方庆贺，但到场的校方人士只有在射击场和他们待在一起的那几位教官。这样，大家意识到这筵席后面只怕有什么文章，心里都有点惴惴不安，吃喝得便不那么畅利了。
两小时后，筵席结束了。吃过水果后，突然来了一个四十多岁的克格勃上校。一位教官向大家介绍说是特维尔谍报学校教务处主任，傅索安等人都站起来鼓掌欢迎。
上校主任没落坐，就站在那里对学员讲话，大意是：听说在座的各位学员今天射击考试全部达标，谨代表校方表示热烈祝贺。
但是，根据克格勃总部的规定，白天进行的这些考试内容只是全部内容的一部分，因此还要对学员进行夜间射击考试。为了体现公正，决定调换教官监考，凡是担任射击课教官的教员一律不参加监考，而由校部另外指定教官进行监考，希望学员们理解，再接再厉，考出好成绩。
上校主任说完，一摆手，射击教官便都站起来退出，接着，从门外走进来四名穿克格勃军便服的男教官。上校主任向大家介绍说这是今晚的监考教官，校方已经指定他们全权负责今晚的射击考试加试，要学员们绝对服从他们。上校主任说到这里，加重了语气强调说：“校部特别要提醒大家，这是一次内容相当重要的特别考试，在座的每个学员都必须严格遵照监考教官的指示不折不扣地施行。凡是有拒绝执行教官指示或者执行不认真的，校部将对该学员作出严厉的处罚！都听明白了吗？”
傅索安等学员一齐吼叫似地回答说：“听明白了！”
“我等着听你们的好消息！”上校主任听着，朝众学员点点头，又朝那四名教官点点头，转身出门而去。
这时，学员们活跃起来，一个个挤眉弄眼，窃窃私语，互相猜测射击加试的内容，四名教官中有一个眼神阴沉的秃顶小老头，看上去是四人之首，走到小餐厅中间地下，举手一挥，低声道：“安静一点儿，同学们！”
众学员见他眼神不对，马上都咬住了舌头。
小老头把手放下，又说道：“现在，我宣布射击考核加试的内容：今晚全体到野外去，进行夜间活动靶射击。现场离特维尔谍报学校不远，我们去那里后，在路边等候目标出现，大家要注意保持安静：不准说话，不准咳嗽，不准吸烟，更不许走动。目标出现后，大家都认准了，这时天空会出现一颗绿色信号弹，大家立即开枪射击。特别要对你们说清楚的是，目标酷似真人，但不是真人，这是一种由总部技术部门的专家研制的活动靶，看上去和真人无异，也会走动，也会发出声音，你们不必有什么顾虑，开枪射击就是了！
唔？”
这末一个字，显然是和上校主任“听明白了”一样的问询语，于是众学员都说“是”。稍停，一个学员问：“教官，我们的枪都在靶场，要不要去取？”
小老头说：“外面车上有枪，每人一支，上面都贴着你们的学号，你们上车后自己认领就是了。还有什么问题吗？”
众学员都摇头，小老头便让大家出门上车。还是刚才从靶场来的那辆车，但每个座位上都放着一支“胜利—Ⅲ型”冲锋枪，枪托．上贴着一张小纸条，上面写着每个人的学号。一个教官让众学员根据枪支坐上座位，检查枪支弹药。傅索安坐下后，检查了一遍，发现枪擦得很干净，弹夹里装满了子弹，估计大约不少于三十发。
检查过后，就开车了。
这时已是晚上10点钟，天空黑云密布，没有月亮和星星，大地上一片漆黑。小老头教官说现场离特维尔学校不远，但汽车却开了一个多小时，一直开到伏尔加河的另一侧，又行驶了一会，最后才在一个松树林里停了下来。教官让众人下车，列队往前走。天地间伸手不见五指，领头的小老头教官没打手电，却走得顺顺当当，七曲八拐也没迷路、磕碰，估计他是这里的熟客，经常过来的。
走了一会，穿出了林子，来到公路拐弯处。小老头教官让大家在公路两侧埋伏下来，四个教官也两个一边和学员待在一起，但没拿枪，关照众人说目标即将出现，待信号弹升起后即可开枪射击。
傅索安蹲在路边的矮树丛中，手里拿着冲锋枪，不知怎的觉得心里很紧张。她把左手中指放进嘴里紧紧咬住，让痛楚刺激神经，强迫自己镇定下来。这时，黑夜的静谧中传来一阵汽车引擎声。
教官看了看夜光表，说：“大家注意，目标即将出现！”
引擎声渐响渐近，终于，一辆汽车出现在离埋伏点三五十米外的高坡上，两道大光灯射出的光束就像两把利剑似地穿破了黑暗。
傅索安眼尖，马上认出这是一辆军用卡车，车厢上蒙着篷罩。就在这时，车灯突然熄灭了，从汽车那里响起了一声尖厉的哨声，接着是什么东西从车上跳到地下的声响，随即是奔跑的脚步声。
就在这时，天空出现了一颗绿色信号弹，几乎是同时，又绽开了两颗照明弹，呈现在众人眼前的，是七八个在公路上迎面狂奔而来的男子。傅索安一愣：这目标怎么和真人一模一样？
“开枪射击！”教官下达了命令。
几乎是同时，枪声响了。目标中有人中弹倒下，发出刺耳的叫声，令人恐怖得禁不住要打抖。没挨子弹的那几个一看势头不对，马上来个向后转，往回狂奔而逃。傅索安不管三七二十一，瞄准往回奔在头里的那个扣动了扳机。“砰”的一声，目标像是被一只无形的巨手猛力狠推了一下，朝前仆倒了。这时，早已枪声大作，转眼间目标全部被击倒在地。
一颗红色信号弹升上了天空，那辆卡车和载傅索安一行来的中型客车，亮着大光灯，从两侧开过来。小老头教官说：“大家都往前去，看看自己的射击成绩。”
众人提枪走上去，只见地下躺着八具尸体，每人至少挨了五六枪，头部、身体各部都是弹孔，公路上一片片都淌着鲜血，空气中散发着火药味和血腥味。傅索安一看，心里“格登”一声，寻思打的怎么是真人？！其他学员一定也有这个疑间，站在那里互相交换着内涵复杂的眼神。
这时，小老头教官开腔了：“大家不必紧张，这些目标都是已经被判处死刑的刑事犯。我们的这次行动是经过苏联最高法院批准的，大家起到的是法院行刑队的作用。现在，大家上车返校。刚才这里所发生的一切，都已经被录像，明天，我们将根据录像分析每个人的情况。顺便通知大家，今天晚上的行动，是暗杀课程的开始。我们四位，是暗杀课程的教员，我是组长巴维列夫。大家辛苦了，上车返校吧！”
原来，这是特维尔谍报学校在进行暗杀课教授前的一次必须进行的行动。克格勃的特工专家认为，学暗杀技术的特工如果没有真正经历过杀人实践，他就不能真正学好暗杀技术。所以，每个特工都必须有杀人实践。为了消除一些学员可能会出现的心理障碍，这次实践被巧妙地安排在射击课考试的后面，使学员认为这是射击加试内容，等到真相大白时，实践也已经结束了。
回到学校，傅索安洗过澡上床时，已经是凌晨2点钟。尽管她很疲倦，但却难以入睡，眼前老是晃动着杀人的情景。
16
拍全裸照也是克格勃招募特工的
一道必行手续，她在履行这道手续后，
又羞又恨又悔，伏案痛哭不已。
特维尔谍报学校的暗杀课程一向被克格勃列为特工学员的主要课程之一，因此，授课内容、时间都较其他一些课程不同。为让学员易于理解接受内容，学校运用了多种形式，除放映教学观摩影片外，还放映了一些苏联和西方国家的相关故事片，并请来克格勃对外谍报局行动执行部的暗杀专家来讲解、分析他们亲手所干的谋杀行动。行动执行部原被称为“F排第十三部”，1969年初刚改了名称。该部专门负责政治谋杀、绑架和破坏，其活动充满血腥，往往是鲜血飞溅的，所以在内部被称为是干“湿活”的。另外，傅索安等学员还在教官指导下做了许多实验。等到暗杀课程学完，已经是1969年6月下旬了。
这时，由于国际、国内形势的动荡、变化，苏联需要更多数量的待工。克格勃根据苏共中央政治局的指示，突击改革了特务学校的教学大纲和教学计划，推出了“谋报人员速成班”。这种“速成班”简化、删除了原先的部分内容，将完成学业的时间定为十二个月。为便于教学，“速成班”采取集体教学方式，所以招募学员也是一次性进行的。特维尔谍报学校被克格勃总部定为“谍报人员速成班”的试点单位，于1969年6月29日招募了三十名学员，将他们编成了一个班。
这个班的三十名学员中，二十名是苏联人，十四男六女；十名是外国人，五男五女，其中有一名女的是中国人，也是知识青年。
这个女知青名叫钟秀翔，1949年11月出生于河北省唐县，其父母当时均是中国人民解放军军官。一年后，钟秀翔因父母奉调去北京而随之赴京。从此，钟秀翔定居北京，在北京读完了小学和初中。1958年，钟秀翔的父母转业地方，父亲担任一家工厂的党委书记，母亲在教育部门任科长。两年后，钟秀翔的父亲患病医治无效，撒手西归。不久，钟秀翔的母亲再婚，继父是医生。由于继父带来了前妻所生的三个子女，钟秀翔觉得打破了她家原先的宁静，从此一直郁郁寡欢。1966年爆发“文化大革命”后，钟秀翔干脆离家出走，走南闯北，遍游全国，“革命大串连”一直进行到1968年春节前方才结束，返回北京家中。
钟秀翔回到北京后才知道，在她“革命大串连”的这段时间里，家中发生了重大变故：继父被造反派查出30年代曾当过国民党部队的军医，并涉嫌迫害多名红军被俘伤病员，于是被定为“历史反革命分子”，给逮进了公安局；母亲早已被所在单位定为“走资本主义道路的当权派”，在靠边劳动，接受监督，丈夫一抓进去，她又被扣上“反革命家属”的帽子，成了双料货、重点批斗对象，七批八斗，成了精神病人，跳进了永定河。家庭变故对钟秀翔造成了政治、经济两方面的双重不利。幸亏她本来就是个有主见的姑娘，在外闯荡了一年多，更加变得成熟了，面对不利情势显得很是冷静，经过一番考虑，头脑里很快就形成了主意：从此不再参与政治运动，不参加学校两派造反组织的任何一派，当一名“逍遥派”。经济上先把家里稍稍值钱的东西（值钱的都已被抄家抄去了）送往旧货店，换取钱钞维持生活。
钟秀翔有个从小学一年级就同班一直同到初中三年级的同学，那是个男生，名叫盛炜富，和钟秀翔同年。这盛炜富的父亲是资本家，早年在北京城里开着三家店铺，在资本家里算是个不大不小的角色。1956年，国家推行了公私合营对资本家的产业进行“赎买”的政策，盛老爷子把三家店铺交给国家，每月能拿下一笔优厚定息，一家数日照样过着富裕的日子。盛炜富人模样长得帅，身架子高大健壮，穿戴又光鲜，学习成绩又好，所以在班级里很惹女问学的注意。初二、初三时，颇有几个情窦初开的女孩子偷偷给他递过情书。惟独钟秀翔对这个资本家子弟嗤之以鼻，正眼儿都不瞧一下。当时钟秀翔是“革命干部”成分，眼珠儿长在额头上，从来不把“非劳动人民家庭”出身的同学放在眼里。
“文化大革命”开始后，盛炜富因先天缺陷，底气不足，颇有自知之明，早早当起了“逍遥派”。学校里那两帮于因忙着打派仗，也顾不上对付“逍遥派”。盛炜富闲着无事，常去近郊钓鱼、逮鸟、放风筝。钟秀翔在回北京二三个月后，一则闲得发慌，二则经济上捉襟见肘，连吃菜都发生困难，便常去郊外挖野菜。一次，钟秀翔在挖野菜时，和正在钓鱼的盛伟富意外相遇，双方一怔之后，打了招呼，开始叙谈近况。盛炜富在知晓钟秀翔的情况后，并没有因钟秀翔以前歧视他而幸灾乐祸，相反倒表示出深深的同情心。他把钓到的鱼全都送给了钟秀翔，并将身上带的钱也全掏出来赠送了。
以钟秀翔当时的情况，她的家庭出身比盛伟富还低了三等，她见盛炜富如此对待自己，禁不住感动得热泪盈眶。也许，就是从这一刻开始，她心里产生了对盛炜富的爱。
钟秀翔的家离盛伟富家不远，步行七八分钟就到。从此，盛炜富天天邀请钟秀翔去他家坐坐。和他那几个同样是“逍遥派”的弟妹一起下棋、打牌、玩乐器。盛家老爷子当年是北平商界小有名气的“老狐狸”，处世行事心眼玲珑剔透，“文化大革命”刚吹响号角，他已嗅出味道不对，立刻把金银钱钞、贵重细软藏匿转移，结果，抄家的一拨拨来，却只搬走了几件家具、餐具。不久，造反派打起了派仗，老爷子遂把藏匿的钱物一点点拿出来贴补家用。所以，盛家仍过着比较好的物质生活。这种家庭，根本不在乎多一张嘴吃饭，盛伟富便经常留钟秀翔在他家吃饭，好让她节省一份开支。有时，在家里闷得慌了，盛炜富、钟秀翔便去公园、郊外钓鱼、挖野菜。如此几个月接触下来，两人很快就产生了感情，双方之间只隔着一张薄纸，一捅就破。
这时已进入1968年的秋天，中国开始了新中国成立以来规模最大的知识青年上山下乡运动。北京市革命委员会发布文件，提出1966年、1967年毕业的初、高中学生的第一个去向是黑龙江生产建设兵团。当时的口号是“屯垦戍边”，据说具有双重战略意图：如果苏修发动战争，入侵中国，大批知青便是兵源，随时可以就地入伍，拿起武器，投身反侵略战争。如果不发生战争，知青则是一支生产力量，可以参加建设边疆。盛伟富得到消息，想想自己已经步入成年，老是待在家里也没意思，不如去黑龙江算了。于是去找钟秀翔商量，其实是想拉她一起去的意思。钟秀翔的处境、心绪比盛炜富差得多，正急着寻找出路，听说有这样一个机会，自是愿意。
于是，两人双双去学校报了名。
当时，黑龙江省边境地区称为“反修第一线”，而去那里的知识青年又是作为“反侵略战争预备力量”而安排的，所以，在选择时有一定的条件，明确规定“地主、富农、反革命分子、坏分子”的子女是不能去的。盛炜富、钟秀翔报名后，一政审，盛炜富的父亲虽是“老狐狸”，却属于“守法资本家”，盛炜富本人也从无劣迹，于是得以通过。而钟秀翔却不行了，她的父亲作为“历史反革命分子”关在专政机关，母亲又是“畏罪自杀”的，这种角色显然不适宜去“反修第一线”扎根。盛炜富、钟秀翔得到消息，焦虑万分，鉴于当时的政策，却又无计可施。正在无可奈何之际，情况发生了变化：钟秀翔的继父、那个当过国军军医的老头经审查认定只属于“一般历史问题”而被释放了，仍回原单位行医。这样，钟秀翔母亲的问题性质也起了变化，双料货还原为单料货，仅是一个科级“走资派”。这对于钟秀翔来说，无疑是一个转机。她当即去学校和区有关部门申述理由，共有三条：
一、她的生父系货真价实的革命干部，早在1938年就参加八路军了，为革命立过战功，解放后长期担任局级领导，是毛主席革命路线上的人。
二、她的继父已经专政机关审查认定不是“历史反革命分子”，而只是“一般历史问题”。
三、她的母亲“畏罪自杀”的一条“罪行”即“反革命家属’七团继父问题性质的改变而消除。
当时主持该项工作的领导小组当然不会预料到钟秀翔去黑龙江后会叛逃去苏联，成为一名克格勃特工（平心而论，就是钟秀翔本人也还没这么一个打算）。他们认真听取了钟秀翔的申诉，对她的情况进行了专门研究，最后决定网开一面，批准她去黑龙江。对钟秀翔审查的放宽，当时是有据可依的：根据有关部门的估计，去黑龙江的这批知青有可能将在那里待一辈子，至少也得待一二十年。这样，他们将不可避免地面临婚姻问题。为了今后使绝大多数人能顺利地解决这个问题，在组织这批人员时，内部规定要求男女比例尽可能达到或接近一比一。而当时这两届毕业生中，男女生的比例本来就不到一比一，男生偏多。在报名的人中，又是男生人数明显多于女性。所以，在审批时，政策往往向女生倾斜。钟秀翔的情况，就是属于这一类。
钟秀翔、盛炜富被双双批准去黑龙江，两人欣喜不已。在做准备工作的那几天里，两人天天待在一起，简直寸步不离，常常要到午夜过后方才依依不舍而别。离开北京的前夜，他们受情欲驱动，终于越过了那条界线。
次日，盛炜富、钟秀翔和一千六百名知识青年一起，离开北京。
经过三十多小时的旅行，他们终于抵达了距中苏界河黑龙江仅几十里地的目的地。这天，是1968年10月14日。
盛炜富、钟秀翔被分配在同一个连队，盛炜富去农业排参加开垦荒地。钟秀翔在连队伙房当上了一名炊事员，这在那里算是一个好差使，因此，给连队几个观察细致、想象力丰富而又喜欢乱嚼舌头的女知青留下了一个话题。
这个连队有三百余名知青，主要由三个城市的66届、67届初高中毕业生组成：上海、北京、哈尔滨。哈尔滨的最先抵达，上海次之，北京最晚。每批知识青年抵达后，总是要办一期学习班，一是提高思想认识，二是适应北疆生活，三是让领导有时间观察每个知青，以量才录用安排合适的工作。学习班期间，团部、营部为表示对知青的重视，会派干部下连队看看，讲几句话。有时，团、营的主要领导兴致所致，也会下来转上一圈。钟秀翔一行到连队后，也是办一期学习班，先是每人填写一份“兵团战士登记表”，然后进行政治学习。政治学习通常进行半个月，中间有农场的情况介绍，还组织大家去黑龙江边待一待，亲身领略“反修第一线”的况味。
钟秀翔在参加政治学习时，一天，团政治部主任到她那个连队来检查工作，顺便看望一下新到的这批知青。在和大家见面前，主任在连部小坐，顺手翻阅了桌上那叠《兵团战士登记表》，其中钟秀翔的那份引起他的注意。原来，钟秀翔吃到了国军军医给她带来的苦头，在填“家庭成员”栏时，写明系继父，而在备注栏里填了生父的情况，注明何时逝世。巧的是，钟秀翔的生父转业前所待的部队，正好是这位政治部主任所待的部队。那时，主任还是一名副连氏，听过任副师长的钟父的报告。这样，主任当然要和钟秀翔见一见，谈几句。
政治部主任在和办学习班的知青见过面后，转脸扫视全场，问道：“谁叫钟秀翔？”
钟秀翔连忙站了起来。主任朝她打量了一会，点点头，说：“你跟我来！”便走出去了。
钟秀翔不知是怎么回事，跟着主任到了连部。坐下后，主任问了问她父亲的情况，又问了她本人和家庭的情况，然后说了几句勉励话，就打发她走了。当时营长、连指导员都在场，可能政治部主任在钟秀翔走后说过什么话，也可能根本没说什么但他们意识到了这层关系，在学习班结束分配工种时，钟秀翔被安排去了伙房，这在以农业劳动为主的连队里，是一个许多人求之不得的岗位。
因此，最先抵达的哈尔滨知青中，有几个姑娘便胡乱猜测，怀疑钟秀翔被政治部主任“干过了”。这和钟秀翔长得颇有几分姿色可能也有关系。
这种猜疑在传了几次后，被演绎成有头有尾的桃色故事，先是在哈尔滨知青中传播，渐渐传到了上海知青中，最后传到了北京知青中，并且很快被盛炜富获知。哪个男人都不想戴绿帽子，盛炜富一跳三丈，马上去找钟秀翔。钟秀翔感到大受委屈，把当时的实情说了一下，盛炜富不放心，又找指导员转弯抹角打听确实了，这才相信。本来此事算是结束了，即便想搞一搞也不必自己行动，策略一点只要向连部、营部报告一声就是了，组织上为维持团领导的威信，会对有关制造谣言的人进行教育的。但盛炜富、钟秀翔采取的却是另外一种方式，两人商议下来觉得忍不下这口窝囊气，决定要秘密调查，查出“造谣人”予以报复。
盛炜富在部分智力方面受其资本家父亲“老狐狸”风格的影响，考虑问题比较精细。他知道若由他和钟秀翔出面调查，恐怕永远查不到结果，所以，他请几个比较要好的北京知青帮助调查。那几位很乐意充任业余侦探，但因是外行，又兼新来乍到人生地不熟，结果一直查了将近两个月才查清：此事是由哈尔滨女知青刘某、乔某最先说起的。
盛炜富把调查结果告诉钟秀翔，问如何处置为妥。钟秀翔恨透了刘、乔两人，便咬牙切齿道：“揍她们！”盛炜富想想也是惟独如此方才解恨，便决定实施。
这天，盛炜富来到刘、乔所住的寝室门口，隔着门大叫：“有人吗？”
门开了一条缝，一个女知青探出头来：“找谁？”
盛炜富说：“连长让我捎话，叫刘××、乔××马上去一趟连部。”说完，转身就走。
一会儿，刘某、乔某两人出来了，刚拐过屋角，被盛炜富蹿出来当道拦住，：二话不说，冲刘某劈脸就是两个耳光。刘某冷不防被打懵了，捂着脸望着盛炜富：“你……你……你……干么打人？”
盛炜富用凶狠的眼神瞅着两人：“叫你们造谣生事！”
乔某一听“你们”两字，猛然醒悟，正待转身逃离，早被盛伟富一把揪住头发，打了一记耳光，又把脑袋往墙上用力撞了几下。两个女知青情急之下，哭喊“救命”，盛炜富这才松开手，扬长而去。
乔某、刘某挨了打，自然不肯善罢甘休。她们也是红卫兵出身，信奉的是“以血还血，以牙还牙”的战斗哲学，因此不去向连部报告，要求解决，而是去向一起来农场的哈尔滨男知青哭诉、求助。
住在8号寝室的几个男知青答应替乔、刘两人报仇。他们找了一个机会，把盛炜富神不知鬼不觉地绑架到8号寝室里，绑住手脚，堵住嘴巴，罚跪、打耳光、揪头发、浇冷水、拳打脚踢，整整折腾了三个钟头，把盛炜富弄得死去活来，这才释放。
盛炜富这次真是吃足了苦头，在床上躺了三四天方才下地。
他和钟秀翔商议如何报仇，两人对8号寝室的那些知青恨得牙根发痒，竟失去了理智，决定将对方置于死地。钟秀翔说：“这事由我来负责搞，你啥事都别管等着听消息就是了！”
这时已是1968年底，连队决定在12月31日晚改善伙食，让大家吃饺子。连部考虑到伙房小，难以承担三百多人吃的饺子，便采劝分而食之”的办法，即以寝室为单位，把面粉和馅儿领回去，自己制作。钟秀翔事先已经知道这个情况，心里已有主张：在8号寝室的那份面粉和馅儿里放上耗子药，把他们统统毒死。
1968年12月31日，这是一个风雪弥漫的日子。连队放假，以排为单位组织联欢文娱活动，欢庆来边疆后的第一个元旦。盛伟富会写美术字，被连领导召去参加布置连部会议室，因为次日团部将来人开座谈会。钟秀翔在伙房忙碌，她送给炊事班长——一位五十来岁的农场老职工——两条肥皂，弄到了分面粉和馅儿的差使。她按各寝室人数把东西称好，一份份放在那里。8号寝室的那份里，已经放进了伙房里留着专门用来药老鼠的六包耗子药。
按照说明书所标明的，这个剂量笃定能毒死8号寝室的八个哈尔滨男知青。
下午4点钟，开始发放面粉和馅儿，各寝室派代表去伙房，从钟秀翔手里领取了自己的份儿。当8号寝室的代表领取时，钟秀翔心里很是得意，寻思你们这几个活不了几个小时了！
发放完面粉、馅儿，天色已暗下来了。钟秀翔把自己和从盛炜富寝室扣下的那份合在一起，包了饺子，煮熟后端往会议室，和盛炜富一起吃了。这时，各个寝室的饺子还没下锅，宿舍区一片热闹。钟秀翔去了那里，走进几间男寝室，以伙房名义征求对这次分发饺子生料的意见。她这是醉翁之意不在酒，主要是察看8号寝室的动静。8号寝室的那几位，根本没料到钟秀翔会来这么一手，刚包完饺子，正准备烧水下锅。见钟秀翔，便留她吃饺子，钟秀翔坐是坐了，当然不会吃饺子。她和他们聊了几句，看着他们煮熟了饺子，捞进盒里开始吃了，这才离开。
钟秀翔把盛炜富从连部会议室叫出来，说事情已办妥了。这时，两人才开始考虑下一步该怎么办。钟秀翔的意思是不管他，反正人家又没看到她下毒，到时候不承认就是的。这显然是过分幼稚，盛伟富坚决不同意。这样，他们就想到了出走。去哪里？仓促之间，两人感到走投无路，最后决定往黑龙江对岸苏联人那里逃。
说走就走，盛炜富、钟秀翔什么东西也不带，马上开路。通往江边的路上，兵团设有岗哨，但盛、钟两人是兵团的人，熟悉位置，都避开了，据钟秀翔说，她和盛伟富走到江边时，听见风雪中有马嘶声，知道是边防军的流动巡逻哨，便伏在一处土丘下，待巡逻哨过去后，两人便从结了厚冰的江面上偷越出境了。
盛炜富、钟秀翔爬上黑龙江彼岸后，眼前一团漆黑，视野内不见一点灯光。两人辨认方向，一直往苏联境内纵深处走。走了好一会，遇到一辆苏联边防军巡逻车，他们便站在公路上，双手高举作投降状。巡逻车在十几米外停了下来，跳下三个苏联军人，持枪逼过来，猛地以敏捷的捕俘动作将两人摔翻、按住，先搜身，然后用手铐铐住双腕，推上巡逻车，驶往营房。
却说兵团连队8号寝室那几位，吃过饺子，弄了两副扑克牌玩了起来，一直玩到下半夜2点钟睡觉，并没有哪个觉得肚子或者其他什么地方不适。事后分析，有两种可能：一是那耗子药已被伙房里那几个农场职工因家里需要而悄悄以高粱面什么的偷换掉了。
一是因搁置时间长了，又受了潮，已经失效。总之，那八个哈尔滨男知青始终安然无恙，以至于钟秀翔被克格勃派遣来华搞破坏活动被我公安机关抓获后交代出这一情形，公安机关发函向这边调查时，他们竟不能提供任何证据。
因为8号寝室无事，所以连队当天晚上竟未发现少了两个人。
盛炜富寝室的知青以为盛炜富在连部搞突击布置而干通宵，钟秀翔寝室的知青则以为钟秀翔在伙房值班，直到元旦上午，炊事班长见不到钟秀翔而叫一个女职工去叫时，才发现钟秀翔不见了。接着，又发现盛伟富也不见了。两人的恋爱关系在连队是众所周知的，所以连长、指导员想当然地认为是双双开小差回北京探亲去了。连部当即召开全连大会，指导员在会上严厉批评了这种擅自离场的无组织行为，重申了知青们刚来时就宣布过的请假纪律。
连长意犹未尽，又接着讲话，宣布待这两人返回连队后，将给予严厉的处分，并将钟秀翔从炊事班调出，发配到大田班去干最苦的农活。
直到元月4日，连队才弄清盛炜富、钟秀翔的真实去向。那天上午，苏联方面从国境线那边扔过来一具男性尸体，并不作任何解释。我边防部队见尸体是农场知青装束，便通知兵团方面去认领。
团部闻讯，马上打电话向各个营查询哪个连队跑了人，结果证实尸体系盛炜富。
盛炜富的尸体被运往团部卫生队，请来法医验尸。经检验，尸体身上有皮带抽打的伤痕，可能还挨过拳脚，但致死原因是上吊窒息。
盛炜富的死讯，钟秀翔直到后来被克格勃派遣来华落网后才由我公安机关告知。关于钟秀翔落网及被审讯等情况，本书后面将有专章叙述。
钟秀翔越境过去落到苏联边防军手里后，一押下巡逻车就再也没见到盛炜富。之后，她的遭遇和傅索安刚越境叛逃时在36号地区边防营的情况相差无几，所不同的是，她因未昏迷，所以没有医生来和她打交道。钟秀翔在边防军营房关押了一星期，被审讯了两次。之后，她被移押至离边境线不远的一个小城的刑事侦察局拘留所里，单独关押，伙食标准和苏联刑事犯一样，其他方面也未受什么优待。
在看守所关了十九天，钟秀翔被押往苏联远东地区的大城市哈巴罗夫斯克（伯力）。她的越境叛逃被苏联方面作为一起案件，正式由克格勃开始调查。实际上，克格勃已有将她招募为特工的设想，所以特为立案调查。
克格勃是如何调查钟秀翔的口供的，这里无法向读者提供，因为缺乏这方面的材料。可能是钟秀翔所说的“投毒事件”不被外人所知的原因，克格勃这一节的审讯特别烦琐，光测谎器就使用了七次，药物“洗脑”三次，还由专家来搞了一次催眠状态下的询问。总之，一直审查到1968年4月中旬才结束。
1968年4月20日，钟秀翔被克格勃从看守所押解到哈巴罗夫斯克郊区的一幢花园别墅过软禁生活。在那里，物质条件大为改善，伙食很好。她还接受了几次极详尽烦琐的身体检查。之后，再也无人答理她。一直到6月下旬，才来了两名穿克格勃军官服的中年男子，一个是少校，一个是中校，都能说汉语；那个中校甚至还会说几句北京土话，令钟秀翔大为惊讶。
这是钟秀翔叛逃以来所碰到的最和气的苏联人，他们一上来跟她聊了半个多小时的北京。从故宫、天坛、颐和园一直到茯苓饼、烤鸭，从北京的胡同一直聊到北京人的语音。后来，钟秀翔成为克格勃特工后，了解了一些内情，怀疑这两个军官曾去北京当过苏联驻华大使馆的什么官员——这是克格勃惯用的伎俩。谈了一会，克格勃军官才把话题转到钟秀翔的前途上，也像问傅索安一样，问她来苏联后有什么打算。这个，钟秀翔从来没考虑过。她如实说了，对方便问她是否愿意去一所学校学习，许诺毕业后会有一附很好的工作，既体面又有优厚的薪饷和其他福利待遇，并且一进学校便算已取得苏联国籍。钟秀翔一听，就像饥汉突然看见天下掉下个大馅饼，上面还写着自己的名字，兴奋得眼睛发亮，坐也不是，立也不是，连声表示愿意。
少校笑道：“愿意？那好，请您在这份表格上填写一些内容。”
说着，他拿出了一份特务学校的登记表。
表格是用俄文印的，钟秀翔一个字母也看不懂，对方便给予指点，告诉她哪一栏里该填什么，哪一格里该写什么。钟秀翔—一依言填写，记忆中这是一份内容详尽的履历表。
之后，两人让钟秀翔出门，上了他们的汽车，开到哈巴罗夫斯克市区里的一幢不知是什么单位的建筑物里停了下来，进了餐厅，叫了一顿丰盛的晚餐。餐后，由一男一女两个穿便衣的苏联青年陪送钟秀翔去火车站，三人一起上了火车。
火车开了一夜半天，在一个不知叫什么名字的城市停了下来，青年男女让钟秀翔下车，已有一辆轿车在站台上等候，把三人载往附近的一家饭店。吃过午饭后，汽车又送他们去了机场，三人上了一架苏联民航机。飞机上只有一半座位坐着乘客，他们一上飞机，就起飞了。这次飞行的目的地是莫斯科，抵达后，又有汽车把他们三人送往一家宾馆（实际上是克格勃的内部招待所），那两个男女把钟秀翔交给两个克格勃男军官后，就离开了。和最先露面的两个“中国通”校级军官一样，钟秀翔后来再也没见到过他们。
这两个克格勃军官不会说汉语，他们把钟秀翔安置在宾馆的一个单人房间里后，叫来一个克格勃医生，给她检查身体。之后，他们叫钟秀翔洗澡，却又不让关上卫生间的门。钟秀翔胆战心惊，连连摇头，两人马上显出一副凶神恶煞的神情，举起拳头威胁着要揍她。钟秀翔此刻真正是“在人屋檐下，岂敢不低头”，只得含羞忍气屈从。她刚进浴缸，一个军官就走进来把脱下的所有衣服都拿走了，打着手势告诉她洗完后到外面来穿新衣服。
钟秀翔匆匆洗罢，用浴巾裹着躯体走到卧室要衣服穿。那两个军官却把她的浴巾拿掉，扔在一边，然后用照相机对着她前后左右上上下下拍个不停。好一阵，他们才算结束，拿着照相机出去了。钟秀翔匆忙穿上衣服，又羞又恨又悔，伏在桌上哭了好一阵。
原来，这个拍裸体照的程序也是克格勃招募特工的一道必行手续，不管男女，都必须留下多张裸体照，存放进档案，作永久保存。据说，这样做是为了防止该特工日后被他人假冒。傅索安当时没有单独办这道手续，因为她在克格勃特别调查部的审讯室里一度是全裸体接受讯问的，已有专用照相设备在她毫不察觉的情况下全方位拍摄了许多照片。
钟秀翔在莫斯科待了两天后，在夜间被送往特维尔谍报学校。
直到此时，她才知道自己已经成了克格勃特工。
钟秀翔入校后，校方考虑到她除了汉语外不会讲其他任何语言，为使她迅速掌握俄语，就把她安排和已能讲流利俄语的傅索安同住一个寝室，由傅索安教给她俄语。当时，她们是特维尔谍报学校仅有的两个中国学员。
傅索安后来回忆，她看到钟秀翔时，有一种油然而生的亲切感。但她在听钟秀翔述说叛逃原因后，却说了一句意味深长的话：“你做事欠考虑！”
傅索安可能出于谨慎，也由于成熟了些，没向钟秀翔谈过自己的叛逃情况，只说自己是天津人，1968年来苏联的。
钟秀翔能在此时此地碰到傅索安，自以为是不幸中的大幸。
她不但在俄语方面得到傅索安的指导，在其他各方面也受到了傅索安许多照顾和帮助，直到半年后傅索安毕业离开特维尔谍报学校。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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