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第十一章　女扒手的悲剧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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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她的扒窃技艺令克格勃专家眼界
　　　　　　　　　　大开：看守所里，她对押解她的军官行
　　　　　　　　　　窃；特务学校里，十一名教官成为她的
　　　　　　　　　　行窃对象。

　　傅索安随克格勃调查组从乌兰巴托返回苏联后，又去喀山克格勃第四高级特工学校待了一个多星期，便接到克格勃人事管理局的通知，让她飞往莫斯科，与其他几名教官一起去“契他伊斯卡雅”特务学校报到。
　　1971年11月2日，傅索安和七名苏联教官抵达了“契他伊斯卡雅”特务学校。这所位于苏蒙边境贝加尔湖畔的特务学校，据香港广角镜出版社1997年出版的由杜渐所著的《苏联秘密警察》介绍，在7O年代中期已呈“特务城”的格局，里面除了“中国部”，还有“日本部”、“越南部”和“朝鲜部”，专门训练赴中、日、越、朝四个国家进行谍报活动的特工。但是，傅索安当时初抵“契他伊斯卡雅”特务学校时，该校还只有一个部，即后来的“中国部”。这所特务学校当时占地面积四百五十亩，作为一所学校来说，这是一个惊人的面积了。
　　“契他伊斯卡雅”特务学校的首任校长是布特卡少将，这是一个六十来岁的胖老头，身高一米九二，体重将近三百磅，据说在苏联卫国战争时期曾作为红军间谍潜伏柏林十四个月，获得并发回了大批情报，战争结束后，被授予“斯大林勋章”、“一级红旗勋章”，并获得“苏联英雄”称号。布特卡少校是语言方面的天才，他精通俄、德、英、法、中五国语言，此外还粗晓日、朝语，曾有过外国语言方面的专著出版。战后，布特卡一直在从事特工方面的研究和教学工作，曾出任过莫斯科谍报学校校长，算得上是克格勃中屈指可数的几位特工教学专家中的一个。
　　傅索安抵校后的当天晚上，“契他伊斯卡雅”学校为当天报到的八名教官举行欢迎仪式，并设宴招待。酒席上，布特卡校长向傅索安等人介绍了学校的有关情况：目前共有学员一百五十名，分为十五个班级，每班学员为十人，每个学员所学的特工技能不尽相同，总的来说根据他们本身的特点分别予以“情报”、“行动”、“宣传”、“游击战”四个部分的训练，学制从三个月到十八个月不等。
　　傅索安不久就知晓了布特卡校长所说的学校所设上述四个部分的用意——情报，即重点培训以窃取中国政治、军事、科技、经济等各类情报为主技能的情报特工，这部分学员在毕业后将被派往中国潜伏或短期活动，以窃取情报为主要内容。
　　行动，即重点培训以暗杀、绑架、爆炸等技能为主的行动特工，这部分学员毕业后将被派往中国进行短期活动，从事破坏和制造恐怖。
　　宣传，即专门培训进行反华亲苏煽动活动的演讲、制作宣传品、散发张贴宣传品、设置反华广播电台等技能的特工，以便在需要时潜赴中国进行活动。在这方面，克格勃有过成功的记录，1962年的“伊塔事件”便是一个明显的例子，所以他们特别重视。
　　游击战，这是为苏联发动对华侵略战争而作准备的。克格勃的专家们设想在发动这类战争时，应当派遣一批“游击战专家”去中国，在前线地区和后方就地招募特工，进行破坏道路、桥梁、机场沧库、通讯设备、小分队袭击、刺杀首要人物等特工活动，来配合苏联军队所进行的军事行动。“游击战”这个科目的开设，就是为了培训这种“专家”。
　　傅索安执教的“情报理论和情报实践”课，主要是为“情报”科目的特务学员讲授。但由于“行动”、“游击战”两个科目的特务学员在具体活动时也会遇到“情报学”问题，所以，她也给他们讲几堂课。半年多前，当安德烈大校让傅索安当教官时，她还极力推诿，来“契他伊斯卡雅”学校上了几堂课以后，她就发现这实际上是一个很不错的位置，这主要由于三个原因形成的：第一，不必担心被派遣去外国尤其是中国执行任务，因为谍报学校属于人事管理局管辖，和对外谍报局是两个部门，没有这个职能。第二，她从小学到“文化大革命”开始时的高中一年级，都是班级、少先队、共青团的干部，头脑里已经形成一种“权力欲”，直到叛逃投苏后才被迫变为唯唯诺诺的猥琐小人，现在当上了特务学校的教官，这种“权力欲”又回复到她的身上，她可以对那些特务学员发号施令，这是一种满足；第三，教官的薪金比她在对外谍报局当特工高出一倍以上，她可以把这些钱积起来，留着以后过舒适的生活。
　　当然，“契他伊斯卡雅”特务学校也有不尽人意的地方，比如说活动范围很狭。尽管学校很大，里面有俱乐部、温水游泳池、公园、湖泊（不在学校面积内）、电影院、咖啡馆、酒吧等等，但外面却被克格勃武装警卫部队严密地守卫着，特务学员不能越雷池一步，连教官出去也必须去校长室领通行证，而且限定外出时间。所以，傅索安是难得外出的，有空闲时间，她宁可去酒吧间喝酒、听音乐，或者一个人缩在教官单人宿舍里看书。
　　傅索安所教的班级，共有十名学员，都是中国人，六男四女，其中有四个是从黑龙江、内蒙古、新疆叛逃过来的知识青年，汉族人。
　　四个是少数民族，哈萨克、维吾尔族和回族，都是1962年“伊塔印件”时越境外逃的边民，当时都是少年，现在都二十多岁了。两个是克格勃从新加坡秘密招募来的华侨青年，那是一对恋人，但进校后两人表面上已经断绝了关系。当时的知识青年，“文化大革命”初期都当过红卫兵，这使也是红卫兵出身的傅索安产生了一种亲近感，她对那四个知识青年的态度明显地比对其他六个学员要好。
　　尤其是四个知识青年中推一的一个女知青，傅索安更是对她如妹妹一般。
　　这个女知青，名叫皮勇，当时是二十一岁，上海市人。皮勇这个名字，应当是给男孩子起的，不过给这个姑娘也不枉：她黑黑瘦瘦，一脸调皮相，整天嘻嘻哈哈，打打闹闹，是个不折不扣的假小子，从小到大，不知打过多少次架，真是又“皮”又“勇”。皮勇出身于上海一个劳动人民家庭，父亲是码头工人，母亲是纺织工人。当初这对夫妻结合时还没有“计划生育”这个说法，所以两口子把生孩子当作人生一大乐趣，不厌其烦地生了一个又一个，一共生了八个，皮勇排行老六。孩子多的家庭，有两个缺陷是显而易见的：一是经济困难，缺衣少食。二是疏于管教，自我成型。皮勇兄弟姐妹八人，从记事起就整天价为争一点零食或是一件衣服之类闹得鸡飞狗斗。以皮勇的调皮相，在家里自然不是个安分守己的主儿，她人小争不过兄姐，就时常乘他们不留意的当儿悄然伸手捞取看得中的东西。“不告而取，是谓之窃”，兄姐发觉之后，自然要动手教训，皮勇就逃出家门，直到家里人见她昼夜不归着了急，全家出动找她回去才罢休。前科自然不算账了，但没几天她必有新行为弄出来，于是开始了又一轮逃一寻的闹剧。皮勇的童年，就是在这种周而复始的“游戏”中度过的。
　　皮家人当时自然不曾想到，他们的这种行为，竟是在为克格勃培训一位具有特殊技能的特工。皮勇逃离家庭，昼夜不归，住宿无从谈起，码头、车站可以栖身，但吃饭总是要解决的，她便开始偷窃，皮勇的偷窃，分为两种形式：一是拎窃包裹，二是扒窃钱包。别看她成绩单上连挂红灯，在偷窃方面的心眼却是玲珑剔透，她也没有拜师傅，也没有观察、偷学，就凭自己的那份感觉，竟然无师自通地成了一名盗窃熟手。她偷到了钱钞，先是自己上馆子、泡剧院、逛商店，胡乱花用；若还有剩余，就叫上几个要好同学去消费。有时也买些东西回家，大人问起来源，便说是拣的，大人也不追究，更没有进行“拾物交公”的共产主义道德教育。
　　皮勇从六七岁开始自学偷窃，竟然福星高照，连续十年没失过风，这在黑道上的职业高手中也是一个惊人的记录。到“文化大革命”开始那年，可能是因为社会治安恶化导致窃贼增多而使人们的防范意识增强的缘故，皮勇终于在一次扒窃作案时失风，被人当场逮住送往派出所。当时，神州大地大讲“阶级斗争”，派出所问案先要问家庭出身，民警一听这小姑娘父母双双皆是产业工人，先已生了从宽之心。再问下去，案情又轻，便来了个“教育释放”。皮勇有惊无险折腾了一回，反倒有了经验。以后又作了些案，因为担心销赃时暴露，所以干的都是扒窃，不再动拎包的脑筋。
　　这样到了1970年底，皮勇名义上算中学毕业，当时称之谓“70届”，要毕业分配了。皮勇的兄姐都已在上海工作，所以按政策她应当上山下乡，去外地插队落户，学校给了三个地方让挑选：江西、贵州、内蒙古，皮勇喜欢吃牛羊肉，便舍近求远挑了内蒙古。
　　1971年3月中旬，皮勇和一批上海70届学生离沪赴边疆，来到内蒙古自治区陈巴尔虎旗海拉尔河畔距中苏边境不到百里的呼伦科尔夫屯插队落户。皮勇到那里一看，呼伦贝尔大草原，牛羊成群，骏马飞奔，不禁大感兴趣，打定主意要和牧民同吃同住，同甘共苦，扎根草原一辈子。她的假小子习性得到了充分发挥，没多久就学会了骑马，被牧民称为“好样的汉族姑娘”，准备把她作为典型加以培养。但皮勇是个“扶不起的阿斗”，牧民在动培养她的脑筋的时候，她却发现自己的想法过于天真：草原上虽然牛羊成群，但那是集体的财产，并不能随意宰杀，就像上海街头商店里琳琅满目的商品，上海人不能随意取用一样，知识青年的伙食都是以蔬菜为主，而且主食是粗粮。皮勇虽然出身劳动人民家庭，但也过不惯这样的生活。更使她难以忍受的是艰苦的劳动，一天于下来，每每累得腰酸背痛，晚上难以入睡，早上爬不起来。皮勇受不了这等苦，便开始动起了开小差的脑筋。
　　照皮勇后来对傅索安的说法，她从来没想到过要叛逃苏联，她是想逃回上海，每月扒窃一二个皮夹子，日子就过得沾了蜜一样了。兴趣好的话，三月半年盯一个“肥户”，跟它个两天两夜，下手窃得，少说是四位数，存在银行里，将来出嫁时派用常但是，皮勇的动机在无意中向集体户的知青吐露了，结果被户长报告了大队部。大队部便把她找去训话，训完话又扬言要把她隔离，说要查一查她过去的盗窃问题。皮勇又气又恼，更是担心牧民瞎来来，来个大会登台，挂牌批斗，捆绑游屯什么的，于是在当天晚上偷了生产队一匹马，骑了就跑。黑暗中，皮勇也不辨东西南北，如瞎人骑马一般，只管策马乱问，结果闯到了国境线界河边。那匹马似有灵性，戛然驻步，然后返身便走。皮勇心急慌忙，动手便打。不料那匹马一撅屁股便把她掀了下来，拔腿飞奔而去。“笃笃”马蹄声惊动了附近正在巡逻的边防军，吆喝着往这边赶来。皮勇这才知道自己奔错了方向，但这时已无退路，这个误会只怕说不清楚，她心一横，便跳进了界河。这时是盛夏，河水不冻人，皮勇游泳技术又不错，就这样游过了界河，到了苏联。
　　苏联方面当时对中国叛逃者的政策已经作了调整，对于叛逃的知青，原则上都是进行特工训练后派往中国执行任务，所以克格勃不担心这些人中混入了“中国间谍”，这样，对叛逃者的审查远没有三年前傅索安叛逃过去时严密。皮勇逃到苏联后，马上被关进克格勃的看守所，讯问后她写《亲笔供词》，要从七岁开始写起，一直写到叛逃时的情况。皮勇不敢隐瞒什么，只得如实招供。没想到克格勃听说她是积年扒手，竟然大感兴趣，连称“有用的人才”。
　　当然，这种事日说无凭，必须眼见为实，因此克格勃特地安排了一次测试。
　　当时，皮勇被关在距中苏边境三百公里处的小城尼布楚的看守所里，克格勃在那里设置有一个分局机构。这种机构当然没有身怀扒窃绝技的情报专家。这样，最实际的测试就是让皮勇去市场当场下手扒窃。几个克格勃军官把皮勇从监房里提出来，对她说：“现在，我们要把你带到市场上去，你可以任意对你所认为适宜下手的对象行窃，不必有任何顾虑。但是，有一点你必须注意，你别想动逃跑的脑筋，我们始终盯着你，只要你敢试一试，就会开枪把你打死！”
　　皮勇吓了个激灵，连忙点头：“是！是！是！”
　　结果，皮勇的表现使克格勃军官大大吃惊：他们把皮勇从监区提审室往外面带，穿过院子，进入一条连接监区和看守所工作区的长长的过道，过道尽头是一道电动控制的铁门，出了铁门又穿过院子、过道，方才到门口警卫室。皮勇跟着那几个军官，走进警卫室，军官在办出门登记手续时，皮勇突然笑嘻嘻地说：“我想，我们不必出去了。”
　　军官不无惊奇地问：“为什么？”
　　皮勇从怀里掏出一个烟盒，对一名军官说：“这是您的吧？”
　　那军官瞪大了眼睛，下意识地摸了摸口袋，叫着“是的”，取回了烟盒。
　　正当那几位在惊叹皮勇的“特殊技能”时，皮勇又指着另一个军官：“您丢了什么东西吗？”
　　军官一检查，发现少了钢笔。皮勇笑着把钢笔还了他，这场测试就此结束。
　　不久，克格勃就派人找皮勇谈话，给她两个选择：一是遣送回中国；二是留下来当苏联国家安全部的特工。皮勇性格虽然有些大大咧咧，但她也知道遣送回国后会有什么样的结局，于是答应当特工。这样，她就被送往已经初具规模的“契他伊斯卡雅”特务学校，和先期被招募后抵达的那些特务学员一起，一面进行体能训练，一面接受“政治洗脑”——听克格勃专家作反华、反中共、反毛泽东的宣讲和看反华影视片。至1971年10月底，学校对他们进行了分班分科目，皮勇因为会扒窃，被分在“情报”科目，学期三个月，最主要是由克格勃的扒窃专家向她传授系统的扒窃技能，另外则学习情报心理与情报实践，后者包括开锁、使用各类窃听器和制作微缩胶卷以及运送情报的方法。
　　皮勇受到傅索安的青睐，除了她是女知青外，还有一点很重要的甚至超过前一点的是：她能喝酒。
　　皮勇还在两岁时就已经开始从每天必饮酒的码头工人父亲那里沾一两口酒了，当时当然是为了借此能得到几颗花生米、半块豆腐干之类。后来，她开始偷窃了，自己有了钱，便常常溜到饭店去喝酒，也有时则买了酒和卤菜去公园找个角落自得其乐，有几次曾醉卧草丛，通宵不归。如此实践，到她插队落户时，她的酒量已经超过男知青了。蒙古族牧民善饮，皮勇的酒量由此又得到了巩固和发展。到了“契他伊斯卡雅”特务学校后，由于当地气候关系，学校允许学员喝适量的烈性酒，但以不醉为前提，谁喝醉谁就进禁闭室。皮勇对这种宽松很是满意，经常在餐厅或者酒吧间喝“茅台酒”、“西凤酒”、“竹叶青”、“五粮液”、“沪州老窖”之类的中国名酒。
　　“契他伊斯卡雅”特务学校所有的用具、食品等等全是中国产品，生活方式也全是照搬中国的，甚至使用的钱钞也是人民币，也用粮票、布票等当时中国国内使用的票证，但是不限量。
　　傅索安因为长期心绪不顺，经常以酒浇愁，自然也常常喝酒。
　　初到“契他伊斯卡雅”的特务学校，她喜欢一个人待在寝室里喝酒，弄一瓶酒、几个罐头就能混一个晚上。渐渐，她吃厌了罐头，只得去餐厅、酒吧喝酒。博索安第一次去酒吧喝酒时，皮勇也在那里，她看见教官进门，马上起立，行礼，恭恭敬敬道：“傅教官！”（“契他伊斯卡雅”特务学校内，任何人都必须说中国汉语）。
　　傅索安看看这个‘’黑里俏”学生，独占一桌，上置两碟小菜，一瓶“西凤酒”，小菜没动过，酒也刚开。皮勇指着上座：“傅教官，请这边坐！”
　　傅索安坐了下来，眼务员早已侍立一侧，皮勇没等傅索安开口，就吩咐道：“炒两个荤菜，来一瓶‘茅台’！我请傅教官。”
　　傅索安原以为皮勇是嫌“西凤酒”不够请她的档次而叫上茅台酒。不料酒上来后，皮勇仍喝她的西凤酒，不禁纳闷：“你可以喝多少酒？”
　　“这样的酒，一斤醉不倒我。”
　　傅索安暗暗吃惊，却不露声色，斟了酒和“黑里俏”学生暗暗比试。不到两小时，两人各把自己的一瓶酒喝光了，都没有醉。师生俩互相用惊奇的眼光望着对方，心中皆暗叹“想不到”。从此，傅索安和皮勇成了一对酒友。
　　“契他伊斯卡雅”特务学校发给特务学员的薪金在克格勃所有特务学校中是最低的，这说明被他们所招募的那些特务学员，在克格勃眼里并不受到重视，仅是赤裸裸的利用而已。皮勇在该校的薪金，是一百五十八元人民币，相当于苏联一个工程师的工资，放在中国上海，则是一个技师或者八级工匠的月工资。由于“契他伊斯卡雅”特务学校内的物价均按中国当时的市场物价计算，这份薪金中又不包括食宿衣着费用，所以按理说是很宽裕的。但对于皮勇来说，由于特别讲究吃喝，便难免捉襟见肘。从小养成的习惯，使她喜欢请客，和博索安结为酒友后，她便常常包下酒钱。傅索安也不是个小器之辈，收入且高于皮勇数倍，她计算皮勇的用法是入不敷出，于是便提出两人备付半个月，皮勇想了想也就答应了，这时是1971的12月上旬。这对师生酒徒喝到中旬，皮勇的薪金已经所剩无几，偏偏她还要硬撑着想先悄悄地把下半月的酒菜费用预先付了，于是便动起了在特务学校内部扒窃的脑筋。
　　克格勃专家后来对皮勇的扒窃技能作总结时认为：“从特工专业角度而言，这个学员的扒窃技能不是第一流的，但她的心理素质却始终能处于超常发挥的状态，因此属于超流的。这一点，从她在尼布楚看守所对克格勃军官和在特务学校内部大肆作案上面可以看得出来。应该承认，皮勇若是在特务学校待较长时间，她无疑会被培养成为一名优秀的情报特工。但是，我们在这上面操之过急，过早使用了这棵好苗，结果造成了悲剧。”
　　关于皮勇的悲剧，将在本书下一章　中作专门叙述。这里，让我们了解一下皮勇是如何在“契他伊斯卡雅”特务学校中进行扒窃作案的——皮勇原本就是一个窃技不凡的扒手，进入“契他伊斯卡雅”特务学校后，经过克格勃专家的调教，扒窃技术迅速提高。如果按刑事作案的标准来说，她的技术可以称得上“出色”两字，因此，她在特务学校作扒窃案子可谓是得心应手，只要伸手，没有不得的。皮勇在1971年12月中旬到1972年元月上旬这半个多月里，共作案十一次，没有一次失风，她的作案对头都是经过预先选择的，专拣外国人下手，其理论是：外国人有钱。
　　头一个成为皮勇作案受害者的，是日本教官清田勇。清田勇是日本男子和白俄罗斯女人结合所生的混血儿，身材魁梧，是一位柔道高手，至于他是如何来“契他伊斯卡雅”特务学校担任格斗教官的，那就不得而知了。他很有钱，所穿的都是从日本带来的世界名牌，手表、戒指、项链什么的，都是首屈一指，因而被一些苏联教官背后称为“资产阶级分子”。皮勇选中他作为下手对象，是非常合适的。那天晚上，清田勇大摇大摆去俱乐部，在门口他碰到了皮勇。皮勇的受训科目中没有格斗课，因此清田勇不认识这个中国学员，但皮勇认识他，她当时看上去是急匆匆正要往门外出去的样子，见清田勇迎面走来，一个急刹车站住，垂头敬礼：“清田教官，您好！”
　　清四勇驻步，看看皮勇，点头微笑：“你好！”
　　就在这两个“你好”之间，清田勇衣袋里的一叠拾元人民币已经“好”到皮勇那里去了。请田勇直到深夜回到他的寝室，才发现丢了大约四百元至五百元左右的钱钞。这点数目对于他来说是小菜一碟，根本不当一回事，所以他连声张都没声张，一笑了之。
　　皮勇初次得手，自鸣得意，次日即在餐厅对一名苏联教官下手，对付他是手到捞来，就像从自己口袋中拿取一样。那苏联教官倒是不久就发现了，在餐厅及来餐厅的路上找了一遍，没有找到，也就算了。
　　之后，皮勇连连得手，不亦乐乎。直到1972年元月8日，她才开始受到怀疑。那天是星期六，特务学校俱乐部的电影院里全天放映中国当时被禁映的几部“文革”前的故事片。皮勇一早便去观看，看完一部《冰山上的来客》后，她和十几个中途离场的观众一起往外走，其中有一个是越南教官阮一鸣。皮勇挨近他，轻而易举便获得了成功。
　　阮一鸣是教“游击战”的，他没想到在这样一所学校里竟然有人对他进行“游击”。若论失窃的钱钞，他是十一名受害者中最少的，仅七十六元，但他却很当回事，当即决定去报告。
　　本书前面章节曾介绍过苏联克格勃招募特务学员的情况，可以认为所招募的都是一些苏联青年中被当局认可的优秀青年。这些人在特务学校受训期间，从未出现过偷鸡摸狗之事，所以，克格因考虑设置特务学校部门时，根本没想过搞一个“保卫科”之类。
　　阮一鸣便去向校长布特卡少将直接报告，他除了把自己失窃的情况报了案，还反映了他所耳闻的其他几个教官近日曾经失窃之事。
　　布特卡校长闻报极为震惊，马上判断是扒窃作案，并且认定必是接受扒窃技能训练的特务学员所为。布特卡让阮一鸣不要声张，以免阻碍调查。
　　布特卡校长亲自主持调查，他是一名老资格的谍报专家，对这类事情具有清晰的思路，略微考虑下来，便找出了专学扒窃技术的学员名单，一看一共才六人，于是马上打电话把教官找来。布特卡对扒窃教官说了案情，临末道。“这个扒手，现在你这六名学生中间，你看会是谁？”
　　那教官十几年前是莫斯科刑事侦察局里头牌挂名的扒手，人称“扒窃大王”，后来落网后被克格勃弄来当上了教官。他对扒手的特征真是太熟悉了，只略略想了想马上在名单上皮勇的名字下面划了条粗杠：“我认为是她！”
　　“为什么？”
　　“扒窃钱钞纯为使用，也即消费。这个皮勇每天晚上泡在餐厅、酒吧喝酒，薪金有限，自然要生窃心了。”
　　这样，皮勇被叫到了校长室。布特卡亲自讯问，皮勇也不抵赖，爽爽快快作了交代，并且说明了钱钞去向，另外还反复声明与傅索安无关，一副“一人做事一人当”的样子。
　　皮勇被关进了禁闭室。傅索安闻讯，马上去见布特卡校长，说明此事虽与她无直接关系，但和她们喝酒有关。她情愿代皮勇退赃，并且请求宽大处理皮勇。
　　布特卡想想皮勇的学期才三个月，满打满算到这个月底就要毕业离校了，寻思宽大就宽大吧，于是给了傅索安这个面子，让把皮勇放了出来。
　　傅索安从此不再和皮勇一起在餐厅、酒吧喝酒，她独自一人在寝室里喝，因为已和餐厅搭上了关系，让餐厅把菜炒了送往寝室享用。到了元月底，皮勇结业了，傅索安才在酒吧请她吃喝了一顿。
　　席间，皮勇打听自己的去向。傅索安说不清楚，她确实不清楚皮勇的去向，但凭她的经验判断：学期仅三个月，说明是急着使用，皮勇必会马上被派往中国去执行任务。
　　傅索安的预感是准确的，皮勇不久便被派往中国活动，制造了一桩惊动北京的案件……

29

　　惊动聂荣臻元帅的特种密件失窃案。
　　这个所在，名唤“将军坟”。但是即使当地年近百岁的老人，也不知道那坟墓在何处，埋葬的是哪朝哪代的哪位将军。将军坟地处川、湘、滇三省交界地区，一条宽阔的河流从高山峻岭间穿涌而出，流经一个三里见方的平坝时，突然一个急拐弯，绕着坝子流了大半个圈，向下游奔流而去。这个坝子，就称为将军坟。由于将军坟一面靠山，三面临水，格局酷似半岛，所以以前一向少有群众居住，只不过作为五天一次的赶场集聚点。直到1965年，国务院、中央军委鉴于当时的形势，从战备角度出发，决定在将军坟地区建置一家军工保密厂后，大批科研技术人员和工人从全国各地迁来，进入了将军坟西南侧深山里的厂区，这些人的日常生活需求将将军坟五天一场的惯例改成了“每天有潮，当地群众才渐渐在将军坟定居，使这里成为一个有着千余人口的山间小镇。
　　1972年初春，就在这个仅在当时国防科委内部地图上才标出坐标位置的山间小镇上，发生了一起被列为“1972中国十大案件”的扒窃案件。
　　1972年2月28日，星期一。这是一个阴沉沉的日子，层层叠叠的乌云和浓浓重重的雾气把太阳遮了个严严实实，平地间的有效视线不到十米。碰上这样的日子，是将军坟汽车站最热闹的时候。这个车站是将军坟地区连接三省的中心枢纽，每天发车十八班次，把当地群众和代名为“先锋机械制造厂”的军工保密厂的出差干部、探亲职工送往三省百里之内的几个城镇，从那里可以坐车船去有火车站的地方。如果天气正常，每天十八班次正好把陆续而来的旅客送光。但是，碰上这种阴雾天，由于能见度差，有几趟往来于危险道路上的班次出于安全方面的考虑，都一律停开。这样，原先拟乘这几趟班次的旅客就不得不改变路线，改乘大致相同方向的班次，然后步行。所以，这样的日子，汽车站通常总是秩序大乱。不但售票窗口前人头济济，就是检票口也是一副拥挤景象，一些买不到车票的人都想混进车站，强上汽车。这天，由于多停开了一趟班次，所以拥挤现象更为严重。
　　上午8点10分，开往楠角镇的汽车开始检票上客，一群手提肩扛各种行李的旅客乱哄哄地涌往检票口。汽车站派出了四个膀粗腰圆的职工检票，两个一边站在只能通行一人的铁栅栏通道口，一边吆喝着让人们把车票拿在手里，一边一个个验票放行。所有有车票的旅客，都把车票拿在手里，拼命地往前挤，只有一个人例外：这是一个三十多岁的中高男子，身穿黑色皮夹克，肩上挂着一个硬鼓鼓的皮挎包，一手捏着车票，一手抓着挎包带。他神色安闲地站在人群后侧，用平静的眼光望着从他面前涌过的旅客，一点也没显露出会坐不到座位的担心样子。
　　这个男子，名叫曹秋林，是这群人中的一位具有特殊身份的旅客。他的特殊身份在于他所担负的特殊使命，这个特殊使命使他享有这趟班车不得不把全车最好的位置即司机旁边的座椅给他留着的特权。而且，这趟班次的司机已经得到汽车站站长的命令：这个位置不坐上此人，这趟班次便不能发车！因此，曹秋林根本不必担心坐不到位置。
　　七八分钟后，有车票的旅客都已经进了车站，只有一些无票者还挤在铁栅栏通道口向检票人员交涉、请求，想破例上车。曹秋林这才不慌不忙地走上前去，分开人群，把车票递给检票者。检票者接过车票，看了看，撕掉一只角，把票递还给曹秋林。曹秋林接过车票时，正好从侧里吹来一股山风，他忽然感到胸口似有一阵凉意，低头一看，不禁蓦地一惊：不知几时，皮夹克的拉链已被拉开了一半！一种不祥之感像利刃突袭一般直刺进他的头脑，他几乎是不假思索地把手伸进皮夹克里面的右侧胸前，一摸内插袋，拉链已经扯开，里面的东西早已不翼而飞！曹秋林这一惊非同小可，几乎是手麻脚软，全身出现一种虚脱似的感觉，摇摇晃晃差点马失前蹄，愣了一愣方才作出反应，狂呼似地大叫一声：“不好啦！”
　　这确实是一件相当“不好”的事情，确切一点说，是一个特大案件。曹秋林不翼而飞的东西，乃是一份难以用价值来衡量的密件：氢弹试验数据鉴定书。
　　1964年10月16日，中国成功地爆炸了第一颗原子弹，向全世界显示了中华民族的聪明才智和实力。1967年6月7日，中国又在西部地区成功地爆炸了第一颗氢弹，标志着我国在核武器研制方面的飞速进展。国防科委的核专家在第一颗氢弹试爆炸成功后，排除“文化大革命”带来的干扰，积极投人发展核武器的最新研究中，于1969年9月23日成功地进行了首次地下核试验，紧接着又在同年9月29日在西部地区上空成功地进行了一次氢弹爆炸。
　　1972年1月8日，根据中央部署，我国又在西部核试验基地进行了一次新型氢弹试验。当时的核试验基地，虽然聚集着中国一流的核专家，但由于受技术设备的限制，还不能完整地分析每次核武器试验后的全部技术数据。有些试样，只能送往国内其他科研单位去分析。地处将军坟的“先锋厂”所附设的研究所，就是这几家核试验试样技术数据分析单位中的一家。从1966年开始，“先锋厂研究所”就承担着分析核试验样的任务。每次核试验后，基地都视所进试样体积大小派两至四名机要通讯员携带试样赴将军坟交“先锋厂研究所”分析，然后将所得的各项数据带回基地，试样则封存于研究所的地下保密库内。
　　1972年1月8日那颗新型氢弹爆炸成功后，核试验基地的专家照例进行慎密的取样分析工作，从1月下旬开始，将需要送往国内其他科研单位协助分析的试样陆续派机要通讯员送去。2月15日，机要通讯员曹秋林、曾厚望奉命将最后一批试样送来“先锋厂研究所”。本来，只需五天左右时间就能得出分析结果，但由于缺少一种特殊试剂，专门派人去上海采购，所以直到2月底方才完成。核试验基地急等这批技术数据，从2月25日起，每天发来急电催促。身负重任的曹秋林、曾厚望心急如焚，干脆坐在研究所长办公室等待。研究所长于是像催命鬼似的紧催手下技术人员，终于在2月27日上午搞完了全部工作。不料，当最后一个数据出来后，曾厚望突然患病，卧床不起，难以成行。由于时间紧迫，曹秋林经电示基地获准，决定破例独自将密件送回基地。
　　“先锋厂”公安处和以往那样，给曹秋林预订了今天去楠角镇的汽车票，因曹这次是一人，又要派人护送，被曹秋林婉言谢绝了——根据基地的规定，机要通讯员不能与外人同行。曹秋林是军人出身，抗美援朝时当过侦察兵，回国后又在部队于保卫工作，一向机警谨慎，正因为如此，才被核试验基地选为机要通讯员，承担基地外的长途机要通讯。1964年以来的八年中，他多次执行任务，从未出过差错，没料到这次却是意外，人还未离开将军坟就出了问题。
　　当下，那四个检票的大汉见曹秋林神色迥异，料想他失窃了什么东西，估计多半是钱钞，便关切地询问：“丢了多少钱？”
　　曹秋林摇摇头，脸色铁青地转头扭颈冷眼四下观望，没发现可疑人物，遂压低了声音对四人说：“你们看住这里，所有人都只许进不许出。外面这些人，不要惊动他们，发现鬼鬼祟祟的，先扣下再说！”
　　“您同志是……”他们不知曹秋林是什么人。
　　曹秋林没有回答，拉开拉链让四人看了看腰间的手枪，便拔腿往车站里飞奔而去。他一口气奔到站长室，出示了证件，三言两语说明了情由。
　　站长立时惊出一头冷汗，急煎煎问道：“咋办？”
　　“你马上组织全站同志，把车站外的人都赶到站内停车场去，卡住通道，只进不出；另外，所有车辆也一律不得出站。”
　　“明白了！”
　　站长出去后，曹秋林马上往“先锋厂”公安处打电话报案，接着又向将军坟公社公安特派员报了案。
　　公安特派员小姜立刻赶到汽车站，这时所有人都已集中在站内停车场上，他进去走着扫了一圈，认出几个在他那里挂过号的小偷，马上一一叫出来，让车站职工先把他们看起来。这时，“先锋厂”公安处长吴荣德、副处长刘城率领二三十名警察风风火火跑步赶到。曹秋林、小姜把处置措施说了一遍，吴荣德当即下令：“先搜查那五个在小姜那里挂过号的家伙！”
　　那五位是四男一女，三个是插队知青，二个是当地社员，都是偷鸡摸狗、挖墙掏兜的行家里手，个个进过“群专队”，蹲过拘留所，可谓是见过世面的角色。但没一个经历过今天这样的场面，因此都有些不自然，乖乖接受搜身。搜查结果，四个男的没什么，但公安处的两个女警察在那个叫袁淑贞的女知青的胸罩里发现了一百四十元钱，这在当时已经算得上一笔款子了，她便被留下接受讯问。四个男的放行，但被告知未经许可不准离开生产队；警方传讯，随叫随到。
　　吴荣德和刘城、小姜商量后，决定对停车场进行清场，所有人分几路排队离开，出卡子前必须自动将行李打开、衣兜掏净，接受国检。一小时后，近千名对象悉数通过了卡子，没发现失窃的密件。接着，警察又对所有的车辆、停车场的厕所、杂物间等旮旯进行了细密的搜查，并无收获。
　　至此，必须将案情上报了。
　　“先锋厂”公安处将案情紧急报告厂部后，厂部当即启用应急密码，向北京国防科委拍发加急电报。与此同时，还开通专线保密电话，直接向国防科委报告了案情。国防科委战备值班室接到案情报告，震惊之下马上向主管国防科委的最高领导聂荣臻元帅作了汇报。聂帅当即亲自向公安部打电话，要求迅速协助侦破此案，追回密件。
　　这时，由“先锋厂”公安处牵头召开的“2·28案件”案件分析已经在临时征用下来作为专案侦查指挥部的将军坟公社革委会会议室举行。由于将军坟地处三省交界处，所以公安处请来了将军坟汽车站发往三省终点站——楠角镇、芙蓉溪、泥坪风三个镇的派出所长一起参加会议。案情分析会开始前，吴荣德处长向与会地方公安民警通报了案情，传达了“先锋厂”领导班子的决定：由于失窃的是属于国家特级机密的密件，所以侦查指挥部由“先锋厂”公安处成员清一色组成，希望三省公安同行予以密切协助，以及时侦破案件。接着，吴荣德请机要通讯员曹秋林叙述了失窃密件的有关情况。
　　曹秋林叙述完后即退出会场，根据核试验基地接到案情通报后发来的急电，他随即被隔离审查，软禁于“先锋厂”公安处，直到后来侦破案件后才得以恢复自由，受到了一个不大不小的处分，并且调离了机要通讯员这一岗位。
　　之后，正式进行案情分析。对当地治安情况最有发言权的将军坟公社公安特派员小姜第一个发言，亮出了他的观点：这是一起普通刑事犯罪案件，案犯作案的动机是扒窃钱包，不料判断失误，错窃了密件。
　　小姜的这个观点得到了他的顶头上司、楠角镇派出所所长老许的支持：“小袁说得对，我估摸也是这么回事。将军坟这几年今非昔比，人了兴旺，引来了一批扒手，尤其是汽车站，三天两日发生扒窃案件。眼下的这起案件，无疑是其中的一起。”
　　泥坪冈派出所的张所长也表示赞同这个观点。接着，“先锋厂”公安处的几个侦察员也发表了相同的意见。主持会议的吴荣德问芙蓉镇派出所的庄所长：“老庄，你认为呢？”
　　庄所长是个五十多岁的老头，一向沉默寡言，每次开会总是最晚开腔，说起话来一副欲言又止、吞吞吐吐的样子：“我在想，这会不会是一起政治性扒窃案，也就是台湾或者外国敌对势力派来的特务所作的案件？”
　　“不可能！”“先锋厂”公安处副处长刘城断然而语：“为什么说不可能呢？因为核试验基地的机要通讯员送试样一举向来是严格保密的，基地从来不提前通知我们，他们是说来就来，说走就走的，没有先兆，也没有规律性，连我们公安处都无法估摸，敌特分子又是如何知晓的？所以，我认为这种可能性应予排除，而把立足点放在一般扒窃案这条线上去侦查。”
　　庄所长想了想，点头笑道：“也有道理。”遂放弃了原先的观点。
　　接下来，开始进行实质性的分析讨论：案犯是什么人？大家议下来，一致认为那个扒手至少具备以下三个特征——一、从外形判断，虽然尚不知是男是女，但不会是老年人或者少年，不是形同乞丐的角色，也不会是穿着阔绰、惹人注目的角色。
　　因为据曹秋林回忆，他在抵达汽车站后曾检查过，密件还在；十来分钟后，当他检票进站时才发现遭窃。在这段时间里，没有老头、少年、乞丐、阔佬之类的人在他身边转悠过，否则，他定会留下深刻印象的。
　　二、从作案手法看，既然能扒窃内插袋里的东西，那肯定是一个有着丰富临场实践经验的老手，可能曾落入过法网。
　　三、将军坟地处深山，并非交通要道，与外界基本处于隔绝状态，就“江湖黑道”而言，绝大部分人是不知道这个地方的。而案犯是个扒窃老手，很难想象他会放弃在其他交通便利、易于逃逸且油水又足的作案地而来将军坟这种地方一试身手。因此，案犯应当是一个熟悉将军坟地区而又不大习惯在较远地方作案的人，他多半就在将军坟地区亦即前述三镇范围内。
　　案情分析会据此决定：就在楠角镇、芙蓉镇、泥坪冈三镇也就是将军坟地区进行严密调查，凡是有过偷窃行为的人，不管是否处理过，都须查明在案发时间内的去向。对上述人员中有过扒窃前科的角色，则须予以重点调查。另外，鉴于将军坟地区有从上海、北京、重庆、贵阳、长沙等地来插队落户的知识青年大约八百余名，这些人中有少数是有过偷窃行为的，自然也在调查范围内，考虑到知青自由散慢，说走就走，来去无踪，从而会给侦查带来困难，所以从即日起由所在公社的革委会下令暂时停止外出，一律留在各自听在的生产队。
　　接着进行人员分工：“先锋厂”公安处长吴荣德坐镇侦查指挥部抓总，指挥并协调侦查工作。副处长刘城率四名侦察员去楠角镇；另一副处长周晓良率四名侦察员去芙蓉溪。公安处刑侦科长马有福率四名侦察员去泥坪冈。公安处刑侦科李平副科长率两名侦察员去将军坟侦查。上述四地的派出所和公安特派员积极协助专案组开展侦查工作。
　　吴荣德宣布完毕，目光闪闪扫视众人：“还有什么问题吗？……好！事不宜迟，立即开始行动。各个组每隔四小时，不管是否查到线索，都必须和指挥部通一次电话，报告工作情况。从今天晚上开始，每天午夜12点钟，指挥部都会把全局侦查工作简况向各组通报。散会！”
　　围绕将军坟分布的三个镇中，芙蓉溪距将军坟最近，大约有十八公里。所以周晓良小组最先开始工作。芙蓉溪派出所庄所长性格内向，惯于腹中琢磨，记性极好，他一回到派出所，请周晓良等人落座后，马上吩咐内勤：“把这几年里凡因盗窃而抓进来过的那些家伙的材料都拿过来。”
　　材料取来了，牛皮纸袋叠起来有近一米高。庄所长边用一块干抹布拭着上面的灰尘，边把几个卷宗袋扔在一边：“路上我已经琢磨过了，芙蓉溪符合会上列出特征的角色就这五个。其他这些，都是掘壁洞撬门的主儿，又是乡下人，手指粗得像擀面杖，专门给他们办个培训班只怕也学不会扒窃手艺。”
　　侦察员查阅这五份卷宗，这五人全是芙蓉溪户籍，都会扒窃且被拿下过，其中三人因屡教不改已被判刑，押解外地服刑。一人在去年又一次扒窃被抓后被戴上了坏分子帽子，在镇清洁站监督劳动。另一人是北京知青，下乡三年来先后在芙蓉溪、将军坟、楠角镇等地扒窃作案数次，被所在大队及芙蓉溪开会批斗过，今年以来未发现作案迹象。
　　周晓良说：“这五个，都要查一查。”
　　庄所长说：“那三个劳改的估计不会出问题，因为若是他们越狱脱逃，劳改队肯定会立即火急来电要求我们协查的。现在并没有电报，说明他们都在那里好好待着，没有作案时间。要查的，是何十四和陆文龙。”
　　周晓良等人深以为然，于是马上着手调查。先是外围密查，两小时后得知如下情况：清洁站那个被监督劳动的坏分子何十四，昨天晚上向单位请假，说今天去镇郊三里坪大队探望患病的亲戚，今晨一早就离家了，现在还没回来。知识青年陆文龙，阴历年前去北京探亲，至今未返队，假期已满，也未来信续假。
　　周晓良和庄所长商量后，决定双管齐下：立即发加急电报去北京市公安局，请求协查陆文龙的行踪去向。派员即往三里坪大队，传讯何十四。
　　这时已是薄暮初上，从芙蓉溪到三里坪都是山间小道。派出所民警和清洁站副站长共三人匆匆而去，行至镇外大石桥，只见一个黑影迎面而来。副站长待对方走近，定睛一看，正是何十四，当下拦个正着：“何十四，来得正好，派出所去一趟！”
　　何十四的身躯受惊似地动了一动，双目不敢正视三人，讷讷道：“我……我没做什么坏事啊，怎么又要上派出所了？”
　　“废话少说！叫你去就得去！”
　　当下，一个民警带何十四去派出所，另一民警和副站长仍去三里坪，向何十四那个亲戚调查何当天的活动情况。派出所里，庄所长、周晓良等人正在吃着简单的晚餐，见何十四带到，马上三口两日执下饭菜，扔下饭碗就开始讯问。侦察员问姓名等开场语时，庄听长打开了何十四带着的那个挎包，里面是一双新布鞋、一个干荷叶包。打开荷叶包，见是斤余左右的腊猪耳，庄所长凑近闻了闻若有所思地眨着眼睛。
　　这时，侦察员问起了何十四当天的活动情况。何十四已经恢复了镇定，口齿清楚地回答：“我今天去探望姨夫了，他是三里坪大队的社员，这一阵生了病，我怪惦念的，就去看看他。我向站里领导请过假的。”
　　“你说详细一点：几时离的家？几时到三里坪？是不是一天都在那里？谁能作证？”
　　于是，何十四照着作了详细回答：“我是上午6点多钟离家的，走了大约半小时就到了——因为早上有雾，所以走慢了些。到了那里，和姨姨、姨夫聊了会儿，就帮他们劈了一上午木柴。中午，他们请我喝酒了，饭后我又帮着他们干了些杂活，傍晚吃了点东西就告辞了。往回走到大石桥时，碰上你们，就给弄到这里来了。”
　　“这么说，你今天一天没离开过三里坪？”
　　“是的。我一步也没离开三里坪！”
　　这时，去三里坪调查的那个民警回来了。他一进门，周晓良便朝手下人使眼色，于是何十四马上被带往隔壁屋里去了。庄所长望着那个民警：“怎么样？”民警把从何十四姨夫家摸得的情况叙述了一遍，竟和何十四说的完全相同！
　　周晓良皱皱眉头：“唔？难道他没有作案嫌疑？”
　　庄所长眨着眼睛：“再问问看吧。”
　　何十四再次被带进来，庄所长仍让他在那张椅子上坐下，递过去一支香烟，自己也叼了一支。何十四受宠若惊地站起来，以极快的速度掏出火柴，划燃后讨好地伸手给庄所长点烟。庄所长说声“谢谢”，深吸了一口，示意何十四坐下，说：“何十四；你知道我们为什么把你找来吗？”
　　“庄所长，我想是进行例行训诫吧？”
　　“嘿嘿，例行训诫？我是派出所长，这是公安处周处长，由我们出面对你这么一个角色作例行训诫，不是太抬举你了？实话说吧你今天去过将军坟没有？”
　　何十四像触电似地哆嗦了一下，连连摇头：“没有！没有！”
　　“没有？门别关得太早。这样吧，我跟你交代清楚，给你一分钟时间考虑，如果去过，老实说出于了些什么，争取从宽处理；如果没去过，也如实说明，然后走人。但是，丑话说在前头，如果你不老实，是要从严处理的！你好自为之掂量掂量。”
　　庄所长说完，不再看何十四，眼光移向手表，一五一十地报了起来。何十四坐在那里，一副不为所动的样子。等到庄所长数完六十秒，他一下子站了起来，说：“我确实没去过将军坟！”言毕，真的转身迈步。
　　屋里众侦察员见状，几乎有点“目瞪口呆”，连周晓良也转脸望着庄所长，只见老头子脸浮冷笑，望着何十四抬脚跨门槛时，突然低喝一声：“回来！”
　　何十四转身：“不是说让我走吗？”
　　庄所长似笑非笑，下巴往桌上一努：“这个！”
　　何十四这才想起自己把挎包忘了，他走到桌前，正待动手包起那些猪腊耳时，庄所长开腔了：“这玩意儿从哪里弄来的？”
　　“我姨姨给的，她知道我喜欢吃这，特地做的。”
　　“胡说！”庄所长大声喝道，“这腊猪耳散发的香味，分明是将军坟‘老卤铺子’特有的配料，你姨姨做得出？”
　　“老卤铺子”是将军坟地区未成为“先锋厂”厂区时将军坟堆一一家山间小铺，铺主姓蒋，据说祖上是替那位死去的将军看坟的，祖传下来一味配料，专煮猪羊牛肉，香味独特，名闻方圆百里。将军坟成为一个小镇子后，那蒋老头成为供销社职工，承接开了一家“老卤铺子”，专卖卤菜。
　　庄所长这一招起到了出奇制胜的作用，何十四吓得马失前蹄，乘势跪地求饶：“庄所长，我说实话！我说实话！请求宽大！请求宽大！”
　　“起来！坐着说。”
　　何十四对他上午的的真实去向作了交代：原来，何十四以前扒窃时，因为钱多，便引诱将军坟一个丈夫在外地工作的青年妇女俞某与他通奸，保持着长期关系。后来，他失风戴上了坏分子帽子，不敢再去找俞某。不料，那俞某竟想着他，托人捎来了一封信。何十四的妻子其时因“坏分子”之事已跟他离婚，携子而去，他一个人正觉着欲火难熬，便偷偷前往将军坟和俞某幽会。昨天，俞某托人捎信说她今天休息，让何十四去，何十四便谎称去三里坪探望姨夫而请了假。今天清晨三时他就起床了，步行十八公里去将军坟，一头钻进俞某家，鬼混一番后匆匆离去。那腊猪耳和布鞋，就是俞某相赠。何十四深怕此事露出破绽，便直奔三里坪姨姨家，帮着干了半天活，傍晚临走前特地吩咐姨姨：如若有人问起，便说他是上午7时到的。
　　何十四一口气交代完后，又是连连求饶。这边侦察员自是大失所望，当下把何十四先押了，急忙向将军坟指挥部报告，请求找俞某检查。不多时，回音来了：俞某证实了何十四的口供。
　　何十四为此付出了代价：被处劳动教养一年。此与本案无关，就此打祝这边周晓良小组诸君白白耗费了一番力气，自是恼火，正沮丧时，邮电所送来了北京市公安局的紧急回电……北京市公安局拍发来的加急电报全文如下：“遵嘱，对知青陆文龙家属进行访查，称陆在郊区亲戚家。调查人员当即驱车前往，见到了陆本人，特告。”发报时间为下午6时20分。
　　侦察员看了电报，摇头苦笑：这个对象也否定了。因为北京距将军坟数千公里，照眼下的交通条件，陆文龙根本不可能上午在将军坟作案，傍晚已回到北京。
　　芙蓉溪侦查小组在大失所望而沮丧时，楠角镇小组正在为侦查工作取得了进展而兴高采烈。这个小组的工作是从对在将军坟车站现场当场抓到的女扒手袁淑贞的讯查开始的。
　　袁淑贞，22岁，1967届初中毕业生，贵阳市人，出身职员家庭。
　　她的扒窃“技艺”说来好笑，竟是从看押对象那里学得的。“文化大革命”初期，袁淑贞是一名狂热的红卫兵，当时贵阳市每次凡是有红卫兵参与的事件，她几乎都有份。但是，尽管她表现积极，但由于家庭出身算不上无产阶级，所以一直只能当个跑龙套的小角色。
　　不过，她所在组织的头头对她一向是很信任的，所以，在1968年春贵阳市开展“群众专政专项运动”中，她被指定参加对运动对象即被抓的犯有偷、扒、骗、抢、奸、流氓等罪行的男男女女的看守工作。
　　袁淑贞生性好奇，又兼饶舌，看守中闲着无事便和关押对象胡磕牙瞎聊天，获得了不少扒窃手段的理性“知识”。后来，“专项运动”结束后，袁淑贞一时在家闲着无所事事，闷得发慌，想起看押对象所介绍过的扒窃“技艺”，便试着一个人练起来。这一练竟练上了瘾，不久她就把练得的本领用于实践，倒未曾失风。从此，袁淑贞成了一名扒手。当年秋天，袁淑贞被分配到贵阳郊区插队落户。她有了“挣钱技艺”，自然对艰苦的劳动不感兴趣，三天两日旷工，溜到市里去作案，扒获钱钞便大吃大喝，乱花乱用。渐渐，她的行为引起了周围人们的怀疑。袁淑贞很是警觉，发现不对头，马上主动要求“转队”，调往位于三省交界处的将军坟地区插队。
　　袁淑贞到了楠角镇后，仍是劣性不改，结果两次被将军坟公社公安特派员小姜拿获，因是知青，所窃数额又不大，所以都是从宽处理，一次教育释放，一次在公判会上上台陪斗，未予拘留。这次，袁淑贞是第三次落网。因为将军坟公社属于楠角镇管辖，袁淑贞又是在楠角镇插队落户，所以，刘城小组把袁淑贞带往楠角镇派出所去讯问。
　　袁淑贞扒手做了已有四年，又有和警察打交道的经验，知道能抵赖就抵赖的伎俩，所以一上来坚决不承认从她胸罩里搜出的一百四十元钱是赃款。刘城五人加上许所长围着她，又是吆五喝六，又是甜言蜜语，红脸白脸轮流唱，折腾到傍晚，仍未见效。刘城几个正在感到头痛的时候，将军坟公安特派员小姜来了。小姜是袁淑贞的老对手，又是克星，袁淑贞见到他就矮三分。他听说袁淑贞抵赖，马上进了审讯室，摊出了一张王牌：失主证明那一百四十元钱款确是其所失窃，他提供的钱币上面的两个特征（写过×路及数字）与赃款相符。袁淑贞这才承认自己今天上午在将军坟作了案。
　　这为侦查思路打开了一扇门，侦察员自然会联想到袁淑贞是不是扒窃了密件。于是审讯升级，刘城小组外加许所长、小姜七人全部上阵，光那阵势就把袁淑贞镇得神色惊慌、六神无主。慌乱之下，袁淑贞使出了一些女性案犯初落网时对付讯问的一个令人讨厌的招术：埋头哭泣，问声不响。侦察员一直和她周旋到晚上8点钟，仍无效果。
　　刘城问小姜：“她上两次落网时也是这副样子？”
　　小姜说：“不是的，她有问必答，老实交代了问题。”
　　“如此说来，今天她是反常的。为什么反常？这里面是不是有文章？”
　　许所长说：“先让她缓口气，吃点东西，然后再问吧。我们也该吃晚饭了。”
　　吃晚饭时，专案侦查指挥部派专车送来了机要通讯员曹秋林所写的《案件失窃经过情况》，供各侦查小组参阅。刘城等人轮流细细看了一遍，没有产生新的感觉。许所长说：“小姜，她见你害怕，你是不是单独去找她谈谈？”
　　小姜点头道：“好的。不过，这案子太大，我一个人去谈怕不妥。她又是个女流，还是让小张和我一起去吧。”
　　小张是“先锋厂”公安处女刑警，袁淑贞藏在胸罩里的一百四十元就是她搜到的。刘城、老许认为可行，就让小张随小姜去了。
　　小姜想这是单独谈，便坐到袁淑贞近前，睁大眼睛盯着女扒手：“吃饱了？也不哭了，我们好好谈一谈吧。”
　　袁淑贞一直处于高度紧张中，这会儿神经松弛下来，倦意袭来，冷不防张嘴冲小姜迎面打了个大大的哈欠。小姜被她嘴里喷出的一股浓烈的大蒜味熏得差点呕吐，却又不能表露出来，皱着眉头望了一会桌上的碗盆：“你晚饭吃了什么？”
　　袁淑贞莫名其妙：“我吃的米饭、青菜、炒鸡蛋。”
　　这和小姜他们吃的是一样的，莱里没放大蒜。小姜又问：“中饭呢？”
　　“两个馒头。”
　　“早饭？”
　　“一碗面条、一碟生大蒜。”
　　“为什么吃那么多大蒜？”
　　袁淑贞吸了吸鼻子：“我正感冒呢，大蒜可以治感冒。”
　　小姜这才留意到，这个女扒手每隔一二分钟，就要吸一下鼻子，“吱溜吱溜”的声音惹人生厌。他若有所思地眨了眨眼睛，站起来往外走去，去所长办公室往“先锋厂”公安处打了个电话，点名让曹秋林直接通话。不问别的，就问一件事：抵达将军坟后是否感觉到身边有嘴冒浓烈大蒜味和鼻子“吱溜吱溜”的人出现过？
　　曹秋林断然否定：“没有！”
　　“请再回忆一下。”
　　“我自出事以来，一直在回忆每一个细节，如果有这种明显的细节，肯定会首先记起来的。”
　　小姜于是断定：袁淑贞没有接近过曹秋林，密件并非她所盗。
　　他把这个观点一说，众侦察员皆深以为然。小姜说：“不过，我还是想和她谈一谈，索性挑明原委，要她提供线索看看，说不定歪打正着会有收获。”
　　“好主意！”
　　这个主意确实很好，小姜向袁淑贞一说“2·28案件”，女扒手就吓得脸色青白，惟恐沾上瓜田李下之疑。小姜把大蒜味和“吱溜吱溜”一说，给她吃定心丸：“你别紧张，这案子和你无关。”
　　袁淑贞感激涕零，差点趴下磕头。小姜又说了第三层意思，袁淑贞连连点头：“应该！应该！这是事关国防机密的大案，我应该协助你们破案！唔……能让我想想吗？”
　　“当然可以。”
　　五分钟后，袁淑贞开腔道：“那个丢密件的人，是不是穿黑色皮夹克、约摸三十五六岁的男子？”
　　“是的。”
　　“左手拎着一个深咖啡的牛皮公文包？”
　　“不错！”小姜点头，寻思毕竟是做扒手的，观察人特别细致，连曹秋林哪只手拎皮包都看在眼里。
　　袁淑贞眼睛里闪出一道喜悦的光泽，咂了咂嘴唇道：“那八九不离十是‘狗爪子’作的案了！”
　　小姜闻言，心中一阵狂喜，招呼袁淑贞暂停，让小张给她倒了杯茶，自己出去把许所长、刘城等人请了进来。众人围着袁淑贞坐下，听她提供线索——原来，袁淑贞今天上午在将军坟汽车站曾经把曹秋林作为作案对象，盯了他几分钟，但一时不能断定他把钱包放在何处，又见他一副机警过人的样子，料想是个难下手的角色，便放弃了。当她选中另一个目标下手窃得一百四十元转回来时，发现“狗爪子”刚从曹秋林身边离去，背朝她往集市方向匆匆而去。“狗爪子”是将军坟公社坟南大队新来的一个知识青年，遵义市人，据说原在遵义地区插队落户，去年秋天转队来到将军坟。此人精通扒窃手段，曾自我吹嘘说八岁已经开始扒窃了。十七岁那年在北方流窜作案时失风被人抓住，未扭送公安机关，而用棍子砸断了他的手指骨头。
　　后来，骨伤痊愈后一双手的十个指头便有点弯曲，黑道同行便戏称他叫“狗爪子”。袁淑贞与此人见过两次面，还在一起吃了一顿饭。
　　当时，“狗爪子”表演了一下扒窃手段，确实令袁淑贞大为吃惊，自叹弗如。
　　袁淑贞一口气说完，喝了口茶：“你们破了案，可不要说我提供了线索，否则‘狗爪子’的朋友会给我颜色看的。”
　　侦察员听袁淑贞说得如此确凿，又惊又喜，简直不相信他们小组真的交到了好运，几个人互相看了看。有人开始发问：“‘狗爪子’是怎么样一个人？”
　　袁淑贞说；“他今年二十三岁，身高1．65米左右，体重估计不超过五十五公斤，在男性中，他算是个瘦小个子，但极机灵，长瓜子脸上一双眼睛整日价滴溜溜乱转。”
　　刘城问：“他叫什么名字？”
　　“这个倒不清楚，我们都叫他‘狗爪子’，他自己开口闭口‘我狗爪子怎么怎么的’。”
　　“你发现他从失主身边走开时，他穿了什么衣服？”
　　“一件藏青色的涤卡外套，头上戴着一顶黑色细毛线帽子，他最近外出经常是这套装束。”
　　“他在将军坟公社坟南大队哪个生产队插队？”
　　“这个我可说不上来，上次我们几个人一起吃饭时他只说在坟南大队混着。”
　　于是，兴奋的侦察员们决定马上去坟南大队找“狗爪子”。他们一行七人抵达坟南大队时，已经是3月1日凌晨2点多钟，先去大队长家。大队长不在，外出走亲戚了，又去邻村找到了大队党支书。一问“狗爪子”，对方说有这么个人，是来队不久的知识青年，遵义人，名叫胡业章，在坟南大队第四生产队插队落户。
　　支书说罢问道：“他怎么啦？犯了什么事？”
　　许所长含含糊糊敷衍道：“还说不准，见了他的面，问过了才清楚哩。你带我们去他住所吧。”
　　这一番七转八弯折腾，等到走进坟南四队时，已是鸡叫时分了。支书也不认识“狗爪子”住处，便先去了生产队长家，由生产队长领着去。那是村东头山脚下一间独立的茅草屋，原是生产队堆放杂物的仓库，“狗爪子”来插队时腾出来让其居祝一行人近前去，刘城和许所长一商量，命四人去屋后、左右窗下守着，防止“狗爪子”跳窗逃跑。刘、许、姜三个和生产队长上去敲门，“狗爪子”毫无戒心地把门打开，被小姜冷不防扑上去一把抱住，推至墙角。这小子大惊：“干么？干么？”
　　“站着别动！”
　　“总得让我穿上衣服吧，看把人冻的！”
　　侦察员把衣服每个兜里的东西都掏出来后一件件给他穿上，果然有一件藏青涤卡外套、一顶黑色毛线帽。“狗爪子”穿衣服时，搜查已经开始了。知青住所都很简陋，翻遍了屋里的每个角落、每件东西，只搜到三百七十元钱，五十三斤粮票、三丈六尺布票及若干烟卷、豆制品券、肥皂券，另外，还有几张工作证，都是扒来的。
　　许所长望着桌上的赃款，嘴唇微张，吐出一个字来：“拘！”一副手铐便扣住了“狗爪子”的双腕。
　　拘捕之后，侦察员又搜查了屋子外面的柴堆和墓地，均无收获。一行人便押着“狗爪子”往捕角镇去。到了派出所，众人也顾不上疲乏，趁热打铁立刻审讯。“狗爪子”坐在十几小时前袁淑贞坐的那个位置上，戴铐的双腕搁在大腿上，双手笼在袖口里，用满不在乎的眼光瞅着侦察员。
　　许所长问过姓名、年龄等例行语后，低声喝道：“知道为什么抓你吗？”
　　“狗爪子”下巴冲桌上一努：“还不是为这几个小钱。”
　　“这些钱和票证是从哪里来的？”
　　“哪里来？是我扒来的！你们知道了还问什么！”
　　侦察员闻言有些意外，因为一般说来，案犯落网后刚讯问时总是抵赖，抵赖不了再来个避重就轻的承认，最后懵不过去了才全部供认。这“狗爪子”现在一上来就痛痛快快承认了，莫非是知道自己犯下了盗密件的大罪，想来个“金蝉脱壳”？刘城冷冷一笑，说：“胡业章，听说你手上功夫不赖啊，刚来将军坟地区就骆驼站在羊群里——露一鼻子了！”
　　“狗爪子”仍是一副懒洋洋的样子：“您过奖了！我这手本领在道上只能算还将就算得上眼，谈不上如何如何。山外有山，楼外有楼，江湖上比我强的角色有的是。您诸位如果不厌弃，我说几桩事儿给您们听听。”他见无人阻止，便说了这几年中南方几省发生的几起有名的扒窃案。说完以后，似乎意犹未尽，还要说一些“扒窃高手”秘不外传的绝招，被刘城摆摆手打断了。
　　“停！停！闲话少说，言归正传！我问你，你昨天上午去哪里‘作业’了？”
　　“昨天上午？”“狗爪子”一愣，继而马上说了：“昨天早上我就去坟北大队玩儿了，一直到晚上才离开。”
　　“‘玩儿’是什么意思？”
　　“我去坟北大队知青侍冬那里去喝酒了。”
　　“什么？”刘城、许所长等人大吃一惊，有两个侦察员还情不自禁站了起来：莫非白白折腾了一夜，又是一场空欢喜？
　　“狗爪子”神情依旧，又说了一遍。
　　“你说的是真的吗？”
　　“怎么不是真的呢？我帮他鼓捣狗肉，手指头还给那小子划了一刀呢！”“狗爪子”说着把笼在袖口里的手伸出来，显然，他的右手食指上包着白胶布。
　　侦察员又是一个愣怔：如果这手指真是昨天早上受的伤，那他就无法扒窃了，密件就不会是他所窃的，许所长朝小姜使了个眼色，小姜马上走到“狗爪子”面前，把胶布揭开一看，里面果然有个伤口，是明显的刀伤，但看不出是昨天早上受的伤还是中午或者下午受的伤。目前，没有理由排除他在扒窃密件后，因怕追查过来而故意制造这个伤口的可能。
　　许所长、刘城走出去交换了一下意见，决定暂时停止审讯，而先派员去坟北大队我知识青年侍冬了解情况。“狗爪子”先关押在派出所。
　　两个侦察员奉命即赴坟北大队，直到下午才回来。他们向刘城报告：侍冬在坟北大队第三生产队插队落户，今天早上还有人看到过他，但就不知去向了。此人是铜仁人，66届初中毕业生，1969年初来将军坟插队，表现不好，好吃懒做，游手好闲，但未发现干过违法之事。他经常不请假就擅自外出，有时一走就是十天半月。
　　由于其住处偏僻，所以同队社员无法提供昨天是否有人去他那里玩过。
　　刘城向专案侦查指挥部报告了情况，吴荣德处长命令全力查访侍冬下落，了解胡业章口供的真实性。
　　但是，刘城小组这边一直查到了3月3日上午，还没找到侍冬。与此同时，泥坪冈、将军坟和芙蓉溪三个小组都在继续作着不懈的努力，但未发现任何线索。
　　这时，公安部派来指导侦查“2·28案件”的刑事侦察专家抵达将军坟了。
　　公安部派来指导侦查工作的刑侦专家名叫倪炯敏，五十来岁，山东人。倪炯敏是个“老八路”，抗战初期红军刚改称八路军时参的军，先干侦察兵，三年后又当武工队长。当时胶东半岛上的日本鬼子和汉奸一听到他的名字就头痛，在他身上，有过不少类似李向阳的传奇事迹。全国解放后，倪炯敏改行搞公安工作，“文革”前夕奉调去了公安部。与其他刑侦专家相比，倪炯敏没进过专业学校，不是科班出身，但他有比较丰富的刑侦实践。所以，这次公安部派他来将军坟，只让他带了两名年轻的助手，有着要他“独挡一面”的意思。
　　据当时参加“2·28案件”的“先锋厂”公安处刑警董玉华回忆，倪炯敏的外形看上去不像是一个惯于深思熟虑的专家，倒像是一个惯于逗人发笑的相声演员。他来将军坟时，穿着一件敞怀的外套，五个纽扣已经掉了三个，一下车东张西望，然后嘟哝一句：“这地方瘴气很大。”然后就掏钱要助手去买酒。在接着举行的案情汇报会上，别人喝茶，他却喝酒。这别说在当时，就是在二十多年后的现在，也是需要足够的勇气和自信的，因为一旦案子无法侦破，喝酒就是一个原因，追究起来只怕是“吃不了，兜着走”。但是，倪炯敏后来把“2·28案件”侦破了，所以无人指责他。倒是后来聂荣臻元帅听说倪炯敏喜欢喝酒，特地派人送了两瓶茅台酒去。
　　倪炯敏听了案情汇报，没发表什么意见，只是问了几处细节，然后说：“让我先考虑一下。”
　　吴荣德等人认为倪炯敏喝了酒，加上旅途劳累，要休息了，便把他送往卧室。但他并没有躺下，连坐都没坐，就在室内绕着圈子踱步。他的两个助手小唐和小金就在外间整理先前的会议记录。
　　大约过了两个钟头，倪炯敏去见吴荣德，要求去“先锋厂”见见曹秋林和曾厚望。吴荣德当下便亲自驾车陪送而去。
　　机要通讯员曹秋林被软禁在“先锋厂”公安处，昼夜有人监护，不禁忧心忡忡，一天到晚长吁短叹，一直在打听案子侦查情况，当然不会有人告诉他。此刻他听说来人是公安部专家，料想案子还没侦破，脸上马上出现了一阵绝望的阴云。
　　倪炯敏安慰他：“不要紧，我们会尽力侦查的。我来找你，就是侦查工作的一部分。我想听你把你从基地接受任务一直到现在的情况源源本本说一遍，说得越详细越好，我有足够的耐心听完。”
　　曹秋林遵嘱，把情况说了一遍，整整说了一个钟头。倪炯敏听得很仔细，但脸上并不是一副一本正经的样子，偶尔还打几句哈哈。听完，他安慰了曹秋林几句，便去找曾厚望了。