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时代三部曲》代表着王小波对文学的关怀和理解，代表了他渴求达到的艺术水准。与我们历来已有的作品相比，王小波的作品是不同的一种。他无视禁忌的顽童心，他的幽默反讽才能和想象奇趣，远远超出这个时代的某种文学理解力。由于作品本身的这些特质，王小波生前经历了出书的重重困难。

看着小波这些在糙纸上流传的文字终于成书，醒目地陈列在大台上，我不禁想，那些将来要长大的孩子，可会成为这些书的读者吗？

我无法预料未来的情形。我不能肯定，在下一个世纪的倒数第三年，会有文学系的新生，走在图书馆书架高耸的长廊；他在20世纪的中国文学着一片黑压压的书架前逡巡，他说：我要找一本书，他的作者是王小波。这个想象也许太原始，读者，可能是坐在电脑前，他在这个目录下找书，他从光盘里调出了王小波这个名字，后来，他说：有趣！是真的可乐！那个世纪还从来没有一部作品让我如此开心啊！

我们做不了塑造他的事情，他用自己的劳作完成了他的一生。他的作品说明了、建立了、再创造了他自身。我们说的，只是，作为他的同代人，我们的一部分生命的经验，阅读经验。

这些经验是否有助于说明我们生活于其中的时代、社会环境、文化气氛？是否有助于走近、认识一个叫王小波的人？我不能给出太肯定的答复。但我们大家做了这样一件事，有一点是肯定的，那就是我们知道，他是重要的，是不能被遗忘的，我们做出这部书，是向一位潜心创造的人表达我们的敬意。

他写的小说正是我们想看的那种，太应该出版了。我们共同经历了小波出书不顺的困境。我还记得一个狂沙漫卷之夜，银河把小波的稿送到我家，由我第二天再交给一个出版社的人看。银河说因为小波喝醉了酒，所以她送来了。我又把银河送回刺骨的寒夜里，看她骑车顶风而去。我记得当时我们说到小波作品用语粗鄙，而银河说：其实小波内心是个非常优雅的人。这几句话我一直记到今天。

我记得在系里收到《万寿寺》的情形，那是用兰色色带针打在那种一匹布异样折来折去的宽纸上。我就站在走廊上读《青铜时代·序：我的师承》，周围一切嘈杂我都听不见了；只有这些蓝色的句子，带着音乐般回旋萦荡的声音。这是小波写小说写到了某种极致时他的内心独白，在此之前，从来没有人像他那样，说出自己如此迷恋现代汉语的韵律；从来没有人像他那样，说出自己师承了这样一条不为人知的文化线索。这是一个发现，这个事实从来存在，它一直作为不传之秘存在，而小波第一次把它破解，他不仅说出其秘密，而且，他用自己在韵律上具有同样效果的散文叙述，印证了这个文字的奥秘所系。由这个发现，我们第一次感觉到，有一个事实，它被忽略了很久很久。在我们既往的文学生活中，一直都有那条波澜壮阔的暗河；那河是存在的，它从西方的，从那源头深远的古典文学里流过来；那些拥有才能却被剥夺了创作机会的中国诗人翻译家们，在喧嚷的、僵化的当代文学河床之下，引来了那远方的活水。有一个人，从他还是小孩子的时候起，为这水声惊动，为这水声陶醉，听见了那天籁。

读小波的小说，我常常想，这种小说是为我这样的读者写的。我一直希望当代中国的文学中有这样的小说，它能在智力上启发我的智慧，在语言上给我快乐和美感，它延展记忆和想象，比起世界上享有盛誉的小说毫不逊色。因为中国不再是一个封闭的国家以来，我们的文学趣味受到了马尔克斯、昆德拉、金庸、伯尔、卡尔维诺等一批批作家德作品熏陶，我们不再是容易满足的读者，我当然知道，像我这样的读者，不仅不在少数，而且，至少有成千上万之多。

小波的作品就有这种素质，这种素质是异乎其类的，不是我们从来就有的。在我作为读者的一生中，终于等到了这样一种作品，它由一个中国人写出，这是幸运相逢。他写文革，是出奇机智地介入，介入到别人从未介入的层面，个人想象和性。他从容游戏于古代传奇的材料中，用他所谓“历史狂想主义”的顽童心态，建构、消解故事，于传奇寓言中拼贴现代人生。他尤其是长驱直入于莫须有的世界，纯然从幻想中产生了千年之前的湘西凤凰寨、长安城。他写的那些古之今人，今之古人，大智大勇，痴迷憨呆，倾国倾城。他虚构了另类人性争战，这一切，真令我拍手称快。

而我知道，这一切，他写的非常刻苦。这是我亲眼所见。

写作的人都知道，写作本身，首先是一件可以带来快感的事。但会有简单的快感和复杂的快感，一个喜欢下棋的棋手的快感与象棋大师的快感就会有这种区别。文学是在后者的意义上才成其为一种事业，才需要这样一种敬业精神。

作家是世界上最孤独的职业：“一部虚构的作品就像一只装着信被投入大海的瓶子。”写作被称为一个绝对集中的过程，它从设想接收作品是从作者自己开始的。“是为自己写作”，作家说：“同时确信我们并不是孤立的人。在这个并不卑微的行动中，一个人寻找他最深切的东西，寻找他另外的自我。”

我看着这些手稿，想象着70年代的一个年轻人，在各种风起云涌的政治潮流之外，独自试探着在自己钟爱的文学之路上迈开步子。

在冥想中长大以后，我开始喜欢诗。我读过很多诗，其中有一些是真正的好诗。好诗描述过的事情各不相同，韵律也变化无常，但是都有一点相同的东西。它有一种水晶般的光辉，好像来自星星……真希望能永远读下去，打破这个寂寞的大海。我希望自己能写这样的诗。我希望自己也是一颗星星。

他写作，怀着那样一种唯恐碰坏了什么珍稀之物的心情。他说，旱季的天空蓝湛湛的，他觉得有种冲动：

开始时像初恋一样神秘，我想避开别人试试我自己。午夜时分，我从床上溜下来，听着别人的鼻息，悄悄地走到窗前去，在皎洁的月光下坐着想。似乎有一些感受、一些模糊不清的字句，不知写下来是什么样子的。在月光下，我用自来水笔在一面镜子上写。写出的字句幼稚得可怕。我涂了又写，写了又涂，直到把镜子涂成暗蓝色，把手指和手掌全涂成暗蓝色才罢手。回到床上，我哭了。这好像是一个更可怕的噩梦。

小波在《我对小说的看法》一文中谈到：“现代小说的名篇总是包含了极多的信息，而且极端精美，让读小说的人狂喜，让打算写小说的人害怕。”

可以感觉到美妙奇趣的想象，语言游戏对作者的吸引。他注定为语言可能繁生的想象之花执迷不已，他一定也在这样繁生的迷宫之美、巴比伦的花园之美，在文字织锦面前，升腾起确信：“我相信我自己有文学才能，我应该做这件事。”

他把极端通俗的形式和优雅精致的意象做了一个嫁接。

由于《黄金时代》，那个怪诞年代里被压抑的激情和性爱的力量，第一次以毫不羞怯的姿态，喷薄而出。这是王小波第一个自己满意的小说，他把它称之为“我的宠儿”。

1992年，他作出辞职决定，辞去在母校人大的教职，他以此回答了他在《似水流年》里给主人公提出的一问：“我也必须全身心投入，在衰老之下死亡之前不停地写。这样我就有机会在上天所赐的衰老之刑面前，挺起腰杆，证明我是个好样的。”

1993年，处于自由状态的王小波是高产的一年，他写了他的第一个长篇《寻找无双》。复杂的叙事层面和变换的情节分支取代了早期作品的单纯风格。

写了这个作品，小波的心情愉悦、舒展，他在序里说：写完的时候，我忽然想起了《变形记》（奥维德）的最后几行：

吾诗已成。

无论大神的震怒，

还是天崩地裂，

都不能把它化为无形！

这一年，他终于把《红佛夜奔》也扩写成了长篇。从这个长篇中可以看到，他发展出一种对话体叙述，这样一个故事里可以构建出多个空间，这就是所谓跨越，是对叙事限制的一种跨越。

还有，他把小说变成了一种思想的方式。在小说中，他的想象、运思、推论比他后来在杂文中进行的思考要复杂得多，也深邃得多。这也是他要做到得，既让小说有趣，并且，充满思维得智慧。这也是我们这个世纪的中国小说差不多丢的干干净净的东西。“我正等待着有一天，自己能够打开一本书不再期待它有趣，只期待自己能受到教育。于此同时，我也想起了《浮士德》里主人公感到生命离去时所说的话：你真美呀，请停一停！我哀婉正在失去的东西。”

作为一个小说家，他希望拥有无限的写作资源。这个资源，他确信，是在创造性的想象中。“有时想象比摹写生活更可取。“

1994年秋天，王小波的小说集《黄金时代》终于由华夏出版社推出。除了朋友们以外，在出版界，同样有一股不屈不挠的力量，要支持这个人的沉默的创造精神。

他独特和机智的说理方式引起了不少报刊注意，杂文随笔约稿越来越多。

无论如何，对他来说，最热爱的工作还是写小说。他在1996年夏天把以前写过的《红线盗盒》重写，叙事繁复，处处是挑衅禁忌的笔致，却不失优美的韵味。这就是《万寿寺》，是他的篇幅最长，也是迄今为止被小说编辑们认为不可超越的一部小说。他选择了丧失记忆到记忆复原这么个小说家做叙事者，让手稿、追忆、想象交融，令故事场景不断增殖。他以出神入化的意象表达了他的理想：一个人仅仅拥有此生此世是不够的，他还应该拥有诗意的世界。

他写做的事情还有很多，他不仅想做完，而且，最重要的，他想做到最好。在信中，他说：我敬重的作家是独特的一群，可以用perfect来形容。但不是说他们总是perfect，只是说他们perfect过。一辈子perfect一两次，也就很可以。

他说：小说应该诗化，从经典小说家笔下的那种沉重的文体羽化为一只翩翩的蝴蝶。　

常人看到他不事修饰，目光散漫，看不到在内心里他的生活井然有序，他的秩序建立在精神创造的目标上。一年之交，他回顾这一年的工作，他从工作中感到幸福。这是他回顾在1995年时他写的文字：

罗素先生曾说：真正的幸福来自建设性的工作。人能从毁灭里得到一些快乐，但这种快乐不能和建设带来的快乐相比。只有建设的快乐才能无穷无尽，毁灭则有它的极限。夸大狂和自恋都不能带来幸福，与此相反，它正是不幸的源泉。我们希望能远离偏执，从建设性和创造性的工作中获取幸福。创造性工作的快乐只有少数人才能获得，而我们恰恰有幸得到了可望获得这种快乐的机会——那就是作一个知识分子。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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