张记者向摄像使了个眼色，摄像立刻把机器对准了我。我知道，从现在起，我的每句话，都有可能出现在全国人民面前。想到这儿，我便挺了挺腰。张记者说：您甭紧张，我们这是纪实，平时怎么说话，就怎么说，可千万别作报告。他很随和地坐在我对面，开始提问：您也是下岗的吗？我稍拔高了一点声调说：是下岗人员，但下岗并不可怕！小张又问：看您的风度，您过去的职业可能很不错，下了岗，是不是有失落感？我答：是有失落感，但失落并不可怕！小张摆了一下手说：不行不行，先别拍了，咱们先随便聊聊。您过去经济上大概是什么水平？我反问道：你先说说你们一个月挣多少钱吧？小张说：怎么也得六七千。我不由一惊：哦，六七千？还有点儿红包就是八千。一年差不多是十万，中产阶级了，你们还能知道什么是“日子”？小张略显出尴尬神态，说：也没那么多。。。您老别问我啊，得我问您。您来到这样一个刊物求职，是不是觉得不大协调。我点头说：是不协调。他又问：那么您在今后的求职中是否应该更理性一些？我答：是啊，你说的对。但是钱包里的钱越来越少，就顾不上理性了。小张又问：是什么信念支撑您勇敢地出来求职？我一拍西装口袋：钱，快没了。小张说：看来您是遇到了某种困境，您对自己的前景如何估计？我说：有信心，没把握。小张说：您听过那首励志歌吗？就是“从头再来”那个。我说：那是你们搞的？小张有点儿兴奋地说：是啊，挺鼓励人的吧？我说：我倒是想从头再来，可得让我能够重新长牙才行，不然这“日子”我有点啃不动了。这时满屋的记者编辑被我们的对话所吸引，慢慢围了过来。那摄像早就重新开了机器，一眼不眨地对准了我。小张又问：您觉得您现在最需要的是什么？我说：是奶酪。众记者哄堂大笑，小张也憋不住笑。他开玩笑地说：那么谁动了您的奶酪呢？我说：我不问这个，我就问现在为什么不发奶酪了。众人又笑，小张就说：行了，老爷子，您真逗，咱们就到这儿吧。我说：这就行了？什么时候播？小张说：一个星期吧。我起身与他握手，又冲着碧柔打了个招呼：我歇好了，走了。这时，人群中走出一个中年人，墩墩实实的，腰里系了条鳄鱼皮带，刚才并没有见到过他。他伸出手来和我握了握，说：老同志，您可别灰心，得挺住。几个年轻记者也随声附和。小碧说：这是我们老板、总编辑。我向那总编说：是啊，我知道。生活的意义在于挺住。但是不给奶酪，我怎么挺得住？

　　编辑部的门在我身后关上了。我知道，北京的最后一道门，也同时在我身后关上了。我已经走到了悬崖边上。

　　回来的时候，路过国贸中心，我下了车。走进去，坐电梯直上顶层，找到了通向天台的门。一个穿工作服的清洁工正在打扫楼层。我问她：门你能开吗？我身上的藏蓝色西装与大厦工作人员的制服几乎一样，清洁工把我当成了物业的头头，她谦卑地点点头说：能打开。我说：你打开，我上去看一下。等会儿下来我自己锁上，你忙你的去吧。清洁工连忙遵命，打开了门。我拾级而上，走到了天台上。

　　这虽然不是北京最高的大厦，但也是最高的建筑之一。上面，劲风扑面而来。我绕过水塔，走到护墙边上。北京的九城风烟一下子尽收眼底。四月，绿满城廓，西山苍翠，一副“齐鲁青未了”的样子。我此刻，仿佛是被恶魔梅斐斯特带到了这里。脚下，市声喧腾，众生如蚁。一个念头在我胸中涌动：阳光这么好，世界是如此明朗，那些地下的眼泪与痛苦其实是微不足道的。人的一生，不应该有其他的意义，他只有一个目的，应该用尽所有的力气向上爬，哪怕是把灵魂抵押给恶魔。两个月来，我的行动证明了我的愚蠢。事实是，灵魂一旦交出，就永无赎回的可能。我既不能救赎自己，也不能拯救他人，我只是白白地跳进了深渊。到现在，长河已经断流了，路也走到了尽头，我什么时候才能重回这样的高处，再看一看生活向我的微笑？往事已经离我很远了，包围我的只有讥笑和怜悯。人们不会相信，有人会抛弃别墅轿车，仅仅为了一个抽象的信念。人们也不会相信，这世界上有不把钱当一回事的人，不相信有人会忍受不了别人比自己更痛苦。我把钱给了小宋和露露，他们将来知道也罢，不知道也罢，都无关紧要。我只不过在做最后的愚蠢的救赎：用自己渺小的行动来维护人类的荣誉。他们两人需要的很多，我只能给这么一点。这一点，只是让我、也让他们不至于对人这种物种丧失最后的信心。太阳高悬，高空的风鼓动着我的衣服，领带被吹的劈啪作响。我伫立在墙边，不想动，真想像浮士德那样大喊一声：让一切都停下来吧！