十五

米卡搬来了点东西，算是彻底和我同居了。我还是早出晚归的，米卡也还是在路易•维登门口去倒卖她的皮包。真的只是同居，谁也没想为对方改变自己的一点什么。每天下班回来我都累极了，我和米卡之间除了body language以外也没有更多的话。也好，晚上回家有人等，夜里醒来看听得见一点点人气，她住到我的屋子里来，我依然出的是同样多的房租，我真的不损失些什么。
回到家的时候，总有点变化。比如米卡换洗了床单，比如吧台上多了一束兰花。女人都是有点小情调的，也算是在屋子里留一些她们的痕迹，就象小狗到了一个新的地方喜欢先撒泡尿来占个地盘一样。也许米卡期待我的惊喜，但我实在是一个马虎的人，对生活的观察马虎，对情感的表达马虎。我一直以为，讨好一个人是要投其所好的，我连对方是什么样的一个人、有什么样的背景和身世我都不知道，我瞎表达什么啊？
我在这个医院也不过就是一年的合约，合约走到头的时候我在这个城市的所有都会留在这个城市里，你说我犯得着要在这个城市里经营更多的东西吗？

有一天我下班回来得早一点，米卡看我精神头还不错，就和我聊天。估计她问我的问题是她蓄谋以久了，但是我没有给她一个她所期待的答复。
米卡问我，现在有没有女朋友？
我反问她，什么意义上的女朋友？
米卡说：“你别和我绕了，你知道我问的是什么意思。”
我说：“那好，这你自己更应该明白，你说我现在身边的女人是谁呢，每天晚上我在和谁睡觉啊？”
米卡问我：“你到底结婚了吗？”
我说：“没有。现在没有。今年没有。从来也没有。”
米卡“噢”了一声，然后说：“给我讲讲你以前的女朋友好吗？”
米卡说这话的时候，我突然就看到了墙上那颗原来挂画用的钉子，取下来的那幅画就象一个谶语从我的脑子里划过。那一刻摩擦，剩下的痕迹就是三个字，那是一个人的名字，单亦欣。人是一个很有点生得贱的动物，有时候怕被纠缠，天天象贼躲警察一样地躲躲藏藏，好了，人家真不纠缠你了，你有觉得缺少了点东西了，甚至还有点想念了。
大约这也是我和单亦欣这么久的牵扯留下来的一点惯性吧。
米卡的问题让我想到了她。要我和米卡说单亦欣吗？摸摸脑门子，我没有发烧。所以我不会说的。有什么好说的。我一贯的原则就是，历史不可以改写，但是可以不写。
看我没有说话，米卡就开玩笑地问我：“是不是你的女朋友太多了，不知道说谁好啊？没有关系，说谁都行，反正我就当听故事了的。”
我不想和一个比我小那么多的女孩子讲我的过去，我想，我们是有代沟的。一个时代给一群人必然留下了烙印，只有一起经历过的人才能理解个中的悲喜。和一个找不到共鸣的人说一些事情，无异于对牛弹琴，就算是她只是听故事，但我也要被回忆蛰伤一次，有什么必要呢？
我回避她的问题在，转过来问米卡：“讲讲你怎么来巴黎的，好吗？”
米卡笑了笑，说：“其实也不是什么正途，你也该知道一星半点吧，在巴黎黑下来的温州人不少呢，我算是比他们强点，有那张身份纸，不过这纸来得也不光明正大。”
“说来听听，我也长点见识。”
米卡说得很模糊，我可以理解，没有人愿意陈述不体面的曾经。她告诉我，她是和她妈妈一起过来的，算是半偷渡的性质，先是去东欧，然后辗转着从罗马尼亚到了法国。她妈妈为了把身份合法化，就在蛇头的安排下嫁了一个法国老头子，本来不过是一个交易，说是等身份换好以后就离婚的，后来那个法国老头子还真看上她妈妈了，就真的一起过日子了。米卡说她这个拖油瓶也就跟着有了身份。
“那你弟弟呢？到法国以后你妈妈才生的吗？就和那个法国老头子啊？”我这么问着，心里是有些不屑的。我一直很看不上那些傍着老外的中国女人，尤其是傍一些都脏不兮兮、散发着腐朽的气息的老头子，要钱没钱，要品没品的；有时候在外面看到那些不和谐的伴侣走在一起，我就会杞人忧天地想一想，她们和那堆快要生蛆的横肉睡在一起的时候，就不怕做恶梦吗？
米卡很显然是不想太多地触及这个话题，她只是“恩”了一声，就转身了过去。
等到米卡重新回到我身边来的时候，她突然问了我一句：“以后，我可以带我弟弟来玩吗？”
我说：“可以啊，有什么不可以的。你弟弟是叫毛毛吧？”
米卡说：“是的，你喜欢这个名字吗？”
“我有什么喜欢不喜欢的？”我反问说。

那个夜晚，我被医院的电话传了过去，来了急诊的病人。到了医院我才知道具体情况不那么简单，来的是一个犯人，胸口被一个钉子枪给射了一个铁钉进去，还在钉子没有进入胸腔，不算危急。看这病人的身份，估计是同监的犯人在殴打时干的，不过那天晚上所有在场的人，从医护人员到警察，都很奇怪这凶器是怎么进到牢房里的。病人不过就是20岁的年纪，嫩嫩的面孔，即使受伤了，眼神里也有一种固执和坚持。本来我是准备马上手术的。但这孩子不肯局部麻醉，坚持要全麻，那就没有办法了，没有专门的麻醉医师主持，我们什么都不能做。我给他做了一点简单的处理，顺便又查了一下病房，就回到了办公室。
我一进入动作状态，人就特别亢奋，我知道马上回去睡觉是睡不着的。算了算时差，比较合适，于是，我给在美国的陈垣打了一个电话。我想找他问问单亦欣的情况。
陈垣在电话那头说：“你们俩都什么毛病啊，有事情不会自己联系啊，总是折腾我，这么多年了，以前干架吧就是我来扯劝，现在分开了还不依不饶的，一会儿问对方的情况，一会儿又埋怨我给对方说得太多，我有病没病啊，天天被你们折腾着，又没有人给我开薪水。看老板脸色也没有在你们中间掺乎着那个费劲。说好啊，以后来咨询这一类问题，我要收信息费的。总要图点什么吧。”
我说：“没问题，你看着办好了，大不了哪天你去看peep show，我全面买单。”
陈垣说：“您快别说了，这点爱好也快给戒了，要彻底从良了。”
我问他为什么。
他说：“老婆要生孩子了。”
我问他：“有没有搞错，这是第几个了？你们家不会跟孙悟空似的，拔一汗毛就长一猴子吧？”
陈垣说：“我也快数不清楚了，是太多了，可是有什么办法呢，跟个母猪似的，一碰就怀上，又不敢说不要。我看我快是要废了的。”
掐指算算，陈垣这个即将出生的孩子是他们家老四了，这数量和容积放在旧社会还真不算多，但是对于新时代的知识分子来说，要把一个四人帮拉扯大，可不那么容易啊。我开玩笑说：“要不，我帮你养一个？”
陈垣说：“得了，你是没受着孩子的苦，等你真有孩子了，他夜晚吵吵闹闹，你会感慨，这孩子要不是跟你姓着的，你真是恨不得把他从窗口给扔出去。”
我说：“不至于吧，你有点人道主义精神没有啊？”
陈垣说：“咱不能跟你比，十几年前就往家里抱弃婴了，咱没那境界也没那实力。”
我说：“是啊，那孩子到现在也该要考大学了吧。•••••••你说，他会不会考了一个特牛的大学，完了交不起学费？好像在中国，这事情很多啊。”
陈垣在电话里头哈哈大笑：“你还要跨越国界完成希望工程啊？”
我说，这孩子给我来养的话，一定是块好料。
陈垣说，那也不算数啊，谁叫你不是他亲爹啊。

陈垣是我参加工作后的同事。那一段经历我一直不好意思提，你说，一个大老爷们为了点救死扶伤的使命感去当医生，什么医生不好做啊，偏偏让我去做妇产医生。滑稽吧？中国的medical school教育出来的学生，就业形势就这么没谱。那些老的，可能习惯了。年轻的，能蹦弹出去的没几年都折腾着离开了，就象后来的陈垣和我，考研啊，出国啊，条条大路出虎口啊。
在B市妇产医院里的那两年，我和陈垣的分工有所不同，我是搞行政的，他做临床。不过，因为我们励精图治也同病相怜，所以我们的关系很铁——快接近钢了。
有一天夜里，医院来了一个怀孕快9个月的孕妇。她要做引产，死活不要这个胎儿。据说是孩子父亲的坚持。这种事情我见了不少，在中国，抱有“奉子成婚”的侥幸的女人实在太多了。有人成功了，人们就看见了他们的喜宴；有人失算了，我们就要帮她们在手术台上做个了断。人的命有时候就是那么贱，本来可以好好来到世上，都寂寞得在黑暗的子宫里呆了那么好几个月了，但是最后还是象污物一样被扔到了垃圾桶里。
那天来的这个孕妇很漂亮，看上去非常年轻。尽管病历上写着25岁，但是，无论从一个医生的眼光还是从一个男人的直觉来看，她都不超过20岁。女人的年轮是写在脸上的。我相信，她那病历上的文字，除了仪器做出的结论以外，其他的没有一个是真实的。
那天正好陈垣值班，我也无聊，到办公室陪陈垣聊天，我陪陈垣给这个孕妇做完了一切检查。胎儿是个男孩，一切数据都很正常，很健康，这个时候要是用催产剂生下来是完全没有问题的。不过，如果硬要抛弃这个胎儿、强行引产，只能采取碎颅。在中国当过妇产医生的人都应该熟悉这一套过程。
等我们回到办公室的时候，我跟陈垣说，别碎颅了吧，把这个孩子弄死了怪可惜的，留下来吧，我要了。
陈垣就这样在我的指示下留下了这个孩子。
孩子一生下来我就把他连夜抱回了家。
孩子的母亲听见了孩子落地的啼哭。陈垣没有骗她，告诉她，是个男孩子，活着的，你不用担心，这孩子不会和你再有任何联系。
我妈妈在家里象饲养一个小动物一样把这孩子养了一个月。妈妈给这个孩子取名叫“毛毛”。其实也不是专门取的一个什么名字，武汉话里把婴儿都叫做小毛毛。我妈妈就这么“毛毛”长“毛毛”短地叫着这个孩子，好像养了这30天，也还要养他30年。
一个月以后，孩子的亲生父亲找到了医院，死活要要这个孩子。
没有办法，我只能把孩子还给了人家。
我真是无法揣摩这个男人的心态，在我把孩子还给他的时候，我真是恨不得扁他一顿。