我来到南钱串胡同时，王雅兰大姐热情地接待我，她还问候了我的妻子，说明她记性好，她还记得那时常到她家串门的妇联干部——我的妻子。“一户侯庐”的庭院里有几家街坊，侯老和他们相处得很好。侯老在自己的门口种了几盆花木。有几盆郁金香，有一盆用竹签插着“玉带紫袍”，侯老对我说：“我自己起的。”

门上有副清嘉庆时曾任左都御史姚元之写的木框对联：

　　　　　　　　　　万里声名班定远

　　　　　　　　　　百年富贵郭汾阳

屋内西墙挂着胡□青大姐为侯老六十大寿时画的六只大寿桃，题名《仙桃庆寿图》。还有一张粉碎“四人帮”后漫画家方成等人画的螃蟹、酒、菊图。墙正中挂过方成为侯老画的漫画像，或彩色油画肖像。东墙角上还挂着一只风筝，这是侯老收藏的。有一次他兴致勃勃地从茶几下面掏出只大口袋，里面折叠着一只散装的纸鸢，拼装起来还是只挺大的老鹰。侯老告诉我，这是著名工艺家吴梅园制作的珍品。

１９８０年２月２６日，我第一次跨进“一户侯庐”的门槛，从此开始了长达三年的录音、记录、整理的工作。侯老是有充分准备的，他每次口述都有一份详细的提纲，口述时精神集中，神气充足，和我有问有答地谈论着。

我们的工作进展是顺利的。当《自传》的第一部分“我的童年”发表在北京市政协主编的《文史资料选编》上后，很快，《浙江日报》、《解放日报》、天津《新蕾》杂志、《半月谈》等刊物就纷纷转载，不少机关也约侯老去作报告，讲他的家世。“侯宝林写《自传》啦！”已成为社会上争相传诵、风行一时的消息。有些读者在读了第一部分后，也来信问我们：“下一期什么时候出版？”一开始，常常是我主动约侯老商量录音的时间，到１９８２年间，侯老已感到出版《自传》对他的压力，增加了他的责任感，反而主动给我打电话：

“老叶，你什么时候来呀？”

我难忘我俩谈话录音时那种全神贯注、亲密无间的气氛。每次我去，侯老都已为我准备好香茗，他在一只保温瓶中先为我沏好一个茶底，然后沏第二次，递给我时郑重其事地对我说：

“给您焖过了！”

或说：“给您沏第二回了！”

有时他还为我另准备好一只茶杯，把茶往两只茶杯里倒来倒去，为了让茶叶舒展得好一些，这种老北京人的生活方式让我感到极为亲切。有时他还难免感慨地对我说：

“这茶叶过去也就卖几角，现在卖到六元一两了。”

每当我整理好一段文字，送去请他校阅修改时，他几乎总是要这样说：

“干嘛您亲自抄呀！以后您不要自己抄了，找个人抄就可以了。”

我总得向他解释，因为我的初稿字迹潦草，别人看不清楚，还是自己抄的好。每当我去录音或送稿件或请教问题完后从他家出来的时候，这时正是中午，或下午，或晚上，他总要亲自送到小院门口，怎么拦也是拦不住的。有时他还要向我解释一下：

“今晚我要去观摩开封大马戏团的演出，恕不远送了。”

１９８２年７月，《侯宝林自传》的第五部分刊于《文史资料选编》第十三辑上，至此《自传》已全部刊完，写作也就告一段落了。侯老殷勤地告我，今后常到他那里去，他非常满意这一时期的合作。我也觉得这一阶段的工作得益匪浅，使我获得了一个向大师学习的极好机会。侯老送给了我《侯宝林说相声》、《侯宝林和他的相声艺术》等几本书，还有一张他和郭全宝说相声时合拍的照片，他自己说这是单为我挑选的。

１９８３年１２月，这时候老已经迁到木樨地，后海故居成了子女的寓所，但是有时为了写作方便，他仍在后海那里居住。以后几年内，我有时过年过节去看望侯老，侯老尽管很忙，每次都接待我。每次还都饶有兴趣地回忆起我俩关于《自传》美好的合作。
-刘梓钰

（１９９３年８月）