那年，赵自强也是听到楚筱雅带给他的消息，才知道妈妈出事了。当他急急忙忙地，翻山越岭，步行三十里路，回到冶金厂的职工宿舍时，妈妈已经断了气。

　　赵自强的爸爸赵兴国，原来是上海市国防冶金研究所的技术人员。解放前夕从同济毕业。后又被新中国派到苏联去进修了一年半。那年头，百废待兴，欣欣向荣。赵兴国自我感觉颇好，春风得意，事业有成，家庭和睦。日子一天一天地往上奔。可是没料到，迎来了一九五七年的反右斗争。赵兴国不幸被划成右派之后，厄运便接踵而至。首先是被下放到这个山沟里的三线厂来。赵自强五岁那年，全家人灰溜溜地从繁华的上海，搬到这鸟不生蛋，树不结果，黄土一片的厂子里。赵兴国被分配到冶炼车间做普通的技术员，成天与那些放射线剂量大大超过安全标准的稀有金属矿石打交道。他觉得健康状况一年不比一年。后来，果然查出得了肝癌，七年前，丢下妻子儿女，一命呜呼。死时才刚四十出头。

　　世界上的祸事大概总是成双结对而来。父亲因肝癌去世后，姐姐赵自珍又出了意外瘫痪在床。

　　妈妈陈培明是厂里子弟学校的俄语老师。年轻时在上海的教会女子中学里读过几年书。学会了一口堪称流利的英语。后来，英语在这个厂办学校用不上。便改教了俄语。丈夫英年早逝，女儿半身不遂，对她的打击可想而知。一年中老了十几岁。随着岁月的流逝，悲痛平息之后，便开始考虑女儿今后的前途问题：学校的学业是没法进行下去了。也难以沿正规之路考大学、找工作。怎么办呢？她想到了自己尚未用上的“一技之长”。教她一些英语吧，以后也许可以在家做点翻译之类的工作。于是，每天从学校回家，吃过晚饭之后，她便给赵自珍上两小时的英语课。平时呢，便让她一个人在床上复习复习，且试着翻译一些简单的英语儿童故事。

　　那时，楚小丫也常来照顾赵自珍。陈培明是楚小丫的俄语老师兼班主任。楚小丫喜欢说话，也爱上俄语课。再难发的音节，她一学就会。俄语中有一个舌头在喉咙里打滚的卷舌音，好些同学都说不好，包括陈老师自己的儿子赵自强在内。那舌头不听指挥，要末就是不振动，要么就是振动得太过分，显得做作。可这音一经楚小丫说出来，那可就是百分之百的恰到好处。她的这份语言才能，连陈老师也不能不佩服。可惜，正当赵自强和楚小丫读初二的时候，铺天盖地的文化大革命风暴横扫学校，任何课都不用上了！

　　陈老师让楚小丫和赵自强也跟着赵自珍一块儿学英语。如此过了几年，赵自珍开始做一些英语翻译工作，赵自强和楚小丫的口语能力也达到了一定的水平。再过了些时候，文革开始，他们俩就被下放到毛家湾去了。

　　这文化大革命的大风大浪，刮向每一个人，但又不是人人都能经受得住的。有逆流而上，刮不倒的英雄；也有胆小如鼠，爬在地上的脓包。有能呼风唤雨的弄潮儿，也有失足罹难的可怜虫。

　　陈培明一是右派分子的家属，二是国民党的残渣余孽。运动一开始她就被揪出来了，后来，又被两个派性斗争斗得你死我活的造反派组织像皮球一样踢来踢去，轮流批斗，轮流关押。

　　她一个弱女子的承受能力毕竟是有限的。终于有一天，隔壁的饶婆婆发现吊在厕所横樑上的陈培明时，已经回天无术了。

　　赵自强气喘吁吁地赶了回来，见姐姐赵自珍脸色白得像纸一样。她一直靠坐在床头发呆发傻，看见弟弟才哇哇哇地大哭起来。

　　用一根布带子就把自己了结了的陈培明，被人用担架从宿舍里抬了出来。人们乱轰轰的，熟悉陈培明的人相互叹息；不熟悉的人也来看热闹。

　　这时，冶金厂原来的党委书记孙大炮已经处于被软禁的阶段。成功夺权的一派成立了冶金厂革命传统委员会。厂革命委员会的主任就是楚小丫的爸爸楚大石。

　　楚大石原来是个工人，湖南长沙县人，一家人除了楚小丫之外，个头都很高，像北方人一样。楚大石个头超过一米八，骨架子很大。一张平平的大方脸，单眼皮，高颧骨。老婆叫杨水莲，大家都叫她楚嫂，在食堂工作，做得一手好吃的面点。她也是高高胖胖的，有一米七左右的块头。

　　他们有六个孩子。前面一口气生了五个女儿，小名分别叫丫头、二姑子、三姑子、四姑子和五姑子。最后，终于有了一个儿子叫楚家根。

　　因为楚大石为人正直，说话、做事公道，夫妻俩又总是助人为乐，他们在厂里很得人心。楚大石文化大革命中当了造反派头头，现在又出任厂革委会主任。

　　楚大石文化水平不高，当官后仍然保持着老工人的朴实本色，得知陈培明的自杀一事之后，便立即想法通知到了赵自强及陈培明在长沙的一个表姐。接着，又安排人员帮忙处理了丧事。

　　死去的人，万事皆空，承受巨大痛苦的是活着的亲人。陈培明死了，丢下一个不能自理的女儿和一个没工作、自身难保的儿子。瘫痪的赵自珍今后怎么办呢？表姐张罗联系上了赵家和陈家的几十个亲戚，来帮忙想办法。车到山前必有路，最后，亲戚朋友们终于想出了一个两全其美的办法：

　　在父亲乡下的老家，浙江省泰顺县，找到了一个憨厚、善良、有力气、无多少文化，也没有钱讨老婆的农民，愿意接受这么一个半身不遂的女人。最后，大家决定，所有的亲戚，每家每个月支援2－3元人民币，总共凑到每月20元，作为她的生活费。就这样，由众人作主，把赵自珍嫁给了那个农民。

　　父母都死了，姐姐嫁了人，赵家在冶金厂的宿舍就按照规定被厂里收回去了。赵自强最后从宿舍搬走时，楚大石对他说：“小强，以后逢年过节的时候，你就和丫头一块儿从毛家湾来我们家，还是把冶金厂当着你的家，好吗？”，楚嫂也说：“反正你和弟弟家根睡一张床就好了，我们家里人多，吃饭不在乎多你一个。”赵自强感到不好意思，推辞一番：“不用了，楚伯伯、楚妈妈，我就在毛家湾呆着，没关系的……”

　　可楚嫂说：“还是一块儿来吧，丫头一个人走路，我也不太放心她。”

　　这么说，赵自强也就无话可说了。

　　所以，每逢休假日，楚筱雅就来找赵自强：“走吧，小强，回家去！”

　　俩人便一前一后，或一左一右，往冶金厂的方向赶。他们一边走、一边聊，一边说、一边笑。有时，还会在谈话中夹杂几句英语，这是前几年在赵自强家里和赵自珍一起学英语时学来的，现在正好复习复习。

　　回到家之后，楚筱雅一般都会被正在拼命追她的曾革军约到别的地方去玩，几乎整天整天地不落屋。赵自强呢，就帮楚嫂干活。在楚嫂眼中，他极聪明，是个能人。除了一般家务活之外，修理家中的样样物品，从蜂窝煤炉子、自来水龙头、到木头家具、桌子凳子、再到电灯、收音机，似乎样样精通。坏了的东西，看起来无法使用了，在赵自强的耐心折腾下，经常能‘化腐朽为神奇’。这时候，楚嫂的圆脸会笑得开了花，特别找来小儿子家根，有时还有别的‘姑子’们，指着赵自强对他们说：“来来来，看看你小强哥，多能干！你们要学着点儿。”

和楚筱雅谈恋爱的曾革军是个大学生，分到长沙市郊区的一个铁路分局工作。因为两人见面时间不多。每次见面曾革军总是分秒必争地作两件事：一是迫不及待地亲热一番，有时将楚筱雅憋得气都透不过来，以为自己快被闷死了。不过，楚筱雅觉得是因为自己的过错，而使得爱自己的男人身心倍受煎熬。想到这点，楚筱雅就豁出去了，除了坚守住最后那道防线之外，其它的事，任凭曾革军爱怎么样就怎么样。

曾革军的另外一个话题，就是与楚筱雅讨论如何弄到一起的问题，对此他脑袋里又有了新的计划：“筱雅，你爸爸现在不是当了冶金厂的副厂长吗，赶快叫他把你弄到厂里来，随便干什么都行。我想他一个副厂长搞到这一个进厂的指标，应该不会有任何问题。”

　　可是楚筱雅是个转不了弯的死脑筋，认为不能靠父亲，希望能慢慢靠自己的努力调回城去。

　　楚筱雅又说：“其实我现在在毛家湾已经比别的知青好多了，我现在在小学代课，也不用下田作农活。”又兴冲冲地加上一句：“小强现在也不错，大队里照顾他体力不强，又看他聪明，肚里有几滴墨水，叫他做会计，兼做电工并管理广播室……”

　　楚筱雅一提到赵自强，曾革军更不高兴了，脸色一下阴沉下来：“又是小强小强的，你脑子里是不是装满了赵自强？到底还有没有我啊？”曾革军越说越激动，脸色铁青、语句生硬：“你以后回来时，不要和赵自强一块儿走！”

　　“一块儿走怎么啦？我们从小就是熟人、好朋友。”

　　“一男一女的，谁知道你们一路上好几个小时会在一起干些什么？”

　　楚筱雅觉得自己受到侮辱，大把大把的眼泪掉下来。这时，曾革军往往又被吓坏了，赶紧把筱雅搂到怀里，左陪不是、右陪不是，又亲又吻、又哄又骗，直到楚筱雅笑出声来，俩人似乎又和好如初。

然而，这种情形反复几次，就使得楚筱雅对曾革军大感失望，不理解这么一个受过高等教育、有正式工作的大男人，为何如此小心眼？

…………

        当赵自强接到楚筱雅的那封长信以及办签证的一大堆文件之后，本来想拖一段时间，再去上海。当然，护照得早一点申请，那是需要时间的。说实话，自强是想去美国的，这不仅是因为那儿有筱雅。其实，去国外也是他长年以来心中暗藏着的一个梦想。经历了这么许许多多的家庭灾难，他已经无师自通地学会了在这个社会中做人时最保险的生存之道：“夹起尾巴做人”。况且他也没有多长的“尾巴”，既没有学历，也没有后台。只不过是一个小小的维修工，哪来的尾巴呢？申请护照的文件上报两个月之后，便顺利地领到了护照。然而，去美国领事馆签证的事，他却一拖再拖，直到六月初，赵自强去北京出差。

　　赵自强来到北京后的第四天。已经很顺利地办好了公事，把要买的两台数控车床也托运回去了。下午无事，便去探访过去认识的一个叫曾谭克的老朋友。见到曾谭克时，他和他的一伙“哥儿们”正准备往天安门广场去参加什麽活动。其实，赵自强来北京之前也听见消息说北京的学生正借悼念××为名，在天安门广场静坐闹事。在厂里时，自强他是一贯谨慎，凡事三思而后行。但今天呢，因为是到远离工作单位的外地出差，思想上就自然放松了一些，还没搞清楚是去干什么，也就糊里糊涂地跟上一伙人去了。当时他还以为是去玩玩而已，直到随曾谭克等人坐上一辆大卡车，看到车上堆满的大横幅、标语、小旗子等等。才知道此行非同小可，只见源源不断的人流：走路的、骑车的、个别的、成群结队的，一齐涌向天安门广场，走到半路，汽车就开不过去了，大家下车步行。这时候，激动的曾谭克拖着赵自强就往前跑。跑了一阵，人群越来越拥挤了，赵自强跟不上曾谭克，也不想跟上，便借口说要找个地方小便，这才故意与曾谭克走散了。后来，他赶快设法逆着人流往回走，后来，又好不容易才挤上了往自己住的招待所方向的公共汽车，回到了自己住的房间。

　　第二天早饭时，听很多人都在纷纷议论昨天晚上发生的事情。这时，赵自强不由得担心起曾谭克的安危来，可是也想不出什麽办法去打听他的消息。从旅馆打电话给他也没有人接。当晚，赵自强便坐火车匆匆离开了北京。

　　回到冶金厂之后，赵自强遇到了一些麻烦。因为有人说在电视里看见赵自强和另外一个剪平头的小伙子一起挤在人群中的镜头。问题的关键是：在另一段挺长的电视新闻中，播出的是那个小伙子和另一伙人将一个解放军打倒在地的情形。

　　过了几天，这次风波被上面定性为反革命事件。于是，冶金部便有人来冶金厂向赵自强调查他那天的行踪及那个平头小伙子的情况。因此，几个月来，赵自强只好一次又一次地反复叙述他那几天做了些什麽什麽，写了一张又一张的汇报和检查材料。最后，孙大炮及其他厂领导考虑到他从来就听话本分，又胆小怕事，决不是那种会去上街闹事的料，才把他从被怀疑的名单中一笔划去了。

　　可是，这次经历，毕竟使赵自强心有余悸。政治这东西，你不想沾它，有时它却硬要来沾上你。真是所谓：“树欲静而风不止”啊！

考虑到自己政治上的幼稚和性格上的弱点，赵自强想：还是出去吧！因此，两个月之后，赵自强去上海办好了进美国的签证。登上飞机，飞到了纽约。