安宁不说话了。心怦怦乱跳，几乎冲出胸腔。话已出口，李青格倒也镇静了，索性把想说的话说完：“我知道有句话很俗，很多书上电视上都说过，但我还是想重复说一次：我第一次见到你，就喜欢上你了。我感觉我们在一起很默契，许多事情都能心领神会。你没感觉到这一点吗？...”
　　安宁说：“我也有这种感觉...其实我也喜欢你,但我以前以为你喜欢我姐...现在我没什么顾虑了.你不知道,你的笑容多迷人!你给我一种踏实的感觉,新鲜的感觉,纯洁的感觉,从来没有哪个男孩给过我这种感觉...”
　　安宁以为她说完这些话，李青格会动情的拥抱她，亲吻她。但李青格什么都没有做，他冷静地坐在那里，看也没看安宁一眼，低头说着自己的话：“我很感激你，从来没有一个女孩子这样对我说过...我喜欢你,但我知道这不可能.我是一个军人的儿子,从我母亲身上,我看到了做军人妻子的艰难.在我小时候的记忆里,只有母亲的形象,没有父亲的形象.即使有,也很模糊.父亲对我来说,只是一个名称.我母亲和父亲结婚三十多年,母亲算过一笔账,他们呆在一起的时间,加起来还不到三年.父亲好不容易到了退休年龄,可以回来陪母亲了,可是父亲的身体不行了.他已经习惯了高原缺氧的气候,不能回内地了.他一回到内地就头晕,恶心,浑身没劲,只有回到高原才能感觉舒服.父亲一直呆在高原.我们一家三口人,分散在三个地方,母亲在成都,父亲在昆仑山下的格尔木,我在川藏线上.可父亲已经退休了,总不能就这样一直呆在高原啊!父亲心疼母亲,说母亲苦了一辈子,该回来陪陪她了.父亲冒着危险,回到成都陪伴母亲.可是他们在一起过了不到半年,父亲就死了,他的肺肿得好大...那时我在川藏线上抢险,无法赶回来为父亲送终...”
　　安宁听着，眼泪就出来了。李青格没有流泪，李青格说：“所以，乐想让你和我母亲一样，受一辈子苦...”安宁擦了一把泪说：“那你也不能打一辈子光棍啊...我爱你!我就是想嫁给你...”李青格站起来说：“天不早了，我们该回去了。”
　　天色真的很晚了，周围的树木已经变得很模糊。两人来到渡口，不见一条船。到处寻找，走到一处木屋前，一个女人告诉他们说，最后一班渡船已经走了。女人说：“我这里有吃有住，你们就住我这里吧，一鸡三吃，很便宜的。”李青格傻眼了，看着安宁：“这怎么办？都怪我，没留心时间。”安宁倒有些幸灾乐祸，希望在这孤岛上住一夜。“这有什么，我们就在这里住一夜呗！”那女人也说：“我们这里很安全，你们就放心住吧。”李青格见女人误解了他们，刚要解释什么，安宁对那女人说：“老板，我们今晚就住你这里了，你去给我们准备饭吧，一鸡三吃，再炒两个素菜。”
　　饭菜很快上了桌。安宁要了一瓶红酒。月亮正好出来了，照着木屋，竹桌竹椅，清风徐徐，别有一番情调。两人吃着饭，喝着酒，安宁问李青格：“你最大的愿望是什么？”李青格说：“将来出一本自己的质摄影集。”
　　安宁记住了这句话。安宁头有些晕乎，可说出的话一点不含糊：“你知道，我最大的愿望是什么？”
　　“是什么？”“我最大的愿望，就是做你的新娘。”
　　后来安宁喝醉了，倒在李青格的怀里。也许是酒不醉人人自醉。
　　“醉了的感觉真好...难怪我姐喜欢喝酒...你是李青格吗?李青格,我告诉你...我要做你的新娘...李青格,我爱你!你娶我吧...”
　　安宁不知道那天晚上李青格是怎么把她扶进客房的，她以为李青格会对她做什么，甚至希望李青格对她做什么。但第二天早上醒来，发现自己和衣躺在床上，浑身上下好好的，似乎什么事都没有发生。李青格坐在一旁，深情地望着她。李青格守了她一夜。她一把搂住李青格的脖子，两人第一次吻在一起...
　　从那天起，安宁就开始悄悄准备为李青格出影集。她到出版社问过，自费出这样的书，需要五万安宁开始拼命赚钱，可一年才积攒了一万。本来可以找父亲的，但她不想那样。她要用自己的钱为李青格出书。她贷款四万，为李青格出版了《一个人的高原》。她要把这本书作为礼物，在婚礼上送给李青格。
早上起来，安宁感觉有些头疼。昨晚想着李青格，很晚才睡着。她们匆匆吃了早饭，刚准备走，部队出事了。出了一件大事。
　　当时，冯小莉、郭红和通信员小白，正在帮安宁她们往三菱吉普车上装行李。冯小莉的脚已经好多了，可以走路了。冯小莉正在交待驾驶员路上慢点，要注意安全，两个兵气喘吁吁从外面跑了进来，脸色煞白，看见通信员小白就喊：“赶快取安全绳，工地上出事了！”
　　她们吃了一惊。冯小莉问：“出什么事了？”
　　两个兵已经跟通信员跑进了库房，没有听见。他们很快又跑了出来，每人身上背着一捆安全绳。冯小莉追过去问：“怎么了？”“有人摔下悬崖了！”
　　郭红心里“格登”一下，颤声问：“谁？”
　　两个兵一边往外跑，一边说：“还不清楚。”
　　冯小莉神情惊慌，对安宁说：“我得去一趟，你们等着。”冯小莉上了车，让两个兵也坐上来，吩咐司机赶快去工地。车子一出营门，郭红身子一软几乎倒在地上，安宁赶忙扶住。郭红说：“早上起来我就眼跳心慌...邓刚他不会有事吧？”说着，眼泪就涌了出来。“我对不起邓刚...我好后悔啊...”
　　安宁安慰说：“情况还不清楚，邓刚不会有事的...”
　　几个女人在屋里坐不住，跑到营门口向工地方向张望。郭红几次想往工地跑，被安宁拦住了。她们焦急地等待着工地上的消息。
　　过了不知有多久，一辆吉普车终于出现在她们的视线里，后面还跟着三菱吉普车。车子进了院子，邓刚从车上跳下来。郭红激动得跑过去想问什么，邓刚神情严肃，看也没看她一眼。车上又下来两个干部，邓刚和他们一起从车上抬下一个人。那人浑身是血。他们把那人抬进屋里。支队长、冯小莉和另外两个干部，从后面的三菱车上下来，跟进屋去。十几个战士也跟着跑了回来，围在门口。有人开始轻声地哭泣...被抬回来的，是二中队副指导员周明。周明已经牺牲了。
　　据冯小莉后来讲，那天夜里又发生了小的塌方--这在川藏线上是常事，大的塌方过后，一般跟随的都会有小的塌方，就像地震过后的余震--但道路没有中断，东进西出的车辆还能正常通行。部队一大早就上了工地，清理路上塌下来的泥沙和石头。二中队副指导员周明站在路边指挥。谁知那里的路基由于前些日子怒江截流，水位上涨，已经被翻涌的江水淘空了，路基“哗”的一声塌了下来，周明没来得及喊一声就掉进了几十米深的悬崖。正在前面组织施工的邓刚和支队长闻讯赶到现场，紧急组织官兵营救。邓刚把安全绳绑在汽车轮胎上，拽着绳索往悬崖底下摸去。下到一半时，发现一块突出的崖石上有一摊白花花的东西，邓刚眼前一黑，知道周明已经牺牲了...
　　安宁和余秀兰母女那天没走。她们和郭红、冯小莉一起，为周明扎着纸花。冯小莉悲伤的说：“昨天见到他，他还高兴地对我说，他就要当爸爸了。可是今天...他春节休假回去,刚结的婚,妻子现在已经有了六个月的身孕...”说着就落了泪.几个女人也跟着落泪.余秀兰最伤心,一直在默默地垂泪。
　　第二天早上，天下起了小雨。但即使小雨让道路渐渐泥泞，也无法阻止人们的脚步。人们成群结队地走上营区后面的那座山坡。官兵们来了。县委县政府的领导来了。四面八方的藏族群众来了。一个老师，领着一群小学生也来了。丹增活佛和几十个喇嘛也来了，他们坐在山坡上，正在为一个刚刚离去不久的灵魂超度...
　　安葬周明的这天晚上，冯小莉正和安宁、余秀兰在屋里说话，突然听见邓刚在隔壁屋里大声喊道：“你不就想离婚吗？我成全你！”然后，听见邓刚“噔噔噔”走了出去。
　　几个女人面面相觑，但马上醒悟过来，跑出去一看，邓刚已经走出了大门。几个女人急忙走进大队部，看见郭红正在捂着脸哭，郭红说，刚才想找邓刚谈谈，可邓刚以为她还是要谈离婚的事，一下子就发火了，没等郭红解释，就从抽屉里取出离婚协议书，刷刷签上名，摔了笔，闯了出去。安宁说：“今天这种时候，你不该跟他提这个...”郭红委屈地说：“我本来是想对他道歉的，说我误解了他，我不想离婚了...可我刚一张口，他就发了火...”冯小莉安慰说：“周明刚刚牺牲了，他心里很难过，压力很大。嫂子你别难过，等他的情绪稳定了，你再找他好好谈。”郭红的眼泪又涌了出来：“谁知道他还会不会原谅我...”
第二天一早，安宁和余秀兰母女离开白玛，乘坐一辆三菱吉普车往波密去了。路上很顺利，二百多公里路程，中午就到了。快进波密县城时，司机问余秀兰：“你丈夫在支队机关还是保障中队？”余秀兰说：“不在机关。”司机说：“那就是保障中队。波密只有这两个单位。”余秀兰没有说话。司机就直接把她们送到了保障中队，然后又返回白玛了。
　　走进中队部，一个小兵正在往墙上的什么图表贴小红旗，看见她们，忙从凳子上跳下来问：“你们找谁？”余秀兰说：“找你们领导。”
　　安宁感到奇怪，余秀兰不找自己的丈夫王力，却要找人家的领导？不是说她丈夫是个兵吗？要不是就提干了，当了中队长？
　　那兵问：“你们有什么事吗？”余秀兰面无表情地说：“我要见你们领导。”那兵打量了一下余秀兰，又看了看安宁和小雪，猜不出她们是干什么的，没再多说什么，疑疑惑惑地走了出去。不一会儿，叫来了一个中尉。中尉额头有一道疤痕，进门就问：“谁呀？”看见面前的三个人，都不认识。兵站在后面，介绍说：“这是我们中队长。”余秀兰问中队长：“你知道以前这里有个叫王力的兵吗？”中队长惊讶地后退一步，问：“你是...”余秀兰说：“我是王力的妻子...”中队长惊讶地看着余秀兰，愣在了那里，嘴角开始颤抖，走上前来一把抓住了余秀兰的手：“嫂子！...你怎么上来了？”说着眼圈就红了，泪水很快弥漫了双眼。
　　“我来看看他...”
　　余秀兰的眼泪也“刷”地流了下来。小雪看见妈妈哭了，搂着妈妈也跟着哭了。安宁和那个兵不知道他们为什么哭，呆立在一旁。中队长抹了把泪，抚着小雪的头问：
　　“这是小雪吧？十年了，都长这么大了...嫂子，你不认识我，可我知道你，知道小雪。以前我和老王出车，他经常念叨你们。我叫韩义，是老王的徒弟...我回家探亲找过你们,可村里人说你带着孩子出去打工了...嫂子,你上来怎么也不说一声?”
　　“我不想给部队添麻烦...”
　　韩义赶忙端水倒茶，让兵去通知炊事班准备饭菜。余秀兰说：“你别忙了，我们在路上已经吃过午饭了。你带我去看看他吧。”韩义说：“你刚上来，路上很辛苦，今天先休息一下，明天我们再去吧...”余秀兰说：“我等了十年，就等这一天了...你现在就带我们娘俩去吧。”韩义说：“好吧，我们现在就去。”
　　韩义出去安排车了。直到现在，安宁还是一头雾水，不知道余秀兰丈夫出了什么事。但看见刚才那一幕，联想起余秀兰一路上沉默寡言、遮遮掩掩的样子，心里已经明白了八九分。这会儿见他们要走，便对余秀兰真诚地说：“大姐，我陪你一起去吧。”
　　余秀兰说：“大妹子，对不住你，瞒了你一路。我实在不想提起这事，怕自己路上伤心难过，没力气走到这里。我不想让人知道，不想让人同情我...”
　　说着眼圈又红了。安宁安慰说：“别哭了，大姐。你一哭，小雪又要哭了。”小雪带着哭腔说：“妈，别哭了。”余秀兰说：“妈不哭。”但两人的泪却越流越多。这时韩义回来了，对余秀兰说：“嫂子，车来了，我们走吧。”
　　几个人坐上一辆吉普车出了中队大门，向右一拐，上了川藏公路。韩义坐在前面，安宁、余秀兰和小雪坐在后面。走了大约半个小时，韩义让车停了下来，他先下了车，然后拉开车后门，把余秀兰请了下来。
　　“嫂子，这里就是当年出事的地方，你下来看看吧。”
　　下了车，安宁才发现这里是个弯道，而且路很窄，几乎悬在空中，显然是从山崖上硬凿出来的。下面十几米深处是湍急的江水。韩义指着脚下的悬崖说：“车就是从这里翻下去的...”
　　余秀兰身子晃了一下，几乎摔倒，安宁赶快扶住了她。韩义说：“那天下着小雨，我和师傅去前面林场拉木材。本来师傅头天晚上刚跑长途回来，那天应该在家休息，可是他怕下雨路滑，不放心我一个人去，硬要陪我一起去。我开着车，师傅坐在边上。走到这里的时候，前面山崖上突然落下一块石头，我心里一慌，一踩刹车，车子一打滑，就掉了下去...我被摔出车门,挂在山崖上的一棵树枝上;师傅和车掉进了江里...”该哭的时候，余秀兰却没有哭。她瘫软在安宁的怀里，木呆呆地看着脚下汹涌翻滚的江水。
韩义掏出一盒烟，抽出一支点上，然后恭恭敬敬地放在崖边的一块石头上，面对江水说：“师傅，嫂子和小雪看你来了……”
　　余秀兰这时才“哇”的一声哭了。小雪也跟着哭了起来。安宁流着泪，一手扶着余秀兰，一手把小雪紧紧地搂在怀里。
　　韩义说：“师傅烟瘾大，一天一包。我每次路过这里，都要给他点支烟，陪他坐一会儿……那段日子，师傅也不知怎么了，总爱给我唠叨你和小雪，说他对不住你，你生孩子的时侯也没回去照顾你。说部队上山前，你抱着出生不久的小雪来看他，他只让你住了三天就把你赶回去了。你了孩子没走，他就跟着部队上山了。分别的时侯，你拽着他的背包不撒手，他一把将你推倒在地。你哭了，孩子也哭了，他头也不回地走了。可是你不知道，他一边走一边在伤心地流泪呀。他说他很后悔，不该在分别的时侯推你一把……”
　　泪水在余秀兰的脸上慢慢地流淌，小雪一次又一次地用手绢替妈妈擦拭。余秀兰从包里掏出一个空矿泉水瓶，顺着崖边走来走去，好像在寻找什么，安宁不知道她在找什么。韩义问：“嫂子，你在找什么？”“我想下去灌瓶水。”安宁明白了，余秀兰是想在王力消失的地方带瓶江水回去。韩义也明白了余秀兰的意思，说：“嫂子，你下不去，我下去。”韩义从车上取出安全绳，把一头捆在小车保险杠上，一头捆在自己腰上，要过余秀兰手里的空瓶子，开始顺着悬崖下。
　　不一会儿韩义下来了，把装满水的瓶子交给余秀兰。“嫂子，我们走吧。”
　　车了往前走了几公里，来到路边的一座烈士陵园。那里有大大小小几十座坟茔。时侯将近傍晚，残阳如血，染红了对面的雪山。韩义走到两座并列着的坟墓跟前，对余秀兰说：“嫂子，就在这里。”
　　安宁一看愣住了。两座坟墓前的墓碑都写着同样的字：
　　王力烈士之墓
　　一个人怎么可能有两座坟墓呢？
　　但余秀兰一点也不感到惊奇，似乎早就知道会是这样。她拉着女儿小雪“扑通”一声跪在两座坟前，哭着说：“她爸，我和小雪看你来了……”
　　母女俩的哭声久久地回荡在雪山脚下。
　　安宁和韩义站在后面，默默落泪。
　　高原的傍晚，寒气侵人。但母女的哭声，更让安宁心寒。
　　哭过一阵后，安宁拉起余秀兰：“大姐，起来吧，别哭坏了身子。”
　　余秀兰站了起来，但没有离去的意思。是啊，她等这一天已经等了十年，怎么可能忍心马上就离去呢？余秀兰流着泪，围着两座坟墓走着，走完一座，又走另一座。也许，她不知道她的丈夫到底在哪一座坟墓里面。
　　小雪从身上的书包里掏出小纸鹤，一把一把地撒向坟墓。纸鹤像雪片一样无声地飘落。小雪一边撒一边哽咽着说：“爸爸，你想我和妈妈时，就骑着纸鹤回去吧……”
　　安宁这时才明白，小雪一路上为什么总是一个人默默地叠着纸鹤。纸鹤，一百只纸鹤，能把爸爸带回去吗？
余秀兰说：“我想一个人在这里呆一会儿。”
　　安宁和韩义领着小雪离开坟地，走到路边等待余秀兰。安宁看着韩义额头上的伤疤，问他：“是不是十年前那次事故留下的？”韩义说：“是的，是当时树枝剐破的。”安宁奇怪地问：“大姐的丈夫，怎么会有两座坟墓？”
　　韩义说：“出事后，我们一直没有找到师傅。我们沿江寻找了十几天，才在下游找到半具尸体，以为是师傅，就把他掩埋了。第二年春天，一个藏族牧民在下游三十里的沙滩上，发现了一具残缺不全的尸体，向县公安局报了案。公安局的人发现尸体上有根腰带，上面有武警的标志，就通知了我们支队。支队领导去一看，只剩下一堆骨头，根本无法确认是不是我师傅，就把我叫去辨认。我去了，看见尸骨上裹着一片毛衣碎片，就知道是我师傅。那毛衣我认识，是嫂子给他织的，黄线加着蓝道道，出事那天他就穿着这件毛衣。后来就又把师傅埋了一次，所以他就有了两个坟墓...”
韩义说：“其实师傅在出事之前，还遇过两次难，但都大难不死，活了过来。第一次是在青藏线上。那时我们支队还没有搬迁到川藏线，在改建青藏公路。有一天，师傅半夜从工地回来，宿舍里一个人都没有，都上了工地。天气很冷，他往火炉里加满煤倒头就睡。战友们早上回来叫门，怎么叫也叫不开，却闻到一股好大煤气味，知道事情不好，一脚踹开门冲进去，师傅已经煤气中毒昏死过去，急忙把他送到22医院，抢救了三天三夜才又活过来。第二次是在川藏线上。他去成都拉运施工物资回来的路上，一个人被大雪困在了安久拉山上，五天五夜没吃没喝，饿了就扒开地上的积雪吃草根，渴了就抓起一把雪往嘴里一塞，结果把肚子吃坏了，被救出来时，已经冻僵在驾驶室里，在卫生队里躺了半个月才安全恢复过来……”
　　　　韩义叹了口气，说：“谁知道这第三次，他没有躲过……”
　　　　夜幕降临。余秀兰从坟地走了出来。上了车，安宁才发现，余秀兰手里掬着一捧土。不用问，安宁也知道这是王力坟头上的土，余秀兰要把它和那瓶江水一起带回家去。安宁找出半张报纸，帮余秀兰把那捧土包上。
　　　　晚上，中队和支队机关许多人都来看余秀兰。支队长已经从白玛回到了机关，听说余秀兰的事，带着其他队领导一起来看余秀兰。支队长问余秀兰有什么困难，余秀兰说没有。问了好几次，余秀兰都说没有。
　　　　在支队领导面前，余秀兰没有再流泪。也许她的泪已经在下午，不，已经在这十年间流尽了。
　　　　看着余秀兰又恢复了路上的平静，安宁心里很佩服。
　　　　一个淌过十年苦水的女人，不能不让人敬佩！
　　　　夜里，安宁和余秀兰睡在一起。她们说了许多话。都是余秀兰在说。像是对安宁说，又像是对自己诉说。
　　　　听着余秀兰的诉说，安宁想好了一篇文章的题目：
　　　　《永远的军嫂》。
　　
　　 余秀兰说，他脾气很好，从来都不跟我高声说话。可是十年前我们分手的那个早上，他冲我发了火，一把把我推倒在地上，我坐在地上哭他也不管，头也不回地出了家门。
　　 其实我知道，他也没办法，他是军人，不能不服从命令啊。也怪我没有提前告诉他就抱着孩子来了部队。我到了三天，他们就要上川藏线了。我说我和孩子刚来，你能不能多陪我们几天，最后一批上山。他说不能，中队已经定了，我必须第一批上。我是老兵，我得带车队。
　　 他没跟我商量，就给我买了返程车票。他要把我送上火车，我坚决不干。见我态度坚决，他叹口气说，我去找找领导看看，说着拉着脸出了门。其实他根本就没有去。我太了解他了，知道他答应得那么痛快肯定有问题。他前脚走我后脚就跟了出去，远远地看着他在操场转了几圈，又往回走。
　　 我先回到家，看他回来怎么对我说。谁知道他装得很像，回来后一本正经地对我说，领导不同意。我气坏了，说你骗人，我去找你们领导！我就疯了似的往外冲，他把我拦在门口，反手把门关了。我拼命地撞他，拉门，大声跟他吵闹。他扬起手，打了我一巴掌。打过之后，他惊呆了，我也惊呆了。他没有想到会动手打我，我也没有想到。我不哭了，傻了似的看着他。他也傻了似的看着我，又看着自己颤抖的手。他突然把我拥在怀里，流着泪说，对不起，对不起，我一时糊涂了，我真浑哪！他拼命把手往墙上摔，摔得直流血。我把他的手抱住，哭着说，你别这样，你把手摔伤了，明天怎么开车上山……
　　　　余秀兰说，这是我们第一次吵架。谁知道他第二天一走，就再也没回来。后来我一直很后悔。后悔当时自己不讲理跟他吵架。现在我想和他吵都吵不成了，想让他再打一巴掌都不可能了。
　　余秀兰说，我明明知道他早已经不在了，可我就是不死心。十年前部队去的人就把烈士证书交给了我，还让我看了当时安葬他的照片，可我就是不信。
　　 他怎么能走呢？他怎么能丢下我们娘俩就走呢？他走的时侯，小雪才半岁，还不会叫爸爸。他没有听到女儿叫一声爸爸怎么能走呢？
　　我不愿相信他真的走了。
　　 说不定这是他们都弄错了，找到的那些不全的尸骨根本就不是他的。我想，他可能被水冲到一个荒无人烟的地方，迷了路；或者他在往回走的路上，被雪山阻隔在了啥地方；也可能是，他被一个好心人救了，留在啥地方生活着，一直生活着；也可能是，他摔下山崖脑子受伤，忘记了回家的路……
　　　　我想啊想啊，想了整整十年，想了好多种可能，想着他某一天会突然出现在我们娘俩面前。我一闭上眼睛，就能想到他以前活着时的样子。许多次夜里梦见过他回来，我高兴极了，急急忙忙迎上去，可醒来一切都是空的。但我始终相信他会回来……
　　　　余秀兰说，我仔细算过，我们结婚三年，在一起的日子满打满算只有六十六天。十年来，我把这六十六天翻来覆去地想了个遍，一天一天排着想，想他的每一句话，想他的每一个动作，想他的每一个表情。想完了，就翻出相册看他的照片。又想我们一起照相时的情景，当时他说了啥，咋照的，一张一张地想，每一张我都能想半天，想出许多细节……
　　　　余秀兰说，这十年，我就是靠着这些回忆熬过来的。
　　　　我先后在两个单位打过工，但他们谁都不知道我的丈夫是个军人，而且已经牺牲了。我不想告诉任何人，我不愿意看见别人同情的目光。孩子小的时侯，问爸爸是谁，我说爸爸是个军人。孩子问爸爸怎么从来都不回来，我骗孩子说，爸爸在西藏执行一项特殊任务，回不来。后来孩子慢慢长大了，上学了，知道我在说谎，问爸爸是不是死了。我一口咬定说，你爸爸没死，你爸爸会回来的！一次，我去上班，孩子在家里找一件东西，翻出了她爸爸的烈士证。我见她已经知道了，就告诉了她实话，我们娘俩抱在一起哭了一夜……
余秀兰说，十年前，我就想上西藏看看他了，可是那个时侯孩子小，不能带她上来，我也不能把孩子一个人丢在家里；后来孩子长大了，我又不敢上来了。我怕我一上来，看见了他的墓，我的幻想就被彻底打破了。没有了幻想，我可咋活呀！
　　　　十年来，我一直生活在自己的幻想里。这么多年，我一个人拉扯着孩子，就是这个幻想在支撑着我。我也不知道怎么了，是不是脑子出了毛病。明知道他有在了，还在苦苦地等他。有时在街上看见穿军装的人，我心里就“咯噔”一下，疑心是他回来了。等人家走近，看清不是，还要跟在后面走出老远……
　　　　我是不是真的病了？
　　　　余秀兰说，直到有一天，他弟弟王波对我说，嫂子，咱们一起过吧，才把我从幻想中惊醒。王波说的对，人已经走了十年了，我不该还生活在幻想里。我不为自己考虑，也该为孩子考虑。王波对我和孩子都特别好。他在广州打工时，每个月都要给我的孩子寄钱；后来回到县城，对我们娘俩就更好了。以前我从来没有这样想过，就是王波的对象出了事，我也没往那方面去想。他把我当嫂子，我把他当亲兄弟，怎么能往那方面想呢？
　　　　王波对我说了那句话以后，我一夜没合眼。后来我问小雪，让叔叔给你当爸爸行不行？小雪高兴得跳了起来，说好呀好呀，叔叔最疼我，我最喜欢叔叔了，就让叔叔当我的爸爸吧。
　　　　其实小雪对她爸爸没有一点印象，她爸走的时侯和，她才半岁。如果说她得到过一点父爱，那都是王波给她的。后来我打定了主意。不是打定嫁给王波的主意，是打定了来西藏的主意。
　　　　我对王波说，我得上一趟西藏，我得去看看你哥，我得跟你哥说说这事。等我从西藏回来再说……
第二天下午，安宁和余秀兰母女到了东久。
　　东久，是部队八百公里养护保通路段的终点，李青格的中队就在这里。可是李青格前一天已经离开东久，到成都参加总队举办的基层主官集训班去了，四十天后才能回来。
　　
　　7月25日，安宁和余秀兰母女在拉萨贡嘎机场分手。
　　从西藏回到成都的当天下午，安宁去总队集训队找到了李青格，两个约定，等李青格集训结束后在成都举行婚礼。
　　第二天一上班，主任原野告诉安宁，她姐安静来过几次电话，问她回来没有。安静说过要回来，但她这么快回来，是安宁没有想到的。听说安静回来了，安宁心里很激动。她和姐姐已经有好几年没有见面了。安宁简单向原野汇报了一路上的采访情况，并答应原野，她会尽快整理好文章，让《新娘走西藏》专栏尽早与读者见面。然后，就急冲冲跑去看安静。
　　安静住在岷山饭店。安宁走进房间的时侯，安静正在跟一个外国男人商谈事情。安静介绍说：“这是戴维，我们公司的同事。”戴维英俊挺拔，很绅士，见安宁来了，打过招呼之后。礼貌地退出房间。
　　姐妹俩先是相互对望着，然后紧紧地拥抱在一起。
　　安静说：“想死姐了！”
　　安宁说：“姐，我也想你！”
　　姐妹俩的眼睛，同事都有些湿润。
　　拥抱之后，安宁推开安静，定睛看着：“姐，你瘦了，便更漂亮了。”
　　那天上午，阳光很好。这是成都少有的好天气。姐妹俩坐在房间里，喝着安静从英国带回来的咖啡，说着悄悄话。她们有说不完的悄悄话。安静说了她在英国的生活，安宁说了这次上西藏的经历。尽管她们一开始都在有意回避提走父母，但后来还是没有绕过这个话题。
　　安静说：“听说，他和王玉离婚了。”
　　安宁知道“他”是谁。自从爸爸和王玉结婚后，安静就不再叫他爸爸了。安宁感到惊讶：“是吗？我怎么不知道？”
　　“最近刚离的，你上西藏了，我一个同学告诉我的。”
　　安静显然有些幸灾乐祸。“我就知道他们会有这一天的。他们不可能有爱情！以前那贱货看上的是他的权力，后来看上的是他的钱财。现在她翅膀硬了，当然要飞走了。离婚后，王玉分到了公司的一半资产，自己另起炉灶，又开了一家公司。”
　　安宁情结低落：“爸爸让人骗了，挺可怜的！”
　　安静忿忿地说：“咎由自取！活该！”
　　后来，她们又说起了母亲。
　　安静问：“她还没跟那个公务员结婚？”
　　安宁说：“还没有。”安宁突然想到了什么，兴奋地说：“这下好了，父母就有可能复婚了。”
　　安静冷冷地说：“这不可能！”
　　安宁问：“为什么？”
　　安静说：“别提他们了，说点别的。李青格好吗？”
　　终于问到李青格了。安宁说昨天她见到了他，准备等他集训一结束就结婚。
　　安静问：“具体什么时侯？”安宁说：“9月9日。”安静说：“到时侯姐一定去！”想了想，又说：“我把音乐会放在那一天，就算是姐送给你们的结婚礼物。”
　　安宁很感动，她看了一眼安静：“姐，你不会生我气吧？”安静笑了，说：“傻妹妹，李青格本来就不属于我。”
　　安宁说：“姐，我真的很爱他。”
　　安静说：“姐知道，姐祝福你们。”
　　安宁说：“你的音乐会准备得怎么样了？”
　　安静说：“正在筹备之中，资金已经到位。我们公司筹集了一百万，成都一家文化公司投资了两百万。我没想到事情会这么顺利，两百万的投资，一谈变谈妥了。跟我商谈的一位副总，听说他们老总对这个音乐会很感兴趣，说是扶持西藏文化，不赚钱也要投资。可惜我到现在还没有见过这位有识之士呢。”
　　安宁问安静以后的打算，安静说：“我不准备回英国了。研究西藏音乐，不能离开本土。以后我会经常去西藏。我们公司准备在成都开办一个分公司，由我和戴维负责。我们已经和音乐学院、西藏音乐协会草签合作协议，‘格桑花开了’音乐会一结束，公司就正式运营。”想到刚才看到的那个戴维，安宁笑着问：“姐，你和那个戴维……”
　　安静说：“别瞎猜，我们是同事。”
　　安宁说：“我从他的眼神里可以看出，他很喜欢你。”
　　安静说：“他喜欢我是他的事，喜欢我的人多了，你又不是不知道，姐的身边什么时侯少过追求者？”
　　姐妹俩都笑了。安静还是和以前一样自信。她能这样，让安宁一下就放心了。安宁突然想起了陈凯，问安静：“这次回来，你没到他？”
　　“谁呀？”
　　“陈凯呀.”
　　安静平静地说：“没有。”
　　安宁说：“你就不想知道他的一些情况。”
　　安静说：“他的事，别人已经给我说了。你不就是想说，我走以后他很快就跟另一个女孩好上了吗？听说现在他们已经结婚了。男人都这样，尤其是有钱的男人，没有几个能为一个女人坚守爱情的。”又换了笑脸：“当然，李青格除外。”
　　说起李青格，安宁想起了那本摄影集，以安静说：“我以前打电话告诉过你，想给李青格出一本摄影集，用的那幅照片做封面，你当时是同意的。现在书已经出版了，但李青格还不知道。我准备在婚礼上送给他。姐，你现在没有改变主意吧？”
　　安静笑着说：“当然没有。那是我最美的一张照片，也是我最喜欢的一张照片，干吗不让更多的人欣赏呢？我还准备等公司开业了，放很大一张，挂在我的办公室呢。”
　　又说：“你婚礼上送他这个礼物，太浪漫了！其实你比姐姐浪漫。你的浪漫在心里。因为你心里有爱，有爱的浪漫才是真正的浪漫。姐羡慕你！”
　　……
　　从岷山饭店出来，已经是下午。安宁看时侯还早，就去长途汽车站买了一张第二天去彭县的车票。
　　
安宁去彭县看一个人。
　　去看周明的妻子。
　　周明是不久前在川藏线上牺牲的二中队副指导员。
　　彭县离成都很近，安宁早上出发，中午就到了。先去了周明农村的家。周明的家离县城不远，但有一段土路，不通汽车，只有三轮车“嘣嘣嘣”地在路上跑。下了汽车，搭上一辆三轮，“嘣嘣”了半个小时，才到了周明的家。
　　一处平缓的山坡上，三间茅草房，前面是一片橘林。周明在家里是老小，姐姐已经出嫁，哥哥也成家分出去另过了，家里就剩下老两口。周明的父母很老实，见省城里有人来看他们，以为是政府派来慰问他们的―――那段日子，部队和县民政局经常有人来―――老人局促不安，搓着手，一个劲地说：“谢谢领导关心！”
　　自己的儿子都牺牲了，还一口声地感谢政府。安宁一阵心酸，眼泪就涌了出来，说：“大爷大娘，我不是领导，我是周明战友的女朋友，来看看人们二老。”
　　周明母亲一听是周明的战友，眼泪一下子就涌了出来，像看见了周明，一把拉住了安宁的手，用一双泪眼亲热地打量着安宁。周明的父亲叹息一声，蹲在了地上，抱住了头……
　　三间草房不大，一间厨房，一间老人住，一间是专门留给周明回来住的。周明房子里的摆设还是原样，墙上挂着三次立功的喜报。唯一不同的是，桌子上设了灵堂，上面摆放着周明的照片。
　　安宁问起周明的妻子沈萍，老人说她在县城小学教书，很孝顺，以前经常回来看他们，现在身上有了六个月的身孕，路不太颠了，不好走，就很少回来了。
　　安宁临走的时侯，周明父亲对安宁说：“你见到沈萍，好好劝劝，让她把孩子打掉，重新找个人出嫁吧。我们劝她几次，她就是不听。年轻轻的，别耽误了人家孩子。那可是个好孩子啊……”
　　安宁找到沈萍的时侯，她正在给学生批发作业。沈萍长得很清秀，有点像中央台的文清。安宁作了自我介绍，沈萍忙站起来，腆着大肚子要给安宁倒水。安宁拦住了，自己倒了水，坐下。提起周明，沈萍和老人一样，哭了场。安宁心里也很难受，陪着沈萍又流了一回泪。
　　哭过之后，沈萍说，她和周明是前年春天认识的，通了一年的信，第二年春节周明回来就结了婚。那年周明正在家休假，沈萍请周明到学校来给学生上国防教育课，两人就认识了。
　　沈萍说，其实她认识周明前，就知道周明这个人，还去这周明家。而且不止一次，去过三次。因为周明立过三次功。周明的立功喜报寄到民政局，民政局让学校组织一些学生敲锣打鼓跟他们一起送去，每次都是沈萍带着学生去的。后来学校要搞国防教育，沈萍就想起了周明一打问，周明正好在休假，就把他请来了。
　　沈萍说，周明的课讲得非常好，讲的全是部队在川藏线上的事，很感人，许多老师和学生都哭了，校长也流泪了。校长对沈萍说，以后每年周明回来，都请他来上一课。可是现在周明再也不可能来上课了。
　　说到孩子，安宁问沈萍：“你打算怎么办？”
　　沈萍平静地说：“我要把孩子生下来。”
　　安宁说：“两个老人都让我劝劝你，要你把孩子打掉……”
　　沈萍说：“我要这孩子。这是我和周明的孩子，我没有权力一个人决定。”
　　安宁对沈萍肃然起敬，心里很赞成沈萍的做法，但她却说：“你想过没有，这样会给你今后的生活带来许多问题。”
　　沈萍说：“我想过。我的亲戚朋友，包括周明父母，这段日子都在劝我把孩子打掉；为了这事，我已经和父母闹翻了。我知道他们都是为了我好，但我就是想要这个孩子，周明给我什么都没留下，就留下了这个孩子……”
　　安宁给沈萍讲了余秀兰的故事。
　　沈萍说：“我不会像她那样十年生活在幻想和回忆里，孩子一出生，我就会嫁人，嫁给一个爱我、更爱孩子的男人。我要好好地活着。我爱周明。正因为我爱他，我才要和孩子好好地生活下去。如果周明在天有灵，他也会让我这样做的。”
　　那天，在回成都的路上，安宁就已经想好了有关周明和沈萍爱情故事的题目：《我要这个孩子》
　　从彭县回来，安宁《新娘走西藏》专栏文章，开始在《蓉城报》连载，一下子在社会上引起强烈反响，报社热线电话不断，读者来信像雪片一样飞来。
　　原野说，等文章全部登完，他要向社长建议，为安宁结集出版一本书。
9月9日这天，安宁和李青格举行了一个特别的婚礼。
　　婚礼不像是婚礼，倒像是一个新闻发布会。
　　原野主任很会操作，请来了成都各大报社、电台、电视台的记者，想在安宁的婚礼上，为《新娘走西藏》专栏画上一个圆满的句号。事后原野对安宁说：“这是我从事新闻工作二十年来，最成功的一次操作！”
　　当安宁打开礼品盒，将《一个人的高原》摄影集送给李青格的时侯，所有的镜头和话筒都对准了李青格和他手里的摄影集，李青格满脸通红，一句话也说不出来。
　　在场的百人里，除了三个人，谁都不知道封面上的那个美丽的裸女，就是安宁的姐姐安静。
　　当时安静就站在人群的后面，微笑地看着眼前的一切。
　　婚礼上，郭红来了。在安宁和李青格给郭红敬酒时，郭红悄悄告诉安宁，她和邓刚已经和好了。
　　安宁的父母也来了。但他们在是一起来的。但细心的安宁看到，他们隔着一张桌子，不时用眼睛对望。
　　那天晚上，安静的“格桑花开了”音乐会获得了巨大成功。
　　最后谢幕的时侯，安静发现跟她站在一起的那个投资二百万元的老总，竟然是自己的父亲。
　　第二天，《蓉城报》上同时刊登了两篇有关西藏的文章。一篇是《新娘走西藏》专栏的最后一篇：《迟到的婚礼》；一篇是“格桑花开了”音乐会圆满成功的新闻报道。几乎成都所有的新闻媒体，都同时刊登了这两则消息。安宁和安静以及李青格的照片，那天同时出现在许多报纸上。
　　由于新闻操作成功，李青格《一个人的高原》摄影集很快销售一空。出版社连夜加印再版。
　　三个月后，《新娘走西藏》一书出版，首印十万册。这时，《一个人的高原》摄影集也已再版两次，印数超过了两万。
　　两本书，六万元稿费。
　　安宁还了四万贷款。剩下两万，她到邮局填写了两张汇款单，一张寄给了余秀兰，一张寄给了沈萍。
　　两张单子上，“汇款人”一栏都写着：
　　格桑梅朵。