BY 徐泓

为什么一个女人走上政坛，就非要找出她有什么背景或后台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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我记得，六年前我和三位新华社女记者结束对吴仪的采访时，夜幕已经低低的垂下。走出

她所在的燕山石化总公司办公楼，抬眼望去，只见冬夜的晴空繁星闪烁，我们当时的心

情，就像发现了一颗光彩夺目的新星，喜出望外。

我一直记得那天她说的一段语重心长的话：“一叶孤舟在人生的汪洋大海里飘浮，要善于

找到自己心理和生理上的平衡点，一旦找到了，别人就不能动摇我。我比较顽强，要成为

自己说话的主人，不能让舆论左右我。一个单身女人，没有这一条，很难坚持下去。”这

席内心独白是有感而发的。在中国这块封建沉积极厚的土地上，单身女人都要过人言可畏

这一关。吴仪差不多习惯了，只要她的职务有所变动，就会有一股流言伴随着蜂拥而起。

果然，她当上北京市副市长以后，最初的知名度竟来自一则捕风捉影的流言。“不畏人言

仍从容，女子到此是豪雄”。吴仪以她的坚强、自尊、独立以及全力以赴投入工作，回答

了一切。

她出生在湖北武汉，父母都是知识分子。她在清贫的家境和富有的书本世界中度过了少年

时代。她从小胆子大，什么也不怕，头发剪得短短的，像个男孩子。长大以后选择职业，

也和女孩子不一样，她要干石油工业，闯一闯男子汉的世界。60年代初，她毕业于北京石

油学院，以后常年奔波在兰州与北京郊区的荒原、沟谷、野外，先后担任过技术员、技术

科长、副厂长、副总工程师、副总经理、党委书记。1988年当选北京市副市长。三年后调

任外经贸部副部长。1993年入阁，任外经贸部部长。此时此刻，恐怕已无人再怀疑这位女

部长过人的才干了，只是她的双鬓，不知从何时起悄悄地生出了缕缕银丝。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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请部长从后门退场－－－这叫什么话？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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如果说当北京市副市长时，吴仪还能采取龟缩政策，多干活儿，少曝光。那么当了外经贸

部长后，她旋即成为国际国内新闻界追逐的热点人物，被记者团团围住，面对数不清的麦

克风、录音机、闪光灯成为家常便饭了。

正像任何一个具有现代意识的高级官员，吴仪从来不拒新闻界于千里之外。她很乐意回答

记者们提出的问题，她参加新闻发布会，一定要留出时间让记者自由发问。当然，允许提

问，就意味着要回答问题，就是有一定风险的。外国记者可不管你那一套清规戒律，什么

问题敏感，他们就问什么。

面对这样的发问，吴仪并不怵头。我发现，对方问题提得越尖锐，她的反应越敏捷，言辞

越流利。我们和她开玩笑：“吴部长是优秀运动员的料，心里素质特别好，最擅长临场发

挥。”

其实，聪明的政治家都懂得，接受咄咄逼人的交锋式采访，正是展示自己的才能与个性的

机会。

她对我们，对国内某些记者有点儿意见，她几次对我说，你们的拼劲儿，你们抓新闻的敏

感和主动，不如香港记者，也不如外国记者。

今年初，中美之间爆发了一场贸易危机。元月6日，美国单方面宣布从元月17日起大幅度

削减中国输美纺织品配额，中国方面闻讯后也表示将采取报复性措施。那几天里，我见到

吴仪，她一脸怒气：“美国佬真霸道，我们已经准备好报复清单。”就在这剑拔弩张之

际，从元月15日开始，最后的谈判移师北京。

外国住京记者密切关注这场中美贸易危险的走向。与纺织品配额休戚相关的香港地区，更

是专门派出记者北上采访。谈判大楼里唇枪舌战了三天，这些记者就在外边苦苦等了三

天。

几位香港女记者盯住了指挥中方谈判的吴仪，她们不顾北方三九天的严寒，采取紧逼盯人

的战术，跟在吴仪的后头东奔西跑。她们先在外经贸部门口堵她，得知她到嘉利娜餐厅参

加外事活动，又守在了餐厅外边。工作人员告诉吴仪：“门口让香港记者堵住了，请部长

走后门吧。”

吴仪很不以为然：“这叫什么话？”她大步流星地走出大门，主动地迎向那几位小姐，和

蔼地解释说：“谈判还在继续，况且在私人场合，我无法向你们提供什么新闻。明天我将

召开记者招待会，欢迎你们在会上提问。”

第二天，美国人节外生枝，在最后关头又提出三个问题，于是原定下午三点举行的新闻发

布会只好向后推延。已经等了三天的外国记者和香港记者还没说什么呢，接到通知赶来的

国内记者，有那么一两位却不耐烦了，一个劲儿地追问：“到底什么时候结束啊？”

经过连续十一个小时的艰苦谈判，这场中美贸易危机终于化解。在胜利的喜悦里，美中不

足的是，我的同行敬业精神差，给吴仪留下了一点小小的遗憾。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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我们是在和强盗谈判！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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吴仪真诚、坦率、明快的风格，在国际贸易谈判中，得到了更加淋漓酣畅的展露。这一风

格已作为中国高级官员开放的新形式引起越来越广泛的瞩目。

她第一次进入国际贸易谈判圈，是在1991年底。那时她到外经贸部履新不足四个月，副部

长的椅子还没坐热，中美知识产权谈判前两天，中方代表团团长突然生病了。于是，吴仪

临时上阵。在匆忙飞往太平洋彼岸的时候，她不会想到，这是历史和时代给她的一次机

遇。从此，不仅中央和国务院发现了一个难得的国际贸易谈判人才，吴仪本人也发现了一

个新的自我。

这是一次棘手而艰苦的谈判，吴仪面对来自两方面的压力：

一方面的显而易见，美国佬的霸权主义。美国人仗着财大气粗，开场白就来者不善：“我

们是在和小偷谈判。”吴仪针锋相对地顶了回去：“我们是在和强盗谈判，请看你们博物

馆里的展品有多少是从中国抢来的。”

另一方面的压力来自国内。当时许多人还不明白，中国坚持开放，走向世界，在经济方

面，就必须向国际惯例靠拢，不可能让别人来迁就我们，只有我们就范于国际惯例。正像

打篮球，在国内比赛，由你说了算。但是如果参加奥林匹克运动会，你就只能按照国际规

则打。当然，关起门来无法无天惯了，就范是很痛苦的事情，要伤害一些部门的利益，要

付出一定的代价。

吴仪在中美知识产权谈判的过程里，始终处于两难选择：即要向美国人讨价还价，力争最

大限度的融通；又要使我方的让步，能够被国内所接受。在一定意义上，后者比前者更

难。

1992年元旦17日下午，长达两年零八个月之久的中美知识产权谈判终于有了结果。两位女

性－－－很有意思，美国贸易谈判代表卡拉·希尔斯也是女性，在一份文件上分别签署了

自己的名字。这一天，香港股票市场的恒生指数劲增28·98个点。

两年过去了，这场谈判的意义看得越来越清楚。当时吴仪在谈判桌上所做的一些让步，已

被实践证明代表了中国的一种进步，文明的进步。