长夏寂寥,外面的世界酷热难当。躲在家中,检出所藏的一些旧书翻阅。《陈独秀著作选》(上海人民出版社。全三卷。1993年第一版)于一九九四年匆匆一阅,内心大受震动,对其晚期思想深为惊异,世间竟有斯人,其面目全不是教科书上的“中共领袖“陈独秀先生。时光流逝,再读此书时,已是另一个世纪了。其间人事更迭、风云变幻,以前种种皆可重新而论也,正所谓咸鱼也有翻生的时候。人是复杂的动物,思想更是矛盾纠结的乱麻,也许我们在历史中看到的只是模糊的背影而已,真实已经被遮蔽与掩盖。重温陈独秀先生的大作,感受到百年如一梦的沧桑。《陈独秀著作选》一书的编者说明有这样一段话:“对于陈独秀诋毁中国共产党,污蔑工农红军和反对农村包围城市的革命道路的错误言论,本书全文照录,不予删节,以供读者研究和批判。“编者的说明体现了思想已被灌输后的某种心理,或者还有那种“曲线救国“的意思吧。不过异端的思想在此时此刻才弥足珍贵。“全文照录,不予删节“倒也让我们接触到陈独秀先生真实的思想脉搏与精神风骨,也属意外之得吧。我们的官方出版机构自古以来就善于删节与篡改,鲁迅先生早已指出,识者自可辨之。《陈独秀著作选》揭开了陈独秀的面具,让我们看到了硝烟散尽之后,残留在历史“羊皮纸“上的点点血迹,看到了隐埋在历史后面的不动声色的真相存在。
陈独秀,字仲甫,号实庵,安徽安庆人。其学识渊博,懂日、英、法三国文字,工宋诗,善写隶书,对旧学很有功底,新学造诣尤深。陈独秀可以说是中国近代史上一位叱咤风云的大人物,在二十世纪一、二十年代的辛亥革命、五四运动和第一次大革命的历史上,他都留下了巨大的足迹,被称为“思想界的明星“、“中国革命史上光焰万丈的大彗星“。确实可以称得上是一位惊天动地的大人物。其老友高罕曾有挽联云:“大道莫容,论定尚需十世后“,确实一语成谶。我对陈独秀早期的革命生涯并不感兴趣,那已是写在“早有定论“的史册上了。自然,其中还有不少的粉饰与玷污,但这不是我目前感兴趣的话题,按下不表。真正让我感兴趣的是陈独秀晚年的思想光芒。事实上,由中共的创始人而成为中共的最大反对派,这本身便足以耐人寻味。陈独秀晚年思想之变迁,缘于他脱离了自己曾经掌握的权力中心,在边缘处冷眼旁观,以局外人的身份重新审视了过去信仰的革命理论和观念,在反思中他提出了一系列的真知灼见。难怪胡适先生读到了这些文字后感到非常欣喜,说陈独秀又回到了启蒙的位置了。
譬如陈独秀认为:“在民主之基本内容(法院外无捕人杀人权,政府反对党派公开存在,思想、出版、罢工、选举之自由权利等),无产阶级和资产阶级是一样的。资产阶级的民主与无产阶级的民主,其内容大致相同。“这真是石破天惊的思想,不愧为天下第一大党派的创始人。就是今天读之,仍然觉得气魄逼人。遥想当年陈独秀走上马列的政治权威主义的道路,主张“开明专制“与精英领导,,接受马列的“民主集中制“,与其晚年思想相比,真是不可同日而语也。正如李慎之先生所云:“陈独秀本人倒是经过20年的磨练阅历而重新觉悟回归到一般民主的道路上来了。“ 陈独秀在晚期的思考中开始承认民主的普适性价值,并将公民自由、法治、普选制等归为资产阶级民主和无产阶级民主共享的现代民主制度遗产。“以大众民主代替资产阶级的民主是进步的;以德、俄的独裁代替英、法、美的民主,是退步的。“它的意思是说,大众民主不能取消“资产阶级的民主“的内容,只能扩大它的实施范围。事实上,本世纪发达国家的民主制度正是沿着这条道路向前发展的:选举权从资产者扩大到普通纳税人再到所有男性公民,从男性公民到不分性别的所有公民,选民年龄不断放宽;从给代议士发薪水到给所有合格的政党和竞选者发补贴,使穷人弱者及其组织能够享有平等的政治参与权利;国家控制的新闻媒体公平地向各政党竞选者提供同等宣传机会,限制有钱人的政治性捐款,防止他们享有不成比例的政治影响力;扩大各级选民公决的适用范围和使用频率;等等。随着信息社会的来临,显然正孕育着民主制度新一轮的发展。不论是“资产阶级的民主“还是“大众民主“,都不会终结民主,只要存在人类社会,就会有政治,也就需要有民主。
关于前苏联,陈独秀更是独具只眼,认为:“斯大林肃反扩大化的错误,是苏联无产阶级专政的制度决定的。斯大林的一切罪恶,乃是无产阶级独裁制之逻辑的发展。在十月革命后的苏俄,明明是独裁制产生了斯大林,而不是有了斯大林才产生独裁制。十月以来,轻率的把民主制和资产阶级统治一同推翻。“在这里,陈独秀显示了一个思想家的锋芒。他的反思并不局限在追究领袖个人的欠缺,而是揭示整个体制的缺陷与先天性的不足,将批判的矛头指向无产阶级专政制度本身。陈独秀还把纳粹主义与布尔什维克等量齐观,彻底否定无产阶级专政制度。认为党的独裁,结果也只能是领袖独裁,任何独裁制都和残暴、蒙蔽、欺骗、贪污、腐化的官僚政治是不能分离的。在与友人的通信中,陈独秀说:“列宁之见解,在中国不合,在俄国及西欧又何尝正确。弟主张重新估定布尔什维克的理论极其人物。“现在思考陈独秀的这些言论,不能不为之惊叹。看看苏联的大清洗、中国的文化大革命等与德国的奥斯威辛集中营又有何区别?这些闪耀着人类政治智慧的思想也成为后来的民主斗士雷震在台湾倡导民主的精神源头,他说“陈独秀晚年对于民主政治制度下了很精确而扼要的定义“(《反对党之自由及如何保护》)。
苏晓康写完《河殇》后,曾经寻访过陈独秀之墓,写成《心中的日出》一文,寄寓了对天下第一大党派创始人的哀思。由于种种原因,此文影响甚微。陈独秀晚景凄凉,一个伟大的思想家只能沉默在青山黑水之间,而不见容于自己所创建的政党,这是中共的悲剧,也是中华民族的悲剧。记得中共曾委托罗汉向陈独秀“招降“,让其写悔过书,表示可以考虑陈独秀的回归。陈独秀的回答是:“现在乱哄哄的时代,谁有过无过还在未定之天,不写,有什么过可悔。“思想的锋芒有赖于自身人格的独立,紧跟一个政党的思想走,又有何独立之思想、自由之精神也哉。陈独秀在去世前最后撰写的文章中告诫国人:“我们既然参加了民主国家兵工厂美国所领导之反纳粹战争,我们既然参加了为保护世界民主自由而战斗同盟国集团,自然应该以民主自由为国人之中心思想,使全国人同其视线同其标的以集中战斗意志;即令认为中国经济发展落后,又加以历史传统,而且在战争中,民主自由制度一时不易达到理想程度;这自然是事实,然而起码也必须表示趋向民主自由这条道路的决心,不应该像有些人根本反对自由民主,痛骂民主自由是陈词腐调,指摘主张民主自由的人是时代错误;或者客气一点,拿中国特殊的所谓’民主自由’,来抵制世界各民主国通行的民主制之基本原则。““对于国外斗争,无论是对于轴心国或非轴心国之斗争均应从民主主义出发,不应从民族主义出发。““被旧的民族观点蒙住了眼睛,看不出将来国际化的新趋势,落后民族自己的经济条件,当然谈不上社会主义,即资本主义如何发展也谈不上。今天,落后民族无论要发展资本主义或社会主义,都非依赖先进国家不行,只要不是民族夸大狂的人,便能够认识这种命运;近百年来,资本帝国主义的殖民政策,已经打破了各落后民族的万里长城;此次大战后,各派帝国主义的统治形式,将由殖民政策,转化为更集中的更有机性的国际集团,所谓大西洋宪章,所谓太平洋宪章,如此等等,便是这一集团运动的开始。……没有任何民族主义的英雄能够阻止这一国际集团化的新趋势;而且被压迫的民族,也只有善于适应这一国际新趋势,将来才有前途。“
陈独秀不是将民主思想引入中国之第一人,却是在中国倡导民主主义名声最盛的一人。鼎鼎大名的德先生和赛先生,就是陈独秀给民主和科学取的昵称,并不惜犯“滔天的大罪“推荐给一代青年的。他在《新青年罪案之答辩书》中说:“我们现在认定只有这两位先生,可以救治中国政治上道德上学术上思想上一切的黑暗。若因为拥护这两位先生,一切政府的压迫,社会的攻击笑骂,就是断头流血,都不推辞。“ 陈独秀民主观的转变,以自由立宪民主的价值重估为标志。对斯大林时代苏维埃民主的幻灭,使陈独秀一改五·四时期拥抱社会主义民主理想而摈弃自由宪政制度的激进民主观念,转而重新肯认立宪民主的价值。1936年3月,身陷囹圄的陈独秀以“孔甲“为笔名,在《火花》杂志上发表《无产阶级与民主主义》,阐述了其关于民主与社会主义问题的新看法。他指出:人们对民主主义有不少误解,最浅薄之见莫如把民主主义视为资产阶级的专利品。人类社会自有政治组织及其消亡,在此过程中民主主义随着历史发展而形成各阶段的内容与形态。民主主义是人类社会进化的一种动力。民主主义是目的而不是手段。陈独秀晚年对民主的辩护和思考,体现了一位东方启蒙思想家和社会主义者在独裁逆流中对民主理想的执着追求。
南斯拉夫人吉拉斯曾经说过:“对资本主义的最有力的批判,一定来自其内部;同样,对社会主义最有力的批判也应当来自社会主义内部。“陈独秀在纵论世界大势时说:“由民族化趋向国际集团化,这不独是今后势之所不免,而且是人类进步的要求,要求--我们应力争以民主集团代替法西斯蒂--走向世界联邦之过渡。至如尼赫鲁所主张之除开英、美的亚洲集团,说起来很漂亮,其实这样只有使亚洲落后延长,而且这和缅甸人’宁可和认识的魔鬼结交’的说法,同样是一种人种的偏见,同样会替日本所谓’大东亚共荣圈’张目,我们必须排斥这一有害的幻想!““所以任何落后民族,若以民族政策自限,必至陷于孤立(民族政策实际上就是孤立政策)而没有前途,就是苏俄也不能例外。“ 陈独秀先生以天下第一大党派的创始人的身份为我们留下了宝贵的思想财富。观其所思所想,放在今天仍然毫不过时也。然而斯人独寂寥,天下谁人再识君?李泽厚先生在其大著《中国现代思想史论》中“胡适、陈独秀、鲁迅“一文里是这样谈及陈独秀的:“陈独秀、胡适的思想和作品(包括思想的、政治的、文艺的和学术的),今天已基本过时而不需重读了“。我们特别善于为别人“盖棺论定“,轻易地就全盘否定了前贤的思想成就,然而读读陈独秀在晚期的一些思想言论,哪里是过时呢?分明还闪耀着现实的思想火花。