去年回上海旧居时，整理母亲从前的什物，理出厚厚一摞家信。母亲将那些信用红绳扎了，小心翼翼地收放在一只樟木箱中。那只樟木箱还是当年本人结婚时托熟人从家具厂直接买来的，我与老婆去日本后，母亲用之收放衣物铺盖之类。揭开箱盖，箱中弥漫着樟脑丸味，据说樟木箱本身是可以防虫蛀的，不知母亲当初何以还往里面置放那些樟脑丸？年长月久，樟脑丸挥发成气体，箱子上可以挂锁的黄色金属搭扣上也已经显出斑斑锈迹。箱子里面收藏的常年不用的旧铺盖和母亲遗留下的旧衣物人非物是，也失去了继续存在下去的意义，都处理了。唯独将间杂在铺盖衣物中的那一摞家信带回了加拿大温哥华家中。

在温哥华家中，闲时陆续翻阅那些家信，一边读着，一边好像在现实与记忆之间来回游荡。那些信都快成文物了，信纸泛黄，纸张都有点发脆了，近的有九十年代零零年代初的，远的竟还有我读初中年代的，信上那些笔迹熟悉的文字，竟能够随意将我领回到以往的不同时空之中，毫不模糊地将长久以前的景象重现在我面前，似真似梦，感觉不可思议。

交相出现在眼前的情景之一是从前常去寄信的那个小邮局。小邮局在我当初就读的小学校的校门口旁边。简简单单一间小平房，门口竖着一个粗壮浑圆的绿色邮筒，那时仿佛比我还高。邮局里的旧木桌上有两只盛着浆糊的搪瓷铁腕，里面懒洋洋地斜躺着两三只笔杆上爬满浆糊的毛笔。柜台后面坐着一个营业员，从营业员那里可以购买寄信时所用的邮票。父亲那时经常差遣我或弟弟去那个邮局寄信。父亲同学朋友多，散布在全国各地，有甘肃的，新疆的，西安的，沧州的，北京的，南京的，还有老家山东的。去柜台买了邮票，用铁腕里的毛笔刷了浆糊贴上信封，将那些信投入邮筒，父亲的问候和友情便飞向了天南海北的不同远方。记得我那时和弟弟寄信时常为邮费觉得可惜。那时市内邮费是四分钱，外地邮费翻倍为八分钱。而我们兄弟通常每星期用来买零食的零花钱才五分钱。心里计算着如果父亲少写几封信，将那一个个的“八分钱”省下来给我们买零食，我们的生活将会多么美好啊！

情景之二是邮箱。87年底，我去东京留学，住在离池袋不远的田端那里一个叫菊富士荘的旧木造公寓里。刚去日本时十分想家，每日上课打工回到住处时已是晚上九点之后。每次回去时总是怀揣希望先去查看信箱，期待在里面看到家信。我到东京时是年底，离春节有一个来月，一租下住处便赶紧给家里写信告知地址，计算着春节前能够收到家里的回信。可是日子一天天过去，离春节越来越近，信箱里却一直空空如也。记得国内大年三十那天，打完工急忙赶回家去，路上满以为今天必有家信躺在信箱中等我，可是到家掀开信箱盖子一看，除了几张广告纸之外，依然不见家信。心里真是失望空虚之极。回到房间在榻榻米上呆坐良久，想起之前每到春节年三十时，阖家围坐在一起热热闹闹看电视里春节晚会的情形，对比之下心里愈发寂寞和冷清。那天晚上后来找出信纸来“奋笔疾书”到深夜，罗哩罗嗦写了七八张，其实就是抱怨家里不来信。然而第二天，就收到了父亲和弟弟的来信，还是房东女主人给我送来的。父亲他们其实并未耽误给我写信，信在旅途中花费时间也在正常范围之内，只是由于我盼信心切，感觉老也不见来信而已。父亲收到我年三十写的那封“兴师问罪”的长信后，又赶紧回信解释一通，信中还附有几张相片。那些信和相片当时都摆在枕头旁边，不知看了多少遍。

情景三是几封家信。最早的那封，还是我读初一那年收到的。读初一时，全年级去松江佘山学军，为期一个月。开始几天觉得新鲜好玩，数日之后便有些无聊，盼望家里来信。有一天收到来信，信封上“XX同志收”是二弟稚嫩的笔迹。拆开信封，里面果然是二弟和三弟的“亲笔来书”。二弟那时小学五年级，三弟三年级。三弟还不怎么会写，信中还有错别字，信结尾处的问候语是：“消灭法西斯，自由属于人民”，与我们通常惯用的“此致，敬礼”不一样，他用的是阿尔巴尼亚电影里游击队员的招呼语。二弟的信告诉我我离家之后发生的趣事，最来劲的是说隔壁邻居小华的舅舅与宿舍大院里的恶少“小猫”打架的事儿。那个“小猫”是个十七八岁的恶棍，经常欺负比他弱小的孩子，他见小华舅舅面生，不是宿舍大院里的人，以为可欺，便寻衅招惹他，不料小华舅舅二话不说，直接拳脚伺候，小猫打不过，只好讨饶求和。二弟绘声绘色，信写得十分生动有趣，临了让我“且听下回分解”，不过尚未等到“下回”，我已学军结束，打道回府了。

另一封印象深刻的信是我去东京后，三弟寄来的。三弟大学毕业后去了北京，不久被派到非洲津巴布韦使馆工作，任期四年。那是他第一次长期远离父母，十分孤寂想家。他给家里的信中说：每当信使队带信去使馆时，大家伙儿一哄而上，探询自己的家信，拿到信的，春风满面；没有信的则一脸落魄寂寞。我们因此一直“笔耕不辍”，以期使他不至“落魄寂寞”。我去东京后，对他在非洲的孤寂心绪感同身受，常与他通信，时或并附像片于信中。有一天正要去上课，房东送来了三弟的信，我于去学校的路上坐在电车里拆开信看，那信里对我寄给他的像片“评头论足”，说他将像片给同事看时，同事都说：你哥表情忧郁，一定压力不小。其实我那时想尽快将老婆二弟等人办去日本，急于挣钱，打工较多，虽然并不感觉“我们的日子充满阳光”，却也毫不“忧郁”的。三弟在那封信里说：我其他都不在乎，只在乎你，务必多加保重。切记，切记。我读那封信时，心里颇受感动，眼中忽然泪水充溢的感觉至今都还记得。

最后还有一封难以忘记的，是父亲的来信。我去东京两三年后收到的。信中提到他的一个老友突然去世了。那个老友我认得，原是某大学组织处（就是人事处）的处长。那人是个老干部，没老婆，领着一个小侄女一起生活。我从前经常看到他去学校教工食堂打饭吃饭，屁股后面跟着那个小侄女，身高不及他腰，扎两个粗制滥造的小辫，走路连蹦带跳的。那个老干部喜欢去学校花房呆着，与那里的花工闲聊天。有一天在花房里，突然一头倒下就醒不过来了。父亲因那老友的突然死去触动情怀，信写的有些伤感。信里说那老友比父亲年长不了几岁，身体比父亲壮实得多，却说走就走了，丢下一个小侄女。想想自己恐怕将来也一样，而三个儿子都不在身边，见不见得着都不知道等等。父亲自从发过两次大病后，便不再似从前，变得容易伤感。我那次给父亲回了一封长信，极力宽慰他，说父亲与他那个老友生活景况完全不一样。那个老友没老婆没子女，内心孤寂无处可去才整日蹲在花房里；而父亲有老伴，有我们三个儿子，将来必定膝下孙辈成群，尽享天伦之乐，想去花房呆呆都怕匀不出时间来的云云。父亲接到我信后，似乎心情好转，之后来信，再未提及那个老友。然而后来父亲竟然真的也突然离我们而去了，我与二弟赶到医院他身边时，他已深昏迷，并不知道我们在他身边。三弟辗转由柬埔寨赶到家时，父亲已与我们天上人间了。

父亲走后我去他办公室整理遗物，在他办公桌上锁的抽屉里看到一叠我和弟弟寄给他的信，拦腰套着橡皮筋。最上面的就是上述我宽慰他时写的那封回信。他在那封信里用红笔划了许多杠。在上述关于“膝下孙辈成群，尽享天伦之乐”的句子下面划了红杠，还在边上打了一个感叹号。信的上角写着“X儿信，收于X月X日”。

父亲离开我们之后，我与二弟回到日本，三弟除短暂在国内逗留之外，被派去不同国家使馆工作。母亲一人留在上海旧居。她将从前的许多家信收集到一起，想必寂寞之时大概也翻阅了无数遍吧？之后用红绳扎了，收藏在那只樟木箱里。后来母亲也走了，那些信又被我带到了温哥华。

2005年，我时隔多年回上海工作了若干年。今非昔比，上海的变化天翻地覆。在变化了的诸多事物之中，邮局信箱也与从前大不相同。从前那种主要寄信功能的小邮局早就烟消云散了，我家附近有个规模气派大得多的邮局，承办业务从储蓄到理财，从缴纳水电煤气费，到贩卖纪念邮票或钱币，唯独不见有人去寄信。虽然门口的邮筒依然竖在那里——仿佛不似印象中的那么浑圆粗壮那么高了。在上海期间我也如从前在东京时一样，每日回家时先查看信箱，在里面总能看到买卖房屋广告，理财保险广告，还有收购旧家具的，搞家教的，搞装修的，搞旅游的，代购墓地的以及号称祖传秘方根治不孕或阳痿的小广告，间杂着水电煤气电话及上网账单，唯独没有的便是手写的家信。在电脑视频电邮微信等通讯联系方式高度发达的今天，电报早已淘汰，电话也已稍显落伍，更何况手写的家书？杜甫诗云：烽火连三月，家书抵万金。烽火现在除非跑到伊拉克之类的鬼地方去找死，通常是不易看到的；而家书——那种用笔一字一句书写在信纸上的家书虽然并不值钱，恐怕也已变成文物，步入过去的历史了吧。