上次说到，我和俩美女去国际俱乐部跳舞—我帖面有方，舞步潦乱，一曲終了，我无奈松开Lisa......不觉已到晚饭时分，仨人直奔北京饭店。

年轻的朋友有所不知，70年代末80年代初的北京，市民的生活比较清贫，消费品相当匮乏，更没有舞厅酒吧。在京工作的外国人(那个年代，国人称他们“外宾”，“外专”，“外教”)，可以到效仿西方的娱乐点和商业区消费，如，国际俱乐部、友谊商店、北京饭店。这些地方都有门卫把守，不让中国人进，当然这不包括我——我挽着俩洋妞，亲密无间，门卫也不好意思拦我，我就像进农贸市场一样，出入这些“高档”场所，通行无阻。

北京饭店里。服务员带我们仨入座。我拿起菜单，刚看了一眼就大惊失色—天哪，一个破牛肉，标价￥20，相当于我一个月的伙食费。我连忙说，我不怎么饿。还是Sharon 懂我，轻轻的说，“没关系我请客”。 西方人没有请客的习惯，但Sharon 入乡随俗。再说了，我们学校付给Sharon的工资，是中国正教授的10倍之多，我还客气什么？我点了一盘牛肉，加上一瓶冰镇五星啤酒，25块钱吃一顿饭，是我一生做过的最奢侈的一件事儿，要是回去告诉同学们，这将是一件爆炸性新闻。

我们仨谈天说地，其乐融融。突然，Sharon 起身快步向大厅方向走，去跟一个白人老头握手寒暄......。回座后，Sharon手舞足蹈地向我介绍，刚才那个老头就是大名鼎鼎的美国剧作家Arthur Miller( 阿瑟•米勒)，他还曾是玛丽莲•梦露 的丈夫，著有《推销员之死》等世界名剧。Sharon哪里知道，她如此兴高采烈的向我介绍这位名人，相当于对一个三岁小孩讲述老舍和曹禺。Lisa 也兴致勃勃地讲起自己学习中国文化的心路历程。迄今为止，她已经把中文版《红楼梦》通读了两遍。我的天哪，《红楼梦》我一遍都没读完。文革中，《红楼梦》被当作黄色小说在朋友圈中借来借去，我也是挑着章节看，也没有看出什么够刺激的黄色情节。眼前，天上掉下个洋妹妹，给我吟起了「好了歌」。好妹妹，你就饶了哥吧，聊点别的好不好，谈中国文化，哥也没你懂的多，哥可不能在这个话题上丢人现眼！

酒足饭饱。我们仨还去逛了逛美国大使馆，门口站岗的解放军战士，居然没有要我出示证件。我也顾不得体面，东张西望地把大使馆的里里外外打量个够，以便回校吹牛不眨眼。大厅里，一个长得跟马克•吐温 一模一样的人正在演讲，几乎他的每句话都是个笑点，观众笑得前仰后翻。不好意思，我是唯一一个表情严肃的观众。Lisa低声给我解释，这是个模仿秀演员(impersonator),  他正在模仿马克•吐温讲笑话，还操着浓厚的美国南方口音，只有在美国土生土长的人才能完全听懂。我真替自己捏把汗，如果刚才我也跟着其他观众一起笑，那，我在两位妹妹的心目中才是个最可笑的人。

这是我一生中最难忘的周末。上帝真是太公平了，我的同学，个个家世“显赫”，见多识广。上帝偏偏眷顾我这个寒门子弟，派了俩美女来提携我，让我在短短的一天内，长了这么多见识。再说了，北京这么多高干子弟，他们的爹妈也没本事把他们带进这些高档场所。不管那么多了，反正，幸福已经悄悄地来敲我的门。

接下来的几个周末，两位美女都在忙别的事儿，没工夫搭理我。我这个从小习惯于清静生活的人，自从走近了两位妹妹，已经变得不堪忍受寂寞。再说了，她俩已经邀请我上了她们的友谊号“游艇”，哥哥我光做乘客怎么行呢？哥得学会驾驶。至于往哪个方向驶，还得看妹妹的“风向”来使舵。

那是1980年，手机还没发明出来，电话公家才有。想给洋妹妹打电话，我得先找个公用电话，然后打到外籍专家楼的值班室，通报过姓名和来电事由，门卫才上去叫人，通话都得在楼下值班室里进行，门卫站在旁边听着。你说这是天方夜谭？No！更邪乎的事儿我还没开讲呢！

那是个星期六，我寻思妹妹们一定睡懒觉，咱也不打电话，慢慢悠悠地在午饭时分蹓跶到专家楼，手里拿着一本厚厚的《英美文学精华集》。门卫看了我的学生证，让我签下名，在「拜訪外宾的的事由」一栏里，我写了 “向老师请教问题”。不一会儿，Sharan手里拿着咖啡，笑盈盈地招呼我进门。

我对Sharon的公寓并不陌生，上次圣诞节舞会来过。Sharon 递给我一杯咖啡，我喝了一口，皱着眉头说，“味道不错”！Sharon 扑哧一笑，指了指书桌上的一本书说，“你看这是什么”，我拿起来一看，《推销员之死—剧本》，是戏剧学院正在排的话剧，是根据阿瑟•米勒的名著改编的。我立刻想到那位在北京饭店见到的老头。哇，这老头跑到北京来原来为这事!  原来，上几个周末，Sharon 和 Lisa 被戏剧学院的朋友请去看排练，兼作点评嘉宾。

正说着，楼下门卫通报，有三位朋友来拜访Sharon。进来的是俩俊男一美女，不用介绍我就知道他们是演员。他们会说简单的英语，说话表情超丰富，Sharon 连蒙带猜也能听懂不少，后来转入正题，谈论《推》剧本的剧情，我自然而然的充当了翻译。别看他们英语不行，对英美名著，如数家珍，还时不时吟出几句名著里的名言来。

之后几个礼拜，我和三位戏子都在Sharon的住处不期而遇，大侃西方戏剧和文学作品。终于，盼来了《推销员之死》在北京的首场演出，Sharon和我都成了受邀嘉宾。演出非常成功，Sharon对中国演员能够如此惟妙惟肖的表现美国人，赞叹不已。

此后，我越来越频繁的去找Sharon，她也不反感，还有Lisa妹妹也时常自告奋勇加入我们的“侃友俱乐部”。我们谈天说地，从来没有重复过一个话题。这也奇了怪了，我这个木讷人，平常沉默寡言，可是和两位妹妹在一起，话匣子就打开了，还时不时逗得她俩哈哈大笑，其乐融融。

天有不测风云。一个周末，我照常去串门，两位妹妹神色凝重。犹豫了一会儿，Lisa打破沉默，告诉我，经常来串门的那两位戏剧学院的男生，被便衣警察找去谈话，问他们和外国女人频繁接触，有没有不轨行为？俩男生当然是无辜的，“我们每次去都是一群人坐在一起聊天，你们想多了”。话虽这么说，两男生从此以后再也不敢来串门了。这事也太蹊跷了，我和两位洋妹妹接触比他们多多了，为什么从来没有人来找我麻烦？想到这儿，我发觉 Sharon 正在审视着我。