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 中篇小说：流浪者之歌 |
| 送交者: 流浪者之歌 2018年03月12日06:50:40 于 [恋恋风尘] 发送悄悄话 |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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流浪者之歌
梵 卧 林
1
车子开出贺家湾，不到5分钟，就来到了官渡河桥畔。
古老的石桥依然流淌着千年不变的官渡河河水，唱着它自己的歌，无视人世间的沧桑。不远处，古老的贵州桐梓县城，影影绰绰地在眼前浮现。那条进城必经的泥巴路早已不见踪影，取而代之的是一条笔直宽敞的柏油马路。
我不由回想起五十年前，曾经跟队里的几位“插兄”，在那尘土飞扬的泥巴路边，穿着破衣烂衫，戴着压得低低的斗笠，向县城的居民兜售自留地里刚摘下的番茄和四季豆，换几个铜板，好买点盐巴和酱油回知青点，应对日常所需。那种身无分文、充满屈辱的“贱民”生活，只有当过知青的这一辈，才知道它的辛酸。有人说，知青时代的蹉跎岁月是“青春无悔”的往事。我怎么觉得，“无悔”两字是那么的沉重，压得脊梁都挺不起来。反倒是王佑贵作曲并演唱的《我们这一辈》，才是表达知青心声的肺腑之言。
官渡河水的潺潺声，打断了我的思绪。回到车里，继续朝昔日的城关镇驶去。
这次回国，终于下定决心，踏上了重返当年插队的桐梓县贺家湾的“探亲之旅”。昔日的生产队早已面目全非。老人们大半已经离世，同辈的农民也所剩无几。队里原来靠近河边的农地和我们知青的自留地，全都变成了接待远方游客的民宿。昔日贺家湾一带的农舍，都换成了二、三层楼高的新的砖瓦房。据村里老人说，没人再种地了，全包给四川过来的农民，村里人如今都成了“地主”了。青壮年全都去了大城市，在那里当农民工，恐怕再也回不来了。
我从沉思中回过神来，眼前的县城完全是陌生的样貌。早年最热闹的“大十字”，变成了繁忙的交通路口，那里竟然还装上了交通信号灯。沿街的店铺和商家招牌，林林总总。不经意之间，仿佛走在上海的居民小区里。
经过一番打听，最后在河滨北路找到了桐梓县文化馆。原来的馆址，已经由古老的黔北建筑，变成了时尚的文化活动中心，门口亦开拓出一个小型的广场。临时搭起的舞台上，穿着苗家蜡染服饰的年轻女孩们，在芦笙音乐的伴奏下，正在表演苗族歌舞。
这次到桐梓来，想要拜访一下以前在文艺汇演时认识的一个遵义知青。当年县里庆祝“九大”召开的文艺演出时，我和他在桐梓县毛泽东思想文艺宣传队里一起拉过小提琴，听说文革结束后他进了县文化馆工作。
把车停好后，我拿了从不离身的小提琴，径直走进了县文化馆的接待室。
“你好! 找哪位？”
跟我打招呼的是一位年轻女子，三十来岁，个子高挑，皮肤白皙，不像是桐梓本地人。
“哦，我找一位叫陈敏轩的人。”
“不好意思，他已经退休回遵义了。”
看我失望的样子，她用手指了指门口边的长椅。
“大热天的。坐一会儿吧。小提琴放在椅子上好了，不必提在手里了。”
“谢谢！”我坐了下来。
“你从哪来？”
“上海。”
“上海人？我爸也是上海人，也拉小提琴。”她清澈的眼神中露出一丝惊讶，又含着一种似曾相识的表情。“不介意的话，我带你去见见我爸。有老乡来，他会很高兴的。对了，我家离这里很近，就在斜对面。我带你去。”
见她这么热情，我不好意思婉拒，就跟着她走了。
那是一栋两层的小楼。面积不大，但收拾得很整洁。在门口脱了鞋，我跟着她上了二楼客厅。
“爸爸，有客人来了。”
“哪个？”道地的贵州话从卧房传出来。
“是你们上海的老乡。”
“上海老乡？”话音刚落，从内屋走出了一个老头，七十来岁模样，穿着旧的汗背心和短裤，脚上是一双塑料拖鞋，戴着一副黑框眼镜，头发梳得笔挺。
“喔，我叫林诗民。来文化馆找当年的老朋友陈敏轩。听说他退休回遵义了。”
“是的，他回遵义了。我叫李天玮，上海人。幸会，幸会。坐坐坐。佳瑛，给客人倒茶。把我的龙井拿出来。沏上一壶好茶。”熟悉的上海话一下拉近了彼此的距离。
“你上海住在哪里？”李天玮问道。
“我是长宁区的。新华路知道吗？”
“哦，知道的。上作角。很多文艺界的老前辈住在那里。我住在徐汇区。淮海中路。”
“我知道。那里也是上作角。我有朋友住在那里。”
“你怎么会到我们这个小地方来找陈敏轩的啦？他退休回遵义已经有好几年了。”
“我当年在桐梓插队。在县里文艺宣传队和他一起拉小提琴时认识的。”
“真的啊？我也是上海知青呀。你在哪里插队？”李天玮问。
“娄山关公社贺家湾生产队。”
“喔，那是好地方。离县城也近。我先是在燎原公社李家湾插队，后来又去了花园二队，在你们后面好几里地，进城要大半天呢。你是上海哪个中学的？” 李天玮接着问道。
“交大附中。68届高中。我们学校属杨浦区，所以分在娄山关公社。以前叫沙红公社。”
“我是上海中学的。66届高中。学校在上海县梅陇镇。我刚下乡时分在燎原公社李家湾，苦死了。还是你们运气好啊。”
“哦，上中的大才子啊。久仰久仰。”我说。
“有什么用？成份不好，只好窝在这个小小的文化馆里虚度光阴。如今退休，混混日子罢了。”
“不要这么讲。大家都当过知青。只是运气不同而已。”
“你现在在哪里啊？” 李天玮问。
“我在澳洲。这次来贵州想看看当年插队的地方，顺便拜访几个老朋友。”
“喔唷，外国好啊。你看那些贪官，嘴上说得好听，要把中国建设成繁荣富强的大国，实现中国梦，结果一个个拿了贪赃枉法的钱，脚底抹油，全往外国跑。”
“莫谈国事。莫谈国事啊。” 我苦笑了起来，“其实外国生活也不容易的。这些土鳖，到了国外坐吃山空，最后也要回来自首的。”
“请用茶。当心烫。” 李天玮的女儿从厨房拿来了刚沏好的龙井，把茶具放在小方桌上。
“谢谢！”
趁着李天玮摆弄茶具之际，我稍稍打量了一下周围。屋子里的家具很简单。一个陈旧的大衣柜和一个五斗橱。外加一张方桌和几把椅子。沿墙的书架不小，上面放了不少字典和中英文书籍，都很旧了。看来屋主是个爱看书的人。墙角是一个小提琴盒，老式的那种。
“你女儿长得很漂亮啊。有江南女子的风范。”
“承蒙夸奖。她妈妈是贵州人，本地知青。前几年过世了。她哥哥在美国国家航空航天局NASA当项目总工程师，在美国成家立业很多年了。如今我们父女在桐梓相依为命。只是她现在三十多了，高不成低不就，至今还没看上哪个。我是‘皇帝不急急太监’，有什么用呢？！”
“稍安毋躁。缘分未到而已。”
李佳瑛朝我微微一笑。
“噢，你还随身带着小提琴。一定是把好琴，不放心，要随身带着。能打开看看吗？”李天玮问道。
我把小提琴琴盒放在方桌上，轻轻打开琴盖，用手拨了几个空弦音。
“不错不错。”他拿起提琴，翻过来，看到了琴背的虎纹。
李天玮的眼睛一亮，“果然是把好琴啊。”
他把琴身凑到眼前，微微翻动琴身，朝琴孔里仔细看了看。
“金钟牌高级小提琴，国产老琴，音色蛮好的。”
他走到墙角，拿起自己的琴盒，也放在方桌上。那把琴显得古旧，上面有刮痕和漆水掉落的痕迹，但是面板光亮如镜，琴背的虎纹相当清晰。他拉了几个空弦音，音色确实不错。
“你看看吧。”他把琴递给我。
我拨了几个空弦，余音缭绕。真是把不可多得的好琴。借着窗户斜射进来的阳光，我朝小提琴的f孔里望去，只见里面泛黄的标签贴纸上印着两行字迹略微模糊的意大利文字：
Antonius Stradivaius, Cremona Fecit anno 1731 (克雷莫纳镇，安东尼奥·斯特拉迪瓦里 制造年份1731）
“喔唷，不得了！是把意大利的斯特拉迪瓦里名琴啊！”我惊讶地说。
“过奖了。不过是一把德国仿制琴而已。”
“仿制琴也不容易啊。起码有一百年历史了吧。”
“具体多少年也不知道。反正是家父当年学琴时从洋人老师那里买来的。那时是四十年代，小提琴那时叫梵婀铃。这把琴起码有七十多年历史了。”
“真好！”我说。“我的那把金钟牌老琴，虽然是国产的，音色倒也不错。是我插队到现在最好的伴侣，跟我不离不弃，比老婆还宝贝。其实，小提琴跟宠物一样，是有灵性的，它需要演奏者的关注和沟通。一把琴，放在那儿，不去碰它，再好的琴，几十年不拉，声音也会十分难听。如果琴的主人好好呵护它，在练琴和演奏的过程中，懂得与它交流，肝胆相照，那这把小提琴就会尽可能发挥出最佳的音色，达到事半功倍的成效。”
“说得太好了。”李天玮用手指指方桌旁的椅子，“请坐。喝茶。”
他在两只茶杯里斟上茶水，一股清香扑鼻而来。
“好茶。道地的龙井。”我啜了一口称赞道。
“你在贺家湾插队是吗？我以前进城时，经常从你们寨子底下的公路经过。有几次听到有人拉练习曲，不知道是你在拉琴啊。”
“那时到现在，差不多有五十年了。往事如烟啊。”
“时间过得真快！一霎眼，我们都老了。当年的知青，都成了知老了。说实在的，知青知青，哪来的知识。连求知欲都被活活夺走了。”
“是啊。岁月不饶人。我们在国外的，到了老年，也不枉此生。你们在国内的，特别是在桐梓这种小地方的，一辈子就这样了。可惜啊！”
“不谈了，不谈了!”他挥了挥手。
“那知青返城时，你怎么没回上海呢？”我好奇地问。
他叹了口气，从书架上拿起一包已经打开的黄果树牌香烟，抽出一支递给我。他的食指和中指蜡黄，看来是“老枪”。
“我戒烟已经几十年了。谢谢！”
李天玮拿出打火机，“啪”的一声，火苗就点着了烟头。他深深地吸了一口，吐出烟圈，“说来话长啊。”
2
我是69年4月从上海来贵州插队落户的。先前我在上海中学读书。我们毕业分配时，有的进了工矿，有的去了街道工厂，也有的去了崇明农场；只有我，家庭成分不好，一直吊在那里，没有着落。不料拖到年底，最高指示下来，全国一片红。街道居委会三天两头敲锣打鼓，上门动员上山下乡。我没有别的选择，只好跟着你们这些67，68届的，一起到贵州插队。
其实，怪都怪我老爸。解放前，他在上海震旦大学参加了中共地下党，负责动员上海高校的教授和高级知识分子留在上海，迎接解放。五七年反右时，因为向上级提意见，被局里划为右派分子。他留给我们的，除了淮海中路上的一套石库门房产和这把意大利名牌仿制琴之外，剩下的就是“右派分子子女”的家庭成分，使得我们一直抬不起头来。
1963年，我从徐汇区重点中学南洋模范中学，考进了市重点上海中学。那时家庭成分对升学影响还没有那么大。到上中读书后，由于住宿，校园环境清静，再加上我的自我要求比较高，所以功课一直在班上鹤立鸡群。另外，我喜欢文体活动，也积极参加各项社会活动，所以班级里的同学都选我当班长。只是我多次申请入团，一直入不了。团支书说，不要着急，要经得住组织的长期考验。这一考验，就到了66年5月，文化大革命开始，以后就不了了之了。后来听团支书说，主要还是我的家庭成份的拖累。
在上海中学读书时，我其实在高二时已经自学完成了高中阶段的全部学习内容。高三时，一心为考上全国最好的大学作准备。我不但做完了各种高考辅导教材的备考题，还自学了微积分等高等数学的内容。
可惜，正当我全力以赴为考上全国名校作准备时，1966年5月16日，文化大革命在全国正式展开。作为“右派分子子女”，我不得不夹紧尾巴做人。随后“血统论”大行其道，我更加噤若寒蝉。有的人是在文革高潮过去后，才脱离运动，在家当“逍遥派”；我是文革一开始，就在家闭关独处，惶惶不可终日。
更不幸的是，父亲在运动高潮时，受不了群众运动的压力，最终跑到铁路边卧轨自杀。我去认尸时，身首分离两处，脖子那儿切得整整齐齐，居然没有一丝血痕。那无情的火车，真是杀人不见血。
升学无望，前途渺茫。这时我想起了家父留下的那把小提琴。于是决心自学，打发时间，顺便也排遣心中的苦闷。其实，我从小就喜欢音乐。家里原先有一台美国造的落地式收音机，抽屉拉开，有一台78转的电唱机。父亲用积攒的零用钱，买了不少黑胶木的音乐唱片，其中最多的是小提琴名曲。以前我常常在家听，经常听得如痴如醉。有过一段时间，我也曾经想学小提琴，可是忙于功课，一直未下决心。可惜，我家的这些宝贝，在“破四旧”时全被红卫兵抄走了。
谢天谢地，小提琴和音乐书籍没有拿走。我在父亲留下的遗物中，找到了几本英文的小提琴练习曲和名曲，还有几本介绍五线谱乐理知识的书籍。比较下来，霍曼的《小提琴基础教程》比较简单，决定选用这本练习曲当教材。只是怎么练琴呢？声音传出去，可是不得了的呀！好在我在琴盒前部的储物格里找到了一个弱音器。套上琴马后，外边几乎听不到我的练琴声。这下，我的心总算踏实了。于是，一个音符又一个音符，我开始练起了《霍曼》。
我“逍遥派”生活的另一重要组成部分是阅读。从1967年夏天起，大规模的群众运动演变为全国范围的文攻武卫。当年的红卫兵中，有一部分人开始感到厌倦，也不愿意作出无谓的牺牲，于是在上海地区的中学里，出现了一批所谓的“逍遥派”。他们退出了政治纷争，开始尝试更有意义的生活方式。有些人聚集起来学外语，学哲学，有些人埋头于下围棋、打桥牌，甚至还有男生学绣花、做裁缝，打毛线的。我的同学中则有不少人沉醉于阅读世界名著。
上海中学是市重点中学。学生来源于上海市各区县。他们的初中同学也散布在各区的中学。不知什么时候起，一些中学的图书馆大门被撬开了。没人管，也没人在意。于是当初“破四旧”时被查封的一些“封资修”文艺作品，开始流向社会。不看书的人照样不看书，照样虚度光阴；爱看书的人，则遇到了千年难逢的好机会。文革前借书还要排队，不知几时才能看到自己喜欢的书籍。现在倒好，只要有门路，几乎什么书都能借到。
我和班上的几个工农子弟关系不错，毕竟我在读书时常常在学习上帮助他们。文革中我又躲得远远的，不参加任何派系组织，所以居然幸运地从他们手里借到了不少梦寐以求的世界名著。练琴、看书，成了我最主要的生活享受。我沉浸于这样的生活，享受着这样的生活，渐渐忘却了政治风暴给我带来的痛苦。
然而，好花不常开，好景不常在。我的心如止水的生活中，不久泛起了一丝漪涟。
1968年夏天的一个下午，我躺在家中的帆布床上看奥斯特洛夫斯基所著的长篇小说《钢铁是怎样炼成的》。我正津津有味地在看保尔·柯察金与冬妮娅的初恋故事，门外响起了轻轻的敲门声。
“谁呀？”我问道。
“李天玥在家吗？”
我打开房门。楞了一下。 “她不在。出去了。过一会儿回来。你是......”
"哦，天玥的哥哥，你不认得我啦？我是欧阳琪呀。天玥的小学同学。小时候我常来你家开学习小组的。”
“喔唷，原来是欧阳琪呀。认得，认得，当然认得。几年不见，差一点认不出来了。真是女大十八变啊！”
我无心说出的一句话，居然使得欧阳琪满脸涨得绯红。
“哦，对不起，对不起。快进来坐。她一会儿就回来了。”
站在我面前的欧阳琪，中等个子，扁平的后脑勺下方，是两把浓密紧扎的短辫。再仔细看去，眼前亭亭玉立的是一位黑里俏的青春少女，皮肤黑里透红，嫣然微笑时泛起酒窝的圆脸上，长着一对滚圆而熠熠生辉的大眼睛，双眼皮，微微上翘的乌黑的眼睫毛，频频闪动，犹如贴着海面矫健掠飞的海燕。眼睛下方是笔挺的鼻梁，精致而宽阔的嘴唇。脸庞两边是紧贴额角云鬓的大耳朵。从窗口斜射进来的阳光，投射在她那格子府绸的衬衣和米色的凡立丁长裤上，凸显出蓓蕾初绽少女凹凸有致的曼妙身材。
在我如痴如醉的目光凝视下，欧阳琪的脸涨得更加红了。纤长的双手交叉攥紧在一起，身子微微扭动了起来。
“哦，哦，请坐，请坐！要喝点什么？”我问道。
“白开水就可以了。谢谢！”
我端起家里的藤壳热水瓶，在一个印着兰草的玻璃杯里，斟上了微微冒着热气的开水。
“你就是小时候常常到我家里来开小组的琪琪是吗？”
“是的。”
“这么说，也有好几年了？”
“有三、四年了。”
“认不出来了。认不出来了。”
“阿哥喜欢拉小提琴啊？”欧阳琪指着窗口的乐谱架和挂在上面的提琴问道。
“没事做，解解闷。”
“我在学钢琴。正在弹车尔尼钢琴练习曲。”
“真的？太好了。哪天我们一起合奏一曲怎么样？”我兴奋地问道。
“你能不能先拉一段来听听？”欧阳琪期盼地说。
“哎，我们家成分不好。我不敢大声拉外国乐曲。只好用弱音器偷偷练。你家不会有问题吧？”
“我爸爸是华东医院牙科主治医师，经常给中央首长和市革委领导看病。造反派不敢来捣蛋的。”
“那，哪天在你家一起练琴好吗？”
“好的。你什么时候有空？” 欧阳琪问。
“你家有电话吗？”
“有的。”
“那我到时候打电话来约。我家没电话。不过弄堂口有公用传呼电话。你家电话号码是多少？等一下，我去拿张纸来记一下。”
“5848384。”
“噢，我不是不三不四。这个号码好记。”我用苏北话念出号码后不禁哈哈大笑起来。
欧阳琪明白过来后也开始捧腹大笑。
“我眼泪水都要笑出来了。怎么这么好笑拉！哈哈哈哈......。我怎么以前没听别人这样讲起过啦。哈哈哈哈......。好了，好了。拉一曲来听听好吗？” 欧阳琪问道。
“你真的想听啊？那么我就献丑啰。不过用弱音器拉出来的声音太难听了。”
“没关系的。阿哥，please!”
“喔唷，英文也搭进来了。好吧，我就拉一曲试试。”
我走到乐谱架前，拿起提琴，用校音器调了调音。我定了定神，拉起了舒曼的《梦幻曲》。那优美的旋律在深情的揉弦下，抒发出人类对美好生活、浪漫爱情的追求与希冀，也表达出人们对已经逝去的往事或即将到来的美好梦幻的眷恋与期盼。
一曲奏毕，欧阳琪仍沉浸在沉思之中。她的一对明眸，在斜射的阳光下，仿佛凝住了，等待着缭绕的余音如雾如丝般地升华，蒸发。
“拉得真好！”欧阳琪在最后的余音消逝后，轻轻叹了一声，仿佛从仙境中飘回大地。
“你知道这首《梦幻曲》背后的故事吗？”
“知道。这首曲子原来是钢琴曲。它是舒曼钢琴套曲《童年即景》中最有名的一首乐曲。《童年即景》创作时，舒曼正跟他的老师勃拉姆斯的夫人克拉拉在热恋之中。这段浪漫的恋爱史，激发了舒曼对美好人生的无限憧憬和热情向往，作品于是一气呵成，成了旷世绝响。”
“啊呀，今天运气真好。碰到了一位知音啊。哪天有空，咱们俩合奏一曲好不好？”
“好的。”
“一言为定。”
“一言为定。”
“阿哥，我回来了。”银铃般声音的后面，窜出了我的妹妹李天玥。天玥是典型的江南小姑娘，瓜子脸，高鼻梁，樱桃小嘴，一双水灵的丹凤眼炯炯有神。她皮肤白皙，胸前飘着两根长辫。她那白色的涤纶短袖衫与鹅黄色的真丝长裙，配得十分有品位。脚上穿着一双淡褐色的尼龙丝袜，平头搭攀皮鞋。一副学生打扮。
“喔唷，琪琪来啦。好久不见。你好吗？我想死你了。”
两位少女紧紧拥抱在一起。
“我也想死你了。”琪琪把天玥的手紧紧攥在自己手里。
“走，到我房间里去讲。”天玥牵着琪琪进了她的卧室。
3
我来到弄堂门口的烟纸店，拿出一枚5分硬币，递给坐在公用电话机下面的一位五十来岁的大妈。
“阿姨，我打个电话。”
大妈收了钱，点了点头，“打吧。”
我拿起话筒，拨了5848384。想起那天开的玩笑，我的嘴角浮起了一丝微笑。
“喂，倷寻啥人啊？”接电话的不是欧阳琪，而是一位操昆山口音的女子。我心中一惊：这是谁呀？是欧阳琪的妈妈吗？我的心不由怦怦直跳。毕竟这是我生平第一次给女孩子打电话。要让她妈妈知道了不好吧。不对，以前听天玥讲过，她家是江苏海门人，不是昆山人。那么一定是她家保姆了。我这下才回过神来，忙说：
“噢，阿姨，欧阳琪在家吗？请她听电话好吗。”
“倷请等一歇噢。”果然是她家保姆接的电话。我掏出手绢，擦了擦额角渗出的汗珠。
“喂，谁啊？”接电话的是欧阳琪。
“是5848384吗？我找欧阳琪啊。她在家吗？”我憋着一口苏北腔说道。
“哈哈哈哈。是天玥的哥哥是吗? 什么事？”
“什么事？真是，贵人多忘事啊。你忘记啦？讲好一道练《梦幻曲》的呢。”
“没有忘记呀。你什么时间有空啊？”
“今天下午两点好吗？”
“好的。家里只有我和阿姨。你过来吧。”
“你家地址呢？”
“永嘉路517号。”
“好的。两点钟见。”
“好。那就两点钟见。”
回到家中我换了衣服。我穿上一件新的长袖白衬衫，一条蓝颜色的哔叽长裤，脚上是一双半新的褐色皮鞋。我在穿衣镜前照了照，觉得还满意，随后拿起小提琴，朝永嘉路走去。
十来分钟后，我来到了欧阳琪家的大门口。这是一座英国式的两层楼洋房。奶黄色的外墙上攀伸着翠绿色的爬山虎。二楼临街有一扇朝西的窗户。楼下大概是储藏室，沿街只开了一扇气窗，蒙着厚厚的灰尘。
我走到欧阳琪家的铁门前，按响了门上的电铃。不一会儿，铁门上的小窗口打开了，露出了欧阳琪的明眸。
“请进。跟我上楼。”欧阳琪打开铁门，走在前头引路。
进了屋子，门廊里有一张精致的深色漆面的半圆形小桌子。电话就放在桌上。穿过门廊，是宽敞的客厅，打蜡地板。客厅角落放着一架三角钢琴，屋子的另一头是一个酒柜和一个摆放古董陈设的陈列柜。靠近落地窗有一张长沙发，前面放着一个深色漆面的茶几，沙发侧面是一盏落地台灯。客厅穹顶下悬挂着一盏水晶吊灯，墙上挂着几幅西洋风景油画，在乳黄色的墙壁映衬下，显得十分高雅。
“你家真有气派。”我赞赏地说。
“是我爷爷留给我爸结婚的礼物。我爷爷是北洋政府驻美国旧金山总领事馆的领事。后来我爸到美国加州大学旧金山分校医学院留学，在那里认识了我妈。抗战胜利后，他们回到上海，在广慈医院当医生，后来结婚，生了我哥。解放后，我爸调到华东医院牙科，我妈后来调到第二医学院当生理学教授。”
“你家运气真好，文化大革命都没有受到冲击。”我感叹地说。
“那是受到周总理保护的关系。我家真是运气好。不然也就完蛋了。走，咱们上楼去吧。”
走出客厅，是通往二楼的柚木长扶梯。上到二楼，是三间卧室。朝南的大卧室是欧阳琪父母的，东西两侧则是他们兄妹俩的卧室。
欧阳琪领着我参观了她的卧室。靠墙是一张白色的木床，床头画着白雪公主和七个小矮人。木床对面是一张白色的小梳妆台和脚凳。旁边的白色小书架上放着几本外文辞典、中英文书籍和钢琴乐谱。靠门口是一个白色的五斗橱，玻璃压板下放着欧阳琪小时候的照片。
“你小时候的样子真可爱，像洋娃娃似的。”
“是吗？”欧阳琪露出得意的神态。
“当然啰。”
“咱们现在到客厅去练琴好吗？”欧阳琪问道。
“好啊。”
到了客厅，欧阳琪打开琴盖，撑起支撑杆，然后从琴凳中拿出乐谱放好，挪了挪琴凳，在紫绛色丝绒面的琴凳上坐下。
“给我个A音。”我从琴盒中拿出小提琴后对欧阳琪说。我根据钢琴的A音，依次调整了各弦的音高。
“开始吧。”我说。
在钢琴的伴奏声中，我深情地拉起了舒曼的《梦幻曲》。我们两人配合得极为和谐默契，结尾的长音在提琴和钢琴余音的共鸣中，完全交融成了一体，在客厅中久久回响。
“太棒了。总算可以不用弱音器拉小提琴了。”我兴奋地大声说道。
欧阳琪的脸上浮起了愉快的笑容，一对酒窝此时显得格外的迷人。她微微抬头，开始尽情地弹起钢琴小品: 有肖邦的，柴可夫斯基的，贝多芬的，门德尔松的，勃拉姆斯的......
我听得如痴如醉。不知不觉，时间已经到下午四点了。
“时间不早了。我该告辞了。”我从沙发上站起身来说道。
欧阳琪盖上琴盖，起身送我到大门口。
“咱们什么时候再见面？”我问她。
“明天好吗？”欧阳琪建议。
“这样好了，咱们明天傍晚到新华路去散散步，如何？”
“几点？”欧阳琪的脸庞略微泛红。
“你六点钟到我家来，一起出发，好吗？”我说。
“好的。”
“一言为定。”
4
新华路是上海的一条老马路，原来叫法华路。那里有一座小寺庙，叫“法华禅寺”。法华路的北面是上海最古老的城镇法华镇，上海滩上有“先有法华，后辟上海”的说法，因而解放前取名为法华路。1959年建国十周年时，改名为新华路。
新华路地处上海城区西部边际，原先周围还有农田和小河。后来一些外国侨民和官僚买办在此购地置产，逐渐发展成为幽静的高档住宅区。1959年时，沿街种植了一长排法国梧桐树，到了文革时期，已经绿树成荫。新华路上洋房居多，人口密度不高，市中心有不少男女青年喜欢这里的幽静环境和浪漫气氛，纷纷来此谈情说爱，俗称“荡马路”。华灯初上时分，一对对的情侣，手挽着手，漫步在灯光幽暗的林荫道上，构成了喧嚣都市之外别有风情的一幅淡淡的水彩画，就象法国印象派画家们不经意间涂抹出来的巴黎掠影。
那天下午六点过后，我和欧阳琪搭乘26路电车，在淮海西路华山路口下了车。在等红绿灯过马路时，我指着路口的一栋红褐色的大楼对欧阳琪说：
“你看那栋大楼。里面住了好几位全国有名的文艺界名人呢。听说秦怡就住在那栋楼的十层楼上。不过也有人说，她和赵丹、孙道临、王文娟他们住在后面的武康大楼。”
穿过华山路，林荫大道不再，上海交大光秃秃的围墙、五洲制药厂半圆形的灰白色建筑、周边零零散散的居民房，以及稀稀拉拉的几棵矮小的树木，构成了淮海路与新华路之间的“沦陷区”。到了新华路番禺路口的红庄，一路向西，郁郁葱葱的林荫大道一望无际，那里才是闻名上海滩的新华路。
沉默了半天的欧阳琪，心情一下好了起来，犹如雷雨过后，一道彩虹把阴沉的大地照得透亮。
“天玥的哥哥，你喜欢看哪些书？”欧阳琪一边信步走在浓荫覆盖的人行道上，一边不经意地问道。街道侧边花园洋房的铁栏杆，在她手指的划弄下，发出了轻轻的金属声，仿佛是一连串美妙的音符。
“我欢喜看世界名著，尤其是外国中短篇小说，像是莫泊桑、屠格涅夫的中短篇，还有美国讽刺小说家欧·亨利和俄国讽刺小说家果戈理和契科夫的作品。当然还有许多其他作家的，比如：莎士比亚、巴尔扎克、雨果、莫里哀、大仲马、小仲马、罗曼·罗兰、福楼拜、狄更斯、哈代、简·奥斯丁、勃朗蒂姐妹、D. H. 劳伦斯、杰克·伦敦、马克·吐温，海明威等等。托尔斯泰的《安娜·卡列宁娜》和《复活》我也很喜欢，但是《战争与和平》里的大篇大篇的风景描写和关于俄国革命的讨论，我觉得很枯燥。你呢？”
“我比较喜欢外国的诗歌，尤其是浪漫派的。”欧阳琪若有所思地答道。“比如，俄罗斯诗人普希金、莱蒙托夫，德国诗人海涅、歌德、席勒，英国诗人拜伦、彭斯、济慈、雪莱、华兹渥斯、美国诗人惠特曼、朗费罗，还有印度诗人泰戈尔的诗歌我也很喜欢。中国诗人中，除了唐诗宋词，近代的我喜欢徐志摩的诗。”
“我也喜欢这些诗歌。”
我们边走边聊，来到了一栋三层楼的宫殿式建筑门前。铁栅栏的大门里有许多穿着空军制服的人在忙碌着。
“这里是空军医院。以前是陈果夫的旧居。”我指着那座宫殿式的建筑说。“马路对面就是上海滩有名的外国弄堂。以前住着许多外国人，解放后洋人离开了，就住进了不少上海文艺界的，经常有人在拉小提琴、大提琴或弹钢琴。”
“真是文艺殿堂啊。”欧阳琪说。 “最近你在看什么书啊？”
“在看奥斯特洛夫斯基的《钢铁是怎样炼成的》。书中有段话我很喜欢，我背给你听听。‘人最宝贵的东西是生命。生命对于我们只有一次。一个人的生命应当这样度过：当他回首往事的时候，也不因虚度年华而悔恨，也不因碌碌无为而羞愧。’ 仔细想想，这段话很值得我们深思，是吗？我们活在这个世界上，不能白白浪费生命，应当有所作为，为国家的发展作出贡献。拿我来说，当初用功读书，考取南模，考取上中，为了什么？就是为了能够考上哈军工或上海交大，为国防工业的建设和发展，发挥自己的特长。可惜，事与愿违，文化大革命爆发，上大学的梦看来难圆了。唉，现在的形势也不知道什么时候会有转机？国家这样搞下去，倒霉的还是老百姓啊。就拿文化生活来讲好了，收音机里，电影院里，放来放去就是八个样板戏，连拉西洋乐曲都要像做贼一样的，你说，这有劲吗？”
“听我爸说，那些中央首长和高级干部，台面上说是要老百姓学习样板戏，唱革命歌曲，其实他们自己每个星期都要到专门的剧场看外国电影，比如上海的文艺会堂、小剧场，都是为首长服务的。放的电影全部是封资修的东西，要他们天天听样板戏，他们也受不了啊。真是只许州官放火，不许百姓点灯。太不公平了！”欧阳琪气乎乎地抱怨。
“就是。”我叹了口气。
“听，有人在吹小号！”我惊叫了起来。“是海顿的降E大调小号协奏曲。吹得真好。”
小号声是从铁栅栏围墙后面一栋两层楼的乳白色洋房那里传过来的。铁栅栏尽头的门口挂着一块牌子，上面写着“上海管乐团”。原来吹号的是管乐团的小号演奏员。在夕阳的照耀下，二楼阳台上的青年号手的整个身影，沐浴在金黄色的阳光中，犹如一座黄铜的雕像。
“还是他们搞音乐专业的运气好，有机会练外国乐曲，否则没有技巧，样板戏大概是无法演出的。像我们这种野路子，再加上成分不好，只好躲起来，用弱音器来练外国曲子，生怕革命群众揭发。什么世道？！真是！”这回轮到我气乎乎地抱怨了。
一会儿功夫，我俩来到了一家两开门面的商店门口。招牌上写着“香花商场”。
“走，进去看看。”我对欧阳琪说。
这是一家主要卖小百货的商场。场地不是很大，但顾客盈门。店内的柜台摆放得很紧凑。用上海话来说，叫作“螺丝壳里做道场”。小商品应有尽有，而且价廉物美。靠近门口的地方，有一个冰柜，专门卖冷饮。我掏出三毛钱来，买了两块“光明牌”三色冰淇淋。
走出商场，我俩一边吃，一边继续聊着文学和艺术。马路两边，此刻已经很少见到独栋洋房了。一些弄堂里的建筑，多半类似工人新村的红砖楼房。不少住户当着大马路，在自家阳台外面的晒衣架的竹竿上晾着内衣内裤。弄堂门口，一些老人和小孩，已经搬出小板凳来乘凉了。他们大多搧着蒲扇，有的在聊天，有的在打扑克，还有几个围着小方桌在下棋。弄堂里的小孩，有的赤膊，有的穿着汗背心，拖着木屐，等在树下，举着竹竿，要粘知了。他们身上隐隐可以闻到上海药皂和明星牌花露水的味道。马路两旁的法国梧桐树，此刻也开始热闹起来了。树上的知了一个劲地鼓噪：“热煞啦，热煞啦......”
过了定西路口，市井风情消逝了。新华路两旁变得寂静起来。浪漫的情调回过神来。
“停一下！你看你！络腮胡子的脸上全是奶油！”欧阳琪站在我面前，挡住了我的去路。“我来帮你擦掉。”
欧阳琪从连衣裙的小口袋里掏出一块印花手帕，帮我把脸上的冰淇淋擦去。
一瞬间，我们两人的目光相遇了。那几秒钟里，世界似乎停滞了。
我朝欧阳琪的眼睛望去，那是一双充满深情的眼睛，深不见底，犹如一口深井，又好像是一泓清泉，深深地吸吮着我的灵魂。我想要弄明白，这双星光熠熠的眼睛深处，究竟有何等魅力，使我此时此刻无法自制，由心底产生了亲吻这双眼睛的强烈冲动。可是我和欧阳琪毕竟才认识不久啊。
“哦，琪琪，我可以叫你琪琪吗？你使我想起了一个人。”我从尴尬中回过神来。
欧阳琪的脸庞此刻已经涨得绯红。听到我的声音，她的眼睛就象孔雀一样，把开屏的羽毛缓缓收拢起来。
“当然可以，叫我琪琪好了。你刚才讲，想起了什么人？”
“看过电影《五朵金花》吗？”
“文革前看过。”
“你的眼睛就像女主角杨丽坤的一样漂亮。你的眼睫毛平时低垂着。突然张开时会发出一道亮光，引人关注，想要知道这双眼睛深处究竟是什么？”
“喔唷，阿哥，你这么一讲，我真不敢再看你了。”
“叫我天玮好了。阿哥是我妹妹叫的。”
“天玮，真的，咱们还是继续朝前走，讲点别的吧。”
“好吧。我现在拉的提琴曲子，用的是霍曼的《小提琴基础教程》，马上五册都要拉完了。你有没有办法找到更加高深点的小提琴练习曲？”
“我去问问我的钢琴老师。她认识上海交响乐团的人。应该找得到更高一级的练习曲。”
“那就太感谢你了。”
我们走过梅泉别墅、安和邨、知行邨，来到了新华路路尾丁字路口的街心花园。
说是街心花园，其实是一个圆形的草坪，低低的铁栅栏，把它切割成三条小径，犹如汽车的方向盘。沿着圆周，种着一些三色堇。欧阳琪俯下身来，轻轻抚摸着这些可爱的小花，又深深吸了几口气，沉醉在它们淡雅的芳香中。
街心花园右边是上海市劳动局第三技校，空荡荡的。新华路路尾对面是凯旋路，沪杭铁路的防护林与它并行，仿佛是有意筑起的一道绿色围墙。越过防护林，可以看到华东纺织工学院的红砖砌成的校舍。远处，正在下沉的夕阳，在防护林和校舍屋顶上抹上了一层殷红的胭脂。
“咱们沿着凯旋路再走走吧。”我建议道。
我俩并肩沿着凯旋路旁的人行道缓缓朝延安西路方向走去。路上行人稀少，人行道对面的工厂大门紧锁，了无生气。然而正是这样的寂静，使得二人无忧无虑地沉浸在喃喃细语中，好像此刻笼罩在一个巨大的真空气囊中。
“呜.................”
一列风驰电掣般经过的沪杭列车从我们身边经过。
欧阳琪像一只受惊的兔子，吓了一跳，一头扎进我的怀抱里，不敢睁眼。待到列车驶去，她才慢慢睁开那双美丽的大眼睛。我俩的视线再一次凝聚在一起，仿佛地球在刹那之间停止了跳动。心底传出的无形的电波，像静电实验时迸出的紫色电火花，激烈地颤抖着，飘弋着，交织着，在我们年轻的灵魂深处，奏起了世上最曼妙的浪漫曲。
我微微低下头，凑近前去，嘴唇轻轻贴住欧阳琪的眼睛。我感受到了欧阳琪致密的眼睫毛的眨动，每眨动一次，我就亲一次。接着我拨开欧阳琪鬓角上的青丝，在她饱满的额角上亲起来。然后是鼻尖，酒窝。最后，我不顾一切地亲吻了她的嘴唇。她很快地避闪了一下，却又疯狂地迎合着我的嘴唇。
“琪琪，我爱你！”我抬起头来，注视着欧阳琪。我的手臂挽着欧阳琪的细腰，胸前感受到了她的胸部微微的压触和颤动。
“我也喜欢你，天玮！”欧阳琪脸上洋溢着幸福的神情，那绯红的脸庞在夕阳映照下，显得更加光彩夺目。
“不，要说爱。”我把她搂得更紧了。
“好吧，我爱你，天玮！”
“什么好吧，不算，要虔诚地再说一遍！”
“我—爱—你，李—天—玮！”欧阳琪大声呼喊着，一边咯咯地笑着。
我们两个热恋中的情侣吻过来亲过去，忘记了时间的存在，忘记了身处的环境。这一刻，世界只属于我俩。
5
一星期后的一个下午，我再次来到了欧阳琪的家中。这次是要和欧阳琪合奏小提琴曲目中的不朽名作《沉思》。乐曲源自法国作曲家马斯奈的歌剧《泰伊思》中的一段间奏曲。歌剧主要表现古埃及亚历山大城的名妓泰伊思在一位修道士的规劝下，脱离尘世纸醉金迷的生活，皈依宗教，到修道院当修女，最后离开人世的故事。这段小提琴独奏曲，描绘的是泰伊思来到修道院，在听取修道士的劝说后心潮澎湃，幡然悔悟，决心献身上帝的心路历程。
我家以前就有马思聪演奏这段名曲的黑胶唱片，不过名字翻译成了《冥想曲》。记得文化大革命前，父亲常在夏天乘凉时，躺在天井内的藤椅上，闭目聆听家中落地式收音机中电唱机播放的这张唱片。我和妹妹则坐在客堂里的红木圆凳上，屏息聆听这首感人的乐曲。如今，要在钢琴的伴奏下亲自演奏这首乐曲，我觉得不可思议之际，心中又充满了莫大的期待。
我按了下电铃，铁门很快就打开了。欧阳琪像一支展翅的蝴蝶一样，张开双臂，紧紧搂住了我的肩膀。我俩迅疾地接了一个吻，欧阳琪竖起食指，做了个“嘘”的动作。她轻声说道：
“当心被阿姨看到。我们去客厅吧。”
跟保姆打过招呼后，我俩来到了钢琴旁。
欧阳琪模仿《沉思》开头的竖琴声，轻轻弹出了前奏。我若有所思地望了望落地窗外花园里盛开的月季花，在A弦上深情地拉起了开头的主题。我用激情的揉弦拉出的音符，在钢琴轻轻弹出的分解和弦的映衬下，如鱼得水，相得益彰，交织成一段天籁之音，把泰伊思期盼心底安宁祥和的思绪充分表达了出来。接着，在半音过渡之后，旋律略加变化地重复了前面的主题，紧接着攀升到了高把位，然后一路跌宕到低音区，在G弦上拉出了深沉的低音，犹如泰伊思跌宕起伏的思绪。在中间乐段里，旋律经过几次转调，张力进一步得到了扩展，就象是海滨的波涛碎浪，拍打着岸边的沙砾。随即，琴声减弱了，似乎是泰伊思在回顾反思昔日的作为。但是，她不甘于就此沉落，在一番内心挣扎之后，她下定决心，重新做人。旋律此时达到了高潮。经过减弱的简短过渡之后，乐曲开始的主旋律重复出现了，再次表达出泰伊思虔诚祈祷的内心思想。在接近尾声时，乐曲回到了小提琴低音区的G弦。从斯特拉迪瓦里仿制琴的古老音箱里，传出了深沉的共鸣回音，之后是音阶的爬升，最后消失在两个缥缈减弱的泛音上，仿佛泰伊思在获得了心底的安宁后，升华到了仙境般的天堂。
“拉得太好了！”欧阳琪站起身来，边鼓掌边说。
“过奖了。我是野路子。不能跟你们正宗的音乐才子相比的。”
“对了，”欧阳琪突然想起一件事来。“你上次托我找的乐谱，我借到了。我还借到了几首小提琴协奏曲的乐谱。你稍等，我去拿。”她一溜烟似地奔到楼上去。
不一会儿，欧阳琪抱着一大叠乐谱回到客厅来。她把乐谱放在茶几上，得意地说道：
“看，我帮你借到了这么多的乐谱。你怎么来报答我啊？”
我用京剧的韵白腔说道：“小姐恩重如山，小生来世愿为小姐做牛做马。”说完就对着欧阳琪作揖行礼，逗得她一边哈哈大笑，一边连声嚷着，“免了，免了。”
在沙发上坐下后，我拿起乐谱翻阅。最上面的是几本小提琴练习曲，有开塞、马扎斯、克莱采尔及帕格尼尼。练习曲下面是几首小提琴协奏曲，有柴科夫斯基、贝多芬、勃拉姆斯、门德尔松和布鲁赫的，还有陈钢、何占豪的《梁祝》。最后是一些小提琴名曲的活页乐谱。
我此刻太想亲吻欧阳琪了，可是又怕保姆撞见，就指指客厅外面的走廊，随后小心翼翼地对着欧阳琪作了个飞吻。接着，我把《梁祝》的钢琴伴奏乐谱抽出来，说，“来一段合奏怎么样？试试看，好不好？”
“好。”欧阳琪爽快地答道。
“其实我很早就喜欢《梁祝》了。《梁祝》唱片刚发行时，我爸就到西藏路的上海音乐书店买了一套78转的黑胶唱片。一共四张，正反面。那时手里拿着这些沉甸甸的唱片，通过电唱机，聆听俞丽拿独奏、樊承武指挥的小提琴协奏曲《梁祝》，实在是莫大的享受，可谓百听不厌。在黑胶唱片的咝咝声中，每一个音符，每一段旋律，都是那么的震撼人心。一个古老的民间传说，通过越剧的曲调，小提琴的深情演奏，再加上交响音乐的渲染，深深地激荡着我幼小的心灵。我的外婆不识字，可她一直喜欢听绍兴戏，也就是后来的越剧。那时在新华路的外国弄堂经常有浙江一带的越剧戏班来演出，外婆就常常带我去看。她也经常从收音机里收听袁雪芬、范瑞娟、傅全香、尹桂芳、戚雅仙、毕春芳等越剧名家的唱段，这些都是我童年耳熟能详的名字。所以，《梁祝》对我来说，不只是耳边飘过的旋律；《梁祝》其实是我血液中的细胞，灵魂中的精灵。”
我稍稍停顿了一下，接着说：
“1962年，印尼归国华侨、青年小提琴家林克汉在延安中路的上海音乐厅举办首演，下半场演出的就是他拉的小提琴协奏曲《梁山伯与祝英台》。那是我爸第一次带我去听音乐会。看到上百人的交响乐队，聆听着在大厅里回荡的小提琴的美妙声音，我当时太振奋了，觉得世界为我第一次打开了音乐之门，我也第一次体验到小提琴的魅力，真想自己也成为一名小提琴演奏家。可是那时我要为考上海中学作准备，学习很紧张，再说不认识会教小提琴的老师，错过了学琴的大好机会。一直到文化大革命开始，在家当逍遥派，才有时间自学小提琴。”
我一边打开琴盒一边接着说道：“《梁祝》主旋律我平时都是凭印象，偷偷摸摸用弱音器练，从来没有放开声音拉过。今天第一次不用弱音器，看看效果如何。我们一起演奏开头的主题音乐好吗？我用的是G调。你看看乐谱上是不是G调？”
“没错，是G调。”
“我们开始吧。”
钢琴伴奏一开始，是模仿乐队中的竖琴声，空旷，澄净，仿佛是天籁之音。接着，钢琴的颤音和顿音模仿起了长笛演奏的引子，仿佛在鸟语花香的天堂中，一对彩蝶在溪边花丛中嬉戏，飘舞。随后，钢琴奏出了由双簧管领奏、乐队伴奏的引子部分，就像两小无猜的梁山伯和祝英台，信步走向舞台中央，向观众展示他俩传奇的爱情故事。
引子过后是小提琴独奏。我在A弦和E弦上的高把位上，声情并茂地奏出了根据越剧《梁祝》曲调改编的主旋律。我用揉弦、颤音、滑音、泛音等演奏技巧，歌唱性地表达了富于浓郁民族色彩的爱情主题。接下来，我又转到G弦和D弦的高把位上，用深沉浑厚的低音，重复了主题，而后又回到高音区重复主旋律，犹如梁山伯与祝英台情意绵绵的对唱。
我那把德国仿制的斯特拉迪瓦里小提琴，对我的演奏如虎添翼：E弦清澈明亮，A弦庄严堂皇，D弦厚重浓郁，G弦沉稳典雅。在演奏时，发音流畅，反应敏捷，富于弹性和颗粒感，可谓粒粒珠矶，颗颗分明，连我自己都被小提琴的丰富表现力感动了。
“天玮，你拉得太棒了！我一边伴奏，一边泪花在眼眶里打转。你不搞专业小提琴，真是太屈才了。”欧阳琪仰起头来，深情地望着我。
我俩坐回到沙发上。不一会儿，欧阳琪站起来，双手交叉放在背后，微微扭动着身子，对我说，
“天玮，我想表演一段朗诵，作为对你刚才精湛演出的奖励，好不好？”
“当然好啦。我还是第一次听你朗诵呢。”
“那我就来念一首英国诗人本·强森的短诗。听好：
To Celia
Drinke to me, onely, with thine eyes And I will pledge with mine; Or leave a kisse but in the cup, And Ile not look for wine. The thirst, that from the soule doth rise, Doth aske a drinke divine: But might I of Jove's Nectar sup, I would not change for thine. I sent thee, late, a rosie wreath, Not so much honoring thee, As giving it a hope, that there It could not withered bee. But thou thereon did'st onely breath, And sent’st it back to mee: Since when it growes, and smells, I sweare, Not of it selfe, but thee.
Ben Jonson (1572-1637)
我再念一下自己翻译的这首诗，请听好：
《致赛利亚》
明眸金盏两相逢， 情深意长已自醉； 古来饮者爱琼浆， 唯有情圣梦月桂。 送君一捧红玫瑰， 但愿常开不枯萎； 君若有情化彩蝶， 千里遗香留芳菲。”
“你的英文朗读声情并茂，发音相当标准。翻译的诗歌也很有韵味。你在哪学的？”
“我在市二女中读书时，就非常喜欢英文，是班上的英文课代表。文革开始后，没有地方学英文，我就买了英文版的《北京周报》在家自学，还把以前买的《英语学习》杂志和英语阅读材料拿出来复习。我认识的一个好朋友前不久介绍我参加了一个英语自学小组，在兴国路上的一位退休老人家里，每周一次。这位程亦斌老师，解放前圣约翰大学英文系毕业，后来在外滩的怡和洋行当高级职员，解放后在上海市外贸局工作。他的英语相当好，你随便用中文念一篇短讯，刚念完，他那边的打字机上已经把翻译好的英文打出来了，不用翻字典。在程老师家里，我们学习文革前许国璋主编的大学《英语》第一到第四册，目前学到第三册，大家手抄教材，回家自学。上课时主要提问，程老师解答。他也会讲一点张道真《实用英语语法》中的内容，并选用一些英文短篇作为上课材料。”
“怪不得你英文讲得那么流利。我很想参加你们的英语自学小组，能带我去看看吗？”
“当然可以。我们每周二晚上七点去程老师家。下周二我来你家带你去。”
“那太好了。我等你。”
欧阳琪从楼上拿来了一个棕色的人造革旅行袋，帮我把乐谱放进去后，送我出了大门。
6
周二晚上，欧阳琪准时来到我家。出了门后，我俩并肩朝兴国路走去，不久我们来到一座淡灰色的三层楼房。欧阳琪按了一下门铃。不一会儿门开了，出来一个年轻人。
“人还没有到齐。进来坐一会儿。”他说。
欧阳琪领我进了屋子，里面已经有三位年轻人了。长沙发上，一位老人正在和边上的少女交谈。
“对不起，程老师，打断您一下。这位是李天玮，我的一个朋友。上海中学的。他想加入我们的学习小组。可以吗？”欧阳琪说道。
“当然可以。欢迎，欢迎！”老人伸出手来。
“谢谢老师！”我握住了老人的手。
站在我面前的程亦斌老师，约莫六十多岁，两鬓灰白，戴着一副老式的圆框眼镜。他个子不高，一米六出头，头上是一顶法式贝雷帽，身上穿着一件格子长袖衫，外面套了一件深色的西装马甲，腰身以下是一条熨烫得笔挺的浅色西装背带裤，脚上是一双老式皮鞋。他手里拿着一个棕色的烟斗，喷出的烟雾在屋子里弥漫，散发出浓郁的烟斗丝香精的气味。
我和欧阳琪选了屋角的两个凳子坐下。欧阳琪悄悄告诉我，原来的这栋楼房都是程老师家的，后来造反派“进驻”，住进了上海工总司小头头的家属，只留了楼下的两个房间给程老师，夫妻俩住一间，几个孩子睡客厅，厨房和厕所变成了公用，于是就成了上海滑稽戏《72家房客》那样的杂居楼，一刻不得安宁。
我俩聊天的当儿，陆陆续续又来了几位学员。客厅里的“三五牌”座钟敲响七点后，程老师清了清嗓子，用上海本地话说，
“我伲今朝的英文课现在开始。今朝要讲解的是英国文艺复兴时期著名学者培根的《论读书》，讲义上次大家已经抄过了。呒没抄到的，下课以后来补抄。”
接着，程老介绍了这篇文章的背景，引用了北京外语学院王佐良教授文革前发表在《英语学习》杂志上的解说和译文。
他用一口流利的美式英语念道：
Studies serve for delight, for ornament, and for ability. Their chief use for delight is in privateness and retiring; for ornament, is in discourse; and for ability, is in the judgement and disposition of business. (读书足以怡情，足以傅采，足以长才。其怡情也，最见于独处幽居之时；其傅采也，最见于高谈阔论之中；其长才也，最见于处世判事之际。）
“这第一段话，开门见山，点出主题，简单扼要，突出了培根的实用主义哲学思想。我们学英文也是这样，不是单纯为了学一门外语，而是要学以致用。所谓学以致用，就是要化知识为力量，报效国家和民族。我们现在学的英语，也许今天一时派不上用场，但是十年、二十年以后，国家需要我们的时候，就可以拿出来作贡献了。是不是这回事？下面我介绍一下文艺复兴时期的英文词汇与现代英语的差异......”
第二部分的内容，是有关翻译的。程老师说道：
“清朝学人严复提出翻译的三大原则：信、达、雅。我基本上是同意的。所谓‘信’，就是翻译要忠实于作者或讲话人的原意，不能任意歪曲夸大，否则就谈不上翻译。但是，‘信’也不等于逐字生搬硬套。鲁迅曾经提倡‘硬译’、‘死译’，这我不敢苟同。试想，翻译的语言，如果为了忠实原文，甚至去生硬模仿外国话的句式，以至于读者看不下去，听不懂，那就失去了语言用来交流的根本目的。所谓‘达’，就是翻译出来的语言，一定要流畅、通顺，符合语言的习惯用法，不能僵硬死板，该生动时就要生动，该幽默时就要幽默。记住：要时时刻刻想到你的读者和听众，他们不懂外语，翻译的责任，就是要以他们看懂、听懂为己任。所谓‘雅’，这个原则存在一定的争议，因为‘雅’的标准是什么，这是人云亦云的。有学者指出，严复本人的翻译作品中，有不少违背这个原则的译法。再说，遇到原文中的人物爆粗口，你‘雅’得起来吗？所以，见仁见智。总的来说，这翻译的三大原则是不错的。”
程老拿起杯子，喝了一口咖啡，继续说道：
“要学好翻译，外文和中文都要有很深的功底。除此以外，还要有广泛的知识面。对于专业翻译来说，还要具备一定的专业知识，起码要有专业的常识，不能翻得闹笑话。”他接着举了几个例子，逗得学员们哈哈大笑。
“不过也有例外。”他补充道。“清末民初的林纾就是一位不懂外文的著名翻译家。他和严复一样，都是福建人。林纾的古文功底相当好，他用文言文翻译外国文学作品，却能使现代人读得津津有味。他翻译时，先请自己懂外文的朋友把外国作品口译成中文，然后他用文言文表达出来。神奇的是，林纾能充分把握外文作品的风格特色以及外国人物的性格、心理，然后用地道的文言文，绘声绘色地把作品介绍给读者。他一生中，一共翻译了两百多部外文小说，销路十分好，也为他自己带来不菲的报酬。周作人指出：‘我们几乎都因了林译才知道外国有小说，引起一点对于外国文学的兴味’。我自己也读过林纾的译作。在《巴黎茶花女遗事》一书中，人物的刻画与对话，简直栩栩如生，精彩无比。”
两小时的课程很快就到了下课时间。程老拿出烟斗，点燃了烟丝，开始为年轻学子解答疑难。
告别了程老师后，我和欧阳琪沿着兴国路边走边聊。走到兴国路72号时，只见高高的围墙外铁门紧闭，附近有解放军站岗放哨。
“这是什么地方？这么神秘？”我问道。
“哦，你不知道啊？”欧阳琪惊讶地说。“这是上海有名的兴国宾馆。里面全是花园洋房。以前一号楼是上海首任市长陈毅的私人宅邸，后来改为市委第一招待所，专门用来接待中央到上海的首长。五十年代，毛泽东和江青曾长期在此居住。我爸是听华东医院住院的首长说的。”
“哦，是特权场所啊。”
“这话不能讲哦。我们的首长都是为人民服务的，他们和人民同甘苦，共患难的呀。”欧阳琪诡秘地笑了笑。
“好吧，至少你我是连看一眼都要当心点的。看，卫兵已经注意我们了。走快点！”
从那天起，我和欧阳琪又多了一种共同爱好和兴趣：英语学习。欧阳琪俏皮地对我说，“小辰光我和你妹妹开小组，现在和他哥哥开了。”羞得我追着她就要打。
时间在我俩之间很快就流逝了。整个68年的秋天，我俩情切切，意綿綿，沉浸在无限的幸福之中。
7
转眼间，1968年的寒冬降临了。12月22日，《人民日报》引述了毛泽东的指示：“知识青年到农村去，接受贫下中农的再教育，很有必要。”随即全国上下开展起大规模的知识青年“上山下乡”运动。
在此之前，上海市曾在66届和67届毕业生中试办过就业安置。一部分毕业生分配到市内工矿单位就业，但主要是集体单位和街道工厂。虽然收入低，但不用离开上海。其次一个选项是到崇明垦荒农场就业，虽然艰苦点，但离上海近。“红五类子女”当然优先照顾。还有一部分高干子女和军队干部子女，通过战友或昔日的上下属关系，纷纷入伍当兵。唯有我这样的“黑五类子女”，被排除在外，成为66、67届毕业生之外的社会待业青年。
我妹妹属于67届初中毕业生。69年1月，在和母亲商量后，决定报名去江苏大丰农场。妹妹心想：虽然那里属劳改农场，生活相当艰苦，但离开上海不是太远，再想到自己先去大丰农场，说不定哪天政策改变了，留在上海待业的哥哥就可以有机会进厂工作。经济有了保障，就有可能和欧阳琪早点成家立业，成人之美的事，何乐不为呢？
做母亲的可没这么乐观。几十年来的风风雨雨，无法熨平她那受尽创伤的心扉。儿子、女儿都是妈妈的心头肉，再说，天玥还不到18岁，如今要去面对陌生、残酷的现实，她怎么也平静不下来。她那年才四十多岁，一夜之间，头发全白了。懂事的妹妹看出了母亲内心的辛酸，竭力安慰母亲，就说想她时，一定会赶回上海来探望她的。
1月30日，市二女中赴江苏大丰农场的车队就要出发了。母亲一夜未眠，赶着为妹妹缝制新衣、新被，仿佛不是送别，而是送葬。她的眼睛中布满了血丝，一边缝，一边悄悄流泪。到了早晨，妹妹在家吃了最后一顿早餐。碗里的泡饭和咸菜，似乎也在依依不舍。妹妹流泪了，她抱着母亲，两人哭成一团。
“妈，你就别去送妹妹了。你的眼睛哭得那么肿，怎么见人嘛。”我懊丧地说道。“我一个人去送就够了。保证天玥安全上车。”
我拿起天玥的简单行李，拉着她出了门。
“当心噢。到了大丰就写信回来啊。”母亲一边挥手告别，一边叮咛。
“知道了，我会写信回家的。快进去吧。”天玥一边流泪一边大声说。
到了市二女中，操场上已经停了七、八辆扎满大红彩结、挂着红色标语口号的解放牌汽车。上面写着：“毛主席挥手我前进，插队落户干革命”和“上山下乡当闯将，继续革命立新功”。陆陆续续赶到的知青和家属，已经围着大卡车，说着毫无意义的送别闲话。工宣队的师傅们，忙着给知青带上大红花，趁着大卡车还没有离开，对她们进行着最后的思想教育。
在人群中我看到了欧阳琪，朝她招招手。欧阳琪穿着一件臃肿的蓝色棉袄，一边对着手心呵气，一边朝我们兄妹走来。
“天玥，真舍不得离开你。到了那里要好好照顾自己，常常写信给我哦。”
“放心吧。如果我想你了，就买张长途汽车票，当天就能见到你了。”
我问欧阳琪，“你打算怎么办？”
“我还没有完全想好。我妈不放心，可能会考虑让我回江苏海门老家插队。”欧阳琪露出了忧郁的眼神。“我决定好了会告诉你的。现在暂且和你一样，先当个待业青年吧。”
“好吧。”我无奈地叹了口气。
工宣队队长站在一辆解放牌汽车的踏板上，吹了几声哨子，把手一扬，大声喊道，“各位知青同学，上车了。”
人群中一阵骚动，开始传出了哭声，仿佛送葬的时刻来临了。尽管难分难舍，卡车还是拉起了车后的围板。发动机响起了轰鸣声。随后，车队驶出校门口，消失在闹市的车水马龙中。
“真冷！”欧阳琪一边搓着冻红的双手，一边说。她偎依在我的肩膀上，缓缓走在狭窄的永康路上。我绷着脸，一言不发。
“怎么了？还在难过？”欧阳琪关心地问。
我点点头。其实，为妹妹的离别而难过，只是一个因素。我心中隐隐作痛的是，我和欧阳琪的未来似乎出现了一种不祥之兆。
1969年三月初的一个下午，上海中学工宣队的一位师傅和我们的班主任上门来作上山下乡的动员工作。
“李天玮同学，你打算到哪里插队啊？”工宣队郑师傅问道。
“我想再等等看。看看有没有其他机会。”
“其他机会？现在全国响应毛主席号召，上山下乡一片红，所有中学在校生统统都要下乡，哪有什么选择啊？再说你的家庭出身不好，更没有机会了。你还是老老实实到农村去接受贫下中农的再教育吧。”郑师傅冷冷地说。
“现在形势变化很快，就是上山下乡，还有个地点选择的问题。好的地方，近的地方，人人都抢着去，再晚就没有机会了。”班主任宋老师说。
“军垦农场，你这样的家庭出身是去不了的。”郑师傅说，“江西、黑龙江和吉林的插队名额，早点报名还有希望，现在都已经满了。现在只剩下内蒙古、贵州和云南的了。你选一个吧。”
“我建议你去贵州桐梓好了。内蒙古太荒凉，云南名额在西双版纳，实在太远，从上海到昆明，乘火车就要四天四夜，再算上换长途汽车，一个星期都到不了。只有贵州近一些，乘火车四天三夜就到了。”宋老师说。
“不是说，贵州‘天无三日晴，地无三尺平，人无三分银’吗？”我问道。
“讲是这么讲，毕竟地方近点。沪渝线和沪昆线都经过贵州，起码交通方便些。” 宋老师说。
“既然这样，那我就去贵州桐梓好了。”我无奈地叹了一口气，似乎古代罪犯，别无选择，只好踏上发配边疆的充军之路一样。
“那就这么定了。”郑师傅说。“4月10日早上8点，上海彭浦车站出发。再见！”
郑师傅和宋老师离开后，我思绪如麻，我难以想象等待我的未来是什么，又怎么去和老母亲说。父亲已经过世，妹妹又在贫瘠的苏北垦荒，剩下母亲一人的话，谁来陪伴她安度晚年？
我想起了欧阳琪，自己的至爱，莫非真的要孔雀东南飞？回想数月来与欧阳琪相处的朝朝暮暮，她的倩影笑貌不停地在我的脑海中浮现。如今真的要面对这个残酷的现实，我顿时不知所措。
晚上，母亲回家，我把今天学校来人动员下乡的事告诉了她。母亲在灯下一个劲地流泪，连连唉声叹气，“有什么法子呢？有什么法子呢？苦命的孩子啊！”她走到亡夫的遗像前，喃喃念叨着：“伯平啊，伯平，这让我一个苦命的女子如何承受得了？你在天上也不来帮帮我们。你好狠心呐！抛下我们母子几个，来承受这一切。如今女儿在苏北受苦受累，马上儿子又要去贵州插队落户，家里只剩我孤伶伶的一个人，我怎么活下去呀？”
我竭力安慰母亲，劝她不要把事情想得太坏，再说我堂堂一个男子汉，有什么苦难无法应付？当然，我也知道，母亲的痛苦与煎熬是无法用几句宽慰的话语可以消除的，但作为儿子，能够做到的不过如此罢了。
第二天上午，我打电话给欧阳琪，约她下午到复兴公园里的凉亭见面。
上海复兴公园以前属于法租界，原来叫“法国公园”， 后来改名为复兴公园。由于地处幽静的高档住宅区，绿树成荫，鲜花常开，园内还有草坪、花坛、亭榭、喷水池和荷花池，上海时尚的年轻人都喜欢上这里谈情说爱。
但是早春的寒峭，却毫不留情地把往日熙熙攘攘的复兴公园里的男女青年肃杀得一干二净。光秃秃的树干面目狰狞，白晃晃的小径像是一长条的裹尸布，伸向不见尽头的远方。
我来到凉亭，找了个地方坐下。这天我穿了一身深蓝色的棉衣、棉裤，脚上穿着母亲新做的棉鞋，脖子上围了一条咖啡色的围巾，静待欧阳琪的到来。
没过多久，欧阳琪的身影就出现了。她上半身穿着碎花布的棉袄，袖管处套着深蓝色的袖套，下半身是一条褐色的灯芯绒棉裤，脖子上围着一条绛红色的围巾。她一边走，一边喘着白汽。
“我没来晚吧？”
“没有。坐我这边来。”我说。“琪琪，我决定去贵州插队落户了。学校派人来动员，没有别的选择，只好听天由命了。”
欧阳琪睁大了眼睛，倒抽了一口冷气。“真的？”
我点点头，半晌没吱声。
“那，我俩的事今后怎么办？”欧阳琪问道。
我摇摇头，“我也不知道。”
“我今天来，本来是想告诉你，我妈已经为我联系好了到海门投亲插队的事。我本来就很不开心，想和你商量商量。没想到你的消息更加糟糕。”
“琪琪，我们分手吧。你不可能跟我去贵州，我也不可能去海门。现实就是这么冷酷无情。我们还是面对吧。”
欧阳琪的眼泪簌簌流了下来。“我不要，我不要！我要永远和你在一起！”
“琪琪，你听我说，我们之间没有未来。这几天，我想了许多，也越来越清楚地认识到：即便不去插队落户，我们也不会得到任何幸福的。你想，我一个自杀的右派分子子女，是国家的弃儿。我的身上早就烙上了无法抹去的黑色烙印。你知道吗，中国古代有一种刑法，叫作鲸刑，就是在犯人的额头上刺上字，再染上墨，作为受刑人的标志。现今社会，虽然不再刺字上墨，可有一样东西更厉害，那就是你的档案，它随着你走一生，永远摆脱不了。其中最显眼的就是你的家庭成分这一栏。虽然你没有犯法，甚至是个人才，但是你的出身不好，你就不可能有任何前途。现在流行血统论，我们这样的黑五类，是没有未来的。”
“不，不，我不听。”琪琪抽泣着说。“我绝不离开你。绝不！”
“琪琪，听话。”我站起身来，把欧阳琪紧紧搂在怀里，一边吻着她的眼睛，一边说。我脸色苍白，形容枯槁，望着远处苍白色的天际，轻轻叹了口气。近处，几只乌鸦在树梢上不停地刮噪，我恨不得裤兜里有一把弹弓，把它们赶尽杀绝。
“到了海门乡下，要好好照顾自己。一切都会好起来的。将来有机会时，找个好人家嫁了，千万不要再找像我这样家庭背景的人了，好吗？”
欧阳琪不再言语，只是一个劲地哭泣。
“琪琪，我们出发的时间定在4月10日上午8点，地点在彭浦车站。我看你不要来送我了。没有必要。真的。今后我们也不必见面了。”
“你太狠心了，天玮。”欧阳琪哭得更伤心了。“你说过你爱我，爱我一辈子。你现在这样狠心，我不能原谅你。”
“琪琪，我的好妹妹。你以为我心里好受吗？可是我们不能逃避现实，把头埋在沙漠里呀。”
我把欧阳琪紧紧搂住，不停地亲吻着她。
惨白的太阳渐渐西下，廖无人影的复兴公园里，只剩下凉亭里我们这对难舍难分的情人。风，越刮越凛冽，似乎要把人世间的最后一丝温情扫荡殆尽。不久，夕阳西下，天空一下明亮了起来。接着乌云凑近了落日，把它包围了起来。整个画面就像西洋油画中的地狱之火，张开血盆大口，无情地吞噬着一切生灵。凉亭里我们这对情人的身影，越来越模糊，越来越渺小，最后消逝在黑幕之中。
8
我觉得香烟不过瘾，进屋取出插队时抽过的旱烟，塞好烟叶，点燃之后，一边喷出芳香的烟雾，一边对林诗民说：
“这就是我的初恋。它是那样的刻骨铭心。我想人生中真正的爱只有一次，失去了它，也就失去了一切。以后你也许会另寻佳偶，结婚生子，但你的爱之魂，却已离你而去。你时时想着它，回忆着它的美好，但逝去的毕竟逝去了，遗憾无比，只能珍藏在你的心底。”
“那，后来呢？” 林诗民问道。
“后来就是我真正的苦难历程的开始。”
1969年4月10日清晨，老母亲送我到上海彭浦火车站。穿过火车站大门，里面早已人声鼎沸，里三层，外三层，把彭浦车站围了个水泄不通，仿佛电影里世纪大逃亡的场面。知青也好，送行的亲友也好，几乎个个哭肿了眼。当然也见得到几个英雄般的笑容，那是获得“知青标兵”称号的好汉们，他们叱咤风云，是有一番抱负的。以后高唱“青春无悔”的，大概就是这帮子人。
把随身行李和小提琴放好在行李架上后，我走到月台上跟母亲寒暄、告别。多半是不着边际的废话，在家早就说了一遍又一遍。周围送行的人都是这样，大家似乎都在期待那个时分的到来，又充满着无形的恐惧，仿佛家人守候在一个临终之人的床边，等待不可避免的那一刻的降临。
“当当当当......，当当当当......”八点一到，响起了敲钟的声音，犹如丧钟一般。月台上的人们先是愣了一下，接着一片哭喊声，撕心裂肺，惊天地，泣鬼神。整个车站一下化为一座巨大的殡仪馆，十里洋场，今天总算听到了生离死别的呐喊。送行人再也顾不得体面，在“大海航行靠舵手”的乐曲声中，搂着即将上路的亲人，悲痛欲绝地顿脚捶胸。
月台上有人吹响了哨子。
“亲友们请往后退。还没有上车的知青，请赶快上车。”
蒸汽机车头冒着白烟，不断吐着白汽，烟雾弥漫开来，把人们全都罩在一张巨幅的裹尸布里。
站台上带着籐帽、手执长矛的“文攻武卫”队员，连挤带推地把最后几个知青跟家长分开，把他们送上了列车。车门关上后，响起了一长声的哨子声，站长扬起了绿色的信号旗。火车头那里传来了拖着长音的汽笛声，那么的无情，那么的残忍。
“喀噔”一声，车轮缓缓地启动了。
车站上，车厢里，到处是鬼哭狼嚎的声音，仿佛世界末日已经到来。
我望着窗外，一开始还能看到母亲的瘦小身影，渐渐地，渐渐地，变得越来越小，消逝在铁轨的终端。
火车驶离上海市区后，我才缓过气来。我右手支撑在车厢的小茶几上，脑子一片空白。列车的晃动和压过铁轨衔接处的“咯噔”声，几乎使我昏昏欲睡。
同车厢的女孩子们，大部分还在抹眼泪，男孩子们则多半已回过神来，有的还拿出扑克牌来，打起了“力争上游”。他们的声音渐渐大了起来，似乎不是去插队，而是去大串联一样。
“哎，让一让，让一让，列车开始供应早餐啦。”随着散发着食品香味的手推车的出现，穿着白色工作服的餐车服务员进入了车厢。“大家把零钱准备好。早点供应馒头、白粥、咸菜。5分钱一客。午餐和晚餐供应盖浇饭，一角五分一客。”说罢，餐车师傅开始分发餐盒。那是上海人上班、上学常用的铝制饭盒，上面坑坑洼洼的，但刚刚蒸过，发散出蒸笼特有的味道。打开饭盒，雪白的稀饭上飘着几丝榨菜和毛豆炒咸菜，馒头虽小，却喷喷香。买早餐的以男孩为主，女孩子大多还没有从悲伤中恢复过来。
吃完早饭，列车又恢复了早先热闹的气氛。
“哎，小黑皮，想侬上海的拉三了伐？”
“不要搞好吗？老早被我甩掉了。”说话的是一个个子不高，穿着一身军大衣的黑皮肤男孩，他头上歪戴着一顶军帽，嘴角叼着香烟，一脸不屑的样子。
“喔......”一阵起哄。接着是扑克牌打在茶几桌面上的声音。
火车到了嘉兴站，“小黑皮”一帮人下到月台，朝着出售食品的手推车围拢过去，有几个人乘乱，悄悄偷了几个肉粽，塞在军大衣里，装着没事的样子，大摇大摆地走在月台上，扎足了“台型”。
回到车厢里，几个弟兄分了嘉兴肉粽，正吃得来劲，火车启动了。站台上卖肉粽的阿姨这才发现少了几个粽子，边追边骂：“小赤佬”。“小黑皮”一伙小流氓则哈哈大笑。
“阿拉杨浦区鞍山中学的红三司不是吃素的，是吃荤的。”“小黑皮”得意洋洋地大笑起来。鞍山中学的那批小流氓们又是一阵放肆的哈哈大笑。
火车到了杭州站，他们又故伎重演。一直到江西境内的新余站，天色已黑，车站不再有食品推车，他们才安分下来。
也许哭泣消耗了人们太多的体力，到了晚上，大家纷纷发困了。长时间的乘坐火车，腹部开始气胀，双脚也开始发麻、发胀。有的人难以入眠，爬上行李架，把行李放紧凑些，就在空档里睡了起来。还有人钻到座椅底下，蜷着身子睡。本事更大的，就一手把着座椅的椅背，一手攀着行李架，背枕着椅背睡觉。这些经历过文化大革命时期“大串联”的红卫兵们，乘火车过夜，难不倒他们。
我实在难以入眠，双手撑在小茶几上，思念着世上幸存的亲人。母亲愁苦的脸，满头的白发，忧郁的眼神，在我脑海中栩栩如生。妹妹纤弱的身影，单薄的身材，又怎能在苏北盐碱地的荒漠上度过她的青春年华？
墨黑色的车窗外，时而闪烁过一、两盏孤灯。那是江西农家的灯光吧。那里的老母亲在做什么呢？涮锅？喂猪食？还是在给孩子缝补衣裳？
不知不觉时间已到午夜，列车员关上了车厢里的电灯。在一片漆黑之中，欧阳琪的身影越来越清晰地出现在我的眼前。说好不再想的，却无法忘却她的倩影。她那深情的目光，犹如深不可测的水井，荡漾着，闪烁着，发出点点闪光，好像夜空中的璀璨星光。她的深陷的酒窝，如此迷人，诱惑着我去亲吻，吸吮。还有琪琪在听到“5848384”时笑得前仰后合的模样和“咯咯”的笑声，那是天使的形态和声音啊。我鼻子一酸，两行热泪涌出了眼眶。好在夜深人静，无人察觉。
在列车有节奏的晃动中，我终于入眠了。
第二天醒来，火车已经离开江西的红壤土丘陵地带，进入了富饶的湖南境内。那里的农家，前面多半有个池塘，也许湖南的入春比较早，天气暖和，有些农田里已经有农民在插秧了。看着那些插上秧苗的水田和正在辛勤劳作的农夫及水牛，不知贵州那里会怎样？等待我们的又会是怎样一种环境？
深夜里，列车停在了湖南境内的冷水江车站。列车员通知说，火车要在这里添煤加水，需要停靠半小时，大家可以下车上厕所，或者下车走走，活动活动筋骨。于是我就下车到了月台。
这个地方虽小，却有十多排轨道，看来是个重要的列车停靠站。长长的月台上，一长串水银灯亮得晃眼，白森森地咄咄逼人。火车头趴在轨道那里，不停喷出水蒸汽，就象一条跑累了的黑狗，“扑哧”“扑哧”地不停喘气。等到它停止喷气，就能隐隐听到不远处传来的冷水江水流的潺潺声。气温骤然下降了好多度，“小黑皮”们披上了军大衣，神气活现地在月台上溜达了起来。从他们那里飘来阵阵烟味，呛得人难受。我的情绪此刻反倒平静了些，怀旧的思绪少了些，思考未来的成分渐渐增加了起来。冷水江，莫非你是把我和过去切割的分界线？
进了车厢，我再也支撑不住睡意，一觉睡到天亮。
早晨醒来，列车已经进入广西境内。抬头望望窗外，火车竟然在悬崖峭壁上行驶。按照《知识青年地图》上的标示，列车应该已经进入广西十万大山境内了。解放初期，这里曾经是剿匪的战场啊。如今，那些孤魂野鬼都在哪里呢？
山洞一个接一个，车厢的光线也随之忽暗忽明。我的思绪在明暗交替中，转向了对于爱情的思索。
其实，在这个世界上，男女之间的爱情大致可以分为两大类。一类是出于感性的，另一类是以理性为本的。
出于感性的爱情，源自于双方身体中的雄性激素和雌性激素。在双方互相吸引时，这两种化学信息物质便向对方传递出爱的信息。在接收到对方信息的正向反馈后，便进一步加剧这种信息的交流和传递，直到爱的信息得到确认。在此基础上逐步推向爱的高潮，达到爱的结晶的产生。所以，感性爱情的基础是动物性的，是本能的。它由激素的刺激而产生，与社会、经济条件和环境无关。感性的爱情，是爆发型的。它产生于瞬间，具有强大的冲击力，从而在人类大脑皮层留下深刻的印象，无法轻易消除。生活中常见的“一见钟情”就是这种爱情的典型。但是感性的爱情并不以雄性激素和雌性激素的互相吸引为唯一条件，它在特定条件下，也会“单性繁殖”，也就是我们常说的“单相思”。这种情况下，爱的信息由单方面发出，在得不到对方回馈时，只能“偃旗息鼓”；然而，它的产生也是爆发型的，同样具有强大的冲击力，同样会留下刻骨铭心的印象。
出于理性的感情，与动物性无关，是非本能的。它的产生，与社会、经济条件和环境密切相关。因此，理性的感情是社会的，经济的。它的产生，是社会对于维系家庭、稳定社会所需的产物。它的根基是物质的，它的存在和发展以理性考量为基础。几千年来，中国社会中普遍推行的“包办婚姻”，就是这种社会形态的产物。即便在“婚姻自主”的现代社会里，“拜金女”和形形色色的“相亲”活动的存在也与此有关。社会上流行的“门当户对”的择偶要求，更是理性爱情的体现。
在现今中国社会里，感性爱情十分稀缺，所以人们纷纷趋之若鹜，却又时时大失所望，只能在小说或电影里，隔靴搔痒地过过干瘾。只有亲身经历过感性爱情的人们，才会体验到它的甜蜜或辛酸。即便对于这样的幸运儿来说，真正的感性爱情也仅仅只有一次，以后遇到的，都是次品或赝品。正如唐代诗人元稹的名句所说的那样：“曾经沧海难为水，除却巫山不是云。”
列车继续“喀噔”“喀噔”地向前驶行。到了晚上，列车在桂林和柳州停靠。站台外什么都看不见，只有几位站台工作人员可以看一眼。他们长着典型的“老广”外貌：深陷的眼窝，塌陷的鼻梁，厚厚的嘴唇，黝黑的皮肤，个子偏矮。车厢里大部分人都在沉睡，即便有苏醒过来的，也最多睁开睡眼惺忪的眼睛，瞟一眼窗外，又倒头进入梦乡。
第二天醒来时，列车已经停靠在独山车站。我们进入贵州了。1944年年底，孙元良率领的29军和贵州抗日军民，曾在独山抗击日本军队，成功阻击了日军对贵州的进犯。史称日军侵华战争的“滑铁卢”，中国抗战的“最后一战”。当年独山车站是西南铁路的终点，过了独山，需从公路才能到达重庆。如今，沪渝铁路一路向北，直达重庆。
列车驶离独山后，风景为之一变。原先峰峦绵延的群山，变成了一个个馒头似的小山包。绕着小山包盘旋的山路上，穿着民族服装的苗族、布依族和侗族的老乡在缓缓行走。车厢里的上海知青们，此刻再也不发困了，指着窗外的异族风情，露出惊异而好奇的表情。不知道我们插队的地方有没有少数民族？我对不定的未来产生了疑惑。
一小时之后，列车在黔南布依族苗族自治州首府都匀市停了下来。列车车厢内起了骚动，原来有一部分上海知青要在这里下车，分散到插队地点。月台上，已经有知青安置办公室的工作人员在接车了。出口处，可以看到老乡们推着独轮车、肩扛扁担，守候在那里。下车的知青们，带着随身行李，赶到行李车那里，等候自己的行李从从车上卸下来。还有一部分分配到偏远地区的知青，则在知青办工作人员的引领下，上了长途汽车。
人群渐渐散去后，列车继续往北开。一路不断有上海知青下车。车厢里的喧嚷声小了许多。留下的知青，纷纷转移座位，不必再躺在行李架上或地板上了。中午过后，列车驶进了贵阳。又下去了一拨子知青。傍晚时分，遵义到了。下去的知青更多了。车厢里只剩下到桐梓的知青了。那是贵州最北边的县份，与四川的綦江接壤，再过去一点，就是山城重庆了。现在每个人都可以横躺在一个座位上，彻底享受独占的乐趣。一时间，大家都忘了担忧未来的命运，沉浸在舒适的列车环境中。
列车到达桐梓车站时，已经天黑了。在站台昏暗的灯光下，影影绰绰现身的是前来迎接知青的老乡和县知青办的干部。几百名上海知青下车后，站在月台上。县知青办的一位负责人，把大家召集成一堆，然后跳到高处，在手电光的照射下，用传声筒宣布分配名单与地点。
“李天玮。”
“到。”
“你到燎原公社李家湾生产队。”
在一片嘈杂声中，我听到了自己的名字。我们队共分配到四名上海知青。我是临时插进去的，所以对其余几人的名字不熟悉。站队时才发现，“小黑皮”和我分在同一个生产队。
一群老乡向我们走来，客气地和我们逐一握手。他们头上包着白色或黑色的头巾，手掌布满老茧，握手有力。生产队队长自我介绍姓郑，我们就叫他“郑队长”。从行李车上卸下了我们的行李后，老乡们用扁担挑起了轻一些的行李，重的行李由另外几个老乡放上了独轮车，一路“咿咿呀呀”地走出了车站。
我们这一拨人，行走在桐梓县城的石板路上。道路两旁的商铺都已经上了门板。门缝里，可以隐隐约约地看见昏暗的灯光，那儿时不时地传出大人和小孩说话的声音和家犬的吠声。不一会儿，我们就出了县城，走上了一片漆黑的公路。远处，不时传来村落里的狗叫声。沿着公路的村庄，淹没在一片夜色之中，只有零零落落的灯光，像鬼火一样地时隐时现。
桐梓一带的贵州话倒是蛮好懂的，因为桐梓靠近重庆，口音和重庆四川话比较接近。路上，不时有老乡跟我们套近乎。老乡说，桐梓在贵州是一个重要的县份。古代夜郎国就在桐梓。红军当年四渡赤水，都从桐梓经过。著名的娄山关，就在桐梓和遵义交界处。享誉全国的茅台酒产地 — 茅台镇所属的仁怀县，离开桐梓也不远。因为水质的关系，本地农家自酿的白酒，口感也很不错。
两个多小时后，我们终于来到了村口。离开公路后，我们走上了一条较宽的田埂。我多少有点夜盲，高一脚低一脚地跟在老乡后面，好几次差点摔跤。村里的狗听见人声，全都叫了起来，此起彼伏，好像大合唱。老乡推着独轮车，挑着扁担，最后跨过一条小水沟，上了一个小坡，在一座农舍前停下了。
“吱呀”一声，郑队长把厚厚的木板门推开了。大家跨过高高的门槛，进了屋。有人点亮了一张方桌上的油灯，可以大致看到每个人的脸了。屋子四周是土墙，方桌旁边围绕着四条长凳，沿墙左右两边各有两张双层木床，旁边各有一个小板凳，都是新的，可以闻到淡淡的木材香味。土墙上整齐地挂着四件蓑衣和四顶斗笠。墙角放着四把锄头和镰刀，以及四根扁担。进门处，是一个泥巴砌成的灶台，上面放了一口新的铁锅和锅盖。铁锅旁边是一个竹编的蒸笼和蒸笼盖，还有一个竹篾编成的簸箕。灶台右侧放着一副崭新的木桶。墙角有一口土陶制成的大水缸和两个放谷物的陶瓮。紧挨着的是一个浅坑，里面堆着和好的煤堆。
“这里就是你们暂时的知青点。今晚你们就住这里。”郑队长说道。“等农闲时，生产队里会用知青办的拨款，给你们盖正式的知青房。”
“谢谢队长。”我们几个说道。
“你们一路辛苦了，早点睡吧。”说完，队长带着老乡们走出了屋子。
一下子静了下来，真有点不习惯。四个人中只有一个有手表。一看时间，已经晚上十一点多了。此时大家真的感到困了，顾不得洗脸洗脚，打开各自行李，把被子、被单、枕头往铺着稻草的双层木床上一放，就钻进了被窝。
9
第二天上午，我们是被窗外的人声吵醒的。但是乘了四天三夜的火车，谁也不想爬起来。外面的亮光，透过门缝和木板窗户的缝隙射进屋里，显得额外耀眼。我们四个上海知青都睡上铺，下铺用来摆放行李箱、脸盆、漱口杯和杂物。我的小提琴也放在下铺的床头。
“哎，真累。大家都睡好了吗？”我问道。
“睡好了。”
“还想睡呀。”
“来，大家认识一下。” 我说：“我叫李天玮，上海县上海中学66届高中生。喜欢拉小提琴。”
“喔唷，老前辈啊。”说话的是“小黑皮”。“我叫杨国平，杨浦区鞍山中学68届初中生，控江新村一只鼎，没有人不认识我的。他们都叫我‘小黑皮’，你们也叫我小黑皮好了。我喜欢踢足球，讲义气。今后有事，包在我身上。我去摆平。”
“我叫宋时华，杨浦区控江中学67届初中生。我有个双胞胎哥哥，叫宋时强，他分在上海机床厂，所以我就到贵州插队落户了。我在家里叫阿华，大家叫我阿华好了。我喜欢画画、写诗。”说话的是一个文绉绉的年轻人，皮肤白皙，戴一副黑边眼镜。
最后一位长得胖胖的，大脑门，平头，声音十分洪亮。“我叫罗匡年，杨浦区控江中学68届高中生。绰号‘大块头’。我喜欢烧菜。不过，我家是宁波人，口味有点咸。”
“刚刚大家都自我介绍了。彼此的背景都不一样。今后起，大家都是难兄难弟，要互相依靠，互相帮助了。”我说。
“对。”
“没错。”
此时门外的喧闹声越来越大了。打开房门一看，村里的小孩把我们的屋子围成了一圈。他们打闹着，互相推搡着。见我们打开房门，一下子安静了下来，个个睁大眼睛望着我们。一时间，我们仿佛成了动物园里的动物，供他们围拢观看。这些孩子，有二、三十个。小的才刚刚学会走路，大的有八、九岁。他们大半赤身裸体，晒得黑黑的。有几个鼓着圆圆的肚子，上面粘着稻草，鼻子上淌着鼻涕，苍蝇围着他们“嗡嗡”直叫。几个大点的女孩，个子不高，却怀里抱着一个，手上还牵着一个，俨然是雏形的农妇。
“知青娃儿。”
“上海娃儿。”
有几个带头叫唤着。其他的小孩跟着嚷了起来。
我们假装驱赶他们。他们一哄而散，随后又围拢过来，就像打谷场上的一群麻雀。
“走，拿点糖给他们吃吃。”我边说边走进屋里，拿出上海带来的糖果。
“一人一颗。吃了就走。好吗？”
“好。”孩子们伸出小手，拿了糖。
“谢谢啰。”说话的是一个看上去五十来岁模样的男子，个子不高，双目炯炯有神。他站在不远处的一间屋子门口说道：“我是你们的房东，叫李开明。你们住的是我家的房子。有什么需要帮忙的，尽管说。这会儿是吃午饭时间，一会儿还要上山干活。有什么事，我家婆娘可以帮你们。”
“谢谢大爷！”我说。
“不要客气。你们远道而来，不容易的。这会儿你们一定肚子饿了，该吃午饭了吧。秀英，来帮上海知青一下，教他们怎么做饭。” 房东李开明朝他家屋里喊道。
我们这才注意到此时已经快到正午时分了。大家的肚子已经饿得咕咕叫了。
从房东家走出了一个面目清秀的中年妇女，头上包着黑色的头巾，穿着一身打满补丁的衣裳，却洗得干干净净的。
“我叫罗秀英。住在隔壁。我来教你们做贵州的饭。”她一脚跨过高高的门槛，走到灶台跟前。
她蹲下身来，把灶膛下面的干柴统统拿出，然后又放进去，搭起一个柴架，接着用火柴把一束干稻草点燃，放在柴架下面。火苗从柴架窜上了灶膛的铁栅，点燃了上面的干煤团，不一会儿，灶膛里就燃起了熊熊的的火焰。
房东大娘从水缸里舀了几勺水，放进铁锅，然后打开盛放粮食的陶瓮，用一个粗瓷碗，舀了几碗米，放进一个铝制的脸盆里，淘完米后，放进铁锅。
“今天我给你们煮的是白米饭。以后你们像我们一样，都要吃苞谷饭。抵饿，吃了有力气，好干活路。”她说。
“谢谢大娘！”我说。
“不要客气啦。应该的。你们刚到这里，什么都不知道。所以要教你们。”
不一会儿，铁锅里的水沸腾了，渐渐变成了乳白色的米汤。她把米汤倒进一个竹篾编成的簸箕里，米粒留在上面，米汤水渗漏到下面的铝盆里。大娘指着铝盆里的米汤水说道：“这是给我家老五的。我奶水不足，给他喝点米汤。”然后她又舀了几勺水，放进铁锅，把蒸笼搁在铁锅上，把米粒放进蒸笼，盖上蒸笼盖，端着半盆米汤水回家去了。
过了一会儿，蒸笼开始冒汽了。房东大娘拿了一碗切好的腊肉回来，放在快煮好的米饭上，“这是我们贵州的腊肉，好吃。你们尝尝。”
“谢谢！谢谢！”我们都过意不去了。
饭蒸好后，大娘把生产队给知青的蔬菜洗净、切好，又做了两菜一汤后，回家煮猪草去了。
我们吃着热腾腾的饭菜，十分感动。在饭桌上，大家商议，决定今后每天每人轮流值班，负责做饭、挑水等家务事。
此后的几天里，我们还不太会生火、封火，屋子经常遭到烟熏。一星期以后，水缸里的水用完了，得到水沟里去挑水。好在水沟就在坡底下，走十来步路就到了。问题是，我们这些知青，在上海都用自来水，从来没有挑过水，虽然个子都比老乡高，却连半桶水也挑不动。那扁担压在肩膀上的疼痛，只有自己知道。最糟糕的是，挑水要上坡，虽然只是十来步路，却往往连人带桶一起摔倒，只好重来。遇到雨天，蓑衣斗笠不会用，只能淋雨挑水。
其实，身体上的磨练还好对付，生活中的挑战才是真正严峻的考验。
首先，没电。这在大城市过来的知青眼中简直是无法想象的。开始几天，点的还是油灯，其实就是把碗倒扣过来，放上一点菜油。在摇曳昏暗的灯光下，别说看书、写信，连辨识地面都很困难。于是，天一黑，大家都得上床睡觉。后来向队长反映后，队里给我们买了一盏煤油灯和煤油，屋子里才可以做些事，拿东西也方便了许多。
其次，上厕所。小便还好说，在农村，只要没人看见，一转身就地解决就是了。只是大便就成问题了。队里跟房东商量后，让我们用房东家的猪圈兼茅房解决大便的问题。房东倒是很乐意，四个大男人，一天产生多少优质肥料啊。无奈的是我们知青，因为所谓猪圈里的茅房，其实就是把架在化粪池上的木板拉开点，大便就从这个缝隙中坠落到粪池中，就像飞机扔炸弹一样。所以我们就给大便起了个代号“扔炸弹”。最使人难以忍受的是：猪圈中除了猪饲料的味道外，那粪便的味道若用臭气熏天来形容还远远不够，这是因为贵州人每顿饭都要吃辣椒，而且大量吃泡辣椒。于是臭味之外，还要加上泡辣椒的酸味。死死捂住鼻子都不管用。再加上“扔炸弹”时溅起的粪水，不但会弄脏裤子，还会溅到屁股上，好像盐酸一样具有腐蚀性。
再次，煮饭。我们四人中，除了“大块头”会烧饭煮菜外，都是第一次碰锅勺，对于烹饪、洗菜、切菜，一概不会。就连“大块头”，对于搅拌煤团、用煤团生火，用蒸笼蒸饭，也是一筹莫展。他会的，仅仅是炒菜和调味。
除此之外，最不习惯的就是要对付老鼠、跳蚤。到了半夜，老鼠从房梁上爬过，从我们的枕头边窜过，简直可用“心惊胆战”来形容。老鼠带来的跳蚤，把每个人的身上咬出大块的疙瘩，奇痒无比。老乡来知青点坐坐，留下的虱子也十分令人头疼。不过，把衣服和被褥换了煮洗后，可以把虱子消灭掉。
这样，生活的第一课对我们来说，就是求生存，活下去。
10
第一个星期就在学习基本生活技能中悄悄过去了。到了第八天，我们就得跟老乡一样上山干活了，否则明年就没吃的了。
“小黑皮”很少呆在生产队里，他有好几个哥们在前面的花园大队插队。他的新“相好”也在那里，所以很少回队参加生产。剩下我们三个，就坚持天天出工，因为明年知青办就不管知青的基本生活了，一切要靠自己独立谋生。
我们一开始是跟妇女和小孩一起干活，每天只有五个工分，一个工分只有两毛钱，一天干下来只能挣一块钱。照这样下去，一年天天出工，也只能挣365元钱。扣去口粮钱，可能100元都挣不到，何况农闲几个月，一点收入都没有，怎么活？
妇女队长叫傅莹花，三十来岁，五官端正，长得结结实实的，说起话来嗓门很大，性格也很爽朗。看到我们垂头丧气的样子，就说：
“不要着急。你们现在一天5个工分，那是因为不会干农活，以后学会了，就可以和我们一样挣10分了。以后干活好了，就可以和男劳力一样，挣12分了。”
她接着问我们，“你们从上海来，听说那里是大城市。我到过贵阳，那个地方大得不得了，路都找不到。那么，到底是上海大还是贵阳大？”
我们先是一愣，然后宋时华对我们眨了眨眼睛，说，“当然是贵阳大啰。”
“我想也是。”傅莹花说。我们几个相对一笑。
“哎，你们上海知青都结婚了没有？我们队上年轻姑娘有好几个还没出嫁。你们看到合适的跟我说一声。”说着，她就要征求那几个大姑娘们的意见，把几个大姑娘羞得满脸通红。
我赶紧上去圆场，“傅队长，我们早就结婚了。娃儿都好几个了。都在上海呢。”傅莹花这才打消了主意。
连着几天，都是跟妇女小孩一起干活，慢慢也就熟了。这群人里，有两个特殊人物。一个是“憨包”，有十七、八岁。他脑子有先天疾病，老是傻笑，时而口角淌口水，不过力气大，干活挺卖力的。另一个是哑巴，还耳聋，满头的癞痢，只会“嗷嗷”叫。他看上去约莫十五、六岁，个子矮小，且干瘦，长得像个小猴。不过，谁也不敢欺负他俩，因为哑巴是原来族长家的独孙，憨包是大队会计的独子。哪个欺负他们，妇女队长就会出面训斥。其余成员，大都是外面嫁来的婆娘，大大咧咧的。喂奶时毫不遮掩，喂完后，就让面粉口袋似的奶子露在外面，根本不当回事。另外就是几个老婆婆，还有几个在上中学的女孩子，趁着春耕繁忙季节学校放农忙假，跟着妇女队长干活。农活倒是不太重，就是用锄头开荒地，然后播种玉米，当地人叫苞谷。在妇女队长手把手的示范下，我们学会了播种蔬菜，在队里分给我们的一分二的自留地里，种下了刀豆（当地叫四季豆）、豇豆、蚕豆、毛豆、番茄、黄瓜、苦瓜、辣椒、菠菜、青菜等蔬菜，还种下了向日葵。
五月底的一天傍晚，屋里忽然响起了有线广播：
“燎原公社的全体社员注意了。我是燎原公社武装部长苏振明，是一位老八路。今晚造反派4.11组织要在县城搞夺权，把老干部打倒，成立新的革委会。城里的桐梓县革委会和8.18兵团向我们求救，请求我们派人支援他们，包围县城，打退4.11的进攻。晚饭过后7点整，全公社的民兵和男社员在各自的生产队集中，带上家伙，向县城进发。各队务必在今晚9点整到达县城门口，等候命令。所有参加战斗的民兵和社员，一律记本队最高工分。社员同志们，保卫桐梓县革命政权、保卫毛主席和朱总司令的时刻来到了。让我们用实际行动来保卫无产阶级文化大革命的胜利成果吧！”
7点前，郑队长已经到我们知青点门口了，动员我们知青一起去。我们说没有武器，他叫我们带扁担去，说是好使，还说每人记12个工分。
我们住的地方，门前是一个宽敞的平坝，平坝的入口处长着一棵巨大的皂角树，可以为很多人遮荫，因此队里开会都到我们门口来集中。由于在山下，下坡几步路即可到达公路，所以队里老乡进城或从城里回来，也经常来我们门口歇息。
不一会儿，队里的男劳力基本都到齐了。队长一声令下，大家拿着扁担、锄头、镰刀，就向县城出发了。一路上，有的摆龙门阵，有的唱山歌，十分热闹。但是讲得最来劲的，还要算黄段子。
“哎哟，李民国，今天走路咋个不带劲啊？是不是昨晚糍粑打多了？”
“狗鸡巴日的李春平，老子糍粑倒是没得打的。看来你精神这么好，昨晚点了多少豆花啊？”
我们三人听得一头雾水。走在旁边的生产队会计李建国悄悄跟我们说，“这些人不正经，不要听他们胡扯。” 李会计是桐梓县县中回乡知青，所以跟我们一见如故。
“那打糍粑和点豆花是什么意思？”我问。
“我们这里家家户户都有打糍粑用的工具。糯米饭蒸熟后，放在石臼里，然后用一根大木杵，反复用力往臼里夯，一直要把糯米饭捣成粘稠的糊状为止。做好的糍粑干了后，就是一坨坨的糍粑饼。走亲戚，送彩礼都用得着。点豆花就是把黄豆磨成豆浆后，用卤水或石膏把豆浆变成豆花，再做成豆腐。不过，刚才那几个龟儿子讲的不是这回事。他们讲的是男女之间睡觉的事。”李建国说道。
“这跟打糍粑、点豆花有什么关系？”“大块头”问道。
“这个，”李会计露出神秘的眼色，压低了声音说，“你们就要好好去想想啰。”然后他哈哈大笑起来。
我们上海知青就在这样的环境下，开始接受贫下中农的性生活“再教育”。后来和男劳力一起干活后，耳朵里听得都长老茧了，我们也成了老油条，黄段子说得更是一串一串的，连老乡都说不过我们。平时干活，脏话说得比老乡还溜，还添加了不少“创新的”脏话。
一天，全队正在半山腰薅苞谷，公路上一只黄狗拖着一只黑狗狂奔，两只狗的屁股贴在一起，黑狗的头朝着后方。老乡们一看来劲了，朝着两只狗大声喊叫，连“憨包”和长得像猴子的哑巴也一边鼓掌，一边“咿咿呀呀”地发出声音。我不知道是怎么回事，就悄悄问身边的老乡李春平。
“你们上海娃儿连这个都不知道？”李春平惊讶得睁大了眼睛。“这是公狗和母狗在点豆花。哈哈哈哈。看到过公鸡和母鸡打雄没的？这是狗狗在打雄。”
“怎么一边跑一边打雄？还一前一后？”我想不明白。
“公狗的JJ插进去后，会胀大。一下子拔不出来。这两只狗大概受了惊吓，所以一边跑一边点豆花了。上海娃儿，学着点。哈哈哈哈。”
老乡的性知识和干农活的知识真是博大精深，令我们上海知青不得不刮目相看。
在皓洁的月光照耀下，我们跟老乡并排走着。走着走着，就到了县城外。其他生产队的老乡，也陆续赶来了。
“燎原公社燎原大队的民兵同志们和社员们，大家听好了。现在集合。各生产队把人数报上来。”说话的是一个脸上有一条刀疤的人。他上身穿着一件打满补丁的旧军装、下身穿着一条破旧裤子、头上戴着一顶旧军帽。他手握一把老式的“汉阳造”步枪，腰上系着一条草绳，拴着一个子弹匣。他讲话时嘴角歪向一边，双目露出凶光。
“那是我们生产大队的民兵排长，是个复员军人。大家在背后叫他‘歪把子’排长。不用怕，他子弹匣里没有子弹，那是他用来壮胆的。”李会计悄悄告诉我们。
“好，大家听好了。我们一会儿跟其他大队的会合以后，就要进攻县城了。大家听我的命令，集体行动。”“歪把子”排长说道。
不一会儿，公社武装部长苏振明带着其他大队的上百号老乡和知青跟我们会合了。所有人埋伏在玉米地里，手握扁担、锄头或镰刀，一动也不动。四周只有青蛙的鸣叫声，此起彼伏，好像是在大合唱一样。远处，在月光下，桐梓县城的轮廓隐隐约约地浮现出来，桐梓车站背后的山丘露出狰狞的面目，仿佛要把围城的保皇派武装全数消灭。
不久，月亮躲到乌云背后去了。不一会儿，城里有人走了过来。对了口令后，知道是城里8.18兵团派来的联络员。
“大家小心。他们已经知道今晚的行动了。农机厂4.11组织的人马已经出城了。他们有枪。”
话音刚落，“咻”的一声，一颗子弹拖弋着火光，从我们头上飞过去。紧接着又是“啪啪”几声枪响，子弹朝我们这边打来。好在苞谷地里的玉米秆很高，完全把我们隐蔽了起来。
听到枪声，所有的人都吓了一跳。毕竟这是第一次听到开枪的声音。子弹是不长眼睛的，在这伸手不见五指的夜晚，打到哪个倒霉鬼的身上，都会吃不了兜着走。远处传来了城里的狗吠声，打着火把的一哨人马，向着城外走来。
“不好，他们有防备了。大家注意了。以各生产队为单位，统统往回撤。” 武装部长苏振明命令道。
“走，回家。”郑队长对大家说。老乡和我们猫着腰，朝生产队的方向走回去。不一会儿，县城的轮廓消失在黑暗中，大伙全挺直了身子，边说边笑地走在公路上。
“哎，王思财，听说你昨晚在生产队牛棚里摔了一跤，手肘子都摔伤了。是咋回事儿啊？”队里一个叫李国辉的小青年说道。
“没啥子事。” 王思财说。王思财四十来岁，矮个子，大眼睛，圆脸，留着稀稀拉拉的几根胡子。他原先是四川来要饭的叫花子，孤身一人，村里人看他可怜，就收留了他。可是王思财平时好吃懒做，寅吃卯粮，是方圆十里有名的王老五。说了几回媳妇，人家嫌他穷，而且懒，都没有成功，所以迄今单身。不过，他也不在乎。别人农闲和赶集天都忙着弄自家的自留地，或者挑着担子到县城去卖自留地的蔬菜瓜果，他却背着双手，哼着山歌，一个人走到城里去看人下棋。
“没啥子事？” 李国辉问道。“没啥子事你干啥爬到队里那头黄牛背上去，结果把手摔断了？你狗日的要爬也爬水牛背嘛。你爬黄牛背，几下就把你狗日的摔下来了嘛。这就叫‘猫抓糍粑——脱不了爪爪’。”
老乡们哈哈大笑。
李会计告诉我们，那是指前两天晚上王思财心急火燎，爬到黄牛背上要“干那事”，结果让黄牛给摔了下来，还来不及拉上裤子，就给哑巴经过看到，哑巴打着手势，比划着告诉了他爷爷，就是村里的老族长，事情就这样暴露了。李会计还说，其实王思财曾经接纳过一个从四川綦江过来要饭的寡妇，人家嫌他家徒四壁，不愿跟他过日子。
老乡们一路摆着龙门阵，不知不觉地就回到了李家湾。我们到知青点时，差不多快午夜12点了。
11
几个月以后，我们渐渐熟悉了环境，开始学习干更多的农活。原先只能挑60斤的担子，现在已经可以挑120斤的了。不过，要求更高的农活，像犁地，队里还是不放心让我们干。大部分的时间是跟全队老乡一起干活，像是薅秧，一边用脚把杂草踩到水田里去，一边摆龙门阵。遇到公路上有其他队的老乡经过，特别是妇女经过时，老乡们就会扯起嗓子，跟他们对歌。
唱的曲子虽然单调，歌词却需要脑筋急转弯的。歌词内容大抵是关于男女爱情之事的猜谜，不过兴致所到，有些男人就不老实起来，经常把性暗示的歌词加进去，逗弄对方的女子回唱。这时，妇女队长就会出来咆哮：“狗鸡巴日的，这里有好几个姑娘家家的，你们害不害臊嘛。真要唱，晚上回家对你家婆娘去吼好了。”
有时遇到传统节日，可以看到成群结队穿着鲜艳民族服装的少数民族老乡从公路上经过。队里老乡说，附近大山里居住的苗族主要有黑苗、白苗和花苗，他们的服饰和打扮不一样，不过苗族妇女都喜欢佩戴银饰，穿蜡染布制成的民族服装，脚上绑腿，有的还喜欢在头发上插一把特别大的牛角梳子。偶然也会有布依族、土家族经过。布依族妇女的特征就是头上包一块方巾，服饰胸前绣花，男子则头上包头巾。少数民族的男女都喜欢唱山歌，但语言不通，队里的老乡无法跟他们对歌。除了对歌，老乡们也唱山歌。最熟悉的便是四川山歌《二郎山》，这个歌我们会，就经常跟他们一起唱。
天气晴朗时，大家戴着草帽在田里干活，下小雨的话，就穿上蓑衣、戴上斗笠，在雨中薅秧或山上除草。山上种的主要是苞谷和糯米，山下则种水稻和小麦。
初次上山干活，正是初春季节。满山的映山红和桃花、李花，把山坡装点得犹如美丽的桃花源。时而传来的布谷鸟和百灵鸟的鸣啭声，在山谷中回荡，它们的回音在山壁间缭绕，传递着春天的讯息。若不是在这个地方干繁重的农活，而是到此一游，那真是不枉此生了。
可是，美丽的大自然景色毕竟不能当饭吃，需要面对的便是严酷的现实。虽然生产队有老乡时常出于同情，会给我们送些腊肉、豆腐和蔬菜，但毕竟他们也不富裕。作为回报，我们也会把上海带来的肥皂、糖果和那里奇缺的打火石送给老乡。秋天割完稻子之后，会有四川来的养鸭人到我们队的水田里放鸭子。我们就用打火石和他们换鸭蛋和鸭子。一颗打火石换一个鸭蛋，十颗换一只鸭。大家除了盼望家信之外，更期待着上海来的汇款和包裹，因为那是我们生存的主要来源。
生活上的艰苦还好说，年轻人很快能适应，总能咬牙应付过去；精神上的苦闷，特别是为前途的担忧，才是最折磨人的。谁也不知道这样自生自灭的人生有没有尽头。
宋时华（阿华）下乡时，从上海带来了一台全波段半导体收音机。一开始大家还听听新闻联播，后来越听越烦，就开始听所谓的“敌台”。反正山高皇帝远，没人管我们，大家就大听特听。台湾的“自由之声”广播我们不爱听，因为尽是瞎扯。我们常听的是“美国之音”和“英国广播公司（BBC)”的中文节目和苏联的“和平与进步广播电台”的中文广播。那些节目经常穿插外国音乐，而不是讨厌的样板戏和文革歌曲，所以大家干活休息时，就听外台节目来解闷。
进城赶集时，我们陆陆续续认识了其他地方的一些上海知青和本地知青，甚至还有县城的青年工人。燎原公社有个复旦附中68届知青，从上海带来了一本《外国民歌200首》，借给我们一星期，大家就纷纷拿出用来记录《毛选》心得的笔记本，把喜欢的外国民歌抄下来，一首一首地学唱。不久，大家都学会了《喀秋莎》、《莫斯科郊外的晚上》、《红莓花儿开》、《三套车》、《小路》、《杜鹃圆舞曲》、《我的太阳》、《哎哟妈妈》、《星星索》等外国民歌。后来又借到了《中国民歌选》，其中的《花儿与少年》、《康定情歌》、《牧歌》、《敖包相会》和王洛宾的《在那遥远的地方》、《达坂城的姑娘》、《玛依拉》及雷振邦的几首电影歌曲最受大家欢迎。在知青聚会或休闲时，大家就唱这些歌曲来消遣。
我的文化生活中，练习小提琴占了很重要的地位。从一开始下乡，无论多累，我都坚持练琴。《霍曼》在上海时已经拉完，到贵州后我就开始练习《开塞》小提琴教程和一些耳熟能详的小提琴名曲。与此同时，我还在煤油灯底下，认真阅读手抄的笔记本，自学了乐理、作曲、和声、配器及指挥方面的音乐知识。
阿华的兴趣是画画和写诗。一开始很一般，慢慢就有了进步。“大块头”没有什么兴趣和爱好，经常唉声叹气，想家。可那又有什么用呢？
不久，我们认识了邻队的一个本地回乡知青，叫陈坤华。他是桐梓县县中66届高中生，和我很谈得来。后来发现，他和一些同学在两派武斗时，乘乱从桐梓县中图书馆“拿”了不少书，尤其是中外小说和诗歌。于是，我们几个经常去他那里借阅。晚上熄灯前，我们都凑在煤油灯前看书，忘记了农村艰辛的生活环境，连“大块头”的叹息声也少了许多。
1969年的中秋节晚上，我们邀请认识的上海知青来我们知青点聚餐。事先说好，每人准备一个拿手菜，各队带上一水壶的烧酒和各自用的食具。所以当晚食物非常丰盛，酒管够喝。在摇曳的煤油灯下，二、三十个上海知青举杯高歌，以驱散心中的乡愁，连一些女孩，也巾帼不让须眉，大口喝着呛辣的苞谷酒和青杠子酒。有几个喝着喝着就淌下了眼泪。大家难过得有一阵子不说话。
“来，大家别当哑巴了。今晚咱们在一起喝酒，那叫缘分，应该高兴才对。让我们把伤心的事忘掉吧。”我举起盛满白酒的粗瓷碗，“来，大家一起干一杯。然后开始文艺节目，好不好？”
“好。老前辈说得好。既然大家聚在一起了，那就穷开心吧！”“大块头”说道。
“我先来给大家表演一段小提琴独奏《梁祝》。大家不要客气，会什么就拿出来表演。”我说。
《梁祝》深受大家欢迎。接着我们知青点的人表演了齐唱《在那遥远的地方》和《莫斯科郊外的晚上》，博得了热烈的掌声。其他人表演了独唱、重唱、诗朗诵、舞蹈、越剧和沪剧的片段。
夜深了，皎洁的月光照在皂角树的树冠上，透过叶子之间的缝隙，投射在院子的白石板上，留下了斑驳的影子。有几个人走出屋子，在庭院中赏月吟诗，还有人走到沟渠下面呕吐。大部分人留在屋里，分成几堆聊天。最后曲终人散，一切恢复了原先的平静。
我们队的几个，走到官渡河边，脱得一丝不挂，到河里洗了个澡。大家似乎还没聊够，上岸后继续聊着生活和故乡的亲人。刹那间，大家意识到，从今往后，咱们都是情同战友的好兄弟了，有福同享，有难同当。
很快，春节来到了李家湾。同队的三个知青全买了火车票，在农闲开始时就回上海探亲了。只有我，留在队里，单独在此度过第一个孤寂的春节。
腊月刚到，生产队里的家家户户就开始准备过年了。最忙碌的事就是杀猪宰羊。农民辛苦一年，割猪草、喂猪食、打扫猪圈，就是为了这一天。届时，不但全家老小都能吃上“嘎嘎”（肉），而且还要腌制腊肉、腊肠，供全家一年享用。
连续几天，全村山上山下，到处都能听到猪的哀嚎，闻到燃烧松针、松果发出的清香味，那是用来熏腊肉和腊肠的。
房东家杀猪那天，队上来了好几个年轻人。他们把猪捆好，按在一块门板上。请来的屠夫，用一把三棱的杀猪刀捅进猪脖子，把刀抽出来后，猪血就哗哗流到门板下方的盛着清水的木盆里，等猪血放得差不多了，猪的嚎叫和挣扎也就停止了。杀猪匠把猪血搅拌过后，就抬走等待凝固了。这时，有人拿来一根钢管，插进开了口的猪蹄，年轻人就轮流吹气，猪的肚子就鼓了起来，圆滚滚的。然后，小伙子们把猪抬到一口装有热水的大锅里，扯着猪脚来回晃荡，把猪放在热水中烫毛。接着，杀猪匠就用自己带来的刮毛工具，三下五除二地把猪毛刮干净。然后用一把S型的铁钩，把猪吊挂在木头架子上，剖肚开膛。掏出的内脏放在一个盆里，扯下的猪板油放在另一个盆里。肠子就交给房东大娘拿到水沟里去清洗。不一会儿，白花花的猪肉就整整齐齐地切好放在门板上了。少待，用新鲜猪肉和杂碎做的杀猪菜就上桌了。房东一家、杀猪匠、帮忙的年轻人，就围桌喝酒、吃肉。房东也邀请我加入了他们的酒席。那肉真香，那酒真好喝，一辈子难忘。
过年之后不久，有一天，有位解放军军官来我那里作客。一问，原来是村头李传喜老人的儿子。这次趁春节回家探亲。听说队里来了知青，便过来看看。虽然他家是农民，但看打扮、举止，完全不同于村里的老乡。他长相英俊，双目炯炯有神，胡子刮得干干净净，根本无法跟农民联想在一起。
“抽烟。”他打开烟盒，递给我一支香烟。
“我不会抽。”
“怕啥子嘛。烟酒不分家。”说着，他把点着的打火机递到我眼前。
我不好再推托，只好抽一口。结果呛得半天没缓过来。
我们聊了好一阵子。原来他在解放军高炮部队里当排长。他年纪比我小，却当兵已经5年了。入了党。提了干。
“你们上海知青来这里生活劳动很不容易啊。我们这些从小在农村长大的，对农村生活很熟悉，过得惯。你们来了，一切要从头学起，真难为你们了。还是要想办法找个出路。”
我连连点头。他看见了我下铺上放的小提琴，就请我拉一首给他听听。听完后，他大加赞赏，说道：
“我在桐梓县中有位同学，姓尹，他在遵义的独立师步兵第2团当作战参谋。听说他们那里需要一位宣传干事。我把他的地址和名字写给你。你可以直接去找他，报上我的名字，让他带你去见宣传科科长，看看能不能收你当兵。去碰碰运气吧。”
“那太感谢你了。”我紧紧握住了他的手。
12
几天后，我买好了去遵义的火车票，拿着小提琴，就去独立师步兵第2团的驻地找他的同学。
步兵第2团团部在遵义市区的红花岗。下火车后，我搭乘公共汽车，很容易就找到了那里。军营门口是一道拱门，上面有一颗红星，两边的标语是“提高警惕”、“保卫祖国”。拱门后面，有一条长长的车道，通往团部大楼。车道两旁，种着两排整齐的柏树，团部大楼后面，是一道郁郁葱葱的山岭。真是个好地方。
我向门口站岗的警卫，通报了那位作战参谋的名字，他们就放行了。走在车道上，看到来来往往的官兵，十分羡慕，心想：我早晚也会穿上跟你们一样的军装的。
跟尹参谋见面以后，他热情地带我去了宣传科。宣传科科长是一位文质彬彬的小伙子。他介绍了宣传科的日常工作，然后听我拉了一段《白毛女》选段，赞不绝口。接着问我会不会打拍子，因为要经常下连队组织战士进行歌咏比赛。另外，部队还需要应聘者会作曲，能够创作部队题材的歌曲，鼓动连队战士的革命积极性。那当然难不倒我。随后，他带我坐到一张办公桌旁，给了我一支笔和几张公用信笺纸，要我用报纸上的一篇反映部队生活的新闻报道，改写成一篇500字的作文。他关上门出去后，我用了不到一小时的时间就写完了。在等他回来的间隙，我仔细看了看墙上的锦旗和陈列柜里的奖杯。
不一会儿，宣传科科长兴冲冲地回来了。他手里拿着一份表格，让我填写，自己拿着我刚写好的作文，又走了出去。我一看表格，心头凉了一大截。原来那是一张干部政审表。一开始就要填写“家庭出身”。我想，要是我填了“右派分子”，那准没戏。于是我把那一栏空了出来。
科长回来后，看了我填写的表格，问：“你的家庭成分一栏怎么没有填？”
我说，“我爸是右派，文革初期自杀了。”
科长惊讶地抬起头来看着我。稍微镇定后，他说，“那还是要如实填写的。我们党讲成分，但不惟成分，还是重在表现的嘛。你是我们需要的人才。要是因为出身不好而不能来这里，那就太可惜了。这样吧，我把你的情况汇报上去。你把地址留下。如果录取你了，我就写信通知你。”
我有点沮丧地离开了部队驻地。
回到火车站，发现快车只有晚上10: 30一趟的，于是决定先去遵义会议旧址参观，回来再买车票。参观完了，时间还早，就逛了逛市中心的商店和小吃铺。回到遵义车站，天刚刚黑。候车厅里的人不多，可能很多人还在老家过年吧。我找了个长椅，脑袋枕在背包上，手里搂着提琴，朝椅背侧身躺了下来。候车厅里嗡嗡的回音，催人昏昏欲睡。不久我便进入梦乡了。
“喂，起来，起来！”一阵大声的吆喝，把我吵醒了。我睁开睡眼惺忪的双眼，只见跟前站着两个头戴钢盔，挎着冲锋枪，背着子弹匣，袖子上套着“执勤”红袖章的解放军。黑黑的枪管对着我。我弄不清是怎么回事，以为在做梦。
“你的身份证明呢？”一个操湖南口音的解放军问道。
“身份证明？我们知青哪来身份证明？”
“没有身份证明？那好，站到那堆人的队伍里去。”他们用枪管指了指候车厅门口排起的长队，大多是背着背篓的老乡，不少人拿着烟管在抽旱烟。
我跟着那队人，来到车站外面的广场。水银灯惨白的灯光把周围照得犹如白天。天上飘起了一片片的雪花。
等四、五百人围拢起来后，一个军官手握一把号筒扬声器，对着人群喊话：
“各位听着。我们是贵州省军区遵义军分区的部队。中央前不久刚刚发布关于开展‘一打三反’运动的通知。省委要求我们部队，在人口集中地区，清理闲杂流窜人员，加强遵义市的治安。现在，大家排好队，两个一行，按秩序上车，跟我们去看守所，在那里进行甄别登记工作。”
全副武装的士兵把我们押上了解放牌军车。十分钟后，到了看守所，又把我们赶下军车。下车的人排好队，依次进入一间宽敞的大房间。那里有几张桌子，坐着十来个解放军。他们逐个审讯在车站围捕的民众。
“姓名？”
“李天玮。”
“出生年月？”
“1947年6月19日。”
“职业？”
“知青。”
“家庭成分？”
“右派分子。”
“为什么来遵义？”
“找独立师步兵第2团尹参谋，报考团部宣传干事一职。”
“住址？”
“桐梓县燎原公社李家湾生产队。”
“好，我会打电话到你们公社核实的。现在你跟老乡们过去。”
在解放军的押解下，我跟着老乡们来到了拘留所。进了一间牢房后，铁栅栏门“砰”的一声在我身后关上了。
牢房里黑压压地坐满了老乡。高高的小窗户里射进了室外微弱的灯光，看不清人的模样，只有影影绰绰的黑影在晃动，牢房内“吧嗒”“吧嗒”的抽旱烟的声音此起彼伏，只是在这瞬间，借助烟锅的火光，才可以看清抽烟人的模样。
过了好一阵子，我的眼睛才适应了牢房里的光亮，周围人的模样也渐渐清晰了起来。有几位老乡脱下了棉衣，裸着上身，借着微弱的光线在捉虱子。他们把虱子放进牙缝里咬，发出“噼噼啪啪”的声响。本来就不太透风的牢房，弥漫着一股尿臊臭。我循着臭味望去，发现墙角放了一个颇大的木桶，是用来解手的。那臊臭味十分强烈，却又和我们知青点的猪圈臭味不一样，它没有酸臭，就是一股男人小便特有的臊臭。再加上周围老乡身上常年不洗澡发出的汗臭味，牢房的空气变得格外污浊，令人窒息。
我背靠着墙壁坐在地上，久久不敢动弹，生怕移动位置后，把干净的衣服弄脏。我用衣袖挡住鼻子，浑浑噩噩地半睁着双眼，好半天才换口气，竭力在这恶劣的环境中撑下去。
高高的小窗户中慢慢泛起了乳白色的亮光。外头的天总算开始亮了。
“李天玮。”
“到。”
“你可以走了。”铁栅栏门口的解放军对我说。“我们已经跟你们公社打了电话，核实了你的身份。”
走出拘留所，东方已经破晓了。我心想：见鬼，半夜打电话到我们公社？解放军都会撒谎。我向早出的路人打听火车站怎么走，买了早班火车的车票，就回生产队了。
过了一阵子，还没收到独立师步兵第2团宣传科的回音。我知道，一定是我的家庭成分断送了我当文艺兵的机会。
13
二月底时，生产队还在放农闲假，老乡们各自忙着整自留地。队上一些十一、二岁的小男孩，在家长的敦促下，背上满满一背篓的糍粑，外出相亲去了。问了老乡，说是农村需要劳力，各家小孩都是早早出去相亲，可以早点把媳妇娶进门，为家里增加劳动力。
一天，生产队长召集所有村民在我们知青点外面的庭院集合。他宣布：公社革委会根据桐梓县革委会的通知，决定大力贯彻中央下达的关于开展“一打三反”运动的指示精神。生产队决定，下午在队里的打谷场举办“一打三反”动员大会，参加者全部记一天工分。地富分子要出席接受批斗。
下午一点，全队男女老少吃过午饭，纷纷来到生产队的打谷场上。那是一块篮球场大小的平整的坝子，生产队的粮仓就建在那里，里面存放着全队用来缴纳公粮的谷物和红苕(红薯)、洋芋(土豆)、黄豆，生产队的公用农具，像是打谷机、扬谷机、水车等，也放在粮仓里，钥匙由生产队保管员保管。
粮仓前已经摆了一张长桌，背后是一长条横幅，上面写着“千万不要忘记阶级斗争”，可能是从公社革委会借来的，已经旧得有点泛白了。老乡们有的带着自家的小板凳坐在坝子上，有的坐在打谷场边缘高出的石块上。妇女们挤坐在一堆，一边聊着家常事，一边缝补衣服或纳鞋底。男劳力们则一边抽着叶子烟(旱烟)，一边摆龙门阵。也有几个脱下棉衣或厚褂子，趁着难得的艳阳天，在暖和的太阳底下捉虱子。
全队人差不多到齐后，郑队长宣布：“大家安静了。现在开会。下面欢迎公社革委会罗主任讲话。”
罗主任原来是公社社长，相当于乡长。公社梁书记被打倒靠边后，造反派就把苗族出身的罗社长结合进了革委会，担任革委会主任。
罗主任宣布：“燎原公社李家湾大队李家湾生产队开展‘一打三反’运动动员大会现在开始。下面把地富分子带上来。”
“歪把子”排长背着那把“汉阳造”步枪，佩着干瘪的子弹袋，和十几个拿着红缨枪的大队民兵，把五花大绑的本村地主李洪兴和富农李金发带了上来。后边跟着的是同样五花大绑的其他生产队带来陪斗的地富分子和坏分子。李洪兴和李金发的家人也带来陪斗，只是没有五花大绑而已。他们脸色苍白，战战兢兢地在桌子前面排成一排，低头弯腰，不敢目视群众。
“千万不要忘记阶级斗争！共产党万岁！毛主席万岁！朱总司令万岁！” “歪把子”排长扯着嗓子大声呼喊。底下的婆娘们举着针线，男人们拉起半搭上衣，跟着喊了几句。
罗主任说，“毛主席他老人家教导我们，‘千万不要忘记阶级斗争’。他还说，‘阶级斗争一抓就灵’。现在，他老人家在北京发出号召，要深入开展‘一打三反’运动。啥子叫‘一打三反’运动，我也不晓得个逑。”
底下一阵大笑。
“反正就是要打击地主、富农、反革命和坏分子。”他尴尬地笑了笑，接着说。“我们今天在这里就是要忆苦思甜，打击阶级敌人。下面由贫下中农上来揭发本村地主李洪兴和富农李金发的反动言行。”
生产队有几个贫下中农上台不痛不痒地讲了几句，都是些鸡毛蒜皮的小事。
“我是雇农。我也来讲几句。”单身汉王思财站到台前说。“要我说，李洪兴，李大伯，不，地主分子李洪兴，对我还是有恩的。1960年，我们四川广元闹饥荒，死了许多人。我没得办法，只好外出要饭。后来家家户户都饿饭，要不到吃的，我只好挖野菜、扒树皮充饥。再后来，野菜、树皮都吃光了，只好挖观音土。吃的时候倒是不饿了，可是肚子胀得受不了，鼓起一大坨，屙屎都屙不出。后来我要饭要到李家湾，家家都没得吃的，村里人自己饿饭都饿死了几十人。我浑身无力，倒在李洪兴家门口，他见我还有一口气，就煮了一碗苞谷稀饭给我吃。这碗稀饭救了我的命呐。我要谢谢李大伯。”说完，他跪在地上，对着地主分子李洪兴连连磕了几个响头。
“歪把子”排长摘下枪来，用枪把朝王思财背上捣了几下。“王思财，你个龟儿子，叫你忆苦思甜，你就这样乱开黄腔啊。”
“我说的是实话。我是雇农。我怕啥子嘛。以前饿饭，现在不饿饭了，不是忆苦思甜嘛。你问问李家湾的人，后来哪家没有饿死人的？”
“对头，对头。”底下起了一阵骚动，人人都想起了那个可怕的年代发生的可怕事。生产队的山坡上，那几十个坟头排成一圈，成了那个年头的铁证。以前上山薅苞谷，队员都会对我们讲那时的悲惨情景。饿死的先是老人，然后是孩子，后来连青壮年都饿死了好几个。树皮、草根、观音土，哪家没有吃过？原先生产队里还有一些存粮，后来县里派了征粮工作队，挨家挨户搜查粮食，一粒米、一个苞谷都不放过，说是一定要完成国家交公粮的指标。哪家藏粮，就五花大绑吊起来，直到交出粮食。村里人实在没办法，许多人家只好外出讨饭。饿死在路上的不知有多少人。
“狗鸡巴日的王思财，你个龟儿子，把今天的批斗大会都搅黄了。老子改天找你算账。”“歪把子”排长恶狠狠地说。
“我看今天的会开不成了。散会。”公社革委会罗主任宣布。
人们拿着板凳，抽着叶子烟，纷纷散去。一路还在议论当年的饥荒。
1970年4月10日。
转眼间，我们离开上海到贵州插队已经满一年了。那意味着，从今往后，国家不再通过知青办对知青的基本生活进行照顾，知青办撤了，上海机关五·七干校机关干部组成的上海知青慰问团，也不再来桐梓看望知青了。一切都得靠自己。插队知青自生自灭的苦日子，从此开始。
四月的贵州农村，青黄不接。自留地里的蔬菜才播种不久，没有可以下锅的。若进城买的话，来回要走四、五个小时，再说，也没钱买昂贵的时鲜蔬菜。上海寄来的香肠、咸鱼，只是杯水车薪，哪够我们几个吃。于是，只有面对现实：硬撑下去，活下去。每次开饭，只在大铁锅里放上一点酱油，天天靠酱油汤下饭。我们一边敲打着饭碗，把苞谷粒从筷子上敲掉，一边用铁勺尽着锅底，捞酱油味重一点的汤水下饭。这样的日子过了差不多一个多月。人人都瘦了下去，还要出工干重活。好在都活了下来，真是奇迹。
不久雪上加霜的事发生了。
“小黑皮”常在别处吃饭，五月初的一天，他突然病倒了。平时一个生龙活虎的小青年，起不了床，哼哼唧唧的，说是全身乏力。我们几个赶紧到公社卫生所，请来了赤脚医生。她翻了翻“小黑皮”的眼皮，问了他的病状，得知他的小便颜色呈酱油色，判断他患了甲型肝炎，有黄疸症状。她关照我们最好跟病人隔离，对食具消毒，让病人尽可能卧床休息。医生留了中草药方子，嘱咐我们尽早到公社卫生所拿药，熬给病人服用。
接下来的几天，大家都忙着照顾“小黑皮”，“小黑皮”感动得流下了眼泪，恳切地说：
“各位大哥，辛苦你们了。常言道，‘在家靠父母，出门靠朋友。’你们这么照顾我，比我的亲兄弟还亲。我‘小黑皮’没有本事回报你们。但是今后只要哪个敢欺负你们，我定将以死相报。”
几天后，也许是餐具消毒不严的缘故，“大块头”和“阿华”也出现了甲肝症状。我可能体质较好，幸免于难。于是我就承担起了照顾三个兄弟的责任。除了仔细消毒餐具外，为他们取药、煎药，熬煮稀饭，成了我每天必做的事。知青点的屋子里，整日听到的都是他们轻声的呻吟声。我束手无策，只有尽力把他们照顾好，让他们早日痊愈。
也许是农村劳动锻炼增强了体质的缘故，一个多星期后，他们三个陆续痊愈了。我自己在这场变故中侥幸没有感染到肝炎。
开春后，生产队里开始忙碌了起来。有经验的老农负责在平地的稻田和山上的冬水田里犁地。我们则和其他男劳力一起，主要挑肥到山上，为播种苞谷作施肥准备。
每天的工作，多半是到各家粪坑挑肥。经过一年的磨练，挑担子对我们来说已经不是难题了。一般老乡可以挑150-200斤，甚至更重点的担子，我们挑的担子要轻一些，但也在120-150斤左右。生产队会计站在出粪老乡家的粪坑外面，用一杆大秤称各人的挑粪重量，并作记录。每人的工分随挑粪的重量而定，各家出粪多少，影响到各家年底的分红。
一开始，我们知青最受不了的是那极度酸臭的大粪味道。吃饭时，即便能吃上时鲜蔬菜，想到那味道，食欲大打折扣。几天后，慢慢适应了那种气味，再加上干活消耗大，饭量大增，完全习惯了起来。放工后，大家累得像死狗一样，臭气熏天的劳动衣服，也不再拿到沟渠里洗，吃过饭，衣服一脱，就上床倒头而睡。
我的练琴时间不能放弃，于是就在等候吃饭的片刻练。轮到我值日，一边做饭，一边练琴，技能逐渐有了新的长进。
挑粪大概持续进行了半个多月的时间。山坡上的苞谷地陆续都上足了农家肥，只要老天保佑，丰收应当不难。
接下来的工作，是跟老乡到山上的冬水田薅秧。所谓冬水田，是山上特别肥沃的几块梯田，在那里种植糯米和特殊品种的粳米。产量不高，但品质特佳。老乡用于制作糍粑和请客的精品米，就长在冬水田里。只不过，在冬水田里薅秧，对我们知青是极大的考验。干活本身倒不重，只需用脚把裨草踩到水田的泥巴里。令人生畏的是冬水田的水温特别底。一脚踩下去，就象光脚踩在冰块上一样。况且这不是一阵子的事，人下水后，冰冷的水面一直淹到腰部，甚至胸口。到休息时从冬水田里爬上来，双脚冻得通红，膝盖钻心地疼。后来，我发现就是在冬水田的干活，使我落下了老寒腿的毛病，一到冬天就难受。为了减轻疼痛，我开始用“蓝雁”牌香烟跟老乡交换他们的叶子烟抽，劲大，感觉还能抵御寒气。
身体上的磨练容易熬过，精神上的折磨却是无法逾越的鸿沟。
四月里，有天上山挑粪到苞谷地。我想多赚点工分，就装了130斤大粪到粪桶里。我沿着崎岖的小路，挑着满满的粪桶，缓缓上坡，与老乡的距离越拉越远。快到山顶时，有一个三十来度的斜坡，我正使劲往上走，不料脚下的塑料凉鞋一打滑，顺着沙砾朝山下溜滑，怎么也止不住。猛地一下，我连人带着粪桶，一路滚下山坡，幸好不远处有一小块平坝，总算停了下来。大半桶的粪水全倒在了我的身上，脸上也溅到了。我一屁股坐在半山腰的平坝上，旁边就是一道深山沟。望着远处山峦起伏的群峰和不见人影的周围环境，我突然感到一阵莫名的恐惧。
我想，要是刚才没有在这块平坝上止步，而是一下子滚到悬崖下面，我不就莫名其妙地从这个世界上消失了？想到来贵州插队一整年，如今要全靠自己的苦力来谋生，这样的日子何时有个了结？我当年那样的雄心勃勃，努力学习，希望能考上哈军工或上海交大，实现自己的理想，为中国国防工业的发展尽自己的一份力量。如今在这深山沟里，却活得像个蝼蛄，苦苦挣扎，自生自灭。这样的人生有何意义？本来，要是能像孟子所说，“天将降大任于是人也，必先苦其心志，劳其筋骨，饿其体肤 ......”，能企盼着苦尽甜来，有个“吃得苦中苦，方为人上人”的人生结局，这一切的苦难倒也值得。可是，我们的出路在哪里？我们的未来是什么？谁也不告诉我们，把我们就这样发配到乡下受苦受难。我们究竟犯了哪桩罪，值得受到这样的惩罚？如果国家告诉我们，你们下乡锻炼三、五年，表现良好，可以回城工作，那还说得过去。可现在我们要面临的是绝望，是无法预料的未来。一辈子就这样永远苟且生活下去，这样的人生有什么意义？
我慢慢走向悬崖边，打算纵身一跳，了结此生。就在此刻，山谷里传来了布谷鸟的鸣啭声，它们在山壁间回荡，发出经久不息的回声。须臾，夕阳开始西下，远山含黛，近处的山峰却在金色的阳光照耀下，生气盎然，周围的映山红，红红火火盛开着，人间充满了生机。眼前，母亲慈祥的面容和妹妹娇嫩可爱的模样，在我眼前浮起。泪水模糊了我的视线。
“不，我不能就这么轻易死去。为了母亲，为了妹妹，我要活下去。我不是苟且偷生，因为我深信，至少我要比那些把我们发配到山沟里的恶魔活得长久。等到他们死绝了，我还生存着，我的人生就有了自己的意义。”
我站直了身子，在悬崖边对着空旷的山谷大声喊道：
“我不死。我要活下去！”
“活下去......, 活下去......, 活下去......”我的呐喊在山谷中不断回响荡漾。
过后，我看了看满地的烟头，脱下打满补丁的劳动服，把粪水拧干后重新穿上，提着摔得破烂的粪桶木片和铁箍，拿起扁担，朝着霞光万丈的山下走去。
14
转眼间，阳历年底到了。生产队进入了农闲季节，劳力转向副业生产。妇女主要编织竹藤制品到城里去卖，男劳力则是在生产队的李家湾小煤窑挖煤，卖给城里来的车队和方圆十里的农民。
贵州的小煤窑和煤矿不同，实际上只是几个仅能容纳一人爬行通过的小山洞，俗称“狗洞”。挖煤时，人要脱光衣服，不然衣服会被洞壁刮破。挖煤人头戴籐帽，手牵空箩筐，爬进山洞，用三脚耙把煤挖下来后，再用小铁锨把煤装满箩筐，然后用手拖着箩筐，倒着爬出煤窑。煤在磅秤上过重后，由生产队卖给买煤的个人或单位。李家湾的小煤窑虽然产量不高，但出产的是优质无烟煤，因此前来买煤的人络绎不绝。有的挑着担子，有的推着“鸡公车”(独轮车)，县城的居民则合租小货车，来李家湾买煤。
我们第一次来煤窑上工时，见队里男劳力全脱得一丝不挂，犹豫了半晌。
“把衣服脱了干活路。”郑队长说。“有哪样不好意思的？”
为了挣工分，我们只好涨红了脸，脱光衣服，排在队里其他男劳力的后面，等着爬进“狗洞”。
等我进洞时，才真正体验到挖煤的不易和艰辛。在煤窑里，其实劳动量并不是很大，考验人的是里面的闷热和潮湿。才进洞5分钟不到，就满身大汗。好不容易挖出一箩筐的煤，拖到外面，脚软得几乎站不起来了。全身上下都沾满了煤屑，完全成了个黑人，只有两个眼睛的眼白和牙齿是唯一不黑的。下身的JJ，跟腿上的皮肤全都蒙上了煤屑，再也分辨不出来，赤身裸体也不觉得不好意思了。
到了农历年底，我们第一次参加生产队的分红。四个人一共分到了800斤大米，40斤糯米，280斤麦子，300斤苞谷，150斤红苕，30斤洋芋，还有20斤高粱等其他粮食，一年口粮勉强够了。但是分红的现钱，每人只有一百来块，远远不够买肉、买副食品等的日常开支。商量下来，我们决定来年在自留地里大量种植蔬菜，到县城去卖，换取更多的现钱。
分红过后，大家进城，在集市上买了上海很吃香的杜仲、天麻、黄芪、党参、当归等中药材，装满了旅行袋，准备过年时带回上海送人。虽然在贵州买这些药材很便宜，但对我们知青来说，却是一笔不小的开销。上海父母多少会寄一点汇款，资助我们回上海过年，但杯水车薪，不够买车票的。我们不由发愁起来。怎么办？
“扒火车回家。”“小黑皮”说。
“这怎么行？”阿华摇摇头。
“有什么不行的？你以为自己是什么人？还死要面子。我们是中国最下层的老百姓了。农民都比我们有钱。”
“对，我们在社会上都是贱民，毫无尊严。还管它什么面子不面子。”“大块头”附和着“小黑皮”的建议。
最后，大家一致决定扒车到重庆，再从重庆乘船到上海。船票要便宜许多，还勉强买得起。
腊月刚到，我们四个就背着旅行袋，动身从桐梓回上海了。
我们是晚上到达桐梓车站候车的，乘的就是刚来时的那班沪渝线快车。车站入口栅栏旁有人收票，没有车票进不了月台。我们几个商量了一下，决定在火车快进站时，沿着站外铁轨，走到月台上去，因为车站工作人员很多拿钱不上班，站台上没人值班收票，列车员也不下车验票，这就给了我们钻空子的大好机会。
我们在最外面的铁路信号灯的水泥柱台上坐了下来，静候着列车开进桐梓站。我和“小黑皮”抽着烟，阿华和“大块头”聊着天。车站月台上，昏暗的灯光泛着黄，犹如农家窗户里射出的油灯光亮。远处，在一座不高的山丘脚下，铁道号志灯的红色灯光，孤零零地照着锃亮的“工”字钢轨，像在枕木上画出的两道红色的平行线。小山丘上是零星的城关镇居民的房屋，点点灯光在夜空中不停闪烁，与天空中的繁星交相生辉。
不一会儿，老乡们开始抬着箩筐，背着背篓，出现在月台上了。他们可能是去綦江卖菜的。也有几个穿戴整齐的年轻人出现在那里，大概是去重庆探亲或玩耍的城镇居民或三线工厂的工人。看来，火车快进站了。我们站起身来，拍拍屁股上的灰，扛起旅行袋，朝月台走去。
果然，列车一会儿就到站了。下车的旅客大多操着上海话，应该是回061，574这两座国防工办大厂的。趁着火车头喷发的白色蒸汽，我们迅速上车，进了车厢。里面的灯亮晃晃的，有点刺眼。还好有位置，我们把旅行袋放在行李架上后，就坐了下来。没过多久，列车就启动了。车厢里的灯光一下子暗了下来，大多数的长途旅客打起了瞌睡。老乡们扎堆在车厢连接处，有的坐在背篓上，有的坐在地上。强烈的叶子烟烟味飘进车厢，黑暗中，烟锅的“啪啪”声响此起彼伏，暗红色的火苗一闪一亮，映照着扎着头巾的老乡们的饱经风霜的脸庞。
列车经过松坎车站后，过来了一位年轻列车员。我们一阵紧张，怕他来查票。结果他在我们的座椅上坐下后，开始和我们聊了起来。我赶紧递给他一支“大前门”牌的香烟。点燃烟卷后，他喷出一个烟圈。
“你们是上海知青，是吗？我是66届初中，额骨头高，分到上海铁路局工作，专门跑上海和重庆。你们以后要从上海带什么东西到桐梓，一句话。你们到桐梓车站来接就好了。我每个星期三都要经过桐梓的，就是这班车。”
他接过我给他的钢笔和笔记本，留下了他的姓名和上海的地址。见这位兄弟如此豪爽，我起身从旅行袋里拿出一小包党参送给他。
“党参啊？好东西啊。谢谢啰。”他起身朝前面的车厢走去。
“今后从上海带东西来就方便了。”“大块头”笑得嘴都合不拢了。
列车过了一个又一个隧道，我们也昏昏欲睡了。
“来，各位旅客，请把车票拿出来。现在开始查票了。”一个洪亮的声音把我从睡梦中惊醒。车厢连接处站着一位上了年纪的列车员。他举着一支铝壳的手电筒，在乘客的车票上照射着。我使了个眼色，大家起身站起来。上车前我们就已约定，一旦遇到查票，就躲到各车厢的厕所里去，避开查票。阿华和“大块头”朝前面车厢走，我和“小黑皮”胆子大些，从列车员身旁擦过，朝后面的车厢走去。
躲在臭气熏天的厕所里真不是滋味。我只好把车窗抬起一点来，让窗外凛冽的寒风把臭气吹出去。火车在铁轨接头处压过，发出“咯噔”“咯噔”的颠簸声。我抽着烟，寻思着下一步的应对计划。厕所门上有人不耐烦地拍打起来。我假装大声咳嗽，那人停止了拍打，到其他车厢去了。
等我从厕所出来，正好“小黑皮”也从后面车厢过来。我俩就一起回到座位上，等候他们两人回来。
不一会儿，就看到阿华了，他脸色惨白，旁边的“大块头”则皱紧了眉头。后面跟着的是身穿蓝色制服的老列车员。
“不好。“我暗暗叫了一声。
“你们几个是一起的，是吗？”老列车员问。
“是的。”我说。
“你们两个也没有买票吧?”
“我们知青，哪有钱买票？”“小黑皮”愤愤地说道。
“师傅，大家都是上海人。我们这么老远，回上海过年，不容易的。帮帮忙好吧。”我恳切地对列车员说道。
“帮什么忙？我是列车长。要对铁路营运负责。上车买票，天经地义。你们拿不出车票，我只有请你们在下一个车站下车。没让你们补票已经是客气的了。”列车长板着脸说道。
“我戳倷娘个屄！侬这个阿无卵。神气活现啥呀？就看阿拉知青穷，没有地位，要骑到阿拉头上来了？侬也不打听打听，我‘小黑皮’是啥人？控江新村一只鼎。有本事报上侬的姓名、地址来。我寻几个兄弟，乃拿窝里踏平。侬相勿相信？”“小黑皮”卷起袖子，一付要打架的样子。看来他真的给气着了。
我忙把他拉到一边，在他耳边悄悄说道，“不要乱来，车上有乘警的。”
“小黑皮”挣脱出来，大喊：“乘警又哪能啦？兄弟勒了上海，派出所里几进几出，从来没有怕过的。迭只屄样子，不拎朋，叫依看看我‘小黑皮’的厉害。”“小黑皮”拔出拳头就要打，被我们劝开了。
列车长见势不妙，赶紧走到另一节车厢，边走边威胁，“下一站你们统统给我下去。”
过了一会儿，列车长带了乘警走了过来。
“前面就是綦江车站。火车很快就要进站了。到站后，你们统统给我下车。”列车长一付狐假虎威的样子。
几分钟后，列车在綦江车站停下了。列车长和乘警连推带搡地把我们赶到月台上。
“侬只赤佬给我听好，下趟侬经过桐梓，要么乖乖呆在车上，否则当心吃生活。”“小黑皮”指着列车长骂道。
两分钟后，列车开走了。我们几个垂头丧气地站在月台上。
见大家沮丧的样子，我说，“大家也不要生气。生气解决不了问题。还是想想办法，怎么搭车去重庆。”
阿华说道，“对，‘老前辈’说得对。大家赶快想办法吧。”
就在这时，一列货车从南往北，开进綦江车站停下了。
“有了。”我兴奋起来。“这列货车是开往重庆方向的。”我们为何不搭货车去重庆呢？”
“对。‘老前辈’说得对。”“小黑皮”高兴起来。“文化大革命‘大串联’时，我搭过货车，有经验。我们到车头去向司机打听一下，开往哪里，几点发车？”
我和“小黑皮”走到车头那里，两个司机正在往蒸汽机的炉膛里添煤。
“师傅，向你们打听个事。”我朝车上的司机大声喊叫。
“什么事？”其中一个问。
我掏出两支香烟，“师傅，下来抽支烟，休息一下再干吧。”
他们高兴地走下火车头，接过香烟，点着了烟卷。
“师傅，这车开往哪里啊？是哪班车次？”我问道。
“啊，这是1250次列车，开往重庆兴隆场。”
“几点发车？”
“我们现在也不知道。要听车站调度广播。”
“谢谢了！”
我和“小黑皮”回到“大块头”和阿华那里。
“有办法了。我们就搭这趟货车，开往重庆的。”
他们两个脸上露出了笑容。
过了不久，车站广播喇叭响了，在寂静的夜空中声音很大，把我们吓了一跳。
“开往重庆兴隆场的1250次列车注意了，发车时间23点05分。发车时间23点05分。”广播重复了一次。
我们沿着货车边上的铁轨走着，一路观察货车车厢装载的货物。大部分的车厢都是封闭型的，外面上了锁。当我们走到一节装载石块的敞篷车皮时，“小黑皮”说：“就上这辆车。可以一路坐到重庆。”
我们攀着车皮边上的搭攀，轻松地上了车，在车皮装载的白石块上坐了下来。不一会儿，列车就启动了。随着火车加速，凉风飕飕地吹过来。我们拉紧了外衣，随着火车的颠簸，半睡半醒地蜷缩着靠在车皮壁上。一路上，虽然说不上舒适，但也不至于受罪。只有经过隧道时，火车头那边飞扬的炉灰和煤屑，一个劲地朝我们的脖子里面钻。
天蒙蒙亮时，火车开进了重庆兴隆场货车编组站。
“快看，‘小黑皮’一脸煤屑，都成包公了。”“大块头”指着“小黑皮”说道。
“你还不是一样。”“小黑皮”说道。
我们一看，个个脸上都蒙上了一层煤屑。下车后，我们找了个厕所，拿出毛巾，好好地洗了洗脸和脖子。
我们走出车站，到街上买了早点。吃过早饭后，便搭乘公共汽车到朝天门码头，买了去上海的五等舱船票。
15
1971年4月10日。
转眼间，到贵州插队有两年了。我们在外表上，跟老乡的区别越来越小。大家穿着褪了色的、打满补丁、浑身大粪味的劳动服，头上戴着破烂的草帽，脚上都是蚂蟥吸血后留下的瘢痕，全身的皮肤晒得黝黑，挑起担子来，疾走如飞。我们也学会了推“鸡公车”（独轮车），把煤和石灰运到砖瓦窑去烧砖瓦。
只是开春时节，青黄不接，照样没菜吃。为了生存，知青中有人开始出动去偷老乡家的蔬菜和在野外放养的家禽。后来在知青中流传开来，几乎人人都学会了这一招。只是知青聪明，都知道“兔子不吃窝边草”，要偷菜逮鸡，都是去别的地方。偷了菜，往背篓里一扔，盖上衣服就完事。路边遇到放养的鸡，用衣服包住，脖子一扭，回家就是一顿美食。不过，为了不引起房东的怀疑，鸡毛都是趁着夜色，在远处地里悄悄埋了。要生存，哪管什么仁义道德。
俗话说，“纸包不住火”。有一次，在邻近的生产队偷鸡时，被那里的老乡看见并且把我们认出来了。他们到大队部去告状，要求大队干部出面管管。
四月底的一天，“歪把子排长”带着十几个民兵到我们知青点来，要把我们押送到大队部去问话。“歪把子排长”走在前头，背着那杆没有子弹的“汉阳造”，后面的民兵，拿着几根粗麻绳，一付要把我们五花大绑的样子。
“知青娃儿给我出来！”“歪把子排长”扯着嗓子，脖子上的青筋暴起，好像几条蚯蚓。
“出来，出来！”那帮腰上扎着草绳、手持绳索的民兵齐声吼叫着。
“咋回事？”我推开房门，跨过高高的门槛走了出去。他们几个也跟着走到了庭院里。
“有群众反映，你们知青娃儿偷了他们的菜和鸡。”“歪把子排长”恶狠狠地说道。
“哪个说的？空口无凭，叫他拿出证据来。”我也不示弱。
“对，空口无凭。”他们几个帮衬着。
“老子不管你们狗日的证据不证据。请你们跟我们到大队部走一趟。” “歪把子排长”翘起右手拇指，往后一指。几个民兵张开绳索，围了上来。
“狗日的歪把子排长，你嘴巴放干净点。老子不吃你这一套。”“小黑皮”用贵州话大声说。
周围渐渐围了一群来看热闹的老乡。“歪把子排长”狗仗人势，更要耍威风了。须知，在方圆十里，哪个不知道“歪把子排长”捆人的厉害。那些“四类分子”看到“歪把子排长”就像老鼠见了猫。自从复员回乡务农，当了民兵排长，哪个老乡对“歪把子排长”不是点头哈腰的。
“报上你的狗鸡巴姓名和出身来。老子没见过哪个敢和老子顶嘴的。”“歪把子排长”对着“小黑皮”大声吼道。
“你不要鸡巴鸡巴，老子老子的。我才是你家老子。我日你家先人！你去打听打听，我‘小黑皮’怕过哪个？你以为你拿根烧火棍，老子就怕你了？来，过来看看老子脑壳上的刀疤。”“小黑皮”低下头来，让“歪把子排长”看他脑瓜上的刀痕。
“你吓倒我？老子当兵从来没怕死过。说，你到底是什么出身？”“歪把子排长”把枪从肩膀上拿下来，枪管对着“小黑皮”。
“老子三代工人阶级出身，都在上海沪东造船厂当工人。咋的？”“小黑皮”握着枪管，一把推开。“毛主席说，‘工人阶级领导一切’。你狗鸡巴日的，就要接受我的领导，懂不懂？”“小黑皮”也横了起来，脖子上的青筋冒了出来。
“你这个小厮儿，居然敢跟老子顶嘴！老子今天给你点颜色看看。来，把他给我捆上。”“歪把子排长”挥了挥手，几个拿绳索的民兵就要往前捆“小黑皮”。“歪把子排长”举起“汉阳造”，准备拿枪托打“小黑皮”。
说时迟，那时快，只见“小黑皮”一个箭步窜到我们屋子的墙边，抄起一根扁担，“啪”的一下，把“歪把子排长”的步枪打落在地。
“咋样？要动手是不是？”“小黑皮”睁圆了双眼，脑门上暴起青筋，大声吼叫着。
“动手又咋样？老子没得怕的。”“歪把子排长”把袖子一卷，作出要打架的样子。
“那就过来试试。”“小黑皮”也卷起了袖子。
两人在庭院中绕起圈子来。突然，“歪把子排长”把手一伸，想逮住“小黑皮”的手。只见“小黑皮”顺势一把抓住“歪把子排长”的手，往后一拖，猛地一转身，微微下蹲，把“歪把子排长”背到背上，再直起身来，紧紧抓住“歪把子排长”的手，用力往下一摔，让“歪把子排长”脸朝下，来了一个“狗吃屎”。周围的观众全都哈哈大笑起来。平时“歪把子排长”在这一带作威作福，随意捆人，吊打老百姓，这下给治了个底朝天。“小黑皮”替天行道，为老乡们出了一口恶气。
其实老乡有所不知，“小黑皮”刚才使的那一招叫“大背包”，是上海滩上小流氓们专门练的摔跤姿势。看来，“小黑皮”说自己是“控江新村一只鼎”，不是说着玩的。平时在队里干活休息时，老乡们都喜欢跟知青玩摔跤。虽然他们挑担子的力气大，但是要玩摔跤，没有一个摔得过知青的。也许是知青小时候营养好，力气要比老乡大许多。后来，老乡就很少跟知青比力气了。只是这个“歪把子排长”自家生产队没有上海知青，不知道知青的厉害，这回才栽倒在“小黑皮”的手下，出尽了洋相。
那几个民兵，一开始还装模作样地扑上来。我们四人一人操一根扁担，朝他们打去，他们见势不对，拔腿就跑，引来了更大一阵的笑声。
从此以后，附近一带再也没有发生农民欺负知青的事儿了。“小黑皮”也一下成了知青中的英雄。
转眼间，到了夏收季节。全生产队忙着收割早稻，播种晚稻。
有一天，生产队来了一辆吉普车，车上下来了几个解放军。他们走向村头李传喜老人家。不一会儿，他家传出了一片哭声。原来李传喜老人的儿子，就是那个把我介绍到独立师步兵第2团当宣传干事的解放军军官，在老挝参加了志愿军高炮部队，在一次美军飞机的空袭中，不幸牺牲了。解放军走后，县里武装部、民政部和妇联来的干部，带着抚恤金和慰问品，前来安慰刚失去丈夫和儿子的烈士家属。妇女队长和生产队的年轻妇女，也纷纷到他家安慰。听到这个噩耗，我的心一下沉了下去。多好的一个人，如今却天人永隔，再也回不到他亲人身边，再也见不到他的故乡了。他的音容笑貌，一下子在我眼前浮起，久久难以忘怀。
在贵州插队时间长了，知青之间的串门多了起来。渐渐地，有人在精神生活极端贫乏的生活环境中，开始谈情说爱，接触异性，寻找发泄苦闷情绪的突破口。在这股风气影响下，我们生产队的阿华，也在邻近的花园三队，找了一个叫盛明敏的上海女知青。每天吃过晚饭后，他就会去花园三队找盛明敏，两人手挽手，沿着公路，来来回回漫步，犹如上海小青年在幽静林荫道上“荡马路”。每次回知青点，阿华脸上都洋溢着兴奋的红光，嘴上不说，心里喜滋滋的。
“阿华，今天打过kiss了没有？哈哈哈哈。”“大块头”朝我挤了挤眼睛，挑逗地问道。
“没有，哪有这么快。”阿华不好意思地说。
“快了，快了。哪天请我们吃喜糖啊?”“大块头”继续“吃”阿华的“豆腐”。
过后，“大块头”罗匡年长长叹了一口气。毕竟，他是68届高中生，年纪比67届初中生的宋时华和68届初中生的“小黑皮”杨国平大了几岁，然而在找女朋友这件事上，却落在了后面。有时心中烦恼了，他嘴里就会冒出一句“娘希匹”，发泄一下苦闷的情绪。
在我们生产队，我年龄最大，却对男女知青谈恋爱一事抱着袖手旁观的态度。一方面，跟琪琪分手的伤痕至今尚未熨平；另一方面，在现时环境下，连生存都成问题，哪有条件谈恋爱？万一真的谈恋爱结婚，那就得一辈子留在农村，再也别想离开这个鬼地方了。
可是，理智的思索是一回事，激情的冲动又是一回事。
六月的一天，生产队长派我在粮仓外墙上用石灰水写大标语“热烈庆祝中国共产党诞生50周年！”。那天是个艳阳天，万里无云，在烈日暴晒下，我全身不断地淌汗。脱光了上衣，人是凉快了，但晒得受不了；穿上劳动用的百衲衣，一会儿就湿透了。脱下放在打谷场上，不一会儿衣服上的汗水就结成了白花花的一大片盐渍。本来以为刷大标语是件轻松的事，不料进展比想象中要慢许多。
吃过午饭，我到粮仓外墙继续刷标语。一边刷，一边想起了上海学英语时读过的马克·吐温的《汤姆·索耶历险记》里面的一段情节。文章中的小男孩汤姆，厌倦了在篱笆外面刷石灰的单调劳动，用激将法和小玩具，让一群小伙伴替他完成刷石灰的工作，他自己则坐在树荫下，一边啃着其他小孩上贡给他的苹果，一边思考着人生的哲理：同样一件事，“工作”就是一个人被迫要干的活儿，而“玩耍”就是一个人没有义务非干不可的闲事。就象刷标语，如果是刷着好玩，那就是“玩耍”；如果为了生计，那就是“工作”。马克·吐温真有才啊！
休息时，我走到粮仓前面的遮荫棚下，坐在一道矮矮的土墙上。四周透风，又晒不到太阳，顿时觉得凉爽了起来。我一边抽烟，一边继续回味《汤姆·索耶历险记》里的那段精彩片段。
这时，一个少女背着背篼从山坡上走下来。她叫李淑萍，是山坡下一家农户的独生女，14岁，正在念初中。这几天放农忙假，在队里干活挣工分。她一头犹如青丝的黑发，十分光亮夺目。脑门上梳得整整齐齐的刘海下面，是一对水汪汪的大眼睛，单眼皮，看人时格外专注有神。笔挺的鼻子下面，是丰满鲜红的嘴唇，就像在珍珠般洁白整齐的牙齿上，镶上了两颗刚刚采摘的樱桃。她的脸色黑里透红，充满了刚刚发育少女的艳丽和光泽。在农村少女中，很少见到她那样亭亭玉立的身材。她那微微隆起的胸部，走起路来时轻轻颤动，充满了青春的诱惑力。她身上穿着一身洗得微白的蓝布衣裳，脚上是自己做的绣花鞋。走起路来轻轻飘飘，像是一只活泼的小鹿。
“李淑萍。”我叫了她一声。
“哪样？”她甩了甩两根长辫子，朝着遮荫棚走来，脸上泛起了美丽的红晕。
“怎么没去上学啊？”我问道。
“学校放农忙假。”她双手搓揉着辫子，走到我跟前来。
“外边热。坐到这儿来凉快。”我说。
李淑萍把背篓靠着矮土墙放下，在我旁边坐下，双手撑在矮土墙上，双脚悬在半空中，来回晃荡。
“淑萍，有人来提亲了没？”
“老前辈，淑萍不是你叫的。要遭哦。人家还小，什么提亲不提亲的。”李淑萍的脸涨得通红，双眼闪烁出透亮的目光。
我被她淳朴鲜活的美貌打动了。一瞬间，我忘记了周遭环境的存在。
我起身站到她面前，李淑萍也站起来，修长的眼睫毛忽闪忽闪的，充满热情眼神的双目凝视着我，她那鲜红的嘴唇微微颤动着，一对小小的乳房在蓝布上衣下轻轻起伏着。我浑身一阵绷紧，下面的JJ一下子不听话地撑直了起来。我多想把手伸到她纤细的腰部，把她紧紧地搂在自己的怀里，捧着她一头的青丝，用我热情的双唇，不停地亲吻她那樱桃般的嘴唇。我要紧紧搂住她，把她整个身躯抱紧，和她贴在一起，永远，永远。此刻，李淑萍站在我面前，一动不动，有一阵子她闭上了眼睛，仿佛在等待我的亲吻......
我猛地一下往后退了几步，仿佛从梦中清醒过来。我一屁股坐在矮土墙上，情不自禁地轻轻喘着气，眼前一片空白。不，我不能失控。那样的后果太可怕了。
“李天玮，你太坏了。”李淑萍把辫子一甩，从矮土墙边拿起背篓背在身上，一缕烟地奔走了，边走边用袖子擦着眼泪。
我一屁股坐在地上，身子靠着土墙，慢慢厘清混乱的思绪。我想，刚才发生的这一幕，既说不上是感性的爱情，更说不上是理性的爱情。那，到底算什么呢？大概只能说是情欲吧。
16
八月初，知青中起了一阵骚动，原来是贵州省决定从具备高中学历的知青中，抽调一部分人到贵阳、遵义等地担任中学老师，填补在 “清理阶级队伍”与“一打三反”运动中被勒令回农村的一部分老教师的空缺。这使得原来对前途感到渺茫的知青，看到了一丝希望的曙光。
经过报名与甄选，我们生产队的“大块头”罗匡年被选中到遵义四中教书。我虽然也报了名，却没有任何运气，我知道，我的家庭出身又一次挡住了我的出路。
我们买了酒和肉，由“大块头”掌勺，做了几个好菜，为他送行。“大块头”喝得红光满面，为自己能够脱离苦海表示由衷的高兴。我们也衷心祝贺他能得到这次机会，从此衣食无忧。
“谢谢大家！”“大块头”说道，“曙光就在前面，希望各位也能早日离开这个鬼地方。”“大块头”举起粗瓷碗一饮而尽。
当晚我喝醉了，在屋外吐了一地，一股说不出的滋味。
之后，先是“小黑皮”家庭成分过硬，被抽调到国防工厂061当工人。后来“阿华”被抽调到贵阳矿山机械厂当工人。到了年底，我们知青点只剩下我一个人了。 那年春节，我一个人孤伶伶地留在李家湾过年，那种孤独感难以言辞形容，唯有小提琴能表达我的悲愤。整个春节，我唯一的陪伴就是白酒。我对黯淡的前途充满了失望，甚至是绝望。
春节过后，县知青办派人来找我，问我是否愿意合并到其他知青点，可以互相照应。我想了想，觉得也是一个不错的选择。知青办就建议我去前面的花园二队，离县城和火车站稍微近一点，我当场就答应了。
离开生产队的那天，生产队郑队长派了几个老乡，用鸡公车帮我把行李运到新的知青点。在村口，我停了下来，回头望望那个生活了将近三年的村庄，无限感慨。我们在那种极为艰苦的环境中，能够生存下来，真要感激上苍的怜悯和老乡的善良。可是，那真的不是我们的自由选择，我们是时代的弃儿，是被发配到这个“夜郎国”来的，就象古代的囚犯一样，尽管我们是无辜的，是政治运动的牺牲品。
我站在公路边上，远望我们知青点门前庭院那儿聚集的老乡，心中默念着徐志摩的《再别康桥》：
轻轻的我走了， 走了半个多小时，来到了花园大队第二生产队。这个生产队平坝多，坡地少，所以要更加富裕些。队里的老乡，多半住在山下，一家挨一家，像一个江南的村落。
到了村口，队长已经在那里等我们了。队长姓王，个子不高，肤色黝黑，双目有神。他头上包着一条白色的头巾，脚底是一双草鞋，上衣披在肩上，正蹲在地上抽叶子烟。看到我们来了，他把烟锅里的烟灰抖掉，用手灭了烟叶，站起身来，伸出双手。
“欢迎，欢迎。欢迎来我们队的知青点。我叫王成贵，是花园二队的生产队长。”
“我叫李天玮，是李家湾的上海知青。”
“我领你们去知青点。”队长热情地说。
我们跟着队长来到了一个小院子。一共五间房。
“那间是你们房东孙天德的屋子。孙天德～”队长朝着最左边的两间瓦房大声喊道。
从屋里走出一位老农，个子蛮高的，穿着一件打着补丁的蓝色长袍，头上也包着白色的头巾。
“哦，来啦。欢迎。”他伸出手来和我握手。随后他指着中间那间屋子，说，“那是两个女知青的屋子。你的在隔壁。外头那间小屋子是厨房。”
他打开房门，跨过高高的门槛，领我走进屋子里。这间屋子比我们原来的小，但对一个人来说足够大了。屋里摆了两张床，一张方桌，两条板凳，还有几件旧的农具，估计是原来住在这儿的知青留下的。李家湾的老乡们把我的行李放下后就准备回去了。临走，我给他们一人递上一支香烟，他们点燃后，就高高兴兴地回生产队了。
我打开行李袋，拿出一块肥皂，送给了房东，他也眉开眼笑地离开了。
我正在整理行李，门口响起了一个女孩的银铃般的声音：
“我们可以进来看看吗？”
说话的是一个皮肤白里透红的女孩，圆圆的脸，中等个子，一双滚圆的双眼皮大眼睛水汪汪的，在微翘的睫毛底下一闪一闪，像在说话似的。鼻子说不上笔挺，但也满好看的，宽宽的嘴唇丰满有力。她剪着一头短发，身体长得结实，一对乳房高高耸起，显得格外健康。她穿着洗得很干净的一身旧衣服，裤腿卷到膝盖，露出一双晒得黝黑的小腿，像是西方静物画中曲线优美的一对高颈花瓶。她的脚上穿着一双洗得略微发白的解放鞋。
“我叫沈亚蓉。是桐梓县中68届初中知青。这是我的同学施明仙。”
她指了指身边那位羞答答的女孩。那女孩个子矮小，身材滚圆，像是一个圆木桶。她梳着两根长辫子，显得更加矮小了，不过她的五官并不难看，肤色偏黄。她穿着一件红色灯芯绒的上衣，底下是一条咖啡色的长裤，脚上也是一双解放鞋。
“哦，欢迎，欢迎。请进！”我抬起头来，朝他们微微一笑。“我叫李天玮，66届高中知青，上海人。从李家湾生产队来。知青办说是要合并知青点，方便互相照顾。”
“对呀，今后我们就是一家人了。”沈亚蓉觉得这话好像说得不对，脸色一下涨得绯红。
“快请坐。”我端开板凳，请她俩进屋坐。
两人坐下后，沈亚蓉开始仔细打量起我的房间。她一眼瞅到我的小提琴，眼睛一亮，大声说：
“你会拉小提琴？太好了，以后教教我好吗？我以前是桐梓县中文艺宣传队的，喜欢唱歌跳舞。要是再能学一样乐器，不就更加多才多艺了吗？”她眉飞色舞地说。
“今晚我来烧几个好菜，算是给你接风。不过以后你也要参加值日。不可以偷懒哦。”她露出一对酒窝，笑着说。
跟她沉默寡言的同学施明仙相比，沈亚蓉可谓是快人快语。这样的性格我喜欢。
搬到花园二队的第一个赶场日，风和日丽。生产队的老乡们挑着自留地里种的黄芽白、卷心菜和萝卜，进城赶集去了。施明仙也一大早背着个挎包，到桐梓县城去看父母了。
我把《开塞小提琴练习曲36首》挂在门板钉子上的两个木头夹子下，拿出小提琴，开始练习第33首练习曲。整首乐曲尽管有大量的连顿弓，曲尾有好几个双音与和弦，但是整首曲子旋律流畅优美，很适合发挥我那把斯特拉迪瓦里仿制琴的特色。
我才拉了前面几个乐段，耳边就响起了沈亚蓉的银铃般的声音：
“哟，一大早就起来练琴啦。拉得真好听。”
“刚刚开始呢。你喜欢听，就到屋里搬条板凳出来坐下听。”
“我还是站着听吧。”她轻轻一晃乌黑的短发。“你继续练。我不妨碍你。”
我一口气练了半个小时，拿着小提琴朝屋里走去。
“休息一下。进屋吧。”
我把琴放进琴盒关好，掏出一支香烟，点燃后抽了一口。
“那天你答应教我拉小提琴。说话要算数哦。” 沈亚蓉认真地说。
“好吧。”我说。
“哟，听起来好像不大情愿嘛。说得干脆点。”
“好。”我大声说。
“先生受小女子一拜。”她站起身来，头一低，双手作了个揖。
“哈哈哈，免礼，免礼！”我被她逗乐了。
“老师，你练的乐谱麻麻扎扎的，像豆芽菜一样。那是什么乐谱呀？”
“那叫五线谱。你平时看到的乐谱叫简谱。那容易认，但到了高音区，认谱就很困难。所以要学好小提琴，先要从认识五线谱开始，还要学习一些基本的乐理知识。”
“那你先就教我认五线谱吧。”
我拿出一张信纸来，在上面画了几道平行的五线，开始教她五线谱的基本知识。随后，我把小提琴递给她，教她如何持琴和持弓。她虽然平时嘻嘻哈哈的，学起小提琴来倒蛮认真的。
不知不觉地，很快就到了中午。
“今天本来该你值日，但是你收下了我这个学生，我要报答一下。今天我来露两手，给你做好吃的。”沈亚蓉说道。“我去做饭。饭好了，我叫你。”
不一会儿，午饭做好了。一个菜是蒜苗炒回锅肉，另一个菜是辣椒炒黄芽白。还有一个豌豆尖汤。都是我爱吃的。我拿出装白酒的军用水壶，倒了一碗苞谷酒。
“好吃吗？”沈亚蓉问道。
“嗯，真好吃。”
她开心地咯咯笑了起来。两个酒窝深深地陷进了脸颊。
“你们本地知青招工进城的也有好几个了。你和施明仙大概也快了吧。”我试探着问道。
“暂时一、两年大概没什么指望。”她叹了口气。
“为什么？”我问道。
“我家爸爸解放前参加过国民党，是集体加入的那种。虽然问题不算严重，但毕竟是个历史污点，一时轮不到我们啰。施明仙的爸爸是工商地主，更加没有指望了。”
“我比你倒霉。”我啜了一口酒。“我爸爸是右派，文革开始时自杀了。所以我们队里的上海知青都走了，也轮不到我。我算是倒了霉了。”
“不要这么想嘛。”她劝我。“你没听说过‘船到桥头自会直，柳暗花明又一村’吗？想开点吧。”
“现在的社会讲究成分。出身不好的，哪有什么机会？”我叹了口气。
“不过，现在社会上有人开始拉关系，开后门。你没听说，那些高干子女，一个个全都开后门去当兵了吗？人家哪像我们，只要家里没多大问题，到农村镀镀金，就一个个全远走高飞了。”她眼睛瞪得大大的，开始生气起来。
“是啊。特权阶级永远有特权。我们平民百姓家出来的，只有给人踩在脚底下。”我端起粗瓷碗，又啜了一口酒。“那些当官的说的比唱的还好听。他们对老百姓说是为人民服务，其实个个为自己和家人捞好处。愚昧的老百姓，还真的把他们当作救世主了。岂不知，他们推翻国民党，改朝换代，就是为了打倒旧的统治阶级，自己骑在人民头上作威作福，鱼肉百姓。”
“李天玮，你喝多了。”沈亚蓉劝我。“你这是右派言论喔。可能你爸当年也是这样发牢骚，当上右派的。”
“怕啥？老子是知青，是社会最下层的老百姓。他们要抓就来抓呗。进了监牢还有牢饭吃，哪像我们，饿死了也没人管。”我气乎乎地嚷道。
沈亚蓉叹了口气，伸出手，轻轻抚摸着我的背。
“不要急。让我想想办法。对了，我爸在工商局工作，虽然有历史问题，吃不开，但是他熟人多。人家当官的开后门，咱们也找熟人开后门。早晚会找到出路的。”
我端起粗瓷碗，一口气把碗里的苞谷酒全喝了。接着斟满，又一口气把酒干了。不一会儿，我感到了头晕，在沈亚蓉的搀扶下，上床倒头就睡。
17
1972年4月10日。
转眼间，到贵州桐梓插队，已经有整整三年了。
五月初，一连下了几天大雨。有天早晨起来，我准备到知青点下面的沟渠里去挑水。打开房门一看，门前的官渡河水都把底下的沟渠淹没了，快涨到坡前的石板台阶上了。土黄色的波涛汹涌翻滚，像一条粗壮的黄龙，从门前疾驶而过，伴随着的是震耳欲聋的喧嚣声。往日的公路和田里的庄稼，全被无情的洪水吞没了。
“那是四川过来的洪水。几十年没见过了。”房东老大爷站在家门口，抽着叶子烟，扯着嗓门跟我说。“原先听老人说，官渡河的尽头在燎原镇的蟠龙洞洞口，那里直通东海。今朝不知道是怎么回事儿，发了这么大的水。莫非是东海龙王爷生气，不让过了？你看，底下坝子上全淹了水，刚插下的秧苗全泡汤了。看来队里要准备好香火，好好祭天了。”
中午，队长穿着蓑衣，戴着斗笠，到我们这里宣布，全队下午两点到打谷场集合，烧香摆酒祭天。
等我们到达打谷场时，雨停了，全村老老少少差不多全聚集在那儿了。坝子上已经摆好了供桌，供桌中间放着一只不知从哪儿弄来的腊猪头，旁边是一只白斩鸡和一盘腊肉，还有几盘水果和糕点。四只盛满苞谷酒的粗瓷碗成弧形放在香炉的前面，青铜色的香炉里燃着粗大的香柱，袅袅的烟雾缭绕升腾，营造着一种神秘的气氛。
“现在我宣布，花园二队祭祀仪式正式开始。”生产队队长王成贵大声宣布。“请法师。”
打谷场上一片寂静，连奔跑着的小孩也停了下来，喂奶的妇女把奶头使劲塞到婴儿嘴里，大家全在期待着法师的出现。
不一会儿，法师在队长的带引下，走向打谷场中央。法师约莫五十来岁，留着山羊胡子，双目炯炯有神。他头上戴着一顶八卦帽，身着淡灰色的法衣，脚上缠着绑腿，脚下是一双黑色布鞋。众人纷纷回避，让出道来。只见法师手持拂尘，踱着方步，口中念念有词，走向供桌。他先向供桌作揖祭拜，然后转身对着官渡河念了一段祭祀经文，扬起拂尘挥了三下，踩着碎步绕了三圈，头一仰，竟从口中喷出一团火来。老乡们全惊讶地喊出声来。接着，法师对着官渡河行了稽首礼，点燃了一张用朱砂写在黄纸上的符咒，大声嚷道：
“全村男女老少跟我念：
‘天灵灵，地灵灵，太上老君急急如律令......’”
老乡们虽然听不懂法师在念什么，但都虔诚地嘟嘟哝哝模仿着他念的经文。好在经文不长，法师最后大声领诵：
“保佑全村百姓免受洪涝之灾！”
这句话大家都听明白了，于是齐声大喊：
“保佑全村百姓免受洪涝之灾！”
仪式结束后，老人、妇女、儿童都各自回家了。青壮年们则一窝蜂地朝着河边跑去。原来，洪水从上游不但携带着枯枝树叶迅疾奔驰而过，而且还把官渡河上游一个林场的圆木夹带了过来。老乡们纷纷拿着锄头、扁担，伸向水面，想把圆木勾过来，带回家。
“逮到一根。”一个年轻的老乡高兴地大喊。
过不久，另一个老乡也兴奋地喊起来：
“我也得一根。”
前前后后，老乡们勾到了十来根圆木。他们正要扛着圆木回家，突然有人大声嚷道：
“看，那边过来的白的是啥子？”
“是大白猪。”
“把它们逮到。”
老乡们一起又冲向河边。在奔腾喧嚣的河水中，果然有几头白猪在洪水中上下漂浮挣扎。有人用绳索套过去，居然套着了一头大肥猪。
“太好了。今晚大家都可以打牙祭啰！”一个小伙子高兴地喊道。
几个年轻人使劲把大肥猪拖上来，死死按住，用绳索把它捆起来。大肥猪声嘶力竭地嚎叫起来，整个山坳里都回响着它的凄厉的嘶喊。有人从家里拿来了一把砍柴刀和装猪血的木盆。一刀下去，血从脖子那里喷溅了出来。毕竟不是专业的屠夫，那猪死命一挣扎，居然带着砍柴刀满院子蹦跳着跑了起来。几个小伙子扑上去，把它死死按住，抽出砍柴刀，连连砍了几刀，大白猪这才躺在地上一动不动了。身上沾满猪血的年轻人，赶快把猪血放到木桶里，然后烧了一大锅水，没有给猪吹气，就把它扔进大锅里烫毛了。开膛破肚后，众人七手八脚地把猪肉分割了。我们知青也分到了五斤左右的一块腿肉。
“今晚吃回锅肉。”沈亚蓉决定。
“好。”
我们差不多有一个月没有沾荤了，现在有了天赐的猪肉，哪有不吃之理？沈亚蓉把猪肉切好块，放进大锅里煮。不一会儿，那香喷喷的猪肉味道就从厨房里飘了出来。
我蹑手蹑脚地走进厨房，也顾不得烫，用漏勺从锅里捞出了一块又白又肥的猪肉，一边使劲吹气，一边塞进嘴里就吃了起来。
“吃不得。”沈亚蓉大声嚷道。“还没有熟透呢！”
“香味都出来了，有啥吃不得的？”我满不在乎地一边吃肉一边说。
“要遭，要遭。”沈亚蓉生气了。
晚饭是回锅肉、辣椒炒卷心菜，还有一个是骨头汤，在我屋里的方桌上吃。我真吃得来劲，突然肚子一阵痉挛。
“不好，遭了。”我捂着肚子，向着茅房飞奔而去。
刚脱下裤子，一阵稀屎狂泻而下。接着我止不住地呕吐了起来，酸臭味弥漫在猪圈大粪的糟辣椒的酸臭味中，变本加厉地向我袭来。刚回到屋里，肚子里一声咕噜，我知道大事不好，赶紧奔向猪圈。在那里，又是一阵狂吐乱泻，伴随着一阵阵的噁心。走出猪圈，我不禁打了几个冷颤。
短短一阵子，我已经连着去猪圈五、六回了。这饭是再也没有胃口吃下去了。我从热水瓶里倒了一点开水，从箱子里的药品堆里找到几片氯霉素药片和药用炭片，赶紧吞下去。一瞬间，我浑身的力气似乎完全从身上溜走了。我有气无力地坐在床上，肚子一阵一阵地疼，浑身不舒服，额头上净冒冷汗。过了一会儿，我衣服都顾不得脱，拉过被子就在床上躺下了。
两个女孩似乎给吓着了，过了一阵子才反应过来。施明仙悄悄地把碗筷收好，拿到厨房去洗了。沈亚蓉走到我跟前，在我床边坐下。
“你看，你就是不听我的话。我跟你说，肉还没有完全熟，吃不得，你偏不信。这下遭了吧。”她生气地说。“现在好点了没有？”
“好点了。只是浑身无力。”我有气无力地说。
“我再给你倒点开水来。”她又去端了碗开水。“你这个样子不行，要好好卧床休息。来，我帮你把衣服脱了。”
我实在没有力气了，只好听任她摆布，脱了衣服，盖上被子。那冰凉的被子一盖到身上，我不禁打了个冷颤，随后开始发抖。沈亚蓉用手摸了摸我的前额：
“不好，有热度。我去给你拿点药来。”
一会儿，她从自己屋里拿来了退烧药、止痛片和几片黄连素，扶我起来，喂我吃药。施明仙的影子从门口一闪而过。
“施明仙，你先睡吧。我来照顾李天玮。”
“要得。”施明仙回屋休息去了。
“好可怜哦，李天玮。一个人出门在外，身体要自己当心。不能乱来。你家人知道了，急都要急死了。”
我昏昏沉沉地不知何时睡着了。
醒来时，只见沈亚蓉头枕着手臂，在桌子旁打瞌睡。
可能是该拉的都拉完了，也可能是沈亚蓉给我服用的黄连素发挥了药效，我不再有腹泻的感觉了。但是在被窝里，我一阵冷一阵热，浑身难受。全身的冷汗，一会儿浸湿了被子，一会儿又被我灼热的体温焐干了。我不禁又连连打起冷颤来。一会儿，我迷迷糊糊地哼了几声“冷，冷。”，就又睡着了。
半夜，我睁开眼睛时，屋里一片漆黑，显然沈亚蓉把灯吹灭了。迷迷糊糊之中，我被身上压着的重物弄醒了。我伸手摸去，是人的温软的肉体。不知什么时候，我的衣服全脱光了，身上是一个女人裸露的躯体。我以为是在做梦。但我感到了女人的一对丰满的乳房在我身上摩擦，我甚至感到了女人丰腴的大腿在我两腿上面的压力。我借着室内昏暗的光线，抬头一看，是沈亚蓉。她全身赤裸，伏在我的身上，正在用身体为我按摩。她那灼热的亲吻，那富于弹性的乳头，那柔软而丰腴的大腿，那屁股上的细腻的皮肤，还有她下身在我下身上的轻轻摩擦，唤醒了我的动物本能，我的JJ一下子竖起来，一股动物的原始冲动，占据了我整个的身心。我把沈亚蓉的身子翻转过来，一下子压住了她那青春的身躯。
“我崇拜你，天玮，我爱你。”沈亚蓉呻吟着说。
18
我和沈亚蓉一开始是偷偷摸摸地约会，发生关系。到了1972年冬天的农闲季节，就不再顾忌别人的风言风语，开始公开同居了。
在此之前的七、八月份，传来了招收工农兵大学生的消息。一时间，知青当中议论纷纷，大家都以为有了盼头。谁知贵州远离皇城，什么政策到了这里就会走样。说好的“群众推荐、领导批准” 的招生条件，完全成了走过场的表面形式，不少从“五七干校”刚刚解放的老干部，利用职权和关系，大走后门，纷纷占用招生指标，安排自己的子女上大学。省、地一级的干部占用的名额有多余，县级机关的干部又赶紧抢走。只有极个别的名额，才分给知青中的“典型人物”。没有背景的普通百姓家庭的知青，只有唉声叹气的份。
俗话说，“上梁不正下梁歪”。上面搞不正之风，下面老百姓也有样学样。“走后门”成了社会风潮。小小的桐梓城关镇，一些“吃得开”的单位的主管和具体负责的办事人员，家家门庭若市。在县城，流传着“‘手榴弹’（好酒），‘二十响’（好烟），打遍桐梓无敌手”的民谣。拉关系，开后门，成了风靡一时的社会风气。
春节过后，沈亚蓉从县城回到生产队，满面春风，喜气洋洋。
“怎么这么高兴？”我问道。
“不告诉你。”她大笑起来，两个酒窝简直快飞出来了。
过了半晌，她才说：“我要离开这里去城里当售货员了。”
细问之下，她才说，她父亲托熟人找了知青办和商业局的主管领导，弄到了一个商业系统的招工指标，后来又通过其他关系，把该办的手续全办完了。这次回来就离开农村，脱离苦海了。
她见我闷闷不乐，走过来搂着我的肩膀，说：
“别多心啊！我也在为你想办法呢。幸亏我们没有结婚，还有回转余地。不然按照政策，已婚知青是不能上调返城的。前两天，我把我俩的事告诉了家里，我爸答应帮忙。只不过有些具体的交涉，还要你亲自出面跑动。”
她告诉我说，目前县文化馆有个招工指标，我正好有文艺特长，有机会争取到。只是县文化局局长仅仅知道她爸，关系不怎么硬，所以要靠“手榴弹”（好酒）和“二十响”（好烟）开路。
我说，“这怎么可以？上门贿赂这样的事，我做不了。”
她说，“你不做，别人也会去做。你以为那些当官的没你，他们得去喝西北风了？再说，人不为己，天诛地灭。现在你的出路有了一线曙光，你再不去争取，难道甘心在农村一辈子？何况，你有了稳定工作，我们结婚就有指望了嘛。”她揪着我的脸颊使劲拧了拧。
我沉思了半晌，叹了口气，说，“那我就去试试。”
“这才对头。”她搂着我的脖子亲了一口。
我俩商定，我送她回城时，就办理此事。她爸在县工商局工作，熟人多，可以托人去弄茅台酒和高级香烟。我和沈亚蓉就去相关单位跑动，特别是文化局和知青办。
第二天一早，沈亚蓉把简单的行李整理好，跟我一起到队长家和其他几个要好的老乡家告别。
队长放下了平时的架子，真诚地说：
“说老实话，你们知青到我们农村来，我们心里是不愿意的。知青贡献劳力不大，却要分去我们农村有限的资源，一个知青一年要分去百把斤粮食，队上还要额外负担你们的安置工作，乡亲们背地里都有意见。只是看到你们知青远离父母，到农村来吃苦，我们也觉得很可怜。现在你们要离开生产队，虽然有些舍不得，但我们不会拖你们的后腿。希望你们有个好前程。”
队长提出要派人送沈亚蓉到县城，她说，行李很简单，不用了。
我用箩筐挑着她的行李，她自己也背一个背篓，两人说说笑笑就进城了。
沈亚蓉的家在城关镇的一条老街上，房子很旧，但地方不小。进了屋子，和她爸妈打了招呼。她爸大致上知道了我们的关系，闲聊了几句，就外出找人帮忙去了。沈亚蓉的母亲长得跟她很像，十分精干。她笑眯眯地打量着我，使我觉得很狼狈，像是干了什么坏事似的。
“不要拘束嘛，李天玮。就当作是回你上海老家好了。” 沈亚蓉说。
“不要客气，小伙子。一回生，两回熟。熟了以后就好办了。”她母亲说，“今天就在我家吃饭。过一会儿，我给你们整几个好菜，你和她爸爸两个大男人喝点酒，庆贺我家亚蓉回到爸妈身边。”
“谢谢伯母。”我说。
快到中午时，沈亚蓉的爸爸回来了。他带回两瓶茅台酒、四条花溪牌香烟，还有一些紧俏的商品。
“我把知青办主任和县文化局局长家的地址都抄在这张纸上了。等天黑了，你们两个就去登门拜访。大白天去，怕影响不好。这位小伙子，记住了，送礼要懂得技巧。要把你的名字和生产队的地址写好，夹在礼物里。人家才记得怎么来帮你。”
“谢谢伯父。”
“来，来，来，开饭啰！”伯母把精心烹调的菜肴端上饭桌，摆好碗筷和酒杯，四人一起庆贺沈亚蓉回到父母身边，即将开始新的生活。
下午，沈亚蓉陪我在县城逛了一圈。到了华灯初上时分，我们回到她家。匆匆吃过晚饭后，我俩就出门去办事了。
我们决定先去县文化局局长家，因为要局长点头了，有了要人单位，才可以去知青办要招工指标。而且上次沈亚蓉办手续时，已经去过知青办主任家，相对来说，那一关比较好过些。
县文化局局长家在县委大院里。家家户户灯火通明，正在吃晚饭。
“刘局长在家吗？”我敲了敲他家的大门。
“刚吃完饭呢。请进。”说话的是一个四十来岁的妇女，一头短发，穿着一件列宁装，看样子是局长夫人。
“请坐。”从里屋走出来的是一个头发有点花白的老头，一件洗白的旧军装披在身上。
“谢谢！”我说。
我和沈亚蓉在他家的两张单人小沙发上坐下。然后我把装有一瓶茅台和一条花溪牌香烟的塑料袋放在两张沙发中间的茶几上。
刘局长在一张长沙发上坐下后，拧亮了身旁的落地灯。屋子里亮了点，也多了几分温暖的气氛。
“刘局长，我爸爸是工商局的沈宏彬，我是她姑娘。”沈亚蓉说。
“哦，你爸爸是工商局的沈宏彬？我听说过他。他过得还好吗？”沈局长问道。
“好。这位是我一起插队的上海知青李天玮，也是我的男朋友。”沈亚蓉大方地介绍。
“好好。上海知青在这里生活不容易啊。当年我们部队打上海，那个地方真大。以后有机会一定要去玩一趟。”
“欢迎以后到上海玩。刘局长，听说你一路打到贵州，立了不少战功啊。”我说。
刘局长高兴地说，“啊，那都是以前的事啰。不谈了，不谈了。小伙子，你今天找我有什么事啊？”
“刘局长，我听说县文化馆有一个招工名额，想请你帮忙，让我有机会去试一试。”
“好啊。你有哪些特长啊？文化馆不是任何人都可以进去的呀。”
“我是66届高中生，会拉小提琴，学过作曲和指挥，也会写一些文艺宣传方面的材料。”
“我看行。你可以去试试。你把名字和地址留下来。”局长说。
“我的名字和地址都已经写好了。”我站起身来，从装烟酒的塑料袋当中抽出预先准备好的纸条递给刘局长。
“我们就不耽搁您休息了。”我拉着沈亚蓉就要朝门外走。
“哎，等等，小伙子。你忘了把东西带走了。”刘局长站起来说。
“那是我表示感谢的一点心意。请您收下。”我涨红了脸说道。
“那就恭敬不如从命了。”刘局长朝装烟酒的塑料袋里瞟了一眼，满面红光地说。“明天我就去跟文化馆陈馆长打个招呼。小伙子，回去就静候佳音吧。”
走到外面，我紧绷着的心才放松了下来。回到沈亚蓉家，我们拿了礼品，又去走访了几个关键的人物，全都顺利地打通了关节。看来，“糖衣炮弹”的威力还是不小的。
一星期之后，我接到了上调到县文化馆工作的调令。从此，从一个绝望的底层知青变成了一个衣食无忧的国家基层干部。
19
“不久，我和沈亚蓉就结婚了，以后就有了女儿。我在县文化馆工作一直到退休。不幸的是，沈亚蓉在前年罹患乳腺癌过世了，如今只剩我们父女俩相依为命。”李天玮叹了口气。
“那当年上海知青绝大部分都返回上海了，你怎么没有回呢？”我问道。
“当时知青返城政策规定，如果知青已经分配工作或结婚，就不能返城。虽然听说云南插队知青和农场知青，有不少通过离婚或辞职回到了上海，有的甚至在那里留下一笔孽债，抛弃了自己的亲身骨肉。但是我能这么做吗？要不是沈亚蓉那次照顾我，我可能会因为急性肠胃炎而死在乡下了。况且，我们有了那么可爱的女儿，我能抛弃他们一个人回上海吗？像我们这样的苦命人，在哪儿不都是为了求生存？活在上海和活在贵州，有差别吗？再差，也比当知青好。知青就是中国社会的贱民阶层，和印度的贱民没有什么两样！二战时期，德国占领区的犹太人都要佩戴饱受羞辱的犹太人臂章。我们中国知青的臂章，是戴在我们心里的。它永远伴随我们，直到我们离开这个世界！”李天玮越说越激动。
“没错。”我同情地说。“现在居然有人说什么青春无悔！知青年代的荒唐岁月，在他们看来值得回忆，因为那段共和国的历史，造就了他们。戳倷，讲得好听。既然青春无悔，那就把他们的子女送到乡下去，再来一次上山下乡运动好了。甚至再搞一次文化大革命。什么屁话！中国的愚民，真是不可救药。”
“好了，我们不发牢骚了。发牢骚也没用。还是我来为你拉一段西班牙作曲家和小提琴家萨拉萨蒂作曲的《流浪者之歌》吧。”李天玮说道。
“太好了。我的小提琴技巧还没达到这个程度。正好可以向你学习学习。”
李天玮走向方桌，打开琴盖，取出他那把德国仿制的意大利名琴。他调了调音，等到四根弦都发出了和谐的双音后，他拉了一段音阶，作为热身。随后他稍稍沉思了一下，把琴弓举起，开始演奏。
一开始，李天玮用满弓在小提琴的G弦上奏出了乐曲深沉的主题，随即迅疾地通过一连串的琶音，在E弦的高把位上中止，然后又回到G弦，用满弓奏出c小调的主音，强调出乐曲凄凉悲愤的主题。接着是一个充满吉普赛旋律的乐句和两个强劲有力的和弦，然后是一整段起伏跌宕的华彩和一个和音拨弦，作为第一部分的结束。
李天玮的演奏深沉有力，如泣如诉，却又不乏华丽的小提琴演奏技巧的展示，形象地表达出一个吉普赛流浪者对于人世间脆弱生命的感慨和对于浪迹天涯人生的无奈。我的眼前似乎出现了一个胡子拉碴、衣衫褴褛的吉普赛流浪者的形象，他手握空酒瓶，趔趄行走在银色月光笼罩下的寂静的石板路上，哼着吉普赛小调，向世人叙述自己的悲凉人生，抗议社会的冷漠与不公。 李天玮稍作停顿后，用缓慢的双音、颤音以及揉弦，开始了第二乐段的演奏。在这段演奏过程中，李天玮一开始紧闭双眼，左耳紧贴小提琴腮托，全神贯注地融入在音乐悲怆的感情色彩中。在叙事曲风格的前半部分，乐曲描绘出一幅亚细亚古老荒漠的景色：在夕阳映照之下的古道尽头，随风传来了牧人的笛声和羊群的铃铛声，吉普赛流浪者迈着艰难的步伐，走向远处炊烟袅袅的村庄，随着沙漠绿洲的出现，流浪者的心中燃起了一丝生存的希望。生命的召唤，唤醒了他那吉普赛人不屈不饶的求生意志。
李天玮突然睁开双眼，充满激情地开始了第二部分下半段的演奏。他借助琶音、滑音、变奏、反复、自然泛音和人工泛音、跳弓、左手拨弦等演奏方式，用大幅度起伏的华彩乐句，表现出吉普赛流浪者蹒跚地走在大起大落的人生旅途时，对于命运变幻莫测的无奈感叹，对于世道不公造成的不幸遭遇的愤怒呐喊，以及对于美好幸福生活的强烈诉求。
接着，李天玮在小提琴琴马上放置了一枚弱音器，开始了《流浪者之歌》第三部分的演奏。乐曲在这一部分采用了匈牙利吉普赛民间音乐的旋律，节奏进一步放慢。经过弱音器的音效处理，音乐变得空灵飘渺，忧悒的色调给这一部分的描绘抹上了伤感的色彩。
李天玮用全弓、揉弦、滑音、颤音、琶音等演奏手段，细腻地掌控强弱和速度，栩栩如生地刻画出吉普赛流浪者对于人生和身世的感怀与深思。伤心欲绝的往事，如灰暗阴沉的天空，无情地压制着流浪者企图摆脱厄运的求生意志。人生的路途是如此遥远，荆棘丛生，人世间又充满了多少的无奈与不公，难道吉普赛人命该如此，活在世上就像蝼蚁般的卑微？李天玮的眼眶中盈满了泪水，此时此刻，他的琴声和他的心灵已经化为一体。对李天玮而言，吉普赛流浪者不幸的命运和人生，不就是他自己的写照吗？
李天玮把弱音器放回之后，激情满怀地开始了最后一段乐曲的演奏。只见他时而左手拨奏，时而右手拨奏；时而跳弓，时而滑奏；时而自然泛音，时而人工泛音，在极速快板的节奏之下，用高难度的小提琴演奏技巧，呈现出焕然一新的狂欢场景和热情洋溢的愉悦气氛。
这是一段活泼粗旷的吉普赛舞曲，风格跟前面的截然不同。音乐由缓慢的节奏突然转为狂飙式的吉普赛舞蹈音乐。忧悒悲伤的情绪也一下子转换成乐观热情的亢奋，仿佛有一群吉普赛人围着一堆篝火，拉着小提琴和低音提琴，弹奏着匈牙利扬琴和手风琴，豪迈狂放地载歌载舞。这段充满激情的音乐，不禁令人联想到墨西哥电影《叶塞尼亚》开头叶塞尼亚热情奔放的吉普赛独舞、法国电影《巴黎圣母院》中埃斯米拉达的放浪不羁的吉普赛手铃舞，以及法国歌剧《卡门》中吉普赛女郎卡门表达坚强无畏个性的咏叹调。吉普赛民族特有的乐观向上的性格和不向命运和世俗屈服的精神，在这段音乐中表露无遗。
千百年来，吉普赛人这个流浪民族，乘着大篷车，历尽艰辛，饱受沧桑，经过长途跋涉，从印度、波斯、中东，再到东欧和西欧，直至散布在全世界的版图上。他们没有固定的住所，以乞讨、行窃和算命为业。他们时刻面临着饥饿、寒冷和疾病的威胁。但他们又坚持恪守自己的民族传统，刻意与主流社会保持距离，因此在许多国家都被视为“二等公民”，是人类社会中一个独特的社会群体。
今日的知青，何尝不是一个独特的社会群体？他们在应该受教育的时代，卷入了文化大革命的洪流，或成为专政体制下的打手，或成为政治迫害的对象。他们在应该就业的年代，被变相流放到边疆和农村，无异于古代的发配充军。在返城之后，他们面临着就业和住房的危机。在他们生育的最佳时分，又受到“独生子女”政策的掣肘。等到改革开放，他们首当其冲，成为“下岗”裁员的对象。如果说，吉普赛人的流浪，是他们自我选择的一种生活方式，怨不得别人；那么，知青的人生之路，则是时代的弃儿之路，在这条路上，他们没有选择，没有尊严，俨然是社会最底层的贱民一族。他们的青春是被彻底摧毁的青春，而绝不存在什么“无悔”的青春。
俗话说，“人生如戏，戏如人生”。小提琴独奏曲《流浪者之歌》，可谓是两者最密切的交织。它描述的是吉普赛人跌宕起伏的命运和人生，以及这一民族内在的奔放不羁的性格和传统。在萨拉萨蒂的神来之笔之下，吉普赛人的坎坷命运和苦难历程，他们的悲哀与伤感，还有不向世俗妥协的勇气和难以磨灭的乐天性格，得到了最逼真的描绘。正是这样的音乐，通过李天玮的演奏，在我的心中引起了强烈的共鸣，使我对他的不幸遭遇和磨难，产生了深刻的同情。李天玮演奏的《流浪者之歌》，就是他本人经历的真实写照，也是我们知青在这不幸的蹉跎岁月里吟唱的《流浪者之歌》。
尾声
汽车疾驶在兰海高速公路上，车内传出的发动机的轰鸣声，就像搭乘客机时机舱里听到的飞机发动机的声音一样。我打开收音机，电台里正在播放日本青年小提琴家诹访内晶子演奏的德国作曲家布鲁赫的《g小调第一小提琴协奏曲》的第二乐章。那如泣如诉的小提琴旋律，在诹访内晶子的极为精湛的表达之下，深深地打动着我的心弦，引起我内心强烈的共鸣。
在我们生活的地球上，人类也许不得不经受各种各样的磨难，人生也许充斥着难以诉说的无奈，人也许在环境的压迫之下显得极其的卑微，但我们求生存的欲望又是那样的强烈，使得我们能够披荆斩棘，赴汤蹈火，为自由，为尊严，为明天而生，为未来而活。
汽车到达娄山关关口时，正值夕阳西下时分。我把车泊在停车场后，沿着山间小径，走到一处观景台。强劲的西风扑面而来，穿过身后的松林，发出阵阵的松涛声。我举目远眺，峰峦起伏的林海一望无际。猩红色的落日，正在缓缓下沉。四十多年前，在这同一个地方，我和公社的几十个知青，在徒步游览了桐梓小西湖之后，也是在这个时分抵达娄山关的。那时的我们，是多么的年轻，多么的惆怅。在血色黄昏里，谁也没兴致去回顾历史，大家更多担忧的是：晚饭吃什么？商定之后，决定在回家的路上去偷老乡的蔬菜，最好能逮上几只鸡来打牙祭。
此刻在凛冽的寒风中，我的思绪变得格外的清晰。回想起在贵州桐梓县娄山关公社插队的日日夜夜，对比今日在海外的移民生活，我为自己感到庆幸。我想，我这一辈子作出的最明智的决策，就是移民到海外。
别了，中国！
2017年10月18日初稿 2018年1月26日修改 2018年3月8日定稿 |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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