BY 王凡 東平

中南海，紅牆圍着的大院裡發生的一切，讓世人感到神秘莫測，因而充滿好奇和誘惑。於是，這裡偶爾透出的隻言片語，抑或某件事情的零散瑣記，往往被輾轉演繹。於是，中南海更神奇了。

　　世人有世人的中南海揣測，中南海里的成人們有自己的中南海感觀，而孩子們眼裡的中南海則又是一番天地。孩子們嬉戲打鬧，說明中南海內有寬鬆的生活空間；孩子們眼裡的領袖人物，與政治舞台上的領袖人物，別有一番風韻；孩子的一些觀念，可以看出中南海的成人們潛移默化烙上的印記……

第一章 從黃土地走進高高的紅牆

1949年3月23日上午，河北省建屏縣（今平山縣）西柏坡，毛澤東走向由11輛吉普和10輛大卡車組成的車隊，他邊走邊對身旁的周恩來說: 出發了，進京趕考去。跟這個車隊一起開拔的，有劉少奇、周恩來、朱德、任弼時、林伯渠、陸定一、楊尚昆、胡喬木等。

　　在這個車隊向北京進發之後，一批一批的車隊和人流，也相繼從河北的各根據地，踏上了東進之旅。在這東進的隊伍中，有中央機關的幹部們，有部隊的官兵們……還有，就是將


成為本書主人公的孩子們:育才學校的、育英學校的、中央直屬機關幹部子弟小學的、中央直屬機關幹部子弟托兒所的……

　　3月25日臨近中午，毛澤東在北平清華園火車站下了車，坐上延安時就為他開車的司機周西林駕駛的吉普，奔了預先安排好的頤和園。

　　一進頤和園，冷冷清清，園內的人都被負責保衛的社會部給清理出去了。毛澤東到來後，是要水沒水，找飯沒飯，緊接着還要參加西苑機場入城式的活動，他火了，訓了社會部的人。當晚，他執意不肯住已安排好的頤和園，繼續往西，上了香山。

　　為了保密，住在香山的這一干人馬，對外稱“勞動大學”。稱自己的駐地為大學，在西柏坡時就開了先河，那時中共中央的駐地被稱作“農業大學”，簡稱“農大”，董必武的化名還叫過“校董”。好多人不知內情，以為真是農業大學，跑來投考。香山的勞動大學也出現過類似的情況，許多人找到這裡，要進去報名，弄得警衛人員一陣緊張。

　　“勞大”有警衛部隊嚴密布防，在“勞大”範圍內工作的人員，必須佩帶一枚證明身份的金屬證章。證章是圓形的，大小如五角的人民幣，外邊有一圈黃色的齒輪邊，中間有一紅色五角星，星上綴“七一”兩字。

　　中共中央辦公廳警衛處組成時擔任警衛科科長的李樹槐長女李延梅，還保存有一枚中間不是五星“七一”，而是毛澤東像的證章。這也是當年出入“勞大”的證章，但不是常規的，只是為某次活動而特製的。

　　大約在香山住了一個多月後，大人的世界裡，羼進了帶給他們快慰的孩子的蹤影和歡聲。孩子們大多是隨着托兒所和學校行動的，所以到北平的時間稍晚一些。托兒所的孩子比較小，為了便於照顧，中央直屬機關的幹部子弟托兒所，就設在了“勞大”區域內，就在我們今天看見的香山飯店那個地方。

　　當這些曾和父母們經歷跋涉、朦朧地學會了一點觀察和思辨的孩子們回到“勞大”，和父母們重新團聚之際，已能從中共領袖們塵埃落定的氣宇中，父輩們難掩喜悅的談笑中，小夥伴間相與傳播道聽途說的捷報中，漸漸揣摩出已經熟悉的那種南北轉戰、馬背顛簸的生涯要終結了。

　　在孩子們眼裡的父母似乎比以往更忙碌，而最忙碌的，是中共的領袖們。雖然他們和中共中央機關的一干人馬，駐紮在離北平市中心數十公里的西郊香山，但他們的許多的工作，卻要在城裡進行。

　　新政治協商會議已在緊鑼密鼓地籌備着，因陸續進北平的知名民主人士都住在城裡，把他們一個個地接上香山，籌謀擘劃國是，協商共同綱領的條款，顯然不太方便。為此孔席墨突的中共中央副主席周恩來、中央政治局委員林伯渠和中共中央統戰部部長李維漢，便每每在香山、城裡兩頭奔波。

　　當中共領袖們在北平落腳塵埃未定，得美國慫恿，迫使蔣介石再度下野的國民黨政府代總統李宗仁，便派張治中、邵力子、黃紹竑、章士釗、李蒸作為和平談判代表，到北平住進市中心的六國飯店。

　　張治中等的任務，是設法阻止中國人民解放軍渡江，起碼將之拖延一氣，也好待汛期水漲給強渡長江添點兒難度。中共識破了李宗仁的居心，到北平尚不足一星期的周恩來、林伯渠、李維漢等，迅即組成中共和談代表團，與張治中等接觸，就是要把折衝樽俎縮在最短的時間內。

　　周恩來等更忙碌了，每日數十公里的往返，加之路況很差，費時且耗神，有時一天甚至要跑上兩趟。周恩來常常在行車中，就不堪疲憊，昏昏入睡。為了減免往返奔波的耽時和勞頓，5月，周恩來、林伯渠、李維漢等先後在中南海豐澤園建築群落中，覓得工作和棲身之所。

　　據毛澤東的貼身侍衛李銀橋回憶，第一個住進毛澤東後來住的豐澤園東配院菊香書屋的，是林伯渠。

　　這說法有一定的可信度，林伯渠和吳玉章、徐特立、董必武，都是中共黨內參加過辛亥革命的老人，加上生於1884年的謝覺哉，一起被尊為“延安五老”。林比毛澤東還大7歲呢，每天數十公里的顛簸，對當時已年逾花甲的他，實在是消受不起。

　　能比較清楚地記得林伯渠在中南海居住情形的，是他的兒子林用三。林用三這個名字，中間是有點兒故事的。毛澤東在抗戰初期寫了一部《論持久戰》，裡面提到抗日戰爭將有一個漫長的相持階段，林用三1939年在四川重慶出生，恰在相持階段，父親給他起名叫林相持，很有些時代特色。

　　上延安保育院的時候，相持階段已經過了，不能老相持了，林伯渠給他改了個名字，叫林用三。按林伯渠的解釋：用三就是三用，即“用腦想問題，用手造機器，用腳踏實地”。

　　在那個時期，自視為無產階級政黨的中國共產黨的領袖們，誰也未曾想過讓自己的子弟和官員發生什麼聯繫，而是首先要他們成為無產階級的一員，用腦，用手，腳踏實地，做個普通勞動者。

　　林用三是隨着自己就讀的育才學校進的北平。“我們坐着汽車，從德勝門進的城，那是7月1日，中國共產黨的誕生日，學校進城就先在柴棒子胡同落了腳。之所以記得那麼清楚，就是因為我們從艱苦的解放區剛過來，一個個精瘦，身體細得像麻稈，就顯出圓腦袋大。附近的居民說我們就像根火柴棍，住在柴棒子胡同名副其實。”

　　進城後周末一放假，父親的服務員就蹬着帶挎斗的三輪車，把林用三接到了中南海。“從新華門進去的，沿着南海西岸向北，然後左拐右拐，拐到頤園，我家就安在這兒，是個有假山的小院子。所以我爸爸他們初到北平在香山住哪兒，我都不知道，我到北平時家已經在中南海里了嘛。”

　　後來，林用三知道，父親最初住在豐澤園東面的菊香書屋，後來周恩來進海，帶着他的工作班子。林伯渠見周恩來他們人多，菊香書屋房間多些，讓他們住比較合適，自己就搬到了頤園。

周恩來、林伯渠、李維漢等5月的進駐，並不能說明中共中央已經有將中南海作為黨的領袖和黨的核心機關聚集點的打算，而更多的是出於方便工作的考慮。

　　籌備新政協的工作班子，差不多是最早進入中南海的了。他們中的幾位負點兒責的人，是受周恩來耳提面命，先期到北平為中共中央進北平打前站的。

帶隊的是當時中共中央城市工作部和統一戰線工作部的秘書長齊燕銘。派他到未來新政權的首都打前站，籌備新政協會議，是再合適不過的了。他早年生活在北京，畢業於北京大學，是當時中共黨內不多的宏達博雅才子，被毛澤東提及的延安評劇院演出的《逼上梁山》、《三打祝家莊》，就出自他的手筆。早在1945年7月籌備解放區人民代表會議時，他就擔任過副秘書長。

　　其餘幾位也是統戰系統的。周子健是統戰部行政處長，他是土生土長的京城人士，抗戰初期在北平從事過地下工作。

　　申伯純是統戰部交際處長，他也是老北京人，而且是老統戰了。他早年參加馮玉祥的西北軍，傾向革命後，積極促成楊虎城聯共反蔣，在西北軍中從事抗日民族統一戰線工作。1941年被推選為晉冀魯豫邊區參議會議長，進行上層統戰工作。解放戰爭初期曾出任八路軍駐北平辦事處處長。

　　幾人中惟一一位和北平沒什麼淵源的，就是浙江諸暨人金城，他也是統戰部交際處的處長。早在1924 年，他就在同鄉共產黨人宣俠父影響下接受進步思想，於1927年蔣介石發動“四一二”政變屠殺共產黨人之際，加入共產黨。此後一直在白區從事地下工作。1936年，他受命加入李濟深等組建的民主革命同盟，進入統戰領域。

　　1937年，金城到延安後，就出任陝甘寧邊區政府的交際科長、交際處長，耳聞目睹毛澤東、周恩來、朱德、林伯渠等人的統戰藝術和風采。在領袖的言傳身教下，他成為中共優秀統戰工作者，接待了數以千計從全國各地及海外到延安的國內外著名人士、國際友人、國民黨聯絡官員、外國記者，受到中共領袖的高度讚許和毛澤東的致函表揚。

　　解放戰爭期間，金城擔任西北軍區敵工部長和解放軍教導團團長。“本來，我爸爸已經在西北軍區了，1948年底到西柏坡開敵工會議，還是已經就新政協籌備工作開始與民主黨派和社會知名人士緊張接觸的林伯渠說：‘你還得回中央來。’把我爸爸留了下來。否則，我們就不可能成為最早進入中南海的人了。”金城長女金戈如是回憶。

　　在金戈記憶中，她和父親等剛剛過完中國人最看重的春節，就從石家莊出發，直奔北平。“當時一路伴隨我們的，是天寒地凍的感覺，所以雖然時隔數十年仍然難忘。”

　　打前站的人剛到北平，喘息未定，周恩來的電報就追到北平了。葉劍英接到電報告訴齊燕銘等:周恩來指示先把中南海和北京飯店接收下來。中南海，後來成了新政協籌備會議和正式會議的會場；而北京飯店，則是開政協會議的代表們下榻之所。所以打前站一開始就和政協的籌備工作連在了一起。

　　周子健到中南海，辦理了移交手續。接收下中南海後，籌備新政協會議的幹部，大都住在了豐澤園、勤政殿周圍和與勤政殿隔橋相望的瀛台島內。金城在接收了北京飯店後，也住進了中南海。

　　那個時候的金戈和弟弟金矛，以及申伯純的孩子申漳等，都是剛到學齡卻尚未入學，他們都隨長輩們進了中南海。稱他們為最早進入中南海的中共下一代，應該是沒有什麼爭議的。

　　“我們剛進中南海，發現許許多多的外國的旗子，到處都掛着宮燈。這些東西被摘下來後，堆得到處都是。因此我們最初的印象，就是滿眼亂糟糟的，再有就是骯髒和破敗。到處是垃圾衰草，瀛台島上的樓台亭閣破損得不成樣子。樓梯顫顫巍巍，攀上去發出吱吱嘎嘎的響聲。”

　　金戈的描述，不由讓人浮想起末代皇宮曾經有過的景象:在這太后、皇帝駐蹕的皇宮西側的御苑，每當夜幕降臨，樓閣殿堂，院落迴廊之間，便會亮起盞盞宮燈。在豐澤園北面，慈禧晚年建成的海晏樓，當色彩繽紛的各國旗幟高張之時，衣着華貴的公使夫人們，便款款步入這皇宮中對外社交的場所。沒想到，這一摞一摞的宮燈和各國的國旗，居然在近半個世紀後還能看到。

　　天氣剛剛熱起來，蚊蟲就開始煩人。據一些擔任領袖保健工作的大夫們回憶，剛進中南海時一項工作量比較大的事情，就是噴灑熏滅蚊蟲的藥水，以防領導同志被蚊蟲叮咬後，感染病症影響工作。環境的惡劣，容易讓人感到時光流逝的緩慢，所以在金戈等孩子的印象里，是住了很久以後，毛澤東等才進的中南海。而毛澤東等進入後，經過一段對環境的治理，情況才漸漸地開始改觀。

6月15日，新政治協商會議的籌備會議，在勤政殿召開，推選出由21 人組成的籌備會常務委員會，毛澤東為主任。

　　從這一天起，毛澤東偶爾會因在城裡工作得太晚，無法返回他住得很愜意的香山雙清別墅，便在中南海里的菊香書屋囫圇一覺。對此，毛澤東並沒什麼太多的想法，畢竟是暫棲身嘛。

毛澤東暫棲身的房子，是當時周恩來正住着的紫雲軒。後來毛澤東長期定居的，就是這幢房子。周恩來搬出紫雲軒，就住進了與之相對稱為南房的松壽齋，而拐進菊香書屋的南小院，松壽齋就又成了北房，周恩來身邊的工作人員，都隨他搬進這個南小院辦公。

　　菊香書屋是豐澤園的東配院，穿過門廳，是一圈標準的老北京四合院形式的建築，它是菊香書屋的主院，在它周圍，還通連着幾個小院子。當中共領袖們進駐之際，這個院子裡已經不見一株菊花。玩味該院的楹聯“庭松不改青蔥色，盆菊仍靠清淨香”，可推知其命名所依之繁花似錦，是用盆栽菊花擺出來的。院內有幾棵蒼勁、挺拔的松柏，分布在甬道的邊上，添染了幾分凝重和滄桑。

　　進院後，沿着向北去的甬道約20餘步，就到了北房門前。北房因有較高的台階，顯得比東、西、南房高些，也符合傳統的以北為正。北房門雙開，上橫有木匾，雕刻、彩塗“紫雲軒”三個大字。

　　懸掛“紫雲軒”的北房共五間，是皇帝棲西苑時讀書閱覽之所，有較寬裕的藏書室。雖說在民國後，南海一度對大眾開放，且疏於修葺，建築的漆飾剝落，隱露悽愴，但幽靜雅致、古樸淳厚的遺韻猶存。故而格調儒雅的林伯渠，會首先挑中這裡，作辦公和棲息之處。

　　毛澤東住進紫雲軒的時候，他已經是這棟房子的第三位主人了。

毛澤東雖然偶爾在中南海棲身，但他似乎很眷戀香山的雙清別墅。只要處理淨手頭工作後時間還不算晚，就儘量不留宿中南海。汪東興說毛澤東之所以如此，是嫌在中南海找的人太多，沒法靜心思考一些重大問題。

　　兩頭奔波畢竟不是長久之計，可毛澤東此時還顧不上這個。然而，當第一任北平市市長葉劍英正式打報告，又一再敦請中共中央進駐中南海，要把中南海當做長久的辦公處和居所 時，毛澤東的考慮複雜了起來。

　　“我不搬，我不做皇帝！這個劍英真固執。”比葉劍英更固執的毛澤東，在葉劍英的一次催問後，有點兒不高興地對周恩來說道。

　　搬不搬進中南海之所以和皇帝拉上了關係，是因為中南海舊稱西苑，屬皇家的禁苑。

　　明代初登基有振作之舉，但更以昏聵剛愎出名的嘉靖皇帝，在乾清宮遭宮女勒殺險些喪命後，總對紫禁皇城疑心生暗鬼，便搬入西苑常住，開了皇帝長住西苑的先河。

　　清代以降，林陰水傍的西苑幾經營修，更顯旖旎秀美，自康熙後，清王朝將許多典禮移至此舉行，康、乾兩帝還時而流連短棲。

　　晚清雖未居帝祚，卻控馭乾綱達47年的太后慈禧，在其所謂“撤簾歸政”後，多數時間在西苑頤養。戊戌變法期間她發動政變，就是把她的侄兒光緒皇帝召到西苑儀鑾殿大加訓斥後囚於瀛台的。庚子事變平息，慈禧西狩返京，她仍挾侄兒在西苑理政棲止。

　　辛亥革命後，那位給清王朝送了終，又想自己坐龍椅溫皇帝夢的袁世凱，也是在這西苑中南海里，逼迫垂簾聽政的隆裕太后同意宣統頒詔退位，既而又上演了洪憲王朝從登基到廢止的83天滑稽戲。

　　想到中南海，那樁樁前朝舊事，便會歷歷浮於深諳中國歷史的毛澤東腦際，更何況與此相關的記載，總罩着一層不吉不祥的蔭翳。

　　奪取政權，改造中國，是毛澤東從參與創建政黨那一天即清晰的目標，否則他就不是眼光長遠的戰略家。許多老一輩人在回溯當年愛說的一句話就是:“那時候誰想得到能不能坐得江山吶！”可毛澤東不同，他早有所想，“不奪取政權，要共產黨幹什麼？”因此，對在取得政權後，如何走出中國歷代帝王、農民起義領袖都無法擺脫的由盛而衰、改朝換代的怪圈，在其尚未取得政權時就有所思索，還寫下了具有前瞻性的《新民主主義論》。

　　1945年，作為中國民主同盟負責人的黃炎培，在到延安訪問時，就向毛澤東發出過類似的疑問：“餘60年過眼，真所謂‘其興也勃焉，其亡也忽焉’。一人、一家、一團體、一地方乃至一國，初時聚精會神，繼而惰性發作，漸漸竭蹶。一部歷史，‘政怠宦成’的也有，‘人亡政息’的也有，‘求榮取辱’的也有，沒有能跳出這一周期率的，中共諸君可有良策否？”毛澤東當即答以我們必能跳出這一周期率，並簡述相應措施。

　　從勝利在望之際，他向全黨推薦郭沫若所著《甲申三百年祭》，要大家看農民起義領袖李自成是如何因驕致敗的；從他在發出向北平進發的號令同時，就提出這是去“趕考”，退回來就失敗了，希望考個好成績，都可以感覺毛澤東對封建王朝、農民政權跳不出的頹敗周期率保持着高度警惕。

　　所以，當中共領袖、中共核心機關突然有可能和皇宮禁苑發生關係時，毛澤東的第一反應就說“不”，是極正常的。雖然，毛澤東對跳出周期率充滿自信，也很清楚住不住皇宮禁苑，和走不走封建王朝那“新桃換舊符”因循之路，並不存在必然的邏輯聯繫。但起碼也得拉開一點距離呀，別讓老百姓那麼快就產生那種我們千方百計避諱的聯想啊！

　　最後，毛澤東是否搬進中南海一事，被擺到了中央政治局會議的桌面上，終以少數服從多數議決，毛澤東和部分中央直屬機關進中南海。

毛澤東接受了搬進中南海的決定，但他究竟是哪一天搬家進中南海的，一直沒有人能說出一個確鑿的日期。

　　有關毛澤東行止比較權威的《毛澤東年譜》，對毛澤東住進中南海，做了如下描述：“6月15日因召開新政治協商會議，暫住中南海豐澤園菊香書屋。此後進城均住此處。9月21日中國人民政治協商會議開幕前夕，毛澤東由香山雙清別墅移居菊香書屋。”

從以上記載看，6月到9月間，毛澤東處在香山、中南海兩邊跑的不穩定狀態。在孩子們的追述中，有的說毛澤東住在香山，有的說毛澤東住在中南海，也就不奇怪了。

　　對毛澤東在香山印象較深的，是年紀稍大的“囚童”。7月初，他隨着育才學校的同學，坐着汽車從德勝門進了北平城裡。因為是畢業班要中考，他們就集體住進王府井南口一幢小樓，學習和食宿都在樓里。

　　囚童進北平後，就陷入考中學的緊張複習。直到考試完畢放暑假，也就是七八月間，他才回在香山工作的母親那裡。他的母親周惠年，是值得史書留名的老共產黨人，在她們為之奮鬥的事業史中，幾乎看不到關於這些默默工作的女性的記載，時至今日，似乎很有必要在史書補上幾筆。

　　周惠年1926年參加革命，調入上海中央特科，正逢中共中央機關屢遭國民黨破壞的風聲鶴唳之際。她所在的三科負責保衛中共領袖和鋤奸，由中共特委三成員之一顧順章直接領導，曾令敵特和叛徒言之色變。這位每月生活費僅一塊多大洋的年輕女性，常要身藏短槍彈藥，穿過巡捕、特務密布的區域，送到三科的行動地點。而在此區域攜帶武器的人，一旦被查出，課刑極重。

　　顧順章叛變後，周惠年與繼任三科科長的譚忠余結婚。中共第三任總書記向忠發被捕叛變時，周恩來就在她家藏身。後譚忠余赴蘇聯學習，回歸途中作戰犧牲。周惠年遂與協助部長周恩來工作的中央軍事部秘書李得釗結婚。

　　1933年，中共臨時中央無法在上海立足，遷往江西中央蘇區，李得釗任新組建的中共上海中央執行局秘書長。然而危險與幸福並存的日子也那樣的短暫，1934年6月，李得釗與執行局書記李竹聲遭捕。不久，剛剛分娩的周惠年，和同一聯絡點的“革命母親”夏娘娘也系獄。監獄的難友，都叫她那出生兩個月就入獄的孩子“囚童”，熟悉他的大人們，後來都習慣稱呼他囚童。

　　國共二次合作後，周惠年出獄，1939年她結束了在國民黨統治區的生涯，赴延安進中央馬列學院學習。新中國成立前夕，她在中共中央書記處政治秘書室當秘書。

　　1949年的囚童已經15歲了，他還能記起，中共中央進駐香山後，他母親的辦公和居住之所，在朱德的住處隔壁，門口有一個崗哨。“再往西是劉少奇家，毛澤東住的雙清別墅在最裡面。”

　　“中共中央的幾大領袖，除劉少奇秘密赴蘇聯，周恩來主要在城裡活動外，像毛澤東、任弼時、朱德還都在香山，因為我們不時能看到他們。我記憶到中南海看母親的時候，是我讀中學之後，就是說已經過了9月1日。”

　　依照囚童的回溯，七八月間毛澤東還未正式搬進中南海，否則圍繞他運轉的中共中央書記處政治秘書室，必然要隨之而去，他看母親就不應該是上香山，而是進中南海；同時毛澤東進中南海，工作中心轉移了，朱德、任弼時卻以香山為另一個中心似乎不太合情理。朱、任跟毛澤東走了，如影隨形的秘書們，也不可能還留在山上。

和囚童記憶不盡相同的，是最早進入中南海的孩子之一周秉德，她是周恩來三弟周恩壽的長女，當囚童在香山看見中共領袖的七八月份，她多次在中南海里，見着了毛澤東。

　　與其他早期進中南海的孩子所不一樣的是，她不是跟着父母所在的機關或部隊從根據地到北平的，而是因為有一重曲折的關係，這需要做幾句交代。

進入北平以後，中共一些領導人或身邊的親屬，就將進城的消息函告居住在已解放地區的親屬。王光美就給天津的親屬們寫了信；周恩來也致函在天津的三弟周恩壽。周恩壽是黃埔4期學員，大革命時期就入了黨。但在1927年國共分裂時，周恩壽因作戰負傷與中共脫離了聯繫，又於1928年和周恩來斷了過往。

　　1946年春季，周恩來就東北停戰問題，與國府代表張治中、美國政府特使馬歇爾的代表，在北平舉行談判。當他得悉周恩壽在與北平僅咫尺之遙的天津，曾邀其前來見了一面。

　　得知兄長和中共領袖們都進了北平，周恩壽即偕妻北行。他在香山見到周恩來，再次提出重回革命隊伍的請求。周恩來說：你脫離的時間太久了，情況不熟悉，也不了解現行的各項政策，若要參加工作，必須先學習。

　　於是，周恩壽進了華北革命大學，妻子仍返天津照顧兒女。獨自在北平學習的他，有時利用節假日到兄長的居所團聚。春去夏來，周恩壽在一次和周恩來見面時，告其長女周秉德今年小學畢業，想把她接到北平讀中學。

　　周恩來知道周恩壽在“革大”住的是集體宿舍，安置女兒有困難，便提出可在自己的寓所找間房給侄女住。周秉德遂於夏季從天津來到北平。

　　早在6月下旬，鄧穎超就銜中共中央之命，並帶着毛澤東的親筆信，赴上海做說服宋慶齡來北平參加新政協會議的工作去了。本來周恩來欲親自去，但毛澤東說一來北平的事你脫不開身，二來去個女同志更便於做工作，就改派了鄧穎超。所以周秉德到北平時，她只見到了從未謀面的伯父周恩來。

　　周恩壽把周秉德帶進中南海那天，周恩來還在外面開會。當他回到自己工作兼寓所的院子見到周秉德時，顯得非常高興。周恩來、鄧穎超夫婦沒有自己生養的兒女，許多年來，他們一直將對兒女輩的情感，傾注於為革命獻身的烈士子女的照拂之中。突然看到自己兄弟的孩子，想必是會生出幾分別樣的情愫。

　　他對小秉德左右端詳，寒暄了許久，把她的媽媽、弟弟、妹妹的近況都詢問了，才吩咐衛士成元功，安頓侄女的住處。

成元功把周秉德領進周恩來辦公和居住的南小院，這裡不光住着周恩來、鄧穎超夫婦，秘書楊超、羅迭夫婦帶着他們幼小的孩子，也住在院子裡。同院的還有成元功。

　　周秉德被安排在東廂房裡。秘書楊超、羅迭夫婦辦公、居住占了兩間，此外還有一間藏書房，成元功在這裡加了一張床，小秉德就住下了。

在周秉德記憶中，房間裡兩面牆壁排列着書架，上面擺滿了書，其中有一些解放區出版的書籍，還有一些是翻譯蘇聯的作品。她喜歡讀書，能得此近水樓台之便，不亦樂乎。

　　但閱讀不可能是十二三歲孩子生活的全部，她希望能有些一起玩的同伴。而此時的豐澤園一帶，除了有些成年人來去匆匆外，還看不到什麼年齡相近的孩子，她難免感覺寂寥。

　　然而寂寥有寂寥的好處，在人員不多的情況下，她能不受干擾地和毛澤東相逢。當毛澤東在紫雲軒暫住，在菊香書屋徜徉，周秉德就有機會在很近的距離內，看這位被稱為中國人民大救星的中共中央主席。

　　不久，寂寥的情景有了一些改變。也許是因為放暑假了，毛澤東的女兒，以及女兒的朋友們，會隨着各自到中南海辦公的父輩，聚集到菊香書屋一帶來玩。她們是毛澤東的女兒毛嬌嬌、朱德機要參謀潘開文的小姨子閻笑武、葉子龍的兩個女兒燕燕和利亞等。

　　這些女孩子都是延安或西柏坡時的舊莫逆，惟獨周秉德是剛剛介入圈子的城市人。但畢竟是10歲上下的無猜孩子，經成元功的介紹，周秉德很快就和她們相識融和了。

　　弄清誰是誰的孩子、親戚的關係，是很久以後的事。此刻讓周秉德欣喜的是，和年紀相仿的朋友們一起玩的希望變成現實。特別是這些孩子和毛澤東是老相識了，跟着她們，周秉德也和毛澤東成了熟人。

　　親近是那麼的自然和諧，孩子簇擁的場景在那段時間又一再重複，周秉德甚至記不清第一次和毛澤東見面的細節，也不記得混雜在毛澤東熟悉的孩子中間，毛澤東是否向她問過他看見孩子時總愛問起的：“哪家的娃娃呀？叫什麼名字呀？”

　　她回憶說：“那個時代，在我那樣的年紀，毛澤東是偉大領袖的意念是很清晰的。然而和毛澤東接觸時，更直接的感覺是他很親切和藹，講話很風趣。就沒覺得特別神秘，特別激動。”

　　遇事總有自己想法的周秉德，卻在和毛澤東見了幾面後，做了一件值得追念的事。有一天，她在整理自己的物品時，翻出了畢業時精心自製的贈言簿。那是個用彩色打字紙裝訂的小本子，外殼是墊了一層棉花的硬紙板，還裹了綠色的緞子面，裡面寫滿了畢業前夕小學同學的臨別贈言。

　　重溫簿中那熱情洋溢的文字，她突然生出請毛伯伯也為自己寫幾句贈言的念頭。當她看到毛澤東又在院子裡踱步，就捧着小本子湊到了跟前: “毛伯伯，這是我畢業時做的贈言簿，老師和同學們都給我留言了，您也給我寫一個吧。”

　　毛澤東望着這個剛剛成為熟人的小女孩，答應道：“好，寫一個。”他接過贈言簿，翻看了兩頁，並稍加思忖。繼而，他掏出鋼筆，對周秉德說:“給你寫個‘好好學習’。”題罷，簽上了自己的名字。