BY 王凡 东平

第八章 刘少奇住得最久的寓所

1949年，中共中央领袖和部分机关进驻中南海时，住在了居仁堂、春耦斋西边一些院落的孩子们，如林伯渠家的，陆定一家的，师哲家的……他们都记得，在他们家所住的院落再往西，就再没有院落和建筑了。

　　然而空旷的景象并没有持续太久，这里就有几栋楼房拔地而起，成为新中国成立后，中南海内兴建的第一个建筑群。因为地处中南海南部的最西端，故称西楼。

这几栋楼动工于1950年，是5座独立的青砖楼。海里的人习惯将之分称为甲、乙、丙、丁楼和西楼会议室。后来相继担任中央警卫团干部大队参谋长、大队长的张随枝曾带领过的那个工兵营二连，也参加了这个楼群的建筑，他记忆里这个楼群竣工于1951年。

　　在楼与楼之间，都有通行的车道。车道旁边，是由大半个成人高的侧柏圈着的如毯的绿地。丙、丁两楼之间的绿地较宽，约莫有三四十米。所有的绿地间都栽有树木，海棠、塔松、银杏、白杨。在甲、乙楼和丙楼之间，曾经有一个很大很大的鱼池，有两三个人深，一侧有石阶上下。

　　沿灰砖墙，栽了一圈爬山虎。因土地长年闲置比较肥沃的缘故吧，爬山虎长得异常繁茂，从里墙爬到了外墙，满满一片绿色，遮掩了原墙的灰色。在1951年、1952年之交，刘少奇一家，朱德一家，中共中央办公厅的办公室，机要室，中央书记处政治秘书室，以及后来组成的类似政策研究室的工作班子，陆续搬进了西楼大院落。

住进甲楼的，是从字廊搬出来的刘少奇一家。他们走后，杨尚昆一家成为字廊的新主人。直至1964年，再度搬家到福禄居，刘少奇一家在甲楼住了12个寒暑。

　　刘家刚进中南海时住的字廊，条件很简陋，连暖气都没有安装，冬季潮湿阴冷，只能靠生煤炉取暖。搬进新楼后，条件已经大为改善，房间也多了许多。秘书和工作人员在一楼;刘少奇和王光美，工作、起居在二楼，小型会议室也在此；第三层，是孩子们的天地。

刘少奇身边的工作人员比较多，除了王光美以外，常跟随他的有机要室副主任吴振英，秘书邓力群、姚立文，还有机要秘书王干、杨俊，1956年又增加了刘振德等几位干部。此外还有保卫人员，司机，保健大夫等。和毛泽东身边的工作人员合成一个集体称一组一样，刘少奇和身边这些人员，被称为二组。

　　搬到新居的第三个年头，刘少奇在新召开的全国人民代表大会上，当选为全国人大常委会委员长。这下子给他身边的工作人员平添了一点点麻烦，不知该如何称呼他了。

　　毛泽东很早就当了主席，主席的称呼早就叫开了。周恩来在新中国成立后，当了政务院的总理，也总理、总理地叫起来了。以往习惯称刘少奇为“少奇同志”，那么当选委员长后，是否循周恩来之例，称他委员长呢？

　　当选后第一个向刘少奇请示工作的，是机要秘书杨俊，他游移有顷，就以委员长称呼。可刘少奇没吭声。杨俊以为他没听见，又提高了一点儿嗓门。刘少奇抬起头，面带不悦地说：“你怎么突然叫起这个来了，不感到别扭吗？”

　　杨俊一时语塞，王光美马上说：“我们还是叫同志嘛。”刘少奇也缓和了口气:“以后不要这样了，叫同志多顺口啊。”后来，他专门向身边的工作人员交代：“中央领导人中，只有三个人可以称职务，即毛主席、朱总司令、周总理。大家已经称习惯了，也不必改了。”

　　因此，在刘平平、刘源等孩子耳朵里，他们的父亲始终被中南海里的人们称为“少奇同志”。
平时在甲楼生活的孩子，是毛毛、涛涛、丁丁、平平、源源、亭亭。50年代中期，毛毛在北京101中学毕业后，被送苏联深造。

　　早在1939年，刘允斌和刘爱琴，就被送到苏联，他们兄妹也曾在毛岸英兄弟呆过的莫尼诺儿童院学习过一段。1945年，刘允斌考入莫斯科钢铁学院冶炼专业。在该院毕业后，他以优异成绩进入莫斯科大学，读核物理学研究生，1955年获副博士学位。

两年后，刘允斌回到祖国。他只在中南海的家里住了几天，就去了距北京50公里外的某县，进了中国原子能研究院401所工作，这是中国最早的核武器研究所。

　　刘爱琴1949年跟父亲回国后，先在北京师大女附中当了一段俄语教师。翌年，她考入中国人民大学计划系深造，1953年毕业，分配到国家计划委员会综合局工作。

　　在50年代末60年代初，刘允斌、刘爱琴兄妹都因工作需要，调到了内蒙古。从此以后，他们都是每年在假期里，到北戴河同父亲、继母和弟弟妹妹们团聚。

　　刘少奇和何葆珍的三个儿女，都有一段到苏联留学的经历，偏偏三个子女都在异国他乡“莫言花重舟将没，自解凌波不畏沉”地坠入爱河。然而比平民多一层政治的制约，是作为一国政党领袖的子女娘胎里带来的特殊染色体。这种染色体，给他们的私生活带来的影响，往往是负面的。特别是在政治和意识形态受到强化的岁月，柔性的情感，与坚实的政治碰撞时，受损伤的只能是情感。

　　第一个为跨国姻缘付出情感代价的，是刘爱琴。她刚到苏联时所在的莫尼诺国际儿童院，抚养着来自希腊、保加利亚、西班牙、中国的共产党领袖后裔。因为这些国度的共产党，都处在与当政者对峙的状态，党的领袖们生活动荡，性命堪虞，更无法抚养照顾自己的子女。

　　就是在这里，刘爱琴与西班牙共产党总书记，绰号“热情之花”的伊巴露丽的外甥费尔南多相识，并献上自己初开的情窦。应该说这种情感，是在特定的环境下产生的，青年人的第一次，也一定是纯真而刻骨的。

　　然而“父亲刘少奇却认为她的婚姻是不妥当的。费尔南多虽然也是革命者的后代，但他来自社会制度不同的国度。这个人当他的女婿，进入他的家庭生活，尤其是住在中南海里是不妥当的。刘少奇要求女儿一切要以党和国家的利益为重，实际上就是不能再和她的丈夫生活在一起。在父亲和父亲所拥有的理想面前爱琴屈服了，这对青年夫妇就这样被活活拆散。爱琴对丈夫的惟一纪念是把他们共同的儿子起名叫索索，这是她丈夫姓中的一个字。我相信在这件事情里，父女两人都经历了十分痛苦的情感过程，但是这种有悖常理的事情在当时一切以党和国家利益为重的逻辑中，却是合情合理的。”

　　笔者在此援引罗点点的叙述，是因为她文字的简捷;但笔者觉得对父辈的理想是抵触还是接受，爱琴还是有抉择的自主的。她最终选择了承受情感的痛苦，说明她决定以父辈的理想、信条，为自己的理想和信条。

　　在共产党有着崇高威望，人民把一个崭新而美好的中国的诞生都寄托于中国共产党之际，作为共产党领袖的子女，以“党和国家利益为重”，那是从心底感到高尚的、必然的选择。

　　如果说刘爱琴的婚姻，是出于党的利益和原则、国家体制不同的考虑;刘允斌的婚姻中，就又多了中苏关系始终隐藏着难料变异的因数。

　　关于刘允斌的婚姻悲剧，同为中南海里孩子的刘亚非的父亲刘振德，有一简要的概述，他曾于1956年至1967年间，在刘少奇身边担任机要秘书。他回忆说:

　　允斌曾向我谈起他的婚姻问题:“我们的离婚是迫不得已的，我们之间感情上没有丝毫的裂痕，我们分手的原因就是因为我要坚持回祖国工作。这种生离死别给双方心灵上造成的折磨是多么残酷呀！”

　　他的语气很平静，但我感到了他内心深处的不平静。

　　“我在苏联学习时，爸爸多次写信教育我一定要珍惜这来之不易的学习机会，而我自己也发奋读书，恨不得一下子把所有的知识学到手。就这样，废寝忘食、夜以继日地刻苦攻读，几乎把身体累垮。爸爸得知这一情况后，写信严肃地批评我说：‘要知道，如果一个人失去了健康，就意味着失去了一切。必须马上改变那种摧残身心健康的学习方法。’那时，外国人非常佩服我的刻苦精神，但又都不赞同我那种玩命的学习方法。当然我也没有精力去考虑婚姻问题了。后来，我的年纪越来越大了，而且又不能马上回国，所以就和追求我很长时间的苏联姑娘结了婚。那时中苏关系是很好的。我的学业即将结束时，爸爸给我写信说：‘祖国和人民等待着你的归来。在个人利益和党的利益发生冲突的时候，我相信你一定能无条件地牺牲个人的利益而服从党和国家的利益。’说实话，接到爸爸的来信，我的思想上斗争了好几天。我多么希望早日能回到生我养我的祖国，能回到父辈们抛头颅洒热血才得到的这片古老而神圣的热土呀，我知道国家花了那么多钱送我们出国留学是为的什么，但我已不是独身一人，我已有了妻子和孩子，我们夫妻感情很深，我怎么舍得离开他们？我一直动员爱人跟我到中国来，但她因不懂汉语，而且两个国家的文化传统、生活习惯和水平又有很大差别，她也曾来过中国两次，试了试，怎么也无法适应我们这里的生活。我试图动员她和我一起回来的希望破灭了。我爱我的妻子，也爱我的孩子，可我更爱我的祖国。我下决心非回来不可，而她却坚决不跟我来。这样，我们只好过起两地分居的生活，拖了几年才离了婚。我愧对她们母子呀，在我们许多人的想象中，好像苏联人结婚、离婚都很随便，其实各有各的规矩，特别是有了两个孩子的妇女再想找到理想的伴侣绝不是件轻而易举的事。我真为他们的未来担忧……”

　　允斌的那位苏联夫人最后一次来中国是1958年。我曾带她到外交部办过出境手续。她只会用汉语说几句简单的问候用语。她在少奇同志家只住了十几天就再也住不下去了。因为大家的工作都很紧张，而允斌又是个视工作如生命的人。所以谁也很难抽出时间来陪她。语言不通，生活又不习惯，她怎么能耐得住这样的寂寞呀。有一天，允斌不在家，少奇同志在饭厅陪她坐了一会儿，用生疏的俄语想一句说一句，同她交谈。但这无法排泄她心中的苦闷。允斌不在家，她就寸步难行。

　　她这次回国以后，他们两人才下了离婚的决心。当然中苏关系的恶化也对他们的离婚起了一定的促进作用。（注:见刘振德著《我为少奇当秘书》，中央文献出版社1998年出版）

　　其实，经受心灵折磨的并非只有刘允斌和他的苏联夫人玛拉，要孩子做出艰难选择的父亲刘少奇，他的内心首先要经历一番苦涩。特别是当他的三个孩子都存在类似的问题时，他对苦涩的咀嚼就要重复三次。

就在大哥刘允斌回国前后，刘平平、刘源、刘亭亭都上学了。他们在北京第二实验小学就读。同在一校的中南海的孩子，还有朱德的孙子朱援朝、朱和平，李先念的女儿李紫阳、儿子李平平，谭震林的儿子谭小光、谭小旭，吴振英的二儿子吴小立等。

　　虽说学校离家不算很远，但为了培养独立生活的能力，刘少奇要求孩子们在学校食宿。每星期六下午，一位老师傅骑着木板包厢的三轮车，把刘家的三个孩子和其他人家的孩子一 起接回中南海。同车的还有中南海西门对面，住灵境胡同的陈赓大将的孩子。每星期一的早晨，还是这位老师傅，再把这一群孩子送回学校。

　　当刘源上三年级以后，刘少奇提出：孩子大了，应该让他们锻炼得能自己乘车上学。朱德、谭震林都认为刘少奇的提议很好，大家便决定上四年级以后的孩子不再乘三轮车，给孩子们买了月票。从此，孩子们就自己到中南海西门偏南的车站，先乘14路，然后再倒10路公共汽车上学了。

　　上学期间的涛涛、丁丁、平平、源源、亭亭每月的全部生活、学杂费共计100元。虽然不愁衣食，但确实不算很宽裕。当然再在孩子身上增加一点开销还是有余地的，但刘少奇夫妇希望孩子们的生活，不要和普通群众拉开太大的距离。

　　兄妹们每人每年只能买一双新鞋，这种平均造成了实际上的不平等。男孩子穿鞋费，规定更新的时间尚未到，鞋子已惨不忍睹，但还得凑合着穿。在刘源记忆中，彼时能让他兴奋的事之一，就是换新球鞋。

　　当时刘少奇夫妇的工资，加在一起总共有500多元。但家里人多，各项开支多，把必要的花销一刨除，手头不能不说是有点儿紧。

　　他们夫妇每月交党费25元，刘少奇买烟、茶和其他生活用品100元，全家人的伙食费150元，给保育员的工资40元，每月的房租、水电等费用起先是40多元。再除掉孩子们的生活费，住在中南海家中的外婆的零用钱，就所剩无几了。可刘少奇还要用之接济帮助有困难的亲朋好友。

　　关于房租和水电费，中间也有一段故事：

　　1960年中央办公厅发了一个文件，重新规定了干部住房收费标准。刘少奇怕管理部门有顾虑进行照顾，就让身边工作人员如实地丈量了一遍自家的面积，核对水电费数字。

　　重新测算后，刘家每个月要付60余元的房租水电费，比原先多了20元左右。但刘少奇表态说：“已经定了工资制度，就要彻底执行，高级干部要带好头，不能再享受供给制了。”

　　因为刘少奇和何葆珍的孩子，不是已经工作，就是在苏联留学，所以住在中南海家中的孩子里，王光美照拂得最尽心的，是刘少奇和王前生的女儿涛涛。好衣服给她穿，有什么要求尽量满足，自然在她身上的花销稍多些。虽然中南海里绝大多数干部家，都是老大穿新的，老二穿旧的，老三就要打补丁了。

　　对此，平平曾感到委屈：“我是最倒霉的了，上有姐姐哥哥，下有弟弟妹妹。姐姐想要什么，妈妈马上就给；妹妹小，妈妈也宠着。只有我夹在中间，要什么都不给。”

　　这一点，连刘少奇大秘书吴振英的儿子吴陕立都看出来了：“刘家真正的公主是刘涛，穿得最漂亮了，像是那个时候的‘戴安娜’。”

　　王光美亲生的四个孩子，刘源是惟一的男孩，但他在生活上没有丝毫的特殊。他用的铁皮铅笔盒，也是姐姐传给他的，后来连盖都盖不上了，就用一根橡皮筋勒着，继续使用。

　　60年代初，阿富汗国王和王后来华访问，在和刘少奇会面时，王后提出想见一见他家的孩子们。当时中央有个精神，让夫人和孩子们配合着做一点外交工作，刘少奇很爽快地答应了。

　　听闻此讯，老外婆发愁了，她觉得孩子们的衣服，登大雅之堂稍显逊色。特别是亭亭，所有的裤子都有补丁。最好的一条灯芯绒裤子，膝盖上还划了个三角口子。长辈们甚至想过到北京市去借几套搞外交仪式时献花儿童的服装。最后还是将就了，巧手的阿姨给三角口子上缀了一朵小花，掩盖了破绽。
堂堂的全国人大委员长，后来的国家主席，家庭财政居然如此拮据，在今天的人看来，都觉得不可想象。刘家的孩子，对此最初也只是表面的感受；是在许多年之后，他们才从父母身边的人员嘴里，听说了如下的故事:

　　那是1960年的春天，一位警卫员领回少奇同志的工资后，就和大家议论起少奇同志的生活问题，“别看他是国家主席，生活也够紧张的，他们两口子的工资加起来尽管有500多元， 可是扣除房租、水电和保育员的工资后，剩余部分既要支出8口人（应该是9口，笔者注）的全部生活费，5个孩子的学杂费，还要支援亲友，少奇同志抽烟喝茶每月要花几十元，即便是精打细算，也难以分配。”

　　另一位卫士说:“所以少奇同志和光美同志处处要求节俭。”

　　“连孩子们夏天喝点饮料也抠得很紧。有个孩子早就想买辆自行车，但光美说买不起。”保育员最清楚这些。

　　“最为难的是我这个厨师，逢年过节稍一改善，就说超标准了，这样下去首长的身体会受到影响的，我们应该向上级反映一下。”郝苗的话是很有分量的。

　　另一位同志有点不平地说:“应该给少奇同志夜餐费，我们不是都有嘛！少奇同志平时出差从来未拿过出差补助，这也是不合理的嘛，按规定该有的也应该给人家嘛！”

　　卫士长插话说:“你们说的这些过去都提过，可首长和光美同志不同意要。”

　　这时有人提议:“像这些的生活小事，为什么一定要让他们知道？我看就以夜餐费的名义给他们补助点吧。”大家一致同意这个意见，而且不要向他们汇报了。后来经与警卫局主管少奇同志行政工作的副局长商量，决定每月补助他们30元，每人每天补助5角。补助就这样开始了。

　　1962年夏季的一天，警卫局的一位领导对毛主席说，中央几位领导也应该有夜餐费，但他们都不要。现在有的领导同志生活比较困难，准备予以补助。毛主席说：“可以根据具体情况办嘛，总司令和少奇同志、陈云同志，靠他们生活的小孩多，应该补助，我就不需要嘛。”

　　后来，毛主席出于对生活困难的同志的关心又在一次小会上提到这件事。

　　少奇同志回到家里就问光美同志:“是不是给过我们什么生活补助？”“我不知道。”光美同志惊讶地答道。“你去查一查看。”少奇同志又补充了一句。

　　光美同志立即来到卫士组问大家，卫士们以为别人已经告诉她了，瞒也瞒不住了，便照实说:“根据国家工作人员工作到夜里12点就应该给夜餐费的规定，我们认为也应该发给你们两个人夜餐费，这样就……”卫士还想讲些理由，但光美同志已经清楚了，“别说了，总而言之是补助了。”她立即把这个情况报告了少奇同志，少奇同志马上把我和卫士长叫去，严肃地批评说:“我的生活问题，为什么瞒着我，这些事过去我曾多次说过，通宵工作，是我的习惯，一个人每天就吃三顿饭嘛，白天工作、夜间工作，横竖就是三顿饭，要什么夜餐费？你们可以要，我不要。比我困难的人还很多，为什么对我额外补助？”我感到了他的气愤不平。

　　停了一会儿，他又追问:“这是谁的主意？”我说这是开会大家一致同意的。

　　少奇同志的眉头拧得更紧了，他提高嗓门又说:“开会为什么不让我参加？为什么不报告我？我的生活问题，应该让我知道。我有自己的工资，不能再要国家补助。请你们从补助的那天起到今天为止，算一算共补了我们多少钱，我要退赔，要把每次退赔的收据给我。”

　　光美同志也说:“我们就是节衣缩食也得赔。以后凡是关系到我们的事，不要瞒着我们。开始少奇同志以为我在瞒着他，你们是好心，可却帮了个倒忙。”

　　我们算了一下，共补助了两年10个月，每月30元，共计1020元。从当月开始每月扣30元，还得扣两年10个月。这样一来，每月从补助30元，到倒扣30元，等于每个月的生活费降低了60元。

虽然，在生活上，刘少奇给孩子降低了水准;但在其他方面，刘少奇不仅要求甚严，而且有细致具体的指标。为了锻炼孩子们的毅力和体质，刘少奇为子女们制定了一个严格的“成长进度表”:9岁学会游泳，10岁学会骑自行车，11岁要会自己洗衣服，13岁能够生活自理，15岁独自出门。

　　并不是定完就完了，定完是要严格落实的。“我们都依照这个进度表实施，我自己是每 项指标都略有提前。游泳是在8岁学会的，也是在八九岁之间，学会了骑自行车。除了拆洗被褥外，我10岁以后就没让别人洗过衣服。”刘源说。

　　在严格要求自己方面，孩子们从对父亲言行的观察上感受良多。

　　1956年以前，在甲楼一层秘书的办公室里，有一台军用发报机改装的收音机，体积很大，也很粗糙，但在当时，别的房间连这样的东西都没有，物以稀为贵，刘少奇的几个孩子，也经常到这个办公室来收听广播节目。

　　为了满足孩子们强烈的求知欲，一位秘书就与改装这台收音机的总参谋部联系，希望能用这台大收音机换两台小的。总参那边不仅爽快地答应了，而且还送来了三台由他们组装的简易“小收音机”。结果秘书在自己的办公室里留下了一台，送给卫士一台，还剩下的那一台，就放到了孩子们的房间里。

　　有一天，刘少奇到孩子们房间里，发现了这台收音机，觉得奇怪:“这是从哪里来的？”孩子们如实回答说是楼下的秘书拿来的。

　　刘少奇从孩子房间出来，就把那位秘书叫去，问明了情况后，他面色严肃地说：“你们怎能随便向人家要东西呢，以后再不准随便接受别人的任何礼物，不准占公家的便宜，不准打我的旗号办不应该办的事，要来的这些东西，通通退回去。”于是，孩子们房间里的那台收音机又消失了。

　　父母亲对孩子们学业、政治进步、人格成长的关心，还反映在对孩子们主课以外的多方面兴趣爱好，如体魄的强健，审美情趣的积淀等，都给予关注和支持。

　　从那个时候起，乒乓球就是中国的国球了。大人孩子，都喜欢打乒乓球，并以乒乓球打得好为荣。要想打得好，就得苦练。一次，李树槐的女儿李延梅到西楼会议室这边玩。会议室里有个乒乓球案子，刘源见有了对手，两人打得昏天黑地。

　　直到过了午夜，王光美还不见刘源回家，有些着急了，因为刘源平常一直是个挺守规矩的孩子。于是，惊动了警卫人员，四处去找。最后在西楼会议室里，找到了两个汗流浃背、仍酣战不止的孩子。

　　作为母亲，孩子午夜不归，让她焦急不安;还影响了那么多人的休息，她心里是挺生气的，但看到孩子并没有做什么不该做的事，是在打乒乓球强身健体，就没有太多地指责孩子。

　　也许是受毛泽东的影响，中南海里的许多首长和干部都对练书法雅兴匪浅，稍有闲暇，就在废旧报纸上练开了。刘源不知从何时起，对中国的水墨画产生了兴趣，家长练大字时，他也拿着毛笔在旧报纸上划拉。

　　王光美首先注意到了儿子的兴趣苗头。一次，中南海门诊部主任郑学文因医疗保健方面的事到甲楼，偶然间发现刘源对画画的兴趣。巧的是郑学文的丈夫，是中央美术学院附中的校长、著名的美术教育家丁井文。当她和王光美攀谈起此事时，遂提议帮助刘源找名师点拨一下。

　　在丁井文的带领下，刘源一一拜谒了李苦禅、李可染、叶浅予等中国画界的泰山北斗，观摩他们的造化妙笔，聆听大师的开蒙之言。每次登门拜师，丁井文骑着自行车在前面，刘源骑着小轱辘的自行车跟在后面。经丁井文建议，刘源拜声望德行俱佳、又年富力强、和丁井文交谊最厚的黄胄为师。

　　就这样，刘源投在黄胄门下学习中国画。听说刘源拜到了名师，中南海里另几位有同好的孩子，也和他一起学艺，也跟着丁井文遍访画界大师，到中央美院和美院附中观摩学生绘画。这些孩子中有朱德的孙子朱援朝、朱和平等，邓小平的女儿邓林、周恩来的侄女周秉宜还都在丁井文当校长的中央美院附中，受过正经的科班教育。

　　名师出高徒，几个孩子经黄胄指点，以及到中央美院和美院附中那浓厚的习画氛围熏陶后，画技都有提高。刘源在11岁那年，参加巴黎国际儿童画展，竟拿了个金奖，还在其他比赛中得过两次三等奖。

　　中共中央在庐山第二次召开工作会议期间，刘源也跟着父亲上了山。在山上，他画了幅画送给毛泽东，随手把自己的名字写成了元元。毛泽东看了署名，半诙谐半认真地说：“这个名字不好，不要圆，要有棱角嘛！”刘源赶忙解释:“不是那个圆滑的圆，是源泉的源。”毛泽东听了笑着说:“源泉的源么，那挺好！”

庐山和毛泽东的对话，使刘源开始琢磨起自己的名字，渐渐感到不太满意了。中南海的孩子，都叫他源源。他觉得这是小孩子的名字，将来长大了，人家还“源源”“源源”地叫，多难为情。

　　于是，他一而再、再而三地向父母提出改名的请求。父亲被说动了，真的思考了一番，随后和刘源做了一番交谈。对于一个十二三岁的孩子来讲，这番话的内容似乎有点过于严肃 和深奥了。

　　刘少奇说:世间的事物是复杂的，遇事不应简单视之，要加以鉴别，求是求真；要养成独立思考的习惯，不要人云亦云，要勇于坚持真理。母亲王光美谈话时也在场，她记录下刘少奇的话，从“求真”、“坚真”、“持真”几个意思中，联想到“鉴真”一词，并准备以此做儿子的名字。

　　然而没过太久，在首都的文化、宗教界举行了一次纪念鉴真和尚的活动。活动提醒了王光美，“鉴真”与历史上一个著名的和尚同名，她又觉得儿子的名字这样改不太合适。改名之事被搁置了下来，但父亲那谆谆教诲，却烙在刘源的心里。

　　通过起名字对孩子进行教育，在刘家还发生过一次。

　　有一段时间，刘少奇发现丁丁做事松懈而漫不经心，学习不刻苦也不认真。他把丁丁叫进自己的办公室，在指出他的弱点和缺点后，告诉丁丁，自己为他想了个学名“允真”。他对丁丁说：“爸爸希望你以后能改正自己的缺点，无论干什么事都要努力认真。”

　　丁丁在起用学名刘允真后，常常想着父亲的殷切希望，做什么事都比以前更认真和投入了。从给丁丁起名“允真”，源源起名“鉴真”看，刘少奇对“真”字还真有点偏爱。

　　在刘源等几个孩子的记忆里，爸爸妈妈不单单自己对子女要求严格，还说服其他和子女相关的人，不可对他们搞特殊和过于宽宥。

　　1959年5月10日下午，刘少奇在中南海的家里，接待了平平和源源就读的北京第二实验小学的陶淑范、褚连山等老师。

　　在认真询问了老师们的工作和生活情况后，刘少奇说:“平平和源源是我的孩子，你们的学生，有句老话说养不教父之过，教不严师之惰。今天请你们来，就是想告诉大家，希望能严格要求他们，你们不严，我就不高兴。”“那次老师来，爸爸妈妈跟他们谈了很长时间。”事情已经过去近50年了，刘源还记得。

　　刘允真考高中那年，成绩不理想落榜了，因此情绪低落。有的人想用刘少奇的名义，去学校为他讲情。刘少奇知道后，专门为此事召开了有工作人辈渭拥募彝セ嵋椤?/p>

　　“我的孩子们不论是上学还是工作，都不让填写父母的真实姓名，就是怕人家不好管理，搞特殊照顾。现在考不上学校，想打我的旗号，好像高干子女上了初中就一定要上高中，上了高中就一定要上大学，而不管考得上考不上；参加工作就一定要当干部，而不管有没有那个能力！”

　　讲到这里，刘少奇面露微愠:“这是什么道理？为什么高干子弟就不能当工人、当农民、当解放军战士？我再次声明，我的子女绝不能搞特殊！”

　　刘允真最终没有靠父亲的关系上北京的名牌高中，继而上什么名牌大学。而是根据考试成绩，进了北京郊区的一所寄宿制的半工半读农技学校。

　　临去学校前，丁丁向父亲告别。在自家孩子眼里一贯神色严肃的父亲温和地对他说:“我支持你学点技术，但一定要刻苦努力。否则一事无成，到时候就谁也帮不了你喽。”

1960年，刘少奇的二儿子刘允若，从苏联回国。

　　在苏联，刘允若最初读的是工学院飞机无线电仪表专业。后来，他感觉这同他的兴趣不甚一致，而且和几个同学的关系也相处得不太融洽，以致心情不是很舒畅，就想转学转系转专业，改学文学或新闻。他把自己的想法向中国驻苏联使馆留学生管理处提出后，留学生管理处不同意，就给他做说服工作。但刘允若想不通，又给父亲写信，想从父亲那里得到支持。

　　对这种遇到一些挫折就言退却和变换的意念，刘少奇很不赞同。他回信说：你转系的理由不充分，我支持留学生管理处的意见。刘允若思想仍转不过弯，导致在一段时间里情绪低落，学习成绩下降。

　　刘少奇闻知此讯，感到儿子的行为简直到了不能容忍的地步。他写信切责说：你过去虽然受过一些苦，但也染上了一些坏习气。眼下的所作所为，是严重的个人主义思想在作祟。

　　对此，刘允若并不以为然，不就是想让父亲说两句话帮自己转系吗，有什么大惊小怪的。对父亲接二连三且越来越严厉的批评，刘允若产生了逆反心理，觉得像父亲这种搞政治的人，简直有点太铁面无情了。

　　直到隔了一段时间，他逐渐冷静下来后，才觉得父亲讲的道理是对的。最后，他还是服从了父亲的意见，继续在理工科学习，只是专业转为导弹的总体设计。

　　就是在苏联留学的期间，刘允若与一位叫丽达的苏联姑娘相识而坠入爱河。而他们的恋情，偏偏是伴随着中苏两党两国关系的矛盾和敌对与日俱炽。

　　1960年4月，《红旗》杂志、《人民日报》连续发表《列宁主义万岁》等三篇文章，不点名地批评赫鲁晓夫的理论和观点。6月，苏共借在布加勒斯特举行社会主义国家共产党和工人党代表会议之机，对中共发起全面攻击。7月，苏联政府突然单方面撤回全部在华专家，撕毁了数百个协议、合同，给中国建设造成严重困难和巨大损失。

　　鉴于中苏关系的转恶，刘少奇要刘允若慎重考虑恋爱婚姻问题，终止和丽达的关系。但处于热恋中的人都是盲目的，不遵从理智的忠告。因允若回国而分离的两人，都没有放弃为终成眷属的努力。

　　刘源回忆说:丽达给当时的苏共中央第一书记赫鲁晓夫写信，请求他促成她和刘允若的结合。处于青春热恋中的丽达不可能想到，她和刘允若纯真的爱情，会被人利用来作政治筹码。赫鲁晓夫在和刘少奇见面时，拿出了丽达的信对刘少奇说:你儿子的女朋友给我写信，寻求我的支持，我完全赞同他们的结合。你看，你们的下一代也将在我们苏联这一边。

　　刘少奇感到，赫鲁晓夫这不仅仅是在伤害他个人的感情，而且是在向中国共产党和中华民族挑衅。随着苏共在世界共产党的聚会上煽动围攻中国，在中印边界武装冲突中袒护印度，插手新疆伊犁、塔城暴乱，公开的论战已经箭在弦上，中苏两党两国关系已经没有了转圜的可能。在这样的背景下，刘少奇还能有别的选择余地吗？他只能让儿子毅然剪断和丽达的情丝。

刘允若的执拗再次凸显了出来，有一股非丽达不娶的劲头。身边的人多体谅他，但大家又都感到他这种挣扎是徒劳的。

　　前车可鉴，除了他的哥哥、姐姐外，中南海里还有例覆辙，那就是李富春和蔡畅的女儿李特特，她的丈夫是苏联人。

他们（指李特特、刘允若，作者注）都爱上了和自己国籍不同的人。尽管他（她）们或者是革命者的后代，或者是来自社会主义制度国家的苏联人，但是这种不同文化背景，不同国籍的婚姻在中国共产党高级干部的家庭里是没有希望成功的。所不同的是，这两个人不像爱琴那样顺从，他们为了自己的爱情和幸福与父母发生了激烈冲突。所以，在一段时间里，他们在这个圈子里是受到普遍批评的人。我们都觉得他们实在不应该把个人的利益，何况这利益其实只是爱情，凌驾于革命之上。大人们教育我们说，这是由于他们受到资产阶级生活方式的影响，自身不够革命化的缘故。特特姐姐由于坚持和自己的爱人保持关系，她妈妈蔡畅和父亲李富春宣布和她断绝亲子关系，尽管这实际上没有意义，因为这种客观存在的关系在法律上无法解除，事实上也无法断绝。这只是表示我们严厉的父辈对他们不听话的子女一种决绝的惩罚。特特姐姐好长时间不能和父母联系，不能再住在中南海的家里。

　　（注：见罗点点著《红色家族档案——罗瑞卿女儿的点点记忆》，南海出版公司1999年出版）

　　罗点点的叙述，真实地反映了当时的那样一种氛围。中共领袖们对海外关系的敏感和回避，可以说是到了极其谨小慎微的地步。

　　眼看着刘少奇和毛毛父子俩的对峙，王光美心中非常焦虑。她深知丈夫的政治抉择是不可改变的，作为一个共产党员，她也会做出同样的决断。但作为继母，她对失去生母的孩子，更希望施予尽可能多的关爱，让孩子得到人生的幸福。

　　在利弊权衡、苦口婆心皆不奏效的情况下，王光美寄希望通过让刘允若和本国的女性接触，萌发新的恋情，以抚平他同丽达分手的心灵创痛。从此，她开始留心，去观察刘允若眼睛里的细微变化。

　　当她发现允若对某位电影演员印象不错时，曾有意促成好事，但经调查感觉有些问题，只得放弃。后来，她又为允若相中了一位各方面条件都比较好的女电影演员，并亲自和允若谈了此事。允若对继母的关心很感恩，专门到某电影制片厂看了那位女演员，并表示满意。但女方得知允若的家庭背景后，感到两家境况悬殊，委婉推脱了。

　　“爸爸不得已的选择给毛毛带来的情感损伤，始终让妈妈牵念，凡是能做的她都不遗余力，以使毛毛获得情感补偿。可毛毛婚姻之事格外蹉跎，因此他内心一直存着一个结。”从政多年，如今担任中国人民武装警察部队副政委的刘源，大概最能理解自己父母亲的内心款曲。

　　平民家庭的加减法，到了政治领袖的家庭，就变成比歌德巴赫猜想还复杂的方程。方程的这一边是看得见的伟业殊勋名垂青史；而那一边是无法预测的世俗情感伦常的牺牲。

　　一个父亲，他的衷曲难为子女所体谅，他的信仰追求让儿女付出了情感代价，他的心灵还能静如止水没有伤感吗？但他是政治家，他必须遵循政治的准则。

　　然而，作为孩子，刘允斌、刘爱琴、刘允若，他们也许只想当好他们的工程师、教师，他们只想拥有普通人的爱情。只是由于他们生长在了政治领袖的家庭，他们的判断和取向便不能随己所欲了，原本平常的渴望，在他们就可能成了奢望。他们不得不舍弃一些自我，而为公众和大局舍弃自我的人，是让人钦佩的。

第九章 孩子最多的人家

搬进乙楼的是朱德朱老总一家。老总家的格局，基本上和刘少奇家差不多。朱老总身边的工作人员也不少，机要秘书除了跟了他很多年的潘开文外，又陆续来了阎致远、朱慎，政治秘书前后有何均、陈友群、沈毓珂、曹全夫等，还有卫士长郭仁等。这个工作人员的群体，被称作四组。

　　在搬来前，朱老总已经住过了中南海的两处院落。刚进海时的含合堂，进西楼前的永福 堂。继朱老总后搬进永福堂的，是从抗美援朝战场上凯旋的彭德怀彭老总。从他住进永福堂以后，这个院子便被愈积愈厚的悲壮之气覆盖。在朱老总之后住进院子的两位主人，都有点儿直言敢谏的劲头，又都死得令人扼腕，待后面再交代。

　　和朱德、康克清夫妇一起住进西楼的，不是朱德的儿子朱琦、儿媳赵力平，而是朱琦、赵力平的孩子朱援朝、朱和平。此时的朱琦、赵力平都工作生活在天津。

　　关于朱琦，过去几乎没怎么见到过有关他的文字，故在此多着些笔墨。朱老总一生有过几次婚姻，但就朱琦这么一个儿子。1916 年朱琦降生时，朱德发现他右耳际有一根细细的“拴马柱”，遂为之取名“保柱”。

　　然而早在尚未婚娶之际，朱德就为自己祖国的富裕强盛在外奔波探索，朱琦出世后，一直放在故乡四川抚养。红军到达陕北后，朱德在繁忙之余，常会勾起对离散多年子女的思念之情。国共第二次合作后的1937年8月，朱德到南京开会，从当时的国民党军事委员会委员长昆明行辕主任龙云那里得知朱琦在他的部队里，就曾向在四川重庆八路军办事处的周恩来吐露过。周恩来颇能体味老总这番情愫，亲自布置人员依线索寻找，并将朱琦送往延安。

　　据说当朱琦被带到朱德身边时，朱德不由自主地扳过他的头，在右耳际处轻轻摸索，当触到胎生的“拴马柱”时，便抑制不住激动喃喃道：“没错，是我的儿子，是我的儿子。”

　　此后，朱琦被送到中央党校学习，参加革命并入了党。1943年由于伤病，朱琦从前方回延安，被派往抗大七分校工作。在这里，他和后来相濡以沫的赵力平相遇了。为他们牵线的，是赵力平的顶头上司、抗大七分校校长彭绍辉将军。

　　然而他们秦晋相结的路程并不平坦。当赵力平隐隐约约听出彭绍辉的话里，含着要她和朱琦建立比同志更亲近的关系那重意思时，她惶惑了。一来年轻的她根本没考虑过婚嫁问题，二来朱琦是德高望重的总司令的儿子。

　　接下来自然是回避、躲闪加踯躅，连朱琦邀她到自家做客，见一见朱德和康克清，她都没有答应。由普通的红军战士成为朱军长妻子的康克清，看中了赵力平的人品，也理解她的心情，就请女将军李贞、晋绥军区司令贺龙，帮忙做赵力平的工作。

　　好事多磨，这一磨就磨了两年。1946年3月，赵力平、朱琦的爱情进入了瓜熟蒂落的时节，喜欢当红娘成人好事的贺龙，为他们主持了婚礼。还在延安的朱德、康克清，终于等到了儿子新婚的佳音。

　　经过了晋绥、晋察冀的辗转，朱琦夫妇到达河北，和刘少奇、朱德领导的中央工委聚合。但新媳妇还未来得及同公公婆婆见上一面，她就和朱琦加入了由邓颖超当团长、黄华当副团长的土改工作团，赴河北阜平县搞土改。

　　直到阜平的土改结束，赵力平随丈夫到西柏坡，才第一次与公公婆婆见了面。第一次近距离的接触，她亲身感受到了两位老人的慈善、平易和温和，正如别人向她介绍的一样，她觉得生活在这样的家庭里会很温馨和轻松。由于怕引起公公婆婆伤心，她和朱琦的第一个孩子，因环境艰苦只来到世间三天就早夭之事，赵力平就没有马上让两位老人知道。

　　此后不久，根据工作的需要，朱琦被调往石家庄铁路局。当他把这一消息告诉父亲时，朱德对他说:“你一直在部队工作，不懂技术，调到铁路局以后，不能当领导搞管理，要从头学起。”后来，赵力平和朱琦夫妇双双调往天津。朱琦虽在天津铁路局担负了一定的领导责任，但他依然没有脱离劳动，常常作为司机驾驶机车。

　　50年代中期，中央在北戴河建立避暑区。此后每逢夏季，中央高层领导人，就常到那里工作和避暑。在北京与北戴河间的往返中，火车常常会在朱琦工作的天津铁路局换车头，而乘车的领导人有时也会在天津下车停留。

一次，朱琦从北戴河开车回到天津。还未离开机车，就接到通知，说是坐车的首长要接见。因为乘车首长的身份是保密的，朱琦也不知这位首长是何人，来不及拾掇，就匆匆赶到会客室。

　　因为那时开的是蒸汽机车，烧的是煤，朱琦手上、脸上和身上都是黑的，雪白的沙发套都被他蹭上了灰。这时会客室的门开了，朱德走了进来。朱琦这才知道，他今天拉的首长原来就是自己的父亲。

　　朱德看见坐在沙发里、全身黑糊糊的朱琦，心里也明白了。他在经过朱琦身边时说：“呵，没想到，今天坐上你开的车了。”当接见完毕，他又走到儿子身旁，脸上露出满意的神情：“不错，你真学会了一门技术。这对你是有好处的，不懂技术也搞不好管理呀。”

　　1950年，赵力平又怀孕了。这期间她几度和朱琦到过北京，在中南海含合堂朱德的寓所度假。此时朱德已是64岁高龄，他看见儿媳渐渐腆起的肚子，知道自己将做爷爷了，分外欣喜。

　　康克清一生，总是以朱老总的忧为己忧，以朱老总的乐为己乐。即将出世的孩子既引起了朱老总的欣喜，也引起了康克清的欣喜。特别是康克清，孩子还在胎中，她就操起了心。

　　她亲自购买了为孩子做衣服、包裹的布料；几次当面或写信嘱咐赵力平，要她注意营养，卧床一定要侧卧，眼睛一定不要直接对着阳光。康克清在全国妇联最初任妇幼部部长，后来任全国妇联副主席，妇幼保健工作仍是她分内工作。为了工作，她很注意相关业务的学习和琢磨，此刻这些相关知识，在家里派上了用场。

　　次年元月，孩子降生之际，恰值中国人民志愿军和朝鲜人民军发起的第三次战役结束，攻占了汉城，并歼敌19000余人。为了纪念抗美援朝的阶段性胜利，也为了让新生的男孩及早树立保家卫国之志，朱德给孙子起名“援朝”。

当 “五一”节来临，在朱德、康克清的一再敦促下，朱琦、赵力平把援朝带到了北京。

　　在这里，爷爷奶奶对第一个亲孙子百般爱抚呵护，康克清事事操心无微不至照料援朝的情景，让赵力平深受感动，她说:“像康妈妈那样细心、操心和耐心地照料孩子，即便是亲生父母也不一定能做到。”

　　康克清每天都要到东四的妇联机关上班，下班一进家门，必先来看孙子。亲自给孙子洗澡，换衣服。特别是后来在夏季，给孙子洗澡，她自己却累出一身大汗。她一遍又一遍地告诉赵力平喂奶的时间怎样分布好，应该怎样喂奶，怎样使孩子健康发育。

　　正因为看到老总夫妇为孙子倾注了太多的关爱，赵力平怕把老人累坏了，就把孩子带回了天津。无奈爷爷奶奶一个劲地念叨，反复写信，要替他们带孩子。

　　朱德和康克清一再对朱琦、赵力平说:你们都在精力最旺盛的时期，如果免去照顾孩子的拖累，可以在工作上有更大建树。拗不过老人，赵力平只好把10个月的援朝，送到了北京。

　　一年后，朱琦夫妇的第二个孩子又出生了。此刻，朝鲜、中国同以美国为首的联合国军三方，已开始在三八线上的开城为停战而谈判，虽然常常是谈谈打打，但和平前景可瞻，因而朱德为新生儿取名“和平”。

　　和平刚8个月，就又在爷爷奶奶的硬要下，被送进了中南海。两个孙子的到来，固然给老人带来含饴弄孙的其乐陶陶，但同时也带来了一些搅扰。当工作紧张或遇到棘手问题，当康克清身体不适，孙辈们的吵闹、夜半的啼哭，就让康克清更加寝食难安。

　　“让康妈妈操心的事情真是太多了！在妇联的领导中，康妈妈不像蔡畅、邓颖超、许广平、史良等，不是留过洋，就是受过高等教育。她出身贫苦农家，没读过什么书，后来当了一名普通的红军战士，从艰苦的战争年代走过来。和那些人在一起工作，她本来压力就挺大;搞好分内工作，学习的任务也很繁重；还要照顾总司令，可她依然分出精力，关爱孙辈们。”

　　因为两个孩子都在北京，赵力平夫妇的周末和假期，便大多要到北京度过。朱德、康克清对自家的孩子，像律己一样严格。赵力平夫妇到北京，都是自己乘车去中南海，从不让公家的车去火车站接他们。

　　儿子、儿媳到家后，老总和康克清有一句进门必问的话，就是：“放几天假呀？”在假期结束的前一天，老总和康克清就会提醒说：“明天就到假了，该准备准备啦。”亲孙子相继来到人世，勾起了朱德的联翩思绪。他想起了自己的母亲，自己的家。“文革”前小学毕业的孩子，大都会记得这样一篇课文《母亲的回忆》，作者朱德。

　　朱德的母亲一辈子生了13个儿女，但5个早夭，只养活了8个。出于贫困，同时也由于他大伯父没有子嗣，幼年的朱德就过继到了大伯父家。为探索强国之途，朱德早早离开了故乡，养家糊口的担子，都落在了那些没有离乡的兄弟们身上了。朱德说：“是兄弟们省吃俭用 ，供养我读书，继而义无返顾地走上追求真理的道路，没有那些在家吃苦的兄弟，就没有今天的我。”他很念记兄弟之间的手足深情。

　　想着在天津父母温暖怀抱中的亲孙子，朱德想到自己老家四川的山村里还十分贫苦，自己的兄弟们还不能让后辈们受到良好的教育。他决定尽其所能，替每一个兄弟家供养一个孩子读书。

　　1952年春节来临，朱德听说在京工作的侄儿朱刚要回四川故里探亲，就把他叫到中南海，同他谈了自己的想法，让他回去后与各家商量商量，送一个孩子来。

　　朱德说:“到北京是来受教育，所以你要告诉家里人，不要挑岁数大的，要挑在学龄左右的。来了从小学学起，一直到大学，争取能培养出几个真正的人才。”

　　过完春节，朱德几个兄弟妹妹的儿子、孙子、孙女们，通过亲属和四川省委统战部部长程子健，陆陆续续送到北京。他们是朱子明、朱小兰、朱春元、朱和、朱玉珍、朱香林、朱香兰、朱新民、朱俊书、朱传书、刘德等。

　　就在这群孩子到京前后，朱德搬进西楼新居。本来很安静的老人之家，一下子热闹起来。孩子中大的十多岁，最小的才五六岁，有男有女。朱德对这些孙辈们说:“接你们到北京是来读书的，你们还没有为国家和民族做什么贡献，所以也不能享受不该享受的待遇。”

　　于是，朱老总除了让年纪太小，需要大人照顾的和两个女孩子，暂时先和他们住一起外；就在工作人员的住处找了两间房子，安排了其余的孩子，并要求他们尽快学会自己管理自己。

　　孩子们刚来时，头发乱蓬蓬的，衣衫褴褛。康克清亲自帮他们洗头洗澡，并和工作人员一起，到西单商场为每个孩子买了一套新衣服。孩子有大有小，衣服型号各异，整整买了一大包。

　　赵力平说：“从那以后，每年我都要陪康妈妈这样采购几次，买春、秋季的、夏季的、冬季的衣服，还有鞋子、袜子。反正不论买什么，每个孙辈都得一套，我和康妈妈一人抱一堆。”

　　从内陆山乡间出来的孩子，父母们整日忙于生计，哪有时间给孩子进行什么家教，有的连大小便上厕所都不知道。年纪最小的孩子，甚至站在桌子旁一边吃就一边拉上了。这又忙坏了康克清，又得收拾，又得教孩子们各种规矩。

　　然而为了老总高兴，康克清对骤然增添的麻烦和劳苦任劳任怨。在安顿好了这些孩子的食宿之后，又根据朱德的托付，为这些侄孙一一联系好入读的学校。

　　在乡村闲散惯了的孩子，突然进了都市的学堂，深感拘束，也读不进书；难改的乡音，既影响他们听课，也不便与同学交流。所以，他们对学习感到吃力和畏难，总盼着回到那怎么折腾也出不了圈的中南海大园子，和自家的兄弟姐妹聚在一起纵情嬉闹。

　　朱老总对侄孙们的表现，有些光火：接你们来，是为了学习，做有用之材的，这么畏难、放纵能有什么出息！他把侄孙们交给警卫部队加以管束调教，以克服散漫旧习；还请来老师，利用周日补课，巩固课堂知识，教习普通话。

　　“我们星期日玩耍的时候，发现朱德的孙辈们在上课，就扒着窗户看。我们毕竟都是孩子，听着他们古怪的方言，看他们答题有误，就忍不住大笑，甚至给他们起哄。他们见我们捣乱，就冲出教室追打我们。他们人多年纪大，下手好狠呐，我们常常被打得很惨。”孩提时的顽皮，徐建林在近半个世纪后追溯起来，还含着缕缕眷恋。

　　总之，经历了一番调教和补习，这些乡村来的孙辈们，都有了长足的进步。其中朱和、朱小兰、朱春元后来都上了大学，当然这都属后话了。

朱和平，从小就一副憨厚的样子，爷爷、奶奶有什么活动，总喜欢带着他。他两岁那年的“五一”节，跟爷爷、奶奶看游行。他听游行的人时不时地喊“世界和平万岁”的口号，不解地问爷爷、奶奶:“他们老喊我万岁干吗呀？”

　　一句话把爷爷、奶奶逗乐了:“谁喊你万岁啦？你算老几，人家要喊你万岁？人家喊的是世界和平万岁。和平，是人类的美好希望，不单单是你的名字。给你起这个名字，蕴涵着我 们对和平的希望，也希望你热爱和珍惜来之不易的和平。”

　　孙辈绕膝，的确是多了这类天伦的欢乐。但一下多了这么多人口，也给朱老总家庭的生活，带来了较沉重的负担。

　　当年毛泽东、刘少奇、周恩来、朱德等中共中央最高领袖，虽然定的是一级工资，但根据毛泽东的建议，他们拿的都是四级工资，也就是400多元。绝大多数人的工资，都是随着参加工作的年限而递增，而这几位最高领袖，又响应了毛泽东的倡导，工资实行“递减制”。

　　在那个时候，任何一层的领导人，除了死工资外，就没有其他经济来源了。和党政干部相比，军队干部的薪金要高些。在十大元帅中，朱老总功高德劭，他完全可以拿元帅的工资。但一向淡泊物质享受的朱老总，以已经不在军队中担任什么实际职务为辞，坚决不拿元帅的工资。

　　这样一来，他和康克清两个人的工资加在一起，才顶一个元帅的工资。虽说这在那时听起来，也是个很大的数目了。可在两位老人开销外，再加上10多个孩子的吃、穿，上学的费用，还有房租、水电费，雇保姆，接济故乡的困难亲戚等等，就变得很紧很紧了。

　　在朱德家担任管家的，是警卫郭计祥。老总家的每一笔开销，郭计祥都记上账。后来援朝、和平大了上学时，他甚至连“援朝铅笔二分”，“和平冰棍三分”这细小的花费，都一丝不苟地记上。

　　许多年间，每月能余下几毛钱的情况是较多的，偶尔有余下几元钱的时候。郭计祥记得还有几次，他不得不向老总和康克清发出警报:“出现赤字啦！”

　　据几位知情的前辈回忆，当年在中共中央最高领导层中，有三位家庭比较困难是有名的，即刘少奇、朱德、陈云，原因都是家庭成员多，需要接济的亲戚多。中央办公厅曾设法给予他们补助，但除了陈云家笔者没有了解，不知情外；朱德在得知有额外补助后，执意回绝了;刘少奇则在得知补助后，逐月退还。

　　说到朱老总家的经济困难，还有一则动人的小故事。

　　援朝、和平上小学的时候，对绘画也产生了兴趣，和刘源一起，跟画家黄胄学画国画。朱援朝学的是工笔画，和平是学写意画。为了激励孙子们学有所成，康克清对他俩说:“如果你们的画能参加展览，就说明你们真用功了，我给你们每人买一件玩具。”

　　一件玩具，对孩子来说还是极具诱惑力的，因此援朝与和平狠下功夫，终于两个人的作品，都参加了展览，还得了奖。当两个孙子兴高采烈地把喜讯告诉奶奶时，康克清犯难了。

　　两个孙子取得这样的成绩的确是付出了辛劳，确实应该给予鼓励;而且长辈对孩子的承诺，不兑现也不合适。

　　可她又一想：如果只给两个亲孙子买玩具，那么还有那么多侄孙呢？他们会不会觉得奶奶偏心呢？好一点的玩具起码得上10元钱，要平衡的话，每人一件开销就不是小数目了。这个先例不好开呀！

　　康克清只好硬着头皮对孙子说：“你们在绘画方面取得了突出的进步，很值得表扬。奶奶最初说买玩具，主要是从激励你们出发的，所以玩具就先不买了吧。”

　　还是小学生的援朝与和平，自然无法体谅大人的苦衷，他们不干了，非磨着要买玩具。康克清觉得也应该给孩子一点物质奖励，就给援朝、和平一人买了一个考究一点儿的日记本。

　　援朝、和平虽觉得这日记本也挺精致的，但与他们心目中期待的玩具，还是有相当大的距离，便还是跟奶奶磨。康克清左思右想，想不出安抚之策。朱老总得知此事，出来解围，对孙子说：“这样吧，我给你们每个人在本子上题字。”

　　朱德在两个孙子的本子上，分别题下了“好好学习，天天向上”。在孙子的心目中，爷爷的威望还是比较高的; 同时两个孙子也感到再不依不饶，也不会有什么更好的结果了，只好偃旗息鼓。

除了记录开销的账本外，朱德家里还有一个记录本，是记录孙辈在学校学习情况的：谁谁成绩较好，谁谁成绩不太好，谁谁在学校表现怎么样，谁谁某月某日要开家长会，由谁谁去参加……

　　那时援朝、和平，和刘少奇家的平平、源源、亭亭，谭震林家的小五、小六，李先念家的紫阳、平平，陈赓大将家的小树和崖子，办公厅机要室副主任吴振英家的老四吴小立，都 在北京第二实验小学读书。

　　而上学早一些的侄孙们，则在育才和八一学校，因为都是寄宿，一个星期才回一次家，所以学校和家长的沟通，就靠这个联系记录本。也因为孩子多，父辈家长都不在北京，家长会有时就由警卫代，但多数情况，是康克清亲自到会的。孩子学习、成长中的一些问题，都由康克清亲自处理。

　　当年朱援朝的班主任是霍懋征，“文革”后她被评为特级教师，当了北京实验二小的校长。刘少奇家的刘源、薄一波家的薄熙成也都在她的班上。霍懋征去了刘家，去了薄家家访，根据她的要求，刘少奇、薄一波都见了她。她还提出要到朱援朝家做家访，想见见朱德委员长。

　　但霍懋征到的那天，朱德刚好不在，康克清在家中热情地接待了她，还带着她在家里转了转。康克清向老师了解了孙子们在学校的情况后，提出请老师严格要求，有事可以和家中联系。

　　果然，在后来的一天里，霍懋征就给朱援朝告了一状。

　　那一天，在霍懋征的课上，朱援朝没听老师讲课，而是在埋头画图。他画的是从中南海西门到刘源家和自己家的路线图。他画得很投入，以致老师走到了他身后，他都不知道。

　　图画得很细致。沿途每一座建筑，每一道岗哨，每一个标记都画了出来。距离也是用尺子量着，按比例画的。可是刚画好，还没来得及再细看一眼，图就被身后的霍懋征没收了。

　　没收就没收吧，朱援朝想她拿去也没用。不料下午放学回家，发现中央办公厅警卫局的副局长正在他家坐着呢，他画的那张图摆在了桌子上。原来中央办公厅警卫局接到学校的电话，取回了那张图。

　　“这是你画的吗？”到家里来问话的是李树槐还是马尚志，朱援朝已经记不得了，反正是认识的老卫士。“是啊。”“你画这个干什么？”“随便画着玩的。”朱援朝依然漫不经心。

　　“这东西能随便画着玩吗？”来的人有些急了，又追问了一句：“你画完了准备给谁？”“我是想给薄熙成的。他要来刘源家和我家玩，给他这个图，他进海以后就知道怎么走了。”

　　听朱援朝这么一说，来的人仿佛松了一口气:“以后可不能乱画啦，这可不是闹着玩的！”薄熙成，他们知道，是中共中央政治局候补委员薄一波的儿子，不是什么危险人物。又嘱咐了几句后，他们才走。

　　“此事当年在中南海里算一件大事，都传开了，可我偏偏忘记主角是谁了。”笔者说。“就是我呀。在我之后，我们家又闹了件动静很大的事，主角之一是我弟弟和平。”

　　有一天，朱和平和李富春的外孙李坚，顺着房顶乱窜，最后竟然爬到菊香书屋里紫云轩的房顶上去了。毛泽东的卫士猛然发现紫云轩顶上露出两个脑袋，顿时心都提到嗓子眼了。当时毛泽东就在房间里面，也不敢开枪。幸好卫士马上就辨认出是两个孩子，否则真可能出什么意外。

　　和平还没到家，电话就先到家了。康克清不在家，是朱援朝接的电话。刚放下电话，警卫局的人又到了。朱和平到家后，李坚也被电话通知到了朱德家。

　　“你们两个爬房爬到哪去了？”“爬到毛主席那儿去了。”和平和李坚并没觉得是犯了什么“天条”。“还知道是爬到毛主席那儿了。干什么去了？”“什么也没干，就是看了看。”

　　警卫局的人被这两个半大不小的孩子弄得哭笑不得:“你们要去为什么不走正道，非要爬墙呢？走正道，我们也会让你们到警卫室坐坐，看一看。偷偷摸摸地上房，万一出事怎么办？以后再不许这样啦！”跟孩子，也只能说到这个份儿上了。

长孙朱援朝从小就身体好，曾在体校练过体操。他有一种天不怕地不怕、谁都不服的气质，和谁都敢叫板。男孩子叫板叫到最后，自然就是开打，而且一打就没轻没重，甚至头破血流的。

　　“我们那时打架就是凭自己的勇武和气力，赢了自然得意，败了就认输。从来没有拉父母做虎皮，或吃了亏找家长出面的。在中南海里也是如此，刘源虽然是共和国主席的儿子， 挨了打也得自己忍着，我们都是一样的。”朱援朝说。

　　朱和平还记得哥哥因打架，挨了爷爷的训斥:“有一次，援朝和周延安打架，延安比援朝大5岁，结果援朝被打得鼻青脸肿。可他回到家里，爷爷奶奶并没对他挨打表示怜惜，反而把他训斥了一顿。爷爷说：你怎么能和延安打架呢，人家的爸爸在做为首长服务的工作，他妈妈宋英阿姨在咱家对你多么好。你跟延安打架，让延安父母怎么工作？那次好像是援朝不占理，爷爷还说了你也该让人教训教训的话。”

　　当自己的孙辈犯错误时，朱老总训诫起来声色俱厉，毫不袒护。卫士长郭仁就拍下过一张《朱老总教孙图》。两个在外边天不怕地不怕的孙子，站在总司令面前，就蔫了许多。可在其他孩子眼里，“朱爹爹”、“朱爷爷”是那样的慈祥和蔼。

　　工作人员都知道朱老总爱兰花，他搬进乙楼，大家帮他在家门前钉了排木架。每年6月前后，木架上就摆满一排排绽放和含苞的兰花。招惹得在西楼院落里工作的干部们，在工作之余，溜达到这儿来欣赏兰花。

　　朱老总亲自为兰花浇水，侍弄得干干净净，每盆还插个小木牌，写上花名和产地。因此朱老总以喜爱兰花很闻名，甚至被写进了歌曲。其实在中南海里，朱德夫妇喜爱孩子，也是有口皆碑的。

　　中海东岸有个花圃，还有玻璃暖房。在那座花圃、暖房的边上，就是中南海幼儿园。一些中共领导人的孩子，许多在中南海工作的中直机关干部的孩子，都在这所幼儿园入托。

　　朱德和康克清到花圃、暖房看花时，有时就会到中南海幼儿园，看望孩子们。许多上过中南海幼儿园的孩子，家中都存有和朱老总夫妇的合影。

　　除了看中南海幼儿园的孩子，朱老总和康克清还经常到外面的幼儿园、小学校，去看望孩子。并把一些老战友、部旧的孩子，领回自己家来。朱老总、康克清身边老有一群孩子，这些在中南海里的人眼里，已经习以为常。

　　50年代初，至交刘伯承、周恩来老警卫参谋龙飞虎等，都不在北京工作。朱老总夫妇经常在周末，把他们在北京读书的儿子、女儿，接到自己家里，给他们弄吃弄喝，“打牙祭”，还陪着他们游玩。

有一次，朱德、康克清带着侄孙和龙飞虎的儿子龙桂辉，在中南海里划船。在小码头登船之际，龙桂辉看见自己一个同学，就招呼他上船。警卫人员感到船上的人已经不少了，就拦住了那个孩子。朱德随即制止警卫说：“小孩子，没有多大分量，让他上来吧。”

　　说起这些事，赵力平告诉笔者：“就因为这，许多孩子跟朱老总、康妈妈可亲啦。刘帅的孩子刘太行，许多年后还是一口一个康妈妈，说康妈妈给他的爱，超过了生身父母。每当这时，康妈妈就感叹：现在你们都长大了，你们小的时候是多么可爱呀！”

　　听他们追忆到此，笔者的思绪不由开了小差：千军统帅，应在樯橹灰飞烟灭中谈笑，在动辄流血漂杵的鏖战中横眉。但几乎每个和朱德接触过的人的更深感受，却是仁慈宽厚。许多和他交往过的作家，从他们笔下，我们总看到对爱兵如母的渲染，而不见睥睨硝烟的冷峻战神。怪哉！

朱德对孙辈们学习现代科学知识很看重。他一再向孙辈们强调：祖国的建设，就靠你们这一代了。如果你们今天不好好学习，掌握本领，将来就是对祖国无所贡献的废人。

　　当孙辈们在学校取得较好的学习成绩，朱德就会喜形于色。但是如果学习成绩总不能让他满意，他就会以一种表面疏远的方式，对孙辈进行鞭策。

据朱敏署名的一部回忆中叙述: 朱德对她的孩子健健和窝窝，一直是挺喜欢的。可是当健健几次考试成绩都不好后，朱老总就严肃地批评了健健。

　　虽然戎马大半生，但朱德始终不曾丢弃生于山乡的劳动本分。自幼生长在江西农村的康克清，在这一点上和老总是琴瑟相契。他们对孙辈们人格德行培养，最初就侧重在热爱劳动上。

　　在北京，朱老总通常住的地方有两处，玉泉山和中南海，以住玉泉山的时候居多。朱德诞生于蜀东北的山乡，长年的戎马生涯又一直与大山相伴，江西的井冈山，陕北的黄土高原。

　　夺取政权，进了城，他还爱住在山上，虽说是小小的玉泉山。他乐此不疲的运动，就是带着身边的人和孩子们爬山，这显然与他的人生经历和他的性情有关。把朱德的爱山和毛泽东的恋水，往一块儿一联系，不油然脑子里就冒出那句古话:“仁者乐山，智者乐水”。

　　不论是玉泉山还是西楼寓所的房前屋后，朱德和康克清都自己动手种上了蔬菜和杂粮。当孙辈们长到一定的年纪，朱德、康克清就带领他们一起耕耘劳作。从翻地、播种，到锄草、浇水、掏粪、施肥，都无一遗漏地要他们参与。

　　特别是那些脏活、累活，朱德和康克清一定不让工作人员代劳，亲自带着孙子们干。孙子们回忆说：“放学后回家的第一件事，就是给自家的菜园浇水。这种从小养成的劳动习惯，使我们后来对参加劳动，吃苦受累，感到很自然，根本不觉得什么。”

　　由于精耕细作，照料得勤，朱德家周围地里种植的蔬菜和杂粮，总是丰产丰收。他们除了自家享用一部分外，其余都送给了西大灶食堂。西大灶食堂收到朱老总家送来的瓜菜，就堆在一起，展览给来食堂就餐的人看。

　　兴许是因为土质比较肥沃，加上一家人的悉心侍弄，每到收获季节，朱德家的菜园子更是满眼的硕果累累。朱老总带领孙辈们在自家园子里的劳作，还吸引了中南海里的其他孩子，也到他们的园子里来帮忙。

　　吴振英的长子吴陕立，就与老总的孙子、侄孙们，把积来的粪肥，都填在一株冬瓜的下面。这株冬瓜长得藤粗叶阔，朱德不明其中奥秘，问孙辈：“怎么这株长得这么壮啊？”孩子们笑而不答。

　　后来，粗藤上结出一个75斤重的特大的冬瓜，被送进了中国农业展览馆里展览。结果，朱德的冬瓜，又像当年朱德的扁担一样，被写进了报道和课本里。这其间，也有孙辈们的一分汗水。

　　援朝、和平的父母朱琦、赵力平都在天津工作，家也安在天津。有时候的寒暑假，援朝、和平就到天津和姥姥、父母一起住一段。离京时，朱老总会对孙子们做一番交代：“虽然是去度假，但也不要只是玩。要帮父母做些家务活，争取学会一两项技能。”

　　孙子们记住了爷爷的嘱咐，陆续学会了一些手艺。一年的假期，和平在回天津的时候学会了生火和蒸馒头。他特别兴奋，回到北京就急着露一手。奶奶看着和平在炉前、案板边的紧张忙活，内心充满欢喜，馒头蒸得好坏已经不重要了。

　　那段时间，朱德正在外地视察，奶奶看罢演示，对孙子说：“快给爷爷写一封信，把这件事告诉他。”以往，朱德在外地，接到家里的来信，并不一定马上就回。但当他看到孙子的这封信后，立即回了一封信，对孙子的进步和成长，给予了表扬。