BY 王凡 東平

第八章 劉少奇住得最久的寓所

1949年，中共中央領袖和部分機關進駐中南海時，住在了居仁堂、春耦齋西邊一些院落的孩子們，如林伯渠家的，陸定一家的，師哲家的……他們都記得，在他們家所住的院落再往西，就再沒有院落和建築了。

　　然而空曠的景象並沒有持續太久，這裡就有幾棟樓房拔地而起，成為新中國成立後，中南海內興建的第一個建築群。因為地處中南海南部的最西端，故稱西樓。

這幾棟樓動工於1950年，是5座獨立的青磚樓。海里的人習慣將之分稱為甲、乙、丙、丁樓和西樓會議室。後來相繼擔任中央警衛團幹部大隊參謀長、大隊長的張隨枝曾帶領過的那個工兵營二連，也參加了這個樓群的建築，他記憶里這個樓群竣工於1951年。

　　在樓與樓之間，都有通行的車道。車道旁邊，是由大半個成人高的側柏圈着的如毯的綠地。丙、丁兩樓之間的綠地較寬，約莫有三四十米。所有的綠地間都栽有樹木，海棠、塔松、銀杏、白楊。在甲、乙樓和丙樓之間，曾經有一個很大很大的魚池，有兩三個人深，一側有石階上下。

　　沿灰磚牆，栽了一圈爬山虎。因土地長年閒置比較肥沃的緣故吧，爬山虎長得異常繁茂，從里牆爬到了外牆，滿滿一片綠色，遮掩了原牆的灰色。在1951年、1952年之交，劉少奇一家，朱德一家，中共中央辦公廳的辦公室，機要室，中央書記處政治秘書室，以及後來組成的類似政策研究室的工作班子，陸續搬進了西樓大院落。

住進甲樓的，是從字廊搬出來的劉少奇一家。他們走後，楊尚昆一家成為字廊的新主人。直至1964年，再度搬家到福祿居，劉少奇一家在甲樓住了12個寒暑。

　　劉家剛進中南海時住的字廊，條件很簡陋，連暖氣都沒有安裝，冬季潮濕陰冷，只能靠生煤爐取暖。搬進新樓後，條件已經大為改善，房間也多了許多。秘書和工作人員在一樓;劉少奇和王光美，工作、起居在二樓，小型會議室也在此；第三層，是孩子們的天地。

劉少奇身邊的工作人員比較多，除了王光美以外，常跟隨他的有機要室副主任吳振英，秘書鄧力群、姚立文，還有機要秘書王干、楊俊，1956年又增加了劉振德等幾位幹部。此外還有保衛人員，司機，保健大夫等。和毛澤東身邊的工作人員合成一個集體稱一組一樣，劉少奇和身邊這些人員，被稱為二組。

　　搬到新居的第三個年頭，劉少奇在新召開的全國人民代表大會上，當選為全國人大常委會委員長。這下子給他身邊的工作人員平添了一點點麻煩，不知該如何稱呼他了。

　　毛澤東很早就當了主席，主席的稱呼早就叫開了。周恩來在新中國成立後，當了政務院的總理，也總理、總理地叫起來了。以往習慣稱劉少奇為“少奇同志”，那麼當選委員長後，是否循周恩來之例，稱他委員長呢？

　　當選後第一個向劉少奇請示工作的，是機要秘書楊俊，他游移有頃，就以委員長稱呼。可劉少奇沒吭聲。楊俊以為他沒聽見，又提高了一點兒嗓門。劉少奇抬起頭，面帶不悅地說：“你怎麼突然叫起這個來了，不感到彆扭嗎？”

　　楊俊一時語塞，王光美馬上說：“我們還是叫同志嘛。”劉少奇也緩和了口氣:“以後不要這樣了，叫同志多順口啊。”後來，他專門向身邊的工作人員交代：“中央領導人中，只有三個人可以稱職務，即毛主席、朱總司令、周總理。大家已經稱習慣了，也不必改了。”

　　因此，在劉平平、劉源等孩子耳朵里，他們的父親始終被中南海里的人們稱為“少奇同志”。
平時在甲樓生活的孩子，是毛毛、濤濤、丁丁、平平、源源、亭亭。50年代中期，毛毛在北京101中學畢業後，被送蘇聯深造。

　　早在1939年，劉允斌和劉愛琴，就被送到蘇聯，他們兄妹也曾在毛岸英兄弟呆過的莫尼諾兒童院學習過一段。1945年，劉允斌考入莫斯科鋼鐵學院冶煉專業。在該院畢業後，他以優異成績進入莫斯科大學，讀核物理學研究生，1955年獲副博士學位。

兩年後，劉允斌回到祖國。他只在中南海的家裡住了幾天，就去了距北京50公里外的某縣，進了中國原子能研究院401所工作，這是中國最早的核武器研究所。

　　劉愛琴1949年跟父親回國後，先在北京師大女附中當了一段俄語教師。翌年，她考入中國人民大學計劃系深造，1953年畢業，分配到國家計劃委員會綜合局工作。

　　在50年代末60年代初，劉允斌、劉愛琴兄妹都因工作需要，調到了內蒙古。從此以後，他們都是每年在假期里，到北戴河同父親、繼母和弟弟妹妹們團聚。

　　劉少奇和何葆珍的三個兒女，都有一段到蘇聯留學的經歷，偏偏三個子女都在異國他鄉“莫言花重舟將沒，自解凌波不畏沉”地墜入愛河。然而比平民多一層政治的制約，是作為一國政黨領袖的子女娘胎裡帶來的特殊染色體。這種染色體，給他們的私生活帶來的影響，往往是負面的。特別是在政治和意識形態受到強化的歲月，柔性的情感，與堅實的政治碰撞時，受損傷的只能是情感。

　　第一個為跨國姻緣付出情感代價的，是劉愛琴。她剛到蘇聯時所在的莫尼諾國際兒童院，撫養着來自希臘、保加利亞、西班牙、中國的共產黨領袖後裔。因為這些國度的共產黨，都處在與當政者對峙的狀態，黨的領袖們生活動盪，性命堪虞，更無法撫養照顧自己的子女。

　　就是在這裡，劉愛琴與西班牙共產黨總書記，綽號“熱情之花”的伊巴露麗的外甥費爾南多相識，並獻上自己初開的情竇。應該說這種情感，是在特定的環境下產生的，青年人的第一次，也一定是純真而刻骨的。

　　然而“父親劉少奇卻認為她的婚姻是不妥當的。費爾南多雖然也是革命者的後代，但他來自社會制度不同的國度。這個人當他的女婿，進入他的家庭生活，尤其是住在中南海里是不妥當的。劉少奇要求女兒一切要以黨和國家的利益為重，實際上就是不能再和她的丈夫生活在一起。在父親和父親所擁有的理想面前愛琴屈服了，這對青年夫婦就這樣被活活拆散。愛琴對丈夫的惟一紀念是把他們共同的兒子起名叫索索，這是她丈夫姓中的一個字。我相信在這件事情里，父女兩人都經歷了十分痛苦的情感過程，但是這種有悖常理的事情在當時一切以黨和國家利益為重的邏輯中，卻是合情合理的。”

　　筆者在此援引羅點點的敘述，是因為她文字的簡捷;但筆者覺得對父輩的理想是牴觸還是接受，愛琴還是有抉擇的自主的。她最終選擇了承受情感的痛苦，說明她決定以父輩的理想、信條，為自己的理想和信條。

　　在共產黨有着崇高威望，人民把一個嶄新而美好的中國的誕生都寄託於中國共產黨之際，作為共產黨領袖的子女，以“黨和國家利益為重”，那是從心底感到高尚的、必然的選擇。

　　如果說劉愛琴的婚姻，是出於黨的利益和原則、國家體制不同的考慮;劉允斌的婚姻中，就又多了中蘇關係始終隱藏着難料變異的因數。

　　關於劉允斌的婚姻悲劇，同為中南海里孩子的劉亞非的父親劉振德，有一簡要的概述，他曾於1956年至1967年間，在劉少奇身邊擔任機要秘書。他回憶說:

　　允斌曾向我談起他的婚姻問題:“我們的離婚是迫不得已的，我們之間感情上沒有絲毫的裂痕，我們分手的原因就是因為我要堅持回祖國工作。這種生離死別給雙方心靈上造成的折磨是多麼殘酷呀！”

　　他的語氣很平靜，但我感到了他內心深處的不平靜。

　　“我在蘇聯學習時，爸爸多次寫信教育我一定要珍惜這來之不易的學習機會，而我自己也發奮讀書，恨不得一下子把所有的知識學到手。就這樣，廢寢忘食、夜以繼日地刻苦攻讀，幾乎把身體累垮。爸爸得知這一情況後，寫信嚴肅地批評我說：‘要知道，如果一個人失去了健康，就意味着失去了一切。必須馬上改變那種摧殘身心健康的學習方法。’那時，外國人非常佩服我的刻苦精神，但又都不贊同我那種玩命的學習方法。當然我也沒有精力去考慮婚姻問題了。後來，我的年紀越來越大了，而且又不能馬上回國，所以就和追求我很長時間的蘇聯姑娘結了婚。那時中蘇關係是很好的。我的學業即將結束時，爸爸給我寫信說：‘祖國和人民等待着你的歸來。在個人利益和黨的利益發生衝突的時候，我相信你一定能無條件地犧牲個人的利益而服從黨和國家的利益。’說實話，接到爸爸的來信，我的思想上鬥爭了好幾天。我多麼希望早日能回到生我養我的祖國，能回到父輩們拋頭顱灑熱血才得到的這片古老而神聖的熱土呀，我知道國家花了那麼多錢送我們出國留學是為的什麼，但我已不是獨身一人，我已有了妻子和孩子，我們夫妻感情很深，我怎麼捨得離開他們？我一直動員愛人跟我到中國來，但她因不懂漢語，而且兩個國家的文化傳統、生活習慣和水平又有很大差別，她也曾來過中國兩次，試了試，怎麼也無法適應我們這裡的生活。我試圖動員她和我一起回來的希望破滅了。我愛我的妻子，也愛我的孩子，可我更愛我的祖國。我下決心非回來不可，而她卻堅決不跟我來。這樣，我們只好過起兩地分居的生活，拖了幾年才離了婚。我愧對她們母子呀，在我們許多人的想象中，好像蘇聯人結婚、離婚都很隨便，其實各有各的規矩，特別是有了兩個孩子的婦女再想找到理想的伴侶絕不是件輕而易舉的事。我真為他們的未來擔憂……”

　　允斌的那位蘇聯夫人最後一次來中國是1958年。我曾帶她到外交部辦過出境手續。她只會用漢語說幾句簡單的問候用語。她在少奇同志家只住了十幾天就再也住不下去了。因為大家的工作都很緊張，而允斌又是個視工作如生命的人。所以誰也很難抽出時間來陪她。語言不通，生活又不習慣，她怎麼能耐得住這樣的寂寞呀。有一天，允斌不在家，少奇同志在飯廳陪她坐了一會兒，用生疏的俄語想一句說一句，同她交談。但這無法排泄她心中的苦悶。允斌不在家，她就寸步難行。

　　她這次回國以後，他們兩人才下了離婚的決心。當然中蘇關係的惡化也對他們的離婚起了一定的促進作用。（注:見劉振德著《我為少奇當秘書》，中央文獻出版社1998年出版）

　　其實，經受心靈折磨的並非只有劉允斌和他的蘇聯夫人瑪拉，要孩子做出艱難選擇的父親劉少奇，他的內心首先要經歷一番苦澀。特別是當他的三個孩子都存在類似的問題時，他對苦澀的咀嚼就要重複三次。

就在大哥劉允斌回國前後，劉平平、劉源、劉亭亭都上學了。他們在北京第二實驗小學就讀。同在一校的中南海的孩子，還有朱德的孫子朱援朝、朱和平，李先念的女兒李紫陽、兒子李平平，譚震林的兒子譚小光、譚小旭，吳振英的二兒子吳小立等。

　　雖說學校離家不算很遠，但為了培養獨立生活的能力，劉少奇要求孩子們在學校食宿。每星期六下午，一位老師傅騎着木板包廂的三輪車，把劉家的三個孩子和其他人家的孩子一 起接回中南海。同車的還有中南海西門對面，住靈境胡同的陳賡大將的孩子。每星期一的早晨，還是這位老師傅，再把這一群孩子送回學校。

　　當劉源上三年級以後，劉少奇提出：孩子大了，應該讓他們鍛煉得能自己乘車上學。朱德、譚震林都認為劉少奇的提議很好，大家便決定上四年級以後的孩子不再乘三輪車，給孩子們買了月票。從此，孩子們就自己到中南海西門偏南的車站，先乘14路，然後再倒10路公共汽車上學了。

　　上學期間的濤濤、丁丁、平平、源源、亭亭每月的全部生活、學雜費共計100元。雖然不愁衣食，但確實不算很寬裕。當然再在孩子身上增加一點開銷還是有餘地的，但劉少奇夫婦希望孩子們的生活，不要和普通群眾拉開太大的距離。

　　兄妹們每人每年只能買一雙新鞋，這種平均造成了實際上的不平等。男孩子穿鞋費，規定更新的時間尚未到，鞋子已慘不忍睹，但還得湊合着穿。在劉源記憶中，彼時能讓他興奮的事之一，就是換新球鞋。

　　當時劉少奇夫婦的工資，加在一起總共有500多元。但家裡人多，各項開支多，把必要的花銷一刨除，手頭不能不說是有點兒緊。

　　他們夫婦每月交黨費25元，劉少奇買煙、茶和其他生活用品100元，全家人的伙食費150元，給保育員的工資40元，每月的房租、水電等費用起先是40多元。再除掉孩子們的生活費，住在中南海家中的外婆的零用錢，就所剩無幾了。可劉少奇還要用之接濟幫助有困難的親朋好友。

　　關於房租和水電費，中間也有一段故事：

　　1960年中央辦公廳發了一個文件，重新規定了幹部住房收費標準。劉少奇怕管理部門有顧慮進行照顧，就讓身邊工作人員如實地丈量了一遍自家的面積，核對水電費數字。

　　重新測算後，劉家每個月要付60餘元的房租水電費，比原先多了20元左右。但劉少奇表態說：“已經定了工資制度，就要徹底執行，高級幹部要帶好頭，不能再享受供給制了。”

　　因為劉少奇和何葆珍的孩子，不是已經工作，就是在蘇聯留學，所以住在中南海家中的孩子裡，王光美照拂得最盡心的，是劉少奇和王前生的女兒濤濤。好衣服給她穿，有什麼要求儘量滿足，自然在她身上的花銷稍多些。雖然中南海里絕大多數幹部家，都是老大穿新的，老二穿舊的，老三就要打補丁了。

　　對此，平平曾感到委屈：“我是最倒霉的了，上有姐姐哥哥，下有弟弟妹妹。姐姐想要什麼，媽媽馬上就給；妹妹小，媽媽也寵着。只有我夾在中間，要什麼都不給。”

　　這一點，連劉少奇大秘書吳振英的兒子吳陝立都看出來了：“劉家真正的公主是劉濤，穿得最漂亮了，像是那個時候的‘戴安娜’。”

　　王光美親生的四個孩子，劉源是惟一的男孩，但他在生活上沒有絲毫的特殊。他用的鐵皮鉛筆盒，也是姐姐傳給他的，後來連蓋都蓋不上了，就用一根橡皮筋勒着，繼續使用。

　　60年代初，阿富汗國王和王后來華訪問，在和劉少奇會面時，王后提出想見一見他家的孩子們。當時中央有個精神，讓夫人和孩子們配合着做一點外交工作，劉少奇很爽快地答應了。

　　聽聞此訊，老外婆發愁了，她覺得孩子們的衣服，登大雅之堂稍顯遜色。特別是亭亭，所有的褲子都有補丁。最好的一條燈芯絨褲子，膝蓋上還劃了個三角口子。長輩們甚至想過到北京市去借幾套搞外交儀式時獻花兒童的服裝。最後還是將就了，巧手的阿姨給三角口子上綴了一朵小花，掩蓋了破綻。
堂堂的全國人大委員長，後來的國家主席，家庭財政居然如此拮据，在今天的人看來，都覺得不可想象。劉家的孩子，對此最初也只是表面的感受；是在許多年之後，他們才從父母身邊的人員嘴裡，聽說了如下的故事:

　　那是1960年的春天，一位警衛員領回少奇同志的工資後，就和大家議論起少奇同志的生活問題，“別看他是國家主席，生活也夠緊張的，他們兩口子的工資加起來儘管有500多元， 可是扣除房租、水電和保育員的工資後，剩餘部分既要支出8口人（應該是9口，筆者注）的全部生活費，5個孩子的學雜費，還要支援親友，少奇同志抽煙喝茶每月要花幾十元，即便是精打細算，也難以分配。”

　　另一位衛士說:“所以少奇同志和光美同志處處要求節儉。”

　　“連孩子們夏天喝點飲料也摳得很緊。有個孩子早就想買輛自行車，但光美說買不起。”保育員最清楚這些。

　　“最為難的是我這個廚師，逢年過節稍一改善，就說超標準了，這樣下去首長的身體會受到影響的，我們應該向上級反映一下。”郝苗的話是很有分量的。

　　另一位同志有點不平地說:“應該給少奇同志夜餐費，我們不是都有嘛！少奇同志平時出差從來未拿過出差補助，這也是不合理的嘛，按規定該有的也應該給人家嘛！”

　　衛士長插話說:“你們說的這些過去都提過，可首長和光美同志不同意要。”

　　這時有人提議:“像這些的生活小事，為什麼一定要讓他們知道？我看就以夜餐費的名義給他們補助點吧。”大家一致同意這個意見，而且不要向他們匯報了。後來經與警衛局主管少奇同志行政工作的副局長商量，決定每月補助他們30元，每人每天補助5角。補助就這樣開始了。

　　1962年夏季的一天，警衛局的一位領導對毛主席說，中央幾位領導也應該有夜餐費，但他們都不要。現在有的領導同志生活比較困難，準備予以補助。毛主席說：“可以根據具體情況辦嘛，總司令和少奇同志、陳雲同志，靠他們生活的小孩多，應該補助，我就不需要嘛。”

　　後來，毛主席出於對生活困難的同志的關心又在一次小會上提到這件事。

　　少奇同志回到家裡就問光美同志:“是不是給過我們什麼生活補助？”“我不知道。”光美同志驚訝地答道。“你去查一查看。”少奇同志又補充了一句。

　　光美同志立即來到衛士組問大家，衛士們以為別人已經告訴她了，瞞也瞞不住了，便照實說:“根據國家工作人員工作到夜裡12點就應該給夜餐費的規定，我們認為也應該發給你們兩個人夜餐費，這樣就……”衛士還想講些理由，但光美同志已經清楚了，“別說了，總而言之是補助了。”她立即把這個情況報告了少奇同志，少奇同志馬上把我和衛士長叫去，嚴肅地批評說:“我的生活問題，為什麼瞞着我，這些事過去我曾多次說過，通宵工作，是我的習慣，一個人每天就吃三頓飯嘛，白天工作、夜間工作，橫豎就是三頓飯，要什麼夜餐費？你們可以要，我不要。比我困難的人還很多，為什麼對我額外補助？”我感到了他的氣憤不平。

　　停了一會兒，他又追問:“這是誰的主意？”我說這是開會大家一致同意的。

　　少奇同志的眉頭擰得更緊了，他提高嗓門又說:“開會為什麼不讓我參加？為什麼不報告我？我的生活問題，應該讓我知道。我有自己的工資，不能再要國家補助。請你們從補助的那天起到今天為止，算一算共補了我們多少錢，我要退賠，要把每次退賠的收據給我。”

　　光美同志也說:“我們就是節衣縮食也得賠。以後凡是關繫到我們的事，不要瞞着我們。開始少奇同志以為我在瞞着他，你們是好心，可卻幫了個倒忙。”

　　我們算了一下，共補助了兩年10個月，每月30元，共計1020元。從當月開始每月扣30元，還得扣兩年10個月。這樣一來，每月從補助30元，到倒扣30元，等於每個月的生活費降低了60元。

雖然，在生活上，劉少奇給孩子降低了水準;但在其他方面，劉少奇不僅要求甚嚴，而且有細緻具體的指標。為了鍛煉孩子們的毅力和體質，劉少奇為子女們制定了一個嚴格的“成長進度表”:9歲學會游泳，10歲學會騎自行車，11歲要會自己洗衣服，13歲能夠生活自理，15歲獨自出門。

　　並不是定完就完了，定完是要嚴格落實的。“我們都依照這個進度表實施，我自己是每 項指標都略有提前。游泳是在8歲學會的，也是在八九歲之間，學會了騎自行車。除了拆洗被褥外，我10歲以後就沒讓別人洗過衣服。”劉源說。

　　在嚴格要求自己方面，孩子們從對父親言行的觀察上感受良多。

　　1956年以前，在甲樓一層秘書的辦公室里，有一台軍用發報機改裝的收音機，體積很大，也很粗糙，但在當時，別的房間連這樣的東西都沒有，物以稀為貴，劉少奇的幾個孩子，也經常到這個辦公室來收聽廣播節目。

　　為了滿足孩子們強烈的求知慾，一位秘書就與改裝這台收音機的總參謀部聯繫，希望能用這台大收音機換兩台小的。總參那邊不僅爽快地答應了，而且還送來了三台由他們組裝的簡易“小收音機”。結果秘書在自己的辦公室里留下了一台，送給衛士一台，還剩下的那一台，就放到了孩子們的房間裡。

　　有一天，劉少奇到孩子們房間裡，發現了這台收音機，覺得奇怪:“這是從哪裡來的？”孩子們如實回答說是樓下的秘書拿來的。

　　劉少奇從孩子房間出來，就把那位秘書叫去，問明了情況後，他面色嚴肅地說：“你們怎能隨便向人家要東西呢，以後再不准隨便接受別人的任何禮物，不准占公家的便宜，不准打我的旗號辦不應該辦的事，要來的這些東西，通通退回去。”於是，孩子們房間裡的那台收音機又消失了。

　　父母親對孩子們學業、政治進步、人格成長的關心，還反映在對孩子們主課以外的多方面興趣愛好，如體魄的強健，審美情趣的積澱等，都給予關注和支持。

　　從那個時候起，乒乓球就是中國的國球了。大人孩子，都喜歡打乒乓球，並以乒乓球打得好為榮。要想打得好，就得苦練。一次，李樹槐的女兒李延梅到西樓會議室這邊玩。會議室里有個乒乓球案子，劉源見有了對手，兩人打得昏天黑地。

　　直到過了午夜，王光美還不見劉源回家，有些着急了，因為劉源平常一直是個挺守規矩的孩子。於是，驚動了警衛人員，四處去找。最後在西樓會議室里，找到了兩個汗流浹背、仍酣戰不止的孩子。

　　作為母親，孩子午夜不歸，讓她焦急不安;還影響了那麼多人的休息，她心裡是挺生氣的，但看到孩子並沒有做什麼不該做的事，是在打乒乓球強身健體，就沒有太多地指責孩子。

　　也許是受毛澤東的影響，中南海里的許多首長和幹部都對練書法雅興匪淺，稍有閒暇，就在廢舊報紙上練開了。劉源不知從何時起，對中國的水墨畫產生了興趣，家長練大字時，他也拿着毛筆在舊報紙上劃拉。

　　王光美首先注意到了兒子的興趣苗頭。一次，中南海門診部主任鄭學文因醫療保健方面的事到甲樓，偶然間發現劉源對畫畫的興趣。巧的是鄭學文的丈夫，是中央美術學院附中的校長、著名的美術教育家丁井文。當她和王光美攀談起此事時，遂提議幫助劉源找名師點撥一下。

　　在丁井文的帶領下，劉源一一拜謁了李苦禪、李可染、葉淺予等中國畫界的泰山北斗，觀摩他們的造化妙筆，聆聽大師的開蒙之言。每次登門拜師，丁井文騎着自行車在前面，劉源騎着小軲轆的自行車跟在後面。經丁井文建議，劉源拜聲望德行俱佳、又年富力強、和丁井文交誼最厚的黃胄為師。

　　就這樣，劉源投在黃胄門下學習中國畫。聽說劉源拜到了名師，中南海里另幾位有同好的孩子，也和他一起學藝，也跟着丁井文遍訪畫界大師，到中央美院和美院附中觀摩學生繪畫。這些孩子中有朱德的孫子朱援朝、朱和平等，鄧小平的女兒鄧林、周恩來的侄女周秉宜還都在丁井文當校長的中央美院附中，受過正經的科班教育。

　　名師出高徒，幾個孩子經黃胄指點，以及到中央美院和美院附中那濃厚的習畫氛圍薰陶後，畫技都有提高。劉源在11歲那年，參加巴黎國際兒童畫展，竟拿了個金獎，還在其他比賽中得過兩次三等獎。

　　中共中央在廬山第二次召開工作會議期間，劉源也跟着父親上了山。在山上，他畫了幅畫送給毛澤東，隨手把自己的名字寫成了元元。毛澤東看了署名，半詼諧半認真地說：“這個名字不好，不要圓，要有稜角嘛！”劉源趕忙解釋:“不是那個圓滑的圓，是源泉的源。”毛澤東聽了笑着說:“源泉的源麼，那挺好！”

廬山和毛澤東的對話，使劉源開始琢磨起自己的名字，漸漸感到不太滿意了。中南海的孩子，都叫他源源。他覺得這是小孩子的名字，將來長大了，人家還“源源”“源源”地叫，多難為情。

　　於是，他一而再、再而三地向父母提出改名的請求。父親被說動了，真的思考了一番，隨後和劉源做了一番交談。對於一個十二三歲的孩子來講，這番話的內容似乎有點過於嚴肅 和深奧了。

　　劉少奇說:世間的事物是複雜的，遇事不應簡單視之，要加以鑑別，求是求真；要養成獨立思考的習慣，不要人云亦云，要勇于堅持真理。母親王光美談話時也在場，她記錄下劉少奇的話，從“求真”、“堅真”、“持真”幾個意思中，聯想到“鑒真”一詞，並準備以此做兒子的名字。

　　然而沒過太久，在首都的文化、宗教界舉行了一次紀念鑒真和尚的活動。活動提醒了王光美，“鑒真”與歷史上一個著名的和尚同名，她又覺得兒子的名字這樣改不太合適。改名之事被擱置了下來，但父親那諄諄教誨，卻烙在劉源的心裡。

　　通過起名字對孩子進行教育，在劉家還發生過一次。

　　有一段時間，劉少奇發現丁丁做事鬆懈而漫不經心，學習不刻苦也不認真。他把丁丁叫進自己的辦公室，在指出他的弱點和缺點後，告訴丁丁，自己為他想了個學名“允真”。他對丁丁說：“爸爸希望你以後能改正自己的缺點，無論幹什麼事都要努力認真。”

　　丁丁在起用學名劉允真後，常常想着父親的殷切希望，做什麼事都比以前更認真和投入了。從給丁丁起名“允真”，源源起名“鑒真”看，劉少奇對“真”字還真有點偏愛。

　　在劉源等幾個孩子的記憶里，爸爸媽媽不單單自己對子女要求嚴格，還說服其他和子女相關的人，不可對他們搞特殊和過於寬宥。

　　1959年5月10日下午，劉少奇在中南海的家裡，接待了平平和源源就讀的北京第二實驗小學的陶淑範、褚連山等老師。

　　在認真詢問了老師們的工作和生活情況後，劉少奇說:“平平和源源是我的孩子，你們的學生，有句老話說養不教父之過，教不嚴師之惰。今天請你們來，就是想告訴大家，希望能嚴格要求他們，你們不嚴，我就不高興。”“那次老師來，爸爸媽媽跟他們談了很長時間。”事情已經過去近50年了，劉源還記得。

　　劉允真考高中那年，成績不理想落榜了，因此情緒低落。有的人想用劉少奇的名義，去學校為他講情。劉少奇知道後，專門為此事召開了有工作人輩渭擁募彝セ嵋欏?/p>

　　“我的孩子們不論是上學還是工作，都不讓填寫父母的真實姓名，就是怕人家不好管理，搞特殊照顧。現在考不上學校，想打我的旗號，好像高乾子女上了初中就一定要上高中，上了高中就一定要上大學，而不管考得上考不上；參加工作就一定要當幹部，而不管有沒有那個能力！”

　　講到這裡，劉少奇面露微慍:“這是什麼道理？為什麼高乾子弟就不能當工人、當農民、當解放軍戰士？我再次聲明，我的子女絕不能搞特殊！”

　　劉允真最終沒有靠父親的關係上北京的名牌高中，繼而上什麼名牌大學。而是根據考試成績，進了北京郊區的一所寄宿制的半工半讀農技學校。

　　臨去學校前，丁丁向父親告別。在自家孩子眼裡一貫神色嚴肅的父親溫和地對他說:“我支持你學點技術，但一定要刻苦努力。否則一事無成，到時候就誰也幫不了你嘍。”

1960年，劉少奇的二兒子劉允若，從蘇聯回國。

　　在蘇聯，劉允若最初讀的是工學院飛機無線電儀表專業。後來，他感覺這同他的興趣不甚一致，而且和幾個同學的關係也相處得不太融洽，以致心情不是很舒暢，就想轉學轉系轉專業，改學文學或新聞。他把自己的想法向中國駐蘇聯使館留學生管理處提出後，留學生管理處不同意，就給他做說服工作。但劉允若想不通，又給父親寫信，想從父親那裡得到支持。

　　對這種遇到一些挫折就言退卻和變換的意念，劉少奇很不贊同。他回信說：你轉系的理由不充分，我支持留學生管理處的意見。劉允若思想仍轉不過彎，導致在一段時間裡情緒低落，學習成績下降。

　　劉少奇聞知此訊，感到兒子的行為簡直到了不能容忍的地步。他寫信切責說：你過去雖然受過一些苦，但也染上了一些壞習氣。眼下的所作所為，是嚴重的個人主義思想在作祟。

　　對此，劉允若並不以為然，不就是想讓父親說兩句話幫自己轉系嗎，有什麼大驚小怪的。對父親接二連三且越來越嚴厲的批評，劉允若產生了逆反心理，覺得像父親這種搞政治的人，簡直有點太鐵面無情了。

　　直到隔了一段時間，他逐漸冷靜下來後，才覺得父親講的道理是對的。最後，他還是服從了父親的意見，繼續在理工科學習，只是專業轉為導彈的總體設計。

　　就是在蘇聯留學的期間，劉允若與一位叫麗達的蘇聯姑娘相識而墜入愛河。而他們的戀情，偏偏是伴隨着中蘇兩黨兩國關係的矛盾和敵對與日俱熾。

　　1960年4月，《紅旗》雜誌、《人民日報》連續發表《列寧主義萬歲》等三篇文章，不點名地批評赫魯曉夫的理論和觀點。6月，蘇共借在布加勒斯特舉行社會主義國家共產黨和工人黨代表會議之機，對中共發起全面攻擊。7月，蘇聯政府突然單方面撤回全部在華專家，撕毀了數百個協議、合同，給中國建設造成嚴重困難和巨大損失。

　　鑑於中蘇關係的轉惡，劉少奇要劉允若慎重考慮戀愛婚姻問題，終止和麗達的關係。但處於熱戀中的人都是盲目的，不遵從理智的忠告。因允若回國而分離的兩人，都沒有放棄為終成眷屬的努力。

　　劉源回憶說:麗達給當時的蘇共中央第一書記赫魯曉夫寫信，請求他促成她和劉允若的結合。處於青春熱戀中的麗達不可能想到，她和劉允若純真的愛情，會被人利用來作政治籌碼。赫魯曉夫在和劉少奇見面時，拿出了麗達的信對劉少奇說:你兒子的女朋友給我寫信，尋求我的支持，我完全贊同他們的結合。你看，你們的下一代也將在我們蘇聯這一邊。

　　劉少奇感到，赫魯曉夫這不僅僅是在傷害他個人的感情，而且是在向中國共產黨和中華民族挑釁。隨着蘇共在世界共產黨的聚會上煽動圍攻中國，在中印邊界武裝衝突中袒護印度，插手新疆伊犁、塔城暴亂，公開的論戰已經箭在弦上，中蘇兩黨兩國關係已經沒有了轉圜的可能。在這樣的背景下，劉少奇還能有別的選擇餘地嗎？他只能讓兒子毅然剪斷和麗達的情絲。

劉允若的執拗再次凸顯了出來，有一股非麗達不娶的勁頭。身邊的人多體諒他，但大家又都感到他這種掙扎是徒勞的。

　　前車可鑑，除了他的哥哥、姐姐外，中南海里還有例覆轍，那就是李富春和蔡暢的女兒李特特，她的丈夫是蘇聯人。

他們（指李特特、劉允若，作者注）都愛上了和自己國籍不同的人。儘管他（她）們或者是革命者的後代，或者是來自社會主義制度國家的蘇聯人，但是這種不同文化背景，不同國籍的婚姻在中國共產黨高級幹部的家庭里是沒有希望成功的。所不同的是，這兩個人不像愛琴那樣順從，他們為了自己的愛情和幸福與父母發生了激烈衝突。所以，在一段時間裡，他們在這個圈子裡是受到普遍批評的人。我們都覺得他們實在不應該把個人的利益，何況這利益其實只是愛情，凌駕於革命之上。大人們教育我們說，這是由於他們受到資產階級生活方式的影響，自身不夠革命化的緣故。特特姐姐由于堅持和自己的愛人保持關係，她媽媽蔡暢和父親李富春宣布和她斷絕親子關係，儘管這實際上沒有意義，因為這種客觀存在的關係在法律上無法解除，事實上也無法斷絕。這只是表示我們嚴厲的父輩對他們不聽話的子女一種決絕的懲罰。特特姐姐好長時間不能和父母聯繫，不能再住在中南海的家裡。

　　（註：見羅點點著《紅色家族檔案——羅瑞卿女兒的點點記憶》，南海出版公司1999年出版）

　　羅點點的敘述，真實地反映了當時的那樣一種氛圍。中共領袖們對海外關係的敏感和迴避，可以說是到了極其謹小慎微的地步。

　　眼看着劉少奇和毛毛父子倆的對峙，王光美心中非常焦慮。她深知丈夫的政治抉擇是不可改變的，作為一個共產黨員，她也會做出同樣的決斷。但作為繼母，她對失去生母的孩子，更希望施予儘可能多的關愛，讓孩子得到人生的幸福。

　　在利弊權衡、苦口婆心皆不奏效的情況下，王光美寄希望通過讓劉允若和本國的女性接觸，萌發新的戀情，以撫平他同麗達分手的心靈創痛。從此，她開始留心，去觀察劉允若眼睛裡的細微變化。

　　當她發現允若對某位電影演員印象不錯時，曾有意促成好事，但經調查感覺有些問題，只得放棄。後來，她又為允若相中了一位各方麵條件都比較好的女電影演員，並親自和允若談了此事。允若對繼母的關心很感恩，專門到某電影製片廠看了那位女演員，並表示滿意。但女方得知允若的家庭背景後，感到兩家境況懸殊，委婉推脫了。

　　“爸爸不得已的選擇給毛毛帶來的情感損傷，始終讓媽媽牽念，凡是能做的她都不遺餘力，以使毛毛獲得情感補償。可毛毛婚姻之事格外蹉跎，因此他內心一直存着一個結。”從政多年，如今擔任中國人民武裝警察部隊副政委的劉源，大概最能理解自己父母親的內心款曲。

　　平民家庭的加減法，到了政治領袖的家庭，就變成比歌德巴赫猜想還複雜的方程。方程的這一邊是看得見的偉業殊勛名垂青史；而那一邊是無法預測的世俗情感倫常的犧牲。

　　一個父親，他的衷曲難為子女所體諒，他的信仰追求讓兒女付出了情感代價，他的心靈還能靜如止水沒有傷感嗎？但他是政治家，他必須遵循政治的準則。

　　然而，作為孩子，劉允斌、劉愛琴、劉允若，他們也許只想當好他們的工程師、教師，他們只想擁有普通人的愛情。只是由於他們生長在了政治領袖的家庭，他們的判斷和取向便不能隨己所欲了，原本平常的渴望，在他們就可能成了奢望。他們不得不捨棄一些自我，而為公眾和大局捨棄自我的人，是讓人欽佩的。

第九章 孩子最多的人家

搬進乙樓的是朱德朱老總一家。老總家的格局，基本上和劉少奇家差不多。朱老總身邊的工作人員也不少，機要秘書除了跟了他很多年的潘開文外，又陸續來了閻致遠、朱慎，政治秘書前後有何均、陳友群、沈毓珂、曹全夫等，還有衛士長郭仁等。這個工作人員的群體，被稱作四組。

　　在搬來前，朱老總已經住過了中南海的兩處院落。剛進海時的含合堂，進西樓前的永福 堂。繼朱老總後搬進永福堂的，是從抗美援朝戰場上凱旋的彭德懷彭老總。從他住進永福堂以後，這個院子便被愈積愈厚的悲壯之氣覆蓋。在朱老總之後住進院子的兩位主人，都有點兒直言敢諫的勁頭，又都死得令人扼腕，待後面再交代。

　　和朱德、康克清夫婦一起住進西樓的，不是朱德的兒子朱琦、兒媳趙力平，而是朱琦、趙力平的孩子朱援朝、朱和平。此時的朱琦、趙力平都工作生活在天津。

　　關於朱琦，過去幾乎沒怎麼見到過有關他的文字，故在此多着些筆墨。朱老總一生有過幾次婚姻，但就朱琦這麼一個兒子。1916 年朱琦降生時，朱德發現他右耳際有一根細細的“拴馬柱”，遂為之取名“保柱”。

　　然而早在尚未婚娶之際，朱德就為自己祖國的富裕強盛在外奔波探索，朱琦出世後，一直放在故鄉四川撫養。紅軍到達陝北後，朱德在繁忙之餘，常會勾起對離散多年子女的思念之情。國共第二次合作後的1937年8月，朱德到南京開會，從當時的國民黨軍事委員會委員長昆明行轅主任龍雲那裡得知朱琦在他的部隊裡，就曾向在四川重慶八路軍辦事處的周恩來吐露過。周恩來頗能體味老總這番情愫，親自布置人員依線索尋找，並將朱琦送往延安。

　　據說當朱琦被帶到朱德身邊時，朱德不由自主地扳過他的頭，在右耳際處輕輕摸索，當觸到胎生的“拴馬柱”時，便抑制不住激動喃喃道：“沒錯，是我的兒子，是我的兒子。”

　　此後，朱琦被送到中央黨校學習，參加革命併入了黨。1943年由於傷病，朱琦從前方回延安，被派往抗大七分校工作。在這裡，他和後來相濡以沫的趙力平相遇了。為他們牽線的，是趙力平的頂頭上司、抗大七分校校長彭紹輝將軍。

　　然而他們秦晉相結的路程並不平坦。當趙力平隱隱約約聽出彭紹輝的話里，含着要她和朱琦建立比同志更親近的關係那重意思時，她惶惑了。一來年輕的她根本沒考慮過婚嫁問題，二來朱琦是德高望重的總司令的兒子。

　　接下來自然是迴避、躲閃加躑躅，連朱琦邀她到自家做客，見一見朱德和康克清，她都沒有答應。由普通的紅軍戰士成為朱軍長妻子的康克清，看中了趙力平的人品，也理解她的心情，就請女將軍李貞、晉綏軍區司令賀龍，幫忙做趙力平的工作。

　　好事多磨，這一磨就磨了兩年。1946年3月，趙力平、朱琦的愛情進入了瓜熟蒂落的時節，喜歡當紅娘成人好事的賀龍，為他們主持了婚禮。還在延安的朱德、康克清，終於等到了兒子新婚的佳音。

　　經過了晉綏、晉察冀的輾轉，朱琦夫婦到達河北，和劉少奇、朱德領導的中央工委聚合。但新媳婦還未來得及同公公婆婆見上一面，她就和朱琦加入了由鄧穎超當團長、黃華當副團長的土改工作團，赴河北阜平縣搞土改。

　　直到阜平的土改結束，趙力平隨丈夫到西柏坡，才第一次與公公婆婆見了面。第一次近距離的接觸，她親身感受到了兩位老人的慈善、平易和溫和，正如別人向她介紹的一樣，她覺得生活在這樣的家庭里會很溫馨和輕鬆。由於怕引起公公婆婆傷心，她和朱琦的第一個孩子，因環境艱苦只來到世間三天就早夭之事，趙力平就沒有馬上讓兩位老人知道。

　　此後不久，根據工作的需要，朱琦被調往石家莊鐵路局。當他把這一消息告訴父親時，朱德對他說:“你一直在部隊工作，不懂技術，調到鐵路局以後，不能當領導搞管理，要從頭學起。”後來，趙力平和朱琦夫婦雙雙調往天津。朱琦雖在天津鐵路局擔負了一定的領導責任，但他依然沒有脫離勞動，常常作為司機駕駛機車。

　　50年代中期，中央在北戴河建立避暑區。此後每逢夏季，中央高層領導人，就常到那裡工作和避暑。在北京與北戴河間的往返中，火車常常會在朱琦工作的天津鐵路局換車頭，而乘車的領導人有時也會在天津下車停留。

一次，朱琦從北戴河開車回到天津。還未離開機車，就接到通知，說是坐車的首長要接見。因為乘車首長的身份是保密的，朱琦也不知這位首長是何人，來不及拾掇，就匆匆趕到會客室。

　　因為那時開的是蒸汽機車，燒的是煤，朱琦手上、臉上和身上都是黑的，雪白的沙發套都被他蹭上了灰。這時會客室的門開了，朱德走了進來。朱琦這才知道，他今天拉的首長原來就是自己的父親。

　　朱德看見坐在沙發里、全身黑糊糊的朱琦，心裡也明白了。他在經過朱琦身邊時說：“呵，沒想到，今天坐上你開的車了。”當接見完畢，他又走到兒子身旁，臉上露出滿意的神情：“不錯，你真學會了一門技術。這對你是有好處的，不懂技術也搞不好管理呀。”

　　1950年，趙力平又懷孕了。這期間她幾度和朱琦到過北京，在中南海含合堂朱德的寓所度假。此時朱德已是64歲高齡，他看見兒媳漸漸腆起的肚子，知道自己將做爺爺了，分外欣喜。

　　康克清一生，總是以朱老總的憂為己憂，以朱老總的樂為己樂。即將出世的孩子既引起了朱老總的欣喜，也引起了康克清的欣喜。特別是康克清，孩子還在胎中，她就操起了心。

　　她親自購買了為孩子做衣服、包裹的布料；幾次當面或寫信囑咐趙力平，要她注意營養，臥床一定要側臥，眼睛一定不要直接對着陽光。康克清在全國婦聯最初任婦幼部部長，後來任全國婦聯副主席，婦幼保健工作仍是她分內工作。為了工作，她很注意相關業務的學習和琢磨，此刻這些相關知識，在家裡派上了用場。

　　次年元月，孩子降生之際，恰值中國人民志願軍和朝鮮人民軍發起的第三次戰役結束，攻占了漢城，並殲敵19000餘人。為了紀念抗美援朝的階段性勝利，也為了讓新生的男孩及早樹立保家衛國之志，朱德給孫子起名“援朝”。

當 “五一”節來臨，在朱德、康克清的一再敦促下，朱琦、趙力平把援朝帶到了北京。

　　在這裡，爺爺奶奶對第一個親孫子百般愛撫呵護，康克清事事操心無微不至照料援朝的情景，讓趙力平深受感動，她說:“像康媽媽那樣細心、操心和耐心地照料孩子，即便是親生父母也不一定能做到。”

　　康克清每天都要到東四的婦聯機關上班，下班一進家門，必先來看孫子。親自給孫子洗澡，換衣服。特別是後來在夏季，給孫子洗澡，她自己卻累出一身大汗。她一遍又一遍地告訴趙力平餵奶的時間怎樣分布好，應該怎樣餵奶，怎樣使孩子健康發育。

　　正因為看到老總夫婦為孫子傾注了太多的關愛，趙力平怕把老人累壞了，就把孩子帶回了天津。無奈爺爺奶奶一個勁地念叨，反覆寫信，要替他們帶孩子。

　　朱德和康克清一再對朱琦、趙力平說:你們都在精力最旺盛的時期，如果免去照顧孩子的拖累，可以在工作上有更大建樹。拗不過老人，趙力平只好把10個月的援朝，送到了北京。

　　一年後，朱琦夫婦的第二個孩子又出生了。此刻，朝鮮、中國同以美國為首的聯合國軍三方，已開始在三八線上的開城為停戰而談判，雖然常常是談談打打，但和平前景可瞻，因而朱德為新生兒取名“和平”。

　　和平剛8個月，就又在爺爺奶奶的硬要下，被送進了中南海。兩個孫子的到來，固然給老人帶來含飴弄孫的其樂陶陶，但同時也帶來了一些攪擾。當工作緊張或遇到棘手問題，當康克清身體不適，孫輩們的吵鬧、夜半的啼哭，就讓康克清更加寢食難安。

　　“讓康媽媽操心的事情真是太多了！在婦聯的領導中，康媽媽不像蔡暢、鄧穎超、許廣平、史良等，不是留過洋，就是受過高等教育。她出身貧苦農家，沒讀過什麼書，後來當了一名普通的紅軍戰士，從艱苦的戰爭年代走過來。和那些人在一起工作，她本來壓力就挺大;搞好分內工作，學習的任務也很繁重；還要照顧總司令，可她依然分出精力，關愛孫輩們。”

　　因為兩個孩子都在北京，趙力平夫婦的周末和假期，便大多要到北京度過。朱德、康克清對自家的孩子，像律己一樣嚴格。趙力平夫婦到北京，都是自己乘車去中南海，從不讓公家的車去火車站接他們。

　　兒子、兒媳到家後，老總和康克清有一句進門必問的話，就是：“放幾天假呀？”在假期結束的前一天，老總和康克清就會提醒說：“明天就到假了，該準備準備啦。”親孫子相繼來到人世，勾起了朱德的聯翩思緒。他想起了自己的母親，自己的家。“文革”前小學畢業的孩子，大都會記得這樣一篇課文《母親的回憶》，作者朱德。

　　朱德的母親一輩子生了13個兒女，但5個早夭，只養活了8個。出於貧困，同時也由於他大伯父沒有子嗣，幼年的朱德就過繼到了大伯父家。為探索強國之途，朱德早早離開了故鄉，養家糊口的擔子，都落在了那些沒有離鄉的兄弟們身上了。朱德說：“是兄弟們省吃儉用 ，供養我讀書，繼而義無返顧地走上追求真理的道路，沒有那些在家吃苦的兄弟，就沒有今天的我。”他很念記兄弟之間的手足深情。

　　想着在天津父母溫暖懷抱中的親孫子，朱德想到自己老家四川的山村里還十分貧苦，自己的兄弟們還不能讓後輩們受到良好的教育。他決定盡其所能，替每一個兄弟家供養一個孩子讀書。

　　1952年春節來臨，朱德聽說在京工作的侄兒朱剛要回四川故里探親，就把他叫到中南海，同他談了自己的想法，讓他回去後與各家商量商量，送一個孩子來。

　　朱德說:“到北京是來受教育，所以你要告訴家裡人，不要挑歲數大的，要挑在學齡左右的。來了從小學學起，一直到大學，爭取能培養出幾個真正的人才。”

　　過完春節，朱德幾個兄弟妹妹的兒子、孫子、孫女們，通過親屬和四川省委統戰部部長程子健，陸陸續續送到北京。他們是朱子明、朱小蘭、朱春元、朱和、朱玉珍、朱香林、朱香蘭、朱新民、朱俊書、朱傳書、劉德等。

　　就在這群孩子到京前後，朱德搬進西樓新居。本來很安靜的老人之家，一下子熱鬧起來。孩子中大的十多歲，最小的才五六歲，有男有女。朱德對這些孫輩們說:“接你們到北京是來讀書的，你們還沒有為國家和民族做什麼貢獻，所以也不能享受不該享受的待遇。”

　　於是，朱老總除了讓年紀太小，需要大人照顧的和兩個女孩子，暫時先和他們住一起外；就在工作人員的住處找了兩間房子，安排了其餘的孩子，並要求他們儘快學會自己管理自己。

　　孩子們剛來時，頭髮亂蓬蓬的，衣衫襤褸。康克清親自幫他們洗頭洗澡，並和工作人員一起，到西單商場為每個孩子買了一套新衣服。孩子有大有小，衣服型號各異，整整買了一大包。

　　趙力平說：“從那以後，每年我都要陪康媽媽這樣採購幾次，買春、秋季的、夏季的、冬季的衣服，還有鞋子、襪子。反正不論買什麼，每個孫輩都得一套，我和康媽媽一人抱一堆。”

　　從內陸山鄉間出來的孩子，父母們整日忙於生計，哪有時間給孩子進行什麼家教，有的連大小便上廁所都不知道。年紀最小的孩子，甚至站在桌子旁一邊吃就一邊拉上了。這又忙壞了康克清，又得收拾，又得教孩子們各種規矩。

　　然而為了老總高興，康克清對驟然增添的麻煩和勞苦任勞任怨。在安頓好了這些孩子的食宿之後，又根據朱德的託付，為這些侄孫一一聯繫好入讀的學校。

　　在鄉村閒散慣了的孩子，突然進了都市的學堂，深感拘束，也讀不進書；難改的鄉音，既影響他們聽課，也不便與同學交流。所以，他們對學習感到吃力和畏難，總盼着回到那怎麼折騰也出不了圈的中南海大園子，和自家的兄弟姐妹聚在一起縱情嬉鬧。

　　朱老總對侄孫們的表現，有些光火：接你們來，是為了學習，做有用之材的，這麼畏難、放縱能有什麼出息！他把侄孫們交給警衛部隊加以管束調教，以克服散漫舊習；還請來老師，利用周日補課，鞏固課堂知識，教習普通話。

　　“我們星期日玩耍的時候，發現朱德的孫輩們在上課，就扒着窗戶看。我們畢竟都是孩子，聽着他們古怪的方言，看他們答題有誤，就忍不住大笑，甚至給他們起鬨。他們見我們搗亂，就衝出教室追打我們。他們人多年紀大，下手好狠吶，我們常常被打得很慘。”孩提時的頑皮，徐建林在近半個世紀後追溯起來，還含着縷縷眷戀。

　　總之，經歷了一番調教和補習，這些鄉村來的孫輩們，都有了長足的進步。其中朱和、朱小蘭、朱春元後來都上了大學，當然這都屬後話了。

朱和平，從小就一副憨厚的樣子，爺爺、奶奶有什麼活動，總喜歡帶着他。他兩歲那年的“五一”節，跟爺爺、奶奶看遊行。他聽遊行的人時不時地喊“世界和平萬歲”的口號，不解地問爺爺、奶奶:“他們老喊我萬歲幹嗎呀？”

　　一句話把爺爺、奶奶逗樂了:“誰喊你萬歲啦？你算老幾，人家要喊你萬歲？人家喊的是世界和平萬歲。和平，是人類的美好希望，不單單是你的名字。給你起這個名字，蘊涵着我 們對和平的希望，也希望你熱愛和珍惜來之不易的和平。”

　　孫輩繞膝，的確是多了這類天倫的歡樂。但一下多了這麼多人口，也給朱老總家庭的生活，帶來了較沉重的負擔。

　　當年毛澤東、劉少奇、周恩來、朱德等中共中央最高領袖，雖然定的是一級工資，但根據毛澤東的建議，他們拿的都是四級工資，也就是400多元。絕大多數人的工資，都是隨着參加工作的年限而遞增，而這幾位最高領袖，又響應了毛澤東的倡導，工資實行“遞減制”。

　　在那個時候，任何一層的領導人，除了死工資外，就沒有其他經濟來源了。和黨政幹部相比，軍隊幹部的薪金要高些。在十大元帥中，朱老總功高德劭，他完全可以拿元帥的工資。但一向淡泊物質享受的朱老總，以已經不在軍隊中擔任什麼實際職務為辭，堅決不拿元帥的工資。

　　這樣一來，他和康克清兩個人的工資加在一起，才頂一個元帥的工資。雖說這在那時聽起來，也是個很大的數目了。可在兩位老人開銷外，再加上10多個孩子的吃、穿，上學的費用，還有房租、水電費，雇保姆，接濟故鄉的困難親戚等等，就變得很緊很緊了。

　　在朱德家擔任管家的，是警衛郭計祥。老總家的每一筆開銷，郭計祥都記上賬。後來援朝、和平大了上學時，他甚至連“援朝鉛筆二分”，“和平冰棍三分”這細小的花費，都一絲不苟地記上。

　　許多年間，每月能餘下幾毛錢的情況是較多的，偶爾有餘下幾元錢的時候。郭計祥記得還有幾次，他不得不向老總和康克清發出警報:“出現赤字啦！”

　　據幾位知情的前輩回憶，當年在中共中央最高領導層中，有三位家庭比較困難是有名的，即劉少奇、朱德、陳雲，原因都是家庭成員多，需要接濟的親戚多。中央辦公廳曾設法給予他們補助，但除了陳雲家筆者沒有了解，不知情外；朱德在得知有額外補助後，執意回絕了;劉少奇則在得知補助後，逐月退還。

　　說到朱老總家的經濟困難，還有一則動人的小故事。

　　援朝、和平上小學的時候，對繪畫也產生了興趣，和劉源一起，跟畫家黃胄學畫國畫。朱援朝學的是工筆畫，和平是學寫意畫。為了激勵孫子們學有所成，康克清對他倆說:“如果你們的畫能參加展覽，就說明你們真用功了，我給你們每人買一件玩具。”

　　一件玩具，對孩子來說還是極具誘惑力的，因此援朝與和平狠下功夫，終於兩個人的作品，都參加了展覽，還得了獎。當兩個孫子興高采烈地把喜訊告訴奶奶時，康克清犯難了。

　　兩個孫子取得這樣的成績的確是付出了辛勞，確實應該給予鼓勵;而且長輩對孩子的承諾，不兌現也不合適。

　　可她又一想：如果只給兩個親孫子買玩具，那麼還有那麼多侄孫呢？他們會不會覺得奶奶偏心呢？好一點的玩具起碼得上10元錢，要平衡的話，每人一件開銷就不是小數目了。這個先例不好開呀！

　　康克清只好硬着頭皮對孫子說：“你們在繪畫方面取得了突出的進步，很值得表揚。奶奶最初說買玩具，主要是從激勵你們出發的，所以玩具就先不買了吧。”

　　還是小學生的援朝與和平，自然無法體諒大人的苦衷，他們不幹了，非磨着要買玩具。康克清覺得也應該給孩子一點物質獎勵，就給援朝、和平一人買了一個考究一點兒的日記本。

　　援朝、和平雖覺得這日記本也挺精緻的，但與他們心目中期待的玩具，還是有相當大的距離，便還是跟奶奶磨。康克清左思右想，想不出安撫之策。朱老總得知此事，出來解圍，對孫子說：“這樣吧，我給你們每個人在本子上題字。”

　　朱德在兩個孫子的本子上，分別題下了“好好學習，天天向上”。在孫子的心目中，爺爺的威望還是比較高的; 同時兩個孫子也感到再不依不饒，也不會有什麼更好的結果了，只好偃旗息鼓。

除了記錄開銷的賬本外，朱德家裡還有一個記錄本，是記錄孫輩在學校學習情況的：誰誰成績較好，誰誰成績不太好，誰誰在學校表現怎麼樣，誰誰某月某日要開家長會，由誰誰去參加……

　　那時援朝、和平，和劉少奇家的平平、源源、亭亭，譚震林家的小五、小六，李先念家的紫陽、平平，陳賡大將家的小樹和崖子，辦公廳機要室副主任吳振英家的老四吳小立，都 在北京第二實驗小學讀書。

　　而上學早一些的侄孫們，則在育才和八一學校，因為都是寄宿，一個星期才回一次家，所以學校和家長的溝通，就靠這個聯繫記錄本。也因為孩子多，父輩家長都不在北京，家長會有時就由警衛代，但多數情況，是康克清親自到會的。孩子學習、成長中的一些問題，都由康克清親自處理。

　　當年朱援朝的班主任是霍懋征，“文革”後她被評為特級教師，當了北京實驗二小的校長。劉少奇家的劉源、薄一波家的薄熙成也都在她的班上。霍懋征去了劉家，去了薄家家訪，根據她的要求，劉少奇、薄一波都見了她。她還提出要到朱援朝家做家訪，想見見朱德委員長。

　　但霍懋徵到的那天，朱德剛好不在，康克清在家中熱情地接待了她，還帶着她在家裡轉了轉。康克清向老師了解了孫子們在學校的情況後，提出請老師嚴格要求，有事可以和家中聯繫。

　　果然，在後來的一天裡，霍懋征就給朱援朝告了一狀。

　　那一天，在霍懋征的課上，朱援朝沒聽老師講課，而是在埋頭畫圖。他畫的是從中南海西門到劉源家和自己家的路線圖。他畫得很投入，以致老師走到了他身後，他都不知道。

　　圖畫得很細緻。沿途每一座建築，每一道崗哨，每一個標記都畫了出來。距離也是用尺子量着，按比例畫的。可是剛畫好，還沒來得及再細看一眼，圖就被身後的霍懋征沒收了。

　　沒收就沒收吧，朱援朝想她拿去也沒用。不料下午放學回家，發現中央辦公廳警衛局的副局長正在他家坐着呢，他畫的那張圖擺在了桌子上。原來中央辦公廳警衛局接到學校的電話，取回了那張圖。

　　“這是你畫的嗎？”到家裡來問話的是李樹槐還是馬尚志，朱援朝已經記不得了，反正是認識的老衛士。“是啊。”“你畫這個幹什麼？”“隨便畫着玩的。”朱援朝依然漫不經心。

　　“這東西能隨便畫着玩嗎？”來的人有些急了，又追問了一句：“你畫完了準備給誰？”“我是想給薄熙成的。他要來劉源家和我家玩，給他這個圖，他進海以後就知道怎麼走了。”

　　聽朱援朝這麼一說，來的人仿佛鬆了一口氣:“以後可不能亂畫啦，這可不是鬧着玩的！”薄熙成，他們知道，是中共中央政治局候補委員薄一波的兒子，不是什麼危險人物。又囑咐了幾句後，他們才走。

　　“此事當年在中南海里算一件大事，都傳開了，可我偏偏忘記主角是誰了。”筆者說。“就是我呀。在我之後，我們家又鬧了件動靜很大的事，主角之一是我弟弟和平。”

　　有一天，朱和平和李富春的外孫李堅，順着房頂亂竄，最後竟然爬到菊香書屋裡紫雲軒的房頂上去了。毛澤東的衛士猛然發現紫雲軒頂上露出兩個腦袋，頓時心都提到嗓子眼了。當時毛澤東就在房間裡面，也不敢開槍。幸好衛士馬上就辨認出是兩個孩子，否則真可能出什麼意外。

　　和平還沒到家，電話就先到家了。康克清不在家，是朱援朝接的電話。剛放下電話，警衛局的人又到了。朱和平到家後，李堅也被電話通知到了朱德家。

　　“你們兩個爬房爬到哪去了？”“爬到毛主席那兒去了。”和平和李堅並沒覺得是犯了什麼“天條”。“還知道是爬到毛主席那兒了。幹什麼去了？”“什麼也沒幹，就是看了看。”

　　警衛局的人被這兩個半大不小的孩子弄得哭笑不得:“你們要去為什麼不走正道，非要爬牆呢？走正道，我們也會讓你們到警衛室坐坐，看一看。偷偷摸摸地上房，萬一出事怎麼辦？以後再不許這樣啦！”跟孩子，也只能說到這個份兒上了。

長孫朱援朝從小就身體好，曾在體校練過體操。他有一種天不怕地不怕、誰都不服的氣質，和誰都敢叫板。男孩子叫板叫到最後，自然就是開打，而且一打就沒輕沒重，甚至頭破血流的。

　　“我們那時打架就是憑自己的勇武和氣力，贏了自然得意，敗了就認輸。從來沒有拉父母做虎皮，或吃了虧找家長出面的。在中南海里也是如此，劉源雖然是共和國主席的兒子， 挨了打也得自己忍着，我們都是一樣的。”朱援朝說。

　　朱和平還記得哥哥因打架，挨了爺爺的訓斥:“有一次，援朝和周延安打架，延安比援朝大5歲，結果援朝被打得鼻青臉腫。可他回到家裡，爺爺奶奶並沒對他挨打表示憐惜，反而把他訓斥了一頓。爺爺說：你怎麼能和延安打架呢，人家的爸爸在做為首長服務的工作，他媽媽宋英阿姨在咱家對你多麼好。你跟延安打架，讓延安父母怎麼工作？那次好像是援朝不占理，爺爺還說了你也該讓人教訓教訓的話。”

　　當自己的孫輩犯錯誤時，朱老總訓誡起來聲色俱厲，毫不袒護。衛士長郭仁就拍下過一張《朱老總教孫圖》。兩個在外邊天不怕地不怕的孫子，站在總司令面前，就蔫了許多。可在其他孩子眼裡，“朱爹爹”、“朱爺爺”是那樣的慈祥和藹。

　　工作人員都知道朱老總愛蘭花，他搬進乙樓，大家幫他在家門前釘了排木架。每年6月前後，木架上就擺滿一排排綻放和含苞的蘭花。招惹得在西樓院落里工作的幹部們，在工作之餘，溜達到這兒來欣賞蘭花。

　　朱老總親自為蘭花澆水，侍弄得乾乾淨淨，每盆還插個小木牌，寫上花名和產地。因此朱老總以喜愛蘭花很聞名，甚至被寫進了歌曲。其實在中南海里，朱德夫婦喜愛孩子，也是有口皆碑的。

　　中海東岸有個花圃，還有玻璃暖房。在那座花圃、暖房的邊上，就是中南海幼兒園。一些中共領導人的孩子，許多在中南海工作的中直機關幹部的孩子，都在這所幼兒園入托。

　　朱德和康克清到花圃、暖房看花時，有時就會到中南海幼兒園，看望孩子們。許多上過中南海幼兒園的孩子，家中都存有和朱老總夫婦的合影。

　　除了看中南海幼兒園的孩子，朱老總和康克清還經常到外面的幼兒園、小學校，去看望孩子。並把一些老戰友、部舊的孩子，領回自己家來。朱老總、康克清身邊老有一群孩子，這些在中南海里的人眼裡，已經習以為常。

　　50年代初，至交劉伯承、周恩來老警衛參謀龍飛虎等，都不在北京工作。朱老總夫婦經常在周末，把他們在北京讀書的兒子、女兒，接到自己家裡，給他們弄吃弄喝，“打牙祭”，還陪着他們遊玩。

有一次，朱德、康克清帶着侄孫和龍飛虎的兒子龍桂輝，在中南海里划船。在小碼頭登船之際，龍桂輝看見自己一個同學，就招呼他上船。警衛人員感到船上的人已經不少了，就攔住了那個孩子。朱德隨即制止警衛說：“小孩子，沒有多大分量，讓他上來吧。”

　　說起這些事，趙力平告訴筆者：“就因為這，許多孩子跟朱老總、康媽媽可親啦。劉帥的孩子劉太行，許多年後還是一口一個康媽媽，說康媽媽給他的愛，超過了生身父母。每當這時，康媽媽就感嘆：現在你們都長大了，你們小的時候是多麼可愛呀！”

　　聽他們追憶到此，筆者的思緒不由開了小差：千軍統帥，應在檣櫓灰飛煙滅中談笑，在動輒流血漂杵的鏖戰中橫眉。但幾乎每個和朱德接觸過的人的更深感受，卻是仁慈寬厚。許多和他交往過的作家，從他們筆下，我們總看到對愛兵如母的渲染，而不見睥睨硝煙的冷峻戰神。怪哉！

朱德對孫輩們學習現代科學知識很看重。他一再向孫輩們強調：祖國的建設，就靠你們這一代了。如果你們今天不好好學習，掌握本領，將來就是對祖國無所貢獻的廢人。

　　當孫輩們在學校取得較好的學習成績，朱德就會喜形於色。但是如果學習成績總不能讓他滿意，他就會以一種表面疏遠的方式，對孫輩進行鞭策。

據朱敏署名的一部回憶中敘述: 朱德對她的孩子健健和窩窩，一直是挺喜歡的。可是當健健幾次考試成績都不好後，朱老總就嚴肅地批評了健健。

　　雖然戎馬大半生，但朱德始終不曾丟棄生於山鄉的勞動本分。自幼生長在江西農村的康克清，在這一點上和老總是琴瑟相契。他們對孫輩們人格德行培養，最初就側重在熱愛勞動上。

　　在北京，朱老總通常住的地方有兩處，玉泉山和中南海，以住玉泉山的時候居多。朱德誕生於蜀東北的山鄉，長年的戎馬生涯又一直與大山相伴，江西的井岡山，陝北的黃土高原。

　　奪取政權，進了城，他還愛住在山上，雖說是小小的玉泉山。他樂此不疲的運動，就是帶着身邊的人和孩子們爬山，這顯然與他的人生經歷和他的性情有關。把朱德的愛山和毛澤東的戀水，往一塊兒一聯繫，不油然腦子裡就冒出那句古話:“仁者樂山，智者樂水”。

　　不論是玉泉山還是西樓寓所的房前屋後，朱德和康克清都自己動手種上了蔬菜和雜糧。當孫輩們長到一定的年紀，朱德、康克清就帶領他們一起耕耘勞作。從翻地、播種，到鋤草、澆水、掏糞、施肥，都無一遺漏地要他們參與。

　　特別是那些髒活、累活，朱德和康克清一定不讓工作人員代勞，親自帶着孫子們干。孫子們回憶說：“放學後回家的第一件事，就是給自家的菜園澆水。這種從小養成的勞動習慣，使我們後來對參加勞動，吃苦受累，感到很自然，根本不覺得什麼。”

　　由於精耕細作，照料得勤，朱德家周圍地里種植的蔬菜和雜糧，總是豐產豐收。他們除了自家享用一部分外，其餘都送給了西大灶食堂。西大灶食堂收到朱老總家送來的瓜菜，就堆在一起，展覽給來食堂就餐的人看。

　　興許是因為土質比較肥沃，加上一家人的悉心侍弄，每到收穫季節，朱德家的菜園子更是滿眼的碩果纍纍。朱老總帶領孫輩們在自家園子裡的勞作，還吸引了中南海里的其他孩子，也到他們的園子裡來幫忙。

　　吳振英的長子吳陝立，就與老總的孫子、侄孫們，把積來的糞肥，都填在一株冬瓜的下面。這株冬瓜長得藤粗葉闊，朱德不明其中奧秘，問孫輩：“怎麼這株長得這麼壯啊？”孩子們笑而不答。

　　後來，粗藤上結出一個75斤重的特大的冬瓜，被送進了中國農業展覽館裡展覽。結果，朱德的冬瓜，又像當年朱德的扁擔一樣，被寫進了報道和課本里。這其間，也有孫輩們的一分汗水。

　　援朝、和平的父母朱琦、趙力平都在天津工作，家也安在天津。有時候的寒暑假，援朝、和平就到天津和姥姥、父母一起住一段。離京時，朱老總會對孫子們做一番交代：“雖然是去度假，但也不要只是玩。要幫父母做些家務活，爭取學會一兩項技能。”

　　孫子們記住了爺爺的囑咐，陸續學會了一些手藝。一年的假期，和平在回天津的時候學會了生火和蒸饅頭。他特別興奮，回到北京就急着露一手。奶奶看着和平在爐前、案板邊的緊張忙活，內心充滿歡喜，饅頭蒸得好壞已經不重要了。

　　那段時間，朱德正在外地視察，奶奶看罷演示，對孫子說：“快給爺爺寫一封信，把這件事告訴他。”以往，朱德在外地，接到家裡的來信，並不一定馬上就回。但當他看到孫子的這封信後，立即回了一封信，對孫子的進步和成長，給予了表揚。