张石：大姨

在我很小的时候，我们家里雇了一个保姆，是一位山东老太太，我叫她“大姨”。大姨微胖，走起路来一颤一颤，因为她是小脚。

大姨没有什么文化，在我死磨硬泡地缠着她讲故事的时候，她总是给我讲这样一个故事：一个虱子和跳蚤一起去咬人，被咬的人抓住了虱子，而跳蚤一跳，就逃跑了。虱子对跳蚤说：大长腿，你跳嗉嗉，跑了你，逮了我。而跳蚤说：大肚子贼，你毂辘锤，跑得慢，你埋怨谁？

总听这一个故事，当然会听腻的，但是无论我怎么要求花样翻新，大姨仍然是“一以贯之”，永远地没有变化，我也只好百听不厌。

我记得我很喜欢大姨，听说我家的前几任保姆，都因为我“太调皮”，辞工而去。而大姨在我家干了很长时间，她似乎也很喜欢我。

后来，不知什么原因，妈妈辞去了医院里的职业，一家六口人指着父亲一个人的工资过活，生活变得很拮据。同时妈妈离开了医院回家，也没有必要再找一个保姆看我了。大姨只好离开了我家，到我家对门的局长家去做保姆。

妈妈那时刚刚辞职，似乎在家里待着很闷，经常出去串门。我那时虽然只有四、五岁，但也经常和小朋友们到处乱跑去玩，到吃饭的时候就跑回家来。

有一天傍晚，到了吃晚饭的时候，我跑回家一看，,我家的大门是锁着的。我等了半天，仍不见妈妈回来，肚子饿得“咕咕”乱响。最后我终于忍不住了，坐在我家的大门口大哭了起来，直哭得暮色昏灰。

这时，我看见对门局长家的大门打开了，大姨从里面慌忙走了出来，她走过来抱起了我，为我擦泪，让我不要哭，但是我扬臂蹬腿，就是哭个不停。

我看见哄我的大姨变得很困窘，那表情很像我逼她把自己的故事“花样翻新”时的表情。过了一会儿，她似乎想起了什么。她放下了我，回到了局长家。再过一会，大姨又走了出来，她手里拿着一张两毛钱的钞票，笑盈盈地走到了我的面前，对我说：小石子，大姨给你两毛钱。

我记得当我接过两毛钱的时候，停止了哭泣，我看见大姨笑了，笑得那样舒心，那样如释重负。

后来妈妈回来知道了这件事，她坚决要我把这两毛钱还给大姨，但是大姨坚决不要。她说：这钱是我给孩子的，不能再从他的手里要回来。

我记得妈妈最后虽然没有办法，只好同意我“占有”大姨的两毛钱。但她也严厉地批评了我，她告诉我：大姨的家里非常穷困，她的孙儿们在大姨的山东老家，每年只能吃一顿肉，他们都在家里等着大姨挣钱回家。

我不懂什么大姨的孙儿们的事情，我只是记得自己又添了两分钱，买了两瓶汽水喝，那汽水很甜很甜。

长大以后，我时常想起那件事，那时我才理解，当时的两毛钱，对大姨意味着什么。我仿佛看见，大姨的孙儿们站在被“三年自然灾害”洗劫过的破败的山村，穿著褴褛的衣衫，迎着寒冷的朔风，望眼欲穿地等待着挣钱归来的奶奶，等待着那一年只有一次的可以吃上猪肉的盛宴。然而，大姨却把这两毛钱给了我，那时她已不再是我家的保姆，她对我已没有了任何责任，从现实的意义上讲，对于她来说，我已经是一个和她毫不相干的他人的孩子，但她却给了我两毛钱，尽管那时我家的家境至少比她家富裕十倍。

每当我想起这些，我的眼睛总是发热。事情过去五十多年了，大姨的年龄也该有一百多岁了吧？她老人家一定早已仙逝，可在后来的日子里，我早已把她当作了毫不相干的他人，我不知道她去了何方，更没有看过她老人家的坟。

岁月粗糙如砂，粗糙了多少细腻的情怀，磨平了多少难忘的记忆。然而在我的脑海里，却清晰地印着大姨给我讲过的那个惟一的故事，无趣，不美，却永远鲜活地活在我的记忆中。