BY 祁淑英 魏根发
二十世纪三十年代末期，世界充满了斗争与对抗。
1937年，中国发生“七·七”事变后，身在异国的钱学森怀着对侵略者的满腔仇恨，毅然把自己的研究方向转到为反侵略战争所需、为反侵略战争服务的轨道上来。这是他整个科学研究生涯的重大转折。为此，一方面，他应美国空军所需，深入研究航空动力学、流体动力学等学科，以便制造高速飞行的飞机；另一方面，他也十分注重现代火箭的研究和实验。
由于他掌握了渊博的科学知识，他既有数学家的头脑，又有物理学家的深厚知识和实验技能，所以，他既可以同数学家合作，又可以和物理学家共事。他能以熟练的计算能力解决技术上的许许多多细节问题。
就在1937年秋季，钱学森结识了热心研究火箭技术的同学F·J·马林纳。
马林纳于1934年由美国德克萨斯州来到加州理工学院，从事火箭飞行研究。当年，许多人嘲笑他，认为物体通过气流高速飞行不过是奇想而已。可是，他自己却满怀信心。
马林纳在火箭飞行研究中遇见难题，时常求教于冯·卡门教授。因此，这个年轻人也给冯·卡门留下了良好的印象。
在马林纳从事的火箭飞行研究的人员中，有三个忠实的青年伙伴。一位是福曼，他醉心于火箭引擎的构造，一位是白逊斯，另一位是初出茅庐的火箭专家史密斯。有趣的是，这三位青年并不是加州理工学院的学生，由于在火箭飞行研究方面有共同的志趣，结成了一个研究集体。他们自称这个火箭飞行研究小组为“火箭俱乐部”。
这时的钱学森，对航空动力学和火箭飞行研究同样具有浓厚的兴趣。有一天，钱学森与马林纳并肩坐在教室里听课。恰巧，钱学森手里拿了一本载有马林纳关于火箭研究方面文章的杂志。于是，他二人相识了，而且热烈地讨论起这篇文章来。马林纳眉飞色舞地陈述他在文章中的观点，他坚信火箭可以射入太空。可以想象，太空时代的种子，已经在这些年轻人心中萌发出了幼芽。
“如果你对火箭飞行研究感兴趣，为什么不加入我们的火箭俱乐部呢？”从谈话中，马林纳已经感觉到这位年轻朋友的心情，于是，直接了当地向钱学森发出了邀请。
钱学森高兴地说：“我很愿意参加。”
“好吧，那就定下来了。”马林纳更是兴奋异常。
从此，钱学森成了马林纳火箭研究小组的成员，当然也是那个“火箭俱乐部”的成员。
这个俱乐部是个纯粹的民间组织。一无资金，二无设备，甚至连试验、研究的场地也没有。然而他们的热情不减。没有设备，几位年轻人到旧货摊上、到废品仓库里去拣零件自己安装。没有试验场地，就到自家房后草坪上进行。因为这类试验稍有不慎便有发生爆炸的危险，所以，马林纳戏称他的伙伴们为“自杀敢死队”。
有一次，这个火箭俱乐部的成员们，在加州理工学院古根海姆大楼实验室里进行火箭喷射推力的试验。他们利用二氧化碳作氧化剂，小型火箭发动机像个铅球挂在实验室的地下室内50英尺长的摆锤下端，摆锤的上端系在三楼天花板上。设计者的设想是，当发动机点火后，必然推动摆锤向相反的方向移动，根据刻度盘上显示出的摆锤倾斜角度，可以计算出发动机的推力。然而，由于他们弄错了程序，当他们刚刚点火，就听到“轰隆”一声，即刻从实验室里冒出一股刺鼻的浓烟，使得整个大楼内弥漫着有毒的烟雾，实验室内留下一层灰尘。于是，招来师生们的强烈抗议。后来，这个火箭研究小组不得不将这种实验转移到一个闲置不用的大仓库中进行。
然而，这种难度较大的试验，在仓库中进行是不行的。火箭研究小组又回到古根海姆大楼，再次进行火箭发动机的试验。
钱学森与他的几个伙伴一起，小心翼翼地蹲在水泥地板上，安装测试一枚小型火箭。由于有了前面几次试验中的经验教训，这次试验他们特别小心谨慎。当最危险的工作——加注二氧化碳完成后，钱学森抹了一把额角上的汗珠，对同伴说：“请再检查一遍，我们就可以点火启动了。”
于是，伙伴们又分头到各自的岗位上进行认真地检查。
钱学森的两眼凝视着那颗灰色的火箭发动机。它牢牢地固定在摆捶下面。加注二氧化碳的注入口，封闭得很严，没有任何泄漏。他脸上露出了一丝笑容。
火箭点火前，钱学森看到几个伙伴一丝不苟的样子，心中十分感动。他感到走过来的这段路虽然并不长，但是却很不容易，充满了奋斗的艰辛和丧生的危险。但是，由于大家的共同努力，许多困难被征服了，而且火箭俱乐部成立一年来，已经开花结果了。尽管这果实还不够成熟，还有些酸涩，但毕竟是他们亲手采摘的智慧之果啊！
根据小组的多次试验，钱学森撰写的论文《火箭发动机喷管扩散角对推力影响的计算》，马林纳对火箭发动机实验结果的分析。先后在《富兰克林学会会刊》上发表了。这些论文，立即引起美国科学家们对火箭技术的重视。加州理工学院天体物理实验室的助教阿诺德，被5名年轻人的宏伟构想激动得跃跃欲试，主动向“火箭俱乐部”捐赠一千美元，并毛遂自荐担任了火箭俱乐部的业余摄影师。
5人火箭俱乐部的研究和试验活动，得到了冯·卡门的热心支持。在他们没有试验室的时候，冯·卡门就曾冒着风险，允许他们这个火箭飞行小组在课余时间利用加州理工学院航空实验室的设备进行实验。后来，又多次回答他们提出的理论和技术问题。
这一天火箭试验的一切技术准备完毕。马林纳走过来，拍了拍钱学森的肩膀，钱学森微微笑了一笑，两个人默契地又将试验装置重新检查了一遍。他们都明白，这次试验必须慎之又慎，这是因为，他们是在走一条前人没有走过的危险道路。而且，由于试验经费匮乏，试验装置的器材、零部件，并不都是由工厂专门制造的，有一些是代用品，还有一些是从废器材库和工厂的垃圾堆里拣回来的。用这些材料拼揍起来的试验装置，其质量和保险系数之低是可想而知的了。稍有不慎，其后果将是不堪设想。
就在5个年轻人满怀信心地进行这场冒险试验的时候，死神早已悄悄地溜进了昏暗的试验室。
“点火！”随着马林纳一声令下，3秒钟过后是一声一轰隆！”的巨响，古根海姆大楼摇晃起来。5名勇士被爆炸的气浪掀翻在地。没有等到他们清醒过来，又是一声巨响，发生了第二次爆炸。这次爆炸力很大，竟然将一个定位器高高抛起，而后在空中开花，像是一枚榴需弹一样，被炸开的金属零件飞向实验室的四壁，有一只“弹片”恰好射中马林纳平时坐的椅子靠背。万幸的是马林纳这时已经扑伏在地上，否则，正如马林纳在事后说的那样，他将成为名符其实的“自杀队”的首领了。
爆炸声惊动了加州理工学院执行委员会主席罗伯特·米利根。他怒发冲冠，勒令“火箭俱乐部”停止一切实验活动。他大声对冯·卡门说道：“这太可怕了，你这个火箭俱乐部，简直是个‘自杀俱乐部’，就叫‘自杀俱乐部’好了！”
从此，“自杀俱乐部”的名声在加州理工学院校园内传开了。
“自杀俱乐部”的消息开始在加州报纸上出现了。
失败，加上不大有利的舆论，给火箭俱乐部的压力是很大的。面对这些不利的因素，5位年轻人不气馁，不灰心。尤其是钱学森和马林纳，他们如同初生的牛犊，以大无畏的气概，硬是向着虎山探险。他们知道，跟电机、火药、二氧化碳之类的物体打交道，不仅有害健康，而且随时危及生命安全。但是，攀登科学的高峰，从来就不是一帆风顺的事，从某种意义上说，就是要冒风险的。一位伟大的哲人说过：“在通往科学殿堂和地狱的人口处，都写着同样的一句话：‘懦夫止步’。”然而，这5位勇士是不肯做懦夫的。为了获取
火箭飞行研究的成果，钱学森甘愿同小组的成员一起，做第一个吃螃蟹的人，即使付出自己的青春和生命，也在所不辞。
古根海姆大楼因为“火箭俱乐部”进行试验而发生爆炸事件以后，“火箭俱乐部”已被学校当局勒令停止一切试验活动。但是，停止试验，就等于宣布“火箭俱乐部”的死亡，这是几个年轻人绝对不能接受的。于是，他们将试验从校园搬到校外，迁移到远离洛杉矶的马特里山的一个偏僻的山谷中去。在那里，他们自己动手盖起了一座简易的火箭试验台。
从此，这片寂静的山谷，滚动起阵阵春雷，惊得獐狍麋鹿和野兔到处逃窜，雉鸡山雀四处纷飞。
钱学森与马林纳的友情日益深厚。他二人总是形影不离，因为，他们不仅有研究火箭方面的共同志趣，还有着对音乐的共同爱好。
如同在波士顿时一样，钱学森依旧迷恋着音乐。他时常驾驶着他的老爷车，从帕萨第那到洛杉矾听音乐会。他左边的座位上坐着马林纳。
在马林纳的朋友中，还有一些加州理工学院的研究生，其中，不乏音乐爱好者，而且可以组成弦乐四重奏的班子，经常在一起演奏。马林纳把钱学森介绍给他的朋友们。从此，钱学森开始接触室内音乐，而且，很快地喜欢上了他的朋友们演奏的曲子，他还搜集了一些这方面的唱片。
跟这些朋友们在一起，钱学森很快活。他们有时演奏弦乐，有时开动留声机欣赏贝多芬、莫扎特的古典乐曲，有时还表演喜剧。
一次，马林纳扮作一个黑人姑娘，模仿着女声，用喜剧腔调唱
道：
我是一个黑人姑娘，
可我的胸脯，
比白人更漂亮。
黑人姑娘的眼睛，
望着人类的远方；
椰子树上，
一只白鸟放声歌唱。
......
钱学森称赞马林纳的演唱妙不可言。他们感叹黑人的处境，并为黑人在美国不能受到良好的教育和平等的待遇而愤愤不平。
在他们演奏成员中，有一位叫做S·威因鲍姆的，是个很内行的音乐爱好者。一次，他们一起欣赏莫扎特的《施培德勒五重奏》的唱片，一支单簧管，在四把提琴的簇拥下，如泣如诉地吹奏出委婉迷人的旋律。乐曲结束后，人们都沉醉在乐曲创造的忧伤的氛围里。这时，只听S·威因鲍姆评论道：
“这是莫扎特晚年的作品，这与他的第一钢琴协奏曲相比，是完全不同的两种心境。那第一钢琴协奏曲是孩童对美妙世界的期待，而这首五重奏则是一位饱经沧桑的艺术家发自心灵的叹息。两个作品同样优美，同样纯净，但反差却如此之大。这就是人生旅途的烙印，生活的艰辛和人生的磨难，似乎谁也无法超越。莫扎特这位伟大的音乐家也不例外。”
钱学森疑惑地说：“当年莫扎特写的这部作品，是送给他的好友施培德勒的，是对他们之间友情的怀念和歌颂。可是，你却听到其中潜藏着深深的忧伤。难道人间的友谊也要蕴含着深深的忧伤吗？”
是的，莫扎特似乎悟到了人间的真谛。后来的事实证明，钱学森与S·威因鲍姆的友谊确实潜藏着深深的忧伤。
音乐没有国界，也没有民族的阻隔。通过音乐，不同国家和地区，不同肤色和语言的人，可以自由交流。
可以说，是音乐把钱学森和马林纳等几个美国青年紧紧地连结在一起了。
然而，就钱学森同S·威因鲍姆的友谊来说，除了音乐，还有更深刻的理性方面的东西。
钱学森首次认识S·威因鲍姆，并不是在他们的音乐沙龙里，而是在加州理工学院的马列主义小组。钱学森是经马林纳介绍，参加了这个学习小组的。正是在那里，他结识了这位俄罗斯血统的美国人。
S·威因鲍姆博士，原是乌克兰人。1922年由乌克兰工学院和卡柯夫学院转到美国加州理工学院，1924年在加州理工学院取得硕士学位。而后，离开学校，在美国一家私人企业中当了4年的药剂师。1927年加入美国国籍。1929年重返加州理工学院攻读博士研究生，同年获得药物学博士学位。威因鲍姆在化学领域很有成
就，在应用物理学方面也很有名气。他曾将量子力学应用到分子上去，是电子结晶结构、固体物理和热传导专家。
钱学森对威因鲍姆博士怀有某种好感，时常到他家去作客。这位俄国十月革命后离开祖国的乌克兰人，并不是反对十月革命的白俄分子，相反，他的思想很进步。
在威因鲍姆家里，时常有小型集会。他们之中，有马林纳夫妇，也有加州理工学院化学系学生杜布诺夫和他的夫人贝丽。有时候，著名物理学家罗勃·奥本海玛的兄弟佛兰克·奥本海玛也来凑热闹。钱学森自然是这些集会的常客。他们在一起除了音乐欣赏、演奏外，还时常谈论世界大事，谈论马克思主义。大家说东道西，自由发表意见，气氛非常活跃。威因鲍姆是个很爱发表音乐评论的人。一次，大家共同欣赏贝多芬的第九交响曲《欢乐颂》，那雄浑欢快的旋律，鼓舞着热血青年为人类团结友爱的美好世界去追求和斗争。
唱片放完了，只听威因鲍姆说：
“音乐是人类一种精神食粮，一种情感和欲望的释放形式。应该说，存在于人类的各民族的语言和文字都是有表现力的。但无论那一个民族的语言和文字都有尽头，只有音乐所表现出来的意境和体验是无穷无尽的。”
大家对威因鲍姆的精彩评论报以热烈的掌声。威因鲍姆意犹未尽，接着说道：
“简简单单的七个音符，由于节拍和音阶的变化，演化出了多少节奏和旋律？倘若在这个世界上寻找一种既简单又复杂，既枯燥又多情，既普及又高深的模式，那末，我说就只有这‘1234567’了。”
伙伴们又是一阵笑声和掌声。
威因鲍姆的话，总是蕴含着深刻的哲理，这是同伴们都很佩服的。钱学森在音乐方面也有较强的悟性，他对威因鲍姆的话十分赞赏，因为，他也从音乐世界中领悟到了人生的哲理。
钱学森赞同地说道：
“是这样的。这‘1234567’蕴含的内容既丰富又深沉。我从贝多芬的乐曲中似乎领悟到了他的一生，就像是一支与命运抗争的交响曲；从莫扎特的乐曲中，感受到他的一生像是一支唤醒春光的魔笛；马克思的一生则是一首庄严雄浑的国际歌！”
钱学森的话，也同样赢得了同伴们的赞许。
他们由音乐往往也谈及文学，谈及十月革命，威因鲍姆对俄罗斯文学情有独钟。他说道：
“我认为俄罗斯的文学，从契柯夫、普希金、托尔斯泰时代起，到俄国十月革命后的高尔基等，不管别人怎么看，伟大的俄罗斯文学和艺术，在当今世界，无疑是无与伦比的高峰。”
由于钱学森在场，也由于中国是世界上文明古国之一，威因鲍姆感到自己的话有些过头，于是，他转过话题说道：“伟大的中国对人类文明做出了重大的贡献。她不仅发明了指南针、火药、纸张和印刷术，而且中华民族的先贤最早发明了从‘O’和‘1’演化出来的伏羲八卦。这两个数对电子计算机的发明提供了基础。中华民族最早有了自己准确的天文历法，从而推动了全世界范围的天文历法的研究和普及……”
威国鲍姆是位博学多才的人，也是个中国通。这一番话，说得钱学森频频点头。威因鲍姆趁势问钱学森道：
“密斯脱钱，我问你，拿美国与中国相比，你更爱哪一个国家？”
钱学森从容地回答说：
“谈到美国，尽管这里是孕育现代科学知识的摇篮，这里也给我留下了诸多美好印象，但拿美国与中国比，我还是更爱中国。”
“这是为什么？”马林纳和威因鲍姆几乎是同声问道。
钱学森笑微微地说：
“大概是因为中国是生我养我的故土吧！所以，我更爱恋自己的祖国。”
这句话说得威国鲍姆有些尴尬，钱学森也感觉到了这一点。于是，他呷了一口饮料笑着说下去：
“比如这饮料，我喝着就觉得不如中国的龙井茶更好。一个国家和另一个国家比较当然各有所长。拿中国来说，它是个有着几千年文明历史的古老的国家，因此，它的文化积淀就深厚得多，民风淳朴，重礼仪，重亲情，重友情。而美国，则是个年轻的国家，几乎没有什么传统文化而言。但是，正因为它年轻，所以，美国人不那么保守，做事情很少有什么框子，显得有朝气，富于创造活力。当然，与中国形成鲜明对照的是，美国社会商业味很浓，人与人之间交往，很重视利害关系。而亲情和友情就显得淡漠一些。”
说到这里，钱学森也感到有伤在座的美国朋友的面子，便诙谐地说：“我们这个小集团，在美国是个例外。我们之间的友情无疑是真诚的。”
朋友们都笑了。威因鲍姆伸出大拇指对钱学森说：“了不起，密斯脱钱，伟大的爱国主义者！”
他们的集会，多数情况下是讨论一些哲学问题或伦理问题。威因鲍姆引导大家认真地学习和讨论马克思和恩格斯的哲学著作，尤其是恩格斯的《反杜林论》、《费尔巴哈与德国古典哲学的终结》、《自然辩证法》等著作，更是他们非常感兴趣的经典。钱学森感到，通过学习和讨论，思想豁然开朗，认识事物的立场、方法发生了很大变化。这对于他创造性的科研活动，具有决定性的影响。有了马克思主义哲学的指导，他就可以从总体上把握各学科之间的关系，从事物的内部联系与外部联系中寻找解决问题的方法。后来的事
实证明，钱学森之所以在多学科的研究中取得广泛的成就，之所以比同时代的物理学家站得更高，看得更远，更深，在很大程度上得益于对马克思主义哲学的深刻理解和自觉运用。
在威因鲍姆家，这些青年人还对美国哲学家梭罗的哲学思想，进行过多次热烈的讨论。
有人提出，梭罗所认定的生命之路，到底行得通还是行不通？
也有人提出，梭罗主张的那种简化生活，甘于清贫的人生观，在现代文明高度发展的今天，有没有现实意义？
总之，人们表现出了对梭罗哲学思想的怀疑和否定倾向。
钱学森则发表了不同的看法。他说道：
“梭罗的人生哲学蕴含着对于那种奢侈的、拜物的、浮躁的和急功近利态度的否定。同时，也是对真正的、人性的、朴素的人生理
想的呼唤。”他开宗明义的话，使讨论会的气氛活跃起来。钱学森进一步阐述了他对梭罗哲学思想的理解，他在结束自己的发言时，激动地说：
“梭罗对于‘人的物化’的厌恶态度是显而易见的。在美国物欲暴虐的今天，我想梭罗的人生哲学将会引起越来越多的人们的关注。这恐怕就是它的现实意义吧！”
钱学森对马克思主义哲学及一切蕴含着深刻哲理的思想，都能兼容并蓄，从而，给了他对历史和现实深透的洞察力。在这一点上，他赢得了威因鲍姆的敬佩。他们的思想观念很容易沟通，因此，他们渐渐成为了很要好的朋友。
钱学森出众的才华，在学习和研究中，越来越突出的表现出来。他善于思考，思路既宽阔又敏捷。在许多情况下，当别人对某个问题尚未弄懂时，他已经明白了，而且发现了这个问题后面的一连串需要解决问题。
对此，冯·卡门十分关注。他发现，这个来自中国的小伙子不同凡响，他所提出的问题，往往是当代火箭飞行领域的关键所在。
一天，杰出的理论家、物理系教授保罗·爱泼斯坦急匆匆地来找冯·卡门。他劈头问道：
“ 朋友，你是否有个学生叫钱学森？”
冯·卡门被这个急性子犹太人问得摸不着头脑，以为钱学森发生了什么事情，便点点头，表示确有其人。
只见爱泼斯坦拿出一张试卷，一边展开一边说道：
“就是你的这位学生，有时到我的一个班上去听课，他解答问题的方法与众不同，可以说有些玄妙。我看这个人有非凡的想象力和数学天才，不知你是否发现？”
冯·卡门舒了一口气，接过爱泼斯坦手中的试卷看了看，果然是钱学森的手迹。说道：
“是的，我的老朋友，在这一点上我们俩的认识完全一致——他是一个难得的天才。”
“原来如此。”爱泼斯坦眨了眨眼情，诙谐地问冯·卡门：“你是否觉得这个中国人身上有我们犹太人的血统？”
冯·卡门耸了耸双肩，表示无可奉告。但是他的确在思考这样一个问题—— 不错，世界上有不少知名学者和科学家，譬如马克思、爱因斯坦等，都是犹太人，或具有犹太人血统。不过，爱泼斯坦忽视了一个智慧而勤奋的东方民族，这个古老的东方民族曾经以物质文明和精神文明的光芒照耀了人类历史的进程。钱学森正是这个伟大民族的子孙。
于是，冯·卡门郑重地告诉爱泼斯坦：“我的学生钱学森是纯粹的中国人，一个天才加勤奋的中国人。”
这时，两个具有犹太血统的教授不约而同地、感叹地摊开了他们的双手。
这是1938年初春季节的一天，钱学森站在了加州理工学院航空系一间教室的讲台上。他精神抖擞，神采飞扬，在黑板上迅速写下了一串密密麻麻的公式、定义。然后，滔滔不绝地为台下几十位美国学生描绘未来空间的美景。他说道：
“……随着本世纪第一架载人双翼飞机的出现，航空技术将人类载入了一个可以缩短时间和空间的奇妙时代。但是，螺旋桨式的飞机发展到今天，飞行时速仍在五百公里上下徘徊，这就束缚了航空技术向更高层次前进。因此，我们必须跨越已经取得的成功，去寻找一种新的技术，新的模式。”
钱学森停顿了一下，说道：“其实，这种模式在世界航空史上曾经出现过，我们不妨拿来借鉴。”
接着，钱学森向大家介绍了中国明代学者万虎，用捆绑火箭载人飞行的大胆试验。他说：
“试验失败了。但是，中国先人在四百年前进行的这项试验，却为今人留下了极其宝贵的思考。可以设想，在有了螺旋桨飞机的今天，如果把火箭与飞机相结合，将产生一种潜力巨大的新型飞行工具。这种火箭飞机，从美国西海岸到东海岸时间，将会由现在的８小时缩短为４小时、２小时、甚至１小时！
“我们还应该看到，离开地球，飞入宇宙空间，是人类多少年来梦寐以求的理想。这种新型飞行器可能就是实现这一理想的金钥匙……”
钱学森将手臂一挥，结束了自己的演讲。
年轻的钱学森那新颖的思路和奇特的构想，如同巨石投入湖面，激起了层层波澜。一时，教室里议论纷纷。
这时，一位老教授从座席上站起来，他用权威的口吻，对钱学森的论点提出了反驳意见。他引经据典，言之凿凿，令人无可置疑。
面对这位老教授的反驳，钱学森并不胆怯，他认真地听完老教授的批评意见，而后站起身来直率地说道：“请允许我重复一下我的论点，因为这有助于澄清这位先生在理解上的错误。”
钱学森简练地重复了他的问题，对这位老教授论点上的错误，一一进行了反批评。
这时，教室里的气氛突然变得紧张起来。在钱学森发言时，不少人在交头接耳，有的人瞪大眼睛盯着他，脸上一副惊讶和不满。那位老教授则满面怒气。
“各位先生，请允许我谈谈自己的看法。”主持研讨会的冯·卡门，走到讲台前，看了一眼面部表情各异的众多学者，和气地说道，“钱学森先生在这里发表了十分有趣而且也是极有学术价值的演讲。他丰富的想象力是建立在科学的研究和计算的基础之上的。批评他用理想代替了科学，这是不公平的。诚然，四百多年前，他们的先人曾进行过的大胆试验失败了，但这并不意味着他们那可贵的构想都错了。要知道，那个时代还没有，也不可能为他们提供现代的科学理论和科学技术，没有现代化的工业，以保证他们进行这种尖端试验的需要。作为现代人的我们，包括万虎的后人钱学森先生，完全有条件去实现前人的美好愿望。在这一点上，我想我们的认识是应该一致的。”
冯·卡门的话不仅使教室的气氛缓和、平静下来，而且引发出轻轻的笑声。那位老教授满面的怒气也消散了。
研讨会结束了。冯·卡门问钱学森说：“你知道刚才对你提出反驳意见的那位长者是谁吗？”
“不知道。”钱学森摇摇头回答。
“喔，他就是大名鼎鼎的冯·米塞斯！”
“啊？！”钱学森惊讶地失声叫了出来，“我的天，原来他就是当代的力学权威、土耳其籍的著名教授冯·米塞斯啊！”
“如果你知道他是谁，那你还敢进行反批评吗？”冯·卡门进一步追问道。 钱学森笑了笑说道：“当时，我虽然不知道他是谁，但是，我已经看得出来，他是个权威学者。不过，在学术问题面前，是应该人人平等的，这是您一再教导我们的。”
冯·卡门哈哈大笑了。他非常赞赏钱学森这种精神，就是靠这种精神，钱学森在空气动力学、火箭飞行等领域里，都有了相当高的造诣。那两年，他陆续在学术刊物上发表了《可压缩流体边界层》《外压引起的球壳的翘曲”》等一批较有影响的论文。刚满二十六岁的钱学森，已经在加州理工学院崭露头角。冯·卡门掩饰不住自己的喜悦，常常对他的朋友门讲：“我的钱学森，比我任何一个学生都更有才华。他能够一面吸取知识，一面扩展自己的研究。他不盲从权威，这对我是极大的安慰。”
这位科技巨擘有些“爱屋及乌”了。他常常由钱学森想到中华民族。他认为，世界上最最聪明的民族有两个，一个是匈牙利，另一个就是中华民族。由此可见，一个身处异国他乡的人，一举一动，一言一行，总是自觉不自觉地代表着他的国家，代表着他的民族。钱学森以自己的聪明才智及良好的素质，为炎黄子孙赢得了光彩。
1939年6月，在冯·卡门指导下，钱学森完成了《高速空气动力学问题的研究》等四篇博士论文，取得了航空和数学两个博士学位。钱学森的论文，以其精确性和独创行，震动了美国物理学界。
由于冯·卡门的推荐，这一年，钱学森被聘为加州理工学院航空系助理研究员。
1938年，是世界陷于动荡和混乱的年代。
就在这一年，希特勒出兵占领奥地利，并宣布奥地利为德国的一个“省”。墨索里尼则宣誓全力支持这个法西斯头子。
不久，德、意法西斯军队联合西班牙叛军占领了西班牙的首都马德里。
就在这个年代，日本军国主义的铁蹄正在蹂躏中国的华北，并占领了上海。
就在这个年代，在美国出现了新的经济大萧条。
霎时之间，国际风云突变，大战的阴影，越过大西洋，穿过太平洋，笼罩着美国社会。
这期间，美国知识分子思想非常活跃。美国共产党在洛杉矾帕萨第那区有一个支部，被称为122支部，这是一个教授集团。因此，支部的成员都是高级知识分子。这个支部的外围组织是马克思主义学习小组。因为这些美国的高级知识分子，对世界紧张局势表现出了强烈的关注，所以，他们更加认真地学习马克思主义著作。他们认为，马克思的方法论对于理解战争大有裨益。一向关心国际形势，关怀民族命运的钱学森，便随马林纳等年轻朋友一起，时常参加这个马克思主义学习小组的学习活动。这期间，钱学森接到父亲的来信，国家的屈辱，民族的仇恨，常使他义愤填膺。但是，他引为欣慰的是，这个马克思主义学习小组的朋友们，就像同情埃塞俄比亚和西班牙共和国一样，同情中国人民所遭受的痛苦。在这个学习小组里，没有对中国人民的歧视，却有着对于日本军国主义蹂躏中国的强烈仇恨。这里，可以自由谈论社会、国家和世界大事，可以尽情抨击法西斯和军国主义；这里，有的是温暖的友谊和广阔的胸怀。这便是钱学森参加这个马克思主义学习小组的初衷。后来，当钱学森回忆他参加这个马克思主义学习小组的活动时，曾经说道：“在我的这些朋友圈子中，有着一批极有政治远见的学者，我在他们之中度过了青春期的一段极为短暂的快乐时光。”
1939年3月，希特勒法西斯军队吞并了捷克斯洛伐克。1939年9月1日，法西斯德国不宣而战入侵波兰。9月3日，英、法被迫对德宣战，第二次世界大战全面爆发了。不久，这个马克思主义学习小组中的一些成员有的投身于反法西斯战争，于是这个小组的学习活动也随之终结。
然而，就是因为钱学森参加了几次这个马克思主义小组的学习活动，就是因为钱学森在这个小组中度过了“一段极为短暂的快乐时光”，竟然成为了美国当局阻挠钱学森回归祖国的借口，为此，钱学森付出了沉重的代价。为此，他在美国联邦调查局的监视下度过了长达五年的痛苦时光。他哪里知道，美国联邦调查局的黑手早已伸向了这个为他所垂青的马克思主义学习小组，他哪里知道，这个马克思主义学习小组是美共帕萨第那区122支部的外围组织。
钱学森在加州理工学院结束了３年的研究生学习取得博士学位后，留在该学院任教。他由冯.卡门的得意学生，进而成为冯.卡门的亲密助手和同事。
钱学森的研究工作往往是独创性的，但是，他也善于吸取他人的成果，善于博采众家之长，溶化于自己的研究课题之中，并能抓住关键所在，很快形成突破，取得较好的研究成果。
在１９４０年的美国航空学会年会上，钱学森宣读了一篇关于薄壳体稳定性的研究论文。这是一个难度极大而实用价值同样很大的科研课题。这篇论文对这个领域中的一系列艰深的问题作出了开拓性的解释和回答，受到与会者的高度评价。
这项独立研究的成果，成为了钱学森的成名之作。他后来的许多重要论述，一再引起国际动力学界越来越大的兴趣和重视。
从三十年代末到四十年代期间，钱学森与冯.卡门合作研究的诸多成果，由他们共同署名，发表了许多论文。在他们师生之间，充满了深厚的情谊和合作的精神。这在美国的科技界也成为佳话。尤其是，他们共同创造的著名的“卡门——钱学森公式”，更是航空科学史上闪光的一页。
所谓“卡门——钱公式”，又称“卡门——钱学森法”，就是由冯.卡门提出命题,然后由钱学森做出结果。“卡门——钱公式”，第一次发现了在可压缩的气流中，机翼在亚音速飞行时的压强和速度之间的定量关系。通俗地说来，就是当飞机的飞行速度接近每秒为340米的音速时，空气的可压缩性对机翼和机身的升力的影响究竟有多大？“卡门——钱公式”回答了这个问题，准确的表达了这种量的关系，并且为实验所证明。
没过多久，全世界的空气动力学家都认识到“卡门——钱公式”是空气动力学中的一项重大科研成果。如今，几乎每个从事空气动力学研究的人都熟知“卡门——钱公式”。德国著名的空气动力学家科柯.奥斯瓦梯许,在１９５２年出版的《气体动力学》一书中，用了一节的篇幅专门介绍了“卡门——钱公式”。
日本科学家河村龙马在《可压缩流动理论》一书中，曾多次阐述了“卡门——钱公式”的科学意义。
冯.卡门在他１９５４年出版的《空气动力学发展》一书中，曾多次阐述了“卡门——钱公式”的由来和意义。
钱学森尽管在空气动力学方面取得了十分突出的研究成果，但他依然把冯.卡门当做自己的导师。只有冯.卡门十分清楚钱学森在他们的合作中所占的地位。冯.卡门在他的一篇回忆文章中写道：
我和钱在那一段密切合作时期，他给我留下的印象很深。他有饱满的热情，充沛的精力和智慧的大脑，同时有很高探索未来科学的激情。当说，我们之间的合作是饶有成果的。
让我们看一看比利时的冯.卡门流体力学研究院加布里埃教授等开列的冯.卡门与钱学森合作发表的著述目录吧：
１９３８年，冯.卡门与钱学森首次合作，发表了重要论文《可压缩流体边界层》，刊载于《航空科学杂志》第五卷。
１９３９年，他们合作的著述《外压引起的地壳的翘曲》，１９４０年，他们合作的另一篇著述《曲泵对结构翘曲特性的影响》，都发表在《航空科学杂志》第七卷上.
１９４1年，他们共同撰写了《薄柱壳在轴压下的翘曲》，发表在《航空科学杂志》第八卷上。
１９４３年，他们根据合作研究的新成果，撰写了《关于远程火箭抛射体可能性的综述》，在《喷气推进实验室报告》上发表。
１９４３年，冯.卡门、钱学森与康荣等合作，撰写的《利用喷气的引射作用作为驱动推进剂泵的动力源可能性的研究》，也于同年发表在《喷气推进实验室报告》上。
１９４４年，冯.卡门、钱学森与马林纳共同撰写的《关于喷气推进系统应用于导弹和跨声速飞机的比较研究的综述》，发表在《喷气推进实验室报告》上。
１９４５年，冯.卡门与钱学森合作，完成了一篇新的著述《非均匀流体机翼的升力线理论》，发给《应用力学》季刊第三卷上。
上述一系列论文在１９３８年至１９４５年期间连续发表，从一个侧面生动的表明，冯.卡门和钱学森在这个时期的合作确实卓有成效的。他们付出了艰辛的劳动，因而也取得了丰厚的科研成果，为人类的飞行事业做出了具有深远历史意义的贡献。
一篇科学论文，可能只有几十页文字，比起洋洋洒洒的长篇小说，简直不可比拟。可是，他究竟有多大的劳动含量，这是许多人所不了解的。对此，钱学森曾经做过说明。那是在１９６２年北京电力学会举办的学术报告会上，他讲过这样的一番话，他说：
“发表一篇科学论文，大家所能看到的内容，这是作者在科研工作中‘校对了’的那一部分，而错的部分以及从错到对的那个过程，都不能写到论文里去的。往往以论文形式发表出来的这一部分正确的东西，只是作者对这个问题全部科学研究工作量的十分之一的，甚至是百分之一，其它十分之九，或百分之九十九的曲折和错误，都只记在他自己的笔记本里，锁在抽屉里。
"因此，每一项科学研究成果，写出来清清楚楚的，看起来头头是道，都是经过自己大量劳动的结晶，来之不易。
“我过去发表过一些重要论文，关于薄壳方面的论文，只有几十页。可是，我反复推敲演算，仅报废的演草纸就有700多页。要是拿出一个可以看得见的成果，它仅仅像一座宝塔上的塔尖。”
人们说，成就是苦根上结出的甜瓜。由此可知，胜利者头上的桂冠，都是用荆棘编成的。
钱学森之所以能够从一个胜利走向另一个胜利，毫不停顿，还因为他把有意义的科学研究，看作是一个没有穷尽的过程，并以不间断地探索为乐趣。
恩格斯在一篇文章中写道：
科学永远不会达到这样一点，即他在发现了某种绝对真理之后，就再也不能前进一步。人们除了惊愕地望着这个已经获得的绝对真理之外，再也无事可做了。
钱学森将恩格斯这个论断，作为自己从事科学研究的座右铭。
在远离祖国的异域他乡，钱学森既没有参加美国的社会保险，也没有参加美国的任何保险。他依仗自己年轻，身强力壮，与各种疾病、危险作斗争。
为了坚持搞科研，有了病他咬紧牙关挺过去。饿了，啃块面包；渴了，喝几口自来水。只有在节假日，才到中式餐馆饱餐一顿，算作一种补偿。
遇到中华民族的传统节日，或是父母亲的生日，他习惯于埋头写一封长长的家信，以尽情抒发他对祖国，对亲人的思念之情。但是，每逢到了美国人的圣诞节、狂欢节，那就惨了。钱学森看到美国人阎家团聚或万人空巷闹狂欢的情景，心中很不是滋味。每当这时，他越发思念祖国，怀念亲人。他躲在自己的小房间里，一遍又一遍发誓：一年半载之内，一定打回老家去。然而，这只能是一种感情的渲泄。事实上，他是不能回老家去的。因为，美国有科研课题等待着他；他所怀念的家乡已经变为日寇蹂躏下的沦陷区，那里没有科学家的立足之地。
1941年，从加拿大来了几位利用美国减免“庚子赔款”补充中国留美学生教育费用而来美留学的中国学生。他们中间有郭永怀、林家翘、傅承义等人。1942年，又来了钱伟长。这批优秀中国留学生的到来，使得钱学森兴奋异常。从此，身单影孤的感觉，顿时消失了。钱学森与这些同乡、同学相处很亲密，很快活。他们时常在一起吃晚饭，或者议论祖国的时局，分析世界的形势，或者讨论科学方面的问题。
钱伟长多才多艺，他也投师于冯·卡门，攻读空气动力学。傅承义则感念华夏祖先首创了世界上第一台地震仪，所以，他立志专攻地球物理学。
郭永怀与钱学森最相知，他也热衷于空气动力学和火箭飞行专业，并取得了很好的成绩。钱学森对郭永怀驾驭课题的能力十分赏识。这不仅表现在当时在美国期间的科研合作上，也表现在钱学森回国之后，当有关方面向钱学森征询谁是承担核武器爆炸力学最合适的人选时，钱学森立即想到了郭永怀，并毫不迟疑地推荐了郭永怀。
1943年冬天，周培源先生来到加州理工学院从事科学研究工作，与冯·卡门教授一起探讨湍流力学理论。于是，周先生家中就成为了中国同学周末聚会、聚餐的场所。每当聚餐时，钱学森便是师母的帮灶人，有时还要露一手，烹制一两个中国菜，尚能受到好评。他们边吃边谈论国家大事。这些海外赤子，虽然已经离开故土多年，但是那一颗报效祖国的赤诚之心，依旧那样炽热。他们亲身感受了酉方文明，穿行过美国的1号公路，接触到了美国的火箭飞行这样先进的科学技术。于是，他们的头脑中开始探讨“西方与中国”，“中国怎样赶超西方”等诸多问题。
周先生看到这些热爱祖国的海外学子，喜悦异常。然而，周先生也遇到过另外一种情况，一种使他非常难过的情况——
一次，周培源先生在美国另一个城市与同乡集会，他和一位同乡促膝聊天。周先生很自然地问道：
“你打算在美国呆多久？”
“这要看中国的情况。假如中国能建成美国现在这个样子，我马上就可以回去。”同乡的话似乎未加任何思索，脱口而出。
同乡的回答，深深地刺伤了周先生的心，他毫不客气地批评这位年轻人：
“你这是在回避困难。一个愿意为祖国服务又有知识的青年，为什么要坐等他人的成果呢？你应当坚强起来，在国家最需要的时候，投入她的怀抱，立志改变她的面貌。”
“话是可以这样讲。但是，再坚强的人，怕是改变不了中国的面貌。”同乡还是一派满不在意的样子。
周培源面对这位意志薄弱、麻木不仁的同乡，难过了许久，一直耿耿于怀。当他把这件事讲给围在身边的这些可爱的爱国学子时，人们不由得陷入了一阵沉思。
他们感到，周先生讲到的这种中国人，尽管人数不多，但是有一定的代表性。在困难面前，他们是懦夫；在淫威面前，他们就是屈膝变节之徒。他们联想到，中华民族正在遭受着日寇铁蹄践踏，在民族危亡面前，既有英勇抗敌、浴血奋战的抗日将士，也有卖国求荣的汉奸汪精卫之流。而正是因为有了以汪精卫为代表的成百万汉奸为虎作伥，中国人民才遭受到这样重大的灾难。而周先生讲到的这种软骨头的人，最可能走入汉奸的行列。因为这种人无行无节，是典型的汉奸人格特征。这种人漂流在海外，也是中华民族的悲哀。
周先生从大家的沉默和从眼神里流露出来的鄙夷、憎恨的目光，已经看到了对这种人的评论。他用沉痛而慷慨的语调说道：
“近百年来，中国的确是落后了。但是，我们中国却不乏有识之士、有志之士，不乏杰出人才。只要大家齐心协力，中国的落后面貌终究是会改变的。”
钱学森怀着激动的心情聆听着周先生的这番谈话。他深感作为一个海外学子重任在肩，应该以身许国，把学到的科学知识，把取得的研究成果奉献给祖国，为改变祖国的落后面貌去奋力拼搏。
钱学森和马林纳继续着火箭发动机热力学特征的研究。为了测试他们的研究结果，他们向冯·卡门提出，需要建造一个小型火箭发动机实验站。
冯·卡门教授欣然批准了他们的建议。
次年，他们在帕萨迪那的阿洛约赛克，建造了一座发射火箭的试验台——这就是美国最早的火箭发射台。它是火箭发动机实验站的重要组成部分。
实验站建成之后，钱学森和马林纳还扩充了原来由史密斯和马林纳进行的探空火箭性能的研究，并且共同完成了一篇重要论文《探空火箭（特别是有关连续脉冲式推进的）飞行分析》，发表在《航空科学杂志》上。他们由此找到了一些飞行计算问题的数据。
特别应当提出的是，当时钱学森与马林纳提出的一个观念，对后来火箭科学的发展，可以说是作出了具有奠基意义的贡献——这就是他们早在1939年就预见到，作为载体推动力的火箭，需要三级，而第三级最后可以离开大气的阻力。今天，太空火箭（包括航天飞机）发射成功的事实，证明了他们的预见是完全正确的。
钱学森与马林纳的火箭飞行研究，进展顺利。经过长期缺乏资金的艰苦奋斗之后，好消息终于传来了：由于他们卓有成效的工作，为美国火箭的研究和制造开了先河，引起了美国当局的注意。当年的美国空军总长亨利·阿诺德来到阿洛约赛克火箭发射台，观看了他们的火箭飞行试验，认为值得发展。
亨利·阿诺德这个身材敦实的西点军校出身的美国军官，被认为是当时美国有识之士。1944年6月，冯·卡门因患肠癌动了大手术，正在纽约休养。一天，阿诺德将军把电话打到了纽约冯·卡门教授的病榻前，于是，冯、卡门和马林纳被邀请到了华盛顿，阿诺德与他们商讨，拟在美国国家科学院之下，成立一个专门委员
会，协助美国空军发展火箭事业。
然而，美国空军总长阿诺德与钱学森等人从事火箭飞行事业的着眼点不同。阿诺德所以重视他们的火箭飞行研究，是当时美国军事上的需要，也就是说，他迫切需要的是如何改善军用飞机的结构，怎样利用火箭帮助飞机起飞，并获得更高的飞行速度等技术。这里包含了当时一般人对火箭这门科学幼稚的理解，“火箭”一词，在那时只相当于“喷射”的意义。而钱学森与马林纳进行这项研究的着眼点是非常广阔的。他们所追求的是使火箭的飞行如何到达太空的射程。他们理想中的火箭引擎，可以推动火箭飞出地球，以每小时11O0O公里的速度进入太空。
遗憾的是，当局与科学家的想法产生了矛盾。当局想的是眼前的需要，科学家想的是未来的太空探索。好在有冯·卡门从中协调“火箭俱乐部”与阿诺德之间的关系。阿诺德信任冯·卡门，而冯·卡门则信任“火箭俱乐部”。他认为二者可以兼顾，从而使“火箭俱乐部”的火箭飞行实验获得较雄厚的经费，为实现长远的目标创造了条件。
由于冯·卡门从中周旋，美国科学院于1939年接受了他们的建议，同意在加州理工学院建立火箭中心。先是拨款10O0美元，而后又签订了给予加州理工学院火箭中心10000美元的契约，作为火箭飞行研究的基金。
随后，美国军方又委托加州理工学院举办喷气技术训练班，钱学森被聘请为这个训练班的教师。从此，钱学森开始与美国的陆海空三军技术人员有了接触。因为这个训练班的学生，后来多数成为美军从事火箭导弹工作的军官和工程技术人员。
1939年9月1日，德国法西斯军队进攻波兰，9月3日，英法对德宣战，世界战全面爆发。194O年德国在西线发动闪电攻势，4月侵占丹麦和挪威；5月侵占荷兰、比利时和卢森堡，进而攻入法国本土；6月，法国投降，英军被迫撤出西欧大陆。此后，德国加紧侵略东南欧各国；意大利乘机夺取英法在地中海和北非的殖民地。1941年6月22日，德国撕毁“苏德互不侵犯条约”，突然进攻苏联，爆发了更大规模的苏德战争。英、美同苏联结成反法西斯联盟。12月7日，日本偷袭珍珠港。英美对日宣战，德意对美宣战，太平洋战争爆发。
在这种形势下，“火箭俱乐部”的几位美国青年应征参加了美国军队，走向抗击法西斯战争的前线。于是，“火箭俱乐部”不得不宣告结束。
然而，来自中国的钱学森仍在继续着他的火箭飞行研究。
美国投入第二次世界大战之后，使得帕萨迪那些科学家们的生活发生了巨大的变化。
美国航空喷射机械公司，改名为通用航空喷射公司，由冯.卡门任主席，马林纳为司库，白逊斯、诺曼和孙墨非为副主席，威因鲍姆去美国东部从事战时工作。马林纳本人开始从事一项非常重要的军用火箭的研究。因为涉及到美国当局的军事秘密，所以，马林纳不可能再与钱学森和作了。钱学森作为一个侨民，是不能接触美国军事机密的。为此,钱学森离开了他的朋友，自己独立从事航空分类研究。
１９４２年，盟军初步得到一个情报，说是德军在一个叫佩内明德的渔村附近，正研制一种叫做“V--1”导弹。据说，这种导弹身长７．６米，重２．２吨，最远射程三百七十公里，飞行时速可达六百公里。
这个情报在盟军领导层引起了不小的震惊，尤其是给盟军中最强大的美国当局的求胜希冀蒙上了一层阴影。要知道，在四十年代初，“V--1”如果装备了部队，显然是军事进攻武器中的一张王牌。
这个情报于1９４３年５月被证实。波兰的一位地下工作者密告伦敦方面，希特勒的确正在佩内明德镇试制一种无人驾驶的喷气飞行物，这就是“V--1”飞弹。同时，试制一种火箭，后来称之为“V--2”。
根据这位地下工作者提供的确凿情报，美国空军的一架侦察机把佩内明德镇德军的实验设施全部拍摄下来。８月，英国出动轰炸机轰炸了佩内明德，使德军的这个还处于襁褓中的导弹试验基地遭到严重破坏，致使德国法西斯的导弹试制推迟了几个月，为盟军赢得了时间。
德军试制导弹基地的发现，使美国军方人士想到了加州理工学院原来那个“火箭俱乐部”的一些主要成员。
那是一个春光明媚的上午，已经担任美国某军事研究机构顾问职务的冯.卡门教授，邀请钱学森外出散步。他们在一片绿草地上坐下来，冯.卡门深情地对钱学森说道：
“密司脱钱，我准备推荐你参加军事研究项目，你大概明白这将意味着什么？”
钱学森凝视着停留在天空的一片白云，沉默了一刻，然后，对他所尊敬的导师说道：“对不起，请允许我考虑成熟以后在回答你好吗？“
冯.卡门理解地点点头。
自从那天同冯.卡门教授谈话之后，钱学森一直处在深深的思考之中。国家、民族的屈辱和仇恨，一古脑的涌现在他的心头。中日甲午海战的硝烟，焚烧圆明园的火光，“８．１３”上海滩的血战，“７．７”卢沟桥畔的枪声，南京大屠杀的血腥……这一幕幕民族悲剧，使他百感交集，忧心似焚。
三天后，钱学森向冯.卡门教授明确表示，他同意导师的推荐。他想到，从眼前来说，帮助美国军队也是在参加国际反法西斯的斗争；从长远来说，掌握了这张王牌，回国之后，可以为祖国的国防现代化，为保卫神圣的祖国贡献离量。
于是，钱学森继续与马林纳合作，共同研究火箭发动机推进导弹发射这一课题。
１９４３年１１月，钱学森与马林纳合作完成了《远程火箭的评论和分析》的研究报告。在这篇报告中，他们对远程导弹的几种可能性进行了分析，并且指出，如果利用当时的火箭发动机，则不能够超越一百六十公里的射程。如果制造射程更远，爆炸载荷能力更大的火箭，必须研制更先进的火箭发动机，这种发动机是完全可以研制出来的。为此，他们在报告中提出了三种火箭（导弹）的研究设想。
冯.卡门教授在同钱学森、马林纳讨论了这份报告以后，进一步核实了报告的数据，附上自己的一份备忘录，亲自送交美国陆军军械署技术部。
这份报告如同一支兴奋剂，给沉闷的美国军事科研注入了生机。五角大楼的首脑们，互相传阅着报告摘要。他们透过报告的字里行间，似乎看到了战争之神手中那把银光闪闪的利剑，似乎看到了盟军对法西斯的威慑力量。
１９４３年２月，苏军歼灭了被围的德军精锐部队，取得斯大林格勒会战的胜利，使第二次世界大战的局面出现了新的转机。在此期间，美、英军队把德、意军队驱逐出北非，并在意大利南部登陆。９月３日，意大利投降。１９４４年６月６日，艾森豪威尔率领的美、英海军陆战队成功地在法国的诺曼底登陆，开辟了第二战场，从背后给了阿道夫.希特勒沉重的一击。于是，世界反法西斯战争进入的大决战阶段。
希特勒为扭转战局，便把赌注押在新式武器上。６月１７日，他下令用“V——1”和“V——2”飞弹隔海狂轰滥炸英国伦敦——这是世界战争史上第一次使用导弹。但是，由于当时制导技术不精，大部分未能击中伦敦市区，而是落在伦敦郊外甚至更远的地方。有趣的是，其中有一枚导弹，由于制导系统故障，竟然在飞向伦敦途中掉头回飞，在希特勒的避弹所的上空爆炸了，把希特勒下了一跳。
尽管如此,德军的导弹还是把英国朝野吓得惶惶不可终日，也在反法西斯盟国领导层引起了不小的震动。
美国当局连夜研究对策，寻求应付办法。最后决定，立即委托冯.卡门用最快的速度研制中远程导弹。
冯.卡门接受任务后，向钱学森、马林纳转达了美国军政当局的要求，并将德军“V——1”和“V——2”导弹轰炸伦敦的情况告诉了他们。经过研究，他们确定由钱学森负责理论组的工作。钱学森提名林家翘、钱伟长一道参与理论组的研究。由于战时需要，美国当局只好放宽对侨民接触军事秘密的某些限制，因此，钱学森的提名很快得到批准。有了林家翘、钱伟长的加盟，导弹理论研究工作进展很快。他们首先作了弹道分析，接着，又进行了燃烧室热传导与燃烧理论的研究，并将研究成果及时提供给五角大楼。这期间，钱学森不断的往来于加州理工学院的喷气推进实验室和华盛顿的五角大楼之间。
当美国五角大楼的将军们看到一份份研究成果时，情不自禁的搓着手，兴奋地大声说道：“干吧，现在轮到我们啦！”
由于钱学森等人卓有成效的工作，这项被誉为“美国导弹先驱”的计划，迅速被推上了研制轨道，一批“下士”导弹被制造出来，运往欧洲前线，变成了实实在在的对法西斯强盗的威慑力量。
可以说，钱学森和马林纳的合作，在冯.卡门的指导下，完成了美国第一枚导弹的设计工作。因此，钱学森被称为美国导弹事业的奠基人之一。
钱学森不仅全身心地投入导弹的研制工作，他还从研制工作的全局出发，建议五角大楼设立一个导弹武器部的专门机构，以便适应战时需要，集中力量研制导弹。冯.卡门很欣赏钱学森的建议，他在一篇文章中写道：
钱曾提出，火箭导弹技术同操作的其它类型的武器所要求的技术完全不同，必须委托给军事部门的一个新团体，要用新的军事思想和思想方法进行研究。后来证明这是非常正确的。
不久，钱学森被聘请为美国航空喷气公司的顾问。他已经置身于美国军事科学的核心部位。
钱学森很早就意识到美国旧式的螺旋桨飞机，飞速太慢，而且往往受气候条件的影响和制约，不适应现代战争的需要。他曾建议五角大楼成立一个学会，以便促进喷气技术的发展，用以改造和装备美国的空军战斗机。后来，钱学森与冯.卡门合作，运用空气动力学，运用计算器，运用数学领域的函数理论，出色地完成了改制喷气式战斗机的理论任务。从而，他又把火箭飞行的研究扩展到了新的领域。所以，钱学森又是美国空军实现从螺旋桨式飞机向喷气式飞机过渡的关键人物之一。由于钱学森在战时的突出科研成就，从而大大增强了美国空军的火力系统。
钱学森的科学成就在全世界反法西斯阵营引起的很大的反响。确实，他为此付出了巨大的劳动。在研制导弹和喷气技术的过程中，他怀着对祖国国土沦丧的民族危机感，以一个反法西斯战士的高度热忱，致力于军事科学研究。在战争的高峰期，他每天都要工作到午夜，甚至到黎明，第二天又连续工作。夜以继日，分秒必争。
对此，美国当局高度评价钱学森在反法西斯战争中的突出贡献。冯.卡门教授著文写道：
对于实现加州理工学院的喷气助推起飞研究计划，钱有过重大的贡献。
第二次世界大战结束后，美国空军在一份绝密报告中，留下了这样的记录：
钱学森对战争（第二次世界大战）的胜利做出了巨大贡献。
美国专栏作家密尔顿.维奥斯特曾撰写文章，这样称赞钱学森：
钱对建造美国第一批导弹起过关键性的作用。他是制订美国空军从螺旋桨式飞机向喷气机过渡，并最后向遨游太空的无人航天器过渡的长远规划的关键人物……他是帮助美国成为世界第一流强国的科学家的银河中的一颗明亮的星……
密尔顿.维奥斯特在另外一篇文章中，还这样写道：
……钱的工作被认为不仅对美国军事上的胜利是重要的，甚至对美国的军事未来更为重要。
1945年4月末，法西斯阵营节节败退，颓势毕露。
4月29日，意大利法西斯首领墨索里尼在米兰被意大利爱国志士枪决。
5月2日，苏军攻克了柏林。希特勒这个大战的罪魁祸首同他刚刚完婚的妻子一道，在柏林他的元首府畏罪自杀。
5月8日，德国宣布无条件投降，并在法国境内的姆斯——盟军总部签订了无条件投降书。
德国投降后，美英集中兵力在太平洋上展开了对日军的进攻。一但是遇到了日军的顽强抵抗。
由于战争的需要，各交战当局对于远距离、大爆炸力武器的研。制和生产，产生了极大刺激。因此，在二战期间，火箭、导弹以及原子弹有了飞速的发展。其中，法西斯德国的导弹技术，显然走在了，世界各国的前面。
对此，美国五角大楼的将军们早就予以高度关注。
美国空军司令亨利·阿诺德将军，兼任军用航空公司的首脑，被认为是美国军方很有远见的战略家。他对于发展美国的火箭、导弹有着更深远的考虑。
1945年6月的一天，阿诺德打电话约冯·卡门去纽约机场会面，说有要事相商。
这一天，阿诺德在自己的私人汽车里，秘密会见了冯·卡门。这次特殊的会见，对美国空军以后的发展，产生了至关重要的作用，从而，被载入美国空军的史册。
会见时，阿诺德将军谈到了盟军必将赢得第二次世界大战的胜利。谈到了由于美国空军的威力的不断增强，加快了胜利的进程。他特别指出，这些“无法估量”的贡献，要归功于冯·卡门与他的合作者钱学森等人。因而，阿诺德将军希望冯·卡门立即召集一批专家，在美国空军参谋总部成立一个科学顾问团，研究未来战争中空军战斗所可能发生的一切遭遇，并制订出今后二、三十年，甚至五十年的空军发展计划。
然而，阿诺德更急切的任务，是如何在二战结束前，把德国先进的导弹成果和技术专家争取到手。因为，这是加快发展美国空军武器的一条捷径。
不久，冯·卡门便组建了一个由36位优秀专家组成的科学顾问团，冯·卡门受聘担任了这个科学顾问团的团长，被授予少将军衔。钱学森受聘担任火箭组的主任，被授予上校军衔。他们要立即参加一次重要的战略行动。
一架 C——45型飞机，载着冯·卡门、钱学森等 36名优秀的科学家，其中有空气动力学家、雷达专家、电视显像管的发明人，以及空军技术顾问等，向欧洲的德国飞去。
冯·卡门后来回忆道：
我们的朋友钱学森，是1945年我向美国空军科学顾问组推荐的专家之一。他是当时美国处于领导地位的第一流火箭专家，后来成了世界闻名的新闻人物......钱学森作为加州理工学院火箭小组的元老，曾在二次大战期间对美国火箭研究作出重大贡献......他是一个无可置疑的天才，他的工作大大促进了高速空气动力学和喷气推进科学的发展。由于这些原因，我提名他为科学顾问组的成员......我兴高采烈地带他一起到德国去考察希特勒的秘密技术发展情况。
德国不伦瑞克镇附近的一片松树林里。
林木被带电的铁丝网严密地包围着。荷枪实弹的士兵警惕地守卫着入口处。
一辆美军吉普车在尖厉的刹车声中停止在岗哨前。身着美军上校军服的钱学森跳下车来，掏出了“特别通行证”递给哨兵。那哨兵仔细地审视着证件和坐在吉普车里的几位美军军官，然后郑重地行了一个军礼，将证件送还给他面前的这位上校。只见哨兵用手掀动电钮，两扇铁门便徐徐启开。哨兵作了一个手势，说道：
“请进吧，上校先生！”
这里是德国空军的一个秘密研究所。掩蔽在这片丛林中有56幢绿色实验楼房，侦察机很难从空中发现。在这个研究所里，拥有世界一流的火箭试验设施和研究导弹、飞机引擎的成套仪器设备，拥有最先进的测试设备，并兼有资料情报系统等，是德国秘密研制导弹和军用飞机的重要基地之一。归纳粹头子戈林直接领导。
钱学森驱车来到导弹试验档案库，沿着水泥阶梯走下阴森森的迷宫般的地下室。作为美国空军顾问团火箭组负责人，钱学森的主要任务是考察研究德国人怎样在短时间内研制成功“V—— 1”导弹，并使这种导弹在1944年6月飞越英吉利海峡，袭击了英国伦敦。
原来，在大战期间，数千名德国科学家在这里进行了长达5年的研究工作，仅写出的秘密报告就有3O0多万份，重量达1500吨。钱学森从这浩繁的秘密文件中，一点一滴地筛选和吸取其中的精华和关键部分，作为他正在进行的研究工作的参考。
冯·卡门则率领着考察团的其他人，详细地察看了这里的研究设备，分析了技术成果，并且审讯了有关研究人员——当然这些研究人员已经成了盟军的战俘。
在考察完这个秘密研究所之后，冯·卡门一行又前往诺德豪森、哥廷根、亚深、慕尼黑作了考察。他们本来很想到佩内明德这个德国的火箭基地进行考察，但是，这里已经被苏联军队占领。只是这个基地的4000多名工程技术人员，在苏军到来之前，已经逃往被美军占领的慕尼黑。
冯·卡门和钱学森等人一起，在慕尼黑对从佩内明德火箭基地逃来的有关工程技术人员进行了审讯，获得了大量技术情报。
在慕尼黑的审讯中，德国“V——2”导弹的奠基人冯·布劳恩的谈话引起了冯·卡门和钱学森等人的极大兴趣，他们大体相同的际遇，也引发出这些科学家的深深感慨。
原来，早在1932年，冯·布劳恩同他的几个迷恋火箭试验的年轻朋友们，在柏林市郊区找到了一个废弃不用的军火库，在一片荒地上建立起了自己的火箭发射场。
他们怀着飞行太空，探索宇宙的远大理想，一面努力学习有关科学理论，一面进行具体工程技术的实践。
火箭试验需要相当惊人的经费，他们不得不经常停下试验，搞一些火箭游戏，以吸引市民，筹集一些资金。但是，资金不足依旧是困扰冯·布劳恩等人试验火箭飞行的最突出的难题。
一天，冯·布劳恩的飞行场来了三个不速之客，要求参观这里正在进行的“米拉克1号”火箭的发射。他们仔细地观看了试验之后，便亮出了身份——原来这三个人是德国军械部派来的代表，来访的目的是要求布劳恩的火箭飞行试验为军械服务；如果不答应军械部的要求，德国军政当局就要收回这一片场地，飞行场就得被关闭。
对军方的这种要求，开头，布劳恩不大情愿。他想到，如果把他们的火箭飞行试验变成由军方控制的战争武器试制，他们就失去了独立进行科学试验的自主权，而不能自主进行科学试验，就不能实现他们的宇宙航行的宏伟理想。但是，严酷的现实摆在面前，没有军方提供的经费和设备，失去了这块飞行试验场地，要进行他们自主的火箭试飞就等于梦想......
权衡再三，布劳恩被迫作出决定：为了不致于终止他们的火箭飞行试验，接受军械部的要求。
就这样，布劳恩成为了法西斯德国陆军的一名不穿军服的雇员。
布劳恩怎么也不会想到，几年以后，他的国家会再次成为世界大战的发源地。
1939年，希特勒悍然发动了第二次世界大战。布劳恩和他的青年朋友们被赶到那个叫做佩内明德的地方，专为德军陆军试制战争所需的远距离飞弹。“
到佩内明德不久，布劳恩就领导试制成功“A——4”火箭。这种火箭几经改进，变成了威力强大的“V——2”导弹。射程达250公里，并且可按预定要求击中目标。
这原本是一项火箭技术史上开创性的成就，对于将来发射宇宙飞船具有重要意义。但是，一心想称霸世界的法西斯头子希特勒知道这个消息后，欣喜若狂。他立即下令，用这种导弹装备德国军队，妄图依靠这种武器完成第三帝国的霸业。
1945年1月，世界反法西斯战争进入到一个崭新的阶段。苏军和美英军队分路攻入德国本土。苏军正在迅速向佩内明德逼进。
为了不让布劳恩的科研班子落入苏军手中，丧心病狂的德国法西斯匪徒准备选择适当时机毁灭这个基地以及这支优秀的科学家队伍。面临死亡的危胁，布劳恩领导了一场殊死的斗争。
一天晚上，布劳恩悄悄召集几名科学家，在一间宿舍里秘密开会。他情绪激动地说：
“朋友们，德国已经战败了，我们这里必将成为毁灭的重点。许多年来，大家为着实现星际旅行的理想，历尽艰险，取得了宝贵的成果。现在，正处在生死存亡的关头。我们可能难以逃脱战争的劫难，但是，我们有义务将这一份人类最宝贵的知识财富保存下来。”
会上，大家赞成布劳恩的意见，并对局面进行了分析。他们一致认为，德国的火箭、导弹已经在欧洲大陆造成了巨大的破坏，因此，欧洲国家和人民极难宽容他们；相对来说，美国国土远离世界大战的战场，又不曾直接受到德国火箭、导弹的伤害，所以，美国人对他们的仇恨情绪会小一些。于是，他们决定向美军投降。
在一个漆黑的晚上，他们避开了党卫军的监视，乘德军转移的机会，把大量的技术资料埋进鲜为人知的深沟里。
第二天，布劳恩便被严加看守，完全失去了往日的自由。但是，由于德军人心惶惶，他们还是寻机逃脱了。在慕尼黑，他们见到了久已仰慕的冯·卡门教授。
通过审讯，冯·卡门和钱学森等还获悉了一个令他们震惊的情报——德国已经在着手研制一种射程可以达到300O英里的远程导弹，美国纽约竟然在它的射程之内。
这次的德国之行，使钱学森深深感到，德国的火箭、导弹技术，已经走在了美国前面。他自己对于火箭飞行的研究与布劳恩相比，还有一定差距。德国之行，他取得了很大的收获。
冯·卡门和钱学森的这次德国之行，还有一段重要的插曲，这就是在哥廷根，他们共同审讯了冯·卡门的老师路德维格·普朗特。
冯·卡门早年在德国先后就读于柏林大学和哥廷根大学。在哥廷根大学从师普朗特。
当年，哥廷根是个只有十几万居民的城镇，然而，却拥有两万多名大学生。因此，有“大学之城”的美称。二战期间，德国的城市大多被战火夷平，唯独哥廷根幸免。有人猜测，是因为大科学家普。朗特居住在这里的缘故。
路德维格·普朗特是世界公认的近代流体力学的奠基人，被誉为“空气动力学之父”。第二次世界大战期间，普朗特曾指挥一个秘密军事研究所，为纳粹的战略军事服务。他无论如何也不曾想到，今天竟然坐在他的两代学生面前接受审讯。但他还是如实地述说了他为法西斯匪徒服务的经历——
一天，普朗特被召到纳粹空军总监希姆莱的办公室。这个纳粹头子面带微笑，做出一副热情体贴的样子对普朗特说：“老朋友，是时候了。到我的手下来吧，为我们的空军制造出超音速的喷气飞机。你的科学技术应该为党卫军服务。”
普朗特平静地回答说：“总监先生，我很荣幸得到您的关照。但是，你一定明白，一个科学家的良知是为推进科学事业，为人类的和平和幸福服务的，而不是像你说的那样，去为战争服务。”
听了普朗特的回答，希姆莱的鼻子快要气歪了。他冷笑了一声，摊开了双手。几分钟后，他很有礼貌地把普朗特送走了。
过了几天，普朗特的几名优秀的学生和几名工程师被盖世太保逮捕了。罪状是，他们没有遵守德国元首的战时法令，没有把全部精力用在战争武器的生产上，犯了破坏军事罪。为了营救他的学生和工程技术人员，普朗特不得不奔走求情，不得不向法西斯匪徒屈服……
冯·卡门听了普朗特的陈述，不禁为老师蒙受的屈辱而难过。战争是个恶魔，也是个怪物，它把人世间的一切正直和善良都变得扭曲了。科学家不能用自己的智慧为人类造福，而去制造杀人武器，就是因为这种扭曲，使得学生对老师进行审讯；这种扭曲，似乎是历史向人们开的一次特别的玩笑。
冯·卡门曾经写文章回忆道：
我发现，是钱和我在哥廷根共同审问我昔日的老师路德维格·普朗特。这是一次多么不可思议的会见啊，现在把自己的命运和红色中国联系在一起的我的杰出的学生，与为纳粹德国工作的老师会合在一起，现代我们经历的是一个多么奇特的境遇……
普朗特的手下有一位中国籍的女研究生，叫陆士嘉，普朗特在被审讯时，知道了冯·卡门的手下也有一位中国学生叫钱学森。他对陆士嘉说：“你们的钱学森也来了，可以见见他。”陆士嘉听后惊喜万分。她怀着激动的心清拜见了钱学森。钱学森在异地见到同胞，自然也很高兴，他们做了一次意义非凡的谈话。当然，他们谈的最多的是战后回归祖国，报效祖国的宏图大志。新中国成立后，陆士嘉女士果然先于钱学森回到祖国，成为北京航空学院的教授。
在冯·卡门的率领下，钱学森一行不仅完成了对德国的考察任务，还在返回途中考察了法国和英国的航空研究工作，参观了欧洲几个素负盛名的航空实验室，还拜会了许多很知名的、世界一流的物理学家。这些人可以说是欧洲的科技精英，他们的优秀品质，他们的求实态度和奋斗精神，都深深地打动了钱学森。这次欧洲之行，启发和影响了钱学森毕生的事业。
冯·卡门和钱学森一行返回美国后，应阿诺德将军的要求，由钱学森执笔，撰写了一份题为《我们在何处？》的考察报告。在这份报告中，把美国和德国在战争期间的科学发展作了比较，并提出美国凭靠现有的研究成果和工业技术，已有可能研制射程为6000英里的导弹。他们为美国空军提供了一个远景发展意见。
另外，在德国考察期间，钱学森还同弗兰克·华登道博士一起，视察了著名的柯切尔和奥斯塔尔风洞。因此，报告还建议在美国建造类似装置。
美国当局非常重视他们在报告中提出的建议。后来，便在图拉霍玛创立了以阿诺德将军命名的工程中心。
这期间，钱学森还在近代力学和喷气推进的科学研究方面，取得了宝贵的成果，成为世界一流的空气动力学家。
欧洲之行，钱学森协助冯·卡门取得了丰硕的考察成果，返回美国后，又撰写了十分精彩的考察报告。尤其是在报告中，他向美国有关当局提出了颇有价值的建议，因而，钱学森获得了美国空军司令阿诺德将军的通令嘉奖。
与此同时，钱学森还先后受到美国当局一系列表彰和奖励。
美国国防部和空军总部向钱学森颁发了“国家服务优等勋章”，称赞他“火箭飞行事业成绩优异。”
空军文书部向钱学森颁发奖状，奖状上写道：
钱学森自1939年9月至1945年9月期间，在加州理工学院喷射推进实验室担任高级顾问时成绩卓越。
美国国防科学研究委员会科学发展局向钱学森颁发了特别证书，称钱学森：
在参加国防科学研究委员会科学研究发展局所作计划的工作中，对第二次世界大战作出了成功的贡献。
除此之外，美国官方还称颂钱学森将原子能运用到推进方面的功绩。
这一系列荣誉加在一个中国人身上，这在美国的历史上尚属首次。因此，引起了美国科技界人士的惊讶。而对于钱学森来说，他感到的是作为一个中国人、作为炎黄子孙的骄傲和自豪：中国人是何等的聪明！中华民族是何等的优秀！
钱学森的成就，已经使他成为举世公认的力学、应用数学和火箭飞行技术的权威，是流体力学的开路人之一，是卓越的空气动力学家，是现代航空科学与航天技术的先驱。他已是加州理工学院的副教授。
美国专栏作家密尔顿·维奥斯特对于钱学森的成果作了这样
的评述：
钱之所以成名，是因为四分之一个世纪以来，他一直被公 认为是世界上在航空学领域中最有独创见解的学者之一。他是一个理论家，而不是制造家。他运用在数学、物理学和工程 方面的渊博才华。对各类飞行器提出了推进、制导和设计方面的庞大规划。作为一个火箭建筑师，极少的人能与他匹敌……
在第二次世界大战期间，在钱的帮助下，使大大落后于德国的非常原始的美国火箭事业过渡到相当成熟的阶段。他对美国建造第一批导弹起过关键性的作用。他穿上了军装随同盟国军队进入德国去研究由希特勒工程师们设计的可怕空袭武器……钱的贡献价值，一次又一次地得到美国官方的赞扬和确认。
钱学森受到异国军政当局的每一次褒奖，每一次心灵震撼之后，总是伴随着某种说不出的遗憾。这，几乎是一种规律。
这是一个圆月的夜晚，很少沾染烟酒的钱学森，破例提了一瓶白兰地，拿了一只酒怀，独自坐在帕萨迪那花园别墅的草坪上，自斟自饮。他凝望着天上的明月，明月似乎也在凝视着他，良久良久。直到眼睛有些酸楚。他自言自语道：“今宵月色真好！”
他突然想起了什么。举起斟满酒的酒杯，低声吟诵着李白的诗句：
花间一壶酒，
独酌无相亲。
举杯邀明月，
对影成三人。
......
我歌月徘徊，
我舞影零乱。
醒时同交欢，
醉后各分散。
永结无情游，
相期邈云汉。
吟罢诗句，他越发感到一种无以名状的孤独，不禁潸然了。他在思念远在祖国的亲人，他更加思恋远在天涯、身居异乡的心上人。为了她，他长期忍受着单身生活的孤寂。而战争又使得他们之间的爱情好似一扇忽开忽闭的门，这对钱学森来说简直是一种折磨，一种近乎残酷的折磨。
他久久地凝视着天上的明月，明月也依旧凝视着他，只是相对无语。他不由地忆起出国前蒋英送别他的那个夜晚。那也是个圆月的夜晚，月光如水，倾洒在黄浦江滩头，倾洒在他们身上。月光下，蒋英玉一般皎洁，水一般清亮。他们互相凝视着，久久无语……
今晚，他从明月中似乎看到了蒋英的倩影，他再次举起酒杯，邀明月，也邀蒋英与他同饮。钱学森喝完了杯中酒，想起了辛稼轩的一首词，不禁吟诵出口：
记得月烧此夜香，
人在回廊，月在回廊。
而今独自涯昏黄，
行也思量，坐也思量。
锦字都本两三行，
千断人肠，万断人肠。
雁几何处是仙乡，
......
钱学森感到自己的心绪很乱。出国以来，虽然也有过几次在圆月之夜十分思念亲人的凄楚，但却不像今晚这样强烈，以致不可遏制。这也许跟反法西斯战争接近胜利有关，跟日益临近的和平生活有关吧！
他收拾起酒具，回到寝室，迫不及待地铺开纸张，给上海的父亲写信，拜托他老人家，为他寻觅蒋英的去处。
战后，钱学森被正式聘请为美国航空喷气公司的技术顾问。不久，又被聘请为美国炮火研究所顾问。。
显赫的成就，崇高的荣誉，使钱学森理所当然地获得了丰厚的生活待遇和良好的科研条件。在许多人看来，作为一个很有前途、很有潜力的科学家，应该充分利用这种极其优越的物质条件和十分先进的研究设施，以取得更加辉煌的成果。因此，包括一些美国同行和中国的留美人员，都认为钱学森是要留在美国了。
然而，他们都想错了。
具有强烈爱国主义思想的钱学森，早在1935年离开祖国之前，就曾经向上海交通大学的同学、中共地下党员戴中孚坚定地表露了自己的心声：
“当今中国政局混乱，豺狼当道，我到美国去学习技术是暂时的，一旦国内政局清明，我一定回来。这里毕竟是我的祖国，学成之后，我要为祖国效力。”
转眼间，钱学森来美国已经十余年了。十余年来，祖国每发生一次大的事件，都牵动着他的心肠。祖国人民在日寇铁蹄的蹂躏下，饱受了殖民之苦。他作为一个海外游子，也用自己的实际行动，加入了反法西斯战争的行列。因此，他无愧于祖国。如今，日寇已经投降，祖国人民光复了自己的河山，太平洋已风平浪静，阻隔他与祖国之间的战火已经平息，他是多么想念他的祖国啊！那里有他的故乡，有他的父母、亲友，有与他耳鬓厮磨、一起长大的少年伙伴。他恨不得马上能见到这一切。
1946年的春节快要到了。“人逢佳节倍思亲”，钱学森思念父母的心情日甚一日。他很明白，父母亲一直把他这个独生子作为他们的命根子啊！想想看，十个春节过去了，“命根子”不在身边，那年夜饭还会不会香甜依旧？爆竹还会不会欢响如昨？
这天深夜，钱学森依然像过去的十个春节一样，静静地坐在灯下，给二位老人写家信。一来向二老报告他身在异乡为异客的诸多情况，用他的研究成果慰藉二老的思子心情；二来向二位老人拜年贺岁，祝愿他们新春愉快，健康长寿。在信的最后，他写道：
儿唯一深感遗憾的是已经有十个春节了不能陪伴二老于 身旁，不能尽孝于膝下。近来，由于二战结束，思乡之情日增。 怎奈瓜葛诸多，身不由己，一时难偿夙愿，还望二老鉴谅。只好 将思念和祝福之心诉诸信函，寄往二老身旁。二老见信如见儿面，权当儿在父母身边，与二老共进年夜饭，共度团圆年......
钱学森在信中所说的“瓜葛诸多，身不由己”，自然不是一句托辞，而是千真万确的实情。近几年以来，由于反法西斯战争的需要，他由原来的一般性的航空、航天研究，转向为美国军事领域服务，而且直接接触到美国空军的许多机密。这种情况在二战结束后不但没有结束，相反，他却受命于更多更重要的职务。在这种情况下，尽管他归心似箭，美国当局绝不会允许他贸然离开。因为事实上，不论是谁，一旦介入了一个国家军事技术的高层领导，他的身上就已经系上了一条绳索，已经是“身不由己”了。
此外，抗战胜利后，从中国国内不断传来令人失望的消息。执政的国民党越来越腐败，越来越反动。那些来自重庆的“接收大员”，实则是“劫收大员”，他们肆意横行，鱼肉乡民，大发其财；更为令人发指的是，国民党不顾全国人民渴望和平的心愿，竟然再次挑起内战，把枪口对准共产党领导的八路军、新四军和解放区，使遭受了八年炮火灾难的四万万同胞再度陷入血与火的劫难之中。这些事实使钱学森不得不考虑回国后的处境。他想到，在这样的一个政府领导下进行科学研究，会有什么作为呢？
但是，钱学森回归祖国，用学到的科技知识为祖国服务的初衷，依然如故。这是任何艰难险阻都改变不了的。钱学森到美国已经十年多了，他既不提出办理加入美国国籍的申请，也不办理人寿保险，就是他心系祖国，时刻准备返回祖国的证明。
有人对他的这种作法不理解，便问他道：
“密斯脱钱，你来到美国已经十多年了，可是，我们却从来没有看见你跑过保险公司。真奇怪，你为什么不去办理人寿保险呢？”
“这没有什么奇怪的。”钱学森非常直率地回答对方说，“因为我是中国人，我到美国来是学习科学技术的。我的祖国需要我。因此，我总有一天是要回到中国去的。我从来也没有打算在美国住一辈子。”
尽管科学不分国界，但科学家却有自己的祖国。钱学森始终告诫自己：他是属于祖国的。谁不属于自己的祖国，那么，他也就不属于人类。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