王海军：知青安置办主任

王海军，中央文革王力长女，1968年到内蒙武川县插队10年，1978年考入内蒙师大中文系，1990年回京。

这天早上一睁眼，看杨永增头肿得大了一圈，眼睛成了一条缝。再看他的手和脚，肿得都发亮了，一摁一个坑。他浑身发软，几乎爬不起来。我赶紧请了赤脚医生来看，医生说是急性肾脏炎。还说，最好是去大医院看看，不然转成慢性就麻烦了。那时，孩子还在吃奶，我们手头又没有一点钱。一时竟陷入了困境。

这时，村里有个人对我说，县知青安置办公室每年都有救济款，让我去试试。73、74年大批知青走了之後，县安办早就不把在农村结婚的女知青当知青了。我觉得去也白去。可这人说，听说有个女知青，也是在农村结了婚的。丈夫死了。她找到安办女主任的家里，饭熟了就自己拿着吃，晚上就自己上炕铺被睡。主任赶紧把她安排到县招待所，给她买了饭票，然後，很快地给她办理了返城手续。我想也许这个主任还不错，就去试试吧。

在去县城的三十里路上，我一直在心里盘算：进门第一句话说什么呢？要不要学习那位女知青呢？总觉得心里七上八下的直打鼓。到了县城，打听到女主任家，我硬着头皮走了进去，头都没敢抬，讷讷的说了我的困难和来意。“你嫁给贫下中农就是贫下中农了，贫下中农咋过你咋过。救济款得发给知青用！”这主任操着後山普通话，无情地说。听到这粗哑又生硬的声音，我吃惊地抬起头，这是个女人吗？我看着她，她也瞪着小眼睛盯着我。我被那一句话噎得不知再说什么好了。想想躺在炕上的老公，我心中叹道：人在矮檐下，不得不低头啊！我忍了忍气，鼓了鼓劲，准备再说点什么。

这时，她们家的饭熟了，摆到了炕上。可能有那个女知青的前车之鉴，她们全家人都充满戒意地望着我不吭声，连内蒙人习惯地让一下都没有。按计划，我该自己去拿着吃了。可我的勇气鼓了又鼓，手却像被拴住了一样，怎么都伸不出去。“我……，我……，”刚说了两个字，就不由地哇的一声哭了出来。这主任“嗤”了一声，轻蔑地撇了我一眼，也不撇那二圪揽普通话了：“哭甚了？俺们家又莫（没）死（人）！克（去）别处哭圪！”我真不知道是该继续哭，还是该停止。原来的计划和想了一路的话，全都忘记了，脑子一片空白。我也不知道当时是怎么离开她家的。现在，我已经忘记了她的名字，只有那瘦高的个子，男人般的线条、声音，瞪着的小眼睛，还有那无情的、蔑视的表情，深深地刻在了我的脑海里。

其实，她不给我救济款是在意料之中的。可她把我“开除”了知青籍，对我真是莫大的打击。从那以後，我也把自己“开除”了知青籍，很少和其他知青来往了。不去呼市看他们，也不通信了。在很长一段时间里我时不时的就会想到，我就是个农妇了，就像千千万万农村妇女一样，死了就埋在老杨家的祖坟里了。可我偏偏又不是个平常的农妇，总比别人凭空多出几分烦恼。

我当时又气又急又悲，可生活却不容我悲戚。杨永增还膀眉肿眼地躺在炕上，等我去找钱治病。吃奶的孩子，还等着我去抚养。还得出工去挣工分，打口粮钱。油、盐、酱、醋，吃饭穿衣，点灯的煤油，烧火的炭，要的都是钱。不是欲哭无泪，而是欲哭也没时间啊！我顾不得去跟这××生气，牙一咬、心一横：天无绝人之路，一定会想出办法来的。

我跟亲友借了几十块钱，先给杨永增开了点药吃着。然後，我给妈妈写信，请她向扣发她工资的中联部申请点补贴。还给当时能联系得上的大姑、五姨写信求助。很快，三处各寄来了100元，就是300元了。在当时很多了。我妈让我哥给寄来一盒卡那霉素针剂，还寄来一包冬瓜子（在干校食堂帮厨搞的，说是可以治肾脏炎。）我五姨还寄来了黄芪、杜仲、大枣。大概因为平时不常吃药打针，刚打了8针卡那霉素，杨永增的肿就全消了，几乎和没病一样了。剩下两针，後来我们家的羊生病，给羊打了。邻村有个人和杨永增几乎同时得的肾脏炎，那人半年多都消不了肿，後来转了慢性，几年都没好。

开始，我出去找钱、去县城寄信、取钱，嫂子、侄女、侄媳妇，总有人帮我照看病人、带孩子。最初那几十块钱，也是大家帮我凑的。後来，杨永增好些了，可还不敢干重活，二哥、三哥、侄子们每天都会有人挑水给我送来，还常帮我干重活。在大家的帮助下，杨永增一天一天好起来了。

灾难，算是挺过来了。尽管我已深深体会到，面对艰辛之时，笑要比哭难得多，累得多，心神也要疲惫得多，但我还是选择了笑。当我遇到困难的时候，那么多亲友帮助我，鼓励我。我只有过得好好的，把发自内心的微笑送给他们，才是最好的回报。冲那给我带来伤害的小人，我更应过得好好的，把不屑的冷笑送给她，善恶定会有报的。我也决心不再悲泣，以仰天大笑直面已过去的艰难困苦和未来未知的险阻坎坷。于是，在别人眼里，我勇敢地闯过了难关，又乐呵呵的生活了。