BY 祁淑英 魏根發

第四卷 冬天裡的春天

打倒了“四人幫”，科學的春天重回祖國大地，科學事業再次充滿了勃勃生機。對於將要步入古稀之年的錢學森來說，在他的面前又出現了人生的另一個里程碑。
一個人的一生，如同大自然的四季。少年時代，象徵着播種希望的春天；青年時代，則象徵着發育成熟的夏日；壯年時代，進入收穫的秋季；那麼老年時代，似乎就是人生的嚴冬了。1977年，錢學森已經66歲。由於祖國迎來了科學的春天，在錢老的人生冬季里也降臨了明媚的春天。
孔老夫子說：“七十而從心所欲，不逾矩。”這話是很有哲理的。一個人在經歷了幾十年的風風雨雨之後，已趨於老練成熟，有了豐富的經驗，做起事來可以獲得更大的自由，不會違反客觀規律了。
回首幾十年的匆匆光陰，在同風雨的搏擊中，不少人被無情的濁浪淹沒了，而能劈波斬浪衝到彼岸的，能有幾人？錢學森可以說是其中的佼佼者。人們都知道錢學森是成功者，他是從奮鬥、拼搏中走向成功的。他的雙腳沾滿了泥水，渾身披着厚厚的大漠沙塵，手中握着同死神決鬥的長劍。他像追日的夸父，攀越了無數的高山。每當他登上一座新的高峰時，他又望到還有無數的高峰在前一方，在遠方，在向他召喚。於是，他顧不得喘息，又朝着前方的另一座高峰登攀。
如今，祖國科學的春天來了，他耳旁似乎又響起了戰馬的嘶鳴，號角的高奏。老驥伏櫪，志在千里，他又踏上了新的征程。他以激動的心情對身邊的年輕科技人員說；
“當今世界上有60多個國家投資發展航天技術，有170多個國家和地區應用航天技術。美、蘇以及西歐航天技術的開發與研究成績卓著；日本。印度、巴西等國正在快速趕上。我們的航天大國、軍事強國的地位，正在面臨嚴峻的挑戰。我們應有緊迫感，應當下決心。千方百計保持航天事業發展的勢頭。”
1977年9月18日，中共中央、中央軍委決定：集中力量，突出重點。大力抓好洲際導彈、潛地導彈和通訊衛星的研製、試驗。這個決定提出的任務，被簡稱為“三抓”任務。
這是中央為爭取國際尖端技術的新突破而做出的重大決策。這項決策，在國防科技戰線產生了極大的號召力和凝聚力。錢學森積極響應，立即行動。在近古稀之年重新“掛帥”出征了。
研製洲際導彈是周總理生前定下來的任務。錢學森不由地憶起了周總理對這項工程的親切關懷——
早在1965年8月，在一次周總理主持的中央軍委會議上，當聽取了錢學森等人關於發展中國的洲際導彈和建立海上編組測量船隊的匯報以後，便決定由國防科委提出具體計劃。但是，由於不
久就開始的文化大革命的風暴，迅速席捲全國，周總理要求的這份“計劃”被擱置了下來。
1967年，儘管中國的時局依然處在大動盪之中，但周總理並沒有忘記發展洲際導彈和建立遠洋測量船舶工業的這件大事。同年7月，國防科委邀請總參謀部、國防科委、海軍、中國科學院以及有關工業部門和有關研究機構，對這項工作進一步作了研究論證，爾後，提出了遠洋測量船舶的研製計劃，並上報中央。
1968年6月，毛澤東主席、周恩來總理批准了這個計劃。
197O年12月，周總理主持中央專委會將發展遠洋測量船舶工程作為重點任務列入國家計劃，並批准成立有關部委及軍兵種的領導組成遠洋測量船舶工程領導小組，以加強對工程研製的領
導和統籌工作。但是，由於文化大革命的干擾，使已經拖了近5年的研製工作，進展十分緩慢。
1972年4月，軍委常務副主席葉劍英受周總理的委託，召開軍委辦公會議，聽取了工程進展情況的匯報。張春橋在這次會上發難，提出“上海地區承擔大部分船舶的建造任務有困難。”葉劍英則針鋒相對，寸步不讓，強調指出：“下馬不行，要硬着頭皮搞。”
經過鬥爭，會議作出決定：測量船舶的研製工作要堅持下去。並將第一期工程的規模調整為5個型號12艘船，大部分在上海地區建造。
1973年，重病之中的周總理，詳細審閱了測量船研製工程報告，並聽取了錢學森關於發展洲際導彈的設想。周總理進一步明確了指導思想，規定了各系統分工，決定遠洋測量船工程領導小組由國務院、中央軍委直接領導，周希漢任組長，錢學森、余秋里任副組長。從此，各型號船舶相繼開工建造。
如今，“四人幫”被粉碎了，干擾被排除了，錢學森鼓起更大的幹勁，決心抓緊研製洲際導彈的有利時機，全面推進各項工程的進程。
1977年9月，張愛萍、錢學森在上海主持召開協調會議，要求加快測量船的研製和建造進度。
1979年10月，張愛萍、陳彬、錢學森以及各有關研製單位的領導人，在上海檢查了洲際導彈工程研製的進展情況。
198O年1月，洲際導彈的研製和試驗準備工作取得了良好進展。導彈經過測試質量合格，陸上首區（發射區）已具備了進行發射試驗的條件；從陸上到海上的控制、通信準備工作基本完成，通訊指揮系統聯絡暢通；海上落區已經選定，航區安全確有保障；水文、氣象調查已經完成；護航編隊已由海軍作出部署。
198O年2月，國防科委在北京召開了洲際導彈全程飛行試驗工作協調會議，經過各方面的努力，各項協作任務全部得到落實。
這時期，由於張愛萍和錢學森親臨檢查、督促和及時協調，遠洋測量船舶的建造工作加快了速度。到2月中旬，已經建造了“遠望一號”、“遠望二號”測量船。與此同時，“向陽紅1O號”調查船、打撈救生船、援救拖船、油水補給船各3艘共5型12艘船的研製任務全部完成。
198O年2月12日，中央召開專委會議，聽取了國防科委、海軍的匯報，審議了洲際導彈全程飛行試驗的準備情況及實施計劃，批准了國防科委提出的試驗實施方案。並決定，由國防科委負責整體試驗的統一指揮，由海軍負責海上指揮。
198o年3月初，張愛萍、李耀文發布洲際導彈全程飛行試驗進入實施階段的動員令。3月中旬，中國政府分別向澳大利亞、新西蘭、日本、美國通報了中國即將進行的試驗，隨後，新華社授權發布了公告。
1980年4月，遠洋測量船隊在海軍副司令員劉道生、楊國宇率領下順利啟航。中共中央、國務院、中央軍委表示熱烈歡送，並進行了親切慰問。
在海上準備工作緊張進行的同時，陸上首區的工作，也在有條不紊地進行。
198O年5月5日，張愛萍、李耀文、鄭天翔以及錢學森等人一起奔向大西北的酒泉發射基地，參加了運載火箭全面試驗動員大會。錢學森在會上發表了講話。他說道：
“2O年以前，我們着手試驗第一枚近程導彈時，陳毅副總理曾經對我說過這樣一句話：‘你們的導彈上去了，為國爭了氣，我這個外交官出去，腰杆也就硬。’六十年代初，我們的近程導彈上去了，為祖國爭了氣；今天，我們的遠程導彈也要上去，為祖國再次爭光。洲際導彈掌握在帝國主義手裡，便會成為他們稱霸的資本，掌握在中國人民手中，便會成為世界和平與安全的保障。
“從這個意義上講，我們每一位參加研製、生產、試驗的科學工作者，工程技術人員、工人以及解放軍指戰員，都是世界和平的保護神！”
錢學森的講話，贏得了台下一陣陣熱烈的掌聲。他從台下千百張充滿青春活力的面孔上，看到了祖國航天事業興旺發達的希望和未來。
發射前的這一天，錢學森再次來到他所熟悉的火箭發射架下，獨自站了許久。他從1956年4月起，擔任了中國火箭、導彈和航天
中心的技術領導職務，勤勤懇懇地工作在導彈研究院院長、七機部副部長、國防科委副主任的崗位上，為祖國的國防尖端科技事業，默默地奉獻着，轉瞬間，他自己已近古稀之年。在古人眼裡，7O歲是人生的一個大限，所以才有“人生七十古來稀”之說。可是，在錢學森看來，“七十歲”不應成為人生的終點，他個人覺得“人生七十”是 一個新的開端。他不能停下來，他要竭盡全力抒寫人生，努力創造人生中一個新的春天。

198O年 5月 18日。
錢學森早早地來到發射基地的指揮中心，靜靜地坐在指揮台後排的座位上。指揮廳的調度話筒里，不斷傳出無線通訊器材那特有的聲響。
“發射準備完畢！”
“測控系統情況良好！”
“‘遠望號’測量船隊進入指定位置！”
“......”
電視監測屏幕上，各種參數閃爍着、變換着，勾勒出了這枚遠程火箭的飛行軌跡，標示出了各活動站的位置及各種測量數據…… 頓時一幅奇妙的網絡圖呈現在眼前。
指揮大廳瀰漫着一種決戰前夕特有的緊張氣氛。
錢學森熟悉這裡的一切，也適應這裡的一切。我國每一次大型飛行試驗，幾乎都留下了他的足跡。這種節奏明快、程序嚴謹、忙而不亂的工作方式，正是錢學森工作作風的體現。
錢學森目不轉睛地凝視着電視屏幕，他永遠忠於職守，忠於事業。
當運載火箭在祖國大西北騰空而起的一瞬間，遠隔重洋的“遠望號”測量船，立即收到了火箭起飛的信息。在中心電子計算機的控制下，各種測量儀器和設備都朝着火箭即將飛來的方向嚴密地搜索着。火箭剛剛飛向海平面，艦船上的跟蹤雷達立即準確地抓住了它，自動引導和調動其他設備捕捉目標。
儀表上各種信號均勻地閃現着，熒光屏里顯示的目標清晰地移動着。
指揮大廳里，已經爆發出熱烈的歡呼；
“好，太好了！”
“我們成功了！”
“我們勝利了！”
操縱員情不自禁地淌下了歡樂的淚水。
為了今天的勝利，許多科技工作者在漠漠荒原獻出了青春和才華；為了今天的勝利，年近古稀之年的錢學森，風塵僕僕出征大西北……
只見錢學森依舊凝視着電視屏幕。他目不轉睛地看着那隻遠渡萬里重洋的火箭在太平洋上飛速下落，在洋面上激起了高大的水柱，恰似一條巨大的蚊龍出海，騰空而起，十分壯觀。啊，這是使中華兒女揚眉吐氣的奇觀！
同一時間，在首都北京，華國鋒、鄧小平、胡耀邦等黨和國家領導人，在國防科委的指揮大廳，觀看了發射現場傳來的試驗實況。
一位科技人員不時在一旁解說道：
“看！我國自行研製的洲際導彈在大西北酒泉導彈發射基地發射升空了！”
“導彈飛行正常！”
“快看，導彈在預定海域濺落，全程飛行試驗獲得圓滿成功！”
就在導彈濺落的時刻，數據回收艙從彈頭內彈出來，並很快張開降落傘，徐徐下降，最後濺落在海面上，濺起一股強大的水柱。與此同時，遠洋編組測量船隊的工作緊張地展開了。
航測飛機首先發現了導彈下落的方位，立即向測量站“遠望一號”發出了信號。正在附近警戒的海軍驅逐艦立即飛馳而來。早在空中盤旋的打撈直升機，當聽到航測機的呼叫信號後，立即調整好方位，穿雲破霧，向着導彈濺落區飛去，停留在數據艙墜入海面的上空。這時，年輕的潛水員，從直升飛機放下的軟梯上跳入海中，僅用了5分ZO秒，便把沉入海底的數據艙打撈上來。
“我們成功了！”
“我們勝利了！”
戰鬥在太平洋上的中華兒女，看到我國洲際導彈發射得如此成功，而且首次擔負測量、打撈、回收任務的解放軍指戰員、科技人員幹得又是如此乾淨、漂亮，人們情不自禁地高聲歡呼着，與咆哮着的海濤融為一體，變幻為美妙、雄壯的交響樂章。
入夜，太平洋上空繁星燦爛。海面上，一艘艘巨型遠洋測量船的燈火倒映在海水中，恰似神話中的水晶宮殿。在遼闊的太平洋上，組成一幅壯麗的圖景。
我國的第一支遠洋艦船編隊，遠航萬里，在浩瀚的太平洋上，圓滿地完成了我國第一枚洲際導彈全程飛行試驗之後，高奏凱歌，勝利返航了。
這支威武雄壯的船隊，向全世界莊重宣告：中國已是世界上繼美、蘇、法之後，第四個具有海上跟蹤測量能力的國家了。

198O年6月10日，北京人民大會堂。
中共中央、國務院、中央軍委舉行盛大集會，慶祝我國第一枚洲際導彈發射成功。胡耀邦代表中共中央、國務院、中央軍委在會上發表講話，向參加研製、生產、試驗和遠洋測量、打撈、回收任務的全體科學工作者、工程技術人員、工人、解放軍指戰員表示熱烈祝賀，向在這次試驗中做出重大貢獻，為國立功的同志們致以崇高的敬意。胡耀邦說道：
“在我們剛剛跨入八十年代，祖國大地春意盎然的時節，你們試驗成功，捷音首傳，這對各條戰線、各個地區所有向四個現代化進軍的人們，是一個巨大的鼓舞，也是一個巨大的啟示。你們的光輝成就鼓舞和啟發一切想為四個現代化出力的人們，使他們開動腦筋想一想，如何才能腳踏實地的為四個現代化做出更好的貢獻。你們的成就還鼓舞和啟發一切想為四個現代化做出貢獻的領導機關和領導幹部，使他們開動腦筋想一想，如何才能更有效地完成自己領導的部門、地區和單位的四個現代化任務……”
我國向南太平洋發射洲際導彈的消息，在大洋彼岸的美國產生了轟動效應。198O年5月ZO日，美國合眾社向世界播發了記者羅伯特·克萊伯撰寫的一篇專稿，標題非常醒目：

中國導彈之父——錢學森

文章寫道：

主持研製中國洲際導彈（遠程運載火箭）的智慧人物是這樣一個人：在許多年以前，他曾經是美國陸軍上校，美國政府
由於害怕他回歸中國，把他扣留了5年之久。
他的名字叫錢學森，今年69歲。在這個名字的背後，有着一段任何科學幻想小說或偵探小說的作者都無法想象出來的不尋常的經歷。
五十年代，美國海軍次長金波爾對錢學森博士的才能的高度評價，已經被1955年錢學森獲准離開美國回中國大陸以來的事實所證明。
正是因為有了錢學森，中國才在197O年成功地發射了第一顆人造地球衛星。現在，由他負責研究的火箭，正在使中國成為同蘇聯、美國一樣能把核彈頭髮射到世界上任何一個地方的國家。
本星期四，是錢終生事業中的一個里程碑。在這一天，中國宣布，它成功地向新西蘭和澳大利亞周圍海域，發射了一枚洲際導彈火箭......

佛家說：種什麼因，得什麼果。錢學森是一位在科技王國里耕耘不輟的勇士，他播種了“科技興國”的種子，他所收穫的是一個又一個高科技的豐碩果實。

研製反艦導彈，也是周總理生前的遺願。
反艦導彈是從水面、水下、空中和岸上發射的導彈，是用以攻擊水面艦船的飛航式導彈。它包括艦艦、潛艦、空艦、岸艦等四個類型的導彈。由於反艦導彈具有機動靈活、命中精確度高，突破能力強，爆破威力大等特點，已經成為現代海上作戰的重要武器。
錢學森與他的助手梁守維，早在五十年代末期，便開始研製反艦導彈，曾經歷了仿製艦艦導彈，改型設計和自行設計岸艦導彈、空艦導彈以及研製第二代反艦導彈等幾個階段。在技術上，從亞音速發展到超音速；從液體發動機，發展到固體發動機和衝壓發動機；從單項制導，發展到綜合制導。直到八十年代，錢學森和他的助手們研製的第二代反艦導彈，在主要的戰術技術性能上已經接近或者達到了當時的世界先進水平。
1984年1O月1日。慶祝中華人民共和國成立35周年的盛大閱兵式，在北京天安門廣場隆重舉行。
伴隨着隆隆的轟鳴聲，一輛輛軍車上載着各種型號的導彈通過天安門，格外引人注目。 在導彈群中，一種漆着藍顏色，體型像利劍般的導彈，在觀禮台上引起躁動。真是“外行看熱鬧，內行看門道”。幾位黃頭髮的外國人幾乎同時發出驚叫：
“啊，‘飛魚’？”
“怎麼，中國也有‘飛魚’！”
提起“飛魚”，中國人也不會陌生。在人們記憶猶新的1982年英國與阿根廷的馬島之戰中，阿根廷空軍用法國製造的“飛魚”導彈，一舉擊沉了英國著名的謝菲爾德號驅逐艦。使英國人大吃一驚，也使世人為之瞠目。
從此，世界上許多國家爭相出重金刺探這種反艦導彈的秘密。
這一年的國慶節過後，法國駐華使節很快將中國“飛魚”的情報報告巴黎。法國當局竟然緊急追查是什麼人將研製“飛魚”的機密泄露給了中國。
這當然是法國當局自作多情。中國參加國慶檢閱的反艦導彈，完全是中國人自行設計製造的，是百分之百的中國貨。其外貌與“飛魚”有些相似，但在性能上卻大大優越於法國的“飛魚”，它的代號是“鷹擊8號”。
中國的反艦導彈，在周總理的關懷下，經歷了仿製、改進、自行研製，取得成功之後，具備了發展新型反艦導彈的能力和條件的情況下，總設計師梁守??提出了探索發展小型多用途反艦導彈的設想。
然而，研製多用途的火箭發動機，必須將液體火箭發動機，改為使用方便的固體火箭發動機，並且採用超低空超音速飛行。這種技術是長期以來無人突破過的世界性的難題。
於是，反對意見紛至沓來。理由是：這是一個連美國人都不敢接觸的課題。美國的科技界對這項技術望而卻步了，難道可以指望像我國這樣一個科學技術比美國落後一大截的國家，能夠突破這些難以突破的課題嗎？
“美國人沒有干成的事，我們為什麼不能幹？”梁守??在眾多反對意見面前，並沒有卻步。
梁守??是錢學森創建老五院時最早的助手之一。他早年畢業於北京清華大學，後留學美國，在錢學森曾經就讀的麻省理工學院獲碩士學位。1956年，錢學森首任導彈研究院院長時，梁守??是他下屬的發動機研究室主任。
錢學森是當今世界公認的空氣動力學權威，噴氣技術的權威那時，又是七機部副部長。他認真地聽取了梁守??的匯報，覺得梁守??的設想符合我國國防戰略需要。儘管進行這項研究的風險極大，他還是毅然決定支持梁守??的意見。
1977年9月，國務院、中央軍委正式批准了“中國飛魚”的研製方案，並命名為“鷹擊8號”導彈。
在“鷹擊8號”導彈研製過程中，錢學森在技術問題上給予了許多重要的指點。
這種導彈在性能上有一個重要特點，就是它既能作超音速、超低空飛行，又要保證一定的射程。為此，必須研製一種小推力，且能長時間工作的巡航發動機。當時，我國研製固體火箭發動機雖然取得了突破性的進展，但屬於研製“鷹擊8號”導彈所需要的那種小推力、長時間工作的固體發動機還是空白、同時，國外也未發現這種資料。突破固體火箭發動機長時間工作的技術關，就成了“鷹擊8號”研製的關鍵。
1977年1O月，在錢學森的支持下，組建了固體火箭發動機研究室，充實了研製隊伍，創建了試車台。錢學森與研製人員一起，通過反覆試驗研究，首先解決了發動機長噴管喉部燒蝕，點火延時過長等關鍵技術；而後，又改進了推進劑的包復工藝。嚴格工藝規程，嚴格質量控制——這永遠是錢學森的科研作風。這樣，使得發動機壓力及推力逐漸平衡。一部小推力、長時間工作的固體火箭發動機的研製工作，終於圓滿完成了。
從此，中國式的“飛魚”便具備了世界一流水平的心臟部件。
以後，錢學森扶植下的“中國飛魚”獲得了可喜的成功，為我國國防尖端武器庫中增添了新的成員。“中國飛魚”出現在國慶閱兵行列里，使世界同行大吃一驚。
有一位作家曾經寫過這樣一段話：

生命不完全是追尋快樂，但也不是要追求痛苦，而是要致力於嚴肅的事業。

這位作家的這一段話，也許算不上什麼至理名言，但至少是一部分人的生活信條。錢學森就是其中的一員。他終生致力於嚴肅的事業，無怨無悔。

古稀之年的錢學森，越來越覺得要做的事情很多、很多；而自己所能支配的時間，卻感到越來越少。許多該做的事情，或者沒能如願完成，或者，還在計劃之中。

錢學森是一個永遠嚴格要求自己的人，緊迫的使命感永遠支配着他，所以他很少想到自己的年紀。他時刻把握着世界高科技迅速發展的脈搏。他常對年輕人說：

“突飛猛進的世界，日新月異、蓬勃發展的科學，瞬息萬變。我們只有自強不息，急起直追，才能趕得上歷史前進的步伐。我們絕不能因一得之功而沾沾自喜，也不因一孔之見而躊躇滿志。總之，不能因為我們是第三世界國家手中掌握了一些現代化的戰略武器便故步自封，裹足不前。”

致力於“科技興國”的錢學森，他的最大滿足是發射出世界上最先進的火箭，增國力，壯國威，為民族爭光。因此，他以古稀之年，再度着手提高火箭的運載能力，核潛艇水下發射運載火箭的事業，潛心構築祖國的海上“長城”。

導彈核潛艇是以核反應堆為推進動力源，可長期潛伏在水中，具有比常規潛艇遠為優越的作戰性能和更為廣闊的活動範圍。在這種潛艇上裝備導彈倉，用於完成反潛、反箭和對陸地目標實施攻擊等多種使命，具有陸基戰略武器無法比擬的優點。所以，人們稱它為“第二核打擊力量”。

發射導彈核潛艇，是周總理生前批準的我國國防科技科研三項重大工程之一，錢學森牢記從周總理的囑託，他時刻不敢怠慢。

我國導彈核潛艇水下發射火箭的實驗程序，在錢學森的指導下，創造出了我國獨有的特色。

美國、蘇聯以及其他西方國家在研製導彈核潛艇時，往往要經過多層次的間實驗階梯，才能進入核潛艇水下發射。

我國研製的固體燃料潛射火箭，越過了單級火箭發射階段，也越過了陸上基地發射階段，採取了經陸上發射台、發射筒考核以後，直接進行潛艇水下發射試驗“台——筒——艇”三步試驗階段。這樣，便為我們這個尚不富裕的國家節約了大筆的試驗經費。

然而，採取這樣的程序，並不是一帆風順的。這其間，錢學森發揮了別人無可替代的關鍵作用。

按照美國的做法，潛地導彈下海之前，必須首先在內地深水湖舶中做系留實驗，而後，方可進行海上水下發射試驗。有人主張照搬美國的程序。然而，這種照葫蘆畫瓢的方案，在我國是行不通的。因為，中國的深水湖舶，大都在江河的中下游，人口密集的地方，不便保密。為了保密起見，方案的提出者又提出在人煙罕到的地方，用人工挖掘一個巨大的深水湖泊。其耗資之巨，是可想而知的。誰料，這個方案竟然被某些人批准了。在文化大革命那個荒唐的年代，做出這種荒唐的決定，是不足為怪的。

這時，周總理在重病之中。錢學森的處境也很困難。雖然，他受到了周總理的特殊保護，造反派不敢對他輕舉妄動。但是，張春橋等人一天也沒有對他罷手，尤其是在總理病重之後，他們整天製造輿論，旁敲側擊，使他的心境不得安寧。

然而，在錢學森的心目中，祖國的利益是至高無上的，總理的囑託是神聖無比的。“憂於天下，樂於天下，”是他的行動準則。面對潛地導彈試驗中出現的這種荒唐的舉措，他不能坐視不管。

於是，錢學森冒着風險找到了軍管會，面對當年國防科委的這個權威機構，他慷慨陳詞：

“難道不這樣不行嗎？”

“不這樣做，又怎樣做？”那位權威人士一幅不屑討論的神氣。

“依我看，進行超越常規的科學實驗室是可以考慮的。”錢學森提出了一個大膽的設想。

“超越常規，你知道這是冒險！”那人自己先嚇了一跳，且用“冒險”相威脅。

錢學森鎮靜了一下說道：

“用超越常規的方法搞科學試驗時間，是要冒險.但是，不根據我國的國情，完全照搬外國的做法，也是不可取的。我們應該開動腦筋，大膽突破，摸索出一條適合於我國國情的路子，找出中國的辦法來。”

接着，錢學森又詳細地講了可以省略人工湖水下系留的道理，並提出了改進方案的設想。

由於錢學森的身份和他在科研方面的權威地位，在任何年代，在任何人眼裡，畢竟與眾不同。加上軍管會對那個已經開發的人工湖可能出現的嚴重後果，已有所顧忌，因而對錢學森的意見不能不表示給於考慮。

後來，錢學森的建議終於被採納了。

正在施工中的黃土高原上那個人工湖工程，也不得不停工了。

於是，在那裡至今還殘留着一個偌大的乾涸的深深的大坑。還可以說是那個荒唐年代的產物，也是錢學森憂國憂民、忠於科學、忠於職守，大膽抵制錯誤決策的見證。

錢學森的建議，不但為國家挽回了幾個億的損失，更重要的是，在他的鼓勵與指導下，我們的火箭專家大膽創新，硬是超越了美國人的模式，終於走出了自己的研製導彈核潛艇的道路。

然而，就是這條利國利民的道路，恰恰是一條風險之路，它把古稀之年的錢學森推向了這個風險的前沿。

1980年，中國已經建成了遠洋測量船隊，具備了對運載火箭進行海上測量和打撈的能力。由於潛地導彈未經內湖發射實驗，而是直接進行深海水下西向的發射，這便存在着影響沿海城市安全的問題。怎麼辦？為了保證沿海城市的安全，只好改變射向。這樣一來，隨之又產生了新問題，這就是難以滿足實驗所需的測控和測量工程設施的要求。為此，錢學森和他的助手們，經過兩年的努力，克服了許多難以想象的困難，終於完成了各項實驗的準備工作。

1982年9月28日15時14分，某潛艇發射了我國第一枚潛地導彈。

導彈發射正常，但點火後不久，導彈失控翻轉，在空中自毀。

實驗結束後，國防科工委、海軍、航天工業部，中國船舶工業總公司、電子工業部等有關單位，召開了一系列故障分析會和專題研討會。錢學森和導彈總設計師黃緯祿一起組織有關技術人員，認真參加了研究和分析。錢學森指出，這次實驗雖未獲成功,但證明潛艇總體和發射動力系統工作正常，並獲得了比較完整的數據和資料，對於進一步研究導彈的水下力學環境，具有極重要的價值。接着，他們根據查出的故障因素，分頭進行解決。航天工業部結合分析工作，安排了復現實驗任務中出現故障現象的模擬實驗，彈上儀器力學環境承受力模擬實驗，儀器艙振動實驗，尾罩水下分離縮比實驗等。此外，經國防科工委和海軍批准，還安排了第二次導彈核潛艇實施水下發射模型彈實驗.經過上述一系列的工作，基本統一了對故障原因的認識，並對下一步的定型實驗採取了有效的綜合治理措施。

當摸清了第一次潛艇水下發射運載火箭失敗的原因之後，隨即對第二枚火箭採取了相應措施，最終完成了第二次發射。

至此，中國第一代潛艇水下發射運載火箭獲得了圓滿成功。這是八十年代我國國防科研專線三項重大工程之一。它的成功，不但標誌着我國戰略導彈已經由液體向固體、由固定發射向機動發射的重大轉變，而且大大增強了我國國土與領海的防衛能力。

錢學森說過這樣一句話：“想想看，人生能有幾多微火，幾多熾焰？以一生積累的熱量，能夠點燃幾盞燈？”

然而，就是古稀之年的錢學森，又以他身上的微火和熾焰，點燃了中國導彈新家族一盞光耀於世的明燈！

錢學森在接受一位外國記者採訪時說過這樣一段話：
　“我國文化經濟落後，但並不是經濟文化所有方面都落後。而且，我們並不甘心落後，我們可以從落後轉化為先進。”
自1956年10月８日，中國航天事業的奠基人聶榮臻元帥宣布中國第一個導彈火箭研究院正式成立，並同時宣布錢學森為首任院長以來，中國航天事業經歷了非凡的里程。錢學森與他眾多的助手一起，靠拼搏奮鬥建立和發展了具有世界水平的航天事業，使中國終於成為了世界空間強國之一，充分顯示了中華民族自立於世界民族之林的豪邁氣概和強大能力。
在有關中國火箭發展的資料庫里，我們可以查到這樣兩組令人振奮，且又發人深思的數據——
一組是：中國是世界上第五個用自製火箭發射本國衛星的國家；
中國是世界上第五個能獨立發射同步衛星的國家；
中國是世界上第四個掌握一箭多星技術的國家；
中國是世界上第三個擁有氫氧發動機在失重條件下兩次點火技術的國家；
中國在重型運載火箭技術方面，僅次於美國、蘇聯，與法國並列第三，超過日本；
中國的衛星返回技術是世界一流的。美國衛星返回在海上，蘇聯衛星返回在沙漠，而我國敢於把有些衛星的返回地選擇在四川省這樣一個人口最密集的地區，這是世界上任何國家未能做到的。我國的返回式衛星已發射數十次，百分之百的回收成功，卻從無傷人紀錄。
另一組數據是：美國每年用於航天事業的投資達一百多億美元；前蘇聯每年的航天投資約二百億美元；而中國近三十年的航空事業投資的總和不超過一百億美元。
法國“阿里亞娜”火箭的研製費花了十億美元，而我國相等水平的“長征三號”火箭的研製費不足一億美元。法國人用2.5美元辦的事情，中國只用了一元人民幣就辦成了。
如果我們將上述兩組數據簡化，就可以得到一個不同尋常的等式：
人均國民生產總值世界排名第125位左右的中國=世界排名第四的航天大國的中國。
這就是當今世界的奇蹟！一位外國人對中國航天事業的迅猛發展驚嘆地說道：
“你們中國人是善於創造奇蹟的！”
不錯。中華民族是一個善於創造奇蹟的民族。而每一次奇蹟的背後，都有一代代“萬虎”式的人物在獻身。當代中國寫在太空裡的一樁樁奇蹟，就是由這樣一批人創造的。錢學森則是他們的排頭兵，是他們之中最富有犧牲精神的傑出代表。
1986年4月初的一天，錢學森在全國政協會議禮堂會見香港記者時，就曾就中國航天科技工作者的犧牲精神，說過一段很動情的話，他說：
“作為科技人員，中國科技人員什麼難題也不怕。國家、人民交給什麼任務，都保證完成……只要任務來了，他們便夜以繼日，廢寢忘食地奮鬥，甚至為此而損害健康，一直到他犧牲，他也不會泄氣的。”
回想五十年代中、後期，我們國家的工業技術，科學發展還處在很初級的階段。當黨中央下定決心發展國防高科技時，剛回國不久的錢學森，二話不說，全身心地投入到導彈、火箭的研製工作中去。他幾乎是白手起家，率領着一批剛來到科技戰線的青年人，在科技難關面前，衝鋒陷陣。
為了選擇發射基地，他離開溫馨的家庭，離開嬌妻愛子，闖戈壁，戰風沙，一走就是幾個月。
為了發射試驗，他不顧生命危險，親臨一線，坐鎮指揮，度過無數不眠之夜。
為了周總理的囑託，史無前例的文化大革命中，他排除派性干擾，冒着極大的政治風險，與兩個超級大國爭時間、搶速度，拚命干，一項一項地實現着總理的遺願。
如今，他已逾古稀之年，依然風塵僕僕，掛帥親征，攻克了一個又一個新的技術尖端。到現在，我們不僅擁有數量龐大、品種齊全的導彈火箭家族，而且擁有包括十三個研究所、七個工廠、2.7萬工程技術人員的完全配套的研究、試製、試驗及生產火箭、導彈的體系，承擔着各類運載火箭及其他高技術產品的研製和生產任務。總之，從昔日的是幾十間舊房，百十個科技新兵，到今天的龐大完整的配套體系；從昔日仿製外國的初級火箭，到自行設計、研製、生產出世界一流的大推力火箭；從昔日設備簡陋的發射試驗測控手段，到今日高度現代化裝備的陸地和海上測控網，哪一項不滲透着錢學森的心血？那一步不流淌的錢學森的漢水？那一處不銘刻着錢學森的犧牲和奉獻？
如今，我們國家已經擁有３個具有世界水平的航天發射中心。它們同樣記載着錢學森的豐功偉績。
酒泉衛星發射中心，1960年９月建成，投入使用。它開始時擔負我國近程、中遠程地地導彈的發射試驗任務，後來，成為我國科學衛星、技術試驗衛星和運載火箭的發射試驗基地。1980年５月18日，從酒泉發射中心向南太平洋海域發射了我國第一枚洲際導彈。自1970年４月24日成功發射我國第一顆人造地球衛星“東方紅一號”後，到1993年底，已成功發射了14顆返回式衛星，回收率世界領先。
太原衛星發射中心，1971年初開始使用。是發射我國試驗衛星、應用衛星和運載火箭的發射試驗基地之一。1971年3月3日發射成功“實踐一號”衛星，1988年９月７日和1990年９月３日，我國在這個基地用長征“長征４號”運載火箭成功地將兩顆“風雲一號”氣象衛星送入太陽同步軌道。這個基地還進行了一系列運載火箭的飛行試驗。
西昌衛星發射中心，1983年建成投入使用，是我國以發射地球靜止衛星為主的航天發射基地。主要擔負着通信衛星，廣播衛星、氣象衛星以及其它應用衛星的發射任務。1984年４月８日發射我國第２顆實驗通信衛星，獲得成功。後來又發射過多次實用廣播衛星及實用通訊衛星。十多年來，西昌上空還升起了不同國籍的十多顆人造衛星。
這些衛星的發射上天，完全依靠我國研製的大型運載火箭。而錢學森和他的助手們，正是為研製這些不同型號的火箭，耗費了三十多個春秋的心血。
三十多年來，錢學森如同一顆釘子，牢牢地釘在使火箭騰飛的崗位上，巍然不動。他頭上曾經帶了許多頭銜，閃爍着一層層光環。但是，不論他的地位，他的處境如何變換，錢學森總是一臉的自信和坦然。就是在這種自信和坦然中，１枚枚趕超世界先進水平的火箭，從中國的大漠腹地，從晉北的山窩，從川藏高原，挾時代風雷，頻頻射入藍天……

就是在1986年４月初那一天，錢學森對香港記者還說過這樣一番話：

“……從前幾年開始，我們國家決定，把軍工部門的強大的科研力量，除了保證現有的、計劃當中的軍事技術發展之外，大量轉到民用方面去。從“六五”期間我們已經開始這個工作，而且取得很大成績……但是整個力量還沒有完全發揮出來。譬如說：我們現在可以為客戶發射衛星，這就可以使人們的力量發揮以下……”

在這裡，錢學森作為我國的航天事業的先驅，正式向世人宣告：中國的航天事業已經走向成熟，並且已經發展成為我國國民經濟的先導產業。

眾所周知，古代中國貢獻給世界的“四大發明”之一就是火藥，中國是舉世公認的火藥的故鄉。但是，近百年以來，火藥在他的故鄉，在軍事和科學方面的運用，遠遠地落在了世界發達國家的後面，並且為此受盡了凌辱，付出了血的代價。八十年代初期，中國第一個火箭考察團出訪美國時，美國一家衛星公司的老闆，送給了中國代表團一張漫畫，畫面上是４的啤酒瓶組成的“發射架”，“發射架”上掛着一串又粗又長的中國式鞭炮……

後來，當錢學森看到這張漫畫以後，氣的臉色發白。他對美國人的傲慢是早有領教的。但是，這件事反映的，已不單純是美國人的傲慢，而是含有某種狂妄和無知。新中國已經屹立在東方三十多年了，中國的航天技術在許多方面已經達到了世界先進水平。隨着改革開放，中國的影響正在擴大。但是，在航天領域我們還沒有邁出國門。是時候了，應該讓世界了解我們在這個領域的實際能力，航天事業要走向國際市場，要參與國際市場的競爭。

1984年4月8日，中國自行研製的“長征３號”火箭把我國第一顆地球靜止軌道通信衛星送上了太空，立即在國際上引起了震動。錢學森欣喜地對朋友們說：“我們把通訊衛星放入地球同步軌道，這是一種信號，它意味着我們進入了太空的‘世界盃’決賽圈。中國航天人正在走向世界。”

於是，已經開始邁向世界的中國，把睿智的目光瞄準了國際市場。

1985年10月27日，中國正式向世界宣布：中國自行研製的“長征３號”和“長征２號”火箭，將投入國際市場，以優惠的價格，承攬國外衛星發射業務。

應當說，中國人邁出這一步時，是很幸運的。一項關照西方的上帝，此時犯了糊塗。美國的“挑戰者”號航天飛機升空後粉身碎骨；緊接着，美國的“大力神”、“法爾塔”火箭和美國的“阿里亞娜”火箭相繼發射失敗。美法作為軍事高科技強國，在四個月內四次火箭發射失敗，使世界運載火箭發射市場一時出現了真空。就是在這個時刻，橫空出世的“長征３號”運載火箭，立即吸引了全世界的目光。在短短幾個月的時間裡，先後有二十多顆外國衛星客戶，向中國長城公司派來了談判代表。1987年１月，美國特雷衛星聯合公司最早與中國簽訂了發射合同，並支付了“定座費”。

這是中國航天產業的第一筆“國際收入”。許多航天人為這筆不大不小的收入感到欣喜。但是，錢學森卻對此沉默不語。因為他知道，中國作為一個默默無聞的後起者，要想在航天大國壟斷了二十多年的國際市場上去分享利潤，談何容易！還因為他對這個競爭的對手太了解了。他的政府絕對不會對這筆交易坐視不管。

果然，不出錢學森所料。就在特雷公司同中國長城公司簽訂合同不久，一雙雙無形而微妙的手悄悄向特雷公司伸來——美國的幾家大銀行紛紛拒絕為特雷公司貸款，保險公司拒絕為其作保……頃刻間，特雷公司被擠壓得倒閉了。

特雷公司剛剛倒閉，美國泛美太平洋公司又找上門來。這家公司的總經理是位美籍華人。當中國代表提醒這位總經理有可能會重蹈特雷公司的覆轍時，這位總經理慷慨陳詞：

“就是因為特雷公司失敗了，我才要接着幹下去。我要向世界實踐證明，中國的火箭能夠發射美國的衛星！”

這位美籍華人的“中國心”令人敬佩。但是，他想要證明的東西，恰恰是他的政府所不允許證明的。結果，泛美太平洋公司還是沒能逃脫特雷公司的命運。當這位炎黃子孫不得不中止合同時，竟老淚縱橫。

中國航天企業剛剛邁出的步子，觸雷了。於是，中國在中國航天人的面前，又出現了一段艱難的歷程。

在那段時間裡，七十多歲高齡的錢學森再度與眾多航天人一起經受着精神上的煎熬。他勉勵大家不要相信命運，要相信自己的實力。中國已經走向世界，並全面參與世界事務，這是大勢所趨。而且，商戰的規律是不因某些人的意志為轉移的。某些干預，可以一時起作用。但是，“物競天擇，適者生存”，畢竟是不可抗拒的。不錯，中國有舉世公認的“航天之父”錢學森，有衛星通訊專家任新民，有遠程火箭專家屠守鍔，有固體火箭專家黃緯祿，有戰略導彈專家梁守磐，這些國際航天界的巨擘，他們所代表的中國航天技術是世界一流的。他們要繼續向世界證明自己的實力，讓世界有識之士進行比較和選擇。

於是，在那段時光里，中國用自己研製的“長征”火箭，又數度發射各類衛星升空，成功率超過了以穩健著稱的法國“阿里亞娜”火箭，。世界航天界的目光不得不再次轉向東方，轉向中國。凝固的局面，再次被打破了——1990年１月間，中國長城公司終於和香港亞洲衛星公司簽訂了一份合同，中國將用“長征３號”運載火箭，發射一顆美國休斯公司製造的通信衛星——這是中國自行研製的運載火箭與美國製造的衛星首次聯姻。

1990年4月7日晚，中國西昌衛星發射中心排山倒海般的一聲巨響，震撼大地。中國自己研製的“長征３號”運載火箭攜帶着由美國休斯公司製造的“亞洲一號”通信衛星拔地而起，扶搖直上，以“世界之最”的精度，把“亞星”送入預定軌道。

按照發生合同，允許發生偏差為一百公里，但是，這次發射實際偏差只有９公里。

“亞星”發射在香港進行了電視轉播。當人們鼓掌歡呼的時候，某國空間公司亞洲開發部的一位雇員，悄悄地回到駐地，給他的總部發回一封電報：

今晚中國“亞星”的發射成功，將美國、法國壟斷的商業發射的局面變為過去。中國正以不可阻擋之勢擠入這個領域。

與此同時，趕來西昌衛星發射基地觀看“亞星”發射的全國人大常委會副委員長榮毅仁、香港知名人士李嘉誠以及一些國家的駐華使節等中外來賓，同在場的發射人員，相互握手，高舉酒杯，表示熱烈祝賀。

亞洲衛星公司首席執行官薛棟先生，懷着激動的心情，向在場的記者介紹了“亞洲一號”衛星。他說道：

“‘亞洲一號’是第一顆為亞洲地區服務的區域性通信衛星。重1.24噸，由二十四個D波段轉發器，分南北兩個波束，將定點於東經一百零五度赤道上空。覆蓋面積可達亞洲三十多個國家和地區，能為東南亞、朝鮮半島和中國部分地區的二十五億人口提供先進的通信服務。

“這顆衛星是美國休斯公司製造的靜止軌道通信衛星，是香港亞洲衛星公司購買和經營的第一顆衛星，使用壽命為十年。衛星80%的功能用於電視轉播，其中40%的功能用於各國政府電視台，40％為商業電台服務。其它20％的功能將用於通信網絡，包括長途電話、圖文傳真、數據傳輸等功能。”

薛棟還懷着成功的喜悅心情，向在座的新聞記者表示：

“亞洲衛星公司，將通過‘亞洲一號’衛星為今年９月在中國北京舉辦的第十一屆亞運會，免費提供３個衛星轉發器（一個衛星轉發器可接一個電視頻道，可傳送五百多門電話”），進行‘亞運會’電視實況轉播。”

在同一時間的北京，錢學森懷着同樣喜悅的心情，對記者表示：

“‘亞洲一號’的發射成功，表明我國已經具備發射國際商用衛星的服務能力。我們的國家將同外國用戶建立更加廣泛的聯繫。我們有能力為國外用戶提供更多更好的服務。”

其實，更能說明航天人業績的，是“澳星”。“澳星”當時是世界重量之最，“澳星”的發射，使中國航天人飽嘗了苦辣酸甜。

“澳星”合同的簽訂比“亞星”還要早一些。早在1988年11月，美國休斯公司慧眼識珠，與中國長城公司簽訂合同，選用“長二捆”運載火箭為該公司發射兩顆澳大利亞經營的衛星。然而，合同是非常苛刻：火箭必須在1990年預定時間完成試飛。如果失敗，合同無效，而且還要賠償高額罰款。條件儘管苛刻，中國航天人還是承諾下來了。

“澳星”屬於大能量的新一代衛星，就衛星轉發器來說，已經從過去的二十四個增加到四十——八十個。因此，衛星的重量便大幅度增加了。當年，可以提供這類衛星發射服務的，只有美國、蘇聯和法國。日本則計劃在1992年發射重型運載火箭，印度也表示要加入這一發射行列。可見，在這樣的形勢下，中國如果不儘快將新一代大推力的運載火箭搞出來，就難以進入國際市場。那麼，中國航天人馳騁的天地就會變得越來越狹窄。

然而，當簽訂那份很苛刻的合同時，這個被命名為“長征二號E”的重型運載火箭，還只是擺在中國航天人面前的幾張草圖。從1988年12月到1990年7月正式發射，只有十八個月的時間。要在一年半時間裡研製出新一代大推力的“長征二號”捆綁式火箭，對於中國航天人的壓力之大是可想而知的。

已近髦耋之年的錢學森，此時已無力在第一線與年輕人並肩“挑燈夜戰”了。但是，強烈的民族自尊心和自信心，使他不能袖手旁觀。他知道，只要他和大家在一起，就是一種激勵和鼓舞。他的話，給了年輕一代航天人以信心和力量。他對新一代航天人講過一個意味深長的話題。他說道：

“也許是因為我們的國家整體經濟水平還比較落後，所以國內外有人對我國超前發展起來的航天業，也就寄予了超常的希望。這從某種意上說，我國航天事業幾乎成為我國國力的象徵。特別是當我國航天業走向國際市場以後，它既是國際間高科技的競爭，又是高效益的產業。儘管這種高效益的產業，風險重重，但我們一定要向成功走去。

研製新一代“長征二號”捆綁式大推力火箭，按照新的圖紙，將面臨七千多項生產任務，需要幾十道工序。光是大大小小的零部件，就有近幾十萬個。而每一項生產，必須經過嚴格的工藝審查，每一個部件，都要經過嚴格的工藝檢驗。其生產工藝難度之大，可想而知。我國新一代航天人，與千千萬萬個普通的技術工人相結合，經過五百多個日日夜夜，向他們靈巧的雙手和艱苦拼搏的精神，終於生產出了我國最先進的大型運載火箭“長征二號”。

1990年7月16日上午。

西昌航天城發射基地。

當中國第一枚大推力捆綁式火箭，帶着震天動地的轟鳴聲慢慢離去時，當火箭的最後一絲火舌從人們的視野中漸漸消失時，當成功的喜訊傳來時，共和國航天史冊上，永遠記下了這不平凡的一天——

我國航天人，在激烈的競爭中已經無可爭議地闖入了國際市場；

我國航天人，繼續保持了中國作為航天大國的國際地位；

我國航天人，為研製運送載人宇宙飛船技術，奠定了可靠的基礎；

最重要的是，是中國航天人已經順利地完成了新老交替的歷史使命！

火箭排空上九重，
驚弦霹霍震長空。
甘年踏破關山路，
風霜雨雪數英雄。

當“長征2號”捆綁火箭飛天以後，張愛萍將軍懷着激動的心情，書寫了上面的詩句、這首詩生動地漚歌了中國航夭人的英雄氣概和照人風采。
至此，酉方輿論公認，“中國航天工業已從試驗性階段進入商業時期。”“中國航天工業正在順利地成為世界上為數不多的航天國家中一個值得認真對待的競爭者。”
然而航天科技事業，是一個高風險的行業，中國火箭事業的發展道路並不平坦。
1992年3月22日，中國研製的“長二捆”運載火箭發射另一顆“澳星”時，意外受挫。這次事故，由於聰明的中國航天人緊急關機，沒有發生箭毀星碎的嚴重後果。事發後，儘管外方及國際保險界並不認為這是一次失敗儘管在這高風險的行業中，這種偶發事件很難避免，但是，火箭畢竟未能起飛。
通過電視實況轉播觀看“澳里’發射的國人，為之震驚，情緒激昂；而一時沉悶了的國際競爭對手，似乎抓住了把柄。開始了新的遊說。上下內外的眼睛，此時都在盯着中國的航天界。
這意外的挫折，給中國的航天事業蒙上了一層陰影。這時，錢學森發表了自己的看法。他說道：
“我還是那句老話不要以為受到挫折便是壞事。科學家往往與百千萬次的失敗結為伴侶。不要以為鮮花、掌聲、讚揚是科學家的生活。依我看，從事航天科技最不懼怕的應當是失敗。因為，人類的航天事業正是在成功伴隨着失敗這合乎邏輯的規律中進取開拓的。想想看，前蘇聯的航天水平在世界上當屬一流。人類第一顆人造衛星就是蘇聯最先扔到天上去的。然而我們也許都記得那次震驚世界的發射大爆炸。1960年10月，在蘇聯哈薩克加盟共和國境內的拜克努爾發射場——由於故障，隨着一聲巨響當時的導彈部隊司令、國防部副部長涅傑林元帥和蘇聯武裝部隊副總參謀長巴甫洛夫斯基將軍以及傑出的原子科學家葉夫連莫夫等百餘名軍事科學家葬身於火海。
“美國早期火箭發射，失敗也相當慘烈。‘雷神’火箭於1957年1月25日連續3次發射遭到失敗，或者爆炸，或者自毀；‘先鋒’號火箭在1957年底和1958年初兩次發射，均告失敗；美國的‘大力神’火箭也同樣未能逃脫失敗的厄運，1958年初次發射便遭敗績；尤其是1986年，‘挑戰者’號航天飛機大爆炸，7名宇航員血濺太空，可謂震驚寰宇。
“法國的（阿里亞娜）火箭，一向以穩健著稱於世，但仍然是在劫難逃。198O年5月，首次試驗失敗；1982年9月第一次投入商業發射又遭失敗，兩顆衛星作廢，直接經濟損失88O0萬美元；1986年5月，第18次飛行時又告失敗；199o年2月又慘敗一次，致使兩顆日本衛星墜毀，經濟損失高達6億美元。
“就是我們的國家，也曾有幾次失敗，總成功率為85％。
“這種失敗首先是同火箭結構的複雜性分不開的。一枚火箭有幾百萬甚至上千萬個零件組合在一起，要使得火箭的可靠性達到99 9999％，也就是說，抽取IOO億個零件，不可靠的不能多於
一個。如何達到這樣的精確度？這是很難預料的、其次，人的因素更是複雜的原因，也更難以預料。1976年美國進行導彈試驗時，由於操作員少擰了半圈螺絲，導致飛行失敗。1980年，法國的“阿里亞娜”火箭第二次試飛時，由於操作員不慎，將一商標樞紐堵塞了燃燒室噴嘴，導致失敗。1989年美國用‘法爾塔’火箭發射衛星時，由於加注人員疏忽，少加了26磅推進劑，導致兩顆衛星未能進入預定軌道......
“所以說，航天事業就是一項高風險的事業。成功時常與失敗相伴，輝煌與挫折相隨，這就是航天人應當面對的現實。”
錢學森喜歡看電視銀屏上的冰上舞蹈。他還用冰上舞蹈運動員不怕失敗的精神鼓勵大家，他說道：
“我之所以喜歡冰上舞蹈，是因為從中受到了啟迪。冰上舞蹈運動員登上冰場，迅即投入滑行，自然而流暢。偶有失誤，跌倒了，立刻站起來，繼續她（他）們的滑行．旋轉、跳躍，保持優美的舞姿。他們這種糾正失誤的風度常使我讚嘆不已。
“與冰上運動相比，科學研究中出現偏差和失誤的時候自然更多，重要的是不要害伯，不要氣餒。要迅速查找失敗的原因，立即糾正錯誤，也像冰上舞蹈運動員那樣，乾脆利落，毫不拖泥帶水。”
錢學森的話語是平和的，他要講明的道理，也是航天人早已熟知的。但是，這話是錢老的叮囑，所以人們聽得很耐心，很認真，從而受到深深的啟迪。
於是，中國航天人在短暫的痛苦之後，又開始了新的拼搏。
國人不需要眼淚！市場不需要眼淚！年輕的航天人不需要眼淚！於是，他們夜以繼日地查找原因，尋找疑點。經過17天的檢查、測試，問題終於真相大白。緊接着，他們連續奮戰1OO天，一枚新的“長二捆”火箭重新挺立在西昌衛星發射中心的發射台上。中國新一代航天人，再創航天史上的新紀錄。
1992年8月14日，“長征2號E”火箭呼嘯而起，以超過“亞星”的準確度，終於把第二顆“澳星”送上太空，履行了合同。
經過一次又一次艱辛的拼搏，如今中國的航天工業已漸次步入輝煌。中國航天人參與國際市場的競爭，舉世矚目。中國為澳大利亞和美國先後發射衛星，並接受了瑞典、巴基斯坦委託的衛星發射任務；還利用返回式衛星，為法國、德國搭載了微重力裝置；為瑞典衛星發射提供了重要部件；為巴基斯坦衛星進行了空間環境模擬試驗。“亞洲一號”在西昌發射基地騰空之後，美國洛克希德——馬丁公司的“亞洲二號”通信衛星又從西昌衛星發射基地直衝雲霄。
中國長城公司向世人宣告；於2000年以前．中國將為海外用戶發射3O顆衛星、其中包括用最先進的“長二捆”火箭為國際通信衛星組織發射一顆大容量衛星；並宣告，中國航天人願意與世界各國攜手開發太空資源，造福人類。
航天技術作為一門新興的世界產業，體現了一個國家的綜合國力，它帶來的社會效益與經濟效益是不可低估的。不久以前，我國曾作了一次統計，目前全世界直接從事空間事業的人數已經超過了1O0萬。美國直接參與空間技術的人數是1O萬，其投資額為10O億至20O億美元，而投入與產值比為1比14。如此高額的投入與產出的比例，便為航天事業的飛速發展提供了契機。前蘇聯每年
的投資額高達35O億美元。如今，蘇聯雖然已經解體．但航天的投入部分毫未受到影響。當前，就連一些小國家都在研製自己的火箭，力圖躋身於世界航天市場。特別是，目前世界一些服務性應
用衛星已經商業化，每年直接獲得的經濟效益可達1O億美元。預計到本世紀末，可增加到1OO億美元。所以說，航天事業是大有希望的事業。
不久以前，中央軍委副主席劉華清在一次講話中指出；
“我們必須在抓住有利國際形勢的同時，努力加速國防現代化進程，走‘精兵強國’之路不動搖，開創航天事業更加燦爛的未來。”
我們欣喜地看到，共和國火箭、導彈、航天領域裡，活躍着千軍萬馬。但是，祖國人民不會忘記這一偉大事業的奠基人，不會忘記為了這一偉大事業拼搏一生的錢學森！
當人們從電視屏幕上注視着火箭騰飛的壯麗場景時，祖國人民似乎感受到了錢學森那顆怦怦跳動着的赤子之心！
錢學森那一雙天才的大手，托起了共和國值得驕傲的天梯！