我的根，我的故乡

祖母今年84岁了，她说，最远到的地方是古隆中，还是小时候逃荒跑过去的。

我的故乡是鄂西北一个很普通的乡村，我曾经对一个朋友说，我们那里什么也不产，就只产人，这是个没有什么特色的村庄。那个村里有很多象我祖母这样的人，只是最近情况有些改变。因为打工的人多了。

但是，我还是想写写我的故乡，因为我的童年，少年都是那里度过的，故乡里的人们不是书上说的那么勤劳善良，不是说的那么淳朴，他们有的只是活着，为了活着活着。

我们那个村子很大，有八个生产队，当然现在不这样叫，现在是村民小组。我们村里出了有十多个大学生，但是很多人都选择了理科，学理科是很现实的，因为理科是什么时候都可以发挥作用的。文科就不一样了，要靠好多非人为的因素什么的。算下来，学文科的只有两个人，一个是我的朋友东子，看完我文章的朋友知道，我写过他。可是象写的那样，他退学了，在我们地方上的一个城市里送水。剩下的就只有我了。所以我觉得我有责任写写我的故乡，写写那里的人和事。我没有诗人的气质。我的文笔也不是怎么优美，我的感情也不是那么丰富，但是我是用心在写，我真诚地希望生活在我们那片土地上的人们永远快乐。永远幸福。我也不希望我的文字能发挥什么作用，为我的故乡带来什么效应之类的东西，我只是想让人们知道，有这样一些人，跟大家一样，都是人，都是中国人，都在生活着，他们的出生不同，所以他们的思想不是那么宽广，但是，我敢保证，那些绝对是一批真诚地生活着的人们。我爱他们。

今年我离开家乡的时候，村里又在修路了。希望这些努力能帮助故乡的人们。

故乡（一）
据祖母讲，多年以前，一个风水先生为我们村看过地势，他说我们村是块风水宝地，因为村的形状很象一只凤凰，试想，一只凤凰落到了这里，这个村子还不飞出几只金凤凰吗？

时至今日，村里的新房象分了杈的大树一般四处扩散开来，昔日的凤凰，今天变成了什么呢？没有人知道，风水先生早已经死掉了。而我故乡的人们却在这里繁衍生息，代代相传，在这片土地上继续演绎着自己的悲欢故事。

如今的村庄里，年轻人几乎走光了，上海，广东，福建，武汉成了他们的第二故乡，其中有男有女，有卖力气的，有卖知识的，有骗人的，也有被骗的，有挣到钱的，也有贴了钱的，有靠正道得钱的，也有靠歪到来钱的。但是，这些，外人都不知道，只有每年春节的时候，村里的人才逐渐多起来，听这些人的言谈举止才知道他们究竟在外面过的是什么日子。也只有这个时候，整个村子才热闹起来，整个 庄子才仿佛有了生气。

我的本家枪哥也出去了，尽管他已经快五十了，他还是跟儿女们一起出去打工了，他在武汉拾破烂，日子过的怎么样，我不知道，我只记得，他当年烟抽的厉害，多年以前，他跟我说，自己只凭手摸“红宝花”（一种没有过滤嘴的香烟，三毛钱一包），就能知道烟的哪头写着字。后来我学会抽烟了，却总是摸不准这些字的位置，可见我的工夫还是远远不到家。但是春节回来以后的枪哥却把烟戒掉了，他说现在抽烟上火，牙疼，再说自己在收破烂的时候，因为抽烟断了几笔生意，所以狠很心，就戒了。后来我见他每天都在刷牙，满嘴的白抹流下来。

象枪哥这么大岁数的人还好，起码不嫌家里什么，但是那些年轻人就不一样了，他们一回来，什么都看不惯了，没有自来水，没有最起码，最普通的电器，喝口水还要烧老半天的火，一做饭弄得脏头土脸，满嗓子烟味，而村里最多的只是黄土，下雨天出一趟门，保管两腿黄泥………他们似乎忘了，以前过的就是这种日子，那时候没有埋怨，只是到了外面，见到了另外一个世界以后，觉得人家那过的才叫日子，那才叫生活，他们的心理不平衡。他们在家里也是待不住的，怕城里的活被别人抢去了，也怕村里的生活，于是，他们撇下来了辛苦一年挣下来的钱，亲亲孩子的脸蛋，扛起大包小包，挤进汹涌的“民工潮”，匆匆地走了。

家里的父母拿着这些钱也舍不得花，要为儿女们预备着，不到万不得已的时候绝对不用的。他们还是要种田的，只不过，现在犁地基本不用牛了，几乎都用上了手扶拖拉机，于是这些四五十岁的人放下犁把之后，从头开始学习拖拉机的驾驶技术。种田的事情也是不好说的，风调雨顺的话，田里多收点，副业要好一点，一年到头还可以余点钱，一旦天不作美，劳累到头还要贴钱——这也是那些年轻人要走的原因之一。

故乡还是故乡，只是房子多了一圈又一圈，地还是那块地，只是被翻了一遍又一遍，人还是故乡的人，只是换了一茬又一茬。不明白的是，故乡是变老了，还是变年轻了。

故乡（二）
关于电视

小时侯，电视是很少见的，只有条件不错的家庭才能买到一台，而且在有些人家甚至连电都用不上。我邻居家就有一台，因为他们家里的男主人是在乡里粮库工作，我们那里管这样的人叫“机关上的”，卖粮难就发生在那个时候，所以这是个肥差，所以他们家卖得起电视。

看电视最常见的场景是在夏天的晚上，一大群人拿着大蒲扇或坐或蹲地围着电视，频道少，节目单一也不管，只要电视上有影子就行了。反正是一直看到停台才散场，我记忆最深的节目是一部叫《扁卡》的美国电视连续剧，什么内容全忘记了，只记得那是一部老长老长的连续剧。扁卡最喜欢说的一句话是：“噢，我的上帝！”这句话吸引了村里几个基督教徒，他们似乎找到了知音，每天怀着做礼拜的虔诚来看这部连续剧。而我最爱看的是每天下午六点左右的“365夜故事”，“一年三百六十五个夜，夜夜都有新故事”。还记得一个美女在为“中华绿豆沙”做广告，后来知道那个美女叫潘美辰，是第一个在大陆拍广告的港台明星。

过了两三年，电视机多了几台，但是因为用电家庭的增加，也导致了电量的供应不足，因此有一段时间经常停电。我上初中的时候，《雪山飞狐》正在热播，恰好遇到了停电，没办法，我们只好自己来发电，爱作也很简单，在一根长板凳的一端固定一台小型的发电机（其实只有排球的大小），还需要一辆没有后雨板的自行车，扒去后轮的外带内胎。再把发电机跟后轮用拖拉机的轮带连接起来：一个简易的发电机装置就这样做好了。发电的时候，一个人坐在板凳上固定发电机，另一个人蹬自行车，用这种办法看电视，经常遇到的情况是：当电视情节进行到紧张激烈阶段时，图象突然慢慢暗了下来，原来蹬车发电的人太投入了，忘记了自己的工作了，在众人的一致“谴责”下，他马上飞快地蹬了起来…………

而今，这些都成为记忆了，现在频道多了以来，连我们小镇上都有了自己的电视台。而且还是一台二台——看到电视台的主持人爱着方言很浓的普通话主持节目，就得赶紧换频道。以前大家聚在有电视的人家里，热热闹闹地打牌，打麻将，现在往往是一家人躲在被窝里看电视，乡村的夜晚寂静无声。

以为我们改变了生活，其实是生活改变了我们，一部电视机让我们留在了自己的小天地里
。故乡（三）
露天电影

农家小孩身上似乎有使不完的活力，夏天才池塘里一泡就是几个小时，冬天里可以穿着单鞋在雪地里撵兔子。在电视机少，而且又常停电的情况下，漫长而寂静的黑夜是最让人不能忍受的。而一场露天电影就可以帮助我们度过一个愉快的夜晚。

总起来说，放电影的原由不外乎俩种，一是红白喜事，二是大队组织放映，（在我小时侯，大队还是很有权力的）。当然也有例外的，比如当年我祖父过72大寿的时候，我们家就放了一场。除了大队部放电影的场所是固定的外，其余的都是流动的。

露天电影场就在大队部的旁边。以前是个戏台子，还没有兴电影幻灯机的时候，这里是演戏的台子，我们那里管戏剧叫“老戏”。因为偏处鄂西北，村里人偏爱豫剧，尤爱当时正兴起的《朝阳沟》，我记忆中只看过一场戏，那年从腊月二十八一直演到正月初三，一个南阳来的豫剧团在这里从早上到夜里接连演了六天，方圆五十里的人都来了，把个露天剧院快挤破了。大戏演完以后，记得我本家二叔摸着肚皮说：“看饱了，看饱了。”仿佛他那肚子里装下了戏似的。但这是“老戏”最后的辉煌，新一代的人不喜欢老戏，大队里的领导换了一茬，都是小伙子了，没有人肯请剧团来演出了，他们更喜欢电影，于是这个露天剧场成了露天影院。

通常在放电影之前，要挂银幕。而这个是最好的信息，每个黄昏的时候，只要我们看到那个白色的幕布挂起来，心里便有莫名的兴奋，于是奔走相告，相互约伴。最着急的是孩子们和一些小伙子们，一吃过饭就早早地来到电影场，要占位置的。而后是一些老人，他们总是不紧不慢地走来，而后的整个过程也是悄无声息的。来的最迟的是一些农妇，她们要在家里拾掇好一切，要喂猪，喂牛，还要锁好房门。等人来得差不多了，放映员打着饱嗝从大队部里出来了，闹哄哄的场面稍微安静了一点。幻灯机开始嗡嗡地转，电影开演了。因为机器的位置低，往往会出现站起来的人挡住银幕的事，于是全场哗然。放电影的过程中经常会产生一些插曲，比如哪家 的孩子跟大人失去联系了，于是就在场里场外放声大叫，有时候会是因为幻灯机出了问题，常见的是，温度过高，烧了片子。放映员只好停下来，耐心地拆，装。有时候会扔下一两段剪下来的胶带，这马上会成为小孩中间的抢手货。放映场里打架也是很常见的事情，往往是因为一个好位置或是一个小摩擦。冬天里，难禁寒冷的人们会在场中升起火来，但是不一会，就有人怒气冲冲地跑过来，“谁偷了我家的柴禾？！”

三四个小时过去了，电影散场了，大人们抱起睡眼惺忪的孩子，挎着凳子，边走还边议论着刚才的故事情节。看电影的经常有外村的，他们有的从七八里外的村子赶来的，还要连夜赶回去。我也曾有过跑四五里看一场电影的经历。

才开始看电影的时候，都是一些老片，我们的父辈都曾经看过的，象《闪闪的红星》，《地道战》，《地雷战》，《平原游击队》等等六十年代出的。到了八十年代末期，电影才逐渐多了起来，象什么《闪电行动》，《二子系列》，《飞镖黄天霸》等。记得放《飞镖黄天霸》的时候，下起了雨，我们是打着伞看完这部电影的。很煽情的《妈妈再爱我一次》也是在露天电影场里看到了，很多人落了泪，今天我看电视，才知道演小强的小男孩，已经是大学三年级的学生了。

不知道从什么时候开始，电视普及了，电影场废弃了，成了一个小型的水泥楼板制造厂。挂银幕的两棵大树也被人砍了，做成了家具，村里的放映员也改了行，进了银行，每天数钱，不转带子了。人们有红白喜事的时候，都喜欢在镇上或者县里的电视台上点一首歌，电视剧，也点“老戏”，据说，《朝阳沟》的点播频率还是比较高的。

故乡（四）
成哥的婚事

在我眼里，成哥除了右腿有点毛病外，他是个好人，一是勤快，谁家红白喜事，修房加瓦什么的，只要喊一声，他就来帮忙了。而且成哥烟酒不沾，也无赌博之类的恶习。但是，快四十的成哥还是光棍一条。

村里至今还留着成哥相亲的经典故事，那时候成哥二十多，小哥哥还在读高中，成哥的母亲，我的二婶还在世。话说这天，在媒人的精心安排之下，女方到男方家里来相亲了，我们那里管这个叫“看家”。见面时候的很多细节都在传说中淡忘了。惟有这样一个细节：成哥端着一个竹筛，里面盛满了二婶前一天晚上花了半宿精心炒好的花生，走到女人面前，很热情的说：“给！克，克！”（“克”是一种方言，吃的意思），那女子是外地人，自然不懂，她被成哥这种莫名其妙的热情搞蒙了，只好连声说：“不克，不克……”成哥心想，不克就不饿呗，那就算了。结果两人一起待了两个多小时，成哥只是一个人闷头剥花生，吃花生。相亲之后，女风捎话过来，说成哥人挺好，只是话不多，以后两个人在一起怕闷得慌……这门亲事就这样吹了。

一次相亲失败，成哥还是有机会的，但是随后的几年，小哥哥毕业了，落榜了，当了民办教师，又考上大学了，折腾下来，家里的积蓄也花得差不多了，一精明著称的二婶也在一年冬天悄然辞世。成哥的婚事只好一拖再拖，这就到了95年。

那一年，我还在读高中，早就听说成哥娶了一个媳妇，女方是个离了婚的河南女人，而且是“未过门先当爹”，在寒假里，大年三十这天，成哥来喊我，让我帮他家写对联。我欣然应允了，在成哥家里，我看到了新嫂子，一个很普通的农村女子，中等各自，一张黑黑的，瘦瘦的脸。两个小孩，大的女孩八岁，小的是男孩，五岁。见了生人，两个孩子怯怯地躲在成哥的背后，成哥只是一叠声地说，叫叔啊，叫叔啊。等到混熟了，两个孩子就凑过来看我写字，我每写一个，两个小孩就抢着念出来。中午吃饭的时候，两个小孩都要站在成哥旁边，成哥显得手忙脚乱，一双筷子一刻也没闲着，嘴里还是说着：“克，克！…………”而我的新嫂子只是笑吟吟地看着他们，二伯只是一个劲地劝我喝酒，还说我，成哥结婚的时候没喝上喜酒，现在要补上来。看得出来他很高兴，我也由衷地为成哥高兴，跟二伯碰了一个又一个，终于，我醉倒了，一直睡到了第二年。

但世事难料，不到一年，一次放假回家，听父母说，成哥的媳妇带着两个孩子回河南去了，“怎么不去把他们接回来呢？”“怎么接？你二伯去过，可是那里人很野，不敢来硬的，再说了，你成哥还没跟人家办结婚证呢！告人家也没用……”“那怎么办？”“只好吃个哑巴亏了。”

跑了媳妇的成哥象往常按照他的脾性，他的原则生活着，我不知道他心里在想着什么，但我知道他很不快乐。据说在这之后的一年，成哥又结婚了，还大张旗鼓地放了一场电影，但结果这个媳妇也跑了，还席卷了他家里的所有财物。日子河一样地流淌着，成哥由大龄青年彻底变成了光棍汉子。

今年春节的时候，照例到二伯家去坐坐，二伯感慨地对我说，“现在的女人啊，奔的就是你手里的那点钱，钱一吸光，她们就跑了，娃啊，出门在外，可要注意啊。”

故乡（五）
红娃儿的故事
我不知道红娃儿死后埋在了何处，打他那年冬天投河而死之后，他就彻底地从人们的视线中消失了，很少有人提及他，包括他的家人。

红娃儿是以光棍的身份死去的。他们家里兄弟三个，只有老二娶了媳妇，红娃儿是老三。他一年四季最主要的任务是放牛，从嫩草发芽一直到叶枯草黄，我们那里放牛一般是在村后的荒山上，在农村里待过的人都知道，水牛是如何叫的，“哼~~~~~~~~~呃~~~~~~~~~~~~~”乍听还真是在喊红娃儿的名字。人们就喜欢拿这个跟红娃儿开玩笑，红娃儿，你媳妇在叫你了。每逢此时，红娃儿就涨红了脸，“扯逑蛋！！”开玩笑最多的还是把红娃儿跟他的嫂子扯在一起，可以想象，三个男人跟一个女人长期住在一个院子里，自然激起闲人们的无限遐想和无穷猜测，红娃儿此时更是涨红了脸，脑门脖子上的青筋暴跳，（后来我学文章，我想孔乙己大概也是这个样子吧），一份似乎想跟人拼命的样子。于是人们哄然大笑，做鸟兽散。

这种日子持续了好多年，树大分杈，人大分家，红娃儿跟他大哥过起了日子。有一天，红娃儿早上醒了，发现他的眼睛前面有些模糊，点什么眼药也不起效果，几天以后，他终于瞎了。瞎了眼睛的红娃儿不能放牛了，但是农忙的时候，红娃儿还是要到地里背柴禾，那个时候，我祖父还活着，我家就在村口，红娃儿每次感觉到了村口的时候，就大声的喊：“老太！”祖父就大声地答应他一声，他又摸索地前进了。据说，他曾多次掉进村头的那个烂泥塘里。红娃儿居然还能铡草。但是听说有次，他大哥按铡刀的时候，差点铡下了他的四根手指头，从那儿起，红娃儿不再铡草。

瞎了眼的红娃儿变得深居简出。人们的笑话故事也早就换了主人公。

在一个冬天的夜里，村里响起了红娃儿兄弟二人呼唤他名字的声音，人们才知道：红娃儿 不见了！天快亮的时候，人们在一个池塘里发现了红娃儿的尸体，那是冬天枯水期，塘里的水只齐腰深，照说是淹不死人的。村里有人说，那是鬼闹的，也有人说，红娃儿 真不想活了哩。过了几年，人们提到了红娃儿，说，他一定得的是白内障，花上个五六百块就能治好了。

据说，红娃儿下葬的那天，他大哥趴在他的坟头上哭了一夜，把坟头都拍平了。
故乡（六）
枣树
打下这个题目，很自然地想到鲁迅的《秋夜》里边写到，在我的后园，可以看见墙外有两株树，一株是枣树，还有一株也是枣树。可是我家里只有一株，而且早就被人砍掉了。

以前，老家几乎每一家都种有枣树，听祖父说，以前有个说法，一个新房子盖好了，要栽一棵枣树来为新房子辟邪驱灾。所以那个时候，一家可以载上好多枣树，我一个小伙伴，他的家里就载得有二十多棵，不过现在只剩下五六棵了。

我家的那棵枣树是在老房院子里，它的躯干倚着大门，盖大门的时候，以为不碍事，哪知道枣树长着长着身子就不稳了。祖父说，这棵树岁数可大了，他也不知道是什么时候栽下的，这树老了。那个时候我还不大懂事，还在上小学。

这是一棵“笨”树，它的枣要等到别的枣树已经被人摘光了的时候才慢吞吞的成熟，所以它常常急坏了嘴谗的我。到了枣子成熟的时候，一般是不敢用竹竿什么的把果实打下来的。人们认为那样会把枣树打“聋”的，树“聋”了，就再也不会结果实了，我也不知道是真是假，也没有试验过，我怕再也吃不到枣子了。家里经常是由父亲用一个竹竿，上边绑是一个镰刀，然后把枣子钩下来，这样通常是会连叶子一起被割了下来。我喜欢爬到树上去吃，这样我就可以挑一些红红的，圆圆的，这些是最甜的。不过，在树上摘枣是十分危险的，那些叶子，树干上通常爬着一些长着细细的绒毛的小毛虫，它的身子，别人是碰不得的，我们那里管这种小虫叫“毛剌子”，那个地方摸到它，你的皮肤就火辣辣地痛，一会就肿了起来。你还不能把踩死它，它的尸体也是碰不得的。我们通常是用树枝把它拨下树去。尽管每个上树的人都是小心翼翼的，但是，没有人没被这种小虫蛰过。

我们家枣树的果实跟别人家的也不同，她的果实是圆的，又圆又大，别人家的通常是一种椭圆的，或者是一种“羊奶”状的，我外祖父家里的十几棵枣树都是后一种“羊奶枣”，每个枣子都有大拇指那么长。但是这种枣子没有我们家的圆枣子甜。每年枣子成熟的时候，是我最可心的时候，因为我可以拿着自己家里的枣子到学校里去跟我的小伙伴们比大小，谁的枣子大，别人的枣子就是谁的了，而我很少输过。

枣子吃多了并不是一件好事，胃会受不了的。要经常上厕所。每年枣子熟了的时候，小学校里的厕所 总是人来人往。

后来我家盖了新房子，搬家了，老房子卖给了二伯家。在起先的几年，到了枣子成熟的季节，我还耐不住诱惑，去摘一些回来。后来长大了一些，觉得不好意思了，虽然那还是我家的枣树，但是已经长在了别人家的院子里。

再后来，二伯在枣树旁边堆牛粪，因为过多，把这棵枣树肥死了。父亲只好把树砍了，沤死的树也做不了什么家具，之后把树劈开，晾干，烧了。