去年初冬回福州乡下去看望了五婶婆。她的家，在闽江边上的一个富庶的镇上－这里曾出过清太子师陈宝琛，也是近代思想家严复的故乡。渡口的路边有一棵独木成林的榕树，树下有好多石凳供人们乘凉休息。小时候，有一年时间因父母工作关系我和弟弟被寄养在五叔公家，在许多闷热的午后，两只泥猴被五叔公捉去冲上几桶井水后摁在树下的竹躺椅上，五婶婆摇着大蒲扇在一旁一边给我们赶蚊子一边讲乌龙江的故事，在轻拍石岸的波浪声中我们就昏昏睡过去了。

这次回来，老人家已经八十多岁，白皙的脸孔上没有一点老人斑，灰白的头发在脑后一字不苟地挽成髻子并罩上发网，上面别了一只翡翠镶银的簪子。和几年前最大的分别只在于，牙齿已全部换成假牙，吃番薯干的时候慢慢地磨。五婶婆的新家，盖起了漂亮的瓷面砖墙的楼房，安了比我们家豪华得多的洗手间，从屋顶的晒台上可以眺望不远处的乌龙江和五虎山。她的堂屋依然是乡里（福州话指乡亲，邻居）人的社交中心，年轻的媳妇们亲热地叫着她“宝姑宝姑”，拿着针线活来请教。五婶婆看到我来，高兴得手足无措，马上起身按福州人的礼数去厨房煮点心，自问自煮什么好，冰糖溏心蛋还是鸭蛋（福州话叫“压乱”，太平的意思）扁肉燕。“放了洋的侄孙女平安回来，当然是鸭蛋扁肉燕好！”隔壁的依姆七嘴八舌代她做决定！于是众人哄堂笑。相聚的时间总是太短，匆匆又要道别。五婶婆一直把我送到路口，站在那里不肯回去。看着车窗外越来越小的人影，我的鼻子好酸好酸。

五婶婆是父亲的亲五叔的太太。小时候，偶尔听大人在背后讲起她的事，总是隐隐约约的，间杂着几声叹息，我也不太明白。疑团到我上大学的时候才慢慢揭开，因为父母亲认为到时机该把家族里的事（父亲那边和母亲那边的）告诉家里的长女，这样才不会让普通小老百姓的历史湮灭于无形。

我的曾祖母生了４个儿子，过继了１个。五个兄弟中，第三，第四，第五都是从黄埔军校毕业，枪杆子下讨生活的主。五叔公排行第五，奉母至孝。他随三叔公开始行伍生涯之前，入过私塾上过洋学堂，写一手好毛笔字，做得一手好诗，一把好算盘，是乡里有数的才子。从留下来的寥寥可数的年轻时的照片来看，清瘦的他长衫马褂，带着眼镜，文质彬彬。抗战胜利的前两年他从黄埔军校毕业了，投身于云南战事，和日军作战，抗战胜利后，要求解甲归田不果，还来不及喘口气他的部队就被调去华北，这次，和解放军打。那时士气一片低落。在济南附近的一次大战中，他的部队被打散，他自己受伤被俘。解放军善待俘虏，看他有领兵打战的能力，问他愿意不愿意留下，待遇等同起义官兵。他说，我不能开枪打我昨日的同袍，可否让我回乡下种田伺奉老母？于是，赐以盘缠得以放还。

然而，五婶婆的人生悲剧从此开始。

五婶婆年轻的时候，是那一带有名的为数不多的受过高小教育，读书识字能写会算又长得耐看的一枝花。可惜的是，她的父母早逝，留给她姐弟俩几亩薄地和一点小生意。长女如母，尽管说媒的人踏破门槛了，她怕嫁出去后幼弟和家业无人照管（她可是答应过父母，要把小弟抚养成人，要把家业守住直到弟弟成亲可以接手），就是不愿松口，青春就这样蹉跎下来了。五婶婆的弟弟终于成亲了，她也过了二十五岁，在乡下，这是超龄青年了。她开始吃素，准备去“菜堂”（斋堂）做个“菜婆”（即不削发的修行人，福州一带很多）了此一生。正在这时，曾祖母托的媒婆上门来了。

五叔公解甲回家，也已是大龄青年。当过国民党军官一事，使五叔公成了不折不扣的历史反革命。一回乡下，就被当地政府管制起来，不经许可不得离乡。曾祖母一家，因为出过３个国民党军官，还有几亩田，６，７间房，两三处生意，也被评为工商地主加历史反革命。幸好曾祖母和当长子的伯祖父从未为富（现在看来小康而已啦）而不仁，当军官的孩子们也从未横行于乡里，反而是经常和其他几家乡绅一起怜贫济穷，修路办学建祠堂，所以乡亲们虽然不敢公然在场面上怎么样，但也私下里和他们照样来往。但是，说到五叔公的婚事，就不大容易了，一般的人家没人愿意把女儿嫁过来。曾祖母急得不得了，恨不能马上能说上亲。于是，见多识广的曾祖母想起了五婶婆。她对五婶婆的人品，才智早有听闻，年纪大一些在她看来根本不是问题。据说，五婶婆见了说媒的，很是犹豫了一阵，在弟弟的劝说下终于答应了。这样，她陪上了一生的幸福。

婚后，五叔公对五婶婆极端冷淡，完全没有新婚夫妇的热乎劲。他们之间相敬如宾到冷漠的气氛，连我和弟弟两个小不点儿都可以感觉得到。据五婶婆后来的哭诉，结婚那么多年，他们都是分床而睡，本来五叔公是要分房的，因为怕被曾祖母骂才作罢。五叔公在他们的新婚夜告诉五婶婆：他不愿和她结婚，因为在济南城里他早有了自己心爱的人，是一个师范学生。他们原来约好，打完仗就结婚的。他被俘了，从此失去和那位姑娘的联络。他不能不孝，不敢违抗曾祖母要他结婚的旨意，但是，他要守住这身清白，去等她！五叔公说到做到，他和五婶婆之间终生无己出。五婶婆后来去抱养了一个孤儿即我唤作“姑姑”的人，对两老很好。

五叔公真的种了一辈子的地。他一直郁郁寡欢，烟抽得很凶，不是纸烟，是那种装烟丝的水烟筒。闲时读读古文做做诗，代子侄们管管小孩，补习功课，亲戚的孩子们顽皮的时候一被喝骂“再不听话，送你去叔公那里吃麻笋干（福州话指竹篾）！”立刻就会老实下来。这中间当然包括我和弟弟。五婶婆能干，做得一手好女红，是远近闻名的裁缝，因为能写会算又非常雍容大度（从我记事起就从未见过她披头散发的模样），经常被乡里乡亲请去帮忙算账，主持小辈的婚礼，所以契儿契女很多，每逢年节办桌吃酒都忙不过来。她和女儿还开了杂货店，给家里挣多一份收入。至于她所托付终生的人，居然是生命里最陌生的人。

７８年的时候，有好消息传来，像五叔公这样的历史反革命可以被解除管制。五婶婆积攒了足够的钱，贴上自己的私房钱，开始盖他们的第一座楼房。房子上梁封顶后不久，正开始内装修时，久咳的五叔公的痰里发现血丝，不久被诊断为肺癌。他等不及正式解除管制的那一天，撒手而去了，终年６１岁。患肺癌的人的最后的日子非常痛苦，经常喘不上气。他从昏迷中醒来，回光返照的时候，当着女儿的面对五婶婆说，刚才我梦见她了，她在等我，叫我去。委屈了一辈子的五婶婆什么也没说，把葬礼风风光光地办了。时隔多年，在一次和母亲的闲聊中不经意地说，他们家的男人，心好狠。

但是，这次我去看望五婶婆，在新的房子里她辟了一间北房做静室，供桌上点着香，端端正正地摆着五叔公的遗像。我上过香，有一点点明白，那个时代的人们有好多的无奈和不如意，但他们用无比的豁达勇敢地活下来了，生活不允许他们往回看。

做小辈的我只能在心里默祷，愿好人一生平安。