絕筆的反思
——關於顧城和他的《英兒》
主持人：謝冕北京大學中文系教授、博士導師
祁述裕北大中文系博士生
伊昌龍北大中文系博士生
陳順馨北大中文系博士生
尹國均北大中文系博士生
史成勞北大中文系博士生
馬基迪·阿明北大中文系博士生
任一鳴訪問學者，副教授
余崢訪問學者，講師
徐德峰訪問學者，講師
陳慧敏北大中文系碩士生
作為文學作品的《英兒》
謝冕：顧城悲劇令我震驚，我一時無以言對。除了回答一次來自遠方的電
話採訪之外，我保持了沉默。顧城、謝燁、英兒都是我的年輕朋友，英兒更是
我的學生，我對他們了解甚多。我失語，是因為我痛苦至深。對顧、謝以這樣
的方式告別人世，我極為遺憾。謝燁是從外表和內心都非常美好的女性，我對
她充滿懷念。不論有多少原因導致這樣的悲劇發生，我無法掩飾對顧城這一行
為的厭惡，我當然遣責他瘋狂式的殘忍。
《英兒》是一部文學作品，是批評家應當嚴肅面對的文本。我們此刻進行
的不是社會評論或道德審判，我們從事的文學批評有自己的任務和要求。但是
《英兒》的非虛構性質以及真實人物事件進入作品，使我們的工作受到了非文
學的干擾。我們的批評活動一開始就陷入困境。我們現今的任務是剝離那些真
實事件對於文本的糾纏，使文學批評的獨立品格得以繼持，儘管這樣做起來有
相當的難度，這甚至包括了閱讀心理。
《英兒》無疑是一部為中國當代文學帶來新意的作品。它的坦露和真率使
人觀感一新——我們的文學被偽飾浸淫已久，我們不能不以嚴肅的態度面對該
書作者自已選擇的生活方式和自以為是的情感性質追求、純真的陶醉和邪惡的
嬉戲集於一身，這作品不顧世間毀譽的率性而為。使人感受到作者創作擁有的
自由心態和獨立精神。情慾的吸引和滿足在這裡被表現得瀟灑而自然。對比這
一時期同時出現的一兩本引起轟動的作品，《英兒》在有關性愛的描寫上是顯
得更有審美價值，儘管人們有充足的理由懷疑激流島上這種三角性愛的合理
性。
迄今為止，我們在中國文學作品中所看到的主人公的愛憎糾葛大體都是虛
構的和被裝飾的，它們有極大的“假想”和“造化”的成份。但《英兒》卻在
相當程度上是真實的和自然的。也許在描寫三人的靈肉關係時，雷這個重要人
物的內心矛盾甚至痛苦受到有意的忽視甚至掩飾，但《英兒》仍然以安“非編
造”的特性而贏得讀者的依賴。這部小說的“實有住”和文學品位的和諧結
合，達到一定的高度。現實故事的發展和作品情節的演進甚至是互相所證的，
令人驚駭的是，事後發生的事件預言般地時時在作品中浮現。死亡和悲劇仿佛
是預設而最終過緒實現的。
顧城的“女兒園”有理想是杜撰的，甚至也是不真實的。他的“天國”仍
然充滿世俗氣並不高雅。他幻想身邊兩個女人的親密相處以及恨自己不是女兒
身，都讓人感覺到某種變異和倒錯，終究是有異於常的。許竟是在這一點上，
《英兒》作者的實踐無意中為文學創作作出了某種“添加”。
顧城對詩的貢獻已為批評界所共認，他的繪畫和小說能力對於大陸讀者都
是初識。小說結構的散文式的組合，敘述語言的優美而詩意，這些特點構成了
《英兒》獨特的風格。
顧城的意義
史成芳：“詩人之死”在今日中國已不是第一次被議論的話題。就顧城之
死本身而論，這是一起殺人事件，與普通的兇殺和情殺沒有什麼兩樣，我們不
能以其“詩人”的桂冠來掩遮其作為殺人兇手的真象。然而，正是在今天的特
殊文化語境中，這一殺人和自殺事件才具有形而上的意義。
詩人，作為荷馬或屈原式的傳統意義的詩人，歷來被譽為神諭的釋解者、
社會的代言人，或者用雪萊的話語是：“無須鳴謝的大法官”。中國詩人們自
覺地肩上“致君堯舜上，再使風俗淳”的道義和責任，成為社會文化方向的指
導者。
詩人的這種超驗的地位第一次傾斜於哥白尼。既然地球不再是宇宙的中
心，詩人們為自己設定的神的代言人地位也就隨之動搖了。然而他仍然是文化
的守望着，他的激情與浪漫仍使他籠罩着輝光。達爾文則徹底打碎了西方的上
帝中心，從此一切崇高和超驗都淪為人和動物的演化進程。生命的擠壓和生存
的嚴酷成為詩人的中心話語。詩人從神的使者變為普通生命。
給予詩人中心地位以致命一擊的當是弗洛依德。自他之後，詩人成為精神
病患者的代名詞。他但無力拯救社會和人類精神，他甚至也無力拯救他自己。
弗洛依德之後，詩人們大多自覺地放棄了拯救、啟蒙等大敘事，他所書寫的只
是他自己的意識和潛意識，他所經驗的事況。如此而已。
屈原死於對真理的追問，王國維則得將自己祭獻於一個逝去的時代。而顧
城，當他完“黑眼睛”的歌之後，實則他已經死了。他不屬於新時代，顧城和
顧城們之死當然也是一個象徵，不幸的是這個象徵的本體和喻體只是同一個：
他們自己，作為詩人群體的他們自身。
懸而未答的問題只有一個：詩人將何為？
啟蒙者的悲哀
祁述裕：顧城《英兒》產生了轟動性的影響。影響的產生不是因為它是
“留學生”文學（象《曼哈頓的中國女人》），不是因為敘述了一個真實的三
角戀愛的故事，主要也不是詩意的語言、清新的意象，而是，作者之死，是殘
殺和自殺構成的血腥行為。從這個意義上，《英兒》的轟動是超越文本的轟
動。
顧城之死是一個歷史時期結束的沉重的迴響，那個以理論家、詩人、小說
家為主導的啟蒙時代的終結。這個時代不僅可以追溯到新時期初的１９７８
年，甚至可以追溯到１９１９年，乃至１８９８年嚴復《天演論》翻譯引發的
橫跨一個世紀的思想啟蒙運動。這場思想啟蒙運動以變革政治，輸入西方學理
為手段，以改變舊中國的經濟關係．進而達到現代化為目的。對知識分子來
說，這一個多世紀充塞着痛苦、焦灼、絕望和希望，但是也同時煥發出激情、
理想、靈感和創造力。因為無論在什麼情況下，戰爭年代也好，“四人幫”專
制時代也好，新時期初也好，知識分子總是或隱或顯地作為社會主角，引導着
社會，知識分子與政治權威總是糾纏在一起，合是糾纏，分不過是糾纏的另一
種表現形式而已。正是這個原因，知識分子，包括顧城在內的朦朧詩人群才表
現出如此崇高的歷史責任感，遠大的道義力量；在他們的詩歌中即使是對社會
最棄絕的詩句也隱含着背後那“肩扛歷史閘門”的神聖熱情。
然而這一切在９０年代以後，尤其是市場經濟理論提出後，已成為古典的
情緒。政治權威正在由經濟權威所取代，思想啟蒙讓位給商品經濟規律，精神
的追求轉化為致富熱情。政治權威的控制力在下降，知識分子由中心退移到邊
緣，這個階層的精神根基被徹底搖撼了。對於仍然沉湎於那時代的許多知識分
子而言，社會主角變易的痛苦是真正的痛苦，這是一種無所作為的狀態。
毫無疑問，顧城是太迷戀那個時代了，他那些明靜的詩句包裹的是渴望光
榮和引路人的心靈。所以，儘管他有着優裕的生活，有着一對如星拱月般環繞
他的女人，有着他詩中的追求的單純和寧淨的環境，然而他不滿足。他真正希
望的是80年代初那份榮耀和名聲；但是他又清楚地看到，那已經成為過去，不
是山水之隔，而是時代的變異。
對過去的迷戀使他成為真正意義上的精神病患者，歷史夢遊人。他企圖用
斧頭和繩索來依復那份光榮表明他清醒的絕望。
顧城之死讓人們看到那些思想啟蒙者背後濃重的封建意識的投影（小說中
主人公對愛妾的嚮往也反映了這一點）。反專制者自身常常是暴力的迷戀者，
顧城只不過以個性化的方式證明了這個不無新鮮的歷史事實。
顧城以啟蒙者的方式了結此生，這多少也是讓人感嘆的悲劇和惡劇。但
是，對市場經濟而言，他和他的小說只具有媒體的作用，不過是一種商品，成
為出版商難得的“熱點”，和能創造高額利潤的新聞。對市民而言，在讀膩了
“名星”、“大腕”以後，再讀讀詩人和他的怪誕也不失為新鮮可口。
超文本的轟動
尹昌龍；超越本文的閱讀，這大約是批評界一以貫之的癖好。無論是從作
家的個人傳記出發，還是從時代的歷史面貌出發，批評界都願意從這些被稱為
“潛本文”的資料中，發現一條通往本文的途徑。這種方法並非沒有道理，尤
其在解讀《英兒》這篇帶着極為強烈、極為真實的自傳體色彩的小說時，我覺
得還是具有較大的可行性和合理性，所以，我寧願偏離開《英兒》這篇小說，
稍稍着眼於對顧城事件的分析，並期望能得到有助於閱讀《英兒》的一些基本
前提。
一個有趣的現象是，無論是喜劇行為抑或悲劇事件，在這個商業主義的時
代里，都可能成為俗文化可供利用的資料。這些資料通過大眾傳媒的製作，滿
足了普通讀者處於基本層次的閱讀期待，因而實現了製作人敘事背後的商業性
目的。１９９３年，《廢都》熱之後大概就是顧城熱了。這兩個現象無一例外
地變成大眾閱讀的對象，如果說《廢都》熱中有某種被誇張過的色彩成份，那
麼顧城熱中則出現了某種暴力想象的色彩。事實上，“性”視角正是《廢都》
被傳閱的根本緣由，而顧城事件在被還原之後則正是基本的暴力放事，雖然這
當中顧城、謝燁分別攜帶三角戀愛的情感已經有效地成為刺激閱讀的觸媒。然
而在這裡我不打算分析《廢都》熱和顧城事件的商業效應，我想研究的是顧城
事件的暴力性根由。事實上，在這一點上，俗文化的讀物比高雅的批評更看到
了這一事件的逼真面貌，因為顧城事件說到底是由兩個在時間上緊緊相連以至
可以並列的事件組成：謝燁被殺和顧城自殺，二者都是以斧頭完成的暴力過
程。無論我們如何從精神意義上對這一事件進行升華，或者從道德意義上對這
一件事情進行批判．如果離開了對暴力性基質的把握和分析，都有可能違背事
件的本來面貌。我之所以強調暴力色彩，是因為從五四以來中國激進主義詩歌
傳統中都有種共同的暴力習性，而顧城因為與這種傳統的聯繫而可以被理解為
這一習性的當代詩人。二十世紀的中國社會，始終處在一系列軍事鬥爭和政治
鬥爭的歷史事件中，暴力性成了其基本的待征，而詩人作為社會的敏感群體，
都有意無意地沾染了對暴力的興趣，無論這種興趣是以現實戰鬥抑或語言抗爭
的形式出現。而這些詩人中激進主義的分子更是凝聚了各種壓力中的焦慮情
緒，這種時候對暴力的崇尚無疑是一種泄導的方式。他們從內在信仰中就有以
暴力來改造社會、解決中國問題的念頭。從早期魯迅為激進主義詩歌奠定理論
基礎的《摩羅待力說》，到五四時代一批激進主義詩人走無政府主義的暴力之
路，再到抗日戰爭時期一批激進主義詩人投身行伍寫出的血淋淋的戰爭詩，都
充滿着強烈的暴力色彩。這一傳統伸到當代，我們同樣可以發現天安門詩歌中
的閃耀的刀光劍影，朦朧詩運動中抗暴尚力的傾向。顧城作為朦朧詩派的盟主
之一，雖然寫出不少溫婉的童話詩，但在一個黑暗時代所積壓的暴力記憶始終
成為他通往童話王國的心理障礙。這種障礙一旦在適當的時飢（比如生存磨
難、情場失意等等）便產生爆發性力量，形成暴力性的毀壞作用。有意味的
是，由於這批詩人的暴力興趣過於強烈，他們往往對語詞中歷儘可能激發的暴
力氣息尤感不足，於是便從想象中的、距離式的語言暴力而走向實際的暴力事
件、從對語言施暴或用語言施暴到對社會施暴、對他人或自我施暴。我總覺得
中國一批激進主義詩人（包括先鋒詩人甚至校院詩人）的死亡事件，並不僅僅
能以自殺殉道的模式來解釋，我想在他們的內心中可能有一個信念：對語言暴
力及其虛幻性的不信任，對實際暴力及其真實性的渴求。這一點信念往往導致
一個怪異的現象，這些詩人不是用語言寫作，而是用身體寫作，通過對自己或
他人的身體進行施暴，來造就一幅最終的暴力作品。從這種意義上講，所謂
“紅色詩歌”或“紅色寫作”，似乎不象一個詩歌現象而更象一個詩人事件，
一種抵達暴力極限的死亡似乎有效地承擔了對力度感的膜拜心情，而用暴力向
死亡所作的最終的挺進，成為這些詩人生前“最輝煌”、“最迷狂”的創作，
至少這些詩人在心中會這麼想。由此我們不難發現，“斧頭情結”作為一種暴
力習性，不僅屬於顧城個人，也許還屬於二十世紀中國激進主義詩歌的某種傳
統。
死者的虛偽
除順馨：《英兒》雖說是顧城、雷米合寫的，但那個“被打開的盒子”所
訴說的死亡寓言，主要是出於顧城之手，而雷米所寫的“篇外：你叫小木耳”
跟英兒和顧城都沒什麼關係，只是文本的“畫外音”而已。不過，顧城在敘述
他與英兒的故事時，受述者卻是雷米，而雷米的受述者則是她筆下的小木耳。
從這種奇特的敘事關係中，反映出的是顧城、雷米、英兒、小木耳這些人物在
文本中和生活中的複雜關係。最遺憾的是，文本中的顧城所寓言的死亡並不僅
是虛構的或臆想的，而成為生活中一場悲劇的前奏。已聽到死神的腳步的顧城
固然實現了他的心願，但仍然享受着人間溫情的雷米無辜的被送進鬼門關，永
遠再看不到她可愛可憐的小木耳。
對於曾經活躍於八十年代初詩壇的顧城的自殺，我無話可說。我想說的是
任何人有權不活，但絕對沒有不讓別人活的權利。生活中的顧城固然扼殺了雷
的生命權，寫《英兒》的顧城剝奪了她的話語權，尤其在有關三角關係的態度
和感受方面。在敘述他對英兒的戀情的時候，顧城只把妻子雷放在聆聽者的位
置，她是他沉默的傾訴對象，在內容上，有關雷的描寫也只是襯托式的，而完
全忽略她應有的角色的感情反應。他幻想的天國的花園，雖然說是純真的女兒
國，但仍然是“菲邏各斯中心”的，男人以他的需要安放女人的位置，英兒是
情慾的花朵，給他的是美的享受（肉體的和幻想的），雷是可敬可靠的大地，
給他以受全和依賴。顧城的占有欲讓他無法容忍英兒的離去和小木耳對雷的愛
的索求。因此，雷承擔的壓力和痛苦可能是雙重的，既來自顧城與英兒，亦源
於與兒子的分離。她的“你叫小木耳”道盡了作為母親的矛盾與寄盼，至於英
兒，她在顧城的筆下是飄忽不定的，只有在她寫的書信中我們才真正感到她的
個性和現實存在狀態。她的離去，可能並不像顧城所認為的純粹利用，或許還
夾雜着她對雷無私的照顧和接納所不過，肯定的是她毀滅了顧城悉心建造的天
國花園，以致讓他暴露了男人的虛偽、軟弱、甚至殘暴的一面。
先於肉體的死亡
尹國均：顧城的死是不是作為詩人的死？如果把顧城構想成一個理想主義
者，一個尋找他理想的王國（“烏托邦”）尋找他們家園的失敗的理想主義
者，他的死是有意思的。但在《墓床》和《英兒》中，我讀到的是理想失改，
無意義的逼迫、空虛而蒼日的顧城；必須直面的生存與理想的矛盾：蒼白無聊
的生後與理想的夢想的境界的矛盾。通過他的詩，尋找不到激情、意義甚至讓
我感到失語的恐慌；他的繪畫、除了表面的裝飾繁複以外，線條毫無生氣與激
情：那些單調的構成裝飾圖案的線條沒有什麼意思，它全是憑繪畫經驗而理智
構成：失語、失去情感、失去激情、失去意義、失去精神、失去土地和家國、
失去那個理想的國度，這對於一個理想主義者，對於顧城這種“童話詩人”已
是致命打擊，從而可理解為顧城的死是必然的：詩人與畫家都是以詩或畫面存
在，否則就已死：世紀末這些詩人們畫家們，離開本土開始了漂泊與放逐。追
尋他們從閱讀與文本構想的王國（比如法國南方阿爾之於梵高：塔希堤之於高
更）：但閱讀中的輝煌與平淡為無聊的生存逼迫；對本土的放逐與本土的依
戀：二十世紀末這批漂泊的人們，他們生活在兩種文化的尷尬夾縫中間：他們
失去了土壤，失去了歷史、時間和痛苦：更可怕的是他們失去了他們的塔希
堤：文字、話語、形式和色彩是需要的激情和思考的，而一旦失去，就已註定
了死亡，至少首先在精神上死亡。理想主義的漂泊者們，他們失去了他們的歷
史與理想、他們怎麼辦？他們怎麼辦？他們所踏實的土地並沒有阿爾的陽光，
塔希堤的伊甸園式的神秘與單純：而是奔忙的生存逼迫，平庸的為生存而匆匆
的真實：而作為激情和文字的基礎的歷史、時間和痛苦，卻由於巨大時間與空
間而失去了情感上的聯繫，一切都化為了一場白日夢而已，那麼活下去是多麼
無聊。而這對於象顧城這樣的活在文字與理想中的人，這種無聊與蒼白就更為
可怕。我認為作為文評我們不一定要去追究顧城殺妻的道德思考：而更重要的
是去理解顧城的夢想與他所面臨的生存，他的尋夢的歷程。顧城在死前近期為
什麼老是寫出死字？可想他已一再面臨死的問題：死之於他，已成了一個時間
問題：一旦一個人失去了他的賴以生存的夢，失去了他追究尋的目的地，失去
他生存下去的理由：死就指日可持了：剩下的只是死的方法而已。事實上，顧
城已死於他死之前，他的幻滅，他的精神已在世紀末的夕陽中先他而而死。
一本值得一讀的書
馬塞迪·阿明：《英兒》是著名詩人顧城在德國寫成的絕筆之作。是一部
真切的情愛許悔錄。它描寫了主人公顧城和兩個女性雷米和英兒在一小島上的
生活，情愛，衝突和陰錯陽差。它是顧城的心理獨白，他渴望愛慕他的兩個女
子互相愛慕。小說中的“顧城”的愛是畸形的。雷和英兒他都愛，但前者是敬
愛，後者是情愛，這種愛情生活就象有妻與妾的情況一樣。雷是他的正妻，是
家庭的象徵，是顧城生活的一部分，而英兒呢，她是妾，是顧城感情生活的主
人，她主宰了顧城靈魂。小說把“顧城”寫得很複雜，是“瘋子”，是“魔
鬼”，“他簡直不是人”。當英兒出走時，他就走上了自絕的道路。我們只要
去除蕪雜的枝蔓，主要的思維就很清楚的，很明了的，很簡單的，無非表達了
男人基本欲望。顧城這個人物是一個靈魂分裂的男人，他在正常的人和非正常
的人之間徘徊，在欲望和理智之間掙扎，在現實和幻象之間雲遊。
《英兒》這部小說成功地、坦率地表現了作者努力偏離社會回歸自然的傾
向，那種苦苦掙扎終告失敗的矛盾、痛苦、絕望相當能喚起現代人的共鳴。它
散發出獨特的魅力。它的層次內容很清楚的，內在涵義比較複雜的。這些都使
《英兒》是一本值得讀的書。
心靈的烏托邦
任一鳴：十多年前，在朦朧詩崛起的時代，那個曾寫下“黑夜給了我黑色
的眼睛，我用它尋找光明”的朦朧詩人顧城．那個曾給無數人以詩美的享受和
光明的憧憬的詩人顧城，在十多年後卻令世人震驚地以年青的生命為代價，而
且以同樣年青的謝燁的生命共為代價，選擇了黑暗。
這是一個普通人的悲劇。生命是寶貴的，不可虛擲也不可輕拋的。我以尊
重生命的信條，或許一個人有權結束自己的生命，但扼殺另一位詩人，一個曾
與之相濡以沫的善良且美麗的妻子的生命，無論是於法律，還是道德，都是不
被見容的——無論如何，這應當是一個正直的人正直的富有良知的判斷。
然而，這一些並不妨礙我們對顧城和謝燁的作品《英兒》做出評價。因為
顧城畢竟是一位詩人。《英兒》也確透露出些許詩人之死的謎底：當歲月無可
挽回地載他進入成人世界後，心靈卻一直還留戀往返於童年的烏托邦——一顆
純真的跳躍的重心與春天草地鮮花合一的美的境界；當生活之船不可避免地駛
入家庭倫理的河道之後，他的心靈卻一直憧憬着浪漫愛情的烏托邦——夢幻般
的三角和諧無瑕愛情的共存，而且，要命的是，他完全把烏托邦當作了現實來
要求，來追求——拒絕長大，拒絕倫理，拒絕庸常——而這一切又是生活所不
可能拒絕的，於是，他選擇了拒絕生活。這，便釀造了一個詩人的悲劇。
或許，顧城之死，與大文化空間——諸如知識分子地位的日益邊緣化，諸
如文學、日益失去其培養大眾價值觀的重要意義，諸如商品經濟帶來的通俗，
庸俗，媚俗的大眾消費文化的蔓延——不無關係。似乎顧城那種幻滅的心態，
與當前流行的一些知識分子的心態頗有相似之處。從這個意義上說，顧城之死
是否具有了預示某種類的命運的形而上的意味？
無法迴避的追問
余崢：我願意認為，顧城的死是“詩人之死”，這是生不逢時、活難覓處
的詩人之死。顧城在天國之夢難圓，俗世之罪難卻的多重矛盾中．接近神諭又
逃離神示，“坐”入了文化轉型場中那個令人悚然的缺席已久的位置。
顧城之死尤其“殺人”，自然不能拒絕道德的追問。但我由此想到本世紀
初的德語詩人黑爾克，作為“詩人”的追求與焦灼，顧城與之頗多相似，但結
局殊異，實在值得回味。他們都追尋“漂移的精神故鄉”，都製造“疊合的女
性神話”。黑爾克一生不斷的“自選故鄉”，顧城選擇“激流島”，都是對故
鄉漂移不定性的象徵指認。至於顧城關於雷米與英兒的女性的疊合神話，與黑
爾克和克拉拉、保拉兩位女藝術家的關係，也恍然如出一轍。
但是，結局卻兩樣。如果只從“詩人”的人事關係看，的確，黑爾克有那
麼多友人、夫人的幫助。一次次平息“無故鄉”的焦灼，保住了他的全部的女
神話；而顧城所企盼的這一切，卻都被殘酷的現實所打破。這—切，事實上昭
示了形而上的意味：黑爾克所處的現代社會畢竟還給詩人遺留着一塊可以逃離
的馬托邦淨土，而顧城所處的後現代文化語境，故鄉漂走，神話破碎，詩人的
時代已近散場。“詩人”還能“何為”？對這巨大的問號，顧城只得以悲哀與
盲目作了最後一“為。”
現實與理想
徐德峰：或許，我們可以對顧城之死作出各種各樣的議論；或許，我們可
以對《英兒》式的“天國夢想”作出各種各樣的評價。我以為，《英兒》的價
值不在於它提供了一種新的生存方式，而在於《英兒》的價值定位給予我們的
啟發。
在當今的文化／歷史現實中，文學的價值定位成為困擾當代作家的一個嚴
峻的問題。在經歷了８０年代以來的一系列文化／話語裂變之後，文學不僅走
到了權力話語的邊緣，而且也走出了大眾話語中心，這使得在中心狀態下所確
立的文學的價值定位失去了應有的基礎，處於邊緣的文學，如何確立自身價
值？幾乎一直在邊緣處進行文學活動的顧城，以他的詩歌創作證實了一點：在
邊緣處，文學是可以獲取自己的價值位置的。而《英兒》這部詩人的小說，則
更為明確地提出了一種價值形態——“烏托邦”。
“烏托邦”的價值，不在於它是否可行，是否合理，而在於它打破世界的
唯一性。它的存在本身，即構成了對現實世界的“對抗”。一旦成為現實，它
就不再具有“烏托邦意義”。顧城之死，與其說是烏托邦幻滅，不如說是他誤
將馬托邦“現實化”。
“自然而然”
——將顧城的兇殺作為剔除感情的文本來讀
陳慧敏：顧城在１９９３年７月１０日在德國法蘭克福大學做的《人與自
然——世界各文化哲學討論會》報告中，指出“自”是本體，“然”是哲學的
態度，他便是運用這樣一個態度來處理本體的。因此他借用莊子《齊物論》中
的思想：“其分也，成也。其成也，毀也。”並說一棵樹被加工成桌子，對於
人，是有意義的，對於樹卻是一個破壞。也就是說將顧城的這個哲學態度與本
體相連時，便必然發現人類無以逃脫的組合，那就是人與樹的組合（顧城有一
幅畫：無端樹上走一遭），人類有着攀援的衝動，喜歡體驗走鋼絲的危險，而
且似乎人的浮躁劣性需要樹的沉靜來反照。
顧城與謝燁似乎就好象是人與樹，謝燁始終是沉靜的地母，這種地母的形
象是以樹為象徵的。
我知道顧城的眼是“用來尋找光明的”眼，而當這種光明無以在人中尋找
時，絕望中他只有向樹索取了。他在小說《我在等待死亡的聲音》中有這樣的
話：“這個時候我覺得有一種新鮮的光明在我心中醒來！一個聲音，我坐在一
棵伐倒的樹上，摸着那棵樹。那種白色的光明在我心中瀰漫，好像穿過一個白
色的池塘，到了一個地方”。接着他又說“一會兒所有的樹都升到天上去跳
舞，它充滿了一種白色的光明。”在他看來，真正的樹是在天上跳舞的，所以
他根本沒有意識到伐樹者是殘忍的。因此斧子與其說是他兇殺的工具，還不如
說是他詩世界的意象。
在《新街口》詩中他這樣說：
“殺人是一朵荷花
殺了 就拿在手上
手是不能換的”
也就是通過殺，他便永遠得到了，所以對於樹是殘酷的，對於人是有利
的。
而謝燁對顧城實在是太重要了，謝燁自己也說顧城離不開她，在《英兒》
里有“雷只要離開我，死就到我面前來了”。不只是他自己感到死的來臨，他
還要把它作為禮物。在《死囚》篇，他說“我需要死，因為這件事對於我，是
真切的，我需要把它給你，因為我覺得這是一個很好的禮物”。
顧城是通過奉送禮物的方式來實現永遠占有的。這裡含有着一種瘋狂，在
《英兒》裡，顧城這樣說過英兒“她喜歡西刺克利夫，又害怕不能容忍”。
如果我沒有理解錯的話，希刺克利夫是艾米莉《呼嘯山莊》的主人公。在
艾米莉的小說中人物與自然是渾然的，充滿了一種病狂。與其說英子喜歡瘋
狂，不如說顧城本身就具有病狂，而這瘋狂恰恰正是符合顧城的“自然”本意
韻。顧的這份本意被他自己認為進入了哲學境界。並說“在哲學境界中萬家萬
物都是自然的表達和象徵，那麼超越語言的表達也就不足為怪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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