BY 大风

第三十八章 云起紫禁城 (下)

第二天清晨，在位于隆宗门五间房的军机值庐内，军机大臣们就辽东有功将士的迁升再次进行了讨论。

　　对刘坤一、长顺、魏光焘和李光久等人的迁升及封赏，众人很快就取得了一致意见，可对于冯华这些军机大臣们再次发生了激烈的争论。虽然因为知道了太后的想法，徐用仪、孙毓汶等人在破格擢升冯华的问题上不再阻挠，但在冯华的具体任职上几个人的意见再一次出现了不同。

　　翁同龢奏道：“皇上，直隶提督叶志超现已革职逮问，遗缺可由冯华递补。”

　　他的话音刚刚落地，徐用仪马上跪奏道：“皇上，不可啊，此事万万不可！臣以为直隶乃拱卫京畿的重地，提督之职须由忠勇可靠之人担任，方为妥善之计。”

　　“冯华为国为民出生入死、血战辽东，大家都有目共睹，此等忠勇之士不可靠，谁人可靠？”翁同龢反唇相讥道。

　　看到翁、徐二人又要争论起来，不明就里的恭亲王奕訢虽然对徐用仪、孙毓汶三番五次阻挠对冯华的任用不满，但也觉得冯华担任直隶提督有点儿不合适。咳嗽了一声，他上前奏道：“皇上，老臣有话要讲。”

　　看到满脸皱纹，花白胡须的皇六叔给自己跪下，光绪皇帝忙说道：“恭王爷不必多礼，有话请讲。”

　　奕訢道：“冯华虽功在社稷，然毕竟任职时短，一下子即委以直隶提督的要职并不妥当。臣以为直隶提督遗缺可由聂士成递补，卫汝贵日前已被斩首菜市口，河州镇总兵遗缺可由冯华递补。”

　　这一番话，说得在座的大部分人都纷纷点头，觉得提议甚好。

　　翁同龢其实也知道由冯华出任直隶提督的可能微乎其微，之所以还提出来，一方面是抱着个能争则争的想法，另一方面则打着以进为退的算盘，希望在总兵的任命上能多掌握一点儿主动。见此情景，他再次奏道：“恭王爷所言极是，聂士成也确是直隶提督的恰当人选。但是，臣以为我朝主要衅端来自海疆、来自东北边境，将冯华的这样一支精锐之师放在陕西有点儿可惜了；况且现在辽东倭寇还需冯华之威予以震慑。”

　　虽然翁同龢绕个圈子反驳了自己，恭亲王倒也不以为忤，反觉得翁同龢的观点不是没有道理，只是东北不设总兵是祖宗定下来的规矩不能违背，一时间他也不由得沉吟起来。

　　奕訢心中顾虑的事情早有庆亲王奕匡和孙毓汶抢先说出：“皇上，东三省不设总兵，这是祖宗立下的规矩，万万不可违背！”

　　由于早已与翁同龢统一了意见，光绪闻听此言也点点头：“祖宗的规矩确实不能轻易废除，不过当此国家危难之际，有些事情也不可过于墨守成规。朕到有个想法，可以在直隶临榆加设一个新的镇台，任命冯华为总兵，各位爱卿以为如何？”

　　“皇上圣明，此乃一举两得之法，臣以为这个提议甚妥。”光绪的话音刚落，因为资历浅很少在军机会议上多说话的文廷式立刻站出来支持光绪的意见。

　　翁同龢、恭亲王奕訢和李鸿藻也随后附和起来，而翁同龢更是将此事的利弊分析的清清楚楚，当然是利多弊少了。

　　虽然隐隐感到这样的处置还是有所不妥，但庆亲王奕匡、徐用仪和孙毓汶一时之间也想不出合适的反驳意见，看到众人都不停的点头称是，他们也就默认了这个提议。

　　当下，按照刚才会议商定的结果，光绪皇帝命令李鸿藻拟定对辽东大捷有功之臣的任命封赏诏书：两江总督、节制关内外防剿诸军特命钦差大臣刘坤一抗倭有功，特旨加衔少保；吉林将军长顺指挥有方，调任盛京将军（吉林将军和黑龙江将军俱受其节制）；节制关内外防剿诸军特命帮办大臣宋庆加衔太子太傅；节制关内外防剿诸军特命帮办大臣吴大澂加衔太子少师；新疆布政使魏光焘和浙江按察使李光久作战有功，分别升任闽浙总督和浙江布政使；吉林防军统领冯华战功显赫，破格擢升冯华为正二品临榆镇总兵之职；前金州副都统连顺戴罪立功，精忠报国，官复原职仍为正二品金州副都统；擢升贺国光为锦新营口道，加正三品按察使衔；邢亮、李九杲为从二品副将之职；周天宇、黄德贵为正三品参将之职；林喜、萧山、冯德麟、刘三林、郑偃武和王英楷（此前，在王英楷的要求下，海城商团已经全部并入远征军。由于留守龙口街的义勇军在第三营的基础上，又新扩编了第五营，因此王英楷所部暂时编为义勇军第六营）等六人为从三品游击；张立三、张作霖、孙宝义、丁方、王承斌等五人为正四品都司……自冯华以下二十五人俱受盛京将军节制……

　　听完庆亲王宣读拟好的诏书，众人都没有异议，只有徐用仪又来多事：“金州目下还由倭寇占据，臣以为连顺可改任锦州副都统。”

　　这徐用仪是想起太后“小心驶得万年船”的话，觉得连顺这个人虽然脾气又直又倔，前一段儿又阴差阳错的与冯华搅在了一起，但到底是蒙古镶黄旗人，而且他对大清绝对忠心可靠，由他在锦州就近监视冯华更为方便。光绪皇帝倒也觉得连顺改任锦州的话有道理，这连顺既官复原职，金州还被倭寇占据着，何必再给个虚无缥缈的空职位呢？也就同意了。

　　光绪亲政后，由于慈禧不愿意放权，以皇上亲政伊始，诸事生疏为理由，规定凡是经过皇上朱批的奏章和军机草拟的谕旨，事后都要送到储秀宫，由太后复阅以资慎重。因此虽然军机处已经定下了封赏刘坤一、长顺和冯华等人的谕旨，这道奏章还是照例被送到了储秀宫。不过因为皇上事先已经请示过她，慈禧只批了个“知道了”，就算是恩准了。

　　由迁升冯华引起的一场风波，终于就这样暂时风平浪静了，可对于中日战争“是战还是和”的问题却在军机处中引起了一场更大的争论。而已经偏离原有轨道的历史车轮，由于鞍山、牛庄、营口和田庄台得以保全、长顺调任盛京将军（历史上，本来是由黑龙江将军依克唐阿调任盛京将军）和吴大澂等人没被革职反而得到封赏，而朝着偏离的方向继续地向前滚动着。

　　义勇军在“辽河平原战役”中的三战三捷，不但遏制住了中日开战以来清军连战连败的颓势，使低迷的大清国势为之一振，而且亦为义勇军今后的进一步发展壮大赢得了有利的条件。上至帝王贵胄、封建士大夫，下至工商学子、贩夫走卒，几乎所有的人都对冯华和他的义勇军所取得的出色战绩交口称颂，一时间朝野之间主战的言论又空前高涨起来。

　　其实，早在1895年2月13日，原先的和谈代表张荫桓和邵友濂被逐回国后，清政府就重新下达了以李鸿章为头等全权议和大臣的任命，并同时下令开复李鸿章的一切处分，赏还了顶戴花翎和黄马褂。

　　这一段儿时间，主战派与主和派本来就围绕着割地和赔款等问题展开了激烈的斗争，现在由于“辽东大捷”的出现更是让两派之间的争论白热化了。

　　3月10日，军机值庐的所在地隆宗门五间房。

　　激烈的争论已经是第三天了，对于“是战是和”几位军机大臣还是没有辩出个所以然来。

　　“诚然此次辽东大捷给了倭寇以极大的重创，可我军的损失也极大，只能说是一场惨胜。先不说魏光焘、李光久和依克唐阿所部在此次战役中的惨重损失，就是我们倚为长城的冯华所部，三战之后伤亡率也高达两成多。虽然朝廷在辽东的兵力仍占上风，可除了冯华的远征军，其他各部的战斗力又能有多强，这可不是仅凭几场胜仗就能改变的。况且辽东并不是日军的进攻重点，他们的主力完全集中在了山东。我军在山东战败后，直隶平原已无险可守，京畿也暴露在日寇的刀锋之下。如果战事再起，谁能保证我国不会遭受更大的损失？谁能保证如此有利的和谈局面能够再次出现？”针对刚才翁同龢、李鸿藻的主战言论，徐用仪再次进行了针锋相对的反驳。

　　听了徐用仪的话，翁同龢心中也明白他说的不无道理：自中日开战以来自己一力主战，可对日作战的连续失败，也让他对继续再打下去心里没底。如果不是这场迟来的胜利、不是刘坤一向他宣扬的“持久战”理论打动了自己，他本来也是主张“和战并行”，通过在战场上给日军的压力，为议和创造更有利的条件。可是现在,自己从刘坤一那儿听来的一些关于“麻雀战、袭扰战、举国动员将日本拖进战争泥潭……”的理论,明显无法让大多数人认同。虽然外面的舆论、相当多的官员和绝大部分的百姓都支持继续将战争打下去，可军机处里除了自己和李鸿藻、文廷式及尚未表态的恭亲王奕訢外，其余的人都坚决予以反对。这个恭亲王真不知道他是怎么想的，自己和李鸿藻当初之所以保荐他复出，就是希望能增强主战派的势力，可他却每每在关键时刻让人失望，这一次希望他能同意自己的意见。想到这里，翁同龢不由得抬起头看向恭亲王奕訢。

　　这恭王爷是三朝的辅政王，颇为慈禧太后猜忌，宦途蹉跎三起三落。朝鲜时局紧张时方被皇上重新启用，入主军机处。

　　对日宣战之前，光绪曾经征求过奕訢对战与和的看法，当时君臣有这样一段对话：

　　光绪问道：“朕想知道恭王爷有何见解。”

　　奕訢说：“和就是向倭人妥协，大清的朝鲜宗主国地位将永远消失。当然，如果失去这些就能永保江山永固不受侵略也还值得，可是倭人早有窥视我国领土的野心，琉球、澎湖之争就可见一斑。如今，倭人只是以朝鲜之乱为借口挑起战火罢了。今天不打，他们早晚也会以朝鲜为跳板入侵我疆土，那时人家骑到我们脖子上拉屎，我们打不打？”

　　光绪听得频频点头：“皇六叔说的对，既然与倭人这一仗早晚都要打，那就晚打不如早打！”

　　由此可见，奕訢对日本的侵华野心洞若观火，是支持皇上抵抗外辱的，不然光绪也不会请他出山。只是随着清军海上、陆上一败再败，把奕訢当初誓与倭人搏一搏的勇气完全消磨掉了。与其让人家摧枯拉朽般的打到北京亡国灭种，还不如忍辱负重，以图东山再起，这就是他威海战役之后的想法。

　　看到翁同龢期望的眼神，奕訢知道翁大人希望能够得到他的支持。他的心很乱，他何尝不希望把侵略者赶出国门，向外国人表明我大清朝是敢于反抗、能够抵御侵略的。可是眼下，除了冯华的军队以外，他对大清所有的军队都失去了信心。孤掌难鸣，独木难支呀！与其把军事上的这点儿希望拼掉，不如好好地保护它，卧薪尝胆，十年、二十年、三十年，总有复兴的一天！

　　想到这里，他咳嗽了一声，所有的人都知道恭王爷要说话了，每个人都竖起了耳朵。

　　“皇上，老臣思虑再三，还是觉得以战促和为上计，毕竟局部的几场胜利并不能完全改变我大清整体的不利局面。冯华所部虽然能征惯战，但就那点儿人，总不成哪里守不住就把他调过来吧！至于翁大人说的把倭人拖进持久战的泥潭，理论上虽好但毕竟没有实战过，臣心中没有十分把握，还是要慎重。”奕訢当然不懂人民战争的理论，更看不到人民群众的力量，他不想冒险把辽河战役得到的来之不易的胜利断送掉。

　　恭亲王的一番话除了让翁同龢与李鸿藻特别失望外，亦在光绪皇帝心中掀起了滔天巨浪：说句心里话他比任何人都渴望能赢得这场中日战争，他从小受翁同龢的教诲，立志要中兴大清，可是现时的情况却异常残酷。虽然亲政好几年了，可实权还是掌握在太后手里，自己每做一件事没有太后的同意几乎寸步难行。这次中日间的磨擦开始后，自己在翁师傅和李鸿藻等人的支持下一力主战，本想通过一场胜利使这种局面能得到一些改变，谁知结果却是一败再败。别说自己已经对战争的结果失去了希望，就连翁师傅也是除了积极奔走努力外，其余皆一筹莫展。如果不是冯华的出现，现在这些争论根本都不会有，大清还有什么资本可以再战？难道真的要采用刘坤一所奏的发动百姓（冯华是指动员人民的力量，而刘坤一理解的不过是像当年曾国藩那样利用士绅大办团练）让日寇陷入战争泥潭的方法吗？这种方法听起来很新鲜也很诱人，可是连官兵都打不赢倭贼，靠老百姓能管用吗？

　　在心中微微的轻叹了一声，光绪皇帝从沉思中回过神来。看到李鸿藻和孙毓汶仍在互不相让的争论，他不由得有些烦躁：照这样争下去，怎么都不会有结果。其实恭亲王和徐用仪他们说的也挺有道理，这是一场国与国之间的战争，只有冯华的一支部队能打，是不会起到根本作用的。

　　无奈的向着众位军机大臣摆了摆手，光绪提高声音说道：“诸位爱卿先不要争了，我看此事再争下去也争不出个所以然来，一切还是请太后定夺吧！”

　　军机会议散后，光绪与翁同龢一同来到了毓庆宫御书房。师徒二人把当前的形势又分析了一番，都觉得仅靠刘坤一提出的那些继续打下去的理由不但很难赢得多数人的支持，而且在太后那里也绝对通不过（是啊！就连他们也不是真正被说服了，更何况其他人），不如还是执行以前提出的“和战并行”策略……

　　太后那里当然还是与徐用仪、李鸿章的观点一致：见好就收，不宜再战，再败而议和更难。因此当天就下达了谕旨：命李鸿章三日后启程议和。

　　3月11日夜（农历2月15日），银镜似的明月向大地撒下了一片晶莹的月光，户部尚书、帝师翁同龢的府内迎来了一个稀客，头等全权议和大臣李鸿章。

　　双方分宾主落座后，李鸿章也未过多客气就直奔主题而来。只见他一拱手道：“翁大人，虽说你我向来在很多问题上意见不一致，可我知道你素怀赤心报国之志，亦是想让大清在洋人面前抬起头来。这次议和，倭寇摆明了就是想让我们割地赔款，我今次冒昧前来，亦是想听听翁大人的意见、想法。”

　　“李大人客气了，其实我对你也是十分的佩服。当今朝廷上下能有李大人如此见解者可谓凤毛麟角，我亦在很多方面不如多矣，只是我不明白为何在‘战和’问题上大人如此的谨小慎微，岂不知倭人乃是贪得无厌之辈，越退缩就越得寸进尺？”看到李鸿章主动前来，翁同龢又忍不住提出了他自己的观点。

　　苦笑着摇了摇头，李鸿章答道：“翁大人，我何尝不知倭人的狼子野心？早在十年前我就说过，倭人将来必是我大清心腹之患，谁知这一天来的是这样快？唉！只是在和战这个问题上我们是‘仁者见仁，智者见智’谁也说服不了谁，今天不谈这个，还是说说这次议和的事吧？”

　　也无奈的笑了笑，翁同龢正色道：“即使是多赔偿一些银两，也万万不可割地，台湾万无议及之理，舍弃台湾，失去民心！这一点还要请李大人多加‘留意’……”

第三十九章 三岛闻惊雷

　日军在攻下威海，覆灭了整个北洋舰队之后，他们当初制定的直隶平原登陆决战计划，实际上已经完成了初步的战略部署。而满清政府不但丧失了他们的最后一点儿资本，而且也让京津地区直接受到日军海、陆两方面的威胁。

　　面对着军事上的连续胜利，日本国内的狂热气氛愈加浓烈起来，可以说上自达官显要，下至百姓平民全都迷惘在扩大对华战争的狂热氛围中。那些大本营的将军们一面恫吓要组成“征清大总督府”，鼓吹抽调后备师团进入直隶作战，一面又掀起一片割地索款的叫嚣。有人主张除让清国割让辽东、台湾之外，还要割让东北领土；也有人提出高达十万万两白银的赔款要求；更有人叫嚣着占领山东和舟山，好战者的狂热和侵略者的贪婪表现得淋漓尽致。

　　可是“辽河平原战役”日军的完败，给头脑发热的日本人迎头泼下了一盆冷水。日本不但未能在谈判桌上多赢得一些筹码，而且还将已经确立起来的对清国的全面优势丢失了不少。在即将开始的日清谈判中，以前的那种完全藐视对手、压倒对手的局面也将发生改变。

　　当辽河会战中日军的一连串惨败，尤其是第九混成旅团几乎全军覆没、陆军精英大岛义昌少将阵亡的消息传来时，立刻就在日本国内引起了不亚于八级地震般的冲击；陆军医院不断增加的伤病将士，也似乎在告诉人们战争进行的不太顺利，整个东京城、甚至整个日本都笼罩在一片愁云惨雾之中。

　　在东京的大街上，来往行人如丧考妣；许多店铺不知什么原因紧紧地关闭着，寺院中僧侣们忙着接待前来祭奠战殁者亡灵的人群。从日比谷到上野大街再到上野花园，到处都聚集着手拿报纸、神情沉重谈论战争的人们。尽管不时也有一群群挥舞旭日旗的右翼分子，高唱着《君之代》歌曲，呼喊着“打进北京城，杀尽支那猪猡！”的口号招摇过市，但过往的行人已不像先前那样情绪热烈。人们好像在一夜之间就失去了围观助威和鼓掌叫好的兴趣，他们议论更多的是那些失去了亲人、丈夫、儿子和父亲的家庭会怎么样？忧心忡忡地互相询问为了这场战争究竟还要死多少人？在平民百姓中好战的情绪已经随着自身遭受的痛苦发生了根本的变化，更多的人对战争前途充满了担忧，甚至是恐惧。

　　曾几何时，三个月前在东京举行的那个有着40多万人参加的庆祝日本陆上、海上战胜清国盛大庆典的欢呼、狂热，如今已经荡然无存。当时，许多日本人在竹竿上挑着用纸糊成的人头，人头后脑拖着用染成黑色的柠麻搓成的发辫，颈项还被涂上猩红的、血淋淋的颜色，借以表示被斩首的清国人。这种充满血腥味道的庆祝方式，居然引得成千上万围观者哄笑、赞美和喝彩；现在该是轮到他们在想着那八千多名已经命丧黄泉的大和孤魂、三岛野鬼何时才能魂归故土。

　　几个月以前，那些有亲人在中国作战的家庭，都感到无上荣耀，脸上颇带着顾盼与自得，连说话的嗓门都比一般人高出几分。现在则是忧心焚焚，早晚祈祷，希望神佛保佑他们的亲人早日平安归来。“几不所欲，勿施于人”，他们现在终于也感受到了自己发动的战争所带来的苦难和痛楚！

　　皇宫外墙上，三个月前围缀在明治天皇和皇后肖像四周的那些被称为帝国之花的黄菊花已经枯萎。用花朵组成的“武运长久”四个大字，显得蔫蔫巴巴的，早已没有了此前的生机。不知什么时候，那个组成“久”字右边一捺的一串花朵被风吹落，像是个被活生生砍掉一条大腿、站立不稳的侏儒。

　　其实日本侵略中国的想法酝酿已久，在国内早就有其广泛的思想基础。远在明治维新以前，就有人狂热地鼓吹侵略中国，吉田松阴即是其中最著名的一个。他在著作《幽囚录》中说日本“今宜急修武备，……谕琉球朝贡，会同各诸侯责朝鲜纳质奉贡，如古盛时。北割满洲之地，南收台湾、吕宋诸岛，渐示进攻之势”。又说日本“割取朝鲜，满洲，并吞中国，所失于俄美者，可取偿于朝鲜满洲之地。”桥本左内也认为“如不兼并中国、朝鲜的领土，日本就难以独立”。

　　吉田、桥本都是幕政改革派，吉田更是著名的思想家、明治维新的先驱者。日本维新的开国元勋山县有朋、木户孝允、伊藤博文、井上馨等都是他的门徒，曾接受过他的教诲。由此可见吉田对当时日本影响的深巨。

　　伊藤博文1892年8月上台后，为了摆脱困境，转移国内斗争的视线，伊藤内阁最终与军部中的军国主义份子结合到了一起，共同走上了发动对外侵略战争的道路。

　　可现在面对着日军在辽东战场上的失败，虽然还有许多日本人仍然对战争狂热无比，但是已经有人开始对是否应发动这场战争和日本今后的发展方向到底该如何走产生了置疑。巨大的冲击波，不但在民众中产生了强烈的震动和反思，更在日本大本营中引发了当政者之间的激烈争吵。

　　内阁中以首相伊藤博文和外相陆奥宗光为代表，指责陆军只知道进攻、进攻、再进攻，没有很好的把握战争进程，使日本失去了最大限度利用谈判桌获取最大利益的机会；而小松亲王和力主坚持辽河作战，进攻山海关的前枢密院议长兼第一军司令、现陆军监军山县有朋大将则反唇相讥，批评政客们不懂得利用政治对清国施加压力，只是一味的和谈，错误的引导了舆论和国民的思想，延误了最有利的战机。

　　伊藤博文与山县有朋的矛盾由来已久，在山县有朋担任陆军第一军司令时，他就竭力主张进行进攻奉天的冬季作战，他不等大本营批准，就独断决定北上进犯海城。占领海城后，他又鼓吹进攻山海关，进入直隶作战。

　　山县有朋的一意孤行，不仅令大本营不快，也让伊藤博文十分不满。一直以来，作为内阁首相的伊藤博文都坚决反对进入直隶作战，他的理由有两点，一是担心引起列强干预；二是害怕日军陷入“暴民四起”的境地。正当双方唇枪舌剑争持不下之际，恰好山县有朋宿疴复发，伊藤博文借机请天皇睦仁钦赐诏书，召山县回国“养疴”，并免去了他枢密院议长兼第一军司令的职务，由第五师团长陆军中将野津道贯接任第一军司令官职务。

　　此刻，山县有朋看到伊藤博文利用辽河战败之机再次对自己发难，不禁勃然大怒：“正当皇军风扫残云般扫荡支那军队的时候，一些别有用心的人却鼓吹和谈，动摇了前方将士的军心，影响了帝国的圣战，这样的人就是大日本帝国的叛徒！”

　　论起斗嘴，这位前首相哪里是伊藤博文的对手，他讥讽山县有朋：“山县君不是赳赳武夫，应该知道政治是什么？作为政治家或者是军事家都应该知道这个世界上不是只有大日本帝国和清国两个国家？应该视野更广阔，明白俄国人是什么想法？清楚德国人有什么打算？懂得法国人是什么态度？还要知道英国人和美国人又想从中得到什么好处？”一连串的问号，把山县有朋问得张口结舌。

　　小松亲王虽然不满意伊藤的咄咄逼人，但因为明治天皇没有表示态度，他也不方便直接出面为山县有朋辩护。为了转移矛盾焦点，本来就对情报机关不满的小松亲王一下子把目标转向了陆军参谋本部情报局长荒尾精和海军军令部第二局长岛崎大佐。

　　由于日本对华的间谍活动是由大藏省首先发起的，长期以来大藏省对情报工作有很大的发言权，甚至于是决策权。所以说以小松亲王为首的军方其矛头仍然是对准了内阁。

　　他说：“我要强调的是我们的情报工作非常滞后。大本营至今没有冯华和义勇军的第一手资料，我们前线的部队如同盲人摸象，对敌人的情况一点儿也不了解，如何能够打胜仗？”

　　辽河战役之后，陆军对情报部门的不满情绪越来越大，小松亲王这么一开头，批评的声音如同决堤洪水滚滚而来。

　　辽河作战的部队绝大部分都隶属于陆军第一军，山县有朋的心腹爱将大岛义昌就是在辽河作战中阵亡的，对此他感触颇深：“不错，在满洲战场上的师团、旅团司令官们都不知道清国陆军中有义勇军这个番号；更不知道清国陆军中还有一个叫冯华的将军，我们的情报工作做得实在是太差了，情报部门应该对帝国陆军在辽东战场上造成不可估量的损失负责任！”

　　刚刚回国述职的陆军少将立尚见文更是以亲历其境现身说法。他说：“冯华义勇军出现在战场上非常的突然，事先没有一点儿征兆；再加上我们对义勇军的部队编制、战术特点和武器装备一点儿也不了解，这是辽河战役失利的主要原因。这说明情报部门对敌军的情况一点儿都不清楚，这是情报部门的严重失职！”

　　面对劈头盖脸的批评，荒尾精也很委屈：其实早在中日战争刚开始时，他派到吉林的谍报人员就了解到在挥发河地区出现了一支战斗力较强的团练武装。他们接连消灭、击溃了好几股受日本援助、支配的土匪，只不过一来这支团练人数不多，二来打赢几股土匪也没什么了不起，他们并没有对义勇军做进一步的关注。浪子山战役后，情报部门从清国兵部的战报上发现了一支来历不明的部队，经过分析他们确定这就是冯华的义勇军。虽然由于义勇军人数较少，自己确实未予以重视，但情报部门还是向大本营做了报告，只不过也同样没有引起大本营足够的重视。关于对义勇军的编制、武器和战术特点了解不够，自己也没有办法，派到满洲的谍报人员就那么多，而压在头上的任务又如此之重，在各方面都不够重视的情况下，忽略了这方面情报的收集也属正常。

　　职务低微的荒尾精如何敢在小松亲王面前为自己辩护，只好求助似的看着陆军参谋次长川上操六中将。主管陆军情报工作的川上操六此刻处在很微妙的位置，他既是属于军方集团的一员，又因工作关系与大藏省有着很密切的联系。他对大藏省迟迟不追加对情报工作的拨款非常不满意，于是趁此机会把矛头也指向了内阁成员、大藏大臣松方正义，指责大藏省调拨情报经费不足，直接影响了对华谍报工作的开展。

　　其实大藏省也有自己的苦衷，自中日开战以来，军费开支直线上升，既要增加军火生产，又要征招预备役兵员，同时还要维持前线庞大的战争支出，财政收支已经入不敷出。战争开始后，日本所耗军费已经超过一亿日元，而那时日本全年岁入也不过八千万日元（当时约合白银四千五百万两），真不知清朝的决策者如果知道这种情况后该作何想。

　　内阁与军方的争吵如狗咬狗似的没完没了，最后明治天皇不得不出面制止了这种无尽无休的混乱局面。而会议的结果，由于天皇对战争的支持，最终还是强硬派的观点成为了主流，他们认为：胜负乃兵家常事，中日战争的天平仍然大大地向着日本倾斜。尽管日本目前面临着一些困难，但仍然有足够的力量打进北京，必须立刻发布向京津地区进攻的动员令。

　　在战争狂热分子的一片叫嚣下，日本大本营作出了如下决定：“鉴于清国北洋舰队全军覆没，大本营‘作战大方针’第一期作战计划已经顺利实现，现将开始在直隶平原与清军进行主力决战的第二期作战计划。其部署如下：一、以“山东作战军”大山岩大将为首，组织‘征清大总督府’，制定直隶平原作战计划。同时从海上和陆上作出进攻直隶的作战姿态，并在适当时候给清国以雷霆一击；二、立刻组织陆海混合支队南进台湾，为即将到来的和谈创造事实上的优势。”

　　对于战争前景的看法，虽然在日本统治集团内部开始渐生裂痕，但狂热的强硬派仍然占据着上风，这也预示着日本人无论在战场上，还是在谈判桌上还会继续采取咄咄逼人的进攻姿态。

　　“澎湖历来为台湾之锁钥，欲据台湾必先得澎湖”，这是日本大本营早就确定好的对台湾作战的设想。为此，日本大本营决定首先派出一支陆海混合部队先行占领澎湖。

　　三月十五日，由三个步兵大队、一个炮兵中队和吉野、浪速等八艘军舰组成的日军进攻澎湖混合支队五千人，在后备步兵第一联队长比志岛义辉指挥下，从佐世保军港出发向澎湖进犯。

　　受到普遍指责和批评的日本谍报机关也进行了深刻地检讨，在大藏省追加了情报经费后，陆军参谋本部情报局从日本本土、朝鲜、上海、天津和汉口抽调了大批间谍进入奉天、吉林。日本在中国东北针对义勇军的间谍活动进入了活跃阶段。

　　而此时正在牛庄西南一带修整的义勇军，由于辽东三战三捷带来的巨大声望，又得到了一次发展壮大的有利契机。王英楷在参加义勇军后做的第一件事就是向冯华提议，应利用当前的有利时机迅速扩大义勇军的军事力量，他说：“对于倭贼，奉天百姓无不痛恨之极，倭贼虽百计利诱，各地犹皆私立团防以拒之，若果能因势利导，辽东、辽西则遍地皆兵。”

　　经过仔细商议，冯华、邢亮和李九杲等义勇军高级将领采纳了王英楷的建议。他们一致认为虽然部队扩编会进一步增加义勇军后勤补给的困难，但是为了义勇军今后的进一步发展，还是应在保证士兵基本素质的前提下，利用此难得的机会极力扩大部队规模。

　　实际情况也确如王英楷所料，在海城商团加入义勇军的带动下，以及义勇军准备扩军的消息传出后，牛庄、海城和鞍山等地的很多民间自发抗日武装（包括一些土匪武装）都纷纷要求参加义勇军。

　　其中规模最大、最有名的是在辽东岫岩东南一带活动的一支由桂花岭煤矿矿工组成的乡团武装。他们自去年十月中旬至下旬，对于来犯的日本侵略军极力堵御，以抬枪、土炮毙敌无数，与倭寇相持甚久。岫岩陷落后，数月来他们转战南千山山区和大洋河南北，四处游击袭扰倭寇。如今这支近700人的矿工武装，在首领马成玉的带领下，辗转数百里来到狼岩寨，要求参加义勇军。短短十余天功夫，远征军的人数就急速扩大到7500多人，整整增加了一倍有余。

第四十章 辽东战未休

正当义勇军忙着扩军之际，皇上封赏辽东有功将士的谕旨也传到了辽东。由于这是中日开战以来独一无二的最高奖赏，所以自刘坤一以下，人人皆兴奋不已。

　　冯华对此也非常满意，但决不是因为自己成为朝廷二品大员而心满意足，他是由此看到了义勇军发展壮大的远景。要知道，蓟辽走廊向来是东北与关内的重要通道，临榆更是扼着榆关道最脆弱的咽喉地带；而贺大哥又授职锦州，可以说蓟辽走廊的中段地区已全部控制在义勇军手里。

　　当年袁崇焕抗击皇太极就是在锦州、宁远和山海关构筑了蓟辽走廊三条防线，遏制住了后金南下中原的喉咙；而解放战争中，毛主席在制定辽沈战役实施计划时也曾说过“锦州一拿下来，这一局棋子就全活了”。

　　自明朝中叶以来，锦、榆战略要地的重要性是不言而喻的。况且辽西地区还是东北的重要产粮区，当年就有“填不满的山海关，拉不败的中后所（即绥中县）”之说。辽西距当时的新兴工业重镇、自咸丰年间就被称为东北最重要商埠的港口城市营口也不甚远，这都会给义勇军的发展提供有力的支持。在干部会上，冯华的一番分析（辽沈战役一段没有讲）让李九杲和义勇军的所有干部都对未来充满了信心。

　　就在大家还沉浸在义勇军正在走向发展壮大的快乐之中时，朝廷派李鸿章与倭寇议和的消息又传到了。虽然也在意料之中，但冯华、邢亮和所有的远征军将士仍然非常失望，义勇军的艰苦奋战和800多名将士的生命最终换来的竟然还是议和。冯华知道：只要进行议和，这场甲午战争中国最后的一线胜机也将彻底失去，辽东大捷的胜利只不过会让中国少输一些罢了。

　　虽然对失去在甲午战争中战胜日本的机会有些遗憾，但冯华也知道眼下的形势已经是自己所能求得的最好结果了，满清朝廷的决策并不是自己所能左右的。目前，义勇军最需要做的就是不断增强自身的实力，确保部队健康稳定的发展。

　　义勇军人数的大幅增加虽然看起慈靡逵戮�势力大增，但冯华清楚的认识到部队的实力根本没有实质性的提高，甚至可以说还有些下降。无名洞先进武器弹药的匮乏，已经让义勇军的战斗力降低了不止一个档次，而且新加入的这些部队几乎都没有经过正规训练，只是一群乌合之众。另外，还有一个问题也是冯华不得不慎重考虑的，义勇军的扩编（包括以前和现在）实际上还存在着一个重大隐患：那就是由于很多人都是带着部队来的，这将不可避免的带来山头主义和派系之争。这个问题由于以前部队规模小还不很明显，可是现在部队已经到了加速发展的阶段，如果不能很好的将军队中的军阀主义倾向杜绝，它不但会极大的影响今后军队的战斗力和凝聚力，亦会成为制约义勇军发展壮大的一颗毒瘤�?p>　　“长痛不如短痛”，冯华意识到这次扩编在带来许多问题的同时，也带给义勇军一个彻底解决隐患的良机：可以通过对部队进行重组，将部队的建制全部打乱再次整编，将山头主义和宗派主义的萌芽遏制在摇篮中。

　　在进行了一番诸如部队建设、人事管理和军队法纪等方面的准备工作后，义勇军对现有部队进行了大规模的重组整编：远征军总指挥冯华、副总指挥邢亮兼政治部主任、副总指挥李九杲兼参谋长（连顺由于已官复原职，只待伤势好转之后即赴锦州上任），副参谋长兼情报部部长黄德贵；下设三个步兵团（由于人数不足，除一团以外，二、三两团每团暂为两营），团长分别为林喜、张作霖、王英楷；鉴于“辽东大捷”中骑兵大队发挥出的重要作用，将骑兵大队扩编为骑兵团（马匹尚有所欠缺），团长萧山；一个炮兵团（包括原先的迫击炮营、利用缴获日军大炮组成的炮二营和用放在龙口街的山炮、野炮组成的炮三营），团长刘三林；一个特种大队（团级编制），大队长孙宝义；一个警卫大队（团级编制），大队长冯德麟；新成立的后勤部，由于部长郑偃武远在龙口街，暂由副部长王承斌代理部长，专门负责后勤辎重和医疗卫生等事宜。另外，以龙口街的三营、五营为班底，再加上周围地区的团练组成独立团，团长张立三，副团长杜桂平（原龙城团总）。至此，义勇军完成了自成立以来最重要的一次改编，义勇军总人数（包括独立团）已达9000人，为将来的发展打下了一个坚实的基础。

　　朝廷虽然最终并没有采纳自己“持久战”的作战方针，但刘坤一经与宋庆、吴大澂、魏光焘、李光久和冯华等人商议后，还是决定要利用当前辽东战局的有利形势继续给日军以军事压力，为即将开始的中日和谈创造有利条件。

　　3月16日，为了就近指挥对海城日军的再次围困，节制关内外防剿诸军钦差大臣刘坤一在扭转战局后不久，就将指挥行营从山海关移驻到了营口。当然为了钦差大人的安全，冯华和远征军也跟着开拔到了营口与海城之间的塔山铺、铁岭屯堡一线，这也是刘坤一敢于移师于距离海城、盖平近在咫尺的营口的主要原因之一。

　　刘坤一虽然一力主战，坚决反对割地赔款，但是生性小心谨慎的他也非常清楚在朝廷尤其是太后议和决心已定，以及倭寇实力犹存的情况下，再进行大规模的战斗绝对得不偿失。打胜了固然更增荣耀，可一旦失利则前番的战果也会前功尽弃。而且他老于官场，深谙保存实力的重要，辽东大捷已经足以让他在朝廷重臣中间风光八面，太过冒险的军事行动是完全没有必要去做的，因此冯华的“避免对日正面作战，骚扰其后勤补给”的建议正好和了他的胃口。于是刘坤一立即命令关外诸军在对日军的作战过程中，应以骚扰为主，务必要让辽东日军日夜不得安宁。

　　由于钦差大人命令不必与日军硬碰硬，只以骚扰为主，因此辽东各地清军的积极性都颇高，他们也想借此有利时机为自己赢得一些战功。当接到钦差大人的命令后，辽东各地清军诸将纷纷借着“辽东大捷”的威势很快行动起来，一时间清军在辽东的攻势大盛。

　　而再次对海城日军进行围困的各部清军，在冯华的建议下也没有与城内的日军进行正面作战。在处理好各部的协调问题之后，他们对海城之敌只是围而不打，将主要目标都集中在了海城周围日军的一些小据点上。

　　接连被敲掉好几个据点损失了几百人后，海城的桂太郎中将有些坐不住了。如此下去，用不了多久海城就会成为一座孤城，而被断绝了后勤补给的第三师团恐怕也不会有什么好下场。为了确保补给线的畅通，桂太郎中将果断下达了收缩兵力的命令：放弃一些不太重要的城镇，将兵力全部集中到海城、析木城至岫岩处于后勤补给通道的城镇中。

　　虽然在日军收缩兵力的过程中，各部清军尤其是远征军也取得了不小的战果，先后毙伤倭寇数百人，但是由于日军组织严密、行动统一，再加上清军的战斗力还是比较差，大部分的鬼子都顺利完成了他们的撤退计划。

　　看到小鬼子们龟缩到要塞之中死活都不肯出来，冯华召集义勇军营以上的高级将领再次开了一次军事会议。会议上，大家各抒己见讨论得非常热烈，好想法、好点子层出不穷。义勇军的这种民主决策程序既让新加入的人员感到新奇，又极大的激发了他们的热情和参与精神。经过仔细研究讨论，义勇军下一阶段作战方针的基本思路终于慢慢清晰起来。

　　虽然鞍山、牛庄两战义勇军缴获了大量的战略物资，而且不久前朝廷也给补充了一部分，但是义勇军部队规模的急速扩大，使本来就有些供应不足的后勤问题再一次显现了出来。如果不能尽快扩大后勤生产或是找到新的补充给养的办法，那么用不了几个月义勇军就会由于缺少粮草弹药而陷入寸步难行的境地。有鉴于此，此次会议最后决定：下一阶段的作战以伏击、歼灭日军运输队为重点，再辅以对据点之敌进行不间断的骚扰，最后将海城的日军第三师团彻底孤立起来。

　　作战命令下达后，义勇军各部很快就行动了起来，特别是那些新加入义勇军的战士积极性极高。虽然他们的战斗力与老义勇军相比相差甚远，但是他们大多是海城本地及附近一些地区的人，对海城、析木城周围的地形、情况极为熟悉。而且他们当初对日军采取的作战方式就是游击战、骚扰战，再加上冯华、邢亮得自毛泽东军事思想的精华，因此这种打法对他们来说可谓“轻车熟路”，很有心得。

　　王英楷由于就是海城当地人，而且在海城周边地区极有威望，因此他在这次作战中发挥的作用尤其大。不但消息情报异常灵通，而且几乎所有的伏击地点都是他选择的。

　　作为旧时代里身处战乱的读书人，王英楷内心深处早就有一种“良禽择木而栖”的思想。自从结识了冯华以后，他就认定这个年龄与他不相上下的年轻人气质非凡，前途不可估量。几次交谈之后，他就抱定了跟着冯华轰轰烈烈干一场的想法；而冯华也一直有意招揽他，两个人可以说是一拍即合。

　　经过一些日子的相处，王英楷对冯华、对义勇军都有了进一步的了解。他虽是识多见广，但对义勇军的战略战术思想、武器装备都感到极为新奇。尤其是对那些带有枪架、能够连续发射子弹的武器（轻机枪、重机枪）更引起了他的好奇和重视。

　　通过冯华的介绍，他才知道早在1862年，美国著名机械师理查德•杰丹•加特林就发明了每分钟可发射约400发子弹的手摇式多管重机枪，这是现代机枪的雏形。1884年，美国工程师海勒姆•斯蒂文斯•马克沁制造出世界上第一支能够自动连续射击的机枪，射速达每分钟600发以上。去年年初，在非洲罗得西亚，英国军队与当地麦塔比利人的战争中，一支50余人的英国部队仅凭4挺马克沁重机枪就打退了5000多麦塔比利人的几十次冲锋，打死了3000多人。

　　一席话听得王英楷张口结舌，他明白义勇军之所以所向无敌，除了士兵都接受爱国家爱百姓的教育、拥有勇敢献身的精神和严格的军事训练具有高超的军事技能之外，这些领先世界的先进武器也是重要因素。

　　当然他心中也有疑问：义勇军是怎样得到这么先进武器的？可是冯华不讲，他也只好闷在肚子里。他只是问冯华，何时能够给三团也装备一点儿这样的武器？冯华告诉他，一团、二团这样的机枪，是在马克沁机枪的基础上改进的，比马克沁机枪性能更好。只是制造这种机枪要求钢材的质量极高，目前又很难得到合适的原材料，因此已经不再生产。不过义勇军在吉林的兵工厂已经试制出对原材料要求不那么严格的、外形酷似马克沁机枪的仿造品，投入生产后立刻就可以装备给他们。

　　对于武器的问题，冯华、邢亮和周天宇也早就有所考虑。虽然他们一再要求所有的义勇军战士都必须严守武器的秘密，但他们自己也知道想完全保住武器的秘密是根本不可能的，尤其是机枪可以说是首次应用在这种规模的战争中，它的巨大威力肯定会引起各方面的注意。因此，在研制成功地雷和手榴弹之后，周天宇把大部分的精力都投入到了研制机枪上。好在无名洞中有现成的图纸、各种适合的工具和材料，研制起来不至于走太多的弯路。就在前不久，周天宇从龙口街发来电报：仿制马克沁机枪的工作已经顺利完成，不日即可小批量生产。义勇军在武器研制方面再一次取得了重大突破。

　　仅仅几天功夫，义勇军各部轮番出击，在凤凰城至析木城、析木城至海城之间就几次成功伏击了日军的辎重粮草。虽然日军也派了不少的部队进行护卫，但是义勇军不同于其他清军各部，除了战斗力相当强，战法也极为灵活多变，地雷战、麻雀战以及夜袭战打得鬼子心惊胆战。桂太郎有心派大队人马接应，又怕清军乘势占领海城，真是进退两难。其实他最怕的还是义勇军，听鞍山、牛庄以及最近几天从其他几个地方撤回来的官兵说：“他们简直就是地狱中的魔鬼，不但武器先进，而且来无踪去无影，行动迅速、勇猛异常，根本就抵挡不住”。这究竟是怎么样的一支部队呢？畏惧之余，桂太郎心里对义勇军充满了不尽的好奇。

　　与此同时，在邢亮的提议下远征军还特别组织了若干神枪手小组，利用m1步枪远超于当时武器的卓越性能，在海城和析木城外围不断打日军的冷枪。由于每天都能敲掉它十个、八个放哨巡逻的日本兵，弄得驻海城和析木城的日军如惊弓之鸟一般，惶惶不可终日。

　　此时的海城，虽然东面还有析木城作为屏障，但通往析木城的道路，也时常被“良心大大坏了的支那人”埋上地雷而切断，因此海城实际上已经成为了一座孤城。

　　驻扎在海城的桂太郎现在可以说心情恶劣到了极点。清军四围海城本就把他闹了个灰头土脸，颜面尽失。前不久开始的辽河平原战役，他本想借此挽回一些面子，谁知先是合击鞍山的青冈联队大败而回，接着牛庄第九混成旅团又几乎全军覆没。为此，日军大本营中已经有人对他的指挥能力提出了异议，要不是有第五师团贻误战机，未能及时赶到的借口，他可真是百口莫辨了。现在清军几乎已经卡断了海城的后勤补给线，如果这种情形再继续下去，第三师团恐怕也要全体埋骨异乡了。

　　由于桂太郎中将这些日子经常无缘无故的发火，海城日军司令部的人员最近谁也不敢多说话，都怕不小心触了他的霉头。这天，心血来潮的桂太郎，不知想起了什么，要到城墙上巡视，几个参谋、副官只得战战兢兢的跟在他的后面。

　　自从日寇侵占海城以后，老百姓死得死，跑得跑，侥幸没有被鬼子杀害、又没有跑掉的百姓，平常也轻易不敢走出家门。虽然是大白天，东街上也依然是冷冷清清，除了巡逻的鬼子兵，根本就见不到人影儿。

　　桂太郎由第五旅团长大迫尚敏少将陪同，在春寒料峭中，登上了东城墙。看到师团长驾临，守卫东城的士兵们都打起了精神立正行礼。城高风大，包括桂太郎在内的一群鬼魅都不由得缩了缩脖子。

　　桂太郎与参谋们扶着城垛，试探着向析木城方向了望。一个副官害怕师团长中了敌人的黑枪试图去劝阻，但看了看桂太郎那冰冷、铁青的脸色，张了张嘴又把到了嗓子眼儿的话咽了回去。

　　已是早春时节，城外还是一片荒凉。通向析木城的大道上空荡荡的，看不见车行马走、旅人往来；光秃秃的田野里也没有往年那种肩挑人担、牛拉驴驮的备耕景象。

　　离城门口几十丈远的那棵还没有发芽的老榆树，在战火的薰烤下，越发显得没有生气。秃枝上落着的几只乌鸦，不知是受到了惊动，还是因为见到了桂太郎的狰狞，“呱呱”地叫着，盘旋着飞了起来。

　　桂太郎指点着城外，不时地向着身后的一名军官询问城外的情况。“叭叭”两声清脆的枪声，把刚刚平稳下来的乌鸦再度惊起。随着枪响，桂太郎的军帽被击飞，而桂太郎身边的那名参谋就没有那么好的运气了，一颗子弹从他的前额穿过，当场毙命。

　　被这突如其来的子弹吓得魂飞魄散的桂太郎带头蹲躲在城垛子后面，脸色煞白，两腮的肌肉还在不停地颤动，手下的军官更是大惊失色。一个副官连滚带爬地拾回那顶带有弹洞的军帽，不知是心有余悸还是迷信，或是有什么别的原因，桂太郎说什么也不肯再把它戴到头上。待了一小会儿，他才匍匐着远离了城墙垛子，小心翼翼地站了起来，故作镇静地命令炮兵向城外报复射击。桂太郎和海城的日军就这样担惊受怕地度过了噩梦般的一天，而这样的日子随着义勇军活动的进一步增强也越发的多了起来。