文革中我们难以承受的初恋苦果

刘会远

有一句得到不少人认同的话“初恋时我们不懂爱情”（好像也是一文艺作品的名字），但对于在文革中经历青春期的我们这一代人来说，恋爱的不成功不仅仅是缺乏人生经验，也受到时代的很大干扰。

现在兴起了口述历史，我非常支持！历史的教训不能忘记！但谈到爱情，它毕竟存放在内心深处一个洁净的地方，而且即便最後是一个苦果，但青春期爱情的萌动总是美好的，在过程中虽然有痛苦，我们也总还是享受过幸福时光（虽然那时候我们没有现代的年轻人开放，因而在某种程度上，不能说经历过完整的爱情）。这份珍藏的记忆，会很自然的被浪漫化。因此我把此文归入纪实文学，但其中发生的与政治有关的事件，都是真实的，可以等同于口述历史。

从另一个角度来说，因为时代的干扰因素太多，不介绍清楚时代背景，也就无法叙述这个复杂的（起初是三角恋爱）故事发生、发展、结束的过程。所以这个作品的风格也追求像口述历史。

1、文革前的校园生活

我叫刘会远（这是真实的姓名），1964年北京八一学校初中毕业，与同班（初三乙班）的成小舟（空军副司令成钧中将之子）、李冀安（海军航空兵政委李呈瑞少将之子），以及同年级的一批同学一起考上了北航附中。这里标出两个最要好的同学父亲的职务和军衔，绝不是炫耀，听完下面一段故事，读者就会明白当时为什么会在青年（特别是家庭与航空有关的）人中形成航空热。

大概是中考半年前，学校请来了刘少奇主席、周恩来总理出访时的卫侍长李述怀（本职是公安部的一位司长）来做报告。他的报告很生动，一方面有惊险的故事（例如刘少奇主席在印尼要出席的一个集会的主席台下方，居然被台湾国民党特务装了炸弹，直到会前的深夜才破案排除）。有关于外交战略的宏大叙事（例如加纳的恩格鲁玛突遇政变，虽然被粉碎，但他以为周恩来总理会改变行程，可周总理依然按时到达，给予这个南部非洲最早独立的国家以强有力的支持，使其非常感动）。也有一些各国不同风俗的趣闻。最後李述怀话锋一转突然问道：同学们，我们是一个大国，可你们知道我们堂堂中华人民共和国主席和总理出国坐的是哪个国家的飞机吗？

礼堂里一片寂静，同学们被问住了。现在跟苏联闹僵了，肯定不会再坐苏联的飞机；请第三世界帮忙，也有印度克什米尔号空难的教训。

还是李述怀前辈打破了沉默，他说我就知道你们猜不出来，新闻报道也会故意忽略这方面内容，我告诉你们吧，中央领导反复研究，认为帝国主义阵营为首的美国、英国的航空公司我们不能信任，但为了安全，可以租信誉好的较小的资本主义国家航空公司的飞机。我们选择了荷兰。

下面作为一个有战略头脑的领导干部，李局长又说：同学们，一个国家大型远程客机的水平，在某种程度上也代表了该国远程战略轰炸机的水平。而我们国家根本就没有这个力量！我们有为数不少的优秀的战斗机飞行员，也有不少普通轰炸机的飞行员，但我们没有大型远程飞机，就算我们现在掏钱去买，也还得花钱请人家帮助培训飞行员。

当然李述怀前辈非常理解校方请他来的目的，最後鼓励同学们献身祖国的航空事业，成为工程师或飞行员。

进了北航附中，才发现有不少同学都是因为这个主席总理出访的遗憾而燃起了献身航空事业的激情，比如三机部（航空工业部）副部长刘鼎的女儿刘文米。也许又会有读者对我提起同学家长的身份不以为然，但这是客观历史现实，因宣传部门弱化了主席、总理专机的事情，能够因这个遗憾而产生报国激情的同学中，干部子弟比较多。

还有，现在大家淡忘了一点，在当时高中教育是不普及的，有限的高中主要是为大学准备生源。有相当多不太富裕的家庭会让他们的长子、长女初中毕业就参加工作，多一点收入来贴补家用。我1975年从部队复员到北京第一机床厂当工人，挨个拜见师傅，发现他们多数都是63年、64年初中毕业进厂，与我的年龄差不多。文革前中国工业化的进程需要大量工人，而且当时工业化的程度，初中文化已经不错了。这也是当时北京的高中里显得工农子弟（与社会上相比）不多的原因。

我也是个干部子弟，我的父亲谷牧（他本姓刘）长期负责经济工作，当时任国家经委常务副主任（第二年初就任国家建委主任，主要任务是抓三线建设），他当然具备与李述怀前辈一样的战略思维，对我的理想全力支持。

北航附中坐落在北京航空学院（即现在的航空航天大学）西南角，开学去报道要穿过北航，从而受到了深深的震撼，只见从学院门口到每一个系的办公楼，都悬挂着“欢迎你，未来的工程师”一类的大标语。北航的操场，停机坪（停着许多飞机，这也是这个学校最迷人的地方）的大喇叭不断播放着“上天社”（严然与新华社、塔斯社等比肩）的迎新致词。而到了附中的校园，“上天社”降级成了“火箭广播站”，但播出的内容同样振奋着我们的心。

我们64年高中新生的录取分数线超过了西城名校男四中，而且整个学校的学习气氛非常浓厚。今天的网络名人任志强的哥哥任志刚，当时在读高三（是我校排球队主力），他们那一届65年高考时的升学率超过了海淀名校101中学。

很快我们就了解到了附中教学质量高的一个秘密，原来北航为了保护人才，没有把被打成右派的青年教师下放，而是暂时（没想到一个接一个政治运动把暂时变成了长期）安排在附中教书。

被打成右派的，常常都是最优秀的，也正是俗话说的“枪打出头鸟”，或者“出头的椽子先烂”。对于他们个人来说是人生悲剧（但毕竟没有下放到劳改农场，也是不幸中的万幸），而对于我们附中的学生来说，能听到这些青年俊杰讲课，则是我们的幸运。

我现在还记得这批“右派”老师中教数学的有陈诗谷、戴立民。教物理的有杨云圭、葛孟增。给我们上数学课的陈诗谷老师是北京数学学会的会员，他自费订国内外的专业杂志，讲课时会提醒大家课本上有的知识已过时了，为了应试还得按“标准答案”答，但不能不知道学科的发展趋势。而杨云圭老师更加狂放，他在课堂上说：“你们将来不一定都搞理工，可能会忘记牛顿三大定律，但你们会记住我——杨云圭。”受教于这些才子，我们感到非常荣幸。

大概因情况类似，所以海淀区大多于60年代初才成立的几个附中迅速崛起，我记得当时的排序是：清华附中、北大附中、北航附中、人大附中、京工附中。

我很享受北航附中的学习空气和教学条件，但不久就听到了杂音。一位团总支的委员找我谈话，我说你一定搞错了，我们六四二班的团支部书记叫龚量明，你应该先找他，我只是一个初中临毕业时才入团的新团员，而且（因为在八一学校田径场上创造过校记录）当时我已经被安排了一项挺占用时间的社会工作——学生会体育部副部长。

总支委员说：“我找的就是你。”说着拿出一页纸给我看，“这是你们班团员的登记表，团支部书记龚量明是资方代理人出身，而你们团支部里出身不好的占一半以上，你看，某某某是地主兼工商业资本家出身，他们家现在还在拿定息，也就是说现在还在喝劳动人民血汗！”

说到定息，现在的年轻人都不了解，那是对私营经济进行社会主义改造时，实行了某种程度的赎买政策，给旧的企业主一定的定息。今天的人们一定会说公道话：把企业都给国家了，拿定息算什么！但当时社会的价值判断受意识形态的影响非常深，劳动者最光荣，剥削者是可耻的。而且他拿出来的那份登记表，把一些伪职员、旧警察等家庭的孩子，都算出身不好。于是，他说出了一句蛊惑人心的话：“我们老一辈打下的江山，怎么能落到他们手里！”

今天，凡是意识到中国需要继续深入反封建的有识之士都会指出：打江山、坐江山的思想是错误的。而且，共青团只是个群众组织，一个小小的团支部被出身不好的人掌握，又怎么能这样上纲上线呢？

当时，我还没有今天的觉悟，虽没有被他完全蛊惑，但情绪受到了极大的干扰。我甚至一度打算不念高中了，想早一点去当兵。我八一学校初中的同班同学，有两个当了兵，一个是後来成为文化部副部长的著名歌词作家陈晓光，他被选中了飞行员（後来文革中却因父亲受冲击而被部队安排转业）；还有一个壮族同学黄星旗，也实现了自己当兵的愿望。另外，我哥哥刘念远与北京卫戍区司令吴烈将军的儿子吴元等几个帅哥都一起追才女姚明瑞（姚依林的女儿，中学时就显露了美术方面的才能），吴元初中毕业就入伍，当年北京晚报还有过专门报道《吴烈将军之子吴元在部队迅速成长》，闹得这位才女姐姐最後倾向于吴元（然而文革姚依林受冲击後，这件事情没有成），害得我白白当了好几回（哥哥与其约会时的）“电灯泡”。总之，当时解放军的地位很高，想当兵也是当时男孩子们的理想。

不知学校的党支部书记孙炳来（与校长安丰均一样，都是抗战时期的老干部）怎么知道了我在闹情绪，主动找我谈心。我没有向他汇报那位团总支委员的非组织活动，也就是说没有说出我闹情绪的起因。但他很会做思想工作，聊起了我中考的成绩不错，问我中考时的作文怎么写的。说来也巧，64年北京中考的作文题是：你为什么报考学校。当然，对于我们这些听过李述怀前辈报告，因而有了理想的考生来说，很容易发挥（这也可能是这一年北航附中高中录取分数线高于男四中的原因之一）。在书记的引导下，我用我的理想否定了自己一时的动摇。

但是，干扰依然存在，这是中国执政党共产党越来越左（不断否定八大正确路线）趋势所造成的一个历史必然。刘少奇、王光美同志抓四清工作（即社会主义教育运动）的“桃园经验”中，就有一条“扎根串联、重新组织阶级队伍”。那位找我谈话的团总支委员，正是执行的这条经验。北航附中校园里有一批干部子女保持着这样一种“扎根串联”的关系。後来，1966年6月，团中央派到北航附中的工作组将我们这个松散的网络定性为“裴多菲俱乐部”，从而引发了我们激烈抗争的“六一四事件”，导致这个工作组被赶走。这都是後话了。

那位团总支委员（我实在记不得他的名字了，那一届学长中，任志刚的知名度高，因为他是排球明星，後来也一直是我们这伙人的老大哥），不仅找了我，也找了我们六四二班团支部的组织委员李气虹。她的哥哥李气平在男八中曾经参加过因考试题目涉嫌有修正主义内容而罢考的学生运动，在“扎根串联”中走得比我们更远，因而也影响了她。

高一各班的团支部书记是由学校的团总支指定的，因为大家谁也不认识谁，无法选举。一般根据谁在初中入团早、担任过团干部或班干部这些条件来指定。其实我们的团支书龚量明是一个很好的人，而且跟我一样也抱有献身航空事业的理想。比我优越的是，他很早就投入航模运动，是该项目的二级运动员。他的父亲其实只是资方企业的一个高级管理人员而已，他姐姐政治上积极要求进步，认为不能隐瞒父亲与资本家的密切关系，而填资方代理人出身（其实当时没有这个阶级成分），这也影响了龚量明。但这种填写就导致了那位总支委员“我们父辈打下的江山，怎么能落到„„”的蛊惑性结论。

在这种言论的蛊惑下，我们所串联的班里出身好的同学进步都比较快。龚量明经常表扬我和李气虹等会做思想工作，他没有想到，团员成分的逐渐改变，是为了高一结束，正式选团支部书记时，把他这个资方代理人的儿子选下去，而选一个根红苗正的人上来。

好了，到这里纪实文学的女主人公该出场了。为了不影响她现在的家庭生活，我们姑且叫她岚子。她是从育才考来的，颇有些文学天分。她父亲是总参谋部一个情报部门的骨干，当时在外地（後来成为该部部长）。在北京她周末会回阿姨家，但她的姨父又是一个可能因为历史问题而不断挨整的老干部。姨和姨父为了怕她受到不好的影响，提供给她的都是不会有问题的文学作品，当然，最大量的是苏联文学作品。我很奇怪这位好学生为什么没有在初中入团，生活在她的文学世界里可能是主要原因。在我们那套理论的蛊惑下，她终于要求进步了，成为我们发展的第一批团员。记得支部会上有团员反映了同学们对她的一些意见，但在我们的力挺下还是顺利得到了通过。不过升入高二後不久，她就因急性肝炎而休学，直到文化大革命开始後才返回学校。

就这样，团员的成分不断改变，高一结束时，团支部改选，结果我当了团支部书记，李气虹继任组织委员，王青成了宣传委员。三个人都是干部子女。这次支部会有一个插曲，老团员蔡国宝当听到候选人名单後，突然提了一个问题：他听到别的班的同学议论刘会远将取代龚量明成为新的团支部书记，为什么还没有改选，别的班的同学已知道（或猜到）结果？我无言以对。可能这是干部子弟圈子里的一些瞎议论被别的同学听到了，而我又无法解释。

近两年红卫兵有不少人经过反思後，向校领导、老师和同学们道歉。而在这之前我已经向现在定居加拿大的我的前任团支部书记龚量明道过歉。他说我不需要道歉，认为当时他被选掉也是符合民主程序的，他本人没有任何怨言。文化大革命他没有参加任何派，在“逍遥”中坚持学习。而且他说我在文化大革命中也没做过过分的事情（他是客气了，我对他一直比较尊重，但我作为北航附中红卫兵正式成立时的负责人之一，对该组织当时及後来的作为还是有重要责任的）。

我在文化大革命中倒还真是属于急流勇退的另类。读者可能会产生疑问，按照那位团总支委员的逻辑，我从不接受到逐渐接受，本来应该难以逃脱越来越左的宿命。这又不得不向大家介绍，我生活的另外一个圈子。