文革中我们难以承受的初恋苦果

刘会远

2、我成长的社区

自姜文导演的《阳光灿烂的日子》上映後，“大院文化”这个词时兴起来。不过在我看来，那部片子反映的“大院文化”实际上是“大院无文化”。在广场上内部放映外国片，出现了男女接吻的镜头，首长们大喊“闭眼”，这叫有文化吗？特别是那些部队大院，都是非常封闭的，而且部队司令的儿子也常常是孩子们的小司令。

而我们家所居住的百万庄完全与那些部队大院不同，那是苏联专家设计的一个开放的社区，根本没有围墙，而且有不同部委的干部在这里居住（比如我家所在的申区，就有二机部部长刘杰、八机部部长刘星、以及国家计委、经委的几位副主任薛暮桥、顾卓新、刘岱峰、叶林、安志文等）。孩子们要想出头，不能靠爹，而要看你有没有思想，有没有本事。

还有一个因素，百万庄出了一个杰出的诗人郭路生，他与我同岁，可能是因为偏科吧，未能考上高中。而我的近邻李平分（後来成为八一电影制片厂文学部主任，是三大战役影片的主要编剧之一）也与我们同级，他因为肺病休学一年，但他在景山少年宫话剧团的活动却没有停。他经常拉着郭路生到处蹭戏、蹭电影看。著名作家曲波住在郭路生家楼上，他的两个儿子淼淼和磊磊虽然比我们略小，也都是文艺爱好者，常与我们一起交流读书心得。磊磊後来半路出家痴迷美术，还通过在医科大学工作的母亲插在学医的工农兵学员中学习解剖，後来在美术方面很有成就。百万庄的孩子出名的不仅仅是文艺爱好者，刘京、翁永熙、刘克崮、刘鹤等先後在政界显露了头角。不过与我来往密切的还是文艺发烧友们。郭路生读函授时又认识了牟敦白（我们一般都叫他牟小白），这又引出了我们这个圈子与郭世英、张郎朗等的牵连。

是的，六十年代中国共产党发展得越来越左，中苏论战的“九评”达到了一个左的高峰。现在看来其实赫鲁晓夫是有道理的，他提倡全民国家全民党，被我们批判为放弃阶级斗争搞修正主义（九评中除了二评是批南斯拉夫的铁托，其它都是针对苏共）。由于斯大林的肃反扩大化杀了党内许多人才，所以与中共论战时捉襟见肘，难以表达他们的与时俱进。而曾经不断与国民党论战的中国共产党有大量写作和辩论人才，气势上压倒了对方。但其实当时我们坚持的是马列主义原教旨主义。我们因苏共的人才缺乏而“大获全胜”。当时，刘少奇同志、邓小平同志都是积极参加这场国际反修斗争的。也难怪，1960年，中国共产党取得全国性胜利才十一年，阶级斗争的理论依然被视为法宝。而苏联取得十月革命胜利已过了四十多年了，就连卫国战争也只是反侵略战争。中共领导人不能理解苏联的情况，也是一种必然。

但是，受到了良好教育的一部分干部子弟、民主人士和高级知识分子子弟因为没有历史的包袱，而本能的觉得赫鲁晓夫是正确的。其中最突出的是郭沫若的儿子郭世英为首的“X社”，他们被视为共产主义事业的第一批叛逆，受到了严厉处罚。当时郭世英是北大哲学系的学生，其母校是一零一中，因而也常与一零一学弟联系，北大和一零一有不少人受到了“X社”的牵连。关于“X社”，虽然没有得到官方的平反，但网上已见不少同情文章，本文就不再赘言了。

牟小白在一零一读初中时就得到过郭世英的赏识和关心，而他与郭路生六四年读函授期间，又成了干部子弟另一个“修正主义文艺团伙”的成员。这批人以张郎郎（中央工艺美术学院院长张汀之子）、周七月（文化部领导周巍峙与歌剧白毛女的第一个演员王昆的儿子）为首。关于这个圈子，也没有必要在这个文章里多介绍，其中经常来百万庄的有一个甘灰里，其父是民革中央的一位领导。

文革前，党内的领导干部可以买到很多（内部组织翻译的）内参书，其中政治类的是灰皮书，文艺类的是黄皮书。这些书我父亲是每本必买的，我虽然不是郭世英、及後来张郎朗圈子的成员，但我能够理解他们看这些书而“变修”的心路历程。