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两个世界”的交叉

叶维丽、马笑冬

“吃了吗？”

叶：在队里，我交了几个老乡朋友，都是老实巴交的“老汉”。我跟其中的高典老汉特别好，他的家就像我在村里的一个家。老汉有胃病，脸色发乌，他有一家子人要养活，最小的孩子还在炕上爬。老汉的妻子——当地的称呼是“高典老人”——老家在晋南，虽然嫁到上河西20来年了，可是仍然被村里人看做是“侉子”，笑话她说话的口音。因此高典老汉家在村里又穷又没地位。遇上节日我到他们家去“吃请”，比如中秋节，别人家还能吃顿羊肉萝卜馅饺子，他们家顶多就是素馅饺子，但因为是白面的，一家人都欢天喜地了。

马：你在村里几年，农民的日子是越过越好呢，还是越来越不行？

叶：从收入来讲，绝对没有提高。如果把能吃上多少白面当做生活水平的一个指标，那些年是在逐年下降。我们刚去的那年，我们7队每人分20斤麦子；5年後我走的时候（1973年），每人才分7斤麦子，磨成面就更少了，所以一年吃不上几顿白面。别的队也大同小异。吃顿白面是件大事，能乐上好些天。老乡在地里经常说的一个话题就是吃。离中秋节还有好几个月，老乡就开始聊过节那天吃什么了，几乎天天说，一直说到过节那天吃上一顿。老乡见面打招呼说“吃了吗？”是再自然不过的事了，没有什么比吃更重要了。我们队有个妇女去过北京。当时她儿子在北京当兵，她去探亲。她最爱跟人讲的北京见闻是去颐和园和吃油条，油条比颐和园还让她津津乐道，我就不止听她讲过10次8次。

你讲到在云南看到的贫穷对你的震撼，我对贫穷也有几个永远忘不了的镜头。有一年秋天我们队分山药（土豆），我们先把山药从地里收回来，堆放在村里当街一棵大树下，留一个人守着，别人先回家吃晚饭，饭後各人拿着麻袋箩筐什么的去领自家那份儿。除了粮食，我们从地里收下的东西都这么分。那天晚饭後我拿个箩筐去领我那份儿，这时候天已经完全黑了，秋风萧瑟。走出巷子，我看到在大树底下站着一群破衣烂衫的人，有的披着麻袋片，在冷风中哆嗦着等着分山药。我突然受到强烈的震撼：这不是一群乞丐吗！天天在一起干活，我视而不见，没有特别留意，但那一刻站在远处，我一下子“看见”了。我觉得心里作痛，这都是我朝夕相处的乡亲。在他们中间仿佛也有我，我自己的衣服也很陈旧，一件外衣穿了七八年，头上裹着老太太戴的？头巾。但我又清楚其实我并不在里面。

还有一次，我出工晚了，赶到地头，已经看不见人了。玉茭子长得又高又密，人们在里面锄田，地头散落着鞋。老乡们为了省鞋，夏天常常光脚锄田。我头一次好好地看了一眼那些鞋，都是一针一线做的“老农民鞋”，一双双不是前头开了口，就是後面穿了帮，要是在城里，早都该扔了。後来我看到凡高的一幅画，画的是一只破旧不堪的皮靴，让我想起我们地头的那些破布鞋。在村里几年，我学会了从一个人穿的鞋来判断他（她）的家境。

还有一个镜头发生在另外一个村子里。1971年的冬天，我到临近朔县的一个公社参加了几个月的“一打三反”，主要是清理经济账目，整顿村里领导班子。那时候知青们已经不爱干这种事了。我呢，别人爱干的时候我不干，到人们都不干的时候，我倒想干了。我觉得在上河西生活了几年却并不了解农村，这次是个机会。我去的村子不大，我们每家吃派饭，没过多久，村里人的名字我差不多都记住了，交了不少朋友，知道了很多事。我们的工作最後不了了之，“运动”式的做法差不多都是这样的结局。

有一次我在一个老乡家坑头坐着和女主人聊天，她有个3岁左右的小姑娘。那孩子隔一会儿就到窗边去一下，我们说话的工夫，她去了几次。我纳闷她在做什么，就扭头去看。原来窗台上放着一块水果糖，最廉价的那种，连糖纸都没有，大概是从村里代销点买的。她走过去，舔一舔那块糖，放回窗台，过一会儿再去舔一下。小小的年纪，就有这么大的自制力，知道这糖宝贵，不能一下子吃了，只能每次舔一舔。这个女孩轻轻舔糖的动作给我留下深深的印象。

这些贫穷的细节不断加深我负疚的感觉，让我觉得我应该做些什么来帮助老乡，可是我什么都没做。离开村子回北京的时候，我就是怀着这种深深的歉疚。