BY 洪晃

5,出版人

走出自己的路

　到了2001年底，我基本上不管I Look和《乐》的内容，从某种意义上，我成了读者。我最喜欢看小雪的编者按，还喜欢里面的服饰搭配，有时候忍不住也出出主意，但是每次说完了，我都觉得有点多余。《乐》在伊伟手里也做得很好，到哪儿都有人跟我要，我想这是对一本刊物最大的认可。

　　编辑方面没我什么事儿了，我就开始真的当出版人了。我没上过什么MBA，所以只有通过实际操作才能摸索出来一些管理方法。国内的期刊市场这几年发展很快，收入模式也都比较成熟。一般发行量大的刊物，像《知音》、《读者》等都是以发行收入为主，广告比较少。这种刊物的价格比较低，谁都买得起。我们作的生活信息类刊物基本上是为中产阶级消费水准的读者群，定价比较高，收入来源主要靠广告。作为这种刊物的出版人最重要的任务就是保证广告收入，我就成了一名广告销售员。

　　精装本刊物的大部分广告来源还是在中国的外国品牌，或者合资企业。而这些公司的广告计划都是由国外名牌广告公司(所谓4A公司)来代理，我碰到的第一个难题就是如何让他们认可一本本土的女性刊物。女性刊物竞争特别激烈，大的国际品牌永远告诉我们，他们的广告投放只给有国际版权合作的女性刊物——《时尚COSMO》，《世界时装之苑ELLE》。有一次客户竟然更愿意投放一本还没有在国内出版的外国刊物，却不愿意投放本土刊物。我和小雪都哑口无言，不知道说什么好。这种问题是恶性循环，国外的大品牌很注意他的“左邻右舍”，如果它的竞争对手不在上面，它也不投，是个一窝蜂的概念。做本土刊物的出版人真是比较辛苦，除了受排挤，我和小雪都吃过无数的闭门羹。有一次我老老实实在一个楼梯口坐了里一个多钟头，等客户召见，弄得旁人都以我是来应聘工作的，或者就是有毛病。

　　从某种意义上我理解客户的问题。外国公司的媒体计划是层层审批下来的，有的公司要报到海外总部做决定。对于任何市场经理，推荐外国名牌刊物没有任何风险，也不用费解释。而推广中国本土刊物就要费很多口舌，写无数的MEMO，万一有任何闪失，责任重大。而对销售人员的态度我也能理解，在中国大部分广告销售是靠关系，生拉硬拽，多少有点肉麻。所以难怪管理人员看见销售躲都来不及，要我也会这样。

　　对于广告商来讲，国内最大的问题是没有第三者公正过的发行数字。所有广告公司都认为刊物和电视相比，成本太高，所以投放也比较小心。他们对所有刊物的发行数量都打折扣，当然又是外国刊物打的折扣比国内刊物少，国内刊物多。

　　我们在讨论如何解决这些问题的时候做过很多尝试，有人说我们必须雇一个SUPERSALES，有各种各样的关系，我这么做了，没什么结果。有人说要在户外做广告，让广告商到处都看见，我们也做了，也没结果。在此其间我一直跟销售人员一起拜访客户，我真的体会了他们的辛苦，在我们公司里，跟我最铁的都是销售员，我们有战友的感受。做了这么多销售以后我悟出来两点：一、我必须卖我的刊物，不是卖我的销售；二、惟一能够吸引客户做尝试的就是价值服务，多提供服务项目。关系当然重要，但不是根本。在国内，我的这种思路显得有点傻，美国人教育的根又暴露出来，太理想化，不会找捷径。但是我想做好必须要有一个信仰和原则，不然只能有暂时的利益，不能维持。

　　我按照我的理想去做了，为客户提供了很多多方位的服务计划，对销售人员做职业的培训。实施结果是销售翻了几倍，我头一次有非常突出的成就感，这是我这辈子做得最辛苦的一份工。但是更主要的是我的信仰被证明是对的，没有停留在关系经济上面，我们专业化了。对销售人员的培训没有浪费他们的时间，我坚信我们的销售队伍非常出色。

　　我现在面临的问题是如何做市场推广。有人给我出了个难题，让我先炒作一把我自己，这样我做的杂志就会好卖得多。名人效应嘛。道理我全明白，但是我彻底不知道该怎么办。我和“出名”这两个字有非常不正常的关系。一方面我特别希望出名，对我来说，不出名简直是丢脸，因为我们家已经有两代名人，我外公章士钊和我妈章含之，我和陈凯歌结婚的时候有家泰国华人报纸刊登了一条消息：“著名文人章士钊的外孙女、著名外交家章含之的女儿嫁给了著名导演陈凯歌。”从头到尾就没提洪晃这两个字，多受刺激，我能没压力吗？就拿这本书来说吧，如果要想畅销，书名大概应该是“章含之的女儿，陈凯歌的前妻”之类的，比较好卖，书卖好了对我的杂志肯定有好处，我也能摇身一变自己成了名人，名人就是好卖东西。

　　然而，我这一辈子的信念就是走出一条自己的路，不靠家庭背景吃饭。到现在为止，我没有什么惊人的成功和事迹，如果真的炒作我自己，恐怕惟一的卖点就是“章士钊的外孙女，章含之的女儿，乔冠华的继女，陈凯歌的前妻”，这些最好卖。其不可忽视的讽刺意义是如果这把炒作成功，我以后说不定就可以被称为“出版人洪晃”等，违背我信念的手段可能是我达到我信念的捷径，我怎么办？现在，我就是绯徊在这种手段和信念之间。

　　自从古希腊开始，人们就在讨论目的和手段的问题。为了和平我们是不是就可以发动战争？在不择手段的情况下达到目的，这种成功的含金量高吗？我在中学的时候就选择了我不能不择手段，我害怕那种能够让人作出非人性的与高尚信念相违背的举动。我意识到我的事业在一个十字路口，我知道捷径，但是我没有决心去做这件事。这就是我的教育给我的最深的信仰和绊脚石。

　　在Penocchio里面，小木头人有个蚂蚱做他的“良知”，每次他要干坏事，小蚂蚱就跳到他的肩膀上提醒他。在公司里，我的良知是点点。每当我不知道一件是该作不该作，点点是我的试金石。在巨大的经济压力下，我怕自己失魂落魄。

　　还好我不是天天都有道德危机，所以点点有时间写了一部电视剧，叫《永不放弃》，不仅拍了，还有很好的收视率。谁知道点点一发不可收拾，写上瘾了。我请点点为这么本书写点什么时候，她问：“形式上有限制吗？”

　　“没有。”我说。说完我就想，糟了，我要成电视剧了。

　　果然不出所料，下面是电视剧大纲的一部分。我看了以后觉得作为我的“良知”，她把我写成道德边缘人物了，我要是真的这么本事，早发大财了。

　老典的二十集电视纪实剧

　　《洪晃出刊》

　　注意：

一、本剧纯属纪实创作，如有雷同，定为假冒。

　　二、除洪晃外，其他人物均用化名。

　　三、为防盗版，这里只发表全部二十集中的部分场景。

　　四、有意投拍电视剧者，请与yuping.luo@cimgchina.com联系。

　　第一集：时间：十年前。地点：离北京不远的一个北方港口城市。大海蓝天，繁忙的港口。港口不远处显眼地停着一艘外轮。

　　在外国金属公司工作的年轻女人洪晃，顶着烈日，来到一家当地最豪华的饭店里和港务局的某科级领导吃饭、喝酒。

　　酒店的窗户里隐隐约约可以看见那条轮船。

　　两人都有点喝高了。

　　洪晃：“我们公司一老外，还不明白这个黄段子的意思，傻兮兮地问我，洪小姐，隔壁老张是谁啊？”

　　科长大笑，不用劝，端起酒杯自己就干了。

　　科长：“我就喜欢洪小姐这样给外国人办事，可又敢说外国人坏话的人。”

　　洪晃：“那是，咱们都是中国人嘛。虽然给洋人打工挣得不算少，可咱们中国人哪里是钱能买动的呢。”

　　科长：“洪小姐这么能干，这么会讲故事。大家又都是中国人，我当然要网开一面了。不过，我也是一个芝麻官……”

　　洪晃：“科长，这个你放心，你只要把这一船金属件放行，让我在外国老板面前有个交代，以后咱们就是最好的朋友……”

　　科长：“以后？我还以为咱们现在就是最好的朋友了呢。”

　　洪晃定定神儿：“对，对，你说得对，现在就是朋友，现在就是朋友。友情深，一口闷……”洪晃说到这里，不得不端起酒杯，自己也呲牙咧嘴地喝了一杯。

　　可科长的面孔还是一下子就冷下来了。

　　洪晃晃晃脑袋，想想，忽然明白了：“科长，科长，好朋友了，怎么还说撂脸就撂脸啊，弄得我这点意思都有点不好意思了。”

　　科长一惊，随即面上有了喜色：“什么意思？不用不好意思，我跟你说，洪小姐，大家都是朋友，还有什么不好意思的呢？”

　　洪晃把一个信封递过去：“这我就放心了，虽然咱们中国人是不能用钱买的，可外国人的钱，干嘛不要？”

　　科长把信封里的钱掏出来看看，十分满意。

　　科长：“好好，洪小姐真是爽快人，你这个爽快朋友，我还是交定了。”

　　镜头切，北京某写字楼。

　　洪晃一身疲惫，脸晒得花花红红，鼻子上都晒掉了皮，走进某外国公司。

　　一女职员酸酸地：“洪小姐度假度得不错吧。”

　　洪晃：“度假？”

　　女职员：“是啊，每回公司的难题，都是洪小姐出马解决，老板那么赏识你，是不是给你去地中海度假了啊。你这样子可是像从海边回来啊。”

　　老板在房间里叫，洪晃来不及解释走进去了。

　　外国红脖子大鼻子老板：“洪小姐，辛苦了。”

　　洪晃：“为公司做事，就不谈辛苦吧。”

　　老板忽然面色一变：“可这船进港时间还是晚了两天。公司损失了上万美金，我希望你对我作出解释。”

　　洪晃愣住了。趁老板转身的时候冲老板恶狠狠地挥拳头。

　　老板忽然又转回头来接着说：“……并取消你今年的休假。”

　第五集：

　　时间：八年前。地点：北京某星巴克咖啡店。

　　洪晃与一正襟危坐的某杂志女总编在谈话。

女总编：“洪小姐在外国公司里已经到了那么高的位置，报酬和福利又那么好，你怎么舍得离开呢？”

　　洪晃：“哎，你可不知道，在外国公司里做事时间长了，不死也得脱层皮，我都脱了好几层皮了。”

　　总编：“那你没听说，现在办杂志，也是不死也得脱层皮。我在杂志社这么多年，也脱了好几层皮了。”

　　洪晃：“要是反正是个死，干嘛不做自己喜欢的事？”

　　总编：“做刊物是一项专业性很强的工作。现在是市场经济，刊物要走市场经济的路，怎么走？光市场经济也好，问题是许多问题还不能市场说了算。我们这些老编辑们成天都晕头胀脑，像洪小姐这样的外行，光凭喜欢，恐怕不行。”

　　洪晃：“对，对，我是外行，可我学习能力强啊。”

　　总编：“这我有所耳闻。说你文革中年纪还很小就被送到美国，后来因为父母有问题让你提前回国。可你学了一口美国英语，改也改不了，说得比中文还地道，到现在，你的中文也不算好。”

　　洪晃：“大姐，大姐，咱就别提那一段了。你说吧，办刊物，先得学什么。”

　　女总编来劲了，掏出个小本本，跟洪晃说：“你要是真要学呢，就从发行开始，知道什么是送摊儿吗？”

　　镜头切，北京街道。

　　一个报摊儿，一个慈眉善目的报摊老头儿正客气得不能再客气地招呼着过往行人。报摊儿主人：“来看看，今天消息多……不买没关系，没关系……谢谢，您走好。……您放心，放心，我一定给您留着。”

　　洪晃从一辆出租车里下来，兴兴冲冲地来到报摊儿老头面前。

　　洪晃：“大爷，大爷，刊物我给您拉来了，您帮我拿拿？都在后备厢里呢。”

　　报摊老头儿斜眼看看洪晃：“新来的吧，不懂规矩。新刊来了，要上我的摊儿，是你求我，不是我求你，懂不懂？”

　　洪晃：“懂懂。”

　　老头儿：“那是你帮我的忙还是我帮你的忙啊。”

　　洪晃：“我帮您，我帮您。”

　　洪晃从出租车上给老头搬杂志，帮老头放好，又给老头儿买水。

　　老头儿连正眼都不看她。

　　洪晃：“大爷，您喝水，您喝水。谢谢您教我，麻烦您把我们的杂志放显眼一点的地方。”

　　洪晃走了。老头儿把洪晃放在显眼地方的刊物一把撸到摊子下面。

　　老头儿：“不懂规矩，还想放这儿？”

　　洪晃一个摊，一个摊给人家送杂志，买水，说好话。

　　没有什么人给她太好的脸。

　　最后出租车司机都有点看不过去了，要帮帮洪晃。

　　洪晃：“别别，谢谢您了，您帮我搬，他们看见了不还得说我不懂规矩？”

　　某小旅馆。二渠道发行会。来来去去的人都像江湖上的老大。洪晃拿着杂志，一个房子一个房子敲门，里面的人都面目可憎，歪歪斜斜地或躺或卧，烟雾弥漫。洪晃硬着头皮跟人家打着交道，把刊物给人家留下。

　　几周后，星巴克咖啡，还是洪晃和女总编坐在那里。

　　女总编衣着讲究，姿势优越。

　　而洪晃穿着运动鞋，大T恤。

　　洪晃：“大姐，喝什么？”

　　女总编：“干嘛今天又请我喝咖啡啊，是不是受不了了，要打退堂鼓了？”

　　洪晃：“打退堂鼓还请你喝什么咖啡，我是要告诉你，发行的事我都摸清楚了。”

　　女总编愣住了：“洪晃，洪晃，你还认真了？对不起，对不起，我上次没跟你说完，在中国办杂志，还有一个重要的条件。”

　　洪晃：“什么条件？”

　　女总编：“坚定正确的政治方向。”

　　洪晃：“这个我懂。改革开放，三个代表，都是为了大家伙好。”

　　女总编：“没有那么简单。政治的、经济的，其实都是一个说法，有时候政治的会变成经济的，经济的也会变成政治的。这要看需要。”

　　洪晃：“可真理都是简单的嘛，加上我也比较简单。办杂志虽然复杂，没准碰上我这两个简单，就真行了。”

　　女总编：“我可没听说过这种事。”

　　洪晃：“现在你不是听说了？”

　第十集：时间：五年以前，洪晃终于拥有了自己的公司，当上了某时尚杂志的出版人。地点：出版人办公室。

　　洪晃被埋在堆积如山的读者来信、财务报表、版式设计、广告刊例、版权合作项目建议书中。还有十分显眼的许多国外同类杂志。

忽然有人敲门，走进一个戴眼镜的男人。

　　洪晃：“朱老板怎么今日大驾光临？”

　　朱老板：“我来催稿。”

　　洪晃：“稿期又到了？”

　　朱老板：“不是又到了，是又过了。”

　　洪晃：“对不起，对不起，你看看，我忙成这样，就忘了。”

　　朱老板：“洪晃，我告诉你，你的稿子在我们刊物上发，读者反应很好，你的文章很有风格，东西方文化融合的感觉很独特，连着写下去，你能自成一家，你要重视这种成就。”

　　洪晃：“你说融合太文艺，我说混(第三声)——东西方文化在我这儿混得特别好。不过说到成就嘛，我现在最大的成就感就是要让我的杂志赚钱。对了，对了，朱老板，你的杂志听说赚钱了，还听说，你对消费娱乐类杂志做了不少调查和研究，来，跟我说说。”

　　朱老板：“说什么说？要说就是一心不可二用，依我的经验，你更应该成为一个好的作者，而不是一个出版人。你要是一直写下去，很快会出名。”

　　洪晃：“我就是想一心二用，不太想出名。现在好作者哪哪儿都是，好出版人不多。等我做完好出版人了，哪哪儿都是好出版人了，我再去做一个好作者你看怎么样？”

　　朱老板：“中国社会正在转型，古今中外，这种历史时期，从来是出好作者容易，出好出版人难，你可想好了。”

　　洪晃：“你要不愿意跟我说就算了，别拿难和容易吓唬我。”

　　朱老板：“你说我吓唬你？”

　　洪晃：“当然了，吓唬我的人你也不是第一个，不过，你问我爸我妈去，我从小不怕吓唬，谁一吓唬我，我就更来劲。”

　　朱老板：“我是有点不忍心埋没一个好作者，经我的手，出了不少好作家啊。”

　　洪晃：“那你就忍心埋没一个好出版人？跟你说，你说也好，不说也好，我的杂志将来一定比你的杂志做得好。”

　　朱老板：“商业社会里的娱乐消费杂志是完全为了商业活动，也就是完全为了广告而生存的，这条定律，在我们这里还不完全成立。”

　　洪晃：“谢谢，太好了，谢谢你告诉我，我也是怎么想的。”

　　朱老板：“谢谢？我告诉你什么了？你也是怎么想的？”

　　洪晃：“出版消费娱乐杂志的全部关键词都在你的这句话里了嘛。看，看(她几乎把办公桌上的东西都抛上了天)，我这几天看了多少东西，我好不容易总结了一句话，怎么就让你说出来了？”

　　朱老板摸摸自己的额头：“什么？这句话是你的？我调查研究费了多少力气，这句话怎么就成了你的？”

　　洪晃：“咳咳，朱老板，别后悔，我请你吃饭还不行？你碰到我这样的知音，恐怕不容易。”

　　朱老板：“这话我说过好多次，没人听得懂。”

　　洪晃：“看？是不是？你来参加我们的策划会吧，把你这些话，好好跟我们的编辑、发行和广告人员说说。我们保险都听得懂懂的。”朱老板：“我来找你要东西，怎么成了给你送东西？”

　　洪晃：“不是跟你说我会混(第三声)吗？东西方文化都能混得那么好，何况你这要东西送东西，混到一起，小菜一碟。”

　第十五集：时间：两年前。洪晃的妈妈章老师重病转好。地点：北京医院，章老师的床前。

　　洪晃身穿白色医用大衣，把一帮会诊的专家送出病房。来到妈妈身边。

　　洪晃：“妈，看，医生说你好多了，遗嘱不用写了。”

章老师：“不写就不写吧，你那顿意大利饭可得请我吃。”

　　洪晃：“意大利饭？”

　　章老师：“忘了？我帮了你刊物的忙，你说请吃意大利饭的？”

　　洪晃：“我说呢，前几天你吓人得不行，可医生老说你求生欲望特别强，所以不能放弃希望，原来是因为想我这顿意大利饭啊。”

　　章老师(忽然动了感情)：“妞妞，过来，抱抱我。”

　　洪晃(也动了感情)抱住章老师：“妈妈，你把我吓坏了，我真怕留不住你了。”

　　章老师：“你才把我吓坏了呢，要不我会生这么重的病？办刊物是闹着玩儿的吗？看看你自己，这几年有一天安生的没有？偏偏要走这条最不容易走的路。”

　　洪晃：“好了，老妈，要不是这么不容易，我怎么会这么需要你？谢谢，真的很谢谢你这回没有撒手就走，而是肯留下来陪我。”有人敲门，上海出版界强人老肖走进来。

　　老肖：“章老师，你的书出版了，我给你送来了。”

　　洪晃：“我妈的书，最好先交给我加点工。我给她加点糖、醋、胡椒面，就好看了。”

　　章老师：“看样子我这个遗嘱还得写。”

　　洪晃：“怎么又要写遗嘱？”

　　章老师：“我还有好几本书要出呢，我得在遗嘱里写清楚，书全交给老肖出，绝不能落在你手里。”

　　老肖：“章老师，你不知道，洪晃现在在出版界也小有名气了呢，她手上的几本杂志，都做得不错了。”

　　章老师：“是吗？这我可第一次听说。”

　　洪晃：“关于我的好消息，你总是最后一个听说。老妈，你好多了，我就走了啊，刊物有一大堆事等着我去办呢。”

　　章老师：“又走？去哪儿？”

　　洪晃一边说，一边人已经出去了：“上海、广州、深圳……你不知道有多少广告客户要伺候呢。”

　第二十集：时间：今年。地点：现代城，某世界著名品牌赞助的刊物推广会。

　　冠盖云集，名人荟萃。媒体追星，闪光灯乱闪。台上台下，人声鼎沸。三本刊物《世界都市》《乐》《青春一族》，摆在显眼的地方，来宾们感兴趣地翻看、议论。大家热烈地跟洪晃握手，祝贺她的成功。

台上，一位著名的音乐家开始表演了，是中国民间情歌的摇滚式演唱。人们的注意力都转到台上。

　　此刻，洪晃手拿一杯什么喝的东西，多少有点落寞地望向窗外北京城的满城灯火。

　　洪晃的好友，现代城女老板张欣，注意到洪晃的神情，走上来与她搭讪。

　　张欣：“洪晃，怎么了？”

　　洪晃：“没怎么，有点累。”

　　张欣：“才几年，出了三本杂志，这些品牌都成了你的客户，不累才怪呢。”

　　洪晃：“我这人不累是对的，累了才怪呢。”

　　张欣笑：“说吧，你又动什么心思了吧。”

　　洪晃：“没有，没有，杂志刚刚办得有模有样，谁动别的心思谁小狗。”

　　张欣：“我还不知道你，你想干什么，还不是说走就走。”

　　洪晃：“你知道吗？前几年，有人说我回家写东西，一定能自成一派，成为大家。我有时候真想把杂志脱了手，去做这个作家梦。”这时候，一个人走上来跟洪晃握手：“正好，我是贝塔斯曼的代表，我们一直想约你写点东西。”

　　洪晃：“写什么？”

　　代表：“就写写你怎么走上了出版刊物这一行。”

　　洪晃：“行行，我写我写。”

　　代表有点吃惊地：“这么快就答应了？”

　　洪晃：“怎么？有问题吗？”

　　代表：“当然没问题，只是我没想到你这么快就答应了。”

　　洪晃：“我干嘛不答应？出了书，能扩大我这三本杂志的影响。”代表：“那好，我们就一言为定。”

　　张欣：“你又要一心二用？你不把杂志脱手，就不会有时间写书!”

　　洪晃：“小声点，小声点，我可没说杂志现在就脱手，你不知道有多少人盯着我这几本杂志呢。”

　　张欣：“那你一定拖期。”

　　代表：“没关系，答应我们的作者，要跟我们签定合同，一旦拖期，要赔偿我们损失。”

　　张欣：“洪晃，你可得考虑好。”

　　洪晃：“你别管行不行？我有办法，我有办法。”

　　屏幕上出现一行字幕

　　结束语：洪晃的所谓办法，就是读者们现在看到的这本书的样子——洪晃求遍了她的朋友，包括她妈妈，一人给她写五千到一万字，她一个字没写，只当了一下编辑，关于洪晃出刊的书就出版了。

　　老典

　　2002年6月12日

6,童年时我身边都是摩登上海女郎

我的外婆是外公的二老婆，据说出身不是特别体面，是吃青春饭的。曾经有外号叫“铁面观音”，因为她从来不笑，的确，在我的记忆中没有她的笑容。据我妈说，我外婆年轻时候的风格是她永远在旗袍的扣眼里放一球新鲜的茉莉花，每天都换。解放后，我外公从香港回到北京，外婆就带着我妈从上海搬到北京。开始，他们住在东四八条的朋友家，等我出生的时候就搬到史家胡同现在的四合院了。我不记得外婆穿旗袍，可能是那时候她老了，也不记得她有茉莉花，但是记得她是全胡同最特别的一个老太太。首先，她留非常短的头发，每一根都整齐地背到脑后面，没有一丝乱发。她穿的衣服永远是素的，没有花的，颜色永远是各种调子的黑、灰和咖啡。她对料子非常讲究，夏天当然是各种丝绸裤子和中式衬衫，冬天是呢子的裤子和中式外套，有时候外面还穿一件缎子的棉背心。外婆人很瘦，个子不高，年轻的时候她剃过眉毛，老的时候也天天自己拿镊子整理一番。我至今还有一套我外婆梳妆用的银具，每一件都是精雕细刻。一共有五件，有一个镜子，一个胭脂盒，其他的几件是干什么用的我也搞不清楚了。我从小有个感觉，外婆是个很讲究的人，她喝茶永远用一个小的紫砂茶壶，凉白开永远是放在一个小铜壶里面，夏天我渴了，拿起壶来对嘴喝水总是要被外婆训一顿，她永远把我的错误归结为保姆和北方人。

　　我小时候的衣服都是我的干妈做的。如果当时有时尚刊物我干妈可以当服装编辑。她天天研究什么百褶裙、背带裙、连衣裙、卡腰、下摆、袖子的收口等问题。每个周末她的到来都是十足的一场时装秀，她每次都穿得不一样，衣服都是她自己做的。干妈特别喜欢高跟鞋，手提包的颜色和鞋的颜色永远是搭配的。我不知道她为什么是我的干妈，可能她家里和我外公有关系，她就像我的形象设计师，每周都带新衣服来，都不一样，都是她的设计，也是她自己缝的。衣服带来我就得换上然后还要摆姿势，拍照。有时候外婆高兴了就请所有人去中山公园的来今雨轩吃冬菜包子，或者去新侨吃西餐。

　除了外婆、干妈，还有黎姑姑和夏姑妈。黎姑姑叫黎明辉，是上海30年代的影星，据说她由于唱了一曲叫《毛毛雨》的歌走红。解放后就当了幼儿园阿姨。我四岁的时候，父母再不能忍受我在这些30年代摩登女郎身边鬼混，死活要把我送幼儿园。外婆先是不同意，后来妥协了，条件是我只能在黎姑姑当阿姨的幼儿园待半天，这样不会染上太多的北方人的坏毛病。

夏姑妈是一个疯疯癫癫的老女人，天天小酒喝得高高的。她是巴黎回来的，所以也非常讲究穿，在我的记忆中她比外婆要洋气，头发烫成大波浪，也是一丝不苟地捋到耳朵后面。她有很多特别好看的皮包，都是发亮的。我小时候很想跟她要一个她的皮包，可是每次鼓足了勇气走到她房门口，她都会拿着酒瓶子冲出来，“咚”的一声把我吓得半死，然后她自己大笑着，抱着酒瓶子回屋了。每当这些干妈、姑婆们给我新衣服，我都要穿出来，然后大家你一句我一句地评论，还必须让我照相，照相的时候还要摆各种各样的姿势。从某种意义上我是这些摩登女郎的时尚发泄点，60年代已经不能随心所欲地打扮自己了，而她们的一生惟一的嗜好可能就是打扮自己，然后把自己像一碟精美的小菜一样贡献给她们的男人。解放后，她们已经不能在大街小巷随心所欲地把自己的时髦亮相给广大革命群众，我这个关在大四合院里的女孩，正好是她们的一个时尚发泄和挥发的小玩具。

　　我发现我妈妈是个大美人是她调到外交部，从湖北干校回来那一天。那天我去火车站接她，在她从月台到车站的隧道中走出来那一刻，我有一种由衷的自豪，因为我发现我母亲身边似乎有一个光环，她比别人都亮。至今她的光环犹在，当她走进一个房间，她就是中心。我妈妈的美比上海那些摩登女郎要含蓄得多，我当然更喜欢我妈妈这种风格。我妈妈那时候都是穿很严肃的制服，而且颜色很深，但是我记得她总是有一件非常好看，颜色鲜艳一点的衬衫或毛衣穿在深色制服的里面，露出一点点鲜艳的领子。其实我妈妈是很简单的一个人，我小时候从来不记得妈妈涂脂抹粉，和那些上海老女人比起来，她朴素得多了。到了70年代，妈妈已经是外交部长夫人的时候，她的美容用品也不过只有檀香肥皂、友谊牌擦脸油和美加净牙膏。我记得妈妈出国带回来吃的、小人书，从来不记得她买什么口红之类的东西。

　　小的时候我身边的男人也都不逊色，我外公永远是中山装或中式的马褂。和我外婆一样，他所有的衣服都是好料子做的，我爸年轻时候真是一个帅哥，他对吃、穿都有上海人的感觉，就是经济再不景气，也是非常非常体面的。我爸爸至今打扮得非常得体，从来不穿T恤衫，只穿衬衫，而且是烫得笔挺的衬衫，裤子永远有裤缝，皮鞋贼亮贼亮的。

　　总而言之，小时候我身边都是漂亮人。

1966年，文革开始了，我身边的摩登女郎一个一个开始失踪了。

　　干妈是第一个，也是印象最深的。我记得那是一个瓢泼大雨的夜晚，我已经睡了，但是听见外面客厅有很多慌张的声音，就起来偷看。从门缝里我看见干妈抱着外公哭，哭得特别伤心，她的头发乱成一团，脸上什么化妆都没有，我几乎都认不出来是她了。过了一会儿，大人们好像给她拿了一些东西，然后她就走了。第二天，我问外婆干妈怎么啦，她只是说


大人的事小孩子不要多问。从此以后我就没有再见到干妈。后来才知道，她就是在那个狂风暴雨的夜晚离开了北京，偷偷地跑到香港去了。

　　文革以后夏姑妈的酒喝得越来越凶，我不知道什么时候，外婆就把她送回湖南老家了。只有黎姑姑还经常来家里，但是她们已经没有打扮我的雅兴了。

　　我忘了是文革的哪一段，我妈居然开始在家自己琢磨怎么做衣服。她学会了如何量体、剪裁和缝纫。我们家为此还添了一台蝴蝶牌缝纫机，我把缝纫机当玩具，学会穿针引线，还把说明书当小人书看，看丢了挨了一顿骂，我妈扬言要打我，我跑到外公身后躲起来，外公还吼了我妈几句，说你小时候我没打过你，你现在也不许打妞妞。此事至今是我妈证明我从小被娇生惯养的重要依据。在60年代和70年代，人是不能讲究穿的。妈妈总是想办法非常小心地把我和她自己都打扮得漂亮了。我还记得的确凉料子出来的时候我妈在百货大楼抢购到一块特别好看的粉色格子的料子，她给我和她一人做了一件衬衫。但是她怎么也配不着好看的扣子，最后终于托人买到了透明有机玻璃扣子，如获无价之宝，全部钉在她的衬衫上了，不给我钉的原因是怕我丢，为这事我也至今耿耿于怀。

　　1970年我外婆去世了。这是我童年的一个句号。同一年，我妈妈走后门把我塞进北京外国语学院附属外国语学校念英文，当然是为了我的前程考虑才这么做，可是我那时候九岁，不太理解这一切，只是觉得我的好日子没了。

　　1970年外附招生是要查三代的，必须是红到根上的工农兵子弟，我纯属于混进去的。我和别人的不一样把我自己也吓一跳，那时候我连公共厕所都没有太用过，在史家胡同小学的时候，我外婆叫我不要在外面撒尿——脏，憋半天，回家再撒。导致的直接结果是我根本不会用蹲坑厕所，只会用抽水马桶。这真是很晦气的事情，每次撒尿都会走偏，撒到裤腿上，被同学们笑死，真没见过九岁还不会撒尿的小孩。

　　我小时候几个摩登女郎精心培养的服饰美容意识大概在半年内就被彻底革命化了。在我学会用蹲坑后的不久就开始改变我所有的服装。要穿军装，要白衬衫蓝裤子，要穿解放鞋和军鞋，裙子、皮鞋都是资产阶级的东西，一律扔掉。1973年，我的无产阶级时尚意识刚刚稳定，我妈妈再一次为了我的前程，把我送到纽约。就这样，在短短十二年里，我的“时尚观念”从30年代上海摩登到文革的无产阶级专政又到了70年代纽约嬉皮。

　　从此以后我彻底乱了，也就不想了。

朱伟说

　因为创办《华夏记忆》，我进入了洪晃的家庭环境。当时创办《华夏记忆》的想法是要挖掘记忆的财富——中国历史的各种各样个人记忆其实都是一种财富，但好像大家都越来越不珍惜记忆而只看重实际。为表达这种思想，我要了点点红色回忆录中1966年回忆她父亲罗瑞卿的首发权，约张承志写了《饥饿的记忆像一根金属线》、莫言写了《毛主席逝世那一天》、余华写了《医院里的童年》、李欧梵写了《美国六十年代》。而洪晃帮我拉她妈妈写了《史家胡同51号》，她自己则写了《纽约空降红小兵》。

洪晃家——史家胡同51号是个特别漂亮的四合院，从前院走进中院，敞亮，而其气派实在是这院子因为住过不平凡的生命而留下的那种不平凡的生气。我没有看到过洪晃姥爷在这个院子里的照片，但我能想见这所房子里曾经拥有过的藏书，洪晃妈妈说，那些书老爷子去世后都捐给国家了。我看到过现在这房里放着的乔冠华在葡萄架下与洪晃妈妈开怀大笑的照片，据推测，那应该是“乔老爷”春风得意的年代。那时候他们都那么年轻，他们的笑又带来那样的一种美丽，美丽得让你的脚步走在这院子里都生怕惊动了什么。

　　一个太古老又承载过太多内容的院子，似乎到了晚上，这院子的历史才会更清晰地呈现出来。有客人时候，正房门口的两个大红灯笼被点亮，月光和风在树叶上滑过的声音给这院子一种不真实的感觉。洪晃妈妈的家宴这时候设在东偏房，家宴上总有她拿手的“赛螃蟹”与“八宝鸭”。那是一种令人感动的精致，这精致与这院子在一起，构成了一种这家庭无论遭遇什么周折都值得骄傲的东西——有许多东西被改变了，有许多东西不能改变，历史不过是它周围盘旋的浪花而已。

　　洪晃小名叫“妞妞”、“妞子”，因为从小跟着姥姥、姥爷长大，她的童年完全是大红门里被八十多岁的老人章士钊惯坏了的“小公主“、“小霸王”。这个大红门内的童年曾经完全是与世隔绝的世外桃源——姥姥从来不许她吃外边的东西，所以她说她二十多岁才吃到北京的卤煮火烧。跟着姥爷出门吃饭，她与姥爷一起坐当时象征特权的老式伏尔加，而上幼儿园是姥姥每天推着小铜车接送。上小学时候姥姥不让在外边上厕所，说是外边的厕所脏，撒尿都要憋着回家，所以寄宿前她根本不知道蹲坑是什么样。大院外有小杂院，小杂院的孩子都哄着她玩。而姥爷章士钊每天就是陪她下棋、打扑克哄她赢。这是一个沉浸在过于温馨的“大家”之中的脆弱童年，有关的两个细节，一是因为家里爱吃肉松，洪晃记得就有个福建师傅每个月会来炒一次肉松，“十斤二十斤肉，就在我们家挥汗如雨地炒一天，满院子都是炒出来的香味”。二是洪晃妈妈回忆，说洪晃小时候曾经有一次偷拿了桌上姥姥的钱，自己买了一大堆三分、五分钱的冰棍，坐在大门口门洞里。向过往的小孩免费发放冰棍。

　　这样的童年，当一下子被推出大红门的时候，真是“一下子被吓着了”。

　　每个人都会珍惜自己的历史烙印。就历史烙印而言，洪晃把自己归为“60年代的孩子”。她看重60年代带给她的反叛精神，尽管这种反叛精神生成于一段畸形的历史之中。

　　对洪晃而言，最初的反叛意识诞生于走出史家胡同四合院的红门之后，从九岁开始。九岁姥姥去世，父亲在牛棚，母亲在干校，她一下子给送到外语学院附小寄宿。这所学校当时收的都是祖宗三代清一色的工农兵子弟，而阿姨给她准备的却是薄丝绵与厚缎面的两床被子、一条印着英文字母的圣诞节床单、三个盆三条毛巾——一个洗脸一个洗脚一个洗屁股，还有无数小吃。这把她一下子推成了全班工农孩子们的敌人。早饭是从肉松小馒头一下子变成了窝头咸菜棒子面粥；工农孩子们自觉地都与她划清界线，没人理她没人与她说话；晚上躺在床上，周围小伙伴一个个都会旁敲侧击对她进行批判。在这过程中，一个孩子开始憎恶大院里曾经给过她的那种生活，因为它们带给她太多的灾难。洪晃说，那时候挖防空洞，要求用书包背土，大家为显示不怕苦不怕累都要背大书包。家里人见她回来肩膀是肿的，心疼她，觉得小孩怎么能受这样的罪，于是专给她准备了一个底下有许多小洞的书包。这样每次背土都感觉越背越轻，那书包里的土边走边漏，结果对她又成了极大的灾难。这样的环境里能从孤独中走出来的方式只有与大院生活划清界线——她开始尽量拒绝一切小时候喜欢的东西，回到家一桌子的菜就是不吃，没有补丁的衣服就是不穿，冬天就是恨自己手上没有口子。在不知道什么是价值观的时候，这个社会迫使她“脱胎换骨”地反叛，使她变成了一个极端的孩子——吃饭就是熬白菜好吃，捡马粪她会挑新鲜的往书包里装。洪晃说：“1973年我第一次坐飞机，与妈妈陪姥爷去香港。我那时候真是特别混蛋，亲戚送的欧米茄手表，接过来就扔在地上碎摔了；送的好衣服我全给撕了。这种改变的结果是，1970年姥姥死的时候，我知道伤心，姥姥躺在那儿，我坐在旁边给她梳头，因为我看到姥姥头发乱了，而平时她的头发都特整齐。而姥爷死的时候，真是什么伤心的感觉都没有了。那倒不是因为我觉得我和姥爷之间没什么太多关系，而是我学会了不敢流露真实的感情，姥姥死的时候我给她梳头的那种东西，我已经不知道怎么去做了。”

　　洪晃在谈到父母对她的影响时说，她妈妈在她生活中的地位比她爸爸要重要得多。“因为我一直在她身边，所以我跟她最亲，我的生活方式可能跟她更有共同语言。”洪晃说，“我妈给我最大的影响是一个女孩子要好强、要自立。其实在我妈对我的教育中，没有强调要成名这种东西，但她会强调独立精神。我妈属于一个既漂亮又聪明的女人，她好强，对自己特别较劲，要求自己凡事不能松懈。我妈妈带给我的是一个人要有不断的上进心，这上进心是有强有力的责任心，就是说你不能对自己不负责任。而我爸呢，是截然不同的一个人，他只要活得好就得了。”

　　洪晃曾经给《三联生活周刊》的《生活圆桌》写过一篇文章，在谈到她父亲对她的影响时戏谑说：“我的坏毛病都是从我爸那儿来的。我爸聪明不用功，我也是；我爸好吃好抽烟，不注意身体，我也那样；我爸结过三次婚，我也整整三次。还在比他小得多的情况下，把三次都结完了。我爸是北大教经济的，他能在课堂上把经济讲得生龙活虎，就是学术文章不好好写，所以人家当头版头条的经济学家了，他却退休了。”洪晃说他父亲是“一个天生的乐天派”。“特好吃”，她回忆，“文革时候一件特别乐的事就是，我爸从干校回来，晒得剧黑，骨瘦如柴。他满街找卖螃蟹的，后来找到一个专供外交人员的供应站，门口有解放军站岗。他那时还是黑帮，就全然不顾地混进去买螃蟹，因为他实在晒得太黑人家以为他是非洲或是印度人，然后就跟他说英文，他也就跟人讲英文，在特别不可想像的情况下提了两大串大闸蟹就回家了。然后就特高兴，虽然他第二天要回干校，但他那天就乐呵呵的。”洪晃记得小时候她爸爸从来不带他去大公园，不去那些挤、闹的地方，比如去圆明园废墟，在那儿捡石头、刻砖，一呆就是半天。“而我妈呢，就是典型的小资产阶级情调，她自己裁衣服、做衣服、绣花。你不可想像，问我妈买多宽尺面的布料，要什么样的袖子、什么样的领子，她就能给你做出来。她被隔离审查时一帮女的看着她，她把这帮女的糊弄得特好，就是把她们都教会了做衣服。我妈也喜欢吃，但她更得意于自己做一手好菜。她的‘赛螃蟹’，我在上海所有饭店吃过的都没我妈做得好。”

　　洪晃说她父亲留给她的是一种自然、追求自由、无拘无束、什么也不顾的生活态度。而出于平衡，觉得自己过舒服了，她妈妈的影响就会出来，又会觉得做人不能这么舒服，不能对自己、对人家都不负责任，这是要遭人指脊梁骨骂的。所以，她的放松与她的沉重责任感经常反反复复地形成对立，当然，从本质上说，洒脱的力量可能远不敌责任的力量。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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