樱色国际会馆

长安

没来由地，总觉得东京的樱花越来越淡，越来越白了。

即将上大学的长子忽发奇想，要去看看父母从前生活过的地方。那个周日，一家四口开着车先到茨城，又到埼玉，最后来到了位于目黑区的国际会馆。二十多年不见，粉红色的大楼已有些发白，更像樱花色。

那年一月底，我从北京飞到东京，三个多小时，倒像跨越了一个时代。东京正是最冷的时候，在多摩借宿两个月后，终于住进了T大新建的国际会馆，就像阿Q飘飘然住进了土谷祠。学期伊始，满树樱花与崭新的会馆大楼交相辉映。楼新人也新，自此便认识了好多人，知晓了好些事，渐渐过得像个留学生了。

会馆里的房间都一样大，或者应该说，都一样小。床是折叠的，白天把床立起来才会有点活动空间，晚上再拉下来。还好机括够灵活，推来拉去也不算太费事。房间里有小壁橱小灶台小卫生间，麻雀虽小五脏俱全，关起门来自成一统，但，终归是小。于是一楼大厅里便老有人坐着聊天，一半以上是同胞。

印象中有那么两个人几乎总是坐在那里。一个是韩国人，长得颇像后来风靡全球的那位肉乎乎的鸟叔。他的故事至少对我是讲过两遍的，他说自从他当着导师面发牢骚，说“这国家鸡肉没有鸡肉味儿，人没有人味儿”，导师就不待见他，所以他的论文大概是通不过了。一个是中国人，黄黄瘦瘦的高个子，他倒是没有对我自曝过身世，只是他与日本女孩谈恋爱又闹吹的事早已无人不晓。一次他问我知不知道应该到哪里买衣服，我不知从何说起，正自犹豫，他已经一字一顿地给出了答案：“伊势丹。”趁高个子离席，黑瘦的上海人老余不胜感慨，说他是被日本女孩笑话怕了，不敢买便宜东西，又买不起贵的，心里拧巴。伊势丹的中产保守风格似乎已日趋乏味，只是那年头，在留学生眼里，伊势丹大约的确便是高大上了。这老余也是位知名人物，人人知道他博士论文提交了八次才过关。

一个若即若离的小社会，带着母社会的胎记。既是社会，就不免有些活动，唱歌，跳舞，也与附近会馆搞联谊。聚会上有人慷慨激昂论国事，也有人家长里短说八卦。一位穿着大红和式罩袍的女生讲话老爱加上一句“我妈是×××啊”，听的人大致一脸茫然，毕竟，差不多每个聚会上都会来那么几个名人后代。她母亲在国内教书，写过一本日本纪行。有个学舞蹈的女生叫朱燕平，漆黑的长发在脑后松松束起，莹白的瓜子脸，漆黑的眉眼似蹙非蹙似喜非喜，活脱一个林黛玉。聚会上她跳《谁不说俺家乡好》，“一座座青山紧相连，一朵朵白云绕山间，一片片梯田一层层绿……”郭兰英豪迈的歌声中，我想像着朱燕平跳《春江花月夜》的样子。

朱燕平舞姿曼妙，然而被众人暗中唤做东京舞女的却是高高大大的理工女袁丽芳。也许是在国内用功过度了，物极必反，袁丽芳是有舞会必去的，舞技如何又是另一码事。一次在大厅闲聊，老余也在，袁丽芳讲起正在学做饭，做给比她小的男生吃，脸上有种母性的慈悲。而我隔壁学宗教的台湾尼姑大概更为慈悲，墙壁不隔音，总能听到她的念经声。另一侧的隔壁——住着一位丰满的玻利维亚女生——还要热闹，总有一位男生来访，旁若无人，不，旁若无邻。一次在走廊撞见，才知芳邻的访客原来便是那位在聚会上大谈国事、忧国忧民的李晓兵。

白发的会馆管理员大垣也经常参加留学生的聚会，一个人坐在角落里笑眯眯地观望。大垣仿佛知道每个人的故事，听说我胃疼就指点我去药店买一种叫做强力若元的胃药；听我说没食欲就说光吃米饭也行啊，拌上一点紫菜泥就好。“无路可走啊”，我感叹。“石头桥敲一敲就过吧”，他用了个谚语，满有说服力。他讲的日语抑扬顿挫的，有些口音，又听不出是哪里的。

国际会馆只能入住一年，第二年樱花盛开时，众人便作鸟兽散了。自打离开中国便觉失重，离开会馆益发失重，飘飘然更像阿Q了。东京的樱花似乎也和会馆大楼一样越来越淡，越来越白了，花瓣随风飘落，像下大雪。