霍金的《时间简史》，可能是目前我们了解和学习宇宙知识的地最佳读本，它为我们描绘出一系列让人心驰神往的宇宙事实，并且不可争辩地告诉我们，那让我们日常感受到的世界，实际上是宇宙中很小的一个角落，几乎可以忽略为零。人类如果不能理解宇宙中更广大更深层的宇宙规则，就只能成为一种名副其实的井底之蛙了。发生在地球上的领土之争和文化之争，常常显示人类的心灵是多么狭窄。在宏大的宇宙面前，人们总是感叹自己的孤独，然而，宇宙在创造出人类之时，就已将人与宇宙的各种联系，隐含于人性之中。只要我们静心的观察，就会发现，人类的历史以及个体生命的成长，正是一种不停的发现人与世界的各种关联的过程。换句话说，人类的进化和进步，也就是通过人的实践与智慧，将人性与世界的关联，从表层发展到更深层的联系的历史，也就是人类相对于宇宙，从被动、孤独、对立再到融合的过程。人类丰富多彩的各种文明，无不是相应地处于这一过程特定阶段上的智慧，就如力学从牛顿到相对论又到量子力学的发展。所以，物理学中所揭示的宇宙规则，也同是人性内在的规则。人类是宇宙的产儿，当人去读世界的时候，也正是在读自己。所以，科学的理性思维，才是踏向“天人合一”的真正道路。 早在公元前340年，亚里士多德就在他的《论天》中对地球是圆的，做了另人信服的逻辑性论证，在此基础上又作出了太阳和月亮等围绕地球作圆周运动的设想，因为他认为圆周运动是最完美的，可能是由于“圆”充分体现了人们对宇宙规则的最初感觉，就是“平衡”。“平衡”，也是人们对逻辑最初的认识，也就是说“平衡”是世界得以存在的依据。如果违背了这种平衡关系（人们在逻辑思维中，首先发现的是世界的数学关系，也就是简单空间关系与时间的关系。并以此关系，来研究存在的真伪），就是不合理的，其存在就是值得怀疑的存在。值得注意的是，这种合理与不合理判别依据，在理性思维的方式中，是来自于对现实的观测的，而不是存在人们心中的“应该”。 所以理性或逻辑思维，第一次真正让人类的质疑，指向了一种客观性的规则方向。可道德性的质疑，常常是缺少客观基础的猜疑。这就是理性文化和道德文化为何走向不同方向的原因，理性的思维将人的情趣，从当下的生存，扩展到对整个世界的探索。所以，理性思维，是人类智慧的又一次飞跃。西方人，就是为纠正世界中的“逻辑错误”，而不断地扩大对世界的观察中，不断地丰富自己的“逻辑”知识，并在不觉中创立了让人类走进新纪元的自然科学。所以，在欧洲人们很快就推翻或修正了由亚里士多德和神学所创立的宇宙模型。 而以道德思维为核心的中国人，却在“天圆地方”的世界里，毫无质疑地生存了几千年。毫无疑问，如果没有西方文明的进入，我们还会安然的生存下去，也决不可能有我们今天的“嫦娥奔月”。自然科学，只能产生于理性思维，从几何学到牛顿力学直道现代的一切科学，无不是对世界的客观逻辑性的一种表达。中国文化，无力给予我们这种对世界的表达能力，中国的现代科学家，无不是从“洋人大学”里走出的学生，直到今天我们所运用的一切科学定律，也没有一项是靠中国文化所能创造出来的。就连那让我们立国的“两弹一星”，也不是我们老祖宗的东西。假如不是为了实际的生存和享受，中国人的虚荣会让我们毫不迟疑地拒绝西方人的电灯、汽车等等的东西。中国的传统文化究竟给现代中国带来了什么好处？如果我们将西方文化的一切成果移出中国的话，可能那些最热情的“爱国者”会首先走向街头抗议。实际上什么是先进的，什么是落后的我们心中早已做出了选择，只是为了虚荣和其他的一些原因，表面上拒不承认罢了，从而让我们继续玩弄那些模糊的、却又让我们舒服的并对一些人非常有利的所谓民族“价值”。这就是为什么有些人，一方面拼命地享受着西方的物质文明，一方面又拼命地抗拒着更有价值的西方理性思维。 科学的发展，在西方也是一种将人的“神圣”与伦理性情节，逐渐消退的过程。天文学的发现，将人类在宇宙中的位置，挤到了一个微不足道的位置。上帝和道德被更广大的宇宙秩序所取代。这种由知识带来的观念地变化，使一些当时的欧洲人感到异常的空虚，就像今天中华文明的衰落，给国人带来的空虚一样。然而，人类很快又发现了一个同宇宙相通人性世界，生命的意义不在借助圣灵的光芒，而变得更加璀璨夺目。终有一天，中国人也会明确地认识到，我们生命，不再只是为了折射“老祖宗”的价值，它本身就具有更精彩的意义。 由此可见，人类的现实，是不停的被人类的智慧和实践追索出来的。而最能让人类踏上这种追索之路的，就是理性思维。理性思维最主要的特征，就是凡事都要找出一个客观的现实依据。这种“依据”又渐渐的表现为一种逻辑规则。所以，理性思维简单的说就是一种根基于一种逻辑的思维。几何学，只是为西方宇宙逻辑思维奠定了一种方法上的基础。虽然西方人是通过几何学，开始了对宇宙的探索。实际上西方人的科学理性的思维，还有其更深厚的社会根源。动态的（加上没有一个强大的单一性的文化，可以束缚和屏蔽他们的心智）西方社会，带给他们的就是对现实的更加丰富多彩的视野，因而他们对世界更容易用趋向于一种抽象的思维，以便对杂乱的世界进行概括性地思索，因此逻辑思维，成了他们最有用的思索工具。正因为如此，从埃及传到古希腊德几何学，就立刻走出了建筑学的狭窄领域，成为他们探索宇宙的最初依据。同时几何学，又进一步的发展了他们的逻辑思维。相反，几何学，在一个专制的古埃及社会里，却只能停留于一种实用的建筑和测量土地的方法之上，因为他们的视野，不可能让他们领略出几何学中其他意义。古希腊人第一次理解到，几何反映的是这个世界的空间规则，可以用它辨别存在的真伪。直到今天东方人对科学的认识，其总是实用性大于它存在性意义。那种东方式的只停留在“效法自然”而缺乏真正思索的“天人合一”思想，并没有将我们同自然真正的融为一体，相反，科学上的任何发现，总让我们认为那是一种与我们生存意义毫无关联的世界，因此探索宇宙的基础科学，无法激发我们的激情。已具备很好条件的日本，也不例外。日本可以产生一百个“索尼”，但却很难诞生一个“霍金”。可见一个东方民族，要“全盘西化”，是多么艰难，就连日本这个如此崇尚西方文化的国家都未能做得到，我们却天天为此担心，真是有些可笑。可在美国，霍金研究宇宙“黑洞”的书，竟比色情杂志还要畅销。可见，“真实”对一个理性思维的民族具有多么强大的吸引力。 在崇尚真实的思维中，什么是好的理论就会变得非常简单，霍金在《时间简史》中引述卡尔•波普的话写道：“一个好的理论的特征是，它能给出许多原则上可以被观测所否定或证伪的预言。每回观察到与这预言相符的新的实验，则这理论就幸存，并且增加了我们对它的可信度；然而若有一个新的观测与之不符，则我们只得抛弃或修正这理论。” 文明的发展同样如此。只是在科学中，固执的保守，将被明显的视为愚蠢。可笑的是，这种愚蠢，在文化的发展中，却可能被当成“忠贞”的勇士。可见，人类在充满利益的社会冲突中，至少总有一部分人，根本不希望有一种忠实于客观真实的智慧。所以，纵贯人类历史，会让人惊讶的发现，总有许多年代，成了拼命压抑人类自身智慧的时期。中国社会对消灭人的智慧，表现得更加坚定不移和持久。所以，假如没有西方科学的传入，直到今天，我们也绝不会去想，在我们脚下的是一个星球，还只是一片“皇土”。 但西方人，却要拼命地去理解整个宇宙。西方文化对整体性和一般性真理，总有有强烈而明确的欲求之望。因为他们的整个历史，面对地都是一个更加变化的世界，进而更有机会去感觉一个杂乱世界的何以趋向“同一”的过程，进而在他们心底养成了这种追求“一般性”的理性求知方向。可在中国静态到一种几乎是单一时空的世界，是我们能难区别出何世界的一般性与特殊性，甚至我们的社会与我们所能观察到的一切现实，都未能为我们的心智提供这种区别的冲动。所以由此产生的逻辑思维，对我们的心智直到今天，都不可能发挥出像对西方人那样有力的影响。中国人用东方性的眼睛，由于对西方文化中“同一性”（反映世界深层的贯穿一致的理性逻辑）缺少应有的感知，因而看到的西方世界只是表面上的一片混乱，因而更加眷恋于自己文化的那种表层的和谐。这种和谐不管蕴含着多少危机，或者表现出的只是一种贫血性的苍白，但它毕竟是我们的心智所能感受到的一种“和谐”，因为对我们来说，“苍白”比之死亡，已经是最健康的生命迹象了。对那些更加活蹦乱跳的生命，在我们看来只是为生存添乱而已。所以，尽管我们的有些孱弱，但依然可以“自豪”的藐视和抵制已被历史证明非常有力的西方文化。好像直道今天，我们依然不明白，西方历史何以能从一片混乱中，发展出一个比我们还有力的社会，因为我们始终无法看到在他们的混乱背后，那种强有力的与客观世界相一致的“同一”，当然也看不到我们那些“盛世”后的一种背离真实世界的“无序”。现代物理学告诉我们，越是一种稳定的存在，也就越具有动态的特征。而以理性思维为核心的文化，直到目前为止，都被证明是驾驭一个动态社会最好的文明。而中国的道德文化所包含的，只是人类对人性与人类社会的初期而粗糙的预言，就如亚里士多德的宇宙模型，是需要彻底修正的东西。 理性思维以“真”为本的特征，保证了西方社会和科学不停向前的发展，不管其间有多么曲折的经历，这种趋势却始终无法阻挡。因此西方的社会和科学的发展，都在不停地加深着人们对世界规则的意思。只有符合世界变化规则的才能生存，成了西方人思考一切问题的基础。他们就是以此来变革他们的社会，科学家也以此修改他们的“宇宙模型”，如果他们像我们那样对待孔子一样对待亚里士多德，就很难从一个静态的宇宙观，就不可能认识到“时空扭曲”，进而发展到对“宇宙大爆炸”的探索。我们的文化却不让我们的智慧去探讨这个世界的规则，它在我们心灵中注入的只是一种强烈遵循“圣贤”的情趣。所以，中国文化，几乎是一种全面阻挡智慧发展的文化。生存就是一种在世界规则中的生存，而世界的规则本质上有是一种变化中的规则，在这个世界中，实际上没有任何可以静止的东西，现代宇宙学证明，连我们认为不可能变化的元素，包括最简单的氢元素，都是从时间中演化而来的，并且还会在未来的时间里消失无踪（我们没有必要为之担心，因为这是一种遥远到可能连星系都不可能存在的事情），因此生命进化和繁衍，完全取决于一个物种对这种规则的“适应”能力。生命从对环境的单纯的条件反射，到对环境的一种直觉能力，然后再到对环境的一种超越时空的认知，其意义就是对变化中的世界规则越来越精确的反映与运用。因此，西方的理性思维对世界规则的精确把握，比东方的悟性思维（是对环境规则的一种被动的粗略反映），更体现出了生命智慧的进化方向，所以它们的影响才能席卷全球。而我们的文化，却只能在一种特定的环境里，借助于一种“特色”才能继续生存。然而由于这些“特色”在更大的世界面前，已不具有现实意义和现实力量，因此，我们必须采取任何有助于封闭性的手段，以阻断同西方文化的正面交流，比如在大众面前禁止有关的讨论，在出版言论上给与限制。总之，一种文化如果不能坦然地面对另一种文化，就足以说明它自己的存在状态了。就像一个物种，只有用围墙拦起来才能生存一样，也足以让我们判定未来它在世界中的命运。理性思维自身的发展，也体现了自然中优胜劣汰的进化过程，所以理性思维的历史是一个不断进步的历史。而中国文化的道德思维的垄断特征，一开始就让自己丧失了进步的可能，这种思维偏离了智慧进步的客观方向，也就是说它对世界的真实规则采取了回避和漠视的态度，因而我们的智慧也就失去与客观信息的交流，变得畸形自闭，仿佛脱落了一双观察世界的眼睛，对外在世界的规则可以视而不见。因此，在我们这种智慧的血液里，充斥着的只是一种盲从祖宗感情，由此可以判定，当我们用这种智慧去鉴别一种真理的时候，会是一种怎样的结果。中国人在瞭望星空的时候，能看到一种与我们生命息息相关的自然演化吗？西方人的自然科学与他们的人文科学，只是一种偶然的产物吗？霍金德宇宙学里，包含了许多中国文化难以理解的信息，我们的一些科学家，从中看到的也只是一种纯物理功能的世界，很难发现其中蕴含的宇宙、生命与人性的更辽阔的意义。在西方，那多人醉心于科学与哲学的研究，正说明在人类理性思维里，深藏着的恰是一种“天人合一”的巨大张力。而我们的“天人合一”则是一种无自我无思索的混沌，所以在我们的情感里，对“天事”无所激情，对“人事”也无所激情，在我们思维的触角里，已经没有了对客观世界的反应机制，有的只是清一色的对“天”的盲从，因此我们与“天”的“合一”，比西方人要方便和轻松的多。对世界的解释，老子的“道”已让我们感到非常满足了，何必去探寻宇宙中的引力和那与我们毫不关联的“黑洞”。中国人对世界的好奇，就是这样被我们的历史碾压的支离破碎，因此我们判别一件事是否有意义，就是看它与“吃”、“穿”有多大的联系，我们的情趣所包含的只是一些迷信和不能体验思想乐趣的生物性冲动。因此，就可以理解原始人何以不能“好奇”地仰望天空。 理性思维真正的活力，不只是它的逻辑机构。亚里斯多德对理性思维的方法的研究，做出了巨大的贡献，他对思维逻辑的定义是那样的“完美”，以至他以为可以用纯粹的思维，就可以找出制约宇宙的定律，而不需要任何实际的检验，让理性思维丢失了它最核心的向现实求真的趋向，使得他对宇宙所进行的一些推论，成了科学发展的阻力，因为想象的思维，看上去不管多么合理，都可能是一个虚假的结论。因此理性思维的发展也并非一开始就是成熟地东西。然而理性思维，毕竟是以一种独立的规则为前提的，人自身的好恶也就不能成为它长久的束缚，所以伽利略对对亚里士多德的质疑，是西方文化必然发生的结果。也是理性思维走向成熟的标志，他要用实验去证实那些看上去“无法争辩的事实”。理性思维在伽利略身上，再次回归到“求真”的趋向之中，也就是说伽利略著名的落体运动的实验，不仅标志着推翻了亚里斯多德的“不同重量的物体，将以不同速度下落”的错误结论，也标志着一种更加健康的理性思维，在西方社会中的一种回归，此后欧洲社会也就渐渐进入了他的一个崭新时代，从而进入一个全面超越东方社会的高速发展之中。这也是自然科学在西方历史中必然诞生的原因。然而伽利略式的质疑，在中国文化中却很难发生，我们既没有热衷于次序的逻辑思维，也没有去“证实”事物的冲动，而这两点恰是理性思维的特征。我们总是以一种先在的理由，才会怀疑，而我们的理由又大都是一些道德性的问题。因此，中国文化中怀疑精神，也大都是一种猜疑，也就不可能推动一种自然科学的产生。怀疑由于总是引发猜疑，所以“怀疑”在我们的生活中，总比“坚信”缺少更好的名声。然而理性思维，本质上是表现的是对世界究竟“是”什么的一种热情，所以即使理性思维在历史的某一阶段，对真实的世界有所偏离，但它终究还是要摆脱虚假的东西，因为“是”什么的思维，毕竟是一种要倾听一个真实世界的思维，虚假的东西不可能将它蒙骗的太久。可中国那种世界“应当是”什么的道德思维，其面前很难浮现一个客观世界应有的尺度，所以，虚幻的东西，可以在我们的脑中，几千年都受不到丝毫的冲击。怀疑和推翻先人思想的伽利略，在中国文化的环境中，可能就根本没有出生的机会。西方自然科学的产生和发展，极其生动地展示出了理性思维的特征。理性思维，让西方人总是站在“祖宗”的肩上，而不是生存在“祖宗”的阴影之中，不像我们总天真地认为，只要将“祖宗”那“博大精深”的思想，完美的发挥出来，就可以屹立于世界之林。可惜，这个在不停演化中的世界，绝不可能满足我们的这种天真的愿望。 理性就是靠打破习惯，甚至包括那些“科学性”的习惯，而发展出的一种思维。然而人类的思维具有的保守倾向，似乎有着跨越文化的特征，比如，爱因斯坦错失了许多明确的科学发现，几乎每一次都不是因为他的智力，而是由于对旧有观念的坚信。就如霍金说描述的：“静态宇宙的信念是如此之强，以至于一直维持到了20世纪的早期。甚至爱因斯坦于1915 年发表其广义相对论时，还是如此之肯定宇宙必须是静态的，以使得他在其方程中不得不引进一个所谓的宇宙常数来修正自己的理论，使静态的宇宙成为可能。”实际上爱因斯坦对黑洞的“发现”，一开始也持否定态度。可想而知，一个以“坚信”为基础的文化，会屏蔽掉一个民族的多少智慧，即使这个民族的每一个人都如爱因斯坦一样的聪明，也会因为它不会纠正而只会夸大爱因斯坦的错误，从而让他对世界不会有任何发现。这就是为什么，我们这个实际上并不愚笨的民族，何以几千年来做着同样的蠢事，而一个理性的社会却总能纠正个体的或那怕是一个伟人的错误的原因。可见，理性思维是一种最能挣脱人的主观意愿的思维，它将人的心智引向探索客观规则的方向。所以，对真实规则的崇尚，成了西方文化的灵魂，霍金在《时间简史》中，几乎非常庆幸地感叹到，即使上帝创造了宇宙，上帝也同时为宇宙创造了他不再干涉的宇宙规则。因此，理性思维，在对世界的认知过程中，可以摆脱一切非认知倾向的干涉，包括保守性的习惯性思维和一切神圣之物的束缚。西方人于是可以彬彬有礼的将上帝送到“另一个世界”，不许他干涉他们的生存与历史，即使他们感到生存极度空茫的时候（近代），也不再请回上帝，而是在宇宙的规则中去寻求生存意义的依托。客观的规则，成了西方文化最强有力的情趣方向。所以，科学的理性思维具有极强的自我纠正和接纳新事物的能力。当对宇宙的观察，让西方人发现了“时空的扭曲”，在量子力学中又面临“测不准原理”的时候，他们很快就将惊讶变成了一种兴奋，对这些看起来与以往科学如此不同的现象，又倾注了全部的热情。可见，理性思维对“真实与规则”具有不顾一切的迷恋。 而我们的文化所具有的伦理思维，总在本能地保护就有得一切。为此我们可以不假思索地创造一些似是而非的逻辑，比如有人说，中国社会和文化强调“特色”，是指对西方现实与文化不要“盲目”的照搬。这种说法，表面上似乎很有道理，但我们“不盲目”可又“明目”于何处呢？是不是依然要以我们“已有”的为依据？假如，我们在学习一种新东西之前，用我们的“特色”去分辨出什么东西可以学，什么东西不可以学，且不说这已违背了学习的根本逻辑，又让我们如何鉴别自己的“特色”正确与否。我们之所以有这种奇怪的学习理论，就是因为我们还未走出自己的文化视野，以为世界上一切文化的核心，包含的不是一种“科学”精神，而是一堆可以任意取舍的“伦理道德”。使我们无法用科学的合乎理性的态度对待文化对待世界，以致我们从没有勇气去触碰自己文化中那些“神圣”的“神经”，也就没有勇气去接受人类的现代文明。所以，以“特色”为前提，将自己框在自我天地里的学习，是没有意义的，只不过“特色”里有我们“神圣”的感情，才使得这种提法，显得那么顺理成章天经地义。因此，学习意义，本质上就是对已有“特色”打破。我们应当明白，这个世界本质上是一个由客观规则构成的科学世界，而不是一种需要“神圣”来支撑的伦理世界。不知何时，我们才能摆脱那种“恋祖”的情结，去全面感受一个更宏大更现实的科学世界。 【笔者注】这是十年前我在新浪博客拜读李先生的文章，十多年的世界变化，令人感慨，尤其中国大陆虽然经济发展了，人文思想却大大倒退了，人性更加无堪，这种两极悬殊的实在让世界感到不解和困惑，是什么原因今天中国大陆如此作妖的人文社会，除了文化与制度，我们都处可寻。如今不但中国大陆社会的更加疯狂和不堪，而且令我们万万没有想到的是以西方这么发达的美国也走上堕落和更加不堪，这又让我们这个星球世界更加迷茫和困惑了。 如果有人说李先生的观点（崇尚“理性思维”，反对迷恋“伦理思维”）与中国特色理论相抵牾也许并不过分，但李先生的本意乃在棒喝国人不要太恋祖，行文中李先生的赤子之情是不难觅见的。然有多少人海内外的华人会懂得这其中“爱之深，恨之切”呢 ？非常非常钦佩李先生的汪洋恣肆的文笔、渊博的知识、深刻的识见！全文诵读，佩服得六体投地！ 遗憾的是，自从新浪博客在封杀中衰落，十多年前的许多有思想有见地的博客再也找不到了，从此，再也没有机会拜读学习李先生的文章了。