两个来往于东京和上海的男人

杜海玲

今天（9月27日）早上，我的朋友郭允发微信给我说：“昨天又出席了朋友的葬礼，朋友是画家周豪。有兴趣可念念他的自传。”并发来自传中写到郭允的内容。读后，就觉想翻译出来。经同意，翻译并发出来。

以下内容翻译自旅日画家周豪的自传《想当画家的少年》（原文是日语）。

几十年后，我在东京与一个叫郭允的男人成了朋友，当时我并不知道，他的母亲就是我曾经两年一堂课不缺地听讲的日语讲座老师。

我第一次见到郭允，是在2010年，在我的个展第一天。介绍我们认识的人，是银座的画廊“巷房”的女主人——东崎女士。巷房是我在东京两年一度发表新作的画廊。

在一星期前，东崎在电话里告诉我，郭允是朝日新闻的摄影记者，和我同是上海出身，郭太太在电通工作，郭允的爷爷叫郭沫若。

郭沫若，在中国是无人不知的名字，是文学家、历史学家、政治家，才华横溢的名人。在日本的中国通估计也都知道他。

个展当天傍晚，郭允夫妇出现在会场，我们中国式寒暄握手，一边微笑，一边眼里射出剑术家那样的犀利目光，仿佛要一眼洞察对方。这事我至今记得。

说是同乡同胞，其实有些人是我不想打交道的。就算身在国外，人的喜好也不会改变。有讨厌的中国人，也有喜欢的日本人。虽说要感谢介绍人好意，但仅仅因为同是海外国人就要介绍我们认识，也许是我狂妄，我并未为此欣喜。

那之后我们就去了后街的饭店过门香。这次聚餐，竟然东崎没来参加。原来，可能因为郭允兴起了银座大风，巷房的看板被强风吹得要掉落，为了等修理工，东崎临时来不了。

没有介绍人的饭局，但充满了关于绘画、关于彼此在日本的生活话题，聊得热闹极了。这家伙不错！他夫人奈奈是北京人，两个人的日语都非常流利，郭允现在也经常说：“在日本中国人日语好的只有三个人，周豪和奈奈，还有我。”——且不管可信度，却是席间欢乐的笑谈。

郭允拍摄过国内外的艺术家、作家、演员，每幅照片都拍到了大人物柔和自然的表情，我喜欢这点。小泽征尔、多明戈、卡雷拉斯……

身体和相机和咔嚓咔嚓的快门声，这几样连在一起，是郭允这个人给我的印象，比我个子小点，是个很有魅力的男人，对于我这样周围只有画家的人，他是珍贵的圈外人。

我和郭允的对话使用上海话、普通话、日语三种混杂。根据要表达的内容而使用最过瘾的一种语言或词汇，这让人有种淋漓尽致的酣畅感。

我和郭允国籍都是中国，其实他的祖母和母亲都是日本人，所以我有时恶作剧地说他身体里中国人的血不多。

我和郭允老家都在上海，又在东京工作，两边来回走动，出国都是在30多年前中国改革开放的胎动期——我们有很多相似之处，而且在感性和价值观上也相当一致。还有一点共鸣的，回国目睹日新月异的发展，总有种山间方数日，世上已千年之感。

东崎女士之前告诉我，郭允对古典音乐造诣很深，而得知他读着指挥者用的总谱而听音乐，还是让我吃了一惊。对于海内外的作曲家和演奏家都如数家珍，每当他谈起音乐，我都有种“这样的内容可以免费听到，这可以吗”之感。

有着温厚待人的细心，有着博闻强记的知识，还直爽犀利，这些迥异的个性在他身上体现，让人十分愉悦。懂得很多，却不夸耀，这性格让人欣赏。

还要加上一点让我俩交情深厚的，是威士忌，我俩都是威士忌族。他真是个时不时让我想起来要一起喝酒的哥们。

第二年元旦，我在南青山的个展，第一对观众是郭允夫妇。郭允问我，不在上海展览吗？那时我在上海还无缘相逢心仪的画廊。我告诉他，我最近蛮喜欢的，是韩国人经营的“泉水边画廊”，都是我喜欢的抽象画。听到我的话，郭允夫妇面面相觑。原来，那个画廊的人租的是郭允家上海的房子，也就是说，郭允是房东。

我每年春天在上海度过，得知“泉水边画廊”也是在那之后，也许只展抽象画的画廊对上海于时过早，在郭允为我牵线而我造访该画廊那天，正是他们要撤离中国的日子。啊，可真是无缘啊，我心中叹息。我还带了画去，面对画廊撤离，不禁泄气。然而峰回路转，一个白人客人对我打开的画饶有兴致。后来我受邀去了意大利办展览。

预想之外的结果，是郭允带给我的缘分。

又过了一阵，我们终于在上海相见了。我们两家其实只需要骑自行车15分钟。

我们在上海外滩吃饭。二次会理所当然去了郭允家。临走，他送给我一本《上海光影郭博摄影作品精选》，是他父亲的摄影集。他父亲是建筑家，也是摄影师。

第二天早上我兴致勃勃翻开摄影集，里面的照片都是改革开放之前上海的街道和弄堂，如今已都是高楼大厦。每幅照片都既是作品，又是资料。我从履历读到郭允的父亲也是和我父亲差不多时候（1950年）从日本乘船回国的，就随口问我母亲，晓得郭博吗？

“当然晓得，郭沫若的儿子，太太是日本人，刚来上海的时候，到邻居银行家屋里厢学中文的，听不懂的时候，经常喊我去做翻译。”

竟有这样巧事！我不禁湿了眼眶。我和郭允在异国成为朋友，却不知在父母那代就已有瓜葛。

在得知两家大人相识时，不巧郭允的母亲刚仙逝。如果早些知道，一定会为得知儿子们的交往而高兴。想象着两位老人在电话里叙旧的身影，我只觉非常遗憾。当然，这时候我还不知道，我曾经热心听讲的日本语讲座的老师，就是郭允的母亲。

为写这一章节，我和郭允夫妇确认，得知郭允的母亲那之后担任复旦大学教授，在日语教育和日本文化介绍中尽力，得到两国政府的表彰，还编撰了《新日中拟声拟态语辞典》。

再后来，我的父母也去世了。我家父母的墓地，和郭允父母的墓地，只相隔走路三四分钟的距离。这里也被安排了一个宁静的偶然……。