2006.05.21
　　
　　
　　小说与电影，是完全不同形式的两种艺术，以小说作为创作蓝本的电影完全有理由借其名打乱重来，解构出如《东邪西毒》、《东方不败》式的全新艺术品。然而，要看透《达.芬奇密码》却离不开对小说的理解。观完影片，不免叹息一声：对于小说故事内容的过于忠诚，令影片在思想性方面成为小说的“寄生虫”，仅仅满足人们繁忙工作之余追求轻松娱乐消遣的需要。
　　
　　小说作者丹.布朗作为执行制片人，使得影片保持了小说的原汁原味，讲述一个悬疑推理的故事。在法国讲学的哈佛大学符号学家罗伯特.兰登被卷入一桩命案，巴黎卢浮宫博物馆馆长雅克.索尼埃在馆内被杀，死前将自己摆作为一个复杂奇特的密码。兰登与索尼埃的孙女索菲.奈芙在对这些密码进行破译的过程中，发现在达.芬奇的艺术作品中隐藏着着一连串的线索，这背后是一个足以重改宗教历史的惊天秘密－－基督教传说中是圣杯的真相。如果圣杯在世间真正出现，那么耶稣作为神的面纱将被揭开，将他从万能的神坛拉回到凡间，从而彻底动摇基督教的教旨教义。
　　
　　影片基本完成了对一部小说的影视化再现，朗.霍华德延续着《美丽心灵》、《铁拳男人》中的镜头掌控能力，部分段落给我留下了较深的印象，突出表现在数字技术的恰到好处的运用上。对达.芬奇名作“最后的晚餐”进行移动、重组，使抹大拉玛莉亚偎依在耶稣身边的画面让我露出观影的笑容。兰登和索菲在去骑士教堂的路上，数字技术以模糊的形式让曾经的朝圣者出现在现代化的大街上，营造出一个怪异的鬼域，令观众仿佛回到《指环王：国王归来》的亡魂谷。
　　
　　然而，影片局部的精彩掩盖不了总体的乏善可陈（人个觉得，这不是一部值得花大钱进影院观看的影片）。寻“圣杯”式的侦探故事，在《国家宝藏》、《夺宝奇兵》中多次出现，而斯皮尔伯格的《印第安那.琼斯（系列）》体现的娱乐性至今也没有超越。一个全套的奥斯卡级的班底与一流演员的阵容，并没有留下可以言说的亮点。汤姆.汉克斯、奥黛丽.塔图、让.雷诺、伊恩、麦凯伦等一线明星的联袂出演充其量只为提升影片的好莱坞的娱乐精神而已，萦绕在脑海里的依旧是阿甘、莱昂、艾迷丽和甘道夫这些属于记忆的不朽形象。唯一的亮点是饰演赛拉斯的保罗.贝塔尼，这个在《温布尔登》与科斯汀.邓斯特谈情说爱的小伙，从花前月下的浪漫中摇身一变为信徒与撒旦的合体，将那种自我摧残与救赎的竭斯底里表现得入木三分，在我心中预定下一张奥斯卡最佳配角的选票。
　　
　　小说的全球畅销不仅在于环环相扣、跌宕起伏、引人入胜的情节，也在于作者丰富且详细至琐碎的宗教“历史”文化，构成了一个宏厚的宗教“历史”背景。对于这一部分的表现，影片基本上采用简要讲述性的闪回镜头，以数字技术进行黑白色彩的处理，这在减少影片的投入降低拍摄难度的同时，无形中消弱了小说具有的“历史”厚重感。最要命的是，对于不了解欧洲艺术与基督教历史、没有读过原著的观众来说，这种讨巧、偷懒的处理极可能产生一种茫然感，毕竟峋山隐修会、天主事工会、圣殿骑士团、十字军东征、菲波那契数列这些包含宗教派别冲突、政治历史、科学理论的事件与术语都是无法用片言只语所能交待清楚的，这也是为什么部分观众在走出影院后疑惑重重的原因。（我在想，为什么影片不在开始时做一些简要的交待历史背景的文字说明呢？这样的处理是否会更有助于普通观众的理解呢？）
　　
　　当然，这里所说“历史”的真实与否是小说与电影引得全球争论的最大原因。作者丹.布朗面对宗教信徒的抗议与反对，坚持自己小说关于宗教“历史”的描述是建立在可靠的历史资料基础上的。但是，丹.布朗毕竟是教书出身的小说家，并不是宗教界的专家，他所谓的“可靠的历史资料”来源于被史学界定论为伪作的《圣血，圣杯》。梁燕城博士曾一针见血地指出：“Dan Brown抄袭1982年Michael Baigent的著作《圣血，圣杯》（Holy Blood, Holy Grail）一书的观点，将之改头换面，用小说传扬。我在十多年前已买来读一读，发觉此书表面像做学术研究，实质却是随意假设和随意推论。此书对不懂文化学术的人有影响，但却过不了内行人的学术检证，故已公认为学术劣作。”。由此可见，丹.布朗仅仅是从野史中断章取义，真正的目的不在于还历史以真相，更多的是一种出于猎奇与取宠的心态，这与2002年马立诚之于“中日关系新思维”、2005年刘心武“红学之秦学研究”的论调有几份相似，赚足了世人的眼球，也遭遇了业界专家嗤之以鼻的对待。
　　
　　这种失实的“历史”事件并不违背小说与电影作为艺术的创作原则，它们来源于生活又高于生活，允许各色各样的虚构。抛开对于历史真实性的争论，作为纯粹的小说与电影，丹.布朗虚构的这个密码故事并不仅仅是将一个受人仰拜的宗教的“神”还原为一个凡间的“人”，如果仅仅是揭开耶稣的这个“面纱”，那么小说与电影也就难免落入俗套与浅薄。在《达.芬奇密码》中，我们可以看到传统文化与现代文明的冲突与交融，可以看到现代人对宗教信仰的怀疑与坚持，这才是小说的思想价值与电影的拍摄价值所在。
　　
　　社会的发展以及与之相伴的人类价值观念的颤变，令当代社会越来越与传统决裂，拜金主义、拜权主义、鸡鸭满街走的乱性滥交、影视歌舞明星淹没精神偶像等等现象，都已突破原有道德观念的范畴。感官刺激和生活享受成了人们最大的快感，对于宗教的籓篱越来越感到不适。这种信仰的迷失与危机感让人类有种冲破宗教的欲望，企求人类彻底走出宗教宣扬“神”的指导时代，进入个人理性自主的生存阶段。由此产生这样一种种需要，将支撑宗教存在的不可亵渎的“神”拉到“人”间，进而实现对宗教的颠覆。因此，小说中兰登教授所说：“世界上所有的信仰都是建立在捏造出来的谎言上，这就是信仰的定义。接受那些我们想像中是真实的、却无法证明的事情。每种宗教都得透过隐喻、寓言还有夸张的故事描述神，从早期的埃及到现在的主日学，隐喻能帮助我们的心灵去处理那些我们无法处理的事情，当我们开始完全相信我们自己的隐喻时，麻烦就出现了。”“我是个历史学家，我反对毁掉文献，我会乐见宗教学者有更多资料去思考耶稣基督的另一种生活。”这种生活就是丹.布朗笔下耶稣取妻生子繁衍后代的生活，是一种要把“神”还原为“人”的生活。
　　
　　同时，《达芬奇密码》也体现了宗教的力量，从中透射着传统文化对于现代文明的包容性。虽然人类认识与改造世界的能力极大提升，“神”的光环在人们的信仰中极大弱化，但远远没有到消失的那一天。今天的人类害怕信仰彻底丧失，怀疑心灵没有皈依后，生命是否真的会如想像中的自由与完美？所以，丹.布朗与朗.霍华德们反映出一种小心翼翼的矛盾心态，一方面企图颠覆，一方面又不敢打破。在小说中，兰登教授无法销毁基督信仰的文献，他认为：“《圣经》代表着这个星球上千百万人的基本指标...如果你发现你能否认基督信仰中那些神圣故事的文献，我们应该这么做吗？”“至于那些真正了解信仰的人，都晓得这些故事是隐喻。”当电影中“真相”大白后，面对索菲对于是否再信如“凡人”般的耶稣的疑惑，兰登教授讲述了自已童年掉进水井里的旧事：在那一晚的水井中，唯一所做也能做的事就是祈求上帝的保佑，保佑他平安无事！这等于兰登替创创作者做了回答：在今天，信仰所依附的是“神”还是“人”已经不再重要，信仰只是代表人类的一种心理希望与寄托。
　　
　　《达芬奇密码》追随了20世纪西方对于信仰问题方面对上帝乃至基督教作“现代化”改造潮流。但是不论是丹.布朗，还是阿基瓦.古斯曼和朗.霍华德，他们都没有勇气对宗教进行彻底的颠覆。事实上，历史上伟大的哲学家也没有实现这种彻底的背离。面对一个颓败而又分崩离析的所处时代，尼采高呼：“上帝死了”。这一呼声意味着曾经支撑人们行走的冰面已经消融，意味着基督道德信仰的失效。但是，尼采也反对“认为一切价值的虚构都是无意义”的虚无主义，强调“宁可让人追求虚无，也不能无所追求”。
　　
　　法国思想家托克维尔曾说：”一个人如果不想成为奴隶，那就必须要有信仰。”信仰对于人类的重要性从中可见一斑。信仰可以让人类获得解放，缝合阴暗灵魂的裂痕，从自我毁灭的状态中重生；然而，信仰也是把双忍剑，既能让人自由，也能让人成为奴隶，摧毁人的灵魂，令“朝圣者”成为新的奴隶。作为世界三大宗教的伊斯兰教，“伊斯兰”是阿拉伯语译音，原意就是“顺服”，意指顺服唯一的神安拉。宗教的这种奴隶性在影片中有明显的体现，不论是阿林加洛沙还是赛拉斯，在他们身上都体现着“朝圣者”和“奴隶”双重特点。主教为了保护基督信仰不被破坏而不择手段，陷入道德背叛的泥潭。更能体现信仰内在冲突的是赛拉斯，他是一个最为悲情有人物，影片只用一个小小桥段再现了他苦难的儿时，阿林加洛沙救赎了他的灵魂，让他皈依基督信仰。影片中的他充当着杀人的工具，却时时刻刻不忘记佩带苦修带，杀人前后鞭笞肉体以求灵魂救赎，始终相信杀人也是清除灵魂罪恶、进入上帝的圣所的苦修。
　　
　　影片和小说最后的处理，归根结底是西方人对宗教根深蒂固的依赖。这里面有着现实的需要，也有着理论的支撑。社会学家马克斯.韦伯在其《新教伦理与资本主义精神》一书中提出：“资本主义精神的产生是与新教伦理分不开的，新教伦理认定，上帝所要救赎的并非全部世人，而只是其中的‘选民’。谁将要成为‘选民’而得到救赎或谁将被弃绝，都是上帝预先确定了的，个人的行为对于解救自己无能为力。于是教徒们将勤奋工作、创造财富当作一种天职，其并不是为了创造可供于享受和挥霍的财富，而是为了证实上帝对自己的恩宠，并以此证明上帝的存在。正是这种把勤奋工作当作天职的新教精神，催化了资本主义的诞生。”影片的最后，兰登最终领悟到索尼埃馆长密码最终的答案，在繁星闪烁的天底下，虔诚地跪倒在卢浮宫玻璃金字塔前，那是对得到了“安息”的圣杯的膜拜，是人类在宇宙面前的谦卑，表现出一种难得的人伦尊敬。至此，小说与电影才告终，表达了不论耶稣是神还是人，今天的人类还无法摆脱对于他所代表信仰的彻底离弃的思想取向。
　　
　　所以说，面对宗教面对信仰，不论是哲学家的尼采，还是小说家的布朗，抑或是名导霍华德，他们纵使都有揭开耶稣神秘“面纱”的愿望，但在实际言论与行动中，总显得欲揭还休，带着“面纱”的基督耶稣依然是西方人不愿放弃的灵魂的归宿。正如《坦旦尼克号》的一幕，当豪华轮船撞冰山下沉时，无法搭上救生艇的人们都显得惊惶失措，唯独教士万般从容镇静，唱着圣诗等待着灾难的降临：愿与我主相亲，与主相近！