看小说的旧事

王一敏

时间后退四十九年。

1975年秋，丽娃河畔热闹非凡。不知道是谁的指示，好象全上海的人都涌到了华东师大，人们伸长脖子，忙着看大字报抄大字报，把校园挤得水泄不通，天天如此。

这个时候，我也快活地忙着，每天捧着当月的《红旗》杂志，坐在图书馆阅览室的一个角落里。党刊大开面，白色的封面上，大红的毛泽东手书提字，格外醒目，它曾给心虚的我，带来了某种安全感。那时，我正痴迷外国小说，不能自拔。然而，欧美经典小说属于毒草，不能外借，只是文科生有优待，凭学生证可以在外国文学阅览室内部浏览。尽管合法，但大局当前，不参加运动埋在毒草中，实属不务正业。

借古喻今、讽今、批今，也不知是谁发明的斗争方式。批林批孔还要批水浒，这让我所在的历史系师生必须首当其冲。校方不仅给予历史系最大面积的大字报版面，还要求系里每天都要贴出新的战斗檄文，急得政治指导员天天盯着大家催任务。我自然也逃脱不了必须胡说八道的命运，装着心潮澎湃的样子，天天往图书馆跑，美其名曰查资料。不过，此时的我，已经活过了二十个年头，心里清楚自己真正的厌恶与喜好。

十三岁的时候，父母被革命，我逍遥在家，整天无所事事。一时热心地跟着同学王英，向她的妈妈学习纳鞋底，这种山东老区的千层鞋底，针法灵活，组合自由，不但美观，而且还能表现女人们的各种心意。但是小猫抓蝴蝶，没多久，我的心思就散了。

那时家里山中无老虎，猴子称大王。正巧阿阳哥从马兰基地到上海出差，看见我们几个没头苍蝇，无法无天，便决定从沧州饭店搬回家里住。这个北大核物理专业出身的军人，不知是否是笼络我们，一到晚上就给我们讲故事，从徐文长（徐谓）的民间传说到欧洲文艺复兴时期的文学作品，令我们五体投地。记得他讲基督山恩仇记的时候，家庭氛围空前和谐，姐妹三人分担的家务，一改往日你少我多的口仗，大家争先恐后完成，只为恭候阿阳哥开口。他却常常卖关子，一讲到关键时刻就下指示，要我们保证这保证那。

阿阳哥出差结束离开上海不久，宝烽舅舅从山东工学院调回上海，这个年纪不轻的王老五，在上海滩有许多老朋友，其中不少是有点家世的人。他外出回来，皮包总是胀鼓鼓，我们以为他买了好吃的一个人独享，心里很痒痒。偷偷钻到他的房间，发现桌上堆着很多书，封面都用牛皮纸包着，其中有巴尔扎克的《高老头》《贝姨》，还有托尔斯泰的《战争与和平》《安娜卡列妮娜》，狄更斯的《双城记》，罗曼罗兰的《约翰克里斯朵夫》，雨果的《悲惨世界》等等，我和姐姐觉得新鲜，囫囵吞枣地乱翻，也许正值青春期，我当时专捡描写爱情的细节看。而当时家中的书柜里，除了字典，只剩下马恩列斯和毛选。

宝烽舅舅把我们当小孩，指东道西，居高临下，我不服，倔头倔脑，有一次，他真生气了，当着众人面，说我颧骨那么高，长得象慈禧，还找来一块厚厚的“砖头”，翻出里面慈禧的照片，叫大家来看。这块“砖头”是傅义的《我的前半生》，让我一直记恨在心。

不久逢下乡，先插队上海近郊，有空常上叶涵那里串门，叶涵是儿时玩伴，也是知青，一个人住在乡间的一个大祠堂里，她的床头放着《资本论》，每晚挑着油灯，靠它打发时间，我拿过来翻了翻，却一个字也进不了脑子。后来叶涵离开农村，成为沪上大律师我一点儿也不奇怪。

1969年，黑龙江边境接连发生珍宝岛事件、吴八老岛事件，中苏关系剑拔弩张，黑河地区到上海招收知青，我和王英等同学报名奔赴北国漠河边境。我们落户的屯子北纬52度，紧贴黑龙江右岸。百余名上海知青和十几位上海下放干部的人数，早已超过了屯子里的原住民。而屯子的对面，黑龙江左岸有一个苏联小镇清晰可见。那里虽然有一个高高的岗楼和荷枪实弹的绿呢军衣士兵，但更多的是穿着花衣衫的妇女和孩童，以及彩色门窗的木刻楞小屋。

一个春日，望着对岸的生活景象，上海下放老干部赵介纲捧着茶缸子情不自禁地讲起了《战争与和平》中西伯利亚的风景，特别提到了安德烈和娜塔莎的故事，涉及久违的文学禁区，让我喜出望外。老赵原是上海青年报的主编，满肚子墨水，当他发现眼前的小黄毛丫头，居然知道这部书，还能凑上一些情节，也非常兴奋，我们拉开话匣子，一发不肯收，有一种在荒漠遇知音的喜悦。后来，他回沪担任了上海市文化局长，而我们的友谊也因托尔斯泰而长久保持。

再回到我在华东师大外国文学阅览室埋头看毒草的日子，虽然小说愉悦滋润了干渴的我，但人还是提心吊胆的。就是阅读到最兴头的时候，也绝不会忘了自己在哪里。如果有人走近过来，我的心会突突地狂跳，不得不用红旗杂志挡住，装样在研读党刊……